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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悲剧人生

丁玲的悲剧人生
丁玲的悲剧人生

丁玲的悲剧人生

丁玲晚年言行偏左。是因为她档案里一直有“污点”

1979年,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贺敬之去周扬家拜访周扬,期间,两人谈到丁玲。周扬对贺敬之说:“丁玲的女儿蒋祖慧来,我对她说:你妈妈的右派问题和反党集团问题应当平反。另外过去说她两个‘点’――疑点和污点――疑点已经消除了,污点是有的,不能动。”周扬对贺敬之解释说:“疑点是指丁玲来延安是否接受国民党的指派,污点是指她与叛变后做了特务的冯达在莫干山依然长时间同居并受到国民党保护是变节行为。”

周扬这番话对一半错一半。当时,在丁玲的档案中,她的“污点”确实存在,但这污点不是与冯达同居(这一点中央早有结论),而是她为摆脱国民党软禁,曾给国民党写过一份申明,大意如下:“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

丁玲到延安后,康生曾在党校中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康生是1938年说这话的,丁玲1940年才听到。气愤之下,丁玲去找毛泽东,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她要求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做出书面结论。毛泽东听了丁玲的

陈述,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于是丁玲写信给陈云,要求中央给自己一个结论。中央便委托任弼时对丁玲进行调查。1940年,中央组织部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对丁玲做出如下评价:“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1943年,延安进行大规模的审干、抢救运动,期间,丁玲在整风中写的一份材料里,向组织交代了此前未曾透露的新情况,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那个申明信:“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这个条子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然而,在一个斗争之弦绷得过紧的年代,丁玲为这个“声明”吃尽了苦头,而她的对手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子,予丁玲以沉重打击。1984年,中央组织部对丁玲问题彻底平反后,老对手周扬仍抓住这一点,说丁玲污点还在。

由于丁玲交代了她曾给国民党写过这样一个条子,延安

对丁玲的那段历史又作了新的调查。最终形成一个初步结论《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这份结论认为,丁玲写的那个字条,应为“悔过书”:

“(丁玲)所写字样的内容,不是明确的以共产党人的面目写的反共自首书。我们认为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

丁玲于1933年5月被捕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居留时间中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1936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形,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T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丁玲来陕北后的工作中,是有一定成绩的,1942年所发表的几篇坏文章(如:《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是由于存在着对党不满情绪,以及思想上的错误。但,必须指出其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在人事关系上,对党外作家无原则迁就(如对萧军等),以及宗派主义等等,是由于缺乏原则性,不是其他政治关系。”

虽然这个结论是初步的,且是中央党校作的。但中组部并未发文肯定或否认这个结论。所以后来,丁玲仍“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

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丁玲在南京被软禁的这段历史一

再被提起,且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

1955年,丁玲、陈企霞被错误地作为“反党小集团”定案,对丁玲南京的那段历史又有了新的说法。

1956年的10月24日,经过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宣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个结论的最后虽认定“丁玲同志被捕后这一段历史已经审查清楚”,但将丁玲写纸条一事定性为“在敌人面前屈服”,“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让丁玲从此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正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收到《文艺报》编委一个报告,报告称:根据毛泽东指示,准备在报纸第2期组织一个特辑,总标题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毛泽东当即给几位主编写了批语,并对编者按进行了修改。

批语说:“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对按语,毛泽东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修改后的按语气势磅礴,笔力千钧,充满了火药味和战斗力:

“再批判什么呢?主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

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伟人发话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中宣部对1956年10月24日所做的结论又作了修改,将丁玲写申明书重新定性为“政治上的自首变节行为”。

到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恐怕出于形势需要,对丁玲的批判再次升级,新结论中出现了更为刺眼的内容:“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

1979年,丁玲复出,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了复查,形成《关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这份报告只是撤销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却维持了中宣部1956年10月24日所作的《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好不容易,丁玲复出了,可以发表文章,自由活动了,但档案里有“污点”,心里有“石头”,她能舒坦吗?她能不心有余悸吗?在一篇文章里,丁玲坦承,她别无选择,只能带着这粗壮的“尾巴”活下去。

那段时间,丁玲小心翼翼,说话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不敢越雷池半步,有时明显偏“左”,甚至上纲上线。于是,一生吃尽“左”的苦头的她,到了晚年,却被封为“红衣主教”,“80年代,当文艺界的右派一个个以饱蕴历史苍凉的力作竞相走红,而‘左’字成为举国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时,丁玲却又鬼使神差地被某些人封为‘左派’,在一种无形的舆论中被戴上‘正统’、‘保守’,甚至‘红衣主教’、‘棍子’之类的帽子”。

1982年9月,在列席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丁玲慷慨陈词:

“党中央对于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及时敲响了警钟,明确批评了领导上的软弱无力。在思想意识上的严重的敌情面前,在党中央的严肃批评面前,有的人能及时警惕,但也有一些负责同志放不下一贯正确的架子,从不在适当的场合写文章或讲话,作一点认真的具体的自我检查和必要的自我批评,而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好像总有难言之隐,难于和中央完全一致。”

显然,丁玲这段话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向老对手放了一支“冷箭”。

于是,有人很自然地把丁玲那段时间言行偏“左”,归结于她的意气用事,也就是故意和周扬唱反调。当周扬开始忏悔、认错,宣传创作自由,她丁玲就偏偏要高谈,共产党员即使饱受打击,历经磨难,也要无怨无悔,而且强调,创作不能无原则地自由,因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文艺就应该为政治服务。

丁玲晚年的言行,确有刻意和老对手周扬唱反调的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丁玲并未得到彻底的平反,她档案里还有“污点”,所以,她说话只能滴水不漏,行为不容有任何闪失。丁玲晚年言行的“左”,主要还是因为恐惧。这在她的日记和书信里有充分的表现:“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员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

形式,仿《狂人日记》。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但一觉醒来之后,又有些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在给朋友的信里她也吐露了内心的忧虑:“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得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全国都有耳,小报告四处飞,我惹不起人。”

复出文坛后未获彻底平反,丁玲在公开场合总是不敢畅所欲言。不过,私底下,对熟人,丁玲却坦承主席晚年犯了错误,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之所以晚年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

她曾对共事多年的杨桂欣讲了两个毛主席的故事,并叮嘱对方,不能“马上写文章去发表”。两个故事如下:

(一)“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他自己写过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

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二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二)“另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聊天,他怀里正抱着一个小男孩。我们正聊着,小男-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竞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首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主要的句子,这么多年了,我忘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明明知道,老人家的头脑中有帝王思想,却不敢说,原因无他,就是怕。

直到1984年中组部为她彻底平反后,她内心的恐惧才完全消除。我相信此后的丁玲说话时,顾忌会少许多,可惜

的是,老天留给她的时间已不多了。

彻底平反对丁玲来说,简直就是重获新生,她说:“当今年5月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到我家里来给我看了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通知的时候,我很自然流露出一句话来:我可以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很自然,我觉得现在再没有我担心的事情了,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我只想到这么一句。”

陷入整人和被整的残酷怪圈中

丁玲的一生充满坎坷,充满磨难,来自敌人的“明枪”让她心痛,来自“友朋”的“暗箭”令她心寒。这一辈子,她在大批判的漩涡里载浮载沉,无数次成为靶子,被迫“体验”万箭穿心的感觉。不过,丁玲一生数次受伤,但也伤人无数。一旦别人成为了靶子,她也会毫不犹豫“拿起笔作刀枪”,且招招致命,箭箭穿心。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经丁玲之手发表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上。不久,这篇文章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一道惹得中央高层震怒,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丁玲声色俱厉地说:

“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

机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因此文艺界比对一切事都更须要有明确而肯定的态度,不是赞成便是反对,不准许有含糊或中立的态度。那么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说是揭发他的掩藏在马克思主义招

牌下的托派思想,和他的反党的反阶级的活动,粉碎这种思想,打击王实味这人……并且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

这里,丁玲不仅给王实味扣上“反党”、“托派”等骇人的帽子,还警告了其他人:不许对王实味有哪怕一丝的同情,否则就是失去了严正的立场。

丁玲、王实味同样是因文惹祸,可谓“本是同根生”,而现在为了和王实味划清界限,她义无反顾“相煎何太急”了。其实两人当时都是落水者,而丁玲则试图踩着对方的肩膀爬上岸,够狠!被伟人点名批评,丁玲当然要找突围的路,但你哪能通过把别人的路堵死的方式来为自己找出路呢!

1951年8月25日,《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发表了丁玲的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由于丁玲当时位居要津,是文坛的领军人物,所以这封信,使得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讨论升级为一场“运动”。

在公开信中,丁玲写道:

“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作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等的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拥护什么呢?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还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这篇小说之内的,一切属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给他们以空隙,他们就借你的作品大发议论,大做文章。因此,这就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为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下前进,因此陈涌同志有了对你的批评。这是非常好的。当然,陈涌同志很谨慎,他的确还没有击中你的要害,但跟着,许多读者也对你批评起来了,不管这些批评有没有说透彻,但热情地关心这些问题,这对于你,都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也更觉得有责任来发表点意见。”

丁玲这番话是暗藏“杀机”的,她说《我们夫妇之间》“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并且这种倾向还是“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

了”,现在,要通过萧也牧的作品“复活”。丁玲这番话,言辞虽铿锵有力,论述却蛮不讲理。抬出伟人的话,谁敢与其争锋?

在信的末尾,丁玲语气突变:“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在哪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那些属于你的读者,也会有些变化的,尤其是知识青年,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

“批评”变成了“批判”,通信变成了教训,语言变成了棍子。萧也牧挨了这记闷棍,人生之路陡然转向。

王蒙说,丁玲的这篇公开信“消灭”了萧也牧,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考虑到当时的丁玲贵为《文艺报》主编,她的这封公开信确实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说此文拉开了批判萧也牧的大幕,决不为过。

至于丁玲为何突然以犀利言辞批判萧也牧,有人认为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们夫妇之间》有问题”的。秦兆阳在1978年2月22日给黄伊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萧也牧同志是最早受江青迫害的一位作家。大约是1950年,据《文艺报》编辑部透露出来的消息,当时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们夫妇之间》有问题,《文艺报》才写文章批评的。当时江青就在文艺界搞些暗中活动,常到丁玲的住处多福巷串门,当然要挑拨是非。《夫妇之间》是解放后最

早受批评挨棍子的一篇小说,也是江青最早搞罪恶活动的成果,从此也牧同志就永远不能抬头。究竟《夫妇之间》这篇小说有什么问题呢?我的记忆,丁玲当时在文艺报的批评文章,是说它‘虚伪’、‘小资’,据我的记忆。很值得重新考虑。即使是有缺点,也不应该为此上纲到骇人的程度。我希望,你们可以请冯牧同志或别的同志再看看过去的资料,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由此可知,丁玲那篇公开信可能是奉命之作。她和老对手周扬一样,都有过“奉命整人”的劣迹。她奉命整了萧也牧,周扬奉命整了她。

不否认,丁玲是出于革命激情来批判那些曾经的同志的,然而,别人批判她不也是出于同样高昂的革命激情吗?

关于那个非常时期“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批判,作家徐光耀有这样的分析: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王鞭’的逆境,便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致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苦,情形确是这样啊。”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责任编辑:谢建平

浅谈贾宝玉

浅谈贾宝玉 一、贾宝玉人生悲剧的原因分析 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与性格的“乖僻邪谬”,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 首先,贾宝玉的悲剧命运,与他的贵族家庭的衰败,乃至他的阶级的衰败有着必然的联系。《红楼梦》中所描述的是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日趋没落,政治上极度腐败。在第四回中,作者借门子之口,道出了护官符的作用,点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他们上通朝廷、下结州县,“一损皆损、一荣皆荣”。而像贾雨村这样的封建官员,更是投机钻营、趋炎附势。“他的良心是写在…护官符?上的”。2这一切都揭示了封建官僚的腐败,更是预示了其从腐败到衰败的必然命运。贾府就是这个衰败的典型。《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已是由盛转衰的时节,家族内部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其生活仍是穷奢极欲。一顿螃蟹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一盘茄鲞要用十几只鸡来做配料。秦可卿死后光是棺材板就用了一千两银子。为了迎接元妃归省,更是大兴土木,造得“琉璃世界、珠宝乾坤”,连元妃本人都感叹“太奢华浪费了”。在奢侈的同时,贾府上下,还充斥着荒淫。贾赦、贾珍、贾蓉、贾琏无一不是衣冠禽兽,其淫乱无耻已到了乱伦的地步。这些“个人无节制、无止境的欲求又必然导致相互之间的你争我斗、勾心斗角。这些都揭示出贾府荣华富贵的表面之下所掩盖的无法治愈的痈疽”。3说明这个家族已是彻底的肮脏、没落,已经是无可救药。而可悲的是贾宝玉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的形象在贾府社会悲剧的发展过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家族衰败的关键时刻,贾宝玉是最后一个有可能,也有条件实现金榜题名、家族振兴的人物。他是贾府的继承人,是贾家的希望所在,他应该走一条科举荣身之路,以便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他也应该找一个“德言工貌”俱备的女子做妻子,主持家政,继续家业。贾政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设计和塑造宝玉的,但是他却力图挣脱家庭强加于他的名缰利索,要做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富贵闲人”,他“最不喜务正”,“不肯念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在婚姻问题上,他也不愿考虑家族利益,不愿按传统道德的要求去做。这就与家族、阶级的需要形成了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规定的生活道路,他便成了“不肖子孙”。与家族要求形成的格格不入之势,就注定贾宝玉人生的最终结局必将是悲剧的.其次,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的形象充满悲剧色彩。贾宝玉生长在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此时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社会都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思想是有着深刻矛盾的“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这一形象变得特别复杂”一方面,贾宝玉的思想中有着许多不同于传统的东西,但同时,他的思想又与封建传统,与其所属阶级的意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很多割不断的东西。在贾宝玉看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5他鄙薄男子,把女儿当作心目中的上帝,甘愿充当女儿的杂役。这一点,极大地驳斥了封建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但在同时,他对不同身份的人,又能一视同仁。见了未婚女子便是“无价之宝”,见了已婚女子就又成了“鱼眼珠”;做官的都是“国贼禄鬼”,不做官的又都是奇士雅人了。此外,贾宝玉厌恶贾府男性主子的淫荡生活,同情鸳鸯、平儿的遭遇,然而他自己却在青天白日下与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甚至当着王夫人,调戏金钏,导致金钏跳井身亡。他同情贫贱之人,珍重贫贱之交,但他也不厌富,只是觉得“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类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他还强烈批评了“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信条。但是,他却从未否定君权与父权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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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楚华:80后注定是中国五千年来最悲惨一代 2010年08月19日10:18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281 条 叶楚华青年经济学人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有一句名言:人口就是命运。 现在中国六七十岁的夫妇通常有三个以上的孩子,三四个孩子赡养一两个老人相对容易。而经历计划生育的80后这代人则是一两个孩子要赡养两个老人,养老负担空前沉重。 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给老人送了终,是时候退休享享清福了吧?对不起,我们的“九九八十一难”还没结束! 我们安享晚年需要多少钱?1987年城镇居民认为维持自己晚年的消费有有3万元完全足够了。由于通货膨胀, 2007年退休的人认为自己需要30万养老金,完全可以想象,2027年退休的人很可能需要300万才能度过余生。那80后等到2047年退休需要多少钱呢?有人测算,由于物价上涨,80后夫妻两人退休后光吃饭就得花200多万。 攒够这些养老钱看来我们靠自己是不行了,那我们能靠下一代吗?先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代有多少。1979年,中国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三分之一.而到了2009年,比例竟然不足五分之一。这意味着几十年后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太少,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够,中国没有能力养活这么多老年80后。 为了减轻下一代的负担,很多80后将被迫工作到70多岁。 中产梦对“80后”来说,几乎永远不能实现 绝大部分80后都有一个中产梦,培育中产阶级需要一个优良的教育体系,需要大量文化创意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工作岗位,需要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需要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我们一无所有! 成为“房奴”或者“孩奴”,至少是进入“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大部分80后要么没工作,要么低工资,连当“房奴”或“孩奴”的资格都没有,整整一代人“想做奴隶而不可得”,在沦为高房价“看客”的同时,还要承担中国空前的养老压力,我们不得不感概80后真是新中国最悲惨的一代。 80后的幸福是个传说?

《人生》中刘巧珍爱情悲剧原因的进一步思索 毕业论文

《人生》中刘巧珍爱情悲剧原因的进一步思索 [内容摘要]本文对《人生》中造成女主人公刘巧珍的爱情悲剧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刘巧珍是路遥笔下传统美的化身,她美丽、质朴、单纯。她认真对待生活,执著面对爱情。在80年代初封建闭塞的西北农村,巧珍敢于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而追求自由恋爱,她的身上折射着新时代的光辉。 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巧珍的爱情还是以悲剧而告终。除了当时社会以及周遭环境对她的压抑和束缚之外,巧珍自身的内在因素也对这段感情的失败不无责任。巧珍她一方面感奋着新生活的召唤,却又在愚昧中、在旧观念旧道德的限制下,窒息了精神世界的发展;自我意识觉醒得不彻底;而且在爱情上缺乏自立自强的精神。我从四个方面对导致刘巧珍爱情悲剧的内在因素作以梳理与分析。 [关键词]刘巧珍爱情悲剧内在因素 ①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悲剧观的要点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在他们看来,所谓悲剧冲突,是指“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在路遥的小说《人生》当中,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就是一出悲剧。诚然,悲剧的发生其社会与环境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作为男女主人公本身来说,自身的个性缺陷和面对考验时所做的抉择也是形成悲剧的原因之一。巧珍是一个集真、善、美为一身的女子,而且她的身上还折射着新时代的晶莹光彩。巧珍的悲剧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也引发了我们进一步的思索。 刘巧珍,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姑娘,她有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善良、纯真、谦让、温柔、朴实……“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加上她那颗“金子般的心”,就“形成了她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她爱高加林爱得那么深沉。这种爱,在传统的爱情道德中又折射出对具有文明特征的新的生活的追求。 巧珍她是勇敢的,她同样渴望着现代文明,对自己挚爱的人敢于义无返顾地追求。世俗的偏见根本无法动摇她的决心,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有着高加林所缺乏的另一方面的勇气:那是在辛勤劳动中铸造的一种可贵的勇气。它比小知识分子的虚荣自卑不知要可贵多少倍! 她勇敢地背叛了古老而守旧的乡村习俗,近乎狂热地追求自由恋爱,不愿屈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也不管什么门当户对。即使自己是村里所谓“财神爷”的女儿,也不嫌弃高加林的家徒四壁、生活贫寒。满怀倾慕的是高加林的文化知识和个人素质。她默默地爱了高加林好多年,在加林到县城上学和在村里当老师的时候,她没有勇气向“有文化”的加林哥表达情感,她认为自己没有文化,配不上高加林。当高加林的教师职位被村支书的儿子“合理”地顶替后,她为加林鸣不平,她能对高加林表现出的愤懑和悲痛感同身受。巧珍在高加林落魄的时候主动向他剖白心迹,而当他们正陶醉于爱情的甜蜜时,高加林又有了新的进城工作的机会。高加林的地位逐渐上升的时候,巧珍的位置渐渐下降,她最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当她被抛弃时,她并没有寻短见,尽管她内心在流血。而她在遭受如此重大感情挫折时依然不失“菩萨般的心肠”,不对落难的“负心汉”落井下石,这是何等动人的情操! 那么被刘巧珍这样深深爱恋着的高加林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农民的儿子,但

谈贾宝玉人生道路及现实意义

谈贾宝玉人生道路及现实意义内容提要:《红楼梦》由清代小说家曹雪芹所著,是一篇用“血泪”倾注的批判式半白话文小说,主要是写以贾母、贾政等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和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贾宝玉为代表的反封建势力的矛盾斗争。贾母、贾政等统治者本来对宝玉寄以很大希望,盼望宝玉重视“经济仕途”,成为地主阶级事业的忠臣孝子。可是宝玉却走着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是由贵族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叛逆者。“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统治者为其所规定的读书应举的生活道路,由此也有不少值得我们研究的现实意义。 谈贾宝玉人生道路及现实意义关键词:贾宝玉叛逆人生道路现实意义 贾宝玉,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主要的人物,别号怡红公子、绛洞花王、富贵闲人。由神瑛侍者脱胎而成,幻化为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女娲补天剩余石,并由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带入凡间,生得“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原文①《第三回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促使他背叛了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他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生活。在他心眼里,人只有真假,善恶,以及美丑的划分。 一﹑贾宝玉人生道路的概述和形成原因 1﹑贾宝玉的“不肖”与“无能”,让他走上了一条叛逆的路。 《红楼梦》塑造了一个被贵族家庭、封建阶级视为“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富贵子弟贾宝玉。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描写他的那两首判词《西江月》(《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这两首词,字面上句句是对宝玉的嘲笑和否定,实质上句句是对他的赞美和褒扬。从封建阶级伦理道德标准衡量,宝玉是个被否定的人物;可从作者的人生观和社会观来看,他却是个和那些国贼禄蠹完全相反的、保持着人类善良天性的真正的人。两首词句句都是反话。

丁玲小说的艺术表现特色

丁玲小说的艺术表现特色 一 丁玲作为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将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倾注于她痴情的文学创作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在她的创作中,不仅能够触摸到一个沐浴五四阳光迅速成长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脉搏,而且可以发现其孜孜不倦地坚持探索和追求文学的历程。她的创作道路视为现代女性文学成长的一个典型范例。纵观丁玲的创作,明显的有这样几个阶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这个时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个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杀日记》(1928年)、《一个女人》(1930年)。这些作品标志了一个新的时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篇什。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时代冰心、庐隐、冯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涵——对封建专制的抗争和叛逆;另一方面塑造出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追求的知识女性的典型。她们身上既有浓重的空虚、苦闷、绝望的感伤主义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莎菲女士就是她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者。从小说的叙述方式看,丁玲作品虽有五四郁达夫自传体小说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的感伤情怀;但刻画的大胆而富有饱满感情的倔强女性性格、细腻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复杂内心,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标志着五四感伤小说的终结。 其二,1930年至1936年。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左联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创作由此发生了较为重大的转变。顺应时代的发展、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丁玲首先将创作题材转向社会革命,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1930年)、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恋爱”模式化的作品。前者叙述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革命者韦护与热情浪漫的少女丽嘉相爱的故事,重心却在恋爱和革命活动的冲突上,面临不可解矛盾的韦护最终忍痛出走,丽嘉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也决心抛弃个人情感,投身社会;后者只是将人物换成了望微和玛丽,革命与爱情矛盾的结局是两人的分道扬镳,各人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些创作形式带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对于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的准确刻画,对现代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过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实揭示。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由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向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转变所作的探索性的积极实践。当时,左联的执行委员会在决议中呼吁作家们:“要产生新的作品”,“用大众作主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够迅速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积极进行尝试。她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水》(1931年)、《夜会》(1933年),长篇小说《母亲》(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真实地再现激变的农村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灾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线条地勾勒出农民觉醒、反抗的群体雕像,当年就被冯雪峰称赞为“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新的小说”。[2]丁玲的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左翼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题材开掘的巨大现实性;阶级视角的社会批判性;广阔生活图景的写实性。在此实践中,丁玲摆脱描写知识阶层的巢臼,开始描写农村生活,反映了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执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这里丁玲在延安的创作时期。1936年冬丁玲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讯、速写、印象记等文学样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后以小说谱写解放区新的时代风貌,创作了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4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等。这些作品标志丁玲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成熟。与她过去的作品相比较,与其他同在解放区的作家创作相对照,丁玲小说最成功之处是,她尊重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展示一个伟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巨大颤动。她既满腔热忱地歌颂和描写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新生活、新风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讳地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从而使其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时候》是被列入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农村少女贞贞逃离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却未能挣脱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尽了凌辱和蹂躏。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灵魂,呼喊着“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在日军军营里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传递情报。最大的精神痛苦,还是回到村子里她的经历和努力并不被人们所理解,异样的“同情和怜悯”的眼光使她难以忍受,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奔向延安。小说的价值正是通过人物灵魂的

论林黛玉的人生悲剧

论林黛玉的人生悲剧 权进凤 摘要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王国维先生称之为“悲剧之中悲剧”。小说成功塑造了众多带有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而其中最令人动容的当属曹雪芹笔下的宠儿林黛玉,她的眼泪从春流到夏、秋流到冬,浸透了生命的每一寸光华。本文通过主人公的人生境遇、性格气质、才能、爱情分析其中体现出来的悲剧意蕴,并综合以上四点揭示林黛玉悲剧的必然性。 关键词:悲剧;境遇;性格;才能;爱情 一、概述 林黛玉在《红楼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女主角,加之林黛玉这一形象的生动性与悲剧性,她一直是红学家热切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学术界对林黛玉悲剧形象研究的文章有很多,如蒋晓兰的《林黛玉悲剧新论》一文,从先行者、叛逆者、性格气质、性灵、女性强者、痴情之极者等九个方面总结了林黛玉悲剧的多重性。胡秀芬的《林黛玉悲剧性格探析》指出林黛玉的悲剧性格以及形成她悲剧性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受到身世、疾病、传统文化精神、金玉良缘的影响,并指出林黛玉的侠义精神及其理家才能是她悲剧性格中的积极因素。秦桂敏的《林黛玉悲剧命运探析》认为她的悲剧并非完全取决于她先天体质弱,还在于她所处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生存环境,在于她独抱高洁、至死不渝的性格,以及她美妙爱情幻想的破灭。 本文将从五个方面研究林黛玉的悲剧人生。第一方面是孤苦凄凉的人生境遇;第二方面是乖僻感伤的性格气质;第三方面是卓尔不群的才能;第四方面是痴情之极却以失败告终的爱情;第五方面是悲剧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

二、林黛玉的悲剧人生 (一)孤苦凄凉的人生境遇 林黛玉是巡盐御史林如海之女,生于钟鼎之家,书香之族,不幸年幼丧母,外祖母念其年纪尚小无人依傍,接至京中荣国府抚养,林黛玉的悲剧由此开始。 自进入贾府,林黛玉便开始了她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日子,父亲也在不久后亡故,家中财产被收入贾府,与黛玉没有半点关系。她在世上最亲的人、最大的依靠离她而去,她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女。而这无父无母、寄人篱下的凄凉景象与年幼时父母俱在的平和安乐形成了苦与乐的鲜明对比,使她的孤苦无依更加悲凉,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她,加上她久治不愈的病体,加重了她的忧思与感伤。 林黛玉是孤独的,《葬花词》[1]是黛玉对生命孤独的真切感悟与集中表现,她没有父母亲眷,寄人篱下,忍受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摧残,险恶的生存环境,使她的身心深陷孤独,她的孤独是一种人的存在的孤独,生命的孤独。“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寄人篱下加之孤独多病造成了她敏感多疑的个性。她在贾府中始终是外戚,一直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正被这个大家庭接纳,稍有不顺便会引发她的寄人篱下之感。第三十六回,她去敲怡红院的门,晴雯误以为是丫头拒绝开门,这原本是个误会,但却严重伤害了她,她想到:“虽说是在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林黛玉是个多愁多病身,自出生起就有先天“不足之症”[2]会吃饭时便吃药,给宝玉看病的王太医在顺便给她瞧病时道出黛玉肝阴亏损、心气衰耗导致其心浮气躁,敏感多疑。 凄凉的境遇使林黛玉的孩提和少女时期都沉浸在浓厚的感伤气氛中,并影响了她的一生,跟她的爱情、婚姻悲剧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乖僻感伤的性格气质 作者在第一回就交代了,黛玉本是天上的绛珠仙草,因受了神瑛侍者(宝玉)的灌溉之恩,此生特来以泪相还,而眼泪则多伴随着痛苦与哀伤,这样,从一开始就为林黛玉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林黛玉的悲剧是注定的。

《浅析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毕业论文模板

浅谈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写作提纲 引言,主要介绍丁玲生平及创作历程,约500字。 一、丁玲女性意识的产生,从以下4个方面论述,约2000字。 (一)自小的文学天赋与革命活动家的理想 (二)对重男轻女思想的反叛 (三)早年的生活经历的影响 (四)多部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流露 二、女性“人”的意识觉醒时期,从以下4个方面论述,约2000字。 (一)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当时的知识分子都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二)《梦珂》是丁玲第一次对社会中歧视女性这一现象发出抗议 (三)超越男权的独立的女性意识 (四)《莎菲女士的日记》里莎菲的女性意识 三、“革命+恋爱”的新女性时期 比较《韦护》、《一九零三上海春》、《母亲》中的变化,展现积极投身革命寻求出路的新女性形象。 四、延安时期的女性解放 用《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我在霞村的时候》来论证,其达到趋于成熟富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女性形象。 结语

摘要:丁玲是个颇有个性的女作家,她独有的女性意识突出地体现在她的小说创作中。本文即是以此为着眼点,将她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莎菲女士时代”、“命时代”、“延安时代”,并结合不同阶段的作品对其小说创作做一个梳理和评价。随着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的不断演变和发展,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丁玲人生的心路历程,还可以深切地领会到其创作中强烈的女性意识的历变,从而揭示她不同创作阶段的不同创作的现实意义。本论文试图探讨丁玲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原因、重新解读丁玲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文本、探讨丁玲小说中女性话语权的建构、丁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嬗变和女性意识的冲撞等问题,以探究丁玲作为早期的女性作家对现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锋作用。 关键词:丁玲女性意识“莎菲”时代

论萧红的爱情悲剧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009092383.html, 论萧红的爱情悲剧 作者:李帆 来源:《世界家苑》2017年第09期 摘要:萧红,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令人极度心疼的女作家,她的一生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生的是流水般的命运。家庭的不幸使她的童年不堪回首,离开家庭的束缚后则是爱情与现实物质对她的折磨,故而她的一生都呈现着厚重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萧红;爱情;命运;悲剧 一、初生 萧红在童年时期的乳名叫荣华,实际生活却正好相反,总得来说就是一片愁云。家境不错不用愁吃穿却不快乐,生了个悭吝到极致的父亲,家里也只有祖父肯疼惜她。记忆里童年总是充满心酸,只有祖父在的时候才能肆无忌惮将小女儿的天性释放出来,在那个笑呵呵的慈祥老头走后,对他自己而言是解脱,对萧红就是失去了童年。但萧红天性的乐观的也是坚强的,生来就有作为作家的敏锐与观察力。《生死场》中清新刚健的场景描写与童年细致的观察分不开关系,“蝴蝶们为着花,远近翩飞,不怕太阳烧毁它们的翅膀。一切都回藏起来,一只狗也寻着有阴的地方睡了!虫子们也回藏不鸣”。这是一幅夏日正午的田园景象,清新而质朴。 二、青杏 长大之后面临的是被封建家长逼婚,于是她毅然出逃,选择在北平追寻学生梦。那段时日萧红孤身一人在新的城市中挣扎着,饱受折磨。在电影《黄金时代》中视觉的冲击更让人心酸,大雪翻飞的寒夜里走在路上看着别人家热气腾腾的饭菜,她只能晃着空荡荡的口袋,带着喧嚣与抗议的胃悄悄走开。那一刻现实就是胃由于饥饿真实的抽搐感,在家里无情抛弃她时,她就只剩孤独,然而孤独还是高贵的。当遇着汪恩甲,那高贵就完全被完全腐蚀掉了。汪恩甲是个懦弱的骗子,萧红已经决定向封建婚姻妥协了,但汪家却不接受她了,又是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残害了她。但他也只是萧红悲剧命运里众多伤疤的一处,这个坚强的女人并未被现实拖垮。在他走后萧红便被变相软禁在东兴旅馆的阁楼上,没了任何自由。那是真正的寂寞,从高贵的孤独掉落到残忍的寂寞。孤独是高贵的,但寂寞会发慌,会改变甚至毁灭一个人,从那以后寂寞便贯穿了她的一生。但这种寂寞与境地给她留足了时间与空间去进行思考,从而成就了她的才情。她说:“去年的这个时候,正是吃青杏的季节,今年这个时候,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这正是萧红对于自己现状的真实描述。 三、萧军 萧红遇着萧军,不知是对还是错。见着萧军时,她正大着肚子,怀着汪恩甲的孩子。可是他们还是相爱了,她将爱情视为所有,她自己说爱情之于男子不过是身外之物,但对女子却是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从贾宝玉生命走向解读《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从贾宝玉生命走向解读《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作者:张文慧 摘要 综观古今,凡不朽的作品,大都涉及人生及人性问题的终极求索,能够引发心灵上的长久共鸣,这正是悲剧精神在文学艺术中的价值体现。在《红楼梦》这部代表了中国小说水平最高峰的书里,悲剧精神扑面而来,更是其灵魂之所在。其创造的每个角色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悲剧色彩,他们的生命之曲无论怎样演奏,无一不是悲哀的旋律。恰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悲剧中之悲剧也”。 《红楼梦》是一个时代、文化、人生的悲剧大复合,具体展示于爱情、家庭、社会、生存诸多层面。而人是作品的灵魂,同时也是命运的载体,本文试从贾宝玉这个《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人物,最能体现曹雪芹创作思想的人物的生命走向,来解读〈红楼梦〉蕴涵的悲剧精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现实、文化、人生的批判、反思与探索,其所揭示出深广的人性的和社会思想的内容,也是《红楼梦》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核心及精华,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同样具有深深的启示。 关键词:红楼梦悲剧精神命运人生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从贾宝玉生命走向解读《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人类所追求的美好和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形成了必然的悲剧。从幸福到苦难,从追求到幻灭,从有价值到毁灭,总是不美满,总是有所欠

缺,这便是人生永恒的悲剧。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它代表人类的终极不和谐。”在《红楼梦》所展现的恢宏的悲剧框架中更隐藏着众多人物的悲剧命运,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世际遇和共同的悲剧结局,凝结成一种凄美的化不开的悲剧精神。曹雪芹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生命个体的悲剧,而是有着深刻的哲学意蕴在里面,走近这些悲剧角色,从她们的生存境遇与心态历程,我们才能更深刻地透视《红楼梦》这部悲剧中的大悲剧,而主人公贾宝玉正可谓千古悲剧第一人。 西方灵河畔赤霞宫中,有神瑛侍者,常以甘露浇灌绛珠仙草,因动了凡心尘念,便化为灵石宝玉投胎人间,是为混世魔王和第一情种。《红楼梦》开头有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从某种意义上讲,解读贾宝玉,是理解和认识《红楼梦》的一把关键钥匙。 (一)《红楼梦》第三回在宝黛初会后,有词《西江月》来形容宝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奈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与国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这看似嘲讽,实则赞美,是作者用反语在赞美宝玉的不同凡俗。在封建正统的人眼中,宝玉是一个禀性乖张,生情怪谲的人,是“似傻如狂”,是“草莽”,是“无能”“不肖”等等,他那些不同凡俗的言行举止、思想性格,是不能容忍的,这包括也不为许多他最亲近的人所理解,因为他们是按照封建贵族的做人标准来衡量人的。在《红楼梦》的贾府中,除了黛玉,宝玉再无他处能获得真正理解。

汉语言文学论林黛玉贾宝玉之间的爱情悲剧学士学位论文

论林黛玉贾宝玉之间的爱情悲剧 作者: 专业:汉语言文学本科 准考证号: 成绩: 完成时间年月日

论林黛玉贾宝玉之间的爱情悲剧 摘要: 《红楼梦》写了一个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即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的悲剧。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性格差异,使得薛宝钗更符合封建家长的心意、封建礼教的束缚、家庭背景的对比,使薛宝钗更胜一筹等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影响。 关键词:爱情、悲剧、婚姻、贾宝玉、林黛玉

论林黛玉贾宝玉之间的爱情悲 一、命运的悲剧 《红楼梦》是一部内涵丰富的作品,展示了一个多层次,又相互融合的悲剧事件,这场悲剧中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在宝黛钗之间展开的。这是一种不由个人选择的社会关系,把他们三人联合在一起,从而形成性格之间、爱情与社会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酿成了一场可气、可悯、又可叹的人间悲剧。 二、黛玉、宝玉的性格 (一)、黛玉的性格 林黛玉,出生在书香之族、钟鼎之家。只是至其父林如海时家道中落,支庶不盛。她无兄弟姊妹,又长得聪明清秀,故父母爱之如珍宝。孰料年幼时,母亲去世。外婆贾母念其无人依傍教育,便派了船去接。黛玉本不忍离开,无奈贾母致意务去;再加上父亲时为扬州盐政官,为解除顾盼之忧也劝其前往。于是,便来到京都贾府,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涯。后来,父亲又不幸辞世,她就成了一个孤儿。在神话世界里,林黛玉与贾宝玉有“木石”奇缘,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两人初见时就都有似曾相识、久别重逢的惊异感与亲切感。贾母呢,对黛玉更是万般怜爱,饮食起居都跟宝玉一样,因而使二人的亲密友爱也不同于别的姊妹。在耳鬓厮磨、朝夕相处中彼此产生了真挚的爱

浅谈丁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浅析丁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内容提要: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其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迥别于以前文学长廊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它们不是完美的,但又让人感到特别真实,她们的美,她们的傲,她们的悲,她们的勇,构成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丁玲本身是一个女性味十足的女人,以及她本人的生活经历的影响。 关键词:丁玲女性形象美傲悲勇 在群星璀璨的中国现代作家群中,丁玲是比较亮丽的一颗。半个多世纪以来,她为读者奉献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曰记》、《阿毛姑娘》、《韦护》、《水》、《田家冲》、《杜晚香》、《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笔者认为,丁玲作品中最具分量的部分当属于“女性小说”。丁玲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其中有农民形象,如张裕民、程仁、阿毛老爹等;有地主形象,如钱文贵等;有新时期人物形象,如苇弟、凌吉士、澹明等。但是在众多的文学形象中,最具震撼人心力量的则是大量的女性人物形象,如梦珂、莎菲、阿毛、贞贞、杜晚香、三小姐等,她们各有特点,在丁玲笔下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她们是美的,是傲的,也是悲的,更是勇的。她们的美,她们的傲,她们的悲,她们的勇,合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战士,合成了一个个血肉丰满如同五月鲜花般开遍大地的新女性。 一、美 泰戈尔曾经说过,当上帝创造男人的时候,他只是一位教师,在他的提包里只有理论课本和讲义;在创造女人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艺术家,在他的皮包里装着画笔、水、调色盒,所以女人才会那么美丽,女人的生命才会那么缤纷。在作家曹雪芹的笔下,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因此,古今中外的许多文章大家,在作品中大都把女性作为美的化身来描写来赞美。这一点在丁玲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描写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很美。无论是被视为“春天的童话”----《梦珂》中的梦珂,“夏天的童话”----《莎菲女士的曰记》中的莎菲,“秋天的童话”----《阿毛姑娘》中的阿毛,还是“冬天的童话”----《杜晚香》中的杜晚香,还是其他女性形象,大都是美的,既有外表美,也有心灵美,同时还有人性美。 外表美。丁玲以女性特有的笔触细腻刻画了一批绝代佳人。如《梦珂》中描写梦珂“......一天一天地长大了起来,长得象一支兰花,颤蓬蓬的,瘦伶伶的,面

浅论《人生》中的爱情悲剧

浅论《人生》中的爱情悲剧 【摘要】爱情是永恒的母题,而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爱情都是以悲剧收尾。在路遥的小说《人生》中,高加林、刘巧珍和黄亚萍三个年轻人的爱情纠葛最终成为了悲剧。本文将从这三个青年不同的爱情观,高加林的“前途高于爱情”,刘巧珍的“依附式爱情”,黄亚萍的“爱情理想主义”来分析导致他们爱情悲剧的原因,例如性格、境遇变化、社会历史等原因。而了解他们爱情悲剧的原因既有助于我们对整部小说的解读,且对我们现在的青年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人生》;爱情观;悲剧 路遥的《人生》发布于1982年,三十多年来依旧广受读者的喜爱,没有失去其独有的魅力,不仅是因为其特有的时代意义,在新的时代浪潮下,年轻人的奋斗与抉择,还是因为书中高、刘、黄三个人的爱情悲剧打动人心,也让许多读者产生共鸣与思考,分析《人生》中的爱情观与爱情悲剧,有利于我们深化认识小说的主题。 一、三人不同的爱情观 (一)高加林的爱情观 高加林出生在乡村,却想要离开农村,成为城市人,他有能力,有志向。在未考上大学的情况下,他靠自己的能力

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却被大队书记儿子三星的顶替,从教师变成了农民,他难堪、惆怅与痛苦。 从县城卖馍回来的路上,巧珍向加林表白,加林被动地接受了,但很快就后悔了,“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要是和巧珍结合在一起,他无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高加林后悔是因为他认为如果和巧珍恋爱,就得当一辈子农民,而他不愿意。在加林看来,巧珍的爱只是在他落难时的安慰,对他的前途却没有助力,所以在后来也抛弃了巧珍。 之后加林去县城当宣传干事,亚萍强烈地追求他,并想让他跟她去南京工作时,“他反复考虑,觉得他不能为了巧珍的爱情,而贻误了自己生活道路上这个重要的转折――这也许是决定自己整个一生命运的转折!”他决定与巧珍分手,与亚萍在一起。 由此可见高加林的爱情观是“前途重于爱情”。 (二)刘巧珍的爱情观 刘巧珍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她有着殷实的家底和“盖满川”的样貌,而且聪明、悟性高。她虽没能接受教育,可是她没有自暴自弃,她选择了有文化的高加林。 她对高加林的爱更多表现在对他的关心与依附上。高加林去城里卖馍失败,她会考虑他的心情,帮助他卖馍;在“卫

丁玲:“三八节”有感

丁玲:“三八节”有感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地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诬蔑。)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二十五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人生喜苦悲事

人生八大喜事: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升官又晋爵、财源纷纷至、家和体魄健、尽享天伦日 人生八大苦事:(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 世界简单说有八大苦,细说起来有无量苦。别的苦先不说,先拿八苦来说, 第一是:…生?苦。人谁没有生?未生之时,在母腹中怀胎十月像坐牢一样苦不堪言,母吃热食犹如身在火烧地狱,母吃冷食犹如身在寒冰地狱,生下之后就大声痛哭,胎儿见风如刚刀刮体,屙屎拉尿不知,到了七八岁穷人家的孩子少吃无穿,要慢慢让他学干苦活求生活;有钱人家就把他拘禁起来上学,二十来岁就要去奔波,或用思想,或用血汗从事生产,一辈子劳劳碌碌到头全是一场空。 第二是:…老?苦,人老了之后,耳聋眼花,齿脱背驼,人见人厌,无人照顾。 第三是:…病?苦。有了病疼得抓炕席,嗷嗷乱叫,没医药也没人照应, 第四是:…死?苦。人死是一件最为恐怖的大事,在生时一辈子天天造杀,盗,*,嫖,妄,赌,种种恶业却不自知,还以为自己这个人还不算太坏,自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以为一死百了,人死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所以在世间胡作非为,坏事干绝,却不知死后灵魂受平生恶业所牵引必须去阴间受种种苦刑,轻者报尽方能投胎转世,重者百千万亿年分分秒秒受苦刑不得暂停休息,甚至永世不得投胎,永受苦刑恶报,纵然转世也仍在六道之中苦苦轮回,或做饿鬼,或做畜生,投胎为人的机率非常非常之小,就算投胎为人也是卑微下贱,灾多福少,生到国穷民败之邦,无缘遇到佛法,也就永无脱苦之日。 第五是:…爱别离?苦,亲人,朋友,爱人,一旦分离,你东我西终难相聚相守。 第六是:…怨憎?会苦,越是你所烦恶憎恨的人,越是天天见面,例如亲人、邻居、上司、同事、因意见不合,你越想见不到他,他越是天天在你眼前、有时冷言冷语,有时大吵大闹,像冷箭一样刺在你心里痛恨难当。还有自己的儿女淘气不听话,天天气你,恨得要死,打怕他疼不打又怕他学坏,可是你天天还要照顾他吃穿忍气哄着他! 第七是:…求不得?苦,例如上面所说的苦,你想让它离开却不能,还有世间人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事业名利,美满婚姻,穷尽一生却怎么也求不到,有很多人就这样消极颓废,沮丧懊恼地过完自己悲惨的一生。

贾宝玉悲剧人物分析

賈寶玉的悲劇論在當代中西文化的詮釋建構與回歸 摘要: 「悲劇」的原型與其演化、張大了文學概念批評模式,應用在中國古典章 回小說的解讀藥引上,開出了「性格悲劇」與「命運悲劇」的雙重視景。而啟動 西方「悲劇」系統的因果起合論,從倫理、精神、美學的向度勾勒引述古典戲曲、 小說的「悲劇意識」宗師當推王國維。其《紅樓夢評論》構築的『悲劇理論』支 配了他人生與美術(文學)的論證視角;並拕出了慾望與解脫這組對偶概念上難 分難捨的糾纏質性與密度,其背後對文化的蒼涼與悲觀,絕非叔本華、康德式的 西方哲理範疇所能概括論述。雖然他繪入康德與叔本華的視野思維,嘗詴建構中 國的藝術與人生的內涵,搭建他批評體系的基石,但那悲劇理論的圖像,卻也勾 動中國學術界方家,站在不同角度學理上的論剿與肯定。王國維觸碰了宗教上的 苦業與原罪意識,更關涉到人生美感向度上的進程;換言之,他以西方的科學路 數來挑戰他內心的傳統中國的人生、人性路數:欲與苦如何在藝術裡得到超拔與 救贖、解脫與悟道,這種並觀中西詮釋視野的生命課題,形成王國維拕出的一個 「賈寶玉悲劇論」的命題。 以王國維的命題為基點,本論文企圖就現仉籠罩在悲劇理論系統下「紅學」 方家的論述典範,先提出解讀的視野與論疇,並進入《紅樓夢》文本情節中來檢 視與對述古希臘悲劇之《伊底帕斯王》及莎士比亞悲劇戲劇中之《哈姆雷特》、《馬 克白》、《繫密歐與茱麗葉》、《奧圔繫》等西方悲劇作品。期望釐清與解讀中、西 方文化學者對《紅樓夢》之賈寶玉,在詮釋「悲劇」論上所構築的論述平台上之 異同及可能性。最終以回歸建構曹雪芹苦心鑄造的「賈寶玉」悲劇性型態的獨特 中國文化視景。 關鍵字詞:紅樓夢、悲劇論、王國維、賈寶玉、曹雪芹 一、前言: 西方文論,在源脈上可歸本追述於亞里斯多德的《詵學》系統。其精微處則 是以「悲劇」理論的建構成為西方文學批評的柱石。透過亞氏的《詵學》光譜中 『悲劇典範』的照映,人物命運與小說情節的兩條解讀路線在西方科學重因果律 演述的學術領域裡,取得了中國章回小說論構上極其斐然可觀的治學成績。自王 國維對《紅樓夢》的「叔本華式」的悲劇意識讀解,自此,開啟了以西方情節結 構論、人物人格心理思想分析論,在心理、社會、政治、歷史、文化、哲學等學 理理論的移植、置入下,構築了對《紅樓夢》研究版圖上的交光多景。1王國維 的〈紅樓夢評論〉云: 「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憂患與勞苦之與生相對待,久 1本文架構的「悲劇理論」與「悲劇概念」,徵引胡耀恆:〈亞理斯多徳的《詵論》-它在西方文學理論中的效能以及在中國戲劇批評中的運用〉,載《中外文學》二卷四期。亦參述劉昌元:《西方美學導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1986)與龔鵬程:《中國小說史論叢》(台北:學生書局,1984)內討論到悲劇概念的部分。

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历史追踪中的双重启示 .. .. .. 试论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王仲生 ( 西安联合大学学报编辑部, 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 早期丁玲作品高扬着的女性意识, 使她有别于其他女性作家, 随着丁玲的投身革命, 阶 级意识终于逐渐主导了丁玲作品, 女性意识因此就在矛盾困惑中日见淡出。这个思想轨迹 留给了我们双重的启示: 救亡与启蒙的时代错位, 作家的人生道路与创作倾向的选择的两难处境。 关键词: 女性意识; 阶级斗争; 历史追踪; 双重启示 .. .. 丁玲, 一位坚强的现代女性, 我国新文学的杰出作家。她的成就卓越而又坎坷曲折的一生, 概括了.. 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女性的不幸与抗争。在我国现代文学女性作家中, 能像丁玲那样, 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孜孜不倦地探索我国妇女的现代化道路, 可以说屈指可数。为此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女性群体, 构筑了丁玲的艺术天地。这当然不是审美对象的偏倚。闪耀在她作品中的强烈女性意识, 赋予丁玲的审美空间以独特的魅力, 这才是丁玲作品审美价值之真正所在。 丁玲创作与女性意识 【摘要】: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其一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在探索女性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她为读者奉献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是美的化身,她们在时代的悲剧命运里,不甘沉沦,在痛苦中高歌奋起,充分体现了作家的女性意识。她用一双女性的眼,一颗女性的心,一支女性的笔,撑起了一面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文学大旗。 【关键词】:女性命运女性形象女性意识 丁玲,原名蒋冰之,生于湖南临澧一个没落的豪门望族。她是一个受"五四"思想感召,毅然离开封闭的乡土走进新思想发源的大城市寻找理想生活的叛逆女性。她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与热情,从1927年底发表处女作《梦柯》开始,她便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她以作家的正义与勇气,女性的细腻与真诚,深入地描写了一系列妇女的理想和命运,在深沉压抑的社会里迸出反抗的呼喊。对于封建社会的刻骨仇恨和不妥协,为妇女的解放而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一切构成了丁玲创作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丁玲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其中有农民形象,如张裕民、程仁、阿毛老爹等;有地主形象,如钱文贵等;有新时期人物形象,如苇弟、凌吉士、澹明等。但是在众多的文学形象中,最具震撼人心力量的则是大量的女性人物形象,如梦珂、莎菲、阿毛、贞贞、杜晚香、三小姐等,她们各有特点,在丁玲笔下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她们是美的,是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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