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摩崖造像衣纹特征研究_冯晓琳

桂林摩崖造像衣纹特征研究

一、桂林摩崖石刻造像在桂林的发展

1940年抗战期间，时任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山大学教授的罗香林先生在考察摩崖佛像时，认为桂林佛像“虽其形制之钜丽与造作之精巧，以视山西大同云冈与河南洛阳龙门等地之佛教造像，均不逮远甚，然以作风与印度菩提伽耶（Budhi--Gaya）大佛像与南洋爪哇佛楼（Borobudur）大佛像多相近处”[1]，由此提出桂林摩崖造像在中国可谓另一体系的佛教艺术遗迹，断定桂林佛像的造型特征是受印度、南洋佛教造像的直接影响。笔者通过实地考察，西山摩崖造像的造型特点确实与中国四大佛教摩崖造像造型有一定区别，与桂林伏波山和叠彩山的摩崖造像也有一定差别。记载表明，佛教从南方海路传入，主要是由印度恒河口泛海到我国广州或经越南,进入两广地区。沿珠江、西江、漓江、灵渠、湘江北上，这是当时南北交通的主要途径，桂林则是南北交往的必经之地，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这条海上贸易之路开通已久，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合浦港已经与南洋展开贸易往来。西汉政府曾派译使率领船队沿着民间贸易开发的航线到达了中南半岛、印度东南海岸以及斯里兰卡等地区进行贸易和交流。《广西通志》记载，早在西晋时期，平乐就有佛寺兴庆寺，这些都证明桂林佛教及造像最初从印度经海上贸易之路传入桂林都有迹可循。桂林的佛教造像独具特色与其他四大石窟摩崖造像风格不同，更倾向于印度直接影响的极具印度早期造像特征的风格，他的发展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传时期，佛教及佛教附属象征物传入桂林地区经水路向北发展，并留下少量佛教造像，尚未出现摩崖造像；第二阶段是繁荣时期，佛教与佛教造像汉化后由北向南传回桂林，留下大量摩崖造像，并体现汉化特征。唐朝以前，佛教造像向北传播，单个造像不像摩崖造像保存得当，目前出土的只有少量陶僧俑。唐代开始汉化的佛教造像艺术发展为摩崖造像艺术，开始从中原向地方传播，到达桂林后造像艺术主要集中在西山、伏波山、叠彩山、遛马山等处，共计602尊，这些地方的造像特征很好地体现了桂林地区独特的造像风格。由于桂林地区佛教传入时间最早可推出在西汉年间，正值“显教”——小乘佛教时期，“佛身不可量”，不主张造像，这一时期没有考古实物证明有佛像传入，只有少量陶僧俑。桂林地区佛教造像的传播，路径是经桂林向北传播后融合了中原地区汉文化得到发扬后又经中原向地方传播，然后再次传回桂林。

这时正值“密教”——大乘佛教时期主张以人

的形象、人世间的标准来描绘佛的形象。由

此，带有浓厚“犍陀罗”风格的佛教造像逐渐体

现出汉族人的神情、面部特征和衣着样式。

二、桂林摩崖造像的佛衣风格特征

印度佛教造像传入中国后，造像风格逐渐

中国化，主要表现在总体身形、面部、手部、衣

纹服饰方面。在佛教造像传入早期基本沿袭

传入地造像风格。“通肩式”和“右袒式”是律典

中规定沙门袈裟的两种批法。“僧人着‘右袒式

’袈裟多用于礼拜、忏悔等场合，以示恭敬。‘通

肩式’则多用于诵经或出入市井之地时披着，

以示袈裟福田之相”[2]。两种样式传入中土后

便作为早期佛像着衣样式。后来汉地南北方

逐渐演变出诸多袈裟披着方式，已被学界赋名

的有“半披式”、“褒衣博带式”、“褒衣博带演化

式”、“敷搭双肩下垂式”、“钩钮式”等。半披

式：“袈裟由右后肩绕至右前肩，经右前臂下方

绕至左前臂。袈裟右领襟末端的披着方式稍

有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1袈裟末端搭于左前

臂，2袈裟末端将左臂及左肩一并敷搭，3袈裟

末端敷搭左肩”[3]；褒衣博带式：“佛右手作施

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内着僧氏之，腹部饰有

带结，外披对襟袈裟，右领襟敷搭左肘，佛衣下

摆成八字形外展”[4]；褒衣博带演化式：“佛像

体型由秀骨清像向圆满丰厚转变，佛衣的厚重

趋于单薄，下摆右外展变得内敛，佛衣右领襟

由传统的褒衣博带敷搭左肘上升至敷搭左肩，

并露有未被遮挡的舌状左领襟，这里将这种新

型佛装成为‘褒衣博带演化式’”[5]；敷搭双肩

下垂式：“6世纪中期南方的佛衣风格保持了一

致性，而北方佛衣演化出敷搭双肩下垂式，佛

衣右领襟右由左肩下垂敷搭于右肘左领襟斜

向腹部右侧，右手多做施无畏印，左手作与愿

印，佛内衣为僧氏之”[6]。“特点是：1、其披着方

式是由两层袈裟的组合来完成的，2、内层袈裟

的左右领襟自然下垂，其中右领襟敷搭于右前

臂，3、外层袈裟作‘右坦式’，左领襟与内层袈

裟左领襟重叠，而右侧袈裟绕至右前臂之下

（露出下层下垂的内层袈裟），最后将袈裟末端

敷搭于左前臂注”[7]；钩钮式：“将钩钮用在‘通

肩式’佛像中，以现有的实物资料来看最早发

生在青州地区，依照律典通肩披着时钩钮应被

隐于袈裟右衣角下，青州佛像右衣角是系吊于

钩钮之上，并未甩搭于肩后，被视为是律典的

变通产物”[8]。

综上所述，在桂林西山、伏波山、叠彩山、

遛马山几个主要佛教造像遗址主要呈现的衣

纹服饰特点有：“通肩式”、“右袒式”、“半披式”

和“褒衣博带式”。从整体造像风格和佛衣披

着方式演化过程来看西山造像在桂林摩崖石

刻造像中属最早其次是伏波山、叠彩山和遛马

山。桂林地区佛衣演化过程与中原其他地区

演化过程基本一致。首先体现初传时期印度

佛衣特点，是按律典的“通肩式”和“坦右式”两

种，且质地较轻薄，与印度的气候也有一定关

系。大乘佛教思想主张世人皆有佛性，主张按

照世俗的审美雕刻佛像，因此，佛教造像传入

我国后，唐代中原地区统治者按照世俗审美和

气候特点对佛衣进行改造，出现了“半披式”。

到了宋代受封建礼制和士大夫思想影响，佛衣

出现了“褒衣博带式”和“褒衣博带演化式”，后

期又出现“钩钮式”。佛衣演化过程与中原的

一致性体现了作为南方五大禅林之一的桂林

自唐代以来，一直与中原及其他地区的佛教思

想、佛教造像有着密切的交流和联系。这个一

致性对研究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佛教造像的艺

术形式都有重要的意义。总之，研究桂林摩崖

窟造像是深入研究摩崖造像艺术一个不可或

缺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韩光辉：桂林摩崖石刻的特点极其文化价值

[J]热带地理2005，9

[2]唐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二衣总别

篇）：“初听偏袒者，为执事恭敬故，后听通肩披

衣，示福田相故律中至佛前上座前，方偏袒也，

经中通肩披衣。”。

[3]费泳佛衣样式中得“半披式”及其在南北方

的演变[J]敦煌研究2009年第3期。

[4]费泳论南北朝后期佛像服饰的演变[J]敦煌

研究2002年第2期。

[5]费泳论南北朝后期佛像服饰的演变[J]敦煌

研究2002年第2期。

[6]费泳论南北朝后期佛像服饰的演变[J]敦煌

研究2002年第2期。

[7]费泳佛衣样式中的“半披式”及其在南北方

的演变[J]敦煌研究2009年第3期。

[8]费泳“通肩式”、“右袒式”佛衣在汉地发生变

化及成因考[J]艺术考古2010年3月。

本文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

项目名称：广西桂林摩崖石刻造像艺术研究项

目编号：2011106020504M52

【冯晓琳，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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