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北平文化界：外籍教授,患难与共

第三章

外籍教授，患难与共

一、司徒雷登：被日本人囚禁三年
说到燕京大学，则号称“燕园之父”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rt)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人物。一般人知道司徒雷登大多是由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开始，司徒雷登作为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代表，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失败，离开中国，象征着一个旧政权的消失。司徒雷登在后期作为美国外交官的行为另有定论，然单就其人在北平沦陷期的行为，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忽略的。
司徒雷登是怎么成为教育家的呢？一切缘于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传教的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生于中国杭州，自小说一口纯正的杭州话，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但他却经常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大部分的日子是以中国为家的。我和这个伟大国家和伟大的人民由于必然的精神纽带而难解难分，那不仅是由于我出生在那里，也是由于我长期住在那里，那里有我无法估量的友谊”。

少年司徒雷登被父母送回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大学期间转到神学院。

从神学院毕业，志在传教的司徒雷登携妻子返回到杭州传教，并钻研汉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早在1900年，在北京城内的基督教汇文大学（Peking University，即北京大学，属于卫理公会）和北京附近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 Union College，属于长老会和公理会）有意合并，但一直拖到1918年才达成协议，合并为燕京大学，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规模很小，学生只有九十四人，大多数靠奖学金维持，水准也不过相当于专科的程度。教员中两位是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外籍教员很少够资格在大学任教。经费不足，只够开销的一半。

司徒雷登


双方都推举传教人士中最具影响力的司徒雷登担任校长。
显然，这是一个烂摊子。
司徒雷登经过一番犹豫后，最终接受，
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在多方活动下，司徒雷登募筹到了足够的款项，在清华园西边明代勺园(明代画家米万钟故居)和清代淑春园(乾隆赐予和珅的皇家园林之一)旧址基础上，建成了中西合璧的园林式校园——燕园。
司徒雷登还延请到了一大批学术大师，如刘廷芳、洪业、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陈垣、邓文如、顾颉刚、张东荪、胡适、闻一多、吴宓、冯友兰、萧公权、钱穆、钱玄同、朱自清等。
一时间，名师云集燕园。
傅泾波、熊佛西、瞿世英、张鸿钧、周汝昌、吴小如、凌叔华、白寿彝、萧乾、雷洁琼

、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等均是燕大的学生。
短短几年的时间，燕京大学就一跃成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一流大学。
这还不算，司徒雷登还促成燕大与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合作，在燕园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
燕京因此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更难能可贵的是，司徒雷登认为中国人应该有权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实施怎样的教育，所以他在1925年由校长退居校务长，由中国人陆志韦代理校长。
在中国屡遭侵扰的岁月里，司徒雷登大力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司徒雷登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京大学要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平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
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宣布召开全校大会。
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的司徒雷登是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在会场上，司徒雷登开口第一句就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1936年，司徒雷登对平津前景并不看好，回美国时，就取得美国托事部的同意，即便北平沦陷，也要继续办学。

因为这个决策，许多沦陷区的学子才有了寄身之所。
司徒雷登回忆，燕大校园本来只升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或燕大的三角校旗，但为了保证美国教职员及中国同事的安全，他专门向美国大使馆申请了美国国旗。
严格地说，燕大毕竟只是在中国政府注册的机构，所以，并不是美国大使馆里所有成员都赞成在燕大悬挂星条旗的。
但是，情况紧急。
1937年7月29日，二十九军撤出平津，美国大使馆还是火速做出了反应，专程给燕大送来一面美国国旗。
“当灿烂的美国国旗在空中飘扬，太阳旗已遍遮燕京外面的世界了。”

正是在这面星条旗的保护下，燕京大学也因此得以保持着办学的常态。

在燕大，学生可以收听广播，《义勇军进行曲》也常在校园飘荡，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得以正常出版。
燕京大学校友、旅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
为了更好地保护学校，司徒雷登又重新担任校长，强调燕大是美国学校，并特别在大门

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
某天，日本宪兵队气势汹汹地开到燕大门前，说一名共产党员跑进了燕大，要求搜查学生宿舍展开抓捕。
司徒雷登以燕大是美国人办的学校为由，坚决予以拒绝，一再声明，燕京大学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任何外国人要进燕园搜捕学生，必须首先得到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批准。
由于司徒雷登态度强硬，日伪占领当局不敢再到燕大来找学生麻烦，只好改而到校门外抓捕抗日学生。饶是如此，司徒雷登仍不肯坐视，只要有燕大学生在校外被捕，他都要与占领当局交涉，促其放人。刺杀周作人的燕大学生，就是在司徒雷登的保护下成功脱逃。 为此，占领当局怀恨在心，却又无可奈何。
为了抓到司徒雷登的把柄，日本人借口增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要派日本教授到燕大任教，人选和经费均由占领当局承担。
司徒雷登当然知道日本人的意图，他提出，学校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性，自己不反对燕大教职向日本学者开放，但绝不应由占领当局来派遣教授，而应由哈佛燕京学社推荐，从数名蜚声国际的日本学者中挑选。
事实上，司徒雷登为了更好地应付日方，还专门聘请了一位会说日语的燕大校友为校长秘书。
司徒雷登还和“同事商量，由我们主动邀请一位因为声望而不会怀疑到有政治意味的日本学者。大家，特别是中国人，同意这是真诚基督教、胸襟宽阔的行动，以此来对付日本人的批评。我们在三四个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中选择了鸟居龙藏博士（R Toni），他的社会学和后来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都是在中国进行的，他的著作在中国也受到很高的推崇。那时他已经七十岁，但仍然精力充沛，在日本过着平静的生活，对他的政府的军事冒险完全不表同情。我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日本大使馆的一位参赞；在他扬言我们无法请到像他那样的一位学者的时候，我们告诉他，鸟居（Toni）博士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这样，日本人要往燕大安插耳目的企图就此被司徒雷登化解。日本人不死心，又提出让日本学生进燕大读书的要求。司徒雷登同样表示欢迎，但坚持应和中国学生一样经考试合格方能录取。结果，虽有日本学生报考，却因未达到标准，无一人进入燕大。

日本人发现往燕大施奸不行，便转为拉拢和收买。
在燕京大学资金周转不灵、经费紧张的当口，占领当局派了一个高级军官去见司徒雷登，声称日本方面可以给燕大提供一笔可观的补助年金。
司徒雷登知道接受这笔补助年金意味着什么，礼貌地回答说：“我们完全依靠自愿的私人赠款，美国政府从来也没有给过一元钱，我们也不会接

受任何其他政治方面的款项。”

日本高级军官只得悻悻而去。

司徒雷登对学生说：“我们再也用不着怕他们了！”他以无畏的勇气和智慧与日本人周旋，为燕京学子守护着一个自由空间，为沦陷区人民守护着一个精神孤岛。
燕大历史学家邓之诚不无自豪地说：“数年来燕校虽日处忧危之中，而弦歌不辍，学术发皇靡已。毕业学生在西南者，到处接迎恐后。中学生升学者竟以燕校为壑，隐然系一方人心，皆以燕校之消息为消息，燕校之向背为向背。一事一物出于燕校者，莫不歆羡而仿效之。视战前声誉，不啻十倍。”
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回忆说：“我很快就发现和他们（指日本人）打交道的秘诀是将和善和坚定混在一起。他们的武力和他们使用那些武力使得中国人在他们面前怯懦退缩。在另一方面，他们所面对的就不过是被迫的驯服。尽管他们狂暴，但是他们对自己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弄不清美国的态度，对它还有一定的敬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愿意的就是受到礼貌的对待。一方面对他们的武力不惧怕，同时在态度上热忱，这使得我在许多微妙的交往中，能够对付他们的粗野，或打破他们那神经紧张的缄默。”
每有燕京大学师生遭受日方逮捕，司徒雷登都不辞辛劳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他曾这样说：“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之后，回校时总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为感人的是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39年，司徒雷登还在一次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说，“燕京大学不是‘世外桃源’，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关心国家大事”，“现在的燕京大学处在沦陷区，不要被日寇的反面宣传所迷惑”。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撤销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为委员长。伪河北省公署下设教育科，控制沦陷区内学校，对沦陷区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和思想控制，拼命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企图从青少年一代入手泯灭沦陷区人民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使沦陷区人民成为日本统治下的顺民。
而从1937至1941年四年期间，燕大为解放区和大后方培养、输送了大批战时急需的人才，也提供了很多战争物资，成为北中国的地下抵抗中心，而这一切，幕后操作的就是司徒雷登。
“凡是要走的学生，临行前他(指司徒雷登)都要在临湖轩设宴饯行。我记得一次设宴践

行的会上，他说他希望燕京大学的学生，无论是到大后方，还是到敌后根据地，都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以加强合作，共同抗日。”
司徒雷登和其他老师不但请这些学生吃饭，还资助路费，嘱咐他们“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预祝一路平安。
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美国正式对日宣战。日本宪兵队在第一时间内包围和封闭了燕大校园，逮捕了校务委员会主席陆志韦、教务长林嘉通、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哲学系主任兼教授张东荪、社会学系主任赵承信、新闻系主任刘豁轩、法学院院长陈其田及十一名学生，宣布全校同学必须在下午三点之前离校，其余教师则不准擅自离开学校。
几天后，日军又逮捕了燕大历史系教授洪业和邓之诚，以及总务长蔡一谔、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侯仁之。另外，燕大外籍教师谢迪克、贝卢思等六人被送往日军设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关押。
至此，这个号称沦陷中的“孤岛”终于沉没，幽静美丽的燕园被践踏得面目全非，成了日本军官的疗养院。
事发当天，司徒雷登应天津校友会的邀请往天津度周末。12月9日早上，他刚刚起床准备返校，两个日本宪兵出现在眼前，不由分说，将他逮捕，押回北平。
在火车上，司徒雷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能不安地推测着被捕的种种原因。
北平火车站离美国领事馆不远。下了火车，日本人带司徒雷登穿过领事馆里面海军陆战队的营房大门，走进领事馆的主楼。这座楼内，拘留了大约二百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看到这些海军陆战队队员，司徒雷登悬着的心放下了。
眼前的现实印证了他的猜想：美国保持中立的日子结束了。
不过，在关押期间，从同胞嘴里知悉了日本偷袭珍珠港这件事，司徒雷登仍然感到难以置信。而当这消息被同胞们一再证实后，他不但不感到愤慨，反而“感到一种不太高尚的满足”。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多年来，司徒雷登曾多次向美国发去报告，一再重申日本对世界格局的威胁，美国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去阻止日本人的胡作非为，可政府一直迟迟没有回应。司徒雷登事后回忆说：“看到这些警告未被重视，实在让人灰心。这使我觉得为唤起我们人民来行动，需要有这样的灾难。一旦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我对最终的后果就不十分担心。日本人很可悲，他们对美国人的秉性缺乏了解。在整个的历史中，它可能是代价最大的一次胜利，正像中国的俗语所说，机关算尽，误了卿卿，聪明反被聪明误。”
最初一个月，司徒雷登与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亨利·霍顿（Henry S. Houghton）博士及另外两名医学院的教授

斯拿珀尔（I. Snpper）博士和特里维尔·博文（Trevor Bowen）一起被囚禁在领事馆三楼，活动还相对比较自由。圣诞节那天，司徒雷登甚至还接到了几位朋友打来的问候电话，收到了不少让人高兴的纪念品。
可是，四个星期过去，绝大多数人都被释放了。司徒雷登和亨利·霍顿博士、斯拿珀尔博士、特里维尔·博文四人却没有获得自由。四人在疑虑的同时又大为伤感，对自己的命运充满了担心。
还好，不久，四人被转移到位于东单三条的霍顿博士的家里，继续关押。四个月后，被改押到了外交部街一个旧宅的后院里。不久，荷兰籍的斯拿珀尔博士被释放了。这无疑给司徒雷登及其余两人带来了希望，他们认定，用不了多久，他们几个也会像斯拿珀尔博士一样获得自由。
事实上，司徒雷登的朋友们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燕京托事会，一直全力为司徒雷登等人奔波着，美国国务院把司徒雷登列在保释名单首位，并且声明如果不把司徒雷登列入，就不再交换侨民。
司徒雷登也通过地下渠道约略知道了一点消息，据说，美国国务院派出的使者已经在东京达成了协议。
然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司徒雷登始终没有获得自由，他们就在那个英国商人狭小的后院里枯燥地等待着没有明天的明天。
在痛苦而艰难的煎熬中，瑞士的上海领事馆在北平设立了分支机构，领事馆的两位主管曾经是燕大和协和医学院的教授，他们说服了日本宪兵，由他们来提供司徒雷登等人的食物。
关押期间，日本宪兵曾对司徒雷登进行过四次长时间的严酷审问。
日本人极想知道司徒雷登是怎样把燕大的学生送到大后方去的。
对于输送学生入内地，司徒雷登和学校里的年轻教师共同找到几个合适的途径。一条是从京汉（北平到汉口）铁路再走内地，一条是经过上海，另一条更远一些，但是对女生更好些，是经过香港、曼谷和缅甸的道路。沿途司徒雷登让朋友给他们资助和其他帮助。
对这些问题，司徒雷登并没有回避，他坦率地告诉日本人：“我觉得我就像是学生的家长，所以有义务帮助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他们为什么去，则不是我所要知道的。”
日本人无法反驳司徒雷登输送学生的动机，就想方设法地想套出到底有哪些中国人参与了这件事。司徒雷登当然清楚，如果他说出了这些中国人的名字，就意味着他们的生命将会出现危险，所以，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那些人信任我，如果我对那些人不忠诚，即便是那些询问者必然也看不起我。”
日本宪兵审问的内容虽然尖锐，但主持审问的人都显得很谨慎、礼貌。
显然，日本人不希望司徒雷登出现什么状况。

1945年5月9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彻底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
失去了德国纳粹支持的日本人感到了绝望，他们先是想让苏联出面调解同美国的关系，遭到拒绝后，又试图通过蒋介石与美国取得和解。
这年6月中旬，日本内阁通过了释放司徒雷登的决定，拟由司徒雷登前往重庆去说服蒋介石。
然而，7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国家元首斯大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就对德国的管制、太平洋战争、美国和苏联与中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三方会谈，并于7月26日通过和发布了《波茨坦公告》，以中、美、英三国政府的名义，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军界的一些顽固分子还想做最后挣扎，他们一方面逼迫政府不得投降，一方面派代表会见司徒雷登，要求司徒雷登充当求和使者。
司徒雷登断然拒绝，并提醒日方代表：《波茨坦公告》已经敦促日本应“无条件投降”，现在任何人都帮不了你们的忙。你们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规劝天皇和新内阁遵守《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尽早结束战争。否则，等待你们的将只会是灭顶之灾。
日本天皇宣读《停战诏书》后的第三天，即8月17日，司徒雷登、亨利? 霍顿博士和特里维尔·博文终于获释，重得自由。
从1941年12月9日被捕到1945年8月17日获释，司徒雷登的囚禁生活整整持续了三年零八个月。
刚刚出狱，司徒雷登就邀请尚留在北平的燕大教职人员陆志韦、洪业、林嘉通、蔡一谔、侯仁之等五人在东交民巷三官庙开会，组成复校工作委员会，共商复校大计。他一心要使燕京大学成为抗战胜利后第一所在北平恢复的大学。
8月29日，司徒雷登在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安排下，搭乘美国军用飞机飞往重庆。
此行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参加国民党政府为庆祝抗战胜利举行的活动；二是与在成都复课的燕大流亡师生见面。
在重庆，数百名燕大校友专门为老校长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共同庆祝校友们劫后重逢。
此后，司徒雷登出席了国民党政府举办的庆祝抗战胜利的招待会，并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和董必武。双方进行了交谈。
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专门设宴招待了司徒雷登。
1945年10月10日上午十点，浴火重生的燕大师生在燕园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大礼堂里欢声雷动，大家一起为胜利欢呼，一起为新生的燕京大学欢呼。
二、夏仁德：为抗战中国输送人才
燕京人才大批输送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是由司徒雷登首肯，负责具体操作的是夏仁德、侯仁之。
夏仁德（Rndolph C. Siler），美国费城人，1923

年，夏仁德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来中国，任教于燕大心理学系。
在中国，夏仁德一直同情、支持中国人民，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保护学生。
在未名湖畔临近水塔的小树林里，有一个幽静的小庭院，这个小庭院，就是夏仁德的家。
曾几何时，夏仁德的家就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据点。
1935年，许德珩、杨秀峰、齐燕铭、徐冰等同志组织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在偌大的北平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开会的地方。
夏仁德了解到许德珩他们的困难，主动把自己家的小客厅借作会场。
“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以后，燕大学生运动骨干如黄华、陈翰伯、龚普生等就经常去夏仁德家。
夏仁德非常慷慨，他把自己家后门和房间的钥匙交给学生们，让他们自由进去开会，密议救亡工作。
陈翰伯回忆说：“1935年，正是一二·九运动来潮之年。夏仁德完全支持中国进步学生。他不发表讲演，没有写过文章，他是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的。他知道我们需要安全的工作环境，把他家后门的钥匙交给我们，答应晚上午夜时分，可以在他家楼下客厅里办事，只是告诉我们，白天不要来，晚上不要有女同学来。后来，我们利用这里办了很多事情，有些党的文件如《八一宣言》等等，我们就带来藏在地毯底下。”
很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因夏仁德的庇护而躲过了当局的追捕。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就曾在夏仁德家里避难。后来出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黄华，也是夏仁德的学生。当黄华秘密离校，投奔延安之后，校务会议曾讨论要不要给黄华发文凭。夏仁德力排众议，全力为自己心爱的学生辩护。他说：“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1936年1月，刘少奇派林枫给清华、燕京的学生党员黄华、蒋南翔、牛荫冠等讲解有关党的知识，如民主集中制等，也都是在夏仁德家进行的。
1937年初，斯诺从陕北苏区访问归来，也是在夏仁德的客厅里给燕大二十多名进步同学介绍此行收获，让大家翻看他刚刚写成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即有名的《西行漫记》)的初稿和二百多张在陕北苏区拍摄的照片，还放映了自己拍摄的小电影。
七七事变后，北平失陷，夏仁德就腾出家中的贮藏室帮助存放待运给敌后根据地的医药用品。
夏仁德休假回美，还和一些美国朋友在纽约第五街游行，声援中国抗战。
从1940年起，在司徒雷登的安排下，夏仁德负责主持燕京大学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
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的侯仁之任委员会副主席，是夏仁德的得力助手。
燕京大学的主要目标是把沦陷区的知识青年培养成战时中国紧

缺的人才，而怎样把已经培养成才的燕京学子输送到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则要由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来完成。
从1940年冬到1941年夏，经中共燕京地下组织安排，由侯仁之具体联系，从燕京大学挑选了三批共十多个学生分赴敌后根据地。
无论是去大后方还是去敌后根据地的燕京学子，如侯仁之所言，“他们离校后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每个人都在抗日救亡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这其中，夏仁德居功至伟。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日军查封。夏仁德本来计划和另外两个外籍教授经西山去解放区，但想到心理系办公室存放着燕大师生抗日活动的秘密资料，为了保护有关人员的安全，他冒险取出文件烧毁，来不及脱身，被日军逮捕。
关于夏仁德被捕经过，当时燕大三八班学生赵凤章毕生难忘。
那天早上，教务处职员匆匆赶到教室宣布下课，教室里的赵凤章没有和其他同学一样按学校的要求到大礼堂集中开会，而是心急如焚地与地下组织联系，火速转移一批“禁书”和文件进行销毁。
当这一切料理停当，回到宿舍，他才想起一件事：几天前，自己曾将一个装满了“民先队”内部资料的柳条箱交由夏仁德保管，至于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夏先生还不知道。一旦日军从他手里得到这个箱子，后果将不堪设想！
不好！我太大意了！
想到这儿，赵凤章大脑“嗡”地一响，全身直冒冷汗，一道烟从宿舍三楼窜到一楼，然而，传达室的一名工友却迎面把他拦住了：“赵先生，你要到哪儿？”“有急事，快让开！”赵凤章粗暴地将他推开，拔腿要继续飞奔，工友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襟，说：“传达室里有你的电话。”是谁呢？赵凤章只好转身闯入传达室，极不耐烦地接过话筒，话筒里传来的正是夏仁德的声音，夏仁德当头一句竟然是：“你的东西我可以烧掉吗？”赵凤章强压着怦怦直跳的心，用英语急切地说：“当然可以。我正要去你府上把它们拿回来呢。”“这么多东西，你怎么好拿走？不如我直接烧掉算了。”
柳条箱里的资料被夏仁德烧了，赵凤章等人躲过了劫难，夏仁德却为此被捕了。
夏仁德本来和那两位外籍教授已经离开了燕园，但他想到那个柳条箱，又折了回来。
就这样，在烧毁了箱里的资料后，他被日军抓捕了。
1942年夏天，夏仁德被转到北平东交民巷。
1943年3月，夏仁德被关进山东潍县集中营。直到9月美国和日本交换囚犯，他才回到美国。
1945年夏天，夏仁德得到许可又回到在成都的燕大。1946年经西安、上海回到海淀燕园，任燕大教育系主任。1950年夏仁德返美，1963年

退休。1973年4月，夏仁德夫妇得到邀请回中国作客，周恩来总理在中山公园欢迎他们。
三、林迈可：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
如果说夏仁德为抗战中国输送人才功不可灭，那么燕大英籍教授林迈可对抗战中国的贡献，则主要在于战争物资的输送。
林迈可（Michel Lindsy）出生于英国一个世代书香家庭，其祖父为历史学家，父亲是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院长、英国上院议员。他来华的时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
这一年，是林迈可从牛津毕业一周年。他受北平燕京大学聘请，担任燕大的经济学导师，并领导创办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
12月，林迈可绕道美国，从温哥华乘船来到中国。同来的船上，林迈可结识了白求恩。林迈可和白求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两人在日本横滨分手时约定，将来在华北根据地相见。
到了燕大，林迈可住进临湖轩司徒雷登寓所。司徒雷登校长那种宁可学校关门也要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精神很快就影响到了林迈可。
1938年，林迈可利用复活节假期践行了与白求恩的约定，和燕大的几名教师一起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与白求恩相聚。
通过白求恩，林迈可见到了吕正操将军。毫无疑问，对林迈可来说，根据地的一切都是无比新奇的。
在根据地，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集会，新招募的军队充满豪情和斗志地操练，兵工厂的工人在热火朝天地工作，乡村小学校的黑板上写满了鼓舞人心的抗日标语，男女平等参政议政，还有那令人耳目一新的在露天舞台上演的抗日话剧。
事实上，全世界都对中国的抗战根据地充满了种种猜测和好奇。
许多人了解根据地这个神秘的群体，都是借助于一本由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写的《延安水浒传——中共高级领袖解明》一书，书中将当时中国共产党高层文官武将按照《水浒传》一百零八名好汉的次序进行“对号入座”。该书不仅是外界了解共产党领袖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侵华期间日军高级将领进入中国战场前的必读之物。
在书中，共产党第一号人物毛泽东无疑被列为天魁星呼保义宋江；朱德与玉麒麟卢俊义相对；周恩来与智多星吴用相对；彭德怀与大刀关胜相对；张闻天与豹子头林冲相对……而吕正操，则与操刀鬼曹正相对。
林迈可不但见到了吕正操，还在根据地军民的护送下进入了设在山西省五台山区的聂荣臻将军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宋劭文主任委员领导下的边区政府。
在根据地军民高昂抗日斗志的感染下，林迈可参加了游击队破袭平汉铁路的战斗。
林迈可还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的八路军总部见到了朱德总司令。
有感于根据地物资的匮乏，林迈可利用自己的英国身

份，频繁往返于上海、香港、重庆之间，千方百计为根据地购买战争物资。
为了准确记录所买药品的详细名称和功能，林迈可让导师班跟随自己学习的女学生李效黎帮助重新整理药签。后来，李效黎成了他的妻子。
林迈可还应八路军地下联系人的要求，购买无线电台零件。
二十九军撤出平津时，曾遗留下整整六个皮箱的军用器材，全部藏在燕园。
为了把这些器材送到八路军手里，林迈可夫妇先后分三次借来司徒雷登的专车，每次装上两个皮箱，送往西山温泉附近一个小庙门口，交给八路军接头人。
1941年12月2日，司徒雷登预料到日美之间的战争势不可免，为使燕大外籍教师免遭铁窗之苦，他指派与敌后根据地交情颇厚的林迈可主持了一次外籍教师茶话会议，说服外籍教师撤往敌后根据地。
会议结束，司徒雷登总结了燕大毕业生在敌后根据地的工作情况，并估算外籍教师中至少应有十五人前往。司徒雷登特别强调：爱丽小姐懂医学，是敌后根据地急需的人才；夏仁德和博晨光很有组织能力，也应该去敌后根据地。然后，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林迈可夫妇说：“你们两人更是非走不可！”

1942年，林迈可给晋察冀军区无线电技术高级训练班讲课。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1941年12月8日早晨，林迈克驾驶着司徒雷登的汽车，带着妻子和班威廉夫妇以及两只装着无线电器材的箱子驰出燕大东校
门。

汽车离开才十分钟，日本宪兵便气势汹汹地开进燕京大学抓人。
不用说，日本人扑空了。
林迈可一行经过京西红山口，到了黑龙潭，便弃车步行，在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的护送下，从北安河西面山坡上的贝家花园往西而行，翻过海淀、门头沟区交界的小黑山，经田庄、苇子水、芹峪口、下马岭、太子墓、傅家台，顺利渡过永定河，又经青白口进入斋堂川，穿过塔河、黄安坨、百花山、白草畔，数日后到达涞水县三坡西的小峰口村。
当时，与贺龙并称为“龙虎二将”的萧克将军的挺进军司令部设在这里。
曾为挺进军“红小鬼”的诗人张志民(今门头沟区斋堂镇张家村人)曾回忆：“就是在那个小院的八仙桌上，萧克将军接待了由燕京大学奔往解放区(根据地)的英籍教授林迈可夫妇、班威廉夫妇，和他们共进了进入边区的第一顿晚餐。在煤油灯前，萧克将军与他们敞心谈笑，说世界，说战争，那巨大的话题，与那低矮的小房子，似乎有些不大相称，不！它是十分相称的！历史已经证明，那时代的光亮，不在灯火辉煌的北平市，而是在油灯如豆的小峰口……”
林迈可夫妇很快就与萧克将军成了好朋友。

林迈可是经济学出身，但喜爱物理学，尤其痴迷于无线电，他本人在无线电方面又很有天赋，所以掌握了高超的无线电技术，被安排到挺进军司令部通讯部的电台工作，并穿上了八路军军服。
在战争时期，电台工作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既可通过揭露侵略者的罪恶，争取民心、争取国际支持，也可以对敌人开展心理战。
挺进军的电台设备太过简陋，林迈可就创造性地改造废旧发报机。分解缴获的日本无线电设备，将这些旧电子零件改装成无线电收发报机成了林迈可的工作重点。
林迈可曾给在英国的姐姐写信谈自己在电台工作中的感受，说：“我们的无线电设备的确比日本兵的好许多，日本的零件大部分还不错，但他们的电子管不行，设计也不行，效率很低，传播距离短，得将缴获的日军设备重新改装，才能有效使用。”
林迈可指导组装出了一批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军用便携式小电台，尺寸仅有10×8×6英寸，功率也仅有25瓦，但相隔数百公里都可以收发到信号。
在林迈可的改进下，司令部机关的电话接收性能和电报的收发能力都有了提高。
1942年春天，林迈可夫妇到了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担任通讯技术部顾问，给部队技术员讲授无线电课程，李效黎任英语课教员，一直工作到1944年。这些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电讯界的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和骨干。
1944年，林迈可和妻子李效黎带着刚一岁半的幼女，冒着枪林弹雨从晋察冀抵达延安。
在延安，林迈可见到了朱德、周恩来，还有毛泽东。
早在1940年12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但受技术限制，新闻一直无法传往境外。
林迈可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提出：当务之急应冲破新闻封锁，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
几天后，朱德亲自给林迈可签发了印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通讯顾问”的聘书。
“新官上任”的林迈可经过一番详细检查和精心研究，发现延安当时虽没有合适的零部件能够组装起一部高效能的无线电电台，但只要一根灵敏度高的定向天线，即使电力不大，也可以将信号发往很远的地方，包括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当然，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还是有许多技术性的难关。林迈可根据德国人弗雷德里克?特尔曼的经典著作《无线电工程》中的公式，设计制作了一个灵敏度很高的“V”形定向天线，并依靠一本《球面三角》和一只经纬仪，将发报机定位在一个小山顶上，把定向天线面向山谷的另一面，并用经纬仪校准天线及其他各标杆的位置，最终成功地组建了一台1000瓦的发射机。
从此，延

安建成了可以将信号发射到美国旧金山和印度等地的首部国际电台。
1944年8月15日，延安的英文广播面向世界“发出声音”，林迈可亲自参与了英文新闻稿的编辑工作。
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吴文焘（分管英播部）回忆说：“林迈可同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计算出向美国西海岸发报的无线电波长，安装好天线；英文广播正式开播后，他留下来帮我们润色英文稿件。”
1944年的下半年，二战已经到盟军反攻阶段，美国有一批专门人员在旧金山负责监听世界各地的无线电信号。
这天，这些美国监听人员听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正宗牛津腔英语，正在朗声报告着来自中国战场的捷报。
他们分析到这是来自中国延安的新信号后，兴奋极了，做了详尽的记录，并把重要内容编辑成册，分发给华盛顿的高层官员们。
在这之前，美国官方关于中国的信息全是来自日本同盟通讯社。美国高层领导自从这一天开始接收到新华社英文电讯后，对中国华北战争图景顿时有了改观。
那些从美国西海岸收听、记录下来的最早的新华社英文电讯稿，至今还作为美国国家档案，收藏在马里兰州联邦传播委员会档案库里。
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全家返回英国。
毛泽东在送行的晚宴上，对林迈可在中国抗战中做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和感谢。
新华社高级编辑刘光牛说，1945年，林迈可离开中国前，将他在八年内所有关于广播的资料都留给了新华社，有很多至今依然保存在档案馆中。重返英国后，林迈可一直持续关注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多次致信新华社，为英文稿件的翻译等提出建议，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重访中国，直到1994年去世。
曾为白求恩助手的江一真同志和人谈起林迈可，总是感慨万千：“八年抗战中，林迈可在北平教书时支持白求恩，支持燕大地下组织，给根据地送药、电讯材料、枪炮，掩护我地下工作人员等……是我们真诚的老朋友。”
1975年，英国出版了林迈可著《抗战的中共》，引起极大反响。
1987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林迈可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
200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林迈可著《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三本书内容基本相同，连同二百余幅照片，记录了林迈可夫妇的难忘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