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_第七届中国文化哲学论坛_综述

学术综述

【学术综述】

2011年5月

第3期

M ay.2011No.3

文化学刊

Culture Journal

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第七届中国文化哲学论坛”综述

林

丹

李

琳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大连116023）

摘要“第七届中国文化哲学论坛”集中围绕文化的本体性问题、文化软实力以及文化

软实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展开讨论，回应了文化哲学的发展潮流。研究文化软实力方法论问题的前提是考虑文化的本体性问题，即是说，将文化作为对象或本体来理解，只有在确定了具有独立性研究对象的文化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深化对方法论问题的研讨。文化是一个不断延伸，不断升腾的过程，不是一个僵化不变的过程，基于此，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应当涉及文化传统、文化变迁或文化评价问题。在如何研究文化软实力的方法论问题方面，可以从与文化软实力相关的基础理论问题、

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处理好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研讨。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方法论；本体性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25（2011）03－0044-06

收稿日期

2011-01-07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07-01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哲学研究”（项目编号：09BZX003）、大连市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大连文化软实力中的哲学问题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林丹（1982-），女，辽宁大连人，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当

代西方思潮及其影响研究；李琳（1984-），女，辽宁大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哲学研

究。

2010年10月22日至24日，由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哲学与文化研究室”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文化哲学论坛”在大连召开。此次会议沿袭了“全国文化哲学论坛”的举办模式，强调了“论坛推动学术，强化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会议汇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大连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黑龙江大学、辽宁大学、陕西师

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高校的著名学者，以及《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社会科学报》、《江海学刊》、《学海》、《学术研究》等期刊的专家。20余位与会代表会前阅读了卡西尔的《人文科学的逻辑》，在此基础上集中围绕文化的本体性问题、文化软实力以及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展开讨论，回应了文化哲学的发展潮流。会议主要探讨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研讨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前提是考虑文化的本体性问题。即是说，将文化作为对象，或作为本体来对其进行理解，只有在确定了具有独立性研究对象的文化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进一步深化对于方法论问题的研讨。

大连理工大学洪晓楠教授首先介绍了他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以及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他提出理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涵义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前提，明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条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社会科学报》许明主编从文化史和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提出文化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不是一个依附的存在，也不是一个从属的存在。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性、文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商品性、审美性、心理属性等是不能忽略的。这样考虑文化问题，它的全方位展开的可能性就具备了。这个观点跟社会存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是相通的。什么是实践本体论？就是把实践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文化本来就是这个东西。文化研究的根本转型就是从工具论走到从属论，再转到本体论。首先在意识上文化由下位变成上位概念，然后证明它的合法性、合理性，这就对文化的根本性存在进行了二次反思，即对从属论、依附论、工具论进行了二次反思。《哲学研究》鉴传今编审提出，文化既是被规定的，也是自由自在的，不是非此即彼的东西。从文化实践层面来看，有些现象值得关注，比方说烟文化、酒文化、小鞋文化、缠足文化，并且都有相关的著述。由此，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和界定文化？文化精神、文化理念、文化价值该怎么确定，这是首要问题。如果文化是实践活动，那它既是被规定的，也是自由自在的，二者不能对立起来。马克思说得非常清晰，人是在前人规定的水平下起步的，但是人的实践活动又丰富了这个规定。自由也好，从属也罢，并不是一个对立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教授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本体性和工具性的东西有些可以区分开，有些可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我们突出了文化的工具性，忽视了它的本体性，而我们需要承认文化的两重性，一方面是从属性，另一方面是本体性。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有些东西在文化层面可以说就是工具性的，可以用先进取代落后，比方说我们现在不用蜡烛而用电灯；但是有些文化深层的东西，例如制度层面的或观念层面的东西，则需要保留。因此，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把传统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真正具有普遍性的，而且具有人类意义的东西开发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霍桂桓研究员认为“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本体”和“文化是一个独立的对象”是一致的，提出把文化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强调文化的独立性，但是由此不能否认文化的工具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鹏程研究员提出，作为工具的文化有两个区分，一个是文化形式，另外一个是文化精神。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力量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也要强调内容，形式是内容的表现，这两者是有关联的。文化是自由自觉的，还是被别人想象的，还是被规定的？这是讨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将文化纳入到一个单纯的市场当中去，就会出现“被旅游”、“被文化”等概念。那么此时的文化就不再是本体，也不再是真的文化，不是文化当中的原生态文化，这种文化就不能形成文化软实力。武汉大学何萍教授提出，我们所面临的文化不再依附于政治和经济，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在潜意识里支配了所有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我们哲学面临着这样一个思维方式的变化，它是以文化为中介的。因此，当前的学术问题绝不仅仅是关于工具问题和本体问题的讨论。当代哲学，包括文化哲学都面临一个困境，需要一个新的哲学理念，一个新的精神。大连理工大学文成伟教授提出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待文化问题。每个时代的文化都不是一种可以跟政治、经济、军事相脱离的东西，其本身就是根植于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多维度的东西。文化并不等同于政治、经济、道德、习俗、宗教，而是其内在精神的一种诉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既是自觉的，也是跟社会方方面面有密切联系的。无论从历史上讲，还是从地域上讲，每个国家和地区民族都有不同的特点，那么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也必定存在符合自己特点的多层次、多结构、多元的建构。但是，文化建设首要

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林丹李琳

学术综述

的更应该自足于内在诉求，也就是说，现在中国文化的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才可能进一步探讨软实力建设的逻辑过程。另外，文化没有高低之分，文化建设不要力求于侵略别人，如果把这个问题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恐怕会对文化的自主性发展带来一个方向性困境；同时，这也会涉及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

二、研讨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涉及文化传统、文化变迁或文化评价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文化是一个不断延伸、不断升腾的过程，不是一个僵化不变的过程。

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教授提出，我们讲文化软实力必然涉及一个客观事实——

—文化变迁，更多的是涉及一个评价问题。文化变迁到底是好还是坏？即原始文化到底是需要我们来保护它，还是它自己需要被保护？比如说某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个民族是愿意变化，还是愿意保持其原始状态。张曙光教授认为，我们不应该用文明人的价值观来评价原始文化，而是应当特别强调文化的多样性，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很多东西很难界定先进和落后，只有跟效率有关的才可以，比如说电灯和蜡烛。李鹏程研究员主张文化是不断被重新塑造和重新解释的，是一个活的东西，传统是文化生命的一部分。霍桂桓也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肯定是要进步的，肯定是要变迁的。大连理工大学王前教授提出，文化可能有一个表层的和深层的变化，如果按现代化的进程来讲，中国人的表层现代化可能比很多发展中国家快，但是中国人骨子里是相当传统的。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充分程度的时候，中国的文化所保留下来的东西才是有特色的，才是与其他文化竞争时安身立命的根本。传统应该是古代具有、现代依然存在、将来还可能继续存在的东西。鉴传今编审提出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文化，既要看到老的一代，又要看到年轻的一代，年轻的一代代表变化，老的一代代表守成，而文化正是在变化和守成的矛盾中，既变化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传统，因此要能够发现文化中的这种变化的逻辑。

三、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该如何处理工具理性和形而上层面的本体理性的关系问题。形而上学是哲学家的专用题目，现实则是实践哲学的问题。与会代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回应。

西北政法大学刘进田教授认为文化的工具性问题或者从属性问题是一个事实的逻辑问题。文化的从属性、工具性实际上遵循的是因果逻辑，所以说它是一个事实世界的问题。文化不是独立的，它从属于经济、政治或者权力，金钱和权力是因，文化就是果，即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实际上这就进入了一个因果逻辑，而这个逻辑是事实世界的逻辑，是一个科学的逻辑，不是一个文化自身的逻辑。西方哲学开始于泰勒斯提出的“始基”、

“本原”或“本体”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即是对因果逻辑的中断，《历史与真理》一书中提出“即本原概念的提出是对本原起源问题的终结”。考虑本原的本原是让人眩晕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幻象。所以本原概念的提出，把本原起源问题给终结了，也就把因果逻辑终结了。由此本原就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本原、本体即成为一个哲学问题。当哲学讨论本原、本体问题的时候，就超越了因果逻辑问题，进入了形式层面。按照卡希尔的思想，即进入了文化逻辑、人文逻辑。所以说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人文逻辑、文化逻辑，以及文化哲学问题。始基也好，理念也好，形式因也好，都是一个文化逻辑问题。文化自身的逻辑是一个形式符号的逻辑，或者是一个自由自觉的逻辑，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在处理这两种逻辑的关系。由此来讲，文化的本体论问题和文化的工具论问题应该分而治之，之后进行各自独立的讨论，然后使之深化。最后形成的结果可能会对文化的功能作用有好处，能让它更好地发挥工具作用。这样，在经验的、实用的和超验的层面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即公共性逻辑，从而在公共层面上讨论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重视公共性层面，把文化和公共性联系起来，这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思路。何萍教授强调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新世纪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新的哲学，要对文化的自主性、本体性进行研究。国际世界历史正在发生变化，不能简单地用武力来征服，简单地通过经济来支配其他国家，可以用文化的意识形态来征服其他国家，使其物质的、政治的事物自然地从属于自己。所

以，在当今时代，文化问题已经成为支配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主导性问题。现在我们真正进入了一个文化时代，同时也就提出了中国文明需要用什么方式来塑造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相当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决定论的模式，即经济模式决定一切如何克服？中国现在所有的经济发展不比美国人的生活差，不比欧洲人的生活差，不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生活差，但是我们缺的是什么？这就是社会的理性结构。如果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不起来，人与人之间没有互相的信任，这样的社会问题是经济所不能解决的。葛兰西早就说过，政党的问题应该有一个文化功能。那这个文化功能是什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霍桂环研究员回应，现在中国现实问题可以说是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政治问题，还可以说是体制问题，唯独不能说是文化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仅仅依靠文化观念的改变来改变。文化是思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能会对整个社会现实提供某种启发，但是这种启发还是符号性的，不能通过文化研究给现实问题制定某些规范或政策。鉴传今编审也认为无论我们的文化有多么重要，还得靠经济力量。张曙光教授主张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从历史上看是高度地结合在一起的。文本的研究还是非常重要的，它其实是给我们的现实问题找一个根本的理论框架，如果这个理论框架找不到，我们会一直停留在对现实问题的争论中，这里面还包括意识形态的倾向性问题，其实知识本来是应当保持价值中立的，但很多时候很难做到。儒家文化自汉武帝以后和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人文价值秩序、政治秩序高度结合在一起，近代以来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我们又试图借助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来重新给政治提供一个合法性，所以一定要考虑理论是否能够解决现实困境的问题，否则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就达不到应有的深度。卡希尔所讲的文化，典型的形式有语言活动、艺术活动、宗教活动、神话活动，而这样一些活动在欧洲罗马帝国瓦解后基本上是被教会所把握，那么西方就有了这样一个看问题的思路——

—圣俗二分。文化都是在圣界，不在俗界。中国虽然也有圣也有俗，但是从来没有达到圣俗二分，圣引导俗的这样一个境界。如果西方用圣俗二分的话，中国大致可以用文野之分，雅俗之分，而雅和俗没有本质的区别。雅不过是更精致一点、文雅一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区分两种不同的文化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点，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别首先体现在语言符号上。西方的语言符号是拼音文字，中国的语言符号是方块字，方块字是象形字，一是像自己的身体，二是像我们外在的物象。象形字对事物的把握有一个特点：具体的、感性的、特殊的。而西方拼音文字对事物的把握是抽象的、普遍的、超验的。正是这个区分造成了后来思维方式的区分。第二点，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经历了从巴门尼德、柏拉图主义、圣俗二分、灵肉二分、看见的世界和可知的世界的二分，然后经过塔罗丁、奥古斯丁到基督教。于是有了上帝之称和世俗之称的区分，所以西方的圣绝对是引导俗的，后来卡希尔对文化的定义就反应了西方的这样一个特点。这跟中国差异很大。第三点，就是圣俗二分一直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圣俗二分被打通了。中国的特殊的、传统的、感性的文化本身必须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中普遍的方面需要开发出来。如果只是在一个有限的形式中，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肯定是要被历史抛弃的；如果能把这个普遍的东西开发出来的话，将不仅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意义。所谓普遍的东西，即仁爱第一，自由第二，平等第三，有了这三个，和谐自然就会到来。

四、在如何看待文化软实力以及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方面，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与会代表针对与文化软实力相关的基础理论问题展开研讨

洪晓楠教授认为文化软实力概念针对性很强，“软实力”概念本来是一个西方概念，而“文化软实力”概念则是我们通过综合创造的结果。“文化软实力”概念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且更多的是在国际政治关系层面来谈的，因此，它还是一个具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战略概念，尤其是一个文化战略概念。“文化软实力”概念包含了“文化”、

“软”、

“实力”三个方面的内涵，“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社会而言的；“软”是相对于“硬”而言的；“实力”是相对于“非实力”而言的。如果从

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林丹李琳

学术综述

“实力”的角度来看，文化软实力的要素主要包括：文化凝聚力、文化吸引力、文化创新力、文化整合力和文化辐射力。刘进田教授提出文化软实力研究首先要区分文化一般和文化具体，其中研究的难点在于文化具体、文化特殊。文化具体就是探讨什么样的文化具有软实力，比如国学、儒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哪一种文化具有软实力。另外，文化软实力要有一个定位问题，包括两个层面：“实力”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具有功能效用性；而“软”是一个超验性的精神问题。“经验的定位”和“超验的定位”，这两者要分开来。辽宁大学陆杰荣教授也认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西方概念，准确地说，是美国提出的一个意识形态概念，我们接过这个意识形态概念需要有个文化自觉的过程。

（二）与会代表针对文化软实力研究应处理好的关系展开深入讨论

陕西师范大学袁祖社教授提出我们在研究文化软实力时必须反思一个维度，即文化与伦理的关系问题。道德、德性或是优良的人格是文化的根基，而伦理性是文化的内在规定，它保证文化的发展沿着促进人的发展的方向。文化的伦理性是文化固有的本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先进的、优良的、有内在魅力的文化类型必然是具有文化道德价值标志的。所以文化软实力之软，关键在于一种道德上的博弈和较量。刘进田教授指出文化建构应该考虑文化和实力的关系。中国现在要重建文化，应该处理好文化和实力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规定和相互引导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建设一种有实力的文化和有文化的实力。我们的实力应该是有文化的；我们的文化应该是能发挥出实力的，能对经济、物质发挥作用的文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有实力缺文化的国家，也存在着有文化缺实力的国家。例如日本的实力实际上很强，但是他的文化在世界上并不突出；印度曾经向世界输出佛教文化，说明他的文化很强；德国在一段时间内文化也很强，但是他有一段实力比较差的阶段。那么中国现在要重建文化，应该重视文化和实力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规定和相互引导问题，也就是说应该建设一种有实力的文化和有文化的实力，从而实现文化和实力之间的相互规定。比如像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就是把文化和实力结合起来了。

（三）与会代表就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展开讨论

陆杰荣教授提出研究文化软实力有三个因素需要考虑。第一个因素是知识，研究文化软实力必须要考虑知识、知识的本性，软实力和知识有着密切的关联。第二个因素是权力。一个哲学家在表达一种概念的时候，也是在表达一种权力。文化软实力实际上是一种实力，也是一种权力。这个权力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如何加以划分，这个划分的根据是少数人与多数人，还是西方与中国，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三个因素最为重要，是文化软实力和立场的问题。文化软实力一旦扩散到社会生活就需要展开其立场问题。何萍教授认为文化软实力研究不仅是研究文化或信仰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研究怎么样使我们建立一种合理化的制度，来保证我们能够诚信，保证我们的信用体系。丁立群教授强调文化软实力面临着两个抉择，一个是我们目前是处于建设阶段还是输出阶段，输出与建设，我们选择哪条路径？另一个是文化创造力还没有形成，而我们要输出之前，首先要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西方国家自认为其价值是有普世性的，至少有很多国家是跟着他们走，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念没有这种普世性，就不可能为其他国家所追随。李鹏程研究员提出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方法论这个话题，首先要考虑话语的路径依赖和这个话语权的自主性问题。这个话题，从他的学科属性和理论内容(或话语内容上)来说，是一个战略话题，或是一个战略概念。我们中国人如果要谈建立软实力这个哲学构想，或者说在一个哲学构想的基础上建立软实力的战略构想，那么应该从比主体间性更高一级的立场上来建立软实力概念及其战略。这样建构的概念和内容可能比西方的软实力更符合世界发展的进步性或者人类文明。软实力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跨文化关系问题。所以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跨文化关系问题？这是一个软实力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强调文化的精神性，而不是文化的客观性、物化性或外在形式性。第三个问题是信用问题。信用是人际关系的中介。信用问题不解决，就没有主体性关系，也没有交往的可能。当今时代，作为文化哲学的研究者，从软实力角度考虑我们自己的文化

建设，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文化的内在生命成长的自主性，没有这个基础，文化就没有力量。二是在文化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要立足于主体间性维度考虑与他者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一种描述性、评价性的关系，而是一种功能性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概括成三种力，责任力、吸引力和感召力。霍桂桓研究员指出我们还没有成为大国的关键是因为人没有现代化，更具体来说就是人的身份没有现代化，这是致命的关键。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指的是独立个体通过契约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这是西方现代化建立的根本性的东西。而我们的单位制是家长制的现代延伸，仍然没有西方社会的最基础的东西，即独立个体，没有契约身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没有现代化的。鉴传今编审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侵略和文化输出的问题。软实力的核心是制度、意识形态，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文化软实力主要研究的是文化安全，实际上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安全。归根结底就是如何来对抗这样的一种价值输出、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的侵略。王前教授认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竞争的概念，是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国外的各种势力进行经济上、政治上的较量，继而进行的文化上的较量。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软实力一方面要考虑世界各国的游戏规则，就是大家都要遵守的东西，同时还要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如果要解决文化软实力问题，还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果世界的普世价值规则是有用的话，那么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在这个方面还缺失什么，即是说中国的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但是人的素质还没有提高，这就是文化软实力软弱的一

个表现，那么这个国家肯定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二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些东西是不适应现在的，就需要及时做出清理，及时清理也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三是真正地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有价值的、有竞争力的东西。中国哲学中哪些范畴、哪些基本的思维方式是西方所不具备的，而现在仍是有价值的，那么挖掘这些才能引起西方的关注，将来才会影响整个世界文化的和谐。如果在以上三个方面做好的话，整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才有可能上去。《学海》胡传胜总编辑认为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这其中存在着一个链条，这个链条一方面是西方的霸权，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依赖性。《光明日报》薄洁萍主编以《红楼梦》的翻译出版为例，提出文化软实力研究应该关注它的效果问题。即便文化软实力已经建构起来，却没有很好地向外传播，也是没有意义的。《学术研究》何蔚荣总编辑提出我们在把握文化软实力时，要注意把握民族的精神。《江海学刊》赵涛副主编指出，我们考虑文化软实力的问题要对文化软实力的“软”字抱以一定的警惕性。另外，我们的哲学研究，不要跟历史研究相脱节，我们的学术研究一定要反复重读历史，从历史中得到经验教训。

总之，此次论坛以“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为研讨主题，回应了文化哲学发展的潮流，改变了文化哲学界对此问题研究的零散状态，构筑起专家学者与学术期刊编者进行良性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责任编辑：王妍】

文化软实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林丹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