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抑之痛与生存之苦：再议《呼啸山庄》的主题和作者的生存困境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16, 4(3), 53-58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16 in Hans. https://www.sodocs.net/doc/101818614.html,/journal/wls https://www.sodocs.net/doc/101818614.html,/10.12677/wls.2016.43009

文章引用: 李敏. 压抑之痛与生存之苦: 再议《呼啸山庄》的主题和作者的生存困境[J]. 世界文学研究, 2016, 4(3):

Pain of Repression and Misery of Survival: On the Theme of Wuthering Heights and Living Predicament of Emily Bronte

Min Li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Yantai Shandong

Received: Aug. 26th , 2016; accepted: Sep. 16th , 2016; published: Sep. 21st ,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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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lonely, pessimistic soul and a rebellious spirit, Emily Bronte created one of the greatest works in human literary history—Wuthering Heights , through which the novelist took a relentless criticism of the feature repressing the human nature and negating the self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This theme is actually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writer’s living predicament: The self struggles in the civilization cage, is divided and eager to escape from it but finds no way out. The paper mainly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Negation of the self in philosophy, negation of the self in Wuthering Heights and Emily Bronte’s concern of “the nonhuman in humanity”. Keywords

Emily Bronte, Wuthering Heights , Civilization, Repression of the Human Nature, Negation of the Self, Living Predicament

压抑之痛与生存之苦：再议《呼啸山庄》

的主题和作者的生存困境

李 敏

山东工商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 烟台

Open Access

李敏

收稿日期：2016年8月26日；录用日期：2016年9月16日；发布日期：2016年9月21日

摘要

艾米莉·勃朗特，孤独、悲观、反叛，毕其一生创作出《呼啸山庄》这一旷世之作，其中渗透着对压抑人性、否定自我的西方文明的无情批判。这一主题实则作者生存困境的艺术表达：自我挣扎于文明这一牢笼并渴望逃离其中，却找不到出路。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对西方文明“否定自我”的哲学批判，《呼啸山庄》中的压抑、否定之痛以及作者艰难的生存抗争——“人性中的非人类性”。

关键词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文明，压抑人性，否定自我，生存困境

1. 引言

艾米莉·勃朗特(1818-48)被视为19世纪英国文学中最重要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作家之一。“比男人更坚强，比孩童更简单”是她作为小说家、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写照。尽管学界对她的研究著述颇丰，勃朗特仍然是文学星空中一颗遥远、闪烁不定的星。正如Humphry Ward夫人在她写给霍沃斯版《呼啸山庄》的序言中写道：“小说家隐忍、自足……她具有超常的能力，赋予创作客体以生命、最强大的生命，使他们具有独立于创作主体的自主个性”[1] (笔者译)。敏锐的洞察力加之敏感的个性，勃朗特对西方文明持有浓重的恐惧感，疏离感。

西方文明质疑、压抑个人，否决人性的宣扬。对此，艾米莉·勃朗特透过其作品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她悲观，甚或绝望地认为，现代人注定要挣扎在分裂的状态中，并渴望摆脱这一困境。在这个意义上说，勃朗特应位卢梭、尼采、劳伦斯等之列。此外，她尤其关注“人性里的非人类性”(the non-human in humanity)，即人，无论男女，在他(她)成为社会人(social beings)之前,首先是作为“原始之力”(primal forces)而存在。

这种“非人类性”实则是对压抑否定人性的文明社会的反击。

2. “否定自我”之哲学批判

长期以来，西方文明一直对人性中的自我持批判态度，拒绝人们享受本能生活(instinctual life)。直到19世纪末，欧洲涌起一股反西方文明的热潮，人们意识到其否决自我的特性——“轻视诋毁感官体验、富于激情的存在以及本能生活”[2] (笔者译)。此即卢梭、尼采、弗洛伊德等思想之核心。他们异口同声地抨击西方文明的暴力和破坏性，宣扬“原始人精神生活更富足，故更优于‘文明’人”[2] (笔者译)。

卢梭的作品就以深切关注自我、关注主流社会价值压抑自我而著称。在《论不平等的起源》中，他写到：“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3]。通过对比野蛮人和社会人，卢梭指出社会人生活在虚伪之中，生活在“别人的判断”之中，与真正的自我是隔离的。教育是文明的传话筒，在传承文明，弘扬主流价值观方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卢梭还进一步攻击了当时教育体系的这一特性，他认为教育的残酷就在于以牺牲当下换取一个未知的未来，施加给孩子们各种限制，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悲惨不堪，以获得遥远甚至永远也不得享受的幸福。这种“牺牲”遭到严厉批判，因为未来是“我们很多人毕其一生都永远到达不了的彼岸”[4] (笔者译)。这一批判得到了尼采、劳伦斯的回应。

尼采更严厉地抨击苏格拉底式的理性，宣扬肉体与精神的合一。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对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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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攻击：“苏格拉底是一个误会：整个劝善的道德，包括基督教道德，都是一个误会……耀眼的白昼，绝对理性，清醒、冷静、审慎、自觉、排斥本能、反对本能的生活，本身仅是一种疾病，另一种疾病——全然不是通往‘德行’、‘健康’、幸福的复归之路……必须克服本能——这是颓废的公式。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便与本能相等”[5]。根据尼采，苏格拉底式理性是反对本能的武器，生活与本能相抵触，因此是病态的。他采用了一种病理学的视角来审视苏格拉底式的理性崇拜：将理性与本能对立即是分离人的心智，必将引起疾病。这也是弗洛伊德关切之所在。

人与文明的对峙是弗氏哲学著作一贯的主题。他谴责文明社会强行将人与其本能体验相疏离。文明社会需要良好的行为，不会自寻烦恼地去激起人们的冲动，故而驯服了很多人，使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本性。受此鼓舞，文明社会竭其所能将其道德标准发挥到极致，逼迫其每一位成员越来越远离自己的本能体验。弗氏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在《文明及其不满》中，他指出：“文明到底多大程度上建立在放弃本能满足的基础上，其存在多大程度上预设了要牺牲强烈的本能欲望，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这一‘文化强制’(cultural privation)主宰着人与人之间的整个社会关系”(笔者译，Freud 181)。为了文明而被剥夺本能体验，个人不得不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作者进一步写到：“如果文明的建立，需要人们的牺牲，不仅是性欲上的，还有攻击性倾向方面，那么我们就很好理解为何生活在社会上的人们很难感受到幸福。在这个意义上说，原始人要幸福得多，因为他们的本能没有受到限制”[6] (笔者译)。弗氏推崇的是人之自然性，自然性最接近人之本性，而文明社会却不断地将人推向反面。在人的性欲本能中，弗氏看到了一股强大的自然冲力(a force of profound natural urgency)，被压抑、被遗忘、甚至被深埋进无意识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憎恨这样的牺牲，不断地质疑文明是否担得起这样的代价。

3. 《呼啸山庄》中的压抑、否定之痛

如前面三者，艾米莉·勃朗特也意识到西方文明对自我的否定。小说初始，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过着幸福、带有野性且完整的童年生活(the undivided world of childhood)。弗洛伊德指出“每一个孩子就如同我们原始的祖先一样不受教化地来到世上”[7] (笔者译)。耐莉完全不能理解凯瑟琳的行为。她的欢愉不为世俗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她总是情绪高昂，嘴也没有闲住过—唱啊，笑啊，谁不附和她，她就闹个不停，真是个又野又坏的小东西”，“她最高兴的时候是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指责她，而她用大胆、满不在乎的神气和一张难不倒的利嘴反唇相讥，把约瑟夫的宗教咒语变成荒唐可笑的废话”，“做她父亲最恨的事”1(50)。老恩肖动身去利物浦前，问两个孩子想要什么礼物。凯瑟琳的回答是一支鞭子。Gilbert 和Gubar将这一细节看作是一个无权的小女孩对于权力的渴望，以从她哥哥的父权支配下解脱出来[8]。然而，笔者对此深表怀疑，因为年纪尚轻的凯瑟琳对于父权权威还没有概念，选择鞭子仅仅出于自己的喜好，一个本能自我的体现。

至于希斯克利夫，老恩肖带他回山庄前，则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整日游荡在利物浦的街头。所以生命伊始，他即遭到父母、社会的遗弃。随后，他以一个“吉普赛野人”、一个“它”的身份出现在恩肖全家面前。大救星老恩肖甚至想将“它”扔出门。他再一次被文明社会拒绝。

原始、野蛮的天性拉近了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距离，最终二人走向心灵合一。凯瑟琳那句“我就是希斯克利夫”的呐喊充分验证了这点：“我说不清楚，但是你，还有别人，肯定有这种认识，即在你自己之外有一个，也说有一个另外的你存在。……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痛苦就是希思克利夫的痛苦……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而他还好好的，我就能继续活下去，而如果别的一切都留下来了，他却被消灭了，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陌生东西，我就不再是它的一部分。……他永远在我心里，不是作为一种快乐…而是作为我自己的存在”(105)。“一个另外的你存在”指的是意识之外的存在—本我无意识的存1文中所有该小说的引文均出自孙致礼译《呼啸山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出版。下文只标页码，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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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即凯瑟琳所描述的希斯克利夫，因为他更像她自己，“不管我们的灵魂是用什么做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样的”(103)。他们像野人一样无拘束地驰骋在远离文明的荒野上。希斯克利夫实际是凯瑟琳“动物的自我”——她的超道德的本性。

然而，这一原始的、完整的自我从一开始就面临威胁。弗洛伊德将家庭看作是“文明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单位”[7]。《呼啸山庄》的开场童年画面就展示了恩肖家族对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巨大压力。

老恩肖质问，“凯蒂，你为什么不能总是个乖姑娘呢？”(51)，他多么想驯化凯瑟琳为一个世俗、文明社会眼中的“淑女”。辛德雷禁止希思克利夫和恩肖一家呆在一起，禁止凯瑟琳与他接触，否则就将他扫地出门，还扬言要把他“降到他应有的位置”，这严重威胁着他们的亲密关系以及完整不可分的自我。

弗朗西斯—辛德雷的妻子，竭力依据上流社会的标准去“改造”凯瑟琳的举止和装扮。所有这一切实际是西方文明压抑、否决原始野性自我的努力。

凯瑟琳在画眉山庄的短暂停留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一夜之间，凯瑟琳由原来的野姑娘蜕变成优雅娇艳的小姐。自此，凯瑟琳步出了拥有完整自我的童年，她与希斯克利夫——她的本能自我，也分离开来。相比于呼啸山庄，画眉山庄代表着文明所在。正是这一文明居所将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和她的本能自我隔绝起来。画眉山庄赋予凯瑟琳以文明人的使命：抛弃本能自我，回归社会轨道。

随后，凯瑟琳的婚姻抉择通过压抑“动物自我”(animal self)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隔阂。Vico指出“每一次婚姻选择都可视作由前社会(pre-social)向文明状态转变的再塑造，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果”(笔者译，Reed 218)。这一婚姻选择无疑有益于文明的稳定。有些评论家甚至将之看作凯瑟琳对权力、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渴求。选择埃德加这样一位文明社会的绅士，凯瑟琳实则压抑、否决了希斯克利夫代表的原始本我。“换个角度看，希思克利夫是凯瑟琳·恩肖的某种想象，表达她对社会压抑的反抗与报复。”[9]这一抉择注定要付出其代价。

后来，凯瑟琳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压抑、否决之痛：“我无法言明为什么我感到这样切肤的苦恼”，“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被孤零零地抛到了一边……创痛淹没在这绝望的洪流之中”，“你可以想象我沉沦的深渊是个什么样子！”(163)她感到自己嫁给了一个陌生人。在画眉山庄，她是一个被放逐者、一个弃儿、一个与本能自我分离的存在，再也回不到那个“曾经属于我的世界”的呼啸山庄。优雅的林顿夫人本身就是自我压抑、否定的代名词。

失踪三年后希斯克利夫的归来，重新唤起了凯瑟琳的原始自我，加剧了她的人格分裂，将她推向了癫疯的边缘，并最终走向灭亡。最后时日里，凯瑟琳不能在镜子里辨认出自己。事实上，她再也无法承受这一苦痛折磨，“我厌倦了被关在这儿”(208)。此时，死亡成为唯一的解脱，籍此，小说家深深质疑文明的价值，这令人窒息、难觅出路的文明。即便死后，凯瑟琳对原始本我的诉求从未停止过：“一个十分悲切的声音哭诉着——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我回家来了，我在荒野里迷了路！’

……‘是二十年，’这个声音哭着说，‘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一直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29)

4. “人性中的非人类性”：艰难的生存抗争

“人性中的非人类性”(non-human in humanity)由D.H.劳伦斯首创，意指区别于社会性的人的原始状态。劳伦斯认为，人之本我不应等同于人的社会性，生命本身先于且高于意志、意识，人存在之根存于天性。在给朋友Edwand Garret的信中，他这样写道：“相对于老套的人性因素，人性中的非人类性更吸引我”[2](笔者译)。勃朗特同样着迷于这一“非人类性”。“从她(艾米莉)的天性深处，发出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呼声，她要求得到一件必不可少的东西，缺少了这件东西一切德行都是无意义的，一切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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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都是邪恶的，一切希望都是可耻的，一切信仰都是卑鄙的，这件东西就是——自由，人性之自由，自我之解脱”[10]。她的人物经常行为失常，偏离道德的轨道。剥去人性的外衣，他们就变成如激流、地震般的原始力量。野蛮倔犟又无忧无虑的凯瑟琳无异于劳伦斯笔下的女主角，荒漠、童年所代表的那种自由完整野性的存在是她本我之所在，也是她与希思克利夫的共性。后者与其说是个人，倒不如说是股原始之力，无论是受逼于辛德雷的残暴还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他脱离文明人的进化轨迹，走上一条与文明背道而驰的非人性化道路，变得越来越“非人类性”。这些“非人类性”特征“function at the border of the human condition as a living being”[11]。

小说中“非人类性”主题离不开动物意象的运用。人应该亲近自然，否则就丧失了其纯真和自由。在文明驯化无孔不入的社会，尚未受影响的动物世界成为完整自我、追求自由的王国，扮演着发现本能自我的重要角色。小说不止一次将希斯克利夫比作“疯狗”、“野兽”、“狼”等等。较之与周围的人，他似乎与他的狗有更多的共性。甚至最了解他的凯瑟琳称他“凶狠、冷酷无情、残忍”，“一个没有被驯服的生物，没有教养，也不曾开化，简直是一片不毛的荒野，只有荆棘和瓦砾”(132)。凯瑟琳从画眉山庄回来，当野狗们扑过来欢迎她时，她不敢伸手抚摸它们，怕它们弄脏了她华贵的衣服。这一细节预示着她将与希斯克利夫—她的原始自我相分离，因为动物、希斯克利夫、凯瑟琳原始自我是划等号的。

可以说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是勃朗特“非人类性”的代言人，他们是有别于文明存在的真实的、原始的本我存在。原始自我长期受压抑，因此他们爱的更为炽热，如火山一样喷发，交织着激情、愤怒与柔情。不顾体面与否，当着耐莉的面，他们互诉衷肠，拥抱、亲吻。在爱情面前，他们脱去了“人”的外衣，成为原始之力：凯瑟琳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按倒在地，希斯克利夫像疯狗一样咆哮着。耐莉甚至怀疑站在她面前的是否是她的同类。

癫疯、残忍实则对背离本我的反击，是“一个恐惧的人为争取健全、发展和自我实现所做的非直接努力”[12]。然而，阻力如此巨大，他们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与主流价值规范彻底决裂，以至摧残别人毁灭自己。面对凯瑟琳的死，希思克利夫尤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一点：“‘但愿她在痛苦的折磨中醒来！’他喊道，那股激烈劲儿让人害怕，跺着脚，在一阵突然发作的不可控制的激动中呻吟起来……我只有一个祷告—我要重复这个祷告，直到舌头都硬了才罢休—凯瑟琳·肖恩，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安息！……让你的鬼魂缠着我吧！……一直揪住我吧—不管是什么形状—把我逼疯吧！”(218)“他用头撞那多节的树干，抬起眼睛，嚎叫着，不像是一个人，倒像是一头野兽快要给刀尖和长矛捅死了”(219)，这些偏执的自残行为读来让人震撼之余，更多的是心痛、无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希斯克利夫的残暴具有更深的意味。像一味催化剂，他剥去所有与他接触的人的人性，使他们“降至”原始自我状态。以伊莎贝拉为例，这位画眉山庄走出来的“文明”小姐，受到希斯克利夫的虐待，对他的仰慕转变为赤裸裸的仇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没有上下文的提示，难以想象这样的话出自教养良好的伊莎贝拉之口，她的“动物本性”或称“非人类性”暴露无疑。勃朗特意在向世人说明：文明人实际是伪装的(dressed-up)生物，在我们的文明外衣下，每一个人都是赤裸裸的，都隐藏着一个野性未开化的、长期压抑否定的自我。

“可恨的、极端的异教性”(odiously and abominably pagan)，这是《呼啸山庄》出版当年1848年《季度评论》(Quarterly Review)对它的评价[13]。今日读来，小说仍不失“异教性”，只是与近200年前的“异教性”涵义不同。依艾米莉·勃朗特所设想，西方文明精心构筑的价值大厦，如同暴露于呼啸山庄的贝壳，终有一天会倾覆。释放本能，将“非人类性”从文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勃朗特短暂的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所努力达到的生存境界。

5. 结语

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勃朗特那震慑人心的主题批判、生存抗争仍吸引着我们。其笔下的人物，如

李敏

同他们的创造者，拥有不可抗拒的、深不可测的个性魔力。勃朗特创作的动机绝不是“她自己的遭遇”

或“她自己的痛苦”。她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这个满目疮痍，令人窒息的无秩序状态。巨大的使命感驱使她将人生苦闷诉诸笔端，向空旷的荒野呐喊着，搏击着，虽然声音微弱，力量尚单薄，却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发出“我们，整个人类”的疑惑，“你，永恒力量”被压抑的痛苦呻吟[14]。然而，无论是在艺术想象中，还是现实中，小说家都没能找到人性解放的答案，但是“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安详地游荡在一起的灵魂，似乎向我们昭示着某种希望”[15]。

基金项目

本文是山东工商学院青年课题“多维视角下的艾米莉·勃朗特研究(2015QN02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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