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一)
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一)
内容提要本文阐释了梁启超趣味范畴的特定理论内涵，探讨了梁启超趣味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研讨了其趣味美学思想的中西思想文化渊源及其个性化创构，论析了其趣味美学思想的独特的理论特质与价值。
梁启超是中国美学思想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美学思想近现代转型期的重要人物。他对“趣味”范畴的阐释和趣味美学思想的建构，在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图谱中，极具特色，需要我们认真解读与发掘。
梁启超关于趣味的思想与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科学》、《学问之趣味》、《为学与做人》、《敬业与乐业》、《人生观与科学》、《知命与努力》、《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等专题论文、演讲稿以及给家人的书信中。本文将以这些相关文字为基本研究对象，对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哲学根基。趣味主义构成了梁启超哲学观与美学观的互释，也成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1922年4月10日，梁启超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1）对于趣味和人生的关系，梁启超主要两个方面来界定。其一，他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本体意义。即趣味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趣味。他说，为趣味而忙碌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有价值”的生活；（2）无趣“便不成生活”。（3）其二，他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动力意义。“生活的原动力”就来自于趣味。（4）“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5）在梁启超看来，合理而自然的人生状态就是趣味的状态。从本体与价值、动力与功能两个方面着眼，梁启超把趣味放置在对人生具有根本意义的本体论兼价值论视阈上。那么，在人生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趣味其具体内质又是什么？对于趣味的内质，梁启超通过对两个互为关联的问题的阐发，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首先，梁启超对无趣的生活作了界定。他认为趣味的反面就是“干瘪”与“萧索”。因此，他界定的无趣的生活有两种。一是“石缝的生活”。其特点是“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的余地”。（6）一是“沙漠的生活”。其特点是“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7）梁启超否定了这种无趣的生活，认为这不能叫“生活”，而是人生的禁锢与退化。在这里，梁启超运用否定之
（一）、否定的思维方法，通过对无趣特点的否定，而达成了对于趣味（生活）内质的两个厘定：
与无趣之缺乏生气生命相较，趣味是生命的活力。（二）、与无趣之泥滞禁锢相较，趣味是创造的自由。其次，梁启超通过对趣味发生条件的探讨，进一步厘定了自身对趣味内质的界定。梁启超认为趣味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的（8）。因此，趣味既在主体，也在客体，是主客的会通与交融。就主体言，趣味是与情感相联系的。情感作为主体心理基础，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9）趣味构成了生活的动力源，情感构成了趣味的动力源，这一思想链条是梁启超趣味思想的一条基本脉络。没有情感的激发，就没有趣味的萌生；没有趣味的实现，也就没有理想的生活。情感与生命活力、创造自由一起，构成了趣味内质的三大要素；其中，情感又是生命活力与创造自由的前提。情感激扬、生命活力、创造自由在趣味的发生中构成了层层递进的关系，成为趣味实现的共同前提和条件。其中，情感具有最基础最内在的意义。因此，在梁启超这里，趣味（生活）的内质表现为这样三个层次：底层——情感的激扬；中层——生命的活力；顶层——创造的自由。这三个层次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通向趣味之境的理想之路。简而言之，梁启超的趣味就是由情感、生命、创造的融和所呈现的生命意趣及其具体实现状态。趣味之境既是特定主体之感性达成，也是主客之间的完美契合与主体生命的最佳创化。
二
把趣味提到生命本体的高度、放置到人生实践的具体境界中来认识，是梁启超趣味哲学的基本特点，也是其趣味与美融通的关键。在梁启超这里，谈趣味就是谈生活，就是谈生命，也就是谈美。梁启超说：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的活动是本能的，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人只有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才能获得趣味、实现趣味。梁启超强调：“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无所为而为’”。（10）“无所为而为”是“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的统一。“知不可而为”主义，是“做事情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开一边，一味埋头埋脑地去做”，甚至“明白知道他不能得着预料的效果，甚至于一无效果，但认为应该做的便热心做去”。“为而不有”主义，是“不以所有观念作标准，不因为所有观念始劳动”，是“为劳动而劳动。”梁启超指出：这两种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11）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无所为而为”不是“不为”，也非“不有”，而是一种“不有”之“为”。所谓“不有”是超越个体“小有”而达成纯粹之“为”的“大有”。即个体的人在投身具体生活、从事感性实践时，应将外在的功利追求与得失计较转化为内在的情感要求与生命需求，从而实现“为”与“不有”的矛盾统一。梁启超提出进入这一境界的两个前提：一是要“破妄”，即破除成败之执；二是要“去妄”，即去除得失之计。他认为，从个体感性生命而言，人生是充满缺憾充满烦恼的。因为相对于永无穷尽的宇宙而言，个体感性实践永远只是宇宙运化中的一个断片，都是有局限，不完美的。因此，人生实践从个体感性生命角度看，只需言失败，无须言成功。但是，“宇宙绝不是另外一件东西，乃是人生的活动”。（12）作为“宇宙的小断片”，（13）对个人而言，一方面，每一次感性生命实践只是宇宙运化中的一级级阶梯；另一方面，个体感性生命实践又推动了历史进步与宇宙运化，从而使自身融入到历史进化与宇宙运化的整体生命之中。因此，个体生命创化与宇宙整体运化的矛盾既是永恒的存在，又是本质的统一。从“无所为而为”的趣味主义原则出发，梁启超通向的不是纯粹的个体感性趣味，而是有责任的趣味。他说：“我生平最受用的有两句话，一是‘责任心’，二是‘兴味’。我自己常常力求这两句话之实现与调和。”（14）有责任的趣味既是责任与趣味的统一，也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个体与众生的融通。这一美境以情感为基质，呈现了认真执着的生命追求与自由创化的人生境界的统一。其实质就是生命主体在感性个体实践中，将自身完全融入到宇宙创化的整体性旅程中，从而超越与对象的直接功利对置，超越狭隘的感性个体存在，从而体验到“和众生”、“和宇宙迸合为一”的无限“春意”。梁启超强调要“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实现“劳动的艺术化”和“生活的艺术化”，这样的生活才算“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才算“有味的生活”。（15）
梁启超曾说：“问人类生活于什么？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生活于趣味’”，“人若活得无趣，恐怕不活着还好些，而且勉强活也活不下去”。他又说：“‘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16）梁启超把趣味主义推广到了整个人生的领域。他的审美观具有鲜明的人生指向；他的人生观在本质上是审美的。由趣味出发，梁启超构筑了一个以趣味为根基、以人生为指向的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趣味主义人生论美学。个体感性生命的自由创化从有责任的“趣味”出发到人生“春意”之体味，是对积极入世与自由畅神、理性追求与生命激扬融合为一的人生胜境的个性化追寻。
三
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把美学界定为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与鲍姆加登的美学认识论不同，康德则从哲学本体论、从美与人自身关系的意义上开拓了美学新视野。康德把人的心理要素区分为知、情与意，把世界区分为现象界与物自体。他认为，人的知只能认识现象界，不能认识物自体。物自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又在人的感觉范围之外，因而是不可知的。
但人要安身立命，又渴望把握物自体，从而使生活具有坚实的根基。因此，在实践上去信仰就是跨越知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必然与自由、理论与实践的桥梁。这就为美的信仰预留了领地。康德指出，从纯粹理性的知到实践理性的意，中间还需要一个贯通的媒介，即审美判断力。它不涉及利害，却有类似实践的快感；不涉及概念，却需要想象力与知解力的合作；没有目的，但有合目的性；既是个别的，又可以普遍传达。康德强调审美判断在本质上是与情感相联系的价值判断，要“判别某一对象是美或不美，我们不是把（它的）表象凭借悟性连系于客体以求得知识，而是凭借想象力（或者想象力与悟性相结合）联系于主体和它的快感和不快感。”（17）从康德始，美开始走向情感、走向个性、走向人的完善与人自身的价值。梁启超把康德誉为“近世第一大哲”，受康德影响较深。他对趣味之美的本体构想，主要就是在康德意义上的哲学美学范畴中来观照的。梁启超把情感视为趣味的内质，强调情感是趣味之美实现的基质。这种关于美的思考的情感视角与价值立场，也明显地折射着康德美学的身影。
论梁启超的调适思想
论梁启超的调适思想 梁启超的《新民说》在其一生的学术思想中占了很大的份量，研究梁启超的《新民说》必须从两个阶段来深入，第一阶段：1902～1903年，趨向于革命道路。第二阶段：1903年访美归来之后，他不再持激进、破坏的观点，而趋向于改良道路。分析了梁启超从激烈走向保守的调适思想，也从中看出20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发展的规律。 标签：梁启超；新民说；调适思想；革命道路；改良道路 1关于《新民说》的思想来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民说》是梁启超反思戊戌变法和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结晶，是梁启超在对比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基础上而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课题，其理论基础是严复所介绍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但在《新民说》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和理论基础的具体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本文认为，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应该是以下两个因素的结合： 第一个因素：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新民”思想贯穿梁启超思想的始终，“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和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不无关系”、“中国文化重视培养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理想人格和直观理性主义倾向是孕育新民理论萌生和形成的主要文化传统”，梁启超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和中国固有的修身养性的道德原则有选择地移植过来，充当了如何“新民”的思想素材。 第二个因素：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来源。“近代民族主义对国际竞争，以及对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不仅是梁启超强调新民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决定了他对中国近代化方案的选择”，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立国之本。是抵御外辱的有效手段，而全体国民资格的具备是民族主义实现的前提。 梁启超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对近代民族主义和国民性的深入了解，这也为他日后思想的调适作下了铺垫。 2梁启超思想的调适 关于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本文试两个方面解释： (1)从梁启超着手撰写《新民说》一文的思想来源来看，不难看出，梁启超从激进走向保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整体来说，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似乎处于思想的十字路口，在政治改革与文化修改的方法上，则主张渐进改良，并肯定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角色。梁启超的调适思想有许多的连续性，他主张“新学输入，古义调和”、“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又主张“淬厉与采补并重”在他自美返回之后，力主以“祖宗遗传固有这旧道德”维系社会。
读梁启超先生的《作文入门
读梁启超先生的《作文入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是梁启超先生在东南大学授课时的讲演纪录。全文共有七个部分：提纲、记述文、记静态之文、记动态之文、记事文、论辩之文、教授法。前六部分讲的作文法，论及各类文章的特点、写作方法和注意事项；最后一部分讲的教授法，是对教师教授作文的建议。 几年前初读时，只觉文字简练，风格平易，尚未有特别的触动。今年寒假再次品读，方觉意味不尽，感触颇深，心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情。 梁先生对文章作用本质性的概括，给我以“为师”的警示。 文章开头第一句话，梁先生用最本真最朴素的语言对文章的作用做了一个最本质的概括：“文章的作用，在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的确，写文章就是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思想。它从来不是语文应试中的一道题目，不是无病呻吟的词藻堆砌，不是网络日志似的随意闲聊，它最核心的要求是：思想。“所谓思想，有两种要素，一是有内容，一是有系统。”这恰是说中了当前作文教育的病灶：老师努力要求学生有思想，却往往以形式的规范、语词的雕琢代替思想的训练；学生努力想在文章中写出思想，却在对别人的模仿中、对形式的热衷中走向千人一面，千人一腔，形成了写作教学中的一个悖论。 我们常说，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等同。而就作文而言，对生活的敬意则表现为对生活的关注和思考。作文写作呼唤的是活的语文，能用的语文，用来过日子的语文。换句话说，我们接受教育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对一个现代公民来说，也许一生都不需要写诗、写小说，但思想的养育却是终身需要的修炼。作为语文教师，我暗自叩问：在长期与应试打交道的语文教学中，丧失掉思想的是不是恰恰是教师自己？失去教育理想的同时，教师是否也丧失了指导作文教学的高度？当我埋怨学生思想越来越贫乏、越来越耽溺于华词丽句的追逐时，自己是否也在失去着对他们进行引领的力量？梁先生的朴素的观点给我以警示和反思。 梁先生的作文思想和治学态度，给我以“为学”的思考。 梁先生的作文指导中明确地阐释了重“规矩”去“言巧”的作文教学思想。不仅如此，细品其文，其中还蕴含着阅读方法。他对于各类文体作法的分析，都会附之以相应的“模范”文本作为例证。例如论述写“静态”的优秀文章“能使人读他的文，便可以找他的记述，做出详明而正确的图表”，举《史记》中巨鹿之战为例，并绘制了详细的地图。在论述“记事文”“四原则”时，更是列举了《左传》《通鉴》中对十几个大小战例的记述。在讲解“论辩文”作法时更是大量引用了《孟子》《墨子》《荀子》、李斯、桓宽等诸多作品。这样的思路和分析，不单使人知道了文章的做法，也使人明了了文章的阅读法，以之为据当能更透辟地把握文章的脉理。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读写一体”提的很响，但是在如何打通阅读和写作的方法上却缺乏具体的参照文本。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不仅在文章的写作上缺少深入地思考，而且在文章的阅读上似乎也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 在对待经典上，梁先生不盲从迷信。他在讲“记人”文章的“背景”的交代时，批评了《史记》中的《屈原列传》，甚至说“史公这篇文章实在太坏，叫我看卷子，一定取不着优等，至多勉强及格”。在讲到“论辩文”写作“忌枝节”时，将孟子大大地批判了一番，说他“这种模棱两可的话，令人不知所云”，“好像问张三杀李四没有，答到人不应该杀人，真个驴头不对马嘴”。无论何时，对经典的析读都是作文教学的必由之路，但是即使是经典的文本我们也必须怀有批判的态度。但是当今，特别是随着网络对人影响的加深，又有着一种“否定经典、
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100108106 张誉婷 １、梁启超生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他自小熟读经史，18岁晋京会试，落榜而归，拜康有为为师，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报刊。在他56岁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亲自创办、主编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达到17种。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善于利用报刊进行舆论宣传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他的如椽大笔在中国政海曾几度搅起过巨波狂澜。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我国报业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和现实意义。 ２、梁启超主要办报经历 1895年8月17日，《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刊，由康有为出资，梁启超主编。由此，梁启超在其报业生涯中迈出了第一步。 1895年11月中旬，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北京建立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万国公报》称为该会的机关报，12月16日改名为《中外记闻》，内容主要以评论洋务为主，梁启超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 1896年1月20日，《中外记闻》遭到清政府查禁被迫停刊，这是，黄遵宪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邀梁启超南下办报，梁启超毅然来到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梁启超在自创刊号起在报上连载了43期，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其撰写的文章不仅风靡一时，而且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报纸文体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梁启超。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在日本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鼓吹保皇立宪。这个时期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文体”，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 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回国，主编过《庸言》、《大中华》、《改造》等杂志。1929年病逝于北京。回顾梁启超的一生亲自创办、主编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达到17种，其办报生涯自1985年主编《万国公报》起至1922年脱离报界，前后共27年，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３、梁启超的新文体 主笔《时务报》期间，梁启超撰写大量政论文章，形成风格，自成一派。从《时务报》政论为代表的报章问题被誉为“时务文体”。 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曹诗图/王衍用 【作者】曹诗图/王衍用，葛洲坝水电工程学院，宜昌443002 曹诗图曲阜师范大学地理系，王衍用 提要肯定了梁启超在人文地理诸多领域的研究成就，认为他的人地关系学术研究，体现了明晰的人地相关思想和科学的地理唯物论，以及动态的地理作用观。对他的人地关系研究缺陷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他的宝贵学术思想遗产对当今人文地理研究有着深刻启迪。 关键词梁启超人地关系学术思想地理唯物论地理环境 人地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的论题，它一直引起学术界的争论，其间经历了由“环境决定论”到“和谐论”的发展演变，并呈现过种种兴衰、沉浮。这一论题虽然广泛涉及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的诸多学科，但它却一直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命题。中外许多先哲曾对人地关系（或天人关系）进行过思考，发表过种种见解，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认真研究先哲们有关人地关系的论述，从中吸取精华，对于促进当今人地关系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和地理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梁启超这位学术先驱曾对人地关系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哲学思考，他的许多开拓性的研究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诸多领域，对于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人地关系研究乃至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地理学界未能对此予以重视和进行必要的评价。本文试对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进行一些评析与探讨，以求教于地理学界的同仁。 1 梁启超在人地关系研究上的成就与贡献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他一生著述宏富，在他的著述中有不
少关于人类文明、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专篇论述，阐发自己的人地观及其学术思想。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地理及年代》、《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以及《中国史叙论》等，研究涉及人地关系的诸多层面和人文地理的众多领域，成果颇为丰富。 众所周知，梁启超本人不是地理学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致力于地理环境的作用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并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呢？这是阐述梁启超人地关系研究的学术成就时有必要首先弄清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主要有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的背景原因。从国际方面看，自1748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一名著出版后，西方学术界普遍重视地理环境的作用和人地关系的研究，许多学者高谈阔论地理与历史、文明的关系，地理史观一时蔚然风并迅速传播，使地理唯物论在孟氏学说问世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影响日益广泛和深远。这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从国内方面看，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这段历史时期，正值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之际，当时众多的爱国之士渴求救亡之道，设法保种自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普遍存在着以趋新为尚的社会心理，对西方的新理新说非常欢迎。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目光敏锐、思想活跃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广泛吸取西学，最先在西方思想之树上把“地理唯物论”这一新枝采摘下来，移植于本土之上。时势的需要促使他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致力于地理与历史、地理与文明关系的研究，他运用唯物论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人地间的辩证关系，发表了不少论及地理环境作用和人地关系的著述。这在当时地理学以沿革地理占统治地位，学术研究极少涉及人地关系的情况下，起到开一代新风的重要作用。 综观梁启超的有关著述，他在人地关系研究和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开拓上有如下主要成就与贡献。 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方面，梁启超把文学、艺术、学风、风俗、人
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一)
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一) 内容提要本文阐释了梁启超趣味范畴的特定理论内涵，探讨了梁启超趣味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研讨了其趣味美学思想的中西思想文化渊源及其个性化创构，论析了其趣味美学思想的独特的理论特质与价值。 梁启超是中国美学思想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美学思想近现代转型期的重要人物。他对“趣味”范畴的阐释和趣味美学思想的建构，在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图谱中，极具特色，需要我们认真解读与发掘。 梁启超关于趣味的思想与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科学》、《学问之趣味》、《为学与做人》、《敬业与乐业》、《人生观与科学》、《知命与努力》、《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等专题论文、演讲稿以及给家人的书信中。本文将以这些相关文字为基本研究对象，对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哲学根基。趣味主义构成了梁启超哲学观与美学观的互释，也成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1922年4月10日，梁启超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1）对于趣味和人生的关系，梁启超主要两个方面来界定。其一，他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本体意义。即趣味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趣味。他说，为趣味而忙碌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有价值”的生活；（2）无趣“便不成生活”。（3）其二，他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动力意义。“生活的原动力”就来自于趣味。（4）“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5）在梁启超看来，合理而自然的人生状态就是趣味的状态。从本体与价值、动力与功能两个方面着眼，梁启超把趣味放置在对人生具有根本意义的本体论兼价值论视阈上。那么，在人生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趣味其具体内质又是什么？对于趣味的内质，梁启超通过对两个互为关联的问题的阐发，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首先，梁启超对无趣的生活作了界定。他认为趣味的反面就是“干瘪”与“萧索”。因此，他界定的无趣的生活有两种。一是“石缝的生活”。其特点是“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的余地”。（6）一是“沙漠的生活”。其特点是“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7）梁启超否定了这种无趣的生活，认为这不能叫“生活”，而是人生的禁锢与退化。在这里，梁启超运用否定之 （一）、否定的思维方法，通过对无趣特点的否定，而达成了对于趣味（生活）内质的两个厘定： 与无趣之缺乏生气生命相较，趣味是生命的活力。（二）、与无趣之泥滞禁锢相较，趣味是创造的自由。其次，梁启超通过对趣味发生条件的探讨，进一步厘定了自身对趣味内质的界定。梁启超认为趣味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的（8）。因此，趣味既在主体，也在客体，是主客的会通与交融。就主体言，趣味是与情感相联系的。情感作为主体心理基础，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9）趣味构成了生活的动力源，情感构成了趣味的动力源，这一思想链条是梁启超趣味思想的一条基本脉络。没有情感的激发，就没有趣味的萌生；没有趣味的实现，也就没有理想的生活。情感与生命活力、创造自由一起，构成了趣味内质的三大要素；其中，情感又是生命活力与创造自由的前提。情感激扬、生命活力、创造自由在趣味的发生中构成了层层递进的关系，成为趣味实现的共同前提和条件。其中，情感具有最基础最内在的意义。因此，在梁启超这里，趣味（生活）的内质表现为这样三个层次：底层——情感的激扬；中层——生命的活力；顶层——创造的自由。这三个层次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通向趣味之境的理想之路。简而言之，梁启超的趣味就是由情感、生命、创造的融和所呈现的生命意趣及其具体实现状态。趣味之境既是特定主体之感性达成，也是主客之间的完美契合与主体生命的最佳创化。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
2011年第4期（管理研 究）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 作为中国近代启蒙主义的代表，梁启超在少年时代接受了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国学渊源；又在青年时代沐浴欧风美雨，受到了日本及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古今中外各种学术思想集于一身”的基本特征。梁启超深刻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新生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文化课题，也是一个与民族命运攸关的政治课题。面对历史和时代的课题，他作出了解 答。1900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中西文化“结婚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种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20世纪，则两种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国之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 三让，以行亲迎三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 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这种以中国文化为根本，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参考的文化结婚论，贯穿了梁一生的思想实践。他采纳中西各种学说，熔铸服务于启蒙新民、 爱国救民的价值宗旨，在这样的文化姿态下，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文化等都被梁启超纳入到自己的思想视野里，从而成为其文学启蒙思想建构的丰富资源。 梁氏文学启蒙思想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文学尚用的传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长期以来，文学作为社会和统治阶级的教化工具，是为社会秩序的巩固服务的，并扮演着政治、伦理、道德的发言人角色。对于梁来说，他自小接受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国学渊源，中国文学的教化传统使他耳熏目染。在古代中国，文学的“教化”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启蒙，文学在主观与客观两方面都是统治和进行社会启蒙的工具。重视文学的现实功利，是中国文学的真正传统，这对梁氏文学启蒙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潜在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是对古代教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虽然这二者的结果和出发点是不同的，但在重文学、教育人的功能方面却如出一辙，都有着鲜明的功利目的。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与古代教化传统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古代文学提倡的是能“兴观群怨”，能“授之以政”，文学乃是“经国之 大业”，有“正人心”、“变风俗”，即“救世”的功能，这成为古代文人从事文学事业的动力和价值目标。到了梁启超这里，文学的内容、目标虽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对于改变人心的功能性认识并没有根本转变。梁认为文学是指引国民前进的灯塔，是改造国民性的利器，是唤醒昏睡国民的惊雷，总之，是启蒙的最佳方式。 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有“传世之文”和“觉世之文”的区别，但他显然更倾向于对“觉世之文”的认同，“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 ”他为文求觉世，而不求其能藏之名山，传之不朽，“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一百世之后世也，应于时垫发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 ”追求文学的经世致用价值，使梁牺牲了古人的立言的价值取向， 这种致用的文学观是与教化文学一脉相承的。然而，这种尚用的文学观体现为具体的功能时，梁的文学启蒙却与教化传统有区别，它显然有着更为现实化的政治目的和理想，“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于国民智识与能力”。因此，以新民为第一要义的政治目的，使梁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不同于教化传统。首先，梁虽然倾向于强调文学的教化，但他又区别于古典文学中注重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而是强调新的政治意识的启蒙，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来改造国民的品质。其次，强调“新民”，使梁能够从文学与民众的关系中思考文学的价值功能，因而不知不觉地把一种新型的读者接受引进了文学的过程，使他在认识文学的教化功能时，也考虑到了文学自身之所以教化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文学的教化功能和审美功能结合起来。如他之所以大力鼓吹小说，是因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的审美感染功能，而正是这些功能的存在才使启蒙教育得以很好地实现。这一认识虽仍追求文学改造社会的终极目的，但他意识到了文学潜移默化作用于人的心灵的过程，这显然比传统的认识更符合文学的本性。梁强调的是作用于心和品质。可以说，为了“新民”的重任，使梁把传统致用的文学价值代教化传统的继 蒋志刚* *[作者简介]蒋志刚，湖南女子学院党委组织部讲师（湖南长沙410011） [摘 要]作为中西文化“结婚论”者，梁启超以中国文化为根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吸纳与扬 弃，中国文学“尚用”“教化”的传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其“文学工具”论建构的基础，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为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思想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文学启蒙；影响62
学年论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学生：施妍 学号：2010221109120006 专业：新闻学 指导老师：杨翠芳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声名远播的学者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传播思想主要是通过报刊传播，在办报过程中梁启超形成了他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他提出了?去塞求通?的办报思想，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且有办报的四原则，并提出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最后还提出了党报的观念。 【关键词】去塞求通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办报四原则舆论党报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报人，梁启超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其新闻思想?是半个世纪国人探索新闻传播规律的最高成就，因其标志着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萌芽期的结束?。 一、梁启超及其办报活动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人称?梁任公?。广东新会县茶坑存人。生于1873年2月23日，殁于1929年1月19日，终年57岁。他从小熟读经、史，"八岁（1880）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12岁考中秀才。15岁进广州学海堂就学。
17岁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但未考中。南归途中，经过上海，?够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见《三十自述》），并见到上海制造局译出的若干中西书。梁启超接触西学自此始。回到广州后，由同学陈通甫的介绍，得见康有为，并拜康氏为师。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当时的梁启超异常倾倒，他在《三十自述》中回忆说：?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子兹始。? 从1892~1894年，梁启超就学于广州府内长兴里的万木草堂三年。 1895年后，梁启超和康有为一道，参加并组织了资产阶级的正直改良运动，在当时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领袖人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组织保皇会（1899年3月），鼓吹?保皇?。后又组织宪政会（1906年冬）、政闻社（1907年10月）等政治团体，鼓吹?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仓皇去国?14年后，于1912年10月间从日本神户启程回国。民国初期，他倚靠袁世凯又组织进步党（1913年5月），1914年曾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职数月。1915年初，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梁特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予以痛击，积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画像，来自网络）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 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 许小青 【专题名称】中国近代史 【专题号】K3 【复印期号】2000年07期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0年02期第97～102页 【作者简介】许小青（1969—），男，湖北蕲春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有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是从天下到国家，二是从“泛黄种人主义”到“大民族主义”。其主要内涵为主权、国民和国家至上 三个方面，虽然其中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但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 的提出及对近代国家建构方式的探索，使其民族国家思想朝本土化方向演 进，对当时及后世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民族国家/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2—0097—06 民族国家（Nation—state ）是近现代世界列国并列的国际政治体制的产物，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主权”观念的确立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即国家由 民族和人民组成，占有一定的领土，不受外来的统治，拥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任何传统社会谋求近代化时，都必然要经历建构民族国家、从而在国际政治秩 序中明确其位置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国家日益成为中国思想界 的中心话题，各种民族国家思想在此交汇、论争，其中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 丰富、深刻而富有特色，本文就其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内涵、本土化特色及 地位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形成的两条脉络 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既是中国在世界体系 中地位的确立，又是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确认。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传统的 “朝代国家”观念冲突极大。中国人要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必须突破传统的两大 观念：其一，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即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观念；其二，夷夏之辨的“内诸夏、外夷狄”的种族思想。此前，不少学者在论及梁启超民 族主义或国家思想的演变时，多以划阶段的方法分析其变化，忽视了梁启超思 想发展的内在脉络，笔者认为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实有两条清晰的脉络： 1.从天下到国家：梁启超世界观的确立 可以说，梁启超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仍处于天下主义的封闭症之中， 1890年梁启超从京师“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 有五大洲各国”[1](p16)。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仍然完全是康有为以春秋三 世说为出发点的大同学说。 甲午战后，梁在京参加公车上书，鼓吹变法，其政治思想突出地表现在“群”论上，从1897年发表的《说群》可以看出其世界观某种程度的松动：“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国与天下者，则岂
“为学”与“为道”共13页word资料
“为学”与“为道”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四十八章)“为学”与“为道”，在“作为人”、“成为人”的道路上都是重要的，但它们有着不同的等级或层面上的区别。相对而言，“为学”重在求得外在的经验知识，也可以对事物的本质有一定的认识，但还未超越“知识”，达到对于“道”即最高真理的深层把握。“为道”是通过对外在经验及其知识的超越，透过“直观”而把握内在“虚静”的心境，追求最高的“大化之道”的精神境界。 一、为学 “为学日益”，也就是求得知识，积累知识，增益学问。 1 求知：人类的本性 真理性知识的获得来源于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于世界万物及其知识的追问。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探索来自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爱智慧”之人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在此，我们推而广之，不仅哲学如此，而且对于其他门类知识的求知者来说，同样经历着“惊异(惊异的层次是不同的，哲学的惊异是高位层次的惊异)――求知”的过程。因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人类首先偏爱感觉，因为它“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但在许多生物中包含着这种形式，所以，官能的感觉不能以为是智慧，而“智慧”是寻求事物的原因和原理的那一类知识。柏拉图把人们求知的欲望与感性生活相分离，知识和真理属于理念王国，它是哲学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亚里士多德拒斥了柏拉图把经验和理念世界的隔离，
因为人类知识这一较高的形式是由较低的形式发展而来的。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类的感性生活给予了赞美，并且他又把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联结在了一起。人们从惊异开始寻求知识，再以获得到可靠的知识来消解惊奇，展现了人们的求知过程。黑格尔把古希腊求知开始的“惊异”视为“精神”外在的东西，但又与人类精神亲近，与之处于积极的关系之中，这是人们求知的开始，因此，“直观只是知识的开端”，他更加强调了推动知识前进的“否定性”的力量。人们在求知的过程中，就是通过一次次的“否定”，而使认识形式不断地提升，知识不断地增益。 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在“否定”中进步。从钻木取火到火箭升空；从航海寻路到星空探秘；从于龟背写字到活字印刷(再到激光照排)，从鸿雁传书到网络快车等等。在科学上，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绝对时空观到相对时空观。在这些标明着人类的进步和知识的推进两极的跨越中，经历了多少次“否定”?!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于惊异――求知――否定的上升性的循环中前进。这正是人类求知本性的展现。 2 求知：“为学”之路径 真理性知识的获得来自于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知识的渴求。 为学者首先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是求知的前提和态度。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当柏拉图恳求成为他的学生时，他问柏拉图，你知道我对自己的评价吗?柏拉图说，知道，那就是“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他接着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向我学习呢?柏拉图说，这正是您最值得学习的地方。不知道自己无知，乃是双倍的无知。苏格拉底认为，知道也就是知识，知道自己无知，也就叫有知识了。据说，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又诚如任公自道：“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1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 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 （一）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 1．师从康有为 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梁启超说，康有为发起了“甄别经典著作”的运动。他说康考察了由汉代至清代的众多典籍——这些典籍的真实性久已受到怀疑，得出了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康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指出，刘歆的著作是为王莽篡位（新王朝公元8—23年）服务的伪书。这个结论在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康关于“孔夫子是改良者”的著作和《大同书》，唤起了更大的兴奋感。梁启超评论说：“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喷发也，其大地震也。”2用这两部对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康成功的清除了中国批判传统中的杂质，从而促进了从西方引入改良精神的活动，也使梁启超成为康的忠实追随者。 2．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梁启超之前，早有许多中国人开眼看这个世界了。他们翻译了许多各国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对这些文化蓝本的接触，使得梁启超不自觉地对中国政治的现实发出感叹。过去的事实让他认识到中国拥有百倍于西方的士兵，西方
梁启超的报刊人生
梁启超的报刊人生 新闻与传播学院 13新闻汪玉 131501036 摘要：梁启超生于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混沌迷茫的时期。面对内忧外患，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和报刊人生势必要与救亡图存的思潮紧密联系。 关键词：梁启超报刊新闻救亡图存立政言说 前言：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哀时客等。广东新会人，清光绪年间举 人。他倡导维新变法，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变法期间曾主编,《万国 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并创办《清议报》，《新民从报》等。辛亥革民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并继续主编各类报刊。梁启超从事报刊活动27年，一生创办并领导报刊17种。 （一） 光绪十五年（1889）年仅十六岁的梁启超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但因守旧势力的排斥新思潮而落地。1891年，梁启超于广州学海堂继续读书，在同学陈千秋的介绍下结识了康有为，时年十八岁的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从此踏上了救亡图存之路，也开始了他的报刊人生。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四次公车上书，意欲推行维新变法。同年，康有为在京创办了《万国公报》。梁启超，麦孟华任主编。该报主要以译外电西报和刊登上谕奏章为主，报刊本身并未进行新闻采访，写作等业务。随着维新派的不断壮大，12月，《万国公报》正式改名为《中外纪闻》，成为维新派的机关报。但由于顽固派的打压，《中外纪闻》于1896年1月20日被迫停刊。而后，也就是同年8月9日，梁启超应黄遵宪之邀，千万上海，创办并主编《时务报》。1897年2月22日，梁启超为澳门《知新报》撰稿，任主笔。与《中外纪闻》一样，《时务报》和《知新报》的办报宗旨也在于立政言说，宣传维新变法。但随着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的发生，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的报刊也先后被停。 这段时期是梁启超报刊人生的初始。他所编撰的报刊均以立政言说，宣传其
【素材】《最苦与最乐》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北师大)
《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 《最苦与最乐》拓展阅读 巢湖市柘皋中学葛庆国老师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 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 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七、塑造国民精神。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 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