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词与歌妓
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
题目
歌伎的最早起源，可以上溯至先秦的女乐，也就是当时的歌舞女艺人。其后随着乐籍制度的建立和教坊的成立，歌伎群体逐渐庞大，歌伎制度也日渐稳定。“歌伎制度在经历了先秦女乐，汉代倡乐和魏晋乐户的发展之后，到了唐代，逐渐形成其相对稳定的结构形态。官妓的活动进一步组织化和制度化，家妓私妓也十分普遍。”（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伎制度》）。唐宋两代，是中国古代歌伎制度最昌盛的时期，不仅人数多，而且艺术素质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唐宋诗词的发展。正如武舟在《中国妓女文化史·修订版后序》中所言，“作为妓女，正宗的艺妓曾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这里所言的艺妓，也就是歌伎。因而，我们在研究唐宋诗词时，绝不能忽略歌伎的重要作用。
唐宋诗词是我国几千年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诗词在唐宋时代，本是一种诉诸视听的音乐文艺。诗词的兴起与繁荣，都与歌伎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诗词与歌伎的关系，成为诗词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纵观近些年来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歌伎与诗词的创作，歌伎在诗词传播过程的中介作用，文人与歌伎的交往，歌伎诗词的创作内容与特点，歌伎对词风的影响等。
一、歌伎与诗词的创作
唐宋两朝歌舞酒宴极其普遍，城市酒楼歌馆亦空前发达。而唐是诗的王朝，宋是词的国度，能诗善词的文士就与能歌善舞的歌伎发生了密切联系，诗词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急管繁弦、玉盏频传的环境之中，但引起创作冲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有求而作。文人作诗词供歌伎演唱歌舞侑觞增添娱乐，歌伎慕名请文士写诗题词，以此抬高身价。如《北里志》记唐乐伎颜令宾“见举人尽礼袛奉，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常满箱箧”。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李白、苏轼等大家都曾应求为歌伎填写新词，留下了许多佳话及优美的词曲。至于宫廷盛宴，文士朝臣应制而作的诗词就太多了。
二是有感而作。文人在宴会或秦楼楚馆中与歌伎接触，常触发其情而形于歌咏，这种情形较为复杂，也使这方面的诗词题材更为多样化。（一）赏美资。诗词中多描绘歌伎的容貌服饰、体态风情：“舞袖低佪真蛺蝶，朱唇深浅假樱桃。粉胸半掩疑晴雪，醉眼斜回小样刀”（方干《赠美人四首》）。（二）赞技艺。文人和歌伎的交往，首先以歌舞技艺为媒介，因此此类作品特别多，且有不少绝构佳作。如《李凭箜篌引》、《琵琶行》等。（三）传心曲。诗词中还有许多旖旎多情之作，如晏几道为歌伎莲、鸿，苹、芸留下的追忆之作，唐代著名营伎薛涛与大诗人白居易、王建、元稹等皆有诗词往来。（四）悯身世。歌伎身份低贱，大都逃不过悲惨的命运，文人在诗词中常常表现出对他们的深切同情。（五）寄感叹。文士们在听歌观舞之际，还有大量诗词或抒发身世沦落之悲，或寄托家国沦丧之恨。
二、歌伎作为诗词传播的媒介
诗词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头传唱和书面传播两大类型，而歌伎是口头传唱的主要传播者。脍炙人口的旗亭赌唱故事表明唐歌伎以文人诗入乐演唱是极普遍的风气，诗成为了一种音乐文学和口头文学，其特点是易上口、易记忆而且美听，因此入乐演唱便成了诗歌最快速的传播方式，特别是一些名诗人的作品更是争相传唱。至于唐宋词的传播就更与歌伎的演唱分不开，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乃至于金主完颜亮听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说明当时歌词传唱的广泛性。歌伎的演唱对
唐宋诗词的传播和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词的起源》云：“我疑心依曲拍做长短句的歌词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伎。”
三、文人与歌伎的交往
宋人王铚在论晏几道词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叔原妙在得于妇人。”(《默记》卷下)虽为戏言,却也指出了一个社会现象,即晏几道以及相当一部分唐宋文人的创作是与“妇人”密不可分的,而这里的“妇人”主要指的就是那些色艺双全的歌妓。唐宋文人与歌妓的交往非常密切，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文士与歌伎交往的方式。主要有(1)小楼深巷狂游遍，（2）公子归来燕燕忙，（3）却来官府听笙歌，（4）且携歌舞到园亭。（二）文士与歌伎交往的内容。包括（1）忍听尊前飞燕歌，（2）走向绮筵呈曲妙。（三）文士与歌伎交往的性质。包括（1）几家欢快几家哀，（2）以男女之情兼诗友之谊。（四）文士与歌伎交往的作用。主要是（1）持酒听歌心已醉，（2）新词佳丽见情通，（3）小词流入管弦声。
四、歌伎诗词的创作动机、内容及特点
歌伎的文学创作活动,几乎与歌伎制度的发展成同步演进的态势。西晋时,石崇的家妓绿珠所写的一首《懊侬歌》,揭开了歌伎诗文早期创作的一页。进入唐宋两代,随着文学风气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歌伎步入了诗词创作的行列。《全宋词》收录了23名歌伎的23首词作(其中一首分隶于两人名下)和5首残篇。流传下来的数量虽然不多,也可见当时歌伎们词创作的繁盛。这些特殊作者的作品,成为了考察诗词与歌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论题。（一）、歌伎的创作动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1)抒写离情别绪，(2)应对酒筵歌席，(3)显示智慧才华。（二）、歌伎词的创作内容。唐宋歌伎的词作,内容多有男欢女爱,春愁秋恨,相思离别等俗人俗情,其中既有真情实感的流露,也有一些对士大夫的奉承和应酬。归纳起来,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1)相思离情，(2)述情言志，(3)寄赠酬答。（三）、歌伎词的创作特色。歌伎作为诗词创作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创作的作品同样也呈现出高低不同的艺术水准。歌伎在创作上的主要艺术特色,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1)抒情浓烈奔放，（2)语言浅白直率，（3)感情真挚深厚。
总之，歌伎地位低下却才华横溢,她们与唐宋文人士大夫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她们是较
早的觉醒者,有强烈的悲愁和自主意识,她们也留下了具有自己特点的词,用真情和聪慧,展现了一副别样图景。
五、歌伎对词风的影响
歌妓作为诗词的传播媒介，她们的爱好和选择必定对词体美学风貌的定型产生影响。她们所喜爱的风花雪月的内容和柔婉缠绵的风调,成了唐宋词的主潮。她们所喜爱的柔媚婉约的语言和对于音律的严格要求,影响了词人的情感世界和审美趋向。宋词所体现出的“真、艳、婉”的风格,与歌妓都有莫大的关系。同宋诗相比,娱宾遣兴的酒宴上赠妓咏妓词作并不受制于宋代道学思想,也无政治上的功利目的,多情风流的才子们可以一泻无余地抒发他们的满腔真情。这种抒情的真率,敢于表现作者的感情生活的风格的形成,是因为词人的爱情体验、美的体验和对女性的兴趣绝大部分都由歌妓激发而生。所谓“词为艳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歌妓有关的词占了较大比重。两宋词人的作品中,大多都少不了这类题材的作品。就词作本身来看,浅斟低唱的赠妓之作,为色为情的咏妓之作,伤感缠绵的忆妓之作,是主要的题材和情思内容。多写男女之间的闲情幽怨的词,必然有香艳的风格。因她们也为她们,词人创作出了众多的艳词,形成了唐宋词坛“词为艳科”的主导格局。在以“艳科”即柔密的音律美和香艳的风容美为本色特征的唐宋词中,相应风格必是带有女性美的婉约。陪伴着歌舞酒色的女性化的音乐,它的色泽肯定是香艳的,曲调也一定是婉媚的。歌妓对词风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她们自己的大多数作品简直看不见安排与用力的痕迹,而呈现出通俗化、口语化的风格。这种影响对宋词而言也是显而易见的。一部分文人提倡白话,就是因为歌妓的诱导。这种影响一是由于她们作品的影响,二与她们本身的文化需求有关。宋代许多
词人诸如柳永、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他们的词都有口语化倾向。
最后，从描写歌伎的诗词中，还可以了解到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嬗变，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审美情趣的追求。甚至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说，这些诗词如一面镜子，真实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时代风情。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歌伎身份地位的改变，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差异（二）歌伎与文人关系的发展，反映了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三）歌伎类别的变化，反映了歌舞艺术的演变。
以上就是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总结出的近年来关于歌伎与唐宋诗词研究的方方面面,由于条件限制，可能没有实际研究的全面，但窥斑见豹，我们不难从中把握其研究的大致脉络。我以1999年出版的李剑亮的专著《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为标志，把唐宋诗词与歌伎的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李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观念拘囿，唐宋诗词与歌伎的关系一直未予充分关注，缺乏全面系统的探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零碎且缺乏深度，致使诗词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不少疑点、难点和空白点。直到李剑亮的《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作者广泛占有材料，从大量事实出发，解答了本论题中的一系列应有之义。在李之后的一些研究，总的说来，都没有超出前人的研究范围，都只是就某一具体的问题不断纠缠，显得缺乏新意，致使这一论题的研究陷入了一个死胡同。然而鉴于歌伎对诗词发展的重要作用，我拟将从文化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番较全面的论述，试图打开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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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柳永词的俗
论柳永词的“俗” 摘要：柳永是我国第一个专业词人，他改变了词以小令为主的体式，出现了慢与小令平分秋色的局面；他创用了一百多种词调，占了宋代所使用词调的近七分之一；他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情趣，对北宋词风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他的词以俗著称，改变了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现在我们就其俗这方面以词的内容题材特点、艺术表现以及形成俗的风格的原因来分析一下。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诩。他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者，也是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专业词人，有词作专集《乐章集》。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在词刚产生时，词在文学中的地位是十分低下、不入流的，素有诗贵词贱的说法。它的主要功用是在宴会场合供给伶工歌女唱歌的，到宋朝时词的地位开始有所提升。大量文人用它来抒发感情，表达人生，所以词风开始由俗变雅，词的内容也日益离开世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而柳永却将其变“雅”为“俗”，着意
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 从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柳词的俗主要表现在：（1）题材内容上，大量深入描写市井坊曲的面貌和世俗大众的生活，尤其是妓女的生活。由于父亲柳宜身为降臣，所以科场上得意失意，众红裙争相亲近；他不屑与达官贵人相往来，只嗜好出入市井，看遍青楼，寄情风月，醉卧花丛，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姬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所以词中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或失恋被遗弃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比如他的《锦堂春》中的“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表现 了女主人公泼辣爽直的性格；词中也表现了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比如他的《迷仙引》中的“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 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表现了妓女独立自尊的人格和脱离娼籍的愿望； 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里，对都市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的汴京使他流连忘返；“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瑞鹧鸪》）的苏州，也使他赞叹不已。他用彩笔一一描绘过当时汴京、洛阳、益州、扬州、会稽、金陵、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游乐情景。这方面的代表作，首
论柳永词中的市井女性
由于生理的、情感的以及社会文化等诸多复杂原因，女性形象的描绘一直是文人写作的重要对象。从唐代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开始，就奠定了士大夫描写女性以端庄、高贵、文雅为美的基础，表达方法也以含蓄、浓丽、浮艳为贵，并多以女性的服饰、举止、容颜为题。北宋初期词坛风尚依然是承袭了花间、南唐词风，内容绮丽，典雅而含蓄。其中，具有开拓之功的柳永，独树一帜。在词学发展史上，他是一位开启了新的市井审美的词人，“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趣。”。［1］作为一名长期流落于社会底层，出入于酒肆青楼的市井文人，柳永的词较之同时代士大夫的雅词小令更多地关切下层女性。 一、风尘女性，高贵娴雅 宋代是一个声妓繁华的社会。一方面，最高统治者给士大夫们以优厚的俸禄，鼓励他们积钱蓄妓，及时享乐；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空前繁荣，促成了市民的享乐心理和竞逐新声的社会时尚，歌妓行业由此而兴盛起来，一时北宋朝野皆溺于妓乐，上至宫廷私宴，下至勾栏瓦肆都需要声乐歌舞来满足感官刺激。出于男性观赏者的审美需求，以妇人态为歌舞本色的趣味观念在唐末就基本确定，到了宋代更是独重女音，王灼的《碧鸡漫志》卷一中曾说：“今人独重女音，不复能问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2］独重女音到宋代竟成为全社会的习尚，进而发展到嘲笑和排斥男音，使曲子词成为“软性文艺”。“曲子词的娱乐功能和抒情功能经过‘好妓好歌喉’得以发挥淋漓，而歌妓们把词变成歌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使整个身心融合的艺术再创造过程。从某种角度看，歌妓也可以说是词创作的参与者、词人的合作者。”［3］因而从内容、意境到外在的文字、语言风格都必然会留下歌妓所代表的阴柔之美的印记。词人柳永有许多作品干脆就是应歌妓之请、以她们的审美要求和特点来进行创作的；同时，柳永词中也展现出 她们的品性，刻画出她们的形象。 歌妓虽然身在风尘，但在柳永笔下，她们却给人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形象。如其《少年游》： 世间尤物意中人。轻细好腰身。香帏睡起，发妆酒酽，红脸杏花春。娇多爱把齐纨扇，和笑掩朱唇。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 主旨在于摹画对象的轻妙身姿、笑颜花容、温柔心性和详雅品流，如此完美的女性，是“不称在风尘”的，然而却在风尘卖笑。这样的艳词由歌妓当众演唱，既让观众欣赏到了一次高品位的女性美，又让观众认识了沦落风尘的女子本属高贵以及其内在的“贵人”风度，从心理上能消解观众由狎妓目的而带来的心理邪念，从而对妓女产生敬和爱的情感。 又如其《离别难》中所云：“有天然、蕙质兰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在柳永眼中，被时人视为下贱的青楼歌妓具有高雅的性情，不仅美艳娇媚，而且品质高雅善良。风尘女子如此的心性才情、端雅风韵、天真荣态，只有柳永以慧眼识别。柳词的可贵之处，即在于它的真实并舍弃了世俗社会和上层社会的偏见，对下层女性有了更为深入的接触和了解，点燃起她对女性的人文关怀，因而他词中的女性形象才有了不同以往的新鲜真实的魅力。 二、青楼女子，追求爱情 在另一些词作中，柳永把“高处不胜寒”的抒情主人公拉回了现实，揭开了掩盖女性情感、欲望的面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崭新的、充满鲜明个性的、敢爱敢恨的活生生的人物主体。这些青楼女子，她们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较轻，头脑中的清规戒律也较少，因此，她们一个个敢爱、敢怒、敢说。她们不像深闺女子那样整日只会深深地思恋、独自地伤感，她们敢于执著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自由的幸福，大胆地向所爱的人诉说自己炽热的感情，并表达出她们渴望从良以及希望与爱人长相厮守、成为夫妇的愿望，如《迷仙引》： 刘云霞 （河南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摘 要：柳永词中的市井女性迥异于封建士大夫词中的闺秀形象，一反温柔敦厚、听天由命的性格，更加多姿多 彩，个性卓异，品位高雅，鲜活生动。柳永对女性平等地认同，女子以自身的真面目出现，她们全新饱满的形象从此获得了独立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市井女性；全新面貌；文学价值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62（2008）04-0050-03论柳永词中的市井女性 第21卷第4期２００8年10月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ｎａｎＲａｄｉｏ＆Ｔ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21,Ｎｏ．4Oct ．２００8 收稿日期：2008-06-23作者简介：刘云霞（1974~ ），女，河南镇平人，河南科技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50··
柳永词中的歌妓形象
柳永词中的歌妓形象 摘要：柳永词中描写女性的作品约占全部词作的一半，而歌妓作为一个特殊的形象频繁出现在柳永的作品中。通过对柳永《乐章集》中歌妓词的分类与分析，总结柳词中歌妓的五种形象。她们集高超技艺与倾城之姿于一体；她们不幸沦落风尘但心性依然高洁；她们向往真正的爱情和正常的家庭生活然而却注定永远得不到永恒爱情；她们命运悲惨却无力自救。柳永用他的柔情笔墨展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悲剧形象，使人们对传统的歌妓形象有了另一番新的认识。 关键词：柳永；歌妓词；歌妓形象 柳永是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之一，也是北宋第一个专业写词作曲、独具原创力的才子词人。虽然他在仕途上屡屡受挫，却用流行的新声写下了大量语言通俗、洋溢着浓厚市民气息的作品，在当时红极一时，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欣赏。不仅仁宗喜爱柳词，“每对歌，必使侍妓歌之再三”[1]，更有“凡有井水饮处，皆歌柳词”的盛况。可以说，上至帝王大臣，下至市井百姓，无不爱柳词。 柳永一生作词无数，而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的词是与歌妓有关联的。据记载：《全宋词》总共收录了柳永词212首，“约212首词作品中歌妓词有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0%”。[2]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柳永如此频繁地将歌妓写入他的词中，而这些歌妓又是以怎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呢？ 一方面，柳永以歌妓入词与宋代的社会风气有关。 歌妓制度产生于殷商时期，到了宋代达到它的鼎盛期。由于宋代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和歌舞佐酒的兴盛，不仅使得歌妓的数量达到空前之多，也大大加速了歌妓的社会化进程，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为歌妓作为一种文学形象进入文人的词作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柳永如此频繁地创作歌妓词还和他自身的经历有关。 尽管柳永文采非凡，然在仕途上，他却屡屡遭挫。最后他不得不以“奉旨填词”之名，混迹于汴京的秦楼楚馆，以作“新声”卖给歌妓为生。他长期流连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这使得他比其他文人墨客更深入地了解歌妓们的悲惨遭遇。 因此在柳词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不同歌妓的身影。而她们也以不同的形象冲击着读者的眼球。 纵观柳永《乐章集》中的歌妓词，歌妓的形象主要可以分为下列五种： 一、技艺超群
论柳永词的“俗”
论柳永词的“俗” 【摘要】柳永艳情词集中体现了化雅为俗的特点。他描写与歌妓的情场生活，并对歌妓作充满色相的世俗描写。在艺术上则表现为审美趣味的俗，即一反前人的含蓄蕴藉，风格直露而坦率，并以世俗的心理和趣味描写爱情生活，充满了平凡而甜蜜、琐细而愉快的市民情调。表现在语言上则是语言材料的偏重俚俗。柳永词的俗正是对词的本色的保留和发扬，是值得肯定的。 【关键词】柳永；艳情词；俗 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世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提到柳永词的“俗”，是离不开他的艳情词的。也就是说，柳永描写自己与歌妓艳情生活的词总的来说是比较俗的。他直接而怡然自得地描写自己的情场生活。柳永虽是一位官场失利的不幸者，将近五十岁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但这也恰恰成全他成为一位情场的幸运儿，使他能在青壮年时期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流连于“平康巷里”，“连日疏狂”（《凤归云》），甚至“往往经岁迁延”（《戚氏》）。柳永对此在词中也有过描写： 迁延，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人含笑立尊前。（《玉蝴蝶》） 因而歌妓和柳永的关系是相当亲密融洽的。他们组成了一个以浪子柳永为中心，一大堆风尘歌妓为羽翼的才子佳人集团，柳永曾自豪地说“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 而柳永所作的《传花枝》也颇为自负风流：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咇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沽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待倩个、掩通著到。 可见，他与歌妓的关系十分亲密，他对自己的这种风月生活也颇为自得。这在词里表现得也相当大胆、直白，毫不做作，公开宣称“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鹤冲天》），公开鄙视“名缰利锁，虚度光阴”（《夏云峰》），颇有些反传统
论歌妓对宋词的影响汇总
浅论歌妓对宋词的影响 何芳 内容提要：宋朝是词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歌妓人数众多，她们对宋词的繁荣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宋词由于自身具有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特质，从其产生之初便付诸于管弦、传之歌喉，因而歌妓的传唱自然成为了宋词传播的主要媒介。歌妓们的声口相传使得大量的优秀词作广泛普及并为广大的受众群体所接受，为宋词传播速度的增强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伴随着词的不断发展，歌妓与词的关系也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她们已由词的侍伴而演变成为一支文学力量，某些作品不乏歌妓们的真情流露，也恰恰是这种真实情感的表达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这个特殊群体的内心世界。文人的词在歌妓的演唱过程中得到了传播、完善，词人也在歌妓的反复演唱词的过程中得到了灵感，从而影响了宋词的发展。 关键词：歌妓、宋词传播、歌妓创作、宋词内涵的丰富 宋词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以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丰神，与唐诗元曲争奇斗艳。词体作为一种音乐文学，通过演唱得以广泛传播，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宋人称之为“歌词”、“乐章”、“乐府”或“倚声”，可见词与音乐的关系之密切。由于在宋朝，词首先是以音乐作品的面貌展现于世，因此词的口头传唱成为很重要的一种传播媒介，而在众多的口头传唱者中，歌妓又无疑是最为特别而又重要的存在。 王国维曾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词作为有宋代文学的代表，在诗歌的发展史上形成了一座堪与唐诗相比肩的高峰，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学史的辉煌。 宋代工商业迅猛发展，经济繁荣。重要的商业与文化城市如温州、泉州、广州、福州、成都以及首都汴梁等地都聚集着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与此同时，市民的文化生活也随之丰富起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为我们展现了当时城市经济的繁盛景象：“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宇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和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奢侈则长人精神。”如此繁盛的文化环境无疑为词的勃兴奠定了外部基础。同时也为其广泛地接受与传播创造了条件。 此外，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也为词的兴盛与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宋代统治者奉行“恩逮于百官者，惟恐不足”（赵翼：《二十四史札记·宋制禄之厚》）的统治政策，赵匡胤更是规劝石守信等人“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宋史·石守信传》）。
唐宋诗词与歌妓
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 题目 歌伎的最早起源，可以上溯至先秦的女乐，也就是当时的歌舞女艺人。其后随着乐籍制度的建立和教坊的成立，歌伎群体逐渐庞大，歌伎制度也日渐稳定。“歌伎制度在经历了先秦女乐，汉代倡乐和魏晋乐户的发展之后，到了唐代，逐渐形成其相对稳定的结构形态。官妓的活动进一步组织化和制度化，家妓私妓也十分普遍。”（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伎制度》）。唐宋两代，是中国古代歌伎制度最昌盛的时期，不仅人数多，而且艺术素质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唐宋诗词的发展。正如武舟在《中国妓女文化史·修订版后序》中所言，“作为妓女，正宗的艺妓曾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这里所言的艺妓，也就是歌伎。因而，我们在研究唐宋诗词时，绝不能忽略歌伎的重要作用。 唐宋诗词是我国几千年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诗词在唐宋时代，本是一种诉诸视听的音乐文艺。诗词的兴起与繁荣，都与歌伎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诗词与歌伎的关系，成为诗词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纵观近些年来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歌伎与诗词的创作，歌伎在诗词传播过程的中介作用，文人与歌伎的交往，歌伎诗词的创作内容与特点，歌伎对词风的影响等。 一、歌伎与诗词的创作 唐宋两朝歌舞酒宴极其普遍，城市酒楼歌馆亦空前发达。而唐是诗的王朝，宋是词的国度，能诗善词的文士就与能歌善舞的歌伎发生了密切联系，诗词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急管繁弦、玉盏频传的环境之中，但引起创作冲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有求而作。文人作诗词供歌伎演唱歌舞侑觞增添娱乐，歌伎慕名请文士写诗题词，以此抬高身价。如《北里志》记唐乐伎颜令宾“见举人尽礼袛奉，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常满箱箧”。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李白、苏轼等大家都曾应求为歌伎填写新词，留下了许多佳话及优美的词曲。至于宫廷盛宴，文士朝臣应制而作的诗词就太多了。 二是有感而作。文人在宴会或秦楼楚馆中与歌伎接触，常触发其情而形于歌咏，这种情形较为复杂，也使这方面的诗词题材更为多样化。（一）赏美资。诗词中多描绘歌伎的容貌服饰、体态风情：“舞袖低佪真蛺蝶，朱唇深浅假樱桃。粉胸半掩疑晴雪，醉眼斜回小样刀”（方干《赠美人四首》）。（二）赞技艺。文人和歌伎的交往，首先以歌舞技艺为媒介，因此此类作品特别多，且有不少绝构佳作。如《李凭箜篌引》、《琵琶行》等。（三）传心曲。诗词中还有许多旖旎多情之作，如晏几道为歌伎莲、鸿，苹、芸留下的追忆之作，唐代著名营伎薛涛与大诗人白居易、王建、元稹等皆有诗词往来。（四）悯身世。歌伎身份低贱，大都逃不过悲惨的命运，文人在诗词中常常表现出对他们的深切同情。（五）寄感叹。文士们在听歌观舞之际，还有大量诗词或抒发身世沦落之悲，或寄托家国沦丧之恨。 二、歌伎作为诗词传播的媒介 诗词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头传唱和书面传播两大类型，而歌伎是口头传唱的主要传播者。脍炙人口的旗亭赌唱故事表明唐歌伎以文人诗入乐演唱是极普遍的风气，诗成为了一种音乐文学和口头文学，其特点是易上口、易记忆而且美听，因此入乐演唱便成了诗歌最快速的传播方式，特别是一些名诗人的作品更是争相传唱。至于唐宋词的传播就更与歌伎的演唱分不开，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乃至于金主完颜亮听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说明当时歌词传唱的广泛性。歌伎的演唱对
论柳永的俗词
论柳永的“俗词” 在中国古代宋词作家中，柳永的作品一直备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其“俗词”上。其中，俗词占柳永全部词作的将近一半。因此，作家作品研究在提及柳永的词时，“俗”几乎可以作为柳永其人其词的代称，王灼《碧鸡漫志》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1]；后者如李清照《词论》称柳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2]这些批评其实过于片面，在题材上，柳永的“俗词”并非“雅词”的完全对立，柳永词中的“俗”与“雅”也并非两个完全对立的部分。在词的创作方面，对于形式体制和艺术手法，柳永也做了巨大的创新。我认为，并不能仅以一“俗”字概括柳永的“俗词”，“亦雅亦俗”、“俗中见雅”才是对柳永“俗词”的真正理解。 一、在题材内容上，柳永将大量深入描写市井曲坊中的生活内容与个人情感生活作为词创作的题材。 （一） 柳永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进士满门的封建家庭。柳永也写下《鹊桥仙》、《玉楼春·凤楼郁郁呈嘉端》、《御街行·燔柴烟断星河曙》等词，希望以此博得功名，但是这并没有如他所愿。但却因为他在初次科举落榜之后的牢骚之作《鹤冲天·黄金榜上》中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两句，在放榜时是被宋仁宗特意错落。这次的失意对自我期望很高的柳永打击自然很大。他在“如何向”的茫然中走向了市井，投入到烟花巷陌，打算在此消磨他的一生。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未完全丢弃入仕的信心和希望。他以“白衣卿相”自称，认为落榜只是偶然的。他只是暂时“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但还是渴望又早一日能被赏识。于是，柳永从未停止过参加科举考试，并终于在五十岁时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榜上提名”，他为此写下了一首与《鹤冲天》的牢骚完全不同的《柳初新》。可命运弄人，及第的柳永还是挤不进士大夫的行列。这又一次把柳永推入了市井。他在《传花枝》仲曾经这样描绘自己的后半生：“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喷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带倩个，淹通著到。”期间他虽然做过县令、屯田，但均属下等，一生不得志。[3]由此可见，柳永骨子里岁有着世俗的一面，但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浪子。是掌握着大权的皇帝和宋代不公正、不公平的科举制度，将向往功名的柳永一步步推向了烟花柳巷。
浅谈柳永的歌妓词
浅谈柳永的歌妓词 【摘要】北宋词人柳永一生创作了大量描写歌妓的词，着重论述了柳永与歌妓交往密切的原因以及柳永歌妓词的思想内容、艺术价值，不是柳郎才高，而是柳郎心低，他肯低下身来俯就这些女子，他肯看她们心上的伤痕，对她们的爱是发自内心的，纯洁而不染烟尘的。 【关键字】柳永，歌妓词 柳永，北宋著名词人，其词作流传甚广，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力作词的文人，《全宋词》收录其词212首，而其中描写歌妓的则有一百余首。 所谓的歌妓词是指那些以歌妓形象和心态以及词人同歌妓的关系为抒写内容的歌词。柳永的“约212首词作品中歌妓词有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0%”，这些歌妓词大部分是他与歌妓们来往、恋爱的记录，词中既可见歌妓之名，如秀香、英英、瑶卿、心娘、虫娘、酥娘、佳娘之类；也可见歌妓之才貌，如“莺舌珠喉”、“杏脸花貌”、“明眸娇波”、“柳腰莲步”、“巧笑媚靥”、“歌扇舞群”等等，为柳永词歌舞乐结合的传播形式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歌妓是柳词创作的主要对象，与这群人的交往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词自产生之日起,就与歌妓结下了不解之缘,色艺俱佳的歌妓成为词人吟咏的对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唐五代词人晏殊、张先等人都曾创作过歌妓词，但柳永的妓情词与他们的有着本质的区别。晏殊等人的妓情词多从旁观者欣赏的角度，描绘歌妓的容貌、体态、技艺之美；或以代言体形式，以婉转而又富有女性情调的口吻来言情。这种“男子而作闺音”的代言体形式的出现，显然是为了适应词作的“助妖娆之态”、“资羽盖之欢”、“娱宾遣兴”的实用功能的需要，因此“作品中的妓女形象，则大都充当了风雅的附庸，缺少鲜明的个性，却多了些那一时代特有的贞淑节烈”，对于身份低贱的歌妓的真实感情世界，词人是不屑于去深入了解的，更不用说在词作中加以反映了。柳永则是在她们普遍的美色与技艺中发现一些富于特色的方面加以描绘，以由衷的赞美之情描写她们的美貌和伎艺,并以同情的笔触真实地反映她们的痛苦、不幸、向往和追求。他与歌妓的感情往往是平等的，相互的，是背离了封建门当户对观念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模式，这些都是俗文化元素的集中体现。柳永由于经常出入秦楼楚馆，深得歌妓的喜爱(唐宋时歌妓有喜爱文人、倾慕才情的传统)，加之科举功名上遭受挫折，只是在与歌妓的两情相悦中才弥补了他内心的失落，因此，他对歌妓的态度就不再是一种狎客的态度，他尊重她们，理解她们，对她们的遭遇、感慨和内心愿望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并给予深切的同情。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在柳永的词作中，第一次真实地刻画了歌妓的内心世界，反映了她们在情感生活中的遭遇及心理感受。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 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北宋陈师道说柳词“骫骳从 俗，天下咏之”（《后山诗话》），王灼也认为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碧鸡 漫志》卷二），都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 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 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 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
论柳永词的女性特质
论柳永词的女性特质 内容摘要：柳永以特有的方式将内心抽象的愁思依恋、细腻温婉、阴柔多姿的女性特质十分深刻的诉诸于笔端，显示了柳词的独特魅力。柳永渴望个性解放和性爱自由，于是他在青楼中找到理想的归宿；他通过自己的词让世人了解了歌妓等普通女性的生活及境遇。所以他的作品无论从形式上、内容上、语感上或是感情上都时刻展现出女性特质来；他把复杂细腻而又缠绵悱恻的女性情思抒展得扣人心弦；他以女性的口吻如歌如诉，吟唱着生活的酸楚、命运的不济。 关键词：柳永；词；女性特质 柳永生平简介与柳词的主要特点 柳永（987-1055？），字鳍卿，原名三变，因排行第七，故又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属山西），后移居崇安（今属福建）。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倦厌官场，眈溺于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最后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 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他扩大了词境，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描绘了繁华景象及四时节物风光。柳永发展了词体，留存二百多首词，所用词调竟有一百五十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人所未写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八九为长调慢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他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 了解了柳永的身世以及他在词坛上的地位和影响，笔者通过长期潜心的研究，逐渐发现柳永以特有的方式将内心抽象的愁思依恋、细腻温婉、阴柔多姿的女性特质十分深刻的诉诸于笔端，显示了柳词的独特魅力。关于这些，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以女性口吻抒写复杂细腻而又缠绵悱恻的女性情思，婉倾泣诉，如歌如怨。
古代歌妓对诗词的贡献
词的形成，还要考虑词艺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他们的生存的时代环境这个重要因素。有了文人参与和艺术消费者需求之两大催化剂，词这种融汇时调新声的艺术形式才脱颖而出。2城市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壮大，以及文人知识分子地位低下，没有出路，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下层社会等等。3艺术生产者由民间歌手、市井艺人为主，变为以文人知识分子为主，而沟通民间词文化和文人的重要途径，就是活跃于勾栏瓦肆、青楼歌馆、高堂华屋的歌妓艺人。女伶的唱曲和作曲，对词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沟通了文人和民间的关系。和歌妓交往的文人中，许多都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词作家大都活跃在秦楼楚馆与歌妓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易安词中激荡着大胆、强烈、真率的感情，易安词与佳统的词有所不同。李清照为人，爱则热烈，愁则浓重，思之刻骨，怨之断肠，形诸笔墨，则是抒情大胆、强烈、真率。对此，曾惹得一些性别守中庸的人大动肝火，大张挞伐，说她“出于小听狭慧，构于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之正”.与李清照同时代的王灼也说：“作长短句，……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夸张笔墨，无所羞畏”。（《碧鸡温志》）而这恰恰从反面描述了易安词的特点：“肆意落笔”,乃才气豪纵；“无所畏羞”，乃真情喷薄，而“无顾藉”，当是易安为人之超迈尘俗。刻骨的相思和浓重的愁怨，本是易安词的重要内容之一。她词中所表现出的相思缠绵、离愁别绪，却于“季话中有骨”，而不似一些婉约词人陷入姚鼐所言的“颓废而幽”的境地。如“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
柳永词的语言特点
柳永词的语言特点 摘要 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在词体的发展过程中，他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他扩展并发展了慢词，开拓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代表了宋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词风多接近民间艺术特色，融合多家特点自成一派，含义深远。语言多用俚语，却又不乏雅言，贴近人民，浅显易懂，受到大众的一致好评。 关键词：柳永词语言雅俗共赏
引言 柳永（约971-1053），字耆卿，原名三变，号柳屯田，崇安人。景祐元年进士，一生怀才不遇，终身落魄，穷困潦倒，死后甚至由几个妓女埋葬。虽然他官场失意，但却写出了一手好词，从词调到作词都代表了宋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他的很多词调都出于市井新声，经过加工提炼，形成了其独特风格，并以之确立了他在词史上的地位。他完成了从小令到慢词的发展与转变，并且在词的内容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扩展，是历史上不可磨灭的领军人物。 一、柳永词的语言特点 柳永词的语言特点主要为吸收大量的俚俗语言，却又不失雅致，在词中喜用典故，这样的特点使得柳词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贫民百姓都能理解和欣赏，他通过反映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心底最真实的想法来表现自己对世俗的不满和对下层人民的怜惜。 1、吸收大量民间俚俗语言 柳永在词史上率先吸收大量民间俚俗语言入词，更多的展示市井平民的生活与心态，写俗人，写俗世。他被认为是俗词的开创者，是俗文学中的一枝奇葩。柳词俚俗拙朴、真实动人，用平实的语言形式传唱出真实的思想情感，以平民的姿态叙写平民的心理和生活，作为通俗歌词，它具体地体现了“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所喜悦的，投合了最大多数民众之口味的”这一俗文学概念。 例如柳词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柳永长期流连坊曲，与歌妓交往频繁。他虽然有时也不免狎戏玩弄歌妓，但更多的是用平等的身份和相知的态度对待她们，他认为她们“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少年游》）；欣赏她们“丰肌清骨，容态尽天真”（《少年游》）的天然风韵；赞美她们“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的高超技艺；关心同情她们的不幸和痛苦；“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少年游》）也常常替她们表白独立自尊的人格和脱离娼籍的愿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柳永这类词作，与晚唐五代以来的同类词作相比，不仅内容风格有所不同，更体现了观念的变化。而作为当时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歌妓，与市民的生活内容、消费方式密不可分，因而，柳永词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也非常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不过其中也有些低级趣味的色情描写，这也是他常常受到宋代文人指责的原因之一。 再例如柳词反映市民生活的隆盛与享乐。柳词区别于文人士大夫的荒野情趣、田园隐逸，而带有浓厚的世俗享乐之风。反映出那个时代充满声色娱乐和浅斟低唱的富贵之地中人们生活的真实状态和在宴饮游乐之中的纸醉金迷，例如《木兰花慢》：
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一)
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以歌妓唱词为中心(一) 【内容提要】 宋词主要的演唱者，是职业化与专业化的歌妓。演唱环境与地点，主要集中在公私宴集等娱乐环境和酒店茶楼歌馆妓院等娱乐场所。宋人公私宴集，都有歌妓唱词侑觞。酒楼茶馆和妓院，既有职业的歌妓长期驻店演唱，也有临时赶场的。歌妓在宴集中唱谁写的词，唱什么内容的词，一般由宴集主人选定:或唱主人自作新词，或唱客人所作新词。宋词的演唱方式有多种，其中唱小令慢曲的“小唱”最为普遍流行。歌妓唱词，既促进了宋词的创作和发展，又制约着宋词的题材取向和风格基调的形成。 【关键词】口头传播歌妓唱词 宋词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头传唱和书面传播两大类型。本文主要以歌妓唱词为中心，探讨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及其对宋词发展的影响。一演唱主体:宋代歌妓的职业化与专业化 宋词的口头传唱，既有“职业”或“专业”人员的演唱，也有业余爱好者随机自发的传唱。职业或专业的演唱者，主要是女性歌手。 宋代以前，唱歌的原本不分男女，著名的男女歌唱家都不乏其人。唐代既有著名的男性歌手如李龟年、米嘉荣等人，又有名震一时的念奴、张好好、盛小丛等女性歌手。而宋人特别重视女声歌唱，南宋王灼曾明确地说:“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①宋词里描写唱词的，也基本上都是女性。如:“玉人低唱管弦催”②;“多
谢秦娥绝唱，声声为、飘入云中”③;“翠眉重为唱，渭城朝雨”④。这些玉人、秦娥、翠眉，都是指女性歌手。 宋人独重女音，主要是因为唱词的环境是在以男性活动为主的酒楼妓馆和公私宴集等场合，听众大多数是男性。而女性歌手除了优美的歌喉之外，更有姣好靓丽的面容来取悦于男性听众，既能娱人耳，又能悦人目。因此宋代男人特别注重女声歌唱而轻视男声歌唱。其次，女性歌喉最适宜于传达词的特殊韵味，女声唱词比男声更动听。南宋王炎《双溪诗余自序》就说只有女性的歌喉才能传出词特有的低回要眇的韵味:“长短句宜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⑤南宋后期杨泽民《选官子》词曾表达过男人“重女音”的心态:“风埃世路，冷暖人情，一瞬几分更变。唯有芳姿为人，歌意尤深，笑容偏倩。”（《全宋词》第3006页）男人饱历宦海风波，看透了世态炎凉，在酒边看着听着风情万种的歌女演唱，心灵可以获得放松和慰藉。管鉴《桃源忆故人》词也典型地表现了男人听歌后的满足与轻松:“垂鬟小舞幺歌趁。莺语绿杨娇困。多少旧愁新恨。一醉浑消尽。”（《全宋词》第1570页）“女音”之所以成为宋代词坛歌苑的霸主，是当时社会的审美需求所致。宋代的女性歌手，绝大多数是“职业化”或“专业化”的歌妓。作为一种职业，当时的歌妓，既可以在各级地方政府机关里供职，也可以在营业性的酒楼妓馆里从业，还可以在私人家庭里服务。 两宋时期，各级地方政府都配备有专职的歌妓，而且人数还不少。就州级政府而言，在籍官妓大约有数十人甚至上百人。黄庭坚《次韵周
浅析柳永词中世俗女性特有的爱情观
浅析柳永词中世俗女性特有的爱情观 摘要：柳永词中的女性不同于传统文人对女性的描写，他侧重于真实地再现女性的日常生活，真切地表现女性的爱恨情仇，突出了以歌妓为代表的世俗女性的整体形象，开始关注她们的情感需求和内心活动，详尽地描写了她们离别相思的痛苦及对情人变心的忧虑，表现了她们对爱情的向往与执着追求，这些在内容上具有适俗性的词作真实地再现女性的日常生活，真切地表现女性的爱恨情仇，突出了以歌妓为代表的世俗女性的整体形象，本文着重分析了女性特有的爱情观。 关键词：柳永词女性爱情观 唐五代敦煌民间词，原本是歌唱普通民众的心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的。到了文人手中，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由于仕途失意，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他又经常应歌妓的约请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 1、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 世俗女性的形象表现在世俗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感情的直率表白上。言情道爱，本以含蓄为贵，而柳永所表现的却是浅而又浅。柳永词中的世俗女性大胆地追求爱情，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 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的爱情的渴望。 例如《小镇西》： 意中有个人，芳颜二八。天然俏、自来奸黠。最奇绝。是笑时、媚靥深深，百态千娇，再三偎著，再三香滑。 久离缺。夜来魂梦里，尤花〔歹带〕雪。分明似旧家时节。正欢悦。被邻鸡唤起，一场寂寥，无眠向晓，空有半窗残月。 这首词细腻的描写了意中人的笑靥，感情露骨，恨良宵甚短，不能与爱人极尽欢悦。柳词中的女子多了一份真实，更容易让市井阶层感到柳永描写的就是他们的生活 又如《锦堂春》，“待伊要，尤云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
论歌妓对宋词的贡献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1a9322894.html, 论歌妓对宋词的贡献 作者：李方园 来源：《学习与科普》2019年第05期 摘要：词是我国古代韵文的一种形式，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又称曲子词。 词的音乐性特征使得它和精于歌舞音乐的歌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词在宋代达到繁荣，其中歌妓群体对宋词也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她们在与文人的交往中促进了词的创作，在对词的演唱中推动了词的傳播，同时也影响了词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歌妓;词;传播;风格 歌妓在人类历史上起源很早，可上溯至先秦女乐。宋朝时期，歌妓制度较为稳定，歌妓群体也十分庞大。虽然身份低微，饱受凌辱，但她们和文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同时也是传唱宋词的重要媒介，为宋词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促进词的创作 在宋代，歌妓和文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宋代享乐风气盛行，多倡导“歌儿舞女颐养天年”，家妓普遍出现。另一方面，文人大多想踏入仕途实现政治抱负，却多半失意，因而和歌妓有了相似的情感诉求。作词主体和歌唱主体必然有着密切的交往，由于这层关系，歌妓自然而然会对词人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歌妓能够刺激文人创作的欲望。通常来看，在歌楼酒肆、花间樽前，文人填词供歌妓演唱;歌妓唱词为文人助兴，是一种互动关系。但其实，文人在这种关系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歌妓要靠着动听美妙的歌词才能演唱，从而才能生存下去。“为了赢得听众、提高身价，歌妓想方设法要使自己成为新词的首唱者，所以只要有适当的机会，她们便会主动向文人乞求新 词。”[1]而男人自古爱美人，何况是风流倜傥的文人才子。见到貌美如花的歌妓，他们也许不会动情，但内心的怜香惜玉之情也会促使他们进行创作。 歌妓也丰富了词的题材。在现存5万余首宋词中，歌妓无疑是最重要、最典型的一类人 物形象。歌妓才艺丰富，容貌动人，自然会受到文人的关注和赞赏，又多活跃在文人士大夫生活的场景中，和他们交往密切，自然而然会成为文人关注的焦点和词人创作的重要对象。总之，歌妓是词人创作的一类重要群体，为词人提供了写作素材丰富了他们创作的内容。 二、推动词的传播 词其一种音乐娱乐文学，带有音乐的特征，便于吟咏传唱，同时歌妓又与文人士大夫关系密切，这种联系使得能歌善舞的歌妓必然会成为宋词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
论柳永词中歌妓形象的特征
论柳永词中歌妓形象的特征 歌妓是柳永词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形象。长期的不第，羁旅，困顿的生涯，使得柳永深切体味到了人生的悲苦。对于歌妓，柳永颇有些“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于是，开始真心真意地和歌妓交朋友，开始设身处地地了解歌妓的悲苦和她们的反抗精神。这时，歌妓已经不仅仅是其玩物，而是成为了柳永的知己、朋友。 柳永词歌妓形象特征 歌妓是柳永词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形象，《乐章集》中歌妓词大约占一半左右。除了歌妓词以外，柳永创作较多的羁旅行役词，歌妓形象也是频繁出现。 一、柳永词作大量出现歌妓形象缘由探讨 首先，柳永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柳永天生浪漫多情的本性被儒家礼法长期压制，久留于内，必求发之于外。柳永在北宋真宗咸平年间进京参加其第一次进士考试，就成了一个发泄的契机。 其次，从当时的社会风气看，汴京是十分繁华和艳冶的：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记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酒楼盛况云：“凡京师酒楼……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上……望之宛若神仙。”而当时的士大夫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是纷纷冶游成风。在这种内因外因之下，柳永难免留恋花街柳巷，结识了大批的歌妓，这就成了柳永词作中，歌妓素材的主要来源。随着柳永人生悲苦愈甚，柳永和歌妓们的交往程度的不断深入，歌妓对柳永的影响也逐渐加大，歌妓形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大量出现在了柳永的词作中。 二、柳词歌妓形象人格特征之一——欲望 柳永不少词作中的歌妓形象，鲜明地透漏着人性自然欲望。比如，《昼夜乐》（洞房饮散簾帏静）：洞房饮散簾帏静。拥香衾，欢心称。金炉麝袅青烟，凤帐烛摇红影。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愉，渐入嘉景。再如，《菊花新》：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 柳永将歌妓这一形象，放在一副充满暧昧，诱惑，激发人类原始欲望的场景中，比较直接地描写了男女欢爱场景：从文学上看，这些词句比较粗俗，浅薄，低级，基本看不到什么文学技巧和意境。从内涵上看，这些词句粗俗却直白，鲜明表现出了歌妓这一古代特殊的女性群体的欲望，这就打破了很多人只是将歌妓看做玩物，和花、酒没什么区别的物化的陈腐思想，赋予了歌妓生命感，这种生命感虽然很初级，很原始，但是较之将歌妓物化的观点，毫无疑问也是一种进步。而且，像柳永这么浅露，大量地表现女性的原始欲望，在中国古代文学诗词作家中还是比较鲜见的。柳永词作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歌妓形象的原因：
柳永俗词的“俗”
柳永俗词的“俗” 学习柳永俗词已经一段时间了，这期间，也看了很多关于柳永以及柳永俗词的研究著作。直到上节课老师讲了柳永俗词的几种研究方向，才对于近期的学习理出了一点头绪。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在学习柳永俗词过程中的误区，那就是，仅仅把目光停留在对于作品的浅层解读和鉴赏之上，却忽略了向更深层次挖掘的研究目标，以至于读了很多柳永的俗词，留在心中的感觉只有可怜的一个“俗”字。这样的学习从表面看来中规中矩，但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即当我们拿到一本《柳永集》的时候，立刻把全部兴趣集中在寻找其中的俗词艳句上，留给思考和领悟的空间却少得可怜。 在老师的引导下，我决定把历代学者对柳永词的评价作为出发点来捕捉学习柳永俗词的方向。王灼在《碧鸡漫志》中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生态可憎”。徐度《却扫编》卷五谓柳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之人尤喜道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云：“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在这三则宋人对柳永俗词的评价中，我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不知书者”、“流俗之人”、“市井之人”这样的字眼。那么，如此一致的贬斥是否具有一定的巧合性呢？我们知道，在宋代士大夫文人的传统观念中，雅词一直以来都是被主流社会极力推崇的，而俗词却难登大雅之堂。在他们的审美标准和知识系统下，“雅”和“俗”是有明显的界限的。通过学习，我想，我们是不是能把这种界限理解为一种对于“他者”的排斥呢？每一个阶级都有不同于其他任何阶级的独特利益，当一个阶级逐渐成为主流的时候，那些与之不同步的观念、事物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他者”，这就是阶级社会演变的自然规律之一吧。通过查找资料，我了解到，他者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中常见的一个术语，在后殖民的理论中，西方人往往被称为主体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则被称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称为“他者”。“他者”和“自我”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所以，“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宽泛地说，他者就是一个与主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比如白人可以黑人作为他者，那样得出的结论白人必然是文明的、聪明的、先进的、高雅的。通过选择和确立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确定和认识自我，但其中隐含的自我中心主义有着严重的缺陷或弊端，一个主体若没有他者的对比对照将完全不能认识和确定自我。这也就是说，“他者”只是某一类人从自身阶级立场出发而产生的一种带有明显阶级性的概念，“善”与“恶”、“美”与“丑”都是相对的，A可以认为B是他者，B反过来也可以认为A是他者。那么，我们再来看上述三例，从士大夫文人的角度出发，这里的“他者”既可以指柳永及其俗词，也可以指柳永俗词中的“歌伎”，还可以是所谓的“不知书者”、“流俗之人”以及“市井之人”，总之是不与士大夫文人利益和情趣同步的事物。这种排斥带着明显的具有宋代文人特色的等级观念，显然，在以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