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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英语第二册(张汉熙)课文翻译[1]

高级英语第二册(张汉熙)课文翻译[1]
高级英语第二册(张汉熙)课文翻译[1]

第一课

迎战卡米尔号飓风

小约翰。柯夏克已料到,卡米尔号飓风来势定然凶猛。就在去年8月17日那个星期天,当卡米尔号飓风越过墨西哥湾向西北进袭之时,收音机和电视里整天不断地播放着飓风警报。柯夏克一家居住的地方一—密西西比州的高尔夫港——肯定会遭到这场飓风的猛烈袭击。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三州沿海一带的居民已有将近15万人逃往内陆安全地带。但约翰就像沿海村落中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不愿舍弃家园,要他下决心弃家外逃,除非等到他的一家人一—妻子詹妮丝以及他们那七个年龄从三岁到十一岁的孩子一一眼看着就要灾祸临头。

为了找出应付这场风灾的最佳对策,他与父母商量过。两位老人是早在一个月前就从加利福尼亚迁到这里来,住进柯夏克一家所住的那幢十个房间的屋子里。他还就此征求过从拉斯韦加斯开车来访的老朋友查理?希尔的意见。

约翰的全部产业就在自己家里(他开办的玛格纳制造公司是设计、研制各种教育玩具和教育用品的。公司的一切往来函件、设计图纸和工艺模具全都放在一楼)。37岁的他对飓风的威力是深有体会的。四年前,他原先拥有的位于高尔夫港以西几英里外的那个家就曾毁于贝翠号飓风(那场风灾前夕柯夏克已将全家搬到一家汽车旅馆过夜)。不过,当时那幢房子所处的地势偏低,高出海平面仅几英尺。“我们现在住的这幢房子高了23英尺,,’他对父亲说,“而且距离海边足有250码远。这幢房子是1915年建造的。至今还从未受到过飓风的袭击。我们呆在这儿恐怕是再安全不过了。”

老柯夏克67岁.是个语粗心慈的熟练机械师。他对儿子的意见表示赞同。“我们是可以严加防卫。度过难关的,”他说?“一但发现危险信号,我们还可以赶在天黑之前撤出去。”为了对付这场飓风,几个男子汉有条不紊地做起准备工作来。自米水管道可能遭到破坏,他们把浴盆和提俑都盛满水。飓风也可能造成断电,所以他们检查r手提式收音机和手电筒里的电池以及提灯里的燃料油。约翰的父亲将一台小发电机搬到楼下门厅里.接上几个灯泡。并做好把发电机与电冰箱接通的准备。

那天下午,雨一直下个不停.乌云随着越来越猛的暴风从海湾上空席卷而来。全家早早地用r晚餐。邻居中一个丈夫去了越南的妇女跑过来。问她和她的两个孩子是否能搬进柯夏克家躲避风灾:另一个准备向内陆带转移的邻居也跑来问柯夏克家能否替他照看一下他的狗。

不到七点钟,天就黑了.,狂风暴雨拍打着屋子。约翰让大儿子和大女儿上楼去取来被褥和枕头给几个小一点的孩子。他想把全家人都集中在同一层楼上。“不要靠近窗户!”他警告说,担心在飓风巾震破的玻璃碎片会飞来伤人。风凶猛地咆哮起来?屋子开始漏雨了……那雨水好像能穿墙透壁,往屋里直灌。一家人都操起拖把、毛巾、盆罐和水桶,展l开了一场排水战。到八点半钟,电没有了。柯夏克老爹便启动了小发电机。

飓风的咆哮声压倒了一切。房子摇晃着,起居室的天花板一块块掉下来。楼上一个房问的法兰西式两用门砰地一声被风吹开了。楼下的人还听到楼上其他玻璃窗破碎时发出的劈劈啪啪的响声。积水已经漫到脚踝上了。

随后,前门开始从门框上脱落。约翰和查理用肩膀抵住¨,但一股水浪冲击过来。撞开了大门,把两人都掀倒在地板上。发电机泡在水里,电灯熄灭了。查理舔了舔嘴唇,对着约翰大喊道:“这回可真是大难临头了。这水是成的。”海水已经漫到屋子跟前?积水仍不断上涨。

“都从后门到汽车上去!”约翰提高嗓门大叫道。“我们把孩子2们一个个递过去,数一数!一共九个!”

孩子们从大人手上像救火队的水桶一样被递了过去。可是汽车不能发动了?它的点火系统被水泡坏了。水深风急。又不可能靠两只脚逃命。“回屋里去!.'约翰高声喊道。“数一数孩子们。一共九个!”

等他们爬着回到屋里后。约翰又命令道:“都到楼梯上去!,,于是大家都跑到靠两堵内墙保护的楼梯上歇着。个个吓得要命,气喘吁吁,浑身湿透。孩子们把取名为斯普琪的一只猫和一个装着四只小猫仔的盒子放在楼梯平台上。斯普琪心神不定地打量着自己的幼仔,邻人的那条狗已蜷起身子睡着了。

狂风就像在身边呼啸而过的列车一样发出震耳的响声,房屋在地基上晃动移位。一楼的外墙坍塌了,海水渐渐地漫上了楼梯。大家沉默无语?谁都明白现在已是无路可逃.死活都只好留在崖子里了。

查理。希尔对邻家的妇女和她那两个孩子多少尽了一点责任。那妇女简直吓昏了头。她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连声叫道:“我不会游泳,我可不会游泳啊r

“不会游泳也不要紧?”他强作镇定地安慰她道,..一会儿便什么都过去了。”

柯夏克老奶奶伸出胳臂挽住丈夫的肩膀。把嘴凑到他的耳边说,“老爷子,我爱你。”柯老爹扭过头来也回了一句“我爱你,,一一…说话声已不像平日那样粗声粗气的厂。

约翰望着海水漫过一级一级的台阶,心里感到一阵强烈的内疚。都怪他低估了卡米尔号飓风的危险性,一直认为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决不会发生。他两手抱着头,默默地祈祷着:“啊.上帝,保佑我们度过这~难关吧!”

不一会儿,?阵强风掠过,将整个屋顶卷入空中,抛向4()英尺以外。楼梯底层的几级台阶断裂开来。有一堵墙眼看着就要倒向这群陷入进退维谷境地的男女老少。

设在弗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国家飓风中心主任罗伯特.H.辛普森博士将卡米尔号飓风列为“有过记载的袭击西半球有人居住地区的最猛烈的一场飓风”。在飓风中心纵横约70英里的范围内,其风速接近每小时200英里,掀起的浪头高达30英尺。海湾沿岸风过之处,所有东西都被一扫而光。19 467户人家和709家小商号不是完全被毁,便是遭到严重破坏。高尔夫港一个60万加仑的油罐被狂风刮起,摔到3.5英里以外。三艘大型货轮被刮离泊位,推上岸滩。电线杆和20英寸粗的松树一遇狂风袭击便像连珠炮似的根根断裂。

位于高尔夫港以西的帕斯克里斯琴镇几乎被夷为平地。住在该镇那座豪华的黎赛留公寓度假的几位旅客组织了一次聚会,从他们所居的有利地位观赏飓风的壮观景象,结果像是有一个其大无比的拳头把公寓打得粉碎,26人因此丧生。

柯夏克家的屋顶一被掀走,约翰就高喊道:“快上楼一一到卧室里去!数数孩子。”在倾盆大雨中,大人们围成一圈,让孩子们紧紧地挤在中间。柯夏克老奶奶哀声切切地说道:“孩子们,咱们大家来唱支歌吧!”孩子们都吓呆了,根本没一点反应。老奶奶独个儿唱了几句,然后她的声音就完全消失了。

客厅的壁炉和烟囱崩塌了下来。弄得瓦砾横飞。眼看他们栖身的那间卧室电有两面墙壁行将崩塌,约翰立即命令大伙:“进电视室去!”这是离开风头最远的一个房间。

约翰用手将妻子搂了一下。詹妮丝心里明白了他的意思。由于风雨和恐惧,她不住地发抖。她一面拉过两个孩子紧贴在自己身边,一面默祷着:亲爱的上帝啊,赐给我力量,让我经受住必须经受的一切吧。她心里怨恨这场飓风。我们一定不会让它得胜。

柯夏克老爹心中窝着一团火,深为自己在飓风面前无能为力而感到懊丧。也说不清为什么,他跑到一问卧室里去将一只杉木箱和一个双人床垫拖进了电视室。就在这里,一面墙壁被风刮倒了,提灯也被吹灭。另外又有一面墙壁在移动,在摇晃。查理.希尔试图以身子撑住它,但结果墙还是朝他这边塌了下来,把他的背部也给砸伤了。房子在颤动摇晃,已从地基上挪开了25英尺。整个世界似乎都要分崩离析了。

“我们来把床垫竖起来!”约翰对父亲大声叫道。“把它斜靠着挡挡风。让孩子们躲到垫子下面去,我们可以用头和肩膀把垫子大一点的孩子趴在地板上,小一点的一层层地压在大的身上,大人们都弯下身子罩住他们。地板倾斜了。装着那一窝四只小猫的盒子从架上滑下来,一下子就在风中消失了。斯普琪被从一个嵌板书柜顶上刮走而不见踪影了。那只狗紧闭着双眼,缩成一团。又一面墙壁倒塌了。水拍打着倾斜的地板。约翰抓住一扇还连在壁柜墙上的门,对他父亲大声叫道:“假若地板塌了,咱们就把孩子放到这块门板上面。”

就在这一刹那间,风势稍缓了一些,水也不再上涨了。随后水开始退落。卡米尔号飓风的中心过去了。柯夏克一家和他们的朋友都幸存下来了。

天刚破晓,高尔夫港的居民便开始陆续返回家园。他们看到了遇难者的尸体一一密西西比沿海一带就有130多名男女和儿童丧生一海滩和公路上有些地方布满了死狗死猫和死牲畜。尚未被风刮倒的树上结彩似地挂满被撕成布条的衣服,吹断的电线像黑色的实心面一样盘成一圈一圈地散在路面上。

那些从外面返回家乡的人们个个都是慢慢地走动着,也没有谁高声大叫。他们怔住了,呆立当地,不知该怎么才能接受眼前这幅使人惊骇的惨景。他们问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上哪儿去呢?”

这时,该地区的一些团体,实际上还有全美国的人民,都向沿海受灾地区伸出了援助之手。天还没亮,密西西比州国民警卫队和一些民防队便开进灾区,管理交通,保护财物,建立通讯联络中心,帮助清理废墟并将无家可归的人送往难民收容中心。上午十时许,救世军的流动快餐车和红十字会志愿队及工作人员已开往所有能够到达的地方去分发热饮料、食品、衣服和卧具了。

全国各地的数百个城镇募集了数百万美元的捐款送往灾区。各种家用和医疗用品通过飞机、火车、卡车和轿车源源不断地运进灾区。联邦政府运来了440万磅食品,还运来了活动房屋,造起了活动教室,并开设了发放低息长期商业贷款的办事机构。

在此期间,卡米尔号飓风横扫密西西比州后继续北进,给弗吉尼亚州西部和南部带来了28英寸以上的暴雨,致使洪水泛滥,地塌山崩,又造成111人丧生,最后才在大西洋上空慢慢消散。

第三课

酒肆闲聊与标准英语

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只有闲谈最宜于增进友谊,而且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动物之间的信息交流,不论其方式何等复杂,也是称不上交谈的。

闲谈的引人人胜之处就在于它没有一个事先定好的话题。它时而迂回流淌,时而奔腾起伏,时而火花四射,时而热情洋溢,话题最终会扯到什么地方去谁也拿不准。要是有人觉得“有些话要说”,那定会大煞风景,使闲聊无趣。闲聊不是为了进行争论。闲聊中常常会有争论,不过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服对方。闲聊之中是不存在什么输赢胜负的。事实上,真正善于闲聊的人往往是随时准备让步的。也许他们偶然间会觉得该把自己最得意的奇闻轶事选出一件插进来讲一讲,但一转眼大家已谈到别处去了,插话的机会随之而失,他们也就听之任之。

或许是由于我从小混迹于英国小酒馆的缘故吧,我觉得酒瞎里的闲聊别有韵味。酒馆里的朋友对别人的生活毫无了解,他们只是临时凑到一起来的,彼此并无深交。他们之中也许有人面临婚因破裂,或恋爱失败,或碰到别的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但别人根本不管这些。他们就像大仲马笔下的三个火枪手一样,虽然日夕相处,却从不过问彼此的私事,也不去揣摸别人内心的秘密。

有一天晚上的情形正是这样。人们正漫无边际地东扯西拉,从最普通的凡人俗事谈到有关木星的科学趣闻。谈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中心话题,事实上也不需要有一个中心话题。可突然间大伙儿的话题都集中到了一处,中心话题奇迹般地出现了。我记不起她那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她显然不是预先想好把那句话带到酒馆里来说的,那也不是什么非说不可的要紧话——我只知道她那句话是随着大伙儿的话题十分自然地脱口而出的。

“几天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标准英语’这个词语是带贬义的批评用语,指的是人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的英语。”

此语一出,谈话立即热烈起来。有人赞成,也有人怒斥,还有人则不以为然。最后,当然少不了要像处理所有这种场合下的意见分歧一样,由大家说定次日一早去查证一下。于是,问题便解决了。不过,酒馆闲聊并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大伙儿仍旧可以糊里糊涂地继续闲扯下去。

告诉她“标准英语”应作那种解释的原来是个澳大利亚人。得悉此情,有些人便说起刻薄话来了,说什么囚犯的子孙这样说倒也不足为怪。这样,在五分钟内,大家便像到澳大利亚游览了一趟。在那样的社会里,“标准英语”自然是不受欢迎的。每当上流社会想给“规范英语”制订一些条条框框时,总会遭到下层人民的抵制。

看看撒克逊农民与征服他们的诺曼底统治者之间的语言隔阂吧。于是话题又从19世纪的澳大利亚囚犯转到12世纪的英国农民。谁对谁错,并没有关系。闲聊依旧热火朝天。

有人举出了一个人所共知,但仍值得提出来发人深思的例子。我们谈到饭桌上的肉食时用法语词,而谈到提供这些肉食的牲畜时则用盎格鲁一撒克逊词。猪圈里的活猪叫pig,饭桌上吃的猪肉便成了pork(来自法语pore);地里放牧着的牛叫cattle,席上吃的牛肉则叫beef(来自法语boeuf);Chicken用作肉食时变成poultry(来自法语poulet);calf加工成肉则变成veal(来自法语vcau)。即便我们的菜单没有为了装洋耍派头而写成法语,我们所用的英语仍然是诺曼底式的英语。这一切向我们昭示了诺曼底人征服之后英国文化上

所存在的深刻的阶级裂痕。

撒克逊农民种地养畜,自己出产的肉自己却吃不起,全都送上了诺曼底人的餐桌。农民们只能吃到在地里乱窜的兔子。兔子肉因为便宜,诺曼底贵族自然不屑去吃它。因此,活兔子和吃的兔子肉共用rabbit 这个词表示,而没有换成由法语lapin转化而来的某个词。

当我们今天听着有关双语教育问题的争论时,我们应该设身处地替当时的撒克逊农民想一想,新的统治阶级把法语用来对抗撒克逊农民自己的语言,从而在农民周围筑起一道文化障碍。当英国人在像觉醒者赫里沃德这样的撒克逊领袖领导下起来造反时,他们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化上的屈辱。“标准英语”——如果那时候有这个名词的话——已经变成法语。而九百年后我们在美国这儿仍然继承了这种影响。

那晚闲聊过后,第二天一早便有人去查阅了资料。这个名词在16世纪已有人使用过。纳什作于1593年的《截获信函奇闻》中就有过“标准英语”(Queen’s English)的提法。1602年德克写到某人时有句话说:“你把‘标准英语’(King’s Engligh)简化了”。莎士比亚作品中是否也出现过这一提法呢?如出现过,那就证明这个词在当时即已通用。他用过一次,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快嘴桂嫂在讲到她家老爷回来后将会有的盛怒情形时说,“……少不了一顿臭骂,骂得鬼哭神愁,伦敦的官话(即“标准英语”)不知要给他糟蹋成个什么样子啦。”(朱生豪译)后来的事实果然被她说中了。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词语就是那个时期产生的。经过前后五百年的发展和与诺曼底人、安茹王朝及金雀花王朝的法语的竞争,英语最终同化了法语。被征服者变成了征服者,英语取得了国语的地位。

这样便有了一种值得引以自豪的“标准英语”。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没费吹灰之力,使其影响日盛,遍及全球。“标准英语”再也不带有今天所谓的种族歧视的性质了。

不过,那个澳大利亚人所作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下层阶级在用这一名词时总带着一点轻蔑或讥讽的味道。我们会发现,就连快嘴桂嫂这样一个婢女也会说她的主子凯厄斯大夫会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而讲起平民百姓们所讲的那种粗话。如果说标准英语就是所谓“规范英语”,这种看法常常会受到下层人民的嘲笑讥讽,他们有时故意开玩笑地把它说成是“规反英语”。下层人民对文化上的专制仍是极为反感的。正如卡莱尔所说,始终存在着的一种危险是,“对我们来说。词语会变成具体的事物”。词语本身并不是现实,它不过是用以表达现实的一种形式而已。标准英语就像诺曼底人的盎格鲁法语一样,也是一个阶级用来表达现实的一种形式。让人们学着去讲也许不错,但既不应当把它作为法令,也不应当使它完全不接受来自下层的改变。

我一向对词典有着始终不渝的酷爱一奥登说过,一个作家的全部所需就是一支笔、够用的纸张和“他所能弄得到的最好的词典”——但我更赞同另一种说法,即把词典看成是一种常识的工具。标准英语是一种典范——一种丰富而有指导作用的典范——但并不是一种最高的典范。

由此我们可以回到我先前的话题上了。即便是那些学问再高、文学修养再好的人,他们所讲的标准英语在交谈中也常常会离谱走调。要是有谁闲聊时也像做文章一样句逗分明,或者像写一篇要发表的散文一样咬文嚼字的话,那他讲起话来就一定会极为倒人胃口。看到E?M?福斯特笔下写出“当今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怖的长廊”时,其用语之生动及由其所产生的生动有力、甚至可怖的形象令我们拍案叫绝。但假若福斯特坐在我们的会客室里说“我们大家正一个接一个地步入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怖的长廊”时,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请他走开。

常常有一些愚人要求大文豪们谈话时也像写文章一样字字珠玑。也有些人对18世纪巴黎的文艺沙龙里那些文人雅士的高谈阔论极表称羡。可是,说不定那些文人雅士们在那里也不过是闲聊,谈论酒食的好坏哩。当时的巴黎大法院第一厅厅长亨奥尔特在德苏侯爵夫人家的沙龙里作客时就曾大叫着说“调料糟透了”,接着还大发议论说侯爵夫人家的厨子和总厨师长布兰维利耶之间的唯一差别只不过用心不一而已。

会客室里和餐桌上是无需摆上词典的。闲聊过程中若遇上弄不明白需待查实的问题可留待第二天再说,不要话说到一半却去一边查起字典来。否则,谈话便会受到妨碍,不能如流水般无拘无束地进行。那天晚上,如果我们当场弄清了“标准英语”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再有那一场交谈论辩,我们也就不可能一会儿跳到澳大利亚去,一会儿扯回到诺曼底征服者时代了。

而且,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到第二天去思考了。尤为重要的是,如果那个问题当场得到解决的话,

人们就不会对于那位引出话题的“火枪手”那样发生兴趣,想多了解她的情况了。教黑猩猩说话之所以很困难,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往往可能尽想着要讲出些正经八百的话来,因而使得谈话失去意趣。摘自1979年5月6日《华盛顿邮报》

第四课

就职演说(1961年1月20日)

我们今天举行的不是一个政党的祝捷大会,而是一次自由的庆典。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件。因为刚才我已依照我们的先辈在将近一又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拟好的誓言在诸位和全能的上帝面前庄严宣誓。

当今的世界已与往昔大不相同了。人类手中已掌握的力量,既足以消除一切形式的人类贫困,也足以结束一切形式的人类生活。然而,我们的先辈曾为之奋斗的革命信念至今仍未能为举世所公认。这信念就是认定人权出自上帝所赐而非得自政府的恩典。

我们今天仍未敢忘记我们是第一次革命战争的接班人。此时此地我谨向我们的朋友,同时也向我们的敌人宣告:火炬已传到我们新一代美国人手中。这一代人在本世纪成长起来,经受过战火的锻炼,经历过冷峻的和平的考验,以珍视古老的传统而自豪,又决不愿坐视或容许人权逐渐遭到践踏。美国对这些人权一向负有责任,今天我们也正在本国及全世界范围内为之奋斗。

必须让每一个友邦和敌国都知道:为维护自由,使其长存不灭,我们将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肩负任何重担,迎战一切困难,援助一切朋友,反击一切敌人。

以上这些是我们保证要做到的——但我们保证要做到的还不止这些。

对于那些与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精神渊源的传统盟邦,我们保证将报之以真诚不渝的友谊。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在许多合作性事业中就会无往而不胜;而一旦彼此分裂,我们就会无所作为。因为我们之间若起争端,彼此离异,便难以与我们面临的强大对手抗衡。

对于那些我们欢迎其加入自由国家行列的各新兴国家,浅们发誓,一种形式的殖民统治的结束绝不应仅是为了被另一种远为残酷的暴政所取代。我们并不期望这些国家总是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希望他们始终能够坚决地卫护自己的自由,并时刻牢记,过去那些企图骑上虎背为自己壮声势的愚人结果都没能逃脱葬身虎腹的命运。

对于那些居住在遍布半个地球的茅舍荒村中,正奋力冲破集体贫困的桎梏的各民族,我们保证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脱贫自救,不管这样做需要多长时间。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怕共产党会抢先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想获得那些国家的赞成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一个自由社会如若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无法保全少数的富人。

对于我国边界以南的各姊妹国家,我们要作一项特别的保证:把我们美妙的言辞付诸行动,为谋求进步而进行新的合作。帮助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国家政府挣脱贫困的锁链。但我们绝不能让这个充满希望的和平革命成为敌对国家的牺牲品。要让所有的邻邦都知道,我们将和他们一起反对外国在美洲任何地区进行的侵略或颠覆。也要让所有别的国家知道,我们这个半球仍得由自己当家做主。

在一个战争因素远远超过和平因素的时代,对于我们唯一的最好的希望赖以寄托的世界主权国家的联盟组织一一联合国,我们重申对它给予支持的保证:阻止其成为一个仅供谩骂的讲坛,加强其对新兴国家及弱小国家的保护作用,并扩大其职能范围。

最后,对于那些不惜与我们为敌的国家,我们要提出的不是保证而是呼吁:希望双方重新开始努力寻求和平,不要等到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可怕的破坏力将整个人类推向有计划的或偶然发生的自我毁灭之时。

我们不敢以示弱去诱惑他们。因为只有当我们有了无可置疑的足够的武力时,我们才能有无可置疑的把握避免使用武力。

然而,目前的局势使两大国家集团都感到不安——双方都因现代军备的庞大开支而感到不堪重负,双方都为极端危险的原子武器的不断扩散而理所当然地感到惊慌不安,但双方又都在竞相谋求改变那种使双方都不敢轻易发动导致全人类毁灭的最后决战的小稳定的恐怖均势。

因此,让我们重新开始,双方都记住:礼让并不表示软弱,而诚意则永远需要验证。我们决不能因为

惧怕而谈判,但我们也决不要惧怕谈判。

让双方寻求彼此的共同利益所在,而不要在引起分歧的问题上徒费精力。

让双方进行首次谈判,对监督和控制军备制订出严格可行的计划?并且把足以毁灭其他国家的绝对力量置于世界各国的绝对管制之下。

让双方致力于揭开科学的奥秘,而不是科学的恐怖。让我们共同努力去探测星空,征服沙漠,消除疾病,开发洋底,并促进艺术和贸易的发展。

让双方一起在世界各个角落听取以赛亚的指示,去“卸下沉重的负担……(并)让被压迫者获得自由”。

如果初次的合作能够减少彼此之间的疑虑的话,那就让我们双方进而开始新的合作吧,不是寻求新的力量均衡,而是建立一个有法制的新世界,使强者公正,弱者安全,和平得以维持。

所有这一切不会在第一个一百天内完成,也不会在第一个一千天内完成,不会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甚至也许不会在我们这一辈子完成。但我们要让它从我们手上开始。

同胞们,我们事业的成败关键不仅仅是握在我的手中,更大一部分是握在你们手中。自从我国建立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应召验证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应召服役的美国青年的坟墓已遍布全球。

如今那号角又在召唤我们了。它不是在号召我们扛起武器一一尽管我们也需要武器,不是在号召我们去参战——尽管我们也准备应战,而是在号召我们肩负起一场长期的艰苦斗争的重任,年复一年,“忍受困苦,向往未来”,为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暴政、贫困、疾病以及战争本身——而斗争。

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把东西南北联在一起的伟大的全球联盟来对付这些敌人,以确保人类享有更为富有成效的生活呢?你是否愿意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呢?

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代人能在自由面临极大危险的时刻被赋予保卫自由的任务。在这一重任面前,我不退缩,我欢迎这一重任。我认为我们中间不会有人愿意与别人或另一代人调换位置。我们从事这一事业的那种精力、信念和献身精神将照耀我们的国家和一切为此出力的人们。这一火焰所发出的光芒将真正照亮这个世界。

因此,美国同胞们,你们应该问的不是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你们自己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

和我处在同样地位的世界各国的公民们,你们应该问的不是美国会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我们一起能为人类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无论你们是美国公民还是世界各国的公民,请以我们在此要求于你们的那种力量和牺牲的高标准反过来要求我们。良心是我们唯一可靠的报酬,历史是我们所作所为的最后裁判。让我们迈步向前,去领导我们所热爱的国家吧,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但我们知道,上帝在人间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摘自《世界著名演说集锦》,1965)

第五课

爱情就是谬误

查尔斯.兰姆是一个世所罕见的性情欢快、富有进取心的人,他那笔下的散文《古瓷器》和《梦中的孩子》无拘无束、自由奔放。实在令人难忘。下面这篇文章比兰姆的作品更加自由奔放。实际上,用“自由奔放”的字眼来形容这篇文章并不十分确切,或许用“柔软”、“轻松”或“轻软而富有弹性”更为恰如其分。

尽管很难说清这篇文章是属于哪一类,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篇散文小品文。它提出了论点。引用了许多例证,并得出了结论。卡菜尔能写得更好吗?罗斯金呢?

这篇文章意在论证逻辑学非但不枯燥乏味而且活泼、清新、富于关感和激情,并给人以启迪。诸位不妨一读。

——作者注

我这个人头脑冷静,逻辑思维能力强。敏锐、慎重、聪慧、深刻、机智一一这些就是我的特点。我的大脑像发电机一样发达,孳化学家的天平一样精确,像手术刀一样锋利。一一你知道吗?我才十八岁呀。

年纪这么轻而智力又如此非凡的人并不常有。就拿在明尼苏达大学跟我同住一个房间的皮蒂?伯奇来说

吧,他跟我年龄相哆’经历一样,可他笨得像头驴。小伙子长得年轻漂亮,可惜脑子里却空空如也。他易于激动,情绪反复无常,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最糟的是他爱赶时髦。我认为,赶时髦就是最缺乏理智的表现。见到一q9种新鲜的东西就跟着学,以为别人都在那么干,自己也就卷进去傻干——这在我看来,简直愚蠢至极,但皮蒂却不以为然。

一天下午我看见皮蒂躺在床上,脸上显露出一种痛苦不堪的表情,我立刻断定他是得了阑尾炎。“别动,”我说,“别吃泻药,我就请医生来。”

“浣熊,”他咕哝着说。

“浣熊?”我停下来问道。

“我要一件浣熊皮大衣,”他痛苦地哭叫着。

我明白了,他不是身体不舒服,而是精神上不太正常。“你为什么要浣熊皮大衣?”

“我本早该知道,”他哭叫着,用拳头捶打着太阳穴,“我早该知道查尔斯登舞再度流行时,浣熊皮大衣也会时兴起来的。我真傻,钱都买了课本,可现在不能买浣熊皮大衣了。”

我带着怀疑的眼神问道:“你是说人们真的又要穿浣熊皮大衣吗?”

“校园里有身分的人哪个不穿?你刚从哪儿来?”

“图书馆,”我说了一个有身分的人不常去的地方。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一定要弄到一件浣熊皮大衣,”他激动地说,“非弄到不可!”

“皮蒂,你怎么啦?冷静地想一想吧,浣熊皮大衣不卫生,掉毛,味道难闻,既笨重又不好看,而且……

“你不懂,”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这就叫时髦。难道你不想赶时髦吗?”

“不想,”我坦率地回答。

“好啦,我可想着呢!”他肯定地说。“只要有浣熊皮大衣,要我什么我都给,什么都行!”

我的大脑一一这件精密的仪器一一即刻运转起来。我仔细地打量着他,问道:“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若有所思地抚着下巴。好极了,我知道哪儿能弄到浣熊皮大衣。我父亲在大学读书时就穿过一件,现在还放在家里顶楼的箱子里。恰好皮蒂也有我需要的东西。尽管他还没有弄到手,但至少他有优先权。我说的是他的女朋友波利.埃斯皮。

我早已钟情于波利埃斯皮了。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想得到这妙龄少女并不是由于感情的驱使。她确实是个易于使人动情的姑娘。可我不是那种让感情统治理智的人,我想得到波利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完全是出于理智上的原因。

我是法学院一年级的学生,过不了几年就要挂牌当律师了。我很清楚,一个合适的妻子对一个律师的前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发现大凡有成就的律师几乎都是和美丽、文雅、聪明的女子结婚的。波利只差一条就完全符合这些条件了。

她漂亮。尽管她的身材还没有挂在墙上的美女照片那么苗条,但我相信时间会弥补这个不足。她已经大致不差了。

她温文尔雅——我这里是指她很有风度。她婷婷玉立,落落大方,泰然自若,一眼就看得出她很有教养。她进餐时,动作是那样的优美。我曾看见过她在“舒适的校园之角”吃名点——一块夹有几片带汁的炖肉和碎核桃仁的三明治,还有一小杯泡菜——手指儿一点儿也没有沾湿。

她不聪明,实际上恰好相反。但我相信有我的指导,她会变得聪明的。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使一个漂亮的笨姑娘变得聪明比使一个聪明的丑姑娘变得漂亮毕竟要容易些。

“皮蒂,”我说,“你在跟波利谈恋爱吧?”

“我觉得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他回答说,“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叫做爱情。你问这个干吗?”

“你和她有什么正式的安排吗?我是说你们是不是常有约会,或者有诸如此类的事情?”我问。

“没有,我们常常见面。但我们俩各自有别的约会。你问这个干嘛?”

“还有没有别人使她特别喜欢呢?”我问道。

“那我可不知道。你问这些干吗?”

我满意地点点头说:“这就是说。如果你不在,场地就是空着的。你说是吗?”

“我想是这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没什么,”我若无其事地说,接着把手提皮箱从壁橱里拿了出来。

“你去哪儿?”皮蒂问。

“回家过周末。”我把几件衣服扔进了提箱。

“听着,”他焦急的抓住我的胳膊说,“你回家后,从你父亲那儿弄点钱来借给我买一件浣熊皮大衣,好吗?”

“也许不仅只是这样呢。”我神秘地眨着眼睛说,随后关上皮箱就走了。

星期一上午我回到学校时对皮蒂说:“你瞧!”我猛地打开皮箱,那件肥大、毛茸茸、散发着怪味的东西露了出来,这就是我父亲1925年在施图茨比尔凯特汽车里穿过的那一件浣熊皮大衣。

“太好了!”皮蒂恭敬的说。他把两只手插进那件皮大衣,然后把头也埋了进去。“太好啦!”他不断地重复了一二十遍。

“你喜欢吗?”我问道。

“哦,喜欢!”他高声叫着,把那满是油腻的毛皮紧紧地搂在怀里。接着他眼里露出机警的神色,说着:“你要什么换呢?”

“你的女朋友,”我毫不讳言地说。

“波利?”他吃惊了,结结巴巴地说,“你要波利?”

“是的。”

他把皮大衣往旁一扔,毫不妥协的说:“那可不行。”

我耸了耸肩膀说:“好吧,如果你不想赶时髦,那就随你的便好了。”

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假装读书,暗暗地瞟着皮蒂。他神情不安,用面包店窗前的流浪儿那种馋涎欲滴的神情望着那件皮大衣,接着扭过头去,坚定地咬紧牙关。过了一会儿,他又回过头来把目光投向那件皮大衣,脸上露出更加渴望的神情。等他再扭过头去,已经不那么坚决了。他看了又看,越看越爱,慢慢地决心也就减弱了。最后他再也不扭过头去,只是站在那儿,贪婪地盯着那件皮大衣。

“我和波利好像不是在谈恋爱,”他含含糊糊地说。“也说不上经常约会或有诸如此类的事情。”

“好的,”我低声地说。

“波利对我算得了什么?我对波利又算得了什么?”

“只不过是一时高兴-----不过是说说笑笑罢了,如此而已。”

“试试大衣吧。”我说

“他照办了。衣领蒙住了他的耳朵,下摆一直拖到脚跟。他看起来活像一具浣熊尸体。他高兴地说:“挺合身的。”

“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成交了吗?”我说着,把手伸向他。

他轻易地接受了。“算数.”他说,并跟我握了握手。

第二天晚上,我与波利第一次约会了。这一次实际上是我对她的考察。我想弄清要作多大的努力才能使她的头脑达到我的要求。我首先请她去吃饭。“哈,这顿饭真够意思,”离开餐馆时她说。然后我请她去看电影。“嘿,这片子真好看,”走出影院时她说。最后我送她回家。和我道别时她说:“嘿,今晚玩得真痛快。”

我带着不大痛快的心情回到了房间。我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估计得太低了。这姑娘的知识少得叫人吃惊。只是给她增加知识还不够,首先得教她学会思考。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我真想把她还给皮蒂算了。但我一想到她那充满魅力的身材,她那进屋时的模样,她那拿刀叉的姿式,我还是决定再作一番努力。

就像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我开始有计划地干了起来。我开始给她上辑课。幸好我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我自己也正在学逻辑学,所以对要教的内容我都很熟悉。当我接她赴第二次约会时,我对她说:“今晚上咱们去‘小山’谈谈吧”。

“啊,好极了,”她回答道。对这姑娘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像她这么好商量的人是不多见的。

我们去了“小山”,这是校园里人们幽会的地方。我们坐在一棵老橡树下,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我们谈些什么呢?”她问。

她想了一会儿,觉得不错,便说:“好极了。”

“逻辑学,”我清了清嗓了,“就是思维的科学。在我们能正确地思维之前,首先必须学会判别逻辑方面的常见谬误。我们今晚就要来谈谈这些。”

“哇!”她叫了起来,高兴地拍着手。

我打了个寒噤,但还是鼓足勇气讲下去:“首先我们来考究一下被称为绝对判断的谬误。”“好呀!”她眨了眨眼,催促着。

“绝对判断指的是根据一种无条件的前提推出的论断。譬如说,运动是有益的,因此人人都要运动。”

“不错,”波利认真地说,“运动是非常有益的,它能增强体质,好处太多了!”

“波利,”我温和地说,“这种论点是谬误。运动有益是一种无条件的前提。比方说,假设你得了心脏病,运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有不少人医生就不准他们运动。你必须给这种前提加以限制。你应该说,一般来说运动是有益的。或者说,对大多数人是有益的。否则就是犯了绝对判断的错误,懂吗?”

“不懂,”她坦率地说。“这可太有意思了,讲吧!往下讲吧!”

“你最好别拉我袖子了,”我对她说。等她松了手,我继续讲:“下面我们讲一种被称为草率结论的谬误。你仔细听:你不会讲法语,我不会讲法语,皮蒂也不会讲法语。因此我就会断定在明尼苏达大学谁也不会讲法语。”

“真的?”波利好奇的问道,“谁也不会吗?”

我压住火气。“波利,这是一种谬误,这是一种草率的结论。能使这种结论成立的例证太少了。”

“你还知道其他的谬误吗?”她气喘吁吁地说:“这真比跳舞还有意思啦!”

我极力地使自己不灰心。我真拿这姑娘没办法,的确是毫无办法。可是,如果我不坚持下去,我就太没有用了。因此,我继续讲下去。

“现在听我讲讲‘牵强附会’的谬误。听着:我们不要带比尔出去野餐。每次带他一起去,天就下雨。”

“我就见过这样的人,”她感叹地说。“我们家乡有个女孩,名叫尤拉?蓓克尔。从没有例外,每次我们带她去野餐……”

“波利,”我严厉地说,“这是一种谬误。下雨并不是尤拉蓓克尔造成的,下雨与她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责怪尤拉?蓓克尔,你就是犯了牵强附会的错误。”

“我再也不这样了,”她懊悔地保证说。“你生我的气了吗?”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波利,我没生气。”

“那么,给我再讲些谬误吧!”

“好,让我们来看看矛盾前提吧。”

“行,行,”她叽叽喳喳地叫着,两眼闪现出快乐的光芒。

我皱了皱眉头,但还是接着讲下去。“这里有一个矛盾前提的例子:如果上帝是万能的,他能造出一块连他自己也搬不动的大石头吗?”

“当然能,”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但是如果他是万能的,他就能搬动那块石头呀,”我提醒她。

“是嘛!”她若有所思地说,“嗯,我想他造不出那样的石头。”

“但他是万能的啊,”我进一步提醒她。

她用手抓了抓她那漂亮而又空虚的脑袋。“我全搞糊涂了,”她承认说。

“你确实糊涂了。因为一种论点的各个前提相互问是矛盾的,这种论点就不能成立。如果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就不可能有一种不可移动的物体;如果有一种不可移动的物体,就不可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懂吗?”

“再给我讲些这类新奇的玩意儿吧,”她恳切地说。

我看了看表,说:“我想今晚就谈到这里。我现在该送你回去了。你把所学的东西复习一遍,我们明晚

上再来上一课吧。”

我把她送到了女生宿舍,在那里她向我保证说这个晚上她过得非常痛快。我闷闷不乐地回到了我的房间,皮蒂正鼾声如雷地睡在床上。那件浣熊皮大衣像一头多毛的野兽扒在他的脚边。我当时真想把他叫醒,告诉他可以把他的女朋友要回去。看来我的计划会要落空了。这姑娘对逻辑简直是一点儿都不开窍。

但是我回过头一想,既然已经浪费了一个晚上,不妨还是再花一个晚上看看。天晓得,说不定她头脑里的死火山口中的什么地方,还有些火星会喷射出来呢。也许我会有办法能把这些火星扇成熊熊烈焰。当然,成功的希望是不大的,但我还是决定再试一次。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坐在那棵橡树下,我说:“今晚上我们要谈的第一种谬误叫做文不对题。”

她高兴得都发抖了。

“注意听,”我说。“有个人申请工作,当老板问他所具备的条件时,他回答说他家有妻子和六个孩子。妻子完全残废了,孩子们没吃的,没穿的,睡觉没有床,生火没有煤,眼看冬天就要到了。”

两滴眼泪顺着波利那粉红的面颊往下滚。“啊,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抽泣着说。“是的,是太可怕了,”我同意地说。“但这可不成其为申请工作的理由。那人根本没有回答老板提出的关于他的条件的间题,反而祈求老板的同情。他犯了文不对题的错误。你懂吗!”

“你带手帕了没有?”她哭着说

我把手帕递给她。当她擦眼泪时,我极力控制自己的火气。“下面,”我小心地压低声调说,“我们要讨论错误类比。这里有一个例子:应该允许学生考试时看课本。既然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可以看X光片,律师在审案时可以看案由,木匠在造房子时可以看蓝图,为什么学生在考试时不能看课本呢?”

“这个,”她满怀激情地说,“可是我多少年来听到的最好的主意。”

“波利,”我生气地说,“这种论点全错了。医生、律师和木匠并不是以参加考试的方式去测验他们所学的东西。学生们才是这样。情况完全不同,你不能在不同的情况之间进行类比”。

“我还是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波利说。

“咳!”我嘀咕着,但我还是执意地往下讲,“接下去我们试试与事实相反的假设吧。”波利的反应是:“倒挺好。”

“你听着:如果居里夫人不是碰巧把一张照相底片放在装有一块沥清铀矿石的抽屉里,那么世人今天就不会知道镭。”

“对,对,”波利点头称是。“你看过那部影片吗?哦,真好看。沃尔特?皮金演得太好了.我是说他让我着迷了。”

“如果你能暂时忘记皮金先生,”我冷冰冰地说,“我会愿意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也许居里夫人以后会发现镭的,也许由别人去发现,也许还会发生其他的事情。你不能从一个不实际的假设出发,从中得出任何可站得住脚的结论。”

“人们真应该让沃尔特皮金多拍些照片,”波利说,“我几乎再也看不到他了。”我决定再试一次,但只能一次。一个人的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我说:“下一个谬误叫做井下放毒。”

“多聪明啊!”她咯咯笑了起来。

“有两个人在进行一场辩论。第一个人站起来说:‘我的论敌是个劣迹昭彰的骗子。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可信。’……波利,现在你想想,好好想一想。这句话错在哪里?”

她紧锁着眉头,我凝神地看着她。突然,一道智慧的光芒——这是我从未看到过的一一闪现在她的眼中。“这不公平,”她气愤地说,“一点都不公平。如果第一个人不等第二个人开口就说他是骗子,那么第二个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对!”我高兴地叫了起来,“百分之百的对,是不公平。第一个人还不等别人喝到井水,就在井下放毒了。他还不等他的对手开口就已经伤害了他。……波利,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她轻轻地“哼”了一声,高兴得脸郡发红了。

“你看,亲爱的,这些问题并不深奥,只要精力集中,就能对付。思考——分析—一判断。来,让我们把所学过的东西再复习一遍吧。”

“来吧,”她说着。把手往上一晃。看到波利并不那么傻,我的劲头上来了。于是,我便开始把对她讲过的一切,长时间地、耐心地复习了一遍。我给她一个一个地举出例子,指出其中的错误,不停地讲下去。就好比挖掘一条隧道,开始只有劳累、汗水和黑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光亮,甚至还不知道能否见到光亮。但我坚持着,凿啊,挖啊,刮啊,终于得到了报偿。我见到了一线光亮,这光亮越来越大,终于阳光洒进来了,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我辛辛苦苦地花了五个晚上,但总算还是没有白费,我使波利变成一个逻辑学家了,我教她学会了思考。我的任务完成了,她最终还是配得上我的。她会成为我贤慧的妻子,我那些豪华公馆里出色的女主人。我那些有良好教养的孩子们的合格的母亲。

不要以为我不爱这姑娘了,恰恰相反。正如皮格马利翁珍爱他自己塑造的完美的少女像一样,我也非常地爱我的波利。我决定下次会面时把自己的感情向她倾吐。该是把我们师生式的关系转化为爱情的时候了。

“波利,”当我们又坐在我们那棵橡树下时,我说。“今晚我们不再讨论谬误了。”

“怎么啦?”她失望地问道。

“亲爱的,”我友好地对她笑了笑,“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五个晚上,我们相处得很好。显然我们俩是很相配的。”

“草率结论,”波利伶俐地说。

“你是说…?”我问道。

“草率结论,”她重复了一遍。“你怎么能凭我们仅有的五次约会就说我们俩很相配呢?”

我咯咯一笑,觉得挺有意思。这可爱的小家伙功课学得可真不错。“亲爱的,”我耐心地拍打着她的手说,“五次约会就不少了,毕竟你不必把整个蛋糕吃下去才知道蛋糕的甜味。”

“错误类比,”波利敏捷地说。“我可不是蛋糕,我是个女孩子。”我微微一笑,但这次不感到那么有意思了。这可爱的孩子功课或许是学得太好了。我决定改变策略。显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态度明朗,直接了当地向她表示爱。我沉默了一会儿,用我特别发达的脑袋挑选着合适的词句。然后我便开始说:“波利,我爱你。对我来说,你就是整个世界,是月亮,是星星,是整个宇宙。我亲爱的,请说你爱我吧。如果你不这样,我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了。我将会萎靡不振,茶不饮,饭不思,到处游荡,成为一个步履蹒跚、双眼凹下的躯壳。”

我交叉着双手站在那里,心想这下子可打动了她。

“文不对题,”波利说。

我咬咬牙。我不是皮格马利翁,我是弗兰肯斯坦,我的喉咙似乎一下子让魔鬼卡住了。我极力地控制涌上心头的阵阵痛楚。无论怎样,我电要保持冷静。

“好了,波利,”我强装着笑脸说,“这些谬误你的确已学到家了。”

“这可说得很对,”她使劲地点了点头说道。

“可是波利,这一切是谁教给你的?”

“你教的嘛。”

“是的,那你得感谢我呀。是吗,亲爱的?要是我不和你在一起,你永远也不会学到这些谬误的”。

“与事实相反的假设,”波利不加思索地说着。

我摔掉了额前的汗珠。“波利,”我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你不要死板地接受这些东西。我是说那只是课堂上讲的东西。你知道学校学的东西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关。”

“绝对判断,”她说道,嬉戏地向我摇摇指头。

这一下可使我恼火了。我猛地跳了起来,像公牛似地吼叫着,“你到底想不想跟我相爱?”

“我不想,”她答道。

“为什么不想?”我追问着。

“因为今天下午我答应了皮蒂伯奇,我愿意和他相爱。”

我被皮蒂这一无耻的行径气得一阵晕眩,情不自禁地向后退去。皮蒂答应了我,跟我成了交,还跟我

握了手呢!“这个可耻的家伙!”我尖着嗓子大叫,把一块块草皮踢了起来。“你不能跟他在一起,波利。他是一个说谎的人,一个骗子,一个可耻的家伙!”

“井下放毒,”波利说。“别叫嚷了,我认为大声叫嚷就是一种谬误。”

我以极大的意志力把语气缓和下来。“好吧,”我说,“你是一个逻辑学家。那就让我们从逻辑上来分析这件事吧。你怎么会看得中皮蒂,而看不起我呢?你瞧我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一个前途无量的人;而皮蒂——一个笨蛋,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一个吃了上顿不知有没有下顿的家伙。你能给我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说明你为什么要跟皮蒂好吗?”

“当然能,”波利肯定地说。“他有一件浣熊皮大衣。”

第七课

爱丑之欲

几年前的一个冬日,我乘坐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班快车离开匹兹堡,向东行驶一小时,穿越了威斯特摩兰县的煤城和钢都。这是我熟悉的地方,无论是童年时期还是成年时期,我常常经过这一带。但以前我从来没有感到这地方荒凉得这么可怕。这儿正是工业化美国的心脏,是其最赚钱、最典型活动的中心,世界上最富裕、最伟大的国家的自豪和骄傲——然而这儿的景象却又丑陋得这样可怕,凄凉悲惨得这么令人无法忍受,以致人的抱负和壮志在这儿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令人沮丧的笑料。这儿的财富多得无法计算,简直都无法想象——也是在这儿,人们的居住条件又是如此之糟,连那些流浪街头的野猫也为之害羞。

我说的不仅仅是脏。钢铁城镇的脏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我指的是所看到的房子没有一幢不是丑陋得令人难受,畸形古怪得让人作呕的。从东自由镇到格林斯堡,在这全长25英里的路上,从火车上看去,没有一幢房子不让人看了感到眼睛不舒服和难受。有的房子糟得吓人,而这些房子竞还是一些最重要的建筑——教堂、商店、仓库等等。人们惊愕地看着这些房子,就像是看见一个脸给子弹崩掉的人一样。有的留在记忆里,甚至回忆起来也是可怕的:珍尼特西面的一所样子稀奇古怪的小教堂,就像一扇老虎窗贴在一面光秃秃的、似有麻风散鳞的山坡上;参加过国外战争的退伍军人总部,设在珍尼特过去不远的另一个凄凉的小镇上。沿铁路线向东不远处的一座钢架,就像一个巨大的捕鼠器。但我回忆里出现的三要还是一个总的印象——连绵不断的丑陋。从匹兹堡到格林斯堡火车调车场,放眼望去,没有一幢像样的房子。没有一幢不是歪歪扭扭的,没有一幢不是破破烂烂的。

尽管到处是林立的工厂,遍地弥漫着烟尘,这一地区的自然霉仟并不差。就地形而论,这儿是一条狭窄的河谷,其中流淌着一道道发源自山间的深溪。这儿的人口虽然稠密,但并无过分拥挤的迹象,即使在一些较大的城镇中,建筑方面也还大有发展的余地。这儿很少见到有高密度排列的建筑楼群,几乎每一幢房屋,无论大小,其四周都还有剩余的空地。显然,如果这一地区有几个稍有职业责任感或荣誉感的建筑师的话,他们准会紧依山坡建造一些美观雅致的瑞士式山地小木屋——一种有着便于冬季排除积雪的陡坡屋顶,宽度大于高度,依山而建的低矮的小木屋。可是,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把直立的砖块作为造房的模式,造出了一种用肮脏的护墙板围成的不伦不类的房屋,屋顶又窄又平,而且整个地安放在一些单薄的、奇形怪状的砖垛上。这种丑陋不堪的房屋成百上千地遍布于一个个光秃秃的山坡上,就像是一些墓碑竖立在广阔荒凉的坟场上。这些房屋高的一侧约有三四层,甚至五层楼高,而低的一侧看去却像一群埋在烂泥潭里的猪猡。垂直式的房屋不到五分之一,大部分房屋都是那样东倒西歪,摇摇欲坠地固定在地基上。每幢房屋上都积有一道道的尘垢印痕,而那一道道垢痕的间隙中,还隐隐约约露出一些像湿疹痂一样的油漆斑痕。

偶尔也可以看到一幢砖房,可那叫什么砖啊!新建的时候,它的颜色像油煎鸡蛋,然而一经工厂排放出来的烟尘熏染,蒙上一层绿锈时,它的颜色便像那早已无人问津的臭蛋一样了。难道一定得采用这种糟糕的颜色吗?这就与把房屋都建成直立式一样没看攀要。若是用红砖造房,便可以越古老陈旧越气派,即使在钢铁城镇中也是如此。红砖就算被染得漆黑,看起来还是能够使人悦目,尤其是如果用白石镶边,经雨水一洗刷,凹处烟垢残存,凸处本色外露,红黑映衬,更觉美观。可是在威斯特摩兰县,人们却偏偏喜欢用那血尿般的黄色,因此便有了这种世界上最丑陋不堪、最令人恶心的城镇和乡村。

我是在经过一番苦心探究和不断祈祷后才将这顶丑陋之最的桂冠封赠于威斯特摩兰县的。我自信我已

见到过世界上所有的丑陋之极的城镇,它们全都在美国。我目睹了日趋衰落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工业城镇,也目睹了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的荒漠城市。我熟悉纽瓦克、布鲁克林和芝加哥的偏街僻巷,并曾对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和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作过科学的考察。我曾安安稳稳地坐着普尔曼卧车,周游了衣阿华州和堪萨斯州那些昏暗凄凉的村镇以及佐治亚州那些乌烟瘴气的沿海渔村。我到过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港,还去过洛杉矶市。然而,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国内国外,我从未见到过任何东西可以与那些拥挤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从匹兹堡调车场到格林斯堡路段沿线的村庄相比。它们无论在色彩上还是在样式上都是无与伦比的。仿佛有什么与人类不共戴天的、能力超常的鬼才,费尽心机,动员魔鬼王国里的鬼斧神工,才造出这些丑陋无比的房屋来。这些房屋不仅丑陋而且奇形怪状,使人回头一看,顿觉它们已变成一个个青面獠牙的恶魔。人们无法想象单凭人的力量如何能造出如此可怕的东西来,也很难想象居然还有人类栖居其中并在那里生儿育女,繁殖人类。

这些房屋如此丑陋,难道是因为该河谷地区住满了一些愚蠢迟钝、麻木不仁、毫无爱美之心的外国蛮子吗?若果然如此,为什么那些外国蛮子却并没有在自己的故土上造出这样丑恶的东西来呢?事实上,在欧洲绝对找不到这种丑恶的东西——英国的某些破败的地区也许例外。整个欧洲大陆很难找到一个丑陋的村落。欧洲那儿的农民,不论怎么穷,都会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居室修造得美观雅致,即使在西班牙也是如此。而在美国的乡村和小城镇里,人们千方百计地追求的目标是丑陋,尤其在那个威斯特摩兰河谷地区,人们对丑的追求已达到狂热的程度。如果说单凭愚昧无知就能造就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杰作,那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美国某些阶层的人们当中似乎的的确确存在着一种爱丑之欲,如同在另一些不那么虔信基督教的阶层当中存在着一种爱美之心一样。那些把一般美国中下层家庭的住宅打扮得像丑八怪的糊墙纸决不能归咎于选购者的疏忽大意,也不能归咎于制造商的鄙俗的幽默感。那些糊墙纸上的丑陋图案显然真正能使具有某种心理的人觉得赏心悦目。它们以某种莫名其妙的方式满足了这种人的某种晦涩难解的心理需要。人们对这类丑陋图案的欣赏,就同某些人对教条主义神学和埃德加?A格斯特的诗歌的迷恋一样,既不可思议,又让人习以为常。

因此,我相信(尽管坦白地说,我不敢绝对肯定),威斯特摩兰县绝大多数正直诚实的人,尤其是其中的那些百分之百的美国人,确实很欣赏他们居住的房屋并为之感到自豪。虽然他们可以用同样多的建筑成本造出好得多的房屋,他们却宁愿要他们现有的那种丑陋不堪的房屋。可以肯定地说,海外战争退伍军人组织总部将自己的旗帜插在那样一幢丑陋的大楼上绝对不是出于无奈,因为铁路沿线多的是闲置未用的建筑,而且许多建筑都比他们那幢大楼要好得多。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完全可以自己建造一幢像样一些的大楼。然而,他们却眼睁睁地选择了那幢用护墙板造起来的丑陋的大楼,而且选定之后,还要让它发展演变成现在这副破烂相。他们喜欢的就是这种丑怪样子,如果有人在那附近竖起一座像希腊巴特农神殿那样的漂亮建筑,他们一定会感到恼火。前面提到的那个形如捕鼠器的钢架运动场的设计建造者们也是这样有意地作了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在费尽心血,辛辛苦苦地设计并建成那个运动场之后,又想进一步美化完善它,于是便在建筑平项上加造一间极不协调的小棚屋,并涂上鲜艳夺目的黄色油漆。这样造成的效果是使该建筑看起来就像一个肥胖的女人面上带着一只被打肿发青的眼圈,也可以说像一位长老会牧师面上突然露出勉强的笑容的模样。但他们喜欢的就是这种模样。

这里涉及到一个心理学家迄今未加重视的问题,即为了丑本身的价值而爱丑(非因其他利益驱动而爱丑),急欲将世界打扮得丑不可耐的变态心理。这种心理的孳生地就是美国。从美国这个大熔炉中产生出了一个新的种族,他们像仇视真理一样地仇视美。这种变态心理的产生根源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它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某些原因,其产生和发展肯定受到某些生物学规律的制约,而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出于上帝的安排。那么,这些规律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们在美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为盛行?这个问题还是让某位像德国大学的无薪教师那样正直的社会病理学家去研究吧。

(摘自卡罗琳什罗迪斯,克里福德A约瑟夫逊,詹姆斯R威尔逊编《修辞读物》)

第十课

悲哀的青年一代

二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被人们评论得最多、渲染得最厉害的,莫过于青年一代的叛逆之行了。只要有只言片语提到那个时期,就会勾起中年人怀旧的回忆和青年人好奇的提问。中年人会回忆起第一次光顾非法酒店时的那种既高兴又不安的违法犯罪的刺激感,回忆起对清教徒式的道德规范的勇猛抨击,回忆起停在乡间小路上的小轿车里颠鸾倒凤的时髦爱情试验方式;青年人则会问起有关那时的一些纵情狂欢的爵士舞会,问起那成天背着酒葫芦、勾引得女人团团转的“美男子”,问起那些“时髦少女”和“闲荡牛仔”的奇装异服和古怪行为等等的情况。“那时的青年果真这样狂放不羁吗?”今天的青年学生们不禁好奇地向他们的师长问起这样的问题。“那时真的有过青年一代的问题吗?”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必然只能是既“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人的成长过程中一贯就存在着所谓青年一代的问题;说“不对”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看来似乎是那么狂野。那么不负责任,那么不讲道德的行为,若是用今天的正确眼光去看的话,却远远没有今天的一些迷恋爵士乐的狂荡青年的堕落行为那么耸人听闻。

实际上,青年一代的叛逆行为是当时的时代条件的必然结果。首先,值得记住的是,这种叛逆行为并不局限于美国,而是作为百年之中第一次惨烈的战争的后遗症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其次,在美国,有一些人已经很不情愿地认识到——如果不是明明白白地认识到,至少是下意识地认识到——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传统方面,我们的国家已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了;我们所取得的国际地位使我们永远也不能再退缩到狭隘道德规范的人造围墙之后,或是躲在相邻的两大洋的地理保护之中了。

在当时的美国,摒弃维多利亚式的温文尔雅无论如何都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美国工业的飞速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庞大的、机器轰鸣的工厂的出现,社会化大生产的非人格性,以及争强好胜意识的空前高涨,使得在较为平静而少竞争的年代里所形成的温文尔雅的礼貌行为和谦谦忍让的道德风范完全没有半点栖身之地。不论是否发生战争,随着时代的变化.要我们的年轻一代接受与他们必须在其中拼搏求胜的这个喧嚣的商业化社会格格不入的行为准则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战争只不过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加速了维多利亚式社会结构的崩溃。战争把年轻一代一下子推向一种大规模的屠杀战场,从而使他们体内潜藏的压抑已久的狂暴力量得以释放出来,待到战争一结束,这些被释放出来的狂暴力量便在欧洲和美国掉转矛头,去摧毁那日渐衰朽的十九世纪的社会了。

这样一来,在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中,青年一代便面临着使我们的道德习惯与时代合拍这一挑战。而与此同时,青年人。——至少美国的青年人——又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他们试图逃避自己的责任。沉溺于一种老于世故、以酒自娱的生活作风之中,装出一副波希米亚式的放荡不羁的样子。追求时尚,为了短暂的快乐和一时的新奇而大肆挥霍,纵情地狂欢,寻求各种各样的感官刺激——性行为,吸毒,酗酒以及各种各样的堕落行为——这些都是他们逃避责任的表现形式,是一种由社会的普遍繁荣及战后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限制和国际义务所产生的厌烦情绪所造成的逃避方式。禁酒法令使青年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寻求违禁取乐的刺激。文人墨客纷纷涌人格林威治村,他们那些被大肆渲染的放纵行为和挑战性言论也为青年人的逃避主义提供了一种表现形式和一套哲学辩护辞。这种逃避主义者的纵情狂欢,像大多数逃避主义者的纵情狂欢一样,一直要持续到狂欢者囊空如洗为止。到二十年代末世界经济结构总崩溃之时,这种狂欢宴会便告停歇,那些寻欢作乐者也只得从酣醉中清醒过来,去面对新时代的各种难题了。

青年人的叛逆行为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开始的。1915—1916年间那旷日持久的僵持局面。德国对美国所表现出的越来越傲慢无礼的态度,以及我国政府迟迟不愿宣布参战的作法,都使我们理想主义的公民觉得无法忍受。我们的青年,本身已怀着典型的美国式冒险精神,又多少受到西奥多?罗斯福的狂热沙文主义思想的怂恿,于是便开始在外国旗帜下入伍参战。用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利坚合众国》中的人物乔?威廉斯的话说,他们“是想趁着战争还没结束就参加到这场游戏中去”。因为在1916—1917年间,入伍当兵还是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职业。在1917年正处于上大学年龄的年轻人对于现代战争还一无所知。1861—1865年间的那场战争早已通俗地在电影和小说中成了一部散发出木兰花香的连续剧。而1898年同西班牙之间的百日战争在影剧故事中总是被描写成美军在马尼拉大获全胜或是冲上圣胡安山顶的电影镜头式场面。此外,更有许多演说家们在中学生集会上大肆渲染战场上的紧张生活在培养性格方面的力量,使得那些本来还算有头脑的年轻小伙子们都信以为真,以为到欧洲战场上去服役不仅是一件令人兴奋的理想化的美事,而且具有巨大的人生价值。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便开始加入各兵种,“知识分子型的人”加入救

护兵团.其余的人则分别加入步兵部队、商船队.或到其他任何有其用武之地的单位去服役。那些不愿到外国军队里去服役的人则慷慨陈辞,表示自己随时“待命出征”;间或也有考虑参加国民自卫队的,待到我国最终决定参战时.他们便踊跃地报名参军。各征兵站的报名者都是人如潮涌,弄得主管征兵事务的军曹们焦头烂额,实在无法应付,以至于恳求志愿报名者“且先归家,静待征召”.然而,有自尊心的人谁也不愿蒙受“被征召入伍”的耻辱,因此,青年人的参军热潮持久不衰。

一旦这些满腔热血的年轻人饱尝了二十世纪战争的滋味以后,那种纵情狂欢的兴致和要从事轰轰烈烈的军事冒险的热情自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们可以永远感到光荣,因为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得很出色,但是1919年从战场上回来的却是一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士兵。大学兵团的士兵们更是如此。他们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很早就到军中服役,可渭是屡经沙场。对他们来说,回到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任何影响的故乡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在那里,人们仍在像庆祝独立日时那样天真地大唱爱国的高调,而这是他们自己两三年前也曾犯过的错误。更令他们痛苦的是,他们发现自己原来的工作已被留在家里的人夺占了。而当时又正值经济萧条时期,新的工作无法找到,现有的工作机会本就为数不多,而且人们又宁愿聘用非退伍军人,而把退伍军人看作难对付的孩子,不愿聘用。就连他们自己的家对他们来说也常常是不舒服的;他们再也不能适应家乡和家庭了,并且萌生出一种突如其来的、迷惘的厌世之感。这种感觉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亲友都不能理解。战争激起了他们的劲头,打掉了他们的天真幼稚。而现在,在遍布全国的沉睡的、落后的地方,到处都要求他们抑制他们的劲头,并恢复那种自欺欺人的、维多利亚式的天真无邪的态度。但是他们现在觉得这种态度同那种说什么他们的战斗已“使民主在这个世界有了保障”的论调一样,都是陈旧过时的。再者,似乎家乡的情况还不够受的,退伍军人还得面对凡尔赛和约那种愚蠢的、拿破仑式的犬儒主义、禁酒法令那种虚伪的行善主义,以及那些发了战争财的人们的洋洋自得的爱国主义。那些气鼓鼓的美国青年的不满迟早要爆发出来。在经过一段短暂的强烈的怨忿之后,它终于以一种彻底推翻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的形式而爆发出来了。

格林威治村为他们树立了榜样。自七十年代因其生活消费低廉而成为艺术家和作家聚居地以来,格林威治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享有波希米亚式生活和怪僻行为的说不清是好还是坏的名声。过去,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年中,这地方还曾栖居过许多大作家,因而使它成了名副其实的全美国文人雅士中心。战后,那些脑子里和笔杆子里都充满着对战争、市侩气和“清教徒式的”道德修养的仇恨的怒火的年轻有为的作家们便自然而然地云集到这个传统的艺术中心(那儿的生活消费在1919年仍很低廉),去倾泻他们那新近获得的创造力,去摧毁旧世界,嘲弄前辈们所信守的道德规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艺术、爱情和感官享受。

很快,知识分子阶层以外的人便也开始仿效他们了。在全国各地,青年人蔑视法律和一切传统习惯,为“燃烧着的青年”的大火添柴加油越来越成为时髦之举,而煽起这场大火的正是格林威治村。“波希米亚”生活方式已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每个城镇都有一群“生活放荡者”,他们为自己的反传统行为感到自豪。可实际上,这种有意识的反传统行为正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乡村俱乐部的富人们以及一些不那么富有的效仿者所共有的一个基本特征。没过多久,这场运动便得到了教会、电影杂志以及广告商们的正式承认:教会方面是通过谴责的方式对它予以承认;电影杂志则是一方面假意对它进行谴责,一方面又将它描写得放荡胡闹而又引人人胜;广告商们更是间接地对这场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他们不论是推销香烟还是推销汽车一类的商品时都在暗示说,这种商品将使买主具有不可抗拒的性感。在贝洛森林战役和蒂耶里堡战役正在进行之时,参战青年的小弟弟小妹妹们还在家里玩着弹子游戏和洋娃娃,他们并没有体验到真正的幻想破灭或失落感,可现在竞也学起兄长们的样子,玩起群众性的反传统游戏来了。他们的父母先是大吃一惊,继而便发现自己以及自己的朋友们也都正在接受这种时兴的快乐的生活方式了。及至二十年代中期,这种“放荡的狂欢会”便像摩登少女、T型汽车或弗拉洛花园的荷兰式房屋一样,成为美国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了。

其时,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此现象远远谈不上满意。他们原本所希望的是使美国成为一个对艺术和文化更为敏感,对物质利益不那么贪求,对标准化观念不那么轻易接受的国家。然而,他们的这种思想完全没有受到人们注意,而他们的行为却由于提供了一种已变得如同“扶轮国际午餐会”一样常规化的“波希米

亚式”的生活模式,反倒助长了这种标准化观念。结果,他们从战场上归来时本已十分强烈地对自己国家不满的情绪,现在就变得更加忍无可忍了。于是,他们的笔尖下便喷射出愤怒的火花,猛烈抨击着美国社会中的唯物质主义以及他们所称的文化市侩习气。由“三十位知识分子”合撰、哈罗德?斯特恩斯编辑出版的一部颇为庄重地题名为《美国的文明》的重要著作,汇集的便是一些憎恶美国的敏感人士的抨击性言论。这部著作的中心主题是:在美国,杰出人才得不到重视,艺术事业无人理解,大企业腐蚀败坏了整个社会。新闻事业沦为发财赚钱的工具,政治腐败,官场上充斥着庸才和骗子,而美国人的家庭生活也由于人们一心想着挣钱和与邻里斗富而变得索然无味,刻板单调,充满虚情假意。夫妻生活也缺乏鱼水之乐。本来只需让创造性艺术来指明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以上这些缺憾就会自动消失的。可是,美国举国上下除了亮晶晶响当当的美金之外,对其他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因此,对那些敏感的才俊之士来说,唯一的出路便只有移居欧洲,“那儿的情形要好一些”。《美国的文明》正式出版(1921)之时该书的撰稿人大多数已经接受自己的忠告寄居在国外了,还有许多别的艺术家和预备艺术家也纷纷步其后尘。

正是在他们那抗争性的,而总的说来又是短暂的侨居欧洲期间,二十年代我国的那些主要作家开始认识到自己一一用格特鲁德.斯坦的话说一一就是所谓“迷惘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本身虽不是一场什么文学运动,但那些“迷惘的一代”的作家的态度却是那个时代文学作品的共同特征。战争以及凡尔赛和约所表现出的犬儒主义的强权政治使这些青年男女们确信?精神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就像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中的那个受挫的唯美主义者约翰?安德鲁斯一样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又像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流浪醉汉一样感到漂泊无依。除斯坦、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外,还有刘易斯?芒福德、埃兹拉?庞德、舍伍德.安德森、马修?约瑟夫森、J哈罗德斯特恩斯、TS‘艾略特、E.E.卡明斯、马尔科姆考利,以及其他许多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和评论家,都曾在法国的昂蒂布和塞纳河左岸地区探索过自己的灵魂,都怀着满腔孤愤对自己的祖国进行过猛烈辛辣的抨击?而目.在几年之后,纯粹出于思乡情切,几乎无一例外地又都漂洋过海,回到祖国,定居于沿海小岛上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农庄上,来创作他们由于在一个更古老、更复杂的社会里经受磨炼而变得成熟了的作品。

实际上,所谓“迷惘的一代”根本不曾迷惘过。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曾有过惊愕、孤独无依的感觉,因而变得痛苦、尖刻,以致于反社会、反权威、好标新立异,其行为往往有些荒唐,更常常近于胡闹——但却从来“迷恫过”除上述那些作家外二十年代还产生出了诸如尤金?奥尼尔、埃德娜?St.文森特。米莱、F.司各特.菲沃杰拉德、威廉福克纳、辛苑莱刘易斯、斯蒂分’文森特?贝尼特、哈特?克莱恩、托马斯?沃尔夫等以及一大批其他人才。因此,即便这十年充满怨艾自怜之声,也绝不能将其看作是荒芜的年代而一笔抹煞。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称的“悲哀的青年一代”,诅咒过自己的命运,但并没有消亡;他们曾试图逃避现实,但又自动回到现实中来;他们痛责美国社会的市侩,但对自己的祖国却又充满热爱。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创作出了美国文学史上最富有生气、最令人耳目一新、最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选自《英国人》)

第十三课

为死刑辩护

《中世纪》杂志上刊载了我随便讲的一番话后,许多反对死刑的信件和小册子向我飞来。这些信件,有的是对我的观点表示遗憾,有的是对我的观点给予斥责。他们要我承认自己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麻木不仁,责问我是否知道面临着一场世界性的废除死刑的运动,而且这场运动已经得到了包括法学家在内的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支持;他们说将人处死既无人道又违背科学。因为无论是强奸犯还是杀人犯,其实都是病人,对他们应当给予医治而不应该处死。他们要我认真地思考并认识到将人处死的任何形式所引起的恐惧都是不堪容忍的。

的确,这场废除死刑的运动已遍及世界,而且已宣传得深入人心,尤其在英国更是如此。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就是我的老友兼出版商维克托?高兰兹先生,还有阿瑟?凯斯特勒、CH罗尔夫、詹姆斯?艾弗里?乔伊斯、约翰?巴里爵士等一批享有盛名的作家。国内外精神病学界的人士都倾向于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而且许多自由派报纸,譬如《观察家报》就极力地主张彻底废除死刑。在美国,至少有25个州级协会、一家全国性协会以及一系列教派在为此目的而努力,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教友派和主教派。

如此之多的英才贤士群起支持一项善意的提议,当然会使任何敌对的一方望而却步。为了阐明我的观点(尽管我的观点目前几乎不得人心),我得申明我的结论是可以争辩的,也就是说,我仍愿意服从真理,但条件是首先必须澄清废除派论点中的某些谬误和强词夺理之言;这些问题必须解决,而不能置之不理。若能做到这些,我当然非常高兴。这不仅是因为看到无懈可击的事实乃一件乐事,而且是因为我并不比别人更好杀戳;我很希望能看到有既能维护社会又能保护罪犯(而不是将罪犯处死)的好办法,但我要重申,这些办法必须能切实解决我将要谈到的一些问题,而不能对此回避或拖延。在开始之前我还要补充说明一句:我或许再不会答复有关这个使人们反应强烈的问题的任何来信。如果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还不能证明我的论点的话,那么,匆匆往复的私人信函也不可能起什么作用。

首先我愿意承认,置人于死的现有方式是令人震惊的,就象凯斯特勒先生在《绞刑》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惨不忍睹。与我国许多监狱的情况一样,我们的行刑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反对野蛮并不意味着死刑——确切地说是按法律处死——应该废除。在开始探究这一问题时,我们就发现这种一下子就得出荒谬结论的做法是废除派的一个特征。这种做法必须全面予以禁止。我们应该记住,有可能设计一种无痛苦、迅速而又威严的处死方式,并检验一下对这种方式的执行是否合理得当。

提出反对死刑的四个主要论点是:(1)对犯罪的惩罚是在基于报复的一种原始观念;(2)死刑并不起威慑作用;(3)审判上的失误可能导致滥杀无辜之危险;(4)文明国家应名符其实,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生只能是维护而不容许亵渎。

我完全赞同前两个论点,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用“按法律处死”来代替“死刑”这个字眼的缘故。我认为剔除无法无天的恶棍,既不是为了惩罚其罪行,也不是为了杀鸡吓猴,而是为了保护他人的安全才将其处死,就象前不久在康涅狄格州郊区杀死逃出的那只恶狼一样。靠愤怒的情绪、复仇的心理或道德观念来处决这类祸害是行不通的。如果一个人既不能控制他的暴力冲动,又不能顾及他的行动所导致的致人于死的恶果,那么就有充分理由将他从社会中淘汰。这种暴力冲动一般包括在公路上酗酒开车,青少年在公路上驾车追逐以及其他不可救药的疯狂的暴力行为,而且还可以扩大到(下文我将要提出的)一些的确毁灭人类文明道德基础的其他行为。

但是,为什么要把人杀掉呢?我很相信那些证明杀人犯并没有因自己可能被处死而罢手的统计数字。首先是因为杀人犯往往是一些鲁莽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想不到自己也可能被杀。其次是侦察必须完全可靠,才能对那些尽管提心吊胆但仍以为能逃出法网的狡猾的罪犯起到威慑作用。第三,正如肖伯纳早就指出过的,杀一个不该杀的人和杀一个该杀的人具有同样的威慑效果。这样,人们不禁又要问:为什么非要置人于死地不可呢?既然我认为道德上的进步就意味着越来越尊重人的生命,我又怎能反对废除死刑呢?

我之所以反对废除死刑是因为我认为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有关人的生命的问题,我觉得废除派的论点是矛盾的、狭隘的,是不堪一击的。废除派用一种温文尔雅的口吻宣传着所谓人生的神圣,好像只要把它说成是一种绝对的东西就能使一切还有点道德意识的反对者缄默不语。可是大多数的废除派都是那些把年收入的一半用于制造战争武器以及以研究完备的杀人手段为荣的一些国家。对于那些十分明显地将国家武装到牙齿的一些政党,一些善良的人们竞也毫不犹豫地赞成。在今日西方,祈祷人的生命绝对神圣不可侵犯似乎既非其时,亦非其地。至于这场运动中的教士,根据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可以确信,一经召唤,他们便会为军队祝福,为胜利祈祷,管他什么第六条圣诫。

“哦,我们意指的生命不可侵犯是就国内而言的。”好极了,那么你们这场运动还要反对自卫的原则吗?所谓人的生命绝对不可侵犯,就是听任杀手对你为所欲为,你即使手边有个火钳也不可用来还击,因为这样你可就是杀人。再者,我们何曾听说过这样的抗议:警察在街头向罪犯——通常不过是一些抢劫银行的匪徒——开火时,一些子弹击中行路人,而不是那神通广大的匪徒。废除派所谓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是什么深思熟虑后的主张,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

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之说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另外一些诸如无痛苦致死术和适当的自杀之类的极文明的办法也决定于我们对这种观念是否接受。追根寻底的人还想知道:为什么反复讲人生不可侵犯呢?我对家庭玩赏动物则毫无兴趣,同时我认为把动物置于动物园、实验室及空间仪器中的做法也并不值得赞美,除非以“要么吞食,要么被吞食”的古老法则作为借口。

而且应该知道,关于神圣不可侵犯之说的这场论争在英国每年只适用于或可能适用于10个人左右,在美国每年也只适用于50—70人而已,这就是近年来被处死者的平均数字。当然这个数字本身不应该影响我们对这一原则的裁决。因为在道义上来讲,对一个人的生杀予夺与对千百万人的生杀予夺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我们应从这个数字中得出一个比较性判断:在我们考虑死刑造成的恐怖时,我们却忘记了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但我们一方面忽视了那些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也忽视了监狱里的那些囚犯。

受害者往往容易被忽视。社会科学总是对那些被认为是罪犯精神有毛病、不正常或有问题的案件给予优先考虑,无论是贫困,是精神失常,是过失,还是罪恶,这种“病情资料”始终是一批批越来越多的最宽宏大量和最有学问的人的兴趣所在。精神病学和道德自由主义密切配合,于是我们所熟悉的执法问题开始被视为社会工作的一种历史序曲,而社会工作终究会将它完全取而代之。现代文学作品也充分地表明了这种观点。这些作品只关心所谓精神上的混乱,而把那些从不贪占他人钱财、不捅朋友一刀的人斥之为中产阶级。自然科学的决定论始终强调犯罪行为是由社会本身造成的说法。例如,一位法国法律学家说:为了了解犯罪,我们必须首先去掉一切责任观念。他所指的是要免除罪犯的责任,而把责任推向社会;杀人犯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成长于一个破裂的家庭,或反之,是因为他正当小小年纪便目睹了父母的性行为。那些在现代犯罪文学作品中令人产生恻隐之心的案件,造成了废除派这样一种心理:我们可不能将那些正在开始为我们真正理解的人杀掉。

此外,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不幸者的犯罪记录,就会知道谁是受害者…还不是那些忙于事务,反应迟钝的普通人吗?当然我是为他们感到难过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能引起日益发展的科学的研究兴趣。比较一下:在美国一年有六七十名罪犯被处死,仅乔治?科威克一人为了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在几个月内就抢劫和强奸了七八十名妇女,并常常将她们杀死。“这太残忍了!”“至于他所犯下的罪行破坏了多少人的家庭关系、有多少妇女对那从未向别人透露的遭遇仍旧心有余悸,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就只能付诸毫无结果的推测了。”即使一位协助追捕科威克的司法官这样温和地评论着,但似乎只有科威克才能对人有所启发。这些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能知道的范围。有时间,推究一下每天各大报末版所刊登的因暴力致死的人们的情况是值得的:一位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的老人被四个恶棍活活打死,几个小孩受欺负后被勒死,几个路上行走的中年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杀死,一家老小被放出或逃出的精神病人骚扰得不能安宁,六七个正在于活的人被突如其来的杀人狂屠戳殆尽,整船的船员被船长全部杀死,一些大城市里的教师和店员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杀人惯犯的疯狂袭击。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人生的神圣又何从谈起呢?

诚然,这些杀人犯中不少是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孩子”。无疑,这些人头脑简单,身躯庞大,有一身无法自控的力气。为辩论起见,我们姑且承认这些犯罪行为是“社会的过错”,提出家庭破裂和贫困环境所迫之理由。那么问题在于,不是在未来的“乌托邦”城市里,而是此时此地我们该怎么办。所谓“科学的”医治手段是很不可靠的,拘留机构和设施只能助长杀人犯反社会的气焰。教养院和精神病院均已满员,所以它们想让它们的“住客”离开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住客中有些人是真正“治愈”了——因为对他们加强了管制。如果强调社会可以自由行事,就会使他们旧恶复发,照旧用暴力来表现自己。这样,我可以说社会又一次失败了,它至少又一次对不起受害者,不管它对杀人者应负什么责任。

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德育家必须作出抉择,而且这抉择需要付出代价。我恰恰认为,如果一个成年人对自己没有适当的控制力,而是毫无理性地毁夺他人的生命,那么对这个没有理智的人,在他重复其机械性的恐怖行动之前,就必须通过法律迫不得已地将他无痛苦地处死。我之所以说“毫无理性地”毁夺人命,是因为杀人犯往往可能得到一些人的怜悯,某些激怒之下的犯罪行为虽然不会免于追究,但可能得到宽大处理。敲诈者会受到直接的惩罚。长期的挑衅可以作为杀人的借口,就像几年前一桩引人注目的案件中,一个70多岁、受人尊重的木匠对其妻子无休止的唠叨忍无可忍时那样。妻子坐在厨房的宝座上责骂他——50年来每天都是这样——丈夫走到他的工作台前,双手各拿一把锤子回来跟她算帐。对木匠的证词以及从两把锤子中所得出的他的忠诚足以将他送入安静的隔离室少住些时日。

然而,对于我们联邦的某所监狱所出版的一家刊物的一篇文章所披露的另一种犯罪动机,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银行抢劫犯,他在供词中声称抢钱并不是他的真正目的:“我对于社会地位、性生活及其他事物的追求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我觉得只有当我能使我的受害者的

身心都因极度的恐惧而完全被征服时,我的这些欲望才能得到满足。……不知为什么,每当我拿着枪对准别人,看到她浑身发抖、面上冷汗直冒的样子时,我总会感到自己身上洋溢着一种说不出的痛快。……因为在这样的时刻,文明社会的种种虚饰倾刻间荡然无存,只有两个人面对面站在那里,道德上的伪装全被撕去,是非曲直完全取决于持枪者的裁判。”

这种现代文学和现代科学混乱不清的反响决定了我们面临的选择。要真正算得上是治愈了这样一个人,必须有这样的先决条件:社会上和经济上有能力进行和坚持长期艰苦的个人精神分析,并对其思想进行重新教育。这种教育是为了使这个权力追求者及类似的人对从我们时代的文化和特征中得来的、被歪曲了的弗洛伊德和尼采、吉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思想是很顽强的,并使感情得以延续。如果心理上和思想上没有一次再生,我们就要问:还要多久,这个患者就会为了使文明不那么虚伪而又牺牲一个银行职员?我们当然要对再给他一次机会是否明智提出疑问。主张废除死刑者宣传的无条件的“让别人活”,实际上是激励杀人者的那种文化倾向的一个部分。西方人民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对权力的厌恶,已使国家成为银行抢劫犯的某种相对称的东西。二者都有权,又都不知如何使用。二者糟踏生命都在于对混杂的思想着了迷和陷于矛盾的感情而不能自拔。如果精神病学家在诊断这种病例时,对自己的诊断确有把握,那么哲学家也许应考虑一下,为了防止这种危险的着迷,是否应在枪杀开始前,就由法院将此人处死。

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用意决不是主张要对那些可能成为杀人犯的人还在他们没有机会作案之前就预先实行处决。我的目的只是要由此引出最后两个复杂的问题。这两个复杂问题曾由于废除派一心只想到要改变孤立的惩罚方式而被忽略或混淆了。其一是社会所需的对应予以惩罚的犯法行为的量刑标准。比方说,我就可以想象有这样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任何在法庭或审议会上滋事捣乱的行为都会被定为叛逆罪,处以死刑。制订了这种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意识到会议秩序的神圣性。在裁定是非、评估得失及解释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保证辩论有秩序地进行。有了这样的法律,那些不是尽力以理服人而是动辄就脱鞋子拍桌子的人就会被自然淘汰掉,永远没有机会再占席位了。同样,在国会、议会或其他最高立法机关中若出现少数以拳代口、认力不认理的强横不法分子的话,他们也会因叛逆罪而被起诉。只要一提出这样的法律就会使人们觉得荒唐可笑。这种情形恰好说明,我们的社会距离真正的文明还很遥远,因此,也就只能朝着摆脱严刑峻法的目标逐步前进。

我说的逐步前进并不意味着停步不前。我认为在目前的刑罚方式中确实有一种是极其残酷的,必须优先予以缓解。我这里提的是监禁。那些反对实行死刑的人——他们多半为自由主义鼓吹者——似乎以为只要他们能逃避流血的罪责,任何其他法律上的后果都尽可不计。他们只顾痴谈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根本不管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从王尔德的《惨痛的呼声》到最近由一个同性恋者所作的对狱中生活的描述,他们似乎都没有读过,尽管事实上他们也可能都读过。尽管集中营的声名已人人皆知,尽管有查尔斯?伯尔尼先生写的《单独监禁》这样一部影响突出的大作,尽管我们知道监狱中常常发生犯人暴动、越狱逃跑、再度被捕并重新入狱这样的事实,废除派却丝毫想象不出被关在牢笼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对于报刊上出现的“杀人犯免受死刑”这种触目惊心的特具讽刺意味的语句,他们读来不仅毫无不安的感觉,反而为之欢呼雀跃;不仅不感到恐怖,反而会如释重负般地长吁一口气。对于牢房中的囚室、整训、囚服、臭气以及饭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没有亲眼看到,更没有亲身体验过;对于老少囚犯因长期缺乏性生活而受到痛苦折磨,对于发生在监狱里的令人憎恶的乱交行为,对于单调的引人发疯的狱中生活,对于监狱中存在的群体堕落行为和无力发泄的仇恨心理等等,他们都毫无感觉。他们不记得西尔维奥?佩利科曾经说过的话:只有坚强的政治信仰和对最后胜利的美好希望才能使人的意志坚强得足以忍受长期的监禁。他们也忘记了当圣女贞德被给予“求生”的选择时,她宁愿烧死在火刑柱上。废除派的想法也不知怎么的会那样与众不同。他们竟然会骄傲地称赞那些杀人犯往往都可以变成的“模范囚犯”。似乎这既不是一种用词上的矛盾,也不是自由社会里不该出现的一种典型。

我刚才说过,那些热衷于提倡终身监禁的人们似乎未能领会我们相信他们读过的东西。甚至连他们自己所写的东西他们似乎也未认真读过。身为英国议会议员的莱斯利?黑尔先生在他的那部案例集《误杀》的前言中曾提到过一件为有关方面承认的轻微的误判——一年的监禁:“该犯出狱时,发现自己妻子已经作古,几个儿女及年迈的双亲都被送到了济贫院,及至一小笔“补偿金”发到手时,这位遭误判的可怜人已经神

智失常,无可挽救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黑尔先生的看法,同他一样对法律感到愤慨。但接下来他就举出了著名的伊文思案件,在这一案中很可能杀错了人,于是他惊呼:“既然会发生这种错判,难道社会还应当强制推行无可挽回的刑罚吗?”难道黑尔先生真的要我们相信对其妻子身死、本人被逼疯的那个人作出判决在任何意义上是可以挽回的吗?难道人们不是宁愿像伊文思那样一死了之而不愿自己成为那位拿着一点补偿金“出狱”,但却完全失去继续生活愿望的不幸者吗?

下面提到的所有案例都是无法挽回的,尤以监禁为最。受审的折磨本身就是一种惩罚,即使审讯后无罪释放也丝毫不能抵消受害者所受的痛苦。请读一读威廉?瓦雷斯那令人肠断的日记吧。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曾被控谋杀了自己妻子,后来经刑事案件上诉法庭才“得救”——但得救了又怎样呢?还不是遭受众人冷眼,在孤独绝望中苟活几年而已!阿道夫贝克案件、奥斯卡斯莱特案件,还有涉及那位以莫须有罪名被当成伪造犯,在星星监狱中呆了八年,出狱后变成一个身体伤残、无亲无故、领到“补偿”的废人的布鲁克林银行出纳员的案件——如果说个人的尊严还有什么意义的话,所有这些案件中的受害人还不如在入狱之前就一死了之。在法庭审讯杀人犯时,辩护律师往往会对陪审团这样说:与其这样“饶他一死”,还不如干脆赐他一死。这话的确不错。假如是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死而不愿去坐牢。倘若这种选择权被废除的话,终有一天会有人以人的尊严的名义来要求享有这种特权。要我相信废除派目前的观点,除非等到他们自己能有机会在囚室里呆上一年出狱之后。

持公正态度的旁人可能会在这儿打断我的话,指出我的论点已由说理变成感情用事了。反对死刑的人认为死是最大的罪孽,而我则觉得坐牢比死更可怕。只要稍稍动点脑筋想一想,我们就会意识到,感情正是最合适的仲裁者。一切关于对与错、文明与野蛮、是与非的说理、推论都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就像数学一样。不过,在试图说服别人时,重要的是应该拣选出最本质的感情,最重要的直觉,由此进行公平合理的推论。依我看来,一个人既主张尊重人的生命又愿意容许人的生命被消耗在牢狱中,那简直是在轻率地玩弄自由主义感情。如果反对死刑是因为它有异于一般的监禁,是不可挽回的,这纯属一种荒唐的推理。

废除派在宣传废除死刑的主张时列举了大量错判案件。他们列举这些案件时犯了判案时同样的错误,并表现出同样的冷漠态度:现行法律制度的弊病并不在刑罚方面而在于易出现差错的司法程序方面。在所有案件中该判死刑的案件所占比率不过千分之一,甚至更少。有谁会一想到这些案件可能是“可以挽回的”错案就感到欣慰呢?案件的错判只能说明现行的陪审制度、有关获取犯罪证据、提出起诉及进行上诉等一系列程序的具体规定和办法有必要加以修改,这才是我们面临的重任。对这一点缺乏认识,就是我前面曾提到的那种主要由对反常事物的特别敏感而引起的感情作用的反映。一个记者在报道死刑和最高法院的情况时总是极力指出,每当法庭复审死刑案件时法官们就会特别不安而谨慎小心。这对我们国家最高司法当局的法律道德是一种多么言不由衷的赞颂之辞!幸而在那些为遭错判的人辩护的人们之中有些人对这一点看得更明白。许多被认为遭错判的人现在之所以能蹲在监狱里受活罪,不是因为陪审团持有异议就是因为州长感觉有可疑之处而将死刑减轻为监禁。塞缪尔?H谢泼德医生杀妻一案就是这样被定为二级谋杀罪(即误杀——译者注),被判终身徒刑的。据保罗.霍姆斯先生记述的有关他那一案件的多次庭审经过告诉人们:是警方的无能、报纸的煽动、公众对于富豪的妒忌及法律程序中的一些纰漏等因素的作用导致了最后的结局。但谢泼德医生的辩护人对于这位免受电椅之苦的“幸运儿”,如果能在十年之后获得假释后所要面临的情况并不抱任何幻想。“那样也并不能给他恢复从医生涯的权利。他的行医资格早已随着他的判刑定罪而被取消了。他必将终生蒙受假释犯的恶名,只要再小有过失,便可随时不经审讯被送回监狱。更糟的是,他得带着杀人犯的罪名终其_生。”

今天的道德观念究竟在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假如一个人是个很可能重犯其暴力行为的危险分子,国家有什么权利在十年后将他释放出来呢?如果“终身监禁”在其生前就早已结束,那“终身监禁”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假释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表现了社会对身受囹圄之苦者的同情,同时又反映了当局想避免因公然释放嫌疑犯而引起“公众的不满”的愿望。所以,一旦众议平息下来,人犯也就放掉了。这样,他也就根本没有受到为了公众的安全而设置的枷锁的束缚。他确实受过惩罚,但只是一点点的惩罚——因为在废除派、陪审团及检察官们的反常观点看来,监狱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所谓“二级谋杀”似乎是说罪犯虽杀了人,但只是杀了“一点点”。

高级英语下lesson13课文翻译

Lesson Thirteen Work 工作 究竟工作是幸福还是痛苦的源泉,这可能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Whether work should be placed among the causes of happiness or among the causes of unhappiness may perhaps be regarded as a doubtful question. 毫无疑问有许多工作是非常令人厌烦的,而且过多的工作总是十分痛苦的事。 There is certainly much work which is exceedingly irksome, and an excess of work is always very painful. 然而我认为,只要不过量,对多数人来说即使是最枯燥的工作也比终日无所事事要好些。 I think, however, that, provided work is not excessive in amount, even the dullest work is to most people less painful than idleness. 工作给人的愉快的程度多种多样,从仅仅是消烦解闷到产生巨大的快乐,这会随工作的性质和工 作者的能力而异。 There are in work all grades, from mere relief of tedium up to the profoundest delights,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work and the abilities of the worker. 大多数人不得不从事的工作本身大都无乐趣可言,但即使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一些很大的好处。Most of the work that most people have to do is not in itself interesting, but even such work has certain great advantages. 首先,工作可将一天的许多时间占满,人们不必再费神来决定应干些什么,大多数人在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愿望打发时间时,常常会不知所措,想不起有什么令人愉快的事值得去做。 To begin with, it fills a good many hours of the day without the need of deciding what one shall do. Most people, when they are left free to fill their own tim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hoice, are at a loss to think of anything sufficiently pleasant to be worth doing. 而他们的决定又总是受到干扰,觉得干别的什么事也许会更令人愉快。 And whatever they decide on, they are troubled by the feeling that something else would have been pleasanter. 能够有意义地利用闲暇时间是文明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结果,而目前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一层次。To be able to fill leisure intelligently is the last product of civilization, and at present very few people have reached this level. 何况作出选择本身就是件令人厌烦的事。 Moreover the exercise of choice is in itself tiresome. 除了那些具有非凡主动性的人,其他的人肯定有人乐于被告诉一天中的每时每刻该做什么, 当然命令他们做的事不能太令人厌烦。 Except to people with unusual initiative it is positively agreeable to be told what to do at each hour of the day, provided the orders are not too unpleasant. 多数无所事事的阔佬免遭从事单调乏味工作之苦,但代价是莫名其妙的无聊。 Most of the idle rich suffer unspeakable boredom as the price of their freedom from drudgery. 有时他们去非洲猎取巨兽或环绕世界飞行来解闷,但这类刺激的数量有限,尤其到了中年以后更 是如此。 At times they may find relief by hunting big game in Africa, or by flying round the world, but the number of such sensations is limited, especially after youth is past. 因此较为明智的阔佬们工作起来几乎像穷人一样卖力,而有钱的女人则大多忙于她们自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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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英语第二册课文翻译 Unit1 Pub Talk and the King's English 酒吧闲聊与标准英语 亨利?费尔利 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只有闲谈最宜于增进友谊,而且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动物之间的信息交流,不论其方式何等复杂,也是称不上交谈的。 闲谈的引人人胜之处就在于它没有一个事先定好的话题。它时而迂回流淌,时而奔腾起伏,时而火花四射,时而热情洋溢,话题最终会扯到什么地方去谁也拿不准。要是有人觉得“有些话要说”,那定会大煞风景,使闲聊无趣。闲聊不是为了进行争论。闲聊中常常会有争论,不过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服对方。闲聊之中是不存在什么输赢胜负的。事实上,真正善于闲聊的人往往是随时准备让步的。也许他们偶然间会觉得该把自己最得意的奇闻轶事选出一件插进来讲一讲,但一转眼大家已谈到别处去了,插话的机会随之而失,他们也就听之任之。 或许是由于我从小混迹于英国小酒馆的缘故吧,我觉得酒瞎里的闲聊别有韵味。酒馆里的朋友对别人的生活毫无了解,他们只是临时凑到一起来的,彼此并无深交。他们之中也许有人面临婚因破裂,或恋爱失败,或碰到别的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但别人根本不管这些。他们就像大仲马笔下的三个火枪手一样,虽然日夕相处,却从不过问彼此的私事,也不去揣摸别人内心的秘密。 有一天晚上的情形正是这样。人们正漫无边际地东扯西拉,从最普通的凡人俗事谈到有关木星的科学趣闻。谈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中心话题,事实上也不需要有一个中心话题。可突然间大伙儿的话题都集中到了一处,中心话题奇迹般地出现了。我记不起她那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她显然不是预先想好把那句话带到酒馆里来说的,那也不是什么非说不可的要紧话——我只知道她那句话是随着大伙儿的话题十分自然地脱口而出的。 “几天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标准英语’这个词语是带贬义的批评用语,指的是人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的英语。” 此语一出,谈话立即热烈起来。有人赞成,也有人怒斥,还有人则不以为然。最后,当然少不了要像处理所有这种场合下的意见分歧一样,由大家说定次日一早去查证一下。于是,问题便解决了。不过,酒馆闲聊并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大伙儿仍旧可以糊里糊涂地继续闲扯下去。 告诉她“标准英语”应作那种解释的原来是个澳大利亚人。得悉此情,有些人便说起刻薄话来了,说什么囚犯的子孙这样说倒也不足为怪。这样,在五分钟内,大家便像到澳大利亚游览了一趟。在那样的社会里,“标准英语”自然是不受欢迎的。每当上流社会想给“规范英语”制订一些条条框框时,总会遭到下层人民的抵制 看看撒克逊农民与征服他们的诺曼底统治者之间的语言隔阂吧。于是话题又从19世纪的澳大利亚囚犯转到12世纪的英国农民。谁对谁错,并没有关系。闲聊依旧热火朝天。 有人举出了一个人所共知,但仍值得提出来发人深思的例子。我们谈到饭桌上的肉食时用法语词,而谈到提供这些肉食的牲畜时则用盎格鲁一撒克逊词。猪圈里的活猪叫pig,饭桌上吃的猪肉便成了pork(来自法语pore);地里放牧着的牛叫cattle,席上吃的牛肉则叫beef(来自法语boeuf);Chicken用作肉食时变成poultry(来自法语poulet);calf加工成肉则变成veal(来自法语vcau)。即便我们的菜单没有为了装洋耍派头而写成法语,我们所用的英语仍然是诺曼底式的英语。这一切向我们昭示了诺曼底人征服之后英国文化上所存在的深刻的阶级裂痕。 撒克逊农民种地养畜,自己出产的肉自己却吃不起,全都送上了诺曼底人的餐桌。农民们只能吃到在地里乱窜的兔子。兔子肉因为便宜,诺曼底贵族自然不屑去吃它。因此,活兔子和吃的兔子肉共用rabbit

自考高级英语上册11课课文翻译

Lesson Eleven On Getting off to Sleep谈睡眠 人真是充满矛盾啊! 毫无疑问,幽默是惟一帮助我们摆脱矛盾的办法,要是没有它,我们就会死于烦恼。 What a bundle of contradictions is a man! Surety, humour is the saving grace of us, for without it we should die of vexation.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睡眠更能说明事物间的矛盾。 With me, nothing illustrates the contrariness of things better than the matter of sleep. 比如,我打算写一篇文章,面前放好了笔、墨和几张白纸,准保没写几个字我就会困得要命,无论当时是几点都会那样。 If, for example, my intention is to write an essay, and 1 have before me ink and pens and several sheets of virgin paper, you may depend upon it that before I have gone very far I feel an overpowering desire for sleep, no matter what time of the day it is. 我瞪着那似乎在谴责我的白纸,直到眼前一片模糊,声音也难以辨清,只有靠意志力才能勉强坚持。 I stare at the reproachfully blank paper until sights and sounds become dim and confused, and it is only by an effort of will that I can continue at all. 即使这时,我也会迷迷糊糊地像在做梦一样继续坚持工作。 Even then, I proceed half-heartedly, in a kind of dream. 但是当深夜躺在床上,我什么事都能干,只有睡觉无法做到。 But let me be between the sheets at a late hour, and I can do any-thing but sleep. 随着时钟一遍一遍的报时,我可以完成大量的文章。 Between chime and chime of the clock I can write essays by the score. 极有吸引力的主题和崇高的思想纷纷出现在脑海,随之而来的还有恰如其分的意象和措辞。Fascinating subjects and noble ideas come pell-mell, each with its appropriate imagery and expression. 除了笔、墨和纸,什么也不能阻止我写出半打不朽的杰作。 Nothing stands between me and half-a-dozen imperishable masterpieces but pens, ink, and paper. 如果,我们的思想和主观意象对于来世的人来说真的就像我们的书本和图片一样是有形的、摸得着的,那么我在来世会比在今生获得更高的声誉。 If it be true that our thoughts and mental images are perfectly tangible things, like our books and pictures,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next world, then I am making for myself a better reputation there than I am in this place. 只要我躺在床上有一两个小时睡不着觉,我就能令自己满意地解决人类一切的疑虑。 Give me a restless hour or two in bed and I can solve, to my own satisfaction, all the doubts of humanity. 如果我有兴致的话,我可以谱写出宏伟的交响乐,描绘出壮丽的画卷。 When I am in the humour I can compose grand symphonies, and paint magnificent pictures. 我就是莎士比亚、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但这一切仍无法令我满意,因为我还是无法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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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One 1.This picture brings back many pleasant memories of her Spanish holiday. 2.News and weather forecasts reports are staples of radio programmes. 3.By mere accident Tom met in a bar his long-lost brother who was thought to have been killed in action during the war. 4.Bill intuited something criminal in their plan. 5.They think that obsessive tidiness in factory is a bad sign . 6.Yesterday his mother sold several years’ worth of paper and magazines. 7.His heartening speech impelled us to (work with) greater efforts. 8.Those who enjoy pulling off a miracle often fail. 9.As language students we should have a sense of nuances of plain words and expressions. 10.The rude behavior of Mrs. Taylor’s ado pted son is driving her into a nervous breakdown. 11.I like to see films in general, and American Western and horrors in particular. 12.In some sense Mary saw in her aunt a surrogate of her mother. 13.My father never equivocated, and he always gave some brief but poignant opinions. 14.Though he disabled, he never tries of helping people. 15.In any country, those who are remiss in their duty must be severely punished. 16.Awareness of the fact that the child was in danger impelled the policeman to action. Lesson 2 1. A. The chances are that they will be held up by traffic on their way to the airport. B. the plane takes off at 6:35. 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y couldn’t make it. 2.Another popular notion which is in fact a misconception is that expensive clothes invariably raise one’s status. 3.Can you imagine what kind of life a man has lived who aspires to excellence and abhors mediocrity? 4. A copy of our latest product catalogue will be sent free of charge if you will fill up the form on the reverse of this card and post it. 5.It will be an absurdity, if not a catastrophe. If half of the population of this city abandons their posts and goes in for business. 6.Because they want their kids to be somebodies, some well-intentioned parents exercise enormous pressures on their children and the results all too often prove the reverse. 7.The revered professor predicted that these brilliant young people would surely make their way in the scientific-technical realm in a few years. 8.Many writers have quitted writing stories because, as they say there is no market for them. Yet Lessing sticks and she would go on even if there really wasn’t any home for them but a private drawer. 9.Satire under his pen is only a means to an end, a form to expose social evils. 10.It seemed no body at the party, not even the reporters, made special note of the general’s absence which might have aroused the suspicion of his rivals.

《高级英语》课文逐句翻译(12)

《高级英语》课文逐句翻译(12) 我为什么写作 Lesson 12:Why I Write 从很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我知道长大以后将成为一个作家。 From a very early age,perhaps the age of five or six,I knew that when I grew up I should be a writer. 从15到24岁的这段时间里,我试图打消这个念头,可总觉得这样做是在戕害我的天性,认为我迟早会坐下来伏案著书。 Between the ages of about seventeen and twenty-four I tried to adandon this idea,but I did so with the consciousness that I was outraging my true nature and that sooner or later I should have to settle down and write books. 三个孩子中,我是老二。老大和老三与我相隔五岁。8岁以前,我很少见到我爸爸。由于这个以及其他一些缘故,我的性格有些孤僻。我的举止言谈逐渐变得很不讨人喜欢,这使我在上学期间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I was the middle child of three,but there was a gap of five years on either side,and I barely saw my father before I was eight- For this and other reasons I was somewhat lonely,and I soon developed disagreeable mannerisms which made me unpopular throughout my schooldays. 我像一般孤僻的孩子一样,喜欢凭空编造各种故事,和想像的人谈话。我觉得,从一开始,我的文学志向就与一种孤独寂寞、被人冷落的感觉联系在一起。我知道我有驾驭语言的才能和直面令人不快的现实的能力。这一切似乎造就了一个私人的天地,在此天地中我能挽回我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得意。 I had the lonely child's habit of making up stories and holding conversations with imaginary persons,and I think from the very start my literary ambitions were mixed up with the feeling of being isolated and undervalued. 我知道我有驾驭语言的才能和直面令人不快的现实的能力。这一切似乎造就了一个私人的天地,在此天地中我能挽回我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得意。 I knew that I had a facility with words and a power of facing unpleasant facts,and I felt that this created a sort of private world in which I could get my own back for my failure 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总爱把自己想像成惊险传奇中的主人公,例如罗宾汉。但不久,我的故事不再是粗糙简单的自我欣赏了。它开始趋向描写我的行动和我所见所闻的人和事。

高级英语下lesson 13课文翻译

Lesson Thirteen Work工作 究竟工作是幸福还是痛苦的源泉,这可能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Whether work should be placed among the causes of happiness or among the causes of unhappiness may perhaps be regarded as a doubtful question. 毫无疑问有许多工作是非常令人厌烦的,而且过多的工作总是十分痛苦的事。 There is certainly much work which is exceedingly irksome, and an excess of work is always very painful. 然而我认为,只要不过量,对多数人来说即使是最枯燥的工作也比终日无所事事要好些。 I think, however, that, provided work is not excessive in amount, even the dullest work is to most people less painful than idleness. 工作给人的愉快的程度多种多样,从仅仅是消烦解闷到产生巨大的快乐,这会随工作的性质和工作者的能力而异。 There are in work all grades, from mere relief of tedium up to the profoundest delights,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work and the abilities of the worker. 大多数人不得不从事的工作本身大都无乐趣可言,但即使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一些很大的好处。 Most of the work that most people have to do is not in itself interesting, but even such work has certain great advantages. 首先,工作可将一天的许多时间占满,人们不必再费神来决定应干些什么,大多数人在可以自由地按自己的愿望打发时间时,常常会不知所措,想不起有什么令人愉快的事值得去做。To begin with, it fills a good many hours of the day without the need of deciding what one shall do. Most people, when they are left free to fill their own tim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hoice, are at a loss to think of anything sufficiently pleasant to be worth doing. 而他们的决定又总是受到干扰,觉得干别的什么事也许会更令人愉快。

(完整版)高级英语2第三版_张汉熙_课文翻译

Unit 1 Pub Talk and the King’s English 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只有闲谈最宜于增进友谊,而且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动物之间的信息交流,不论其方式何等复杂,也是称不上交谈的。 闲谈的引人人胜之处就在于它没有一个事先定好的话题。它时而迂回流淌,时而奔腾起伏,时而火花四射,时而热情洋溢,话题最终会扯到什么地方去谁也拿不准。要是有人觉得“有些话要说”,那定会大煞风景,使闲聊无趣。闲聊不是为了进行争论。闲聊中常常会有争论,不过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服对方。闲聊之中是不存在什么输赢胜负的。事实上,真正善于闲聊的人往往是随时准备让步的。也许他们偶然间会觉得该把自己最得意的奇闻轶事选出一件插进来讲一讲,但一转眼大家已谈到别处去了,插话的机会随之而失,他们也就听之任之。 或许是由于我从小混迹于英国小酒馆的缘故吧,我觉得酒瞎里的闲聊别有韵味。酒馆里的朋友对别人的生活毫无了解,他们只是临时凑到一起来的,彼此并无深交。他们之中也许有人面临婚因破裂,或恋爱失败,或碰到别的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但别人根本不管这些。他们就像大仲马笔下的三个火枪手一样,虽然日夕相处,却从不过问彼此的私事,也不去揣摸别人内心的秘密。 有一天晚上的情形正是这样。人们正漫无边际地东扯西拉,从最普通的凡人俗事谈到有关木星的科学趣闻。谈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中心话题,事实上也不需要有一个中心话题。可突然间大伙儿的话题都集中到了一处,中心话题奇迹般地出现了。我记不起她那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她显然不是预先想好把那句话带到酒馆里来说的,那也不是什么非说不可的要紧话——我只知道她那句话是随着大伙儿的话题十分自然地脱口而出的。 “几天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标准英语’这个词语是带贬义的批评用语,指的是人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的英语。” 此语一出,谈话立即热烈起来。有人赞成,也有人怒斥,还有人则不以为然。最后,当然少不了要像处理所有这种场合下的意见分歧一样,由大家说定次日一早去查证一下。于是,问题便解决了。不过,酒馆闲聊并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大伙儿仍旧可以糊里糊涂地继续闲扯下去。 告诉她“标准英语”应作那种解释的原来是个澳大利亚人。得悉此情,有些人便说起刻薄话来了,说什么囚犯的子孙这样说倒也不足为怪。这样,在五分钟内,大家便像到澳大利亚游览了一趟。在那样的社会里,“标准英语”自然是不受欢迎的。每当上流社会想给“规范英语”制订一些条条框框时,总会遭到下层人民的抵制。 看看撒克逊农民与征服他们的诺曼底统治者之间的语言隔阂吧。于是话题又从19世纪的澳大利亚囚犯转到12世纪的英国农民。谁对谁错,并没有关系。闲聊依旧热火朝天。 有人举出了一个人所共知,但仍值得提出来发人深思的例子。我们谈到饭桌上的肉食时用法语词,而谈到提供这些肉食的牲畜时则用盎格鲁一撒克逊词。猪圈里的活猪叫pig,饭桌上吃的猪肉便成了pork(来自法语pore);地里放牧着的牛叫cattle,席上吃的牛肉则叫beef(来自法语boeuf);Chicken用作肉食时变成poultry(来自法语poulet);calf加工成肉则变成veal(来自法语vcau)。即便我们的菜单没有为了装洋耍派头而写成法语,我们所用的英语仍然是诺曼底式的英语。这一切向我们昭示了诺曼底人征服之后英国文化上所存在的深刻的阶级裂痕。 撒克逊农民种地养畜,自己出产的肉自己却吃不起,全都送上了诺曼底人的餐桌。农民们只能吃到在地里乱窜的兔子。兔子肉因为便宜,诺曼底贵族自然不屑去吃它。因此,活兔子和吃的兔子肉共用rabbit 这个词表示,而没有换成由法语lapin转化而来的某个词。 当我们今天听着有关双语教育问题的争论时,我们应该设身处地替当时的撒克逊农民想一想,新的统治阶级把法语用来对抗撒克逊农民自己的语言,从而在农民周围筑起一道文化障碍。当英国人在像觉醒者赫里沃德这样的撒克逊领袖领导下起来造反时,他们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化上的屈辱。“标准英语”——如果那时候有这个名词的话——已经变成法语。而九百年后我们在美国这儿仍然继承了这种影响。 那晚闲聊过后,第二天一早便有人去查阅了资料。这个名词在16世纪已有人使用过。纳什作于1593年的《截获信函奇闻》中就有过“标准英语”(Queen’s English)的提法。1602年德克写到某人时有句话说:

大学高级英语下册翻译

Lesson One 1. This picture brings back many pleasant memories of her Spanish holiday. 2. News and weather forecasts reports are staples of radio programmes. 3. By mere accident Tom met in a bar his long-lost brother who was thought to have been killed in action during the war. 4. Bill intuited something criminal in their plan. 5. They think that obsessive tidiness in factory is a bad sign . 6. Yesterday his mother sold several years’ worth of paper and magazines. 7. His heartening speech impelled us to (work with) greater efforts. 8. Those who enjoy pulling off a miracle often fail. 9. As language students we should have a sense of nuances of plain words and expressions. 10. The rude behavior of Mrs. Taylor’s adopted son is driving her into a nervous breakdown. 11. I like to see films in general, and American Western and horrors in particular. 12. In some sense Mary saw in her aunt a surrogate of her mother. 13. My father never equivocated, and he always gave some brief but poignant opinions. 14. Though he disabled, he never tries of helping people. 15. In any country, those who are remiss in their duty must be severely punished. 16. Awareness of the fact that the child was in danger impelled the policeman to action. Lesson 2 1. A. The chances are that they will be held up by traffic on their way to the airport. B. the plane takes off at 6:35. It would be a pity if they couldn’t make it. 2. Another popular notion which is in fact a misconception is that expensive clothes invariably raise one’s status. 3. Can you imagine what kind of life a man has lived who aspires to excellence and abhors mediocrity 4. A copy of our latest product catalogue will be sent free of charge if you will fill up the form on the reverse of this card and post it. 5. It will be an absurdity, if not a catastrophe. If half of the population of this city abandons their posts and goes in for business. 6. Because they want their kids to be somebodies, some well-intentioned parents exercise enormous pressures on their children and the results all too often prove the reverse. 7. The revered professor predicted that these brilliant young people would surely make their way in the scientific-technical realm in a few years.

高级英语1 第二课课文翻译

第二课 广岛——日本“最有活力”的城市 (节选) 雅各?丹瓦“广岛到了!大家请下车!”当世界上最快的高速列车减速驶进广岛车站并渐渐停稳时,那位身着日本火车站站长制服的男人口中喊出的一定是这样的话。我其实并没有听懂他在说些什么,一是因为他是用日语喊的,其次,则是因为我当时心情沉重,喉咙哽噎,忧思万缕,几乎顾不上去管那日本铁路官员说些什么。踏上这块土地,呼吸着广岛的空气,对我来说这行动本身已是一个令人激动的经历,其意义远远超过我以往所进行的任何一次旅行或采访活动。难道我不就是在犯罪现场吗? 这儿的日本人看来倒没有我这样的忧伤情绪。从车站外的人行道上看去,这儿的一切似乎都与日本其他城市没什么两样。身着和服的小姑娘和上了年纪的太太与西装打扮的少年和妇女摩肩接踵;神情严肃的男人们对周围的人群似乎视而不见,只顾着相互交淡,并不停地点头弯腰,互致问候:“多么阿里伽多戈扎伊马嘶。”还有人在使用杂货铺和烟草店门前挂着的小巧的红色电话通话。 “嗨!嗨!”出租汽车司机一看见旅客,就砰地打开车门,这样打着招呼。“嗨”,或者某个发音近似“嗨”的什么词,意思是“对”或“是”。“能送我到市政厅吗?”司机对着后视镜冲我一笑,又连声“嗨!”“嗨!”出租车穿过广岛市区狭窄的街巷全速奔驰,我们的身子随着司机手中方向盘的一次次急转而前俯后仰,东倒西歪。与此同时,这

座曾惨遭劫难的城市的高楼大厦则一座座地从我们身边飞掠而过。 正当我开始觉得路程太长时,汽车嘎地一声停了下来,司机下车去向警察问路。就像东京的情形一样,广岛的出租车司机对他们所在的城市往往不太熟悉,但因为怕在外国人面前丢脸,却又从不肯承认这一点。无论乘客指定的目的地在哪里,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根本不考虑自己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找到目的地。 这段小插曲后来终于结束了,我也就不知不觉地突然来到了宏伟的市政厅大楼前。当我出示了市长应我的采访要求而发送的请柬后,市政厅接待人员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声调悠扬地长叹了一口气。 “不是这儿,先生,”他用英语说道。“市长邀请您今天晚上同其他外宾一起在水上餐厅赴宴。您看,就是这儿。”他边说边为我在请柬背面勾划出了一张简略的示意图。 幸亏有了他画的图,我才找到一辆出租车把我直接送到了运河堤岸,那儿停泊着一艘顶篷颇像一般日本房屋屋顶的大游艇。由于地价过于昂贵,日本人便把传统日本式房屋建到了船上。漂浮在水面上的旧式日本小屋夹在一座座灰黄色摩天大楼之间,这一引人注目的景观正象征着和服与超短裙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 在水上餐厅的门口,一位身着和服、面色如玉、风姿绰约的迎宾女郎告诉我要脱鞋进屋。于是我便脱下鞋子,走进这座水上小屋里的一个低矮的房间,蹑手蹑脚地踏在柔软的榻榻米地席上,因想到要这样穿着袜子去见广岛市长而感到十分困窘不安。

高级英语课文翻译

青年人的四种选择 Lesson 2: Four Choices for Young People 在毕业前不久,斯坦福大学四年级主席吉姆?宾司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他的一些不安。 Shortly before his graduation, Jim Binns, president of the senior clas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wrote me about some of his misgivings. 他写道:“与其他任何一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在看待成人世界时抱有更大的疑虑 ,, 同时越 来越倾向于全盘否定成人世界。” “More than any other generation, ” he said, “ our generation views the adult world with great skepticism, there is also an increased tendency to reject completely that world. ”很 明显,他的话代表了许多同龄人的看法。 Apparently he speaks for a lot of his contemporaries.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倾听过许多年轻人的谈话,他们有的还在大学读书,有的已经毕业,他 们对于成人的世界同样感到不安。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I have listened to scores of young people, in college and out, who were just as nervous about the grown world. 大致来说,他们的态度可归纳如下:“这个世界乱糟糟的,到处充满了不平等、贫困和战争。 对此该负责的大概应是那些管理这个世界的成年人吧。如果他们不能做得比这些更好,他们又能拿 什么来教育我们呢?这样的教导,我们根本不需要。” Roughly, their attitude might be summed up about like this:“ The world is in pretty much of a mess, full of injustice, poverty, and war. The people responsible are, presumably, the adults who have been running thing. If they can’ t do better than that, what have they got to teach our generation? That kind of lesson we can do without. ” 我觉得这些结论合情合理,至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There conclusions strike me as reasonable, at least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对成长中的一代人来说,相关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社会是否完美(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是这 样),而是应该如何去应付它。 The relevant question for the arriving generation is not whether our society is imperfect (we can take that for granted), but how to deal with it. 尽管这个社会严酷而不合情理,但它毕竟是我们惟一拥有的世界。 For all its harshness and irrationality, it is the only world we’ ve got. 因此,选择一个办法去应付这个社会是刚刚步入成年的年轻人必须作出的第一个决定,这通 常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Choosing a strategy to cope with it, then, is the first decision young adults have to make, and usually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 of their lifetime. 根据我的发现,他们的基本选择只有四种: So far as I have been able to discover, there are only four basic alternatives: 1)脱离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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