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档网
当前位置:搜档网 ›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该如何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

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

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毋庸置疑,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风险已逼近“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在官方数据上中国还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增长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导的铁公机与房地产构成,如今这两个推动机已临近崩溃。当支撑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消耗一空,人口红利逼近零点,中国拿什么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邓聿文先生在《全面改革的可能性及政改限度》中提出中国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包括经济、社会、政府和政治几个方面,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经济领域的改革重点有三:

一是打破垄断,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

二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

三是加强金融体系建设,解决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

社会领域的改革重点有四: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消除两极分化;

二是放权于社会,加快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

三是废除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破除阶层流动障碍;

四是强化社会参与。

政府的改革重点有二:

一是限权和放权,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将政府垄断的权力下放给社会,让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有限政府;

二是大力反腐,力争在反腐败上有制度突破。而上述改革要深入,都会触及到政治改革。

事实上,发展经济仅仅是治标,政治转型才是治本。发展中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实现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

因此,推进公平正义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前提。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而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当前最

急迫的问题。

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必须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促进公民权利平等。

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如果不启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改革,社会将会积累更大的风险和危机,这对新领导的权威建立非常不利。

要知道,当前国民已不再满足于“面包时代”,能否让每个国民过得有尊严、活得踏实,对执政者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考验,但同时也是个足以名垂千古的机会。

相关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