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战略)区域不均衡发展资料

张颢瀚，又名张曾芳，经济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江苏

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兼职教授。著有《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对策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论》、《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基础》、《韩国文化模式与现代化》等，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工作之余毕十年精力主持编纂完成《古诗词赋观止》一书。

记者：中央确定了下世纪中叶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由于我国各个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区域差距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关注。区域差距是否具有必然性呢？

张颢翰（以下简称张）：我国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区域间发展条件的不平衡决定的。各个地区之间，由于自然资源、区位优势、交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产业基础等差异，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基础和条件，由此必然形成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记者：既然区域间不平衡是一种必然现象，那么我国这种不平衡状态是否会长期存在？今后发展的差距是否会不断扩大？

张：首先，区域间不平衡发展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表现。近现代各国经济的发展一般都经过工业化起步阶段、加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与工业化加速阶段的两个区域，不平衡发展一般会有扩大趋势。但是这里的扩大是共同发展基础上的相对差距扩大，不是绝对差距扩大。目前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发

展基本属于这种情况。处在加速发展与稳定发展阶段的地区之间，两者的差距可能逐步缩小，西方发达国家多经过了这一阶段，我国尚未进入这一阶段。其次应看到不同体制、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对区域差距的不同影响。在单一市场机制下，由于市场以效益为导向，落后地区的投资效益相对较低，单纯的市场调节必然加剧不平衡。在单纯的计划体制下，通过行政的强制手段，一味追求平均，一平二调，可以解决不平衡问题，但其结果是抑制了双方的共同发展。比较适合的方式是以效益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政府进行适度的调控，使不同地区能够在不平衡中共同提高，共同发展。

记者：在不平衡中实现共同发展，这是一个比较具体也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能否就这一问题谈谈看法？

张：区域的发展从地域结构上看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发展问题，作为西部地区在发展战略上应当注重加强城市的中心功能，充分发挥城市在一个大的区域中的增长极功能，发挥城市的辐射、推动作用。其次应当从不同层次区域中心功能的角度加强县城与乡镇的建设，加速中西部县、镇的发展，使大、中城市依托小城镇对四周形成梯度辐射传导。就中西部的差距来看，主要在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问题。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与农村的城镇化，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乡镇企业发展。

记者：有人提出乡镇企业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现在进行的企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将成为历史，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张：我以为，在我国发展总体进程中，乡镇企业是一个与中国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过程。我国农村人口多、底子薄；在农村实现现代化就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实现农村这“两化”

需要长期的巨大的投资，依靠城市积累投资似不可能，只能主要依靠农村自己。由于产业投资效益的差别，要在我国多数农村推进“两化”的实现，就不能忽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业的反哺，对农业机械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内在关联和长期支持，是城市经济无法取代的。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并注重体制上的不断更新与技术上的创新，是一个与农村现代化并行的过程，只有农村实现了现代化，乡镇企业才有可能成为历史。

记者：在区域共同发展中，政府担负着重要职能，政府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

张：各级政府有不同职能，中央政府在制定全国宏观战略和政策时，应当对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放开搞活，以增强发展能力，并以此作为对中西部地区支持的经济基础。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应在基础建设与发展教育等方面重点支持，在财税政策上适度倾斜，重在提高中西部的自我发展能力，而不是苛求缩小差别。对于中西部地方政府来说，我以为应当在发动、助动、制动和主动上下功夫。发动就是制定好本地区发展规划，注重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引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助动就是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战略政策的实施中积极推进；制动就是对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和现象要及时

制止和控制；主动就是在推进本地区发展中，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出主意、想办法，走在群众前面。江苏省实施“区域共同发展”战略，推

进后进地区发展；云南省实施全省农业科技电脑专家系统，推进农业

科技发展，都产生了显著效益。在后进地区发展中还有一个关键，就

是要充分发掘两种资源潜力，发挥两种资源效益。

记者：何谓“两种资源”？

张：从广义上看，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都可以作为资

源看待和利用，这些资源有自然性资源，有社会性资源；有有形资源，也有无形资源。前者可以包括土地、矿产和劳动力等，后者可以包括

科技、文化、观念和体制、政策等。如何充分发掘这两种资源，使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在制定发展战略中，后

进地区注意到了如何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性资源，如何最大限度地

发挥其效益还不够；科技、文化、观念、体制和政策这些无形资源，

对经济社会发展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更加长久地发挥作用，

目前尚未从资源角度引起重视。后进地区的文化观念一般较落后，需

要开发，需要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体制的改革可以解放生产力，大

有开发潜力；中央给予后进地区许多政策，是无成本资源，可以利用，特别是这些政策可以转化为本地区的具体政策，变为无成本的“再生

资源”，可以大力挖掘利用。两种资源都有极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程中，关键

是要解放思想，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制度创新，注意发挥优势与特色，不断开拓、开放。

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一种规律现象。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就是一种非平衡态系统。由于某些区域在地理位置、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等方面存在着禀赋上的差异，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的初始条件本身就是不均衡的。在此认识基础上，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系列非均衡理论，如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农的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等。这些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地域较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似乎找不到均衡发展的先例，象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强国，也都是从非均衡发展开始的。

改革开放后，我国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也选择了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我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使东部沿海地区得到率先发展，其示范和带动作用是历史性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区域经济差距被人为拉大，并且超出了“适度”的范围，协调发展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也是非均衡发展的第二部战略。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区域经济的势能一旦形成，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的难度将会变得很大。这些年国家在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上不可谓不重视，但并无大的起色。究其原因，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在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是阻碍经济协调发展的隐性因素，其影响具有持续性。因此，我们在平衡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此问题应有充分的认识和积极的对策。

所谓“路径依赖”，又可称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特征，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而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其主要思想是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主观抉择，是各种制度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是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各要素之间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发挥作用。制度是最重要的要素，直接决定其他要素的配置和整体效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国内经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表面上看是经济上的差距，实质上却是制度上的差异（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通过区域制度的非均衡性安排来实现的。这种非均衡发展的结果，拉大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差距，更是制度变迁路径和速率上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形成对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持续的：

首先，在初始条件上，以吴越文化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制度条件率先进行了制度的转型，这种制度创新的初始选择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下使之迅速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形成了创新和发展互动的路径依赖惯性特征。通过这些制度创新活动,

不仅获得了制度和市场优势,形成先入为主的市场地位，而且还获得了市场知识和思想观念创新的“累积效应”。而内陆地区由于受地理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缺乏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压力和内生性制度需求的情况下，制度被长期锁定，形成了对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惰性特征。这种初始状态下的制度选择所导致的两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区域制度环境的差异将不断拉大，难以逆转。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落后恰好是经济落后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最难改变的因素。

第二，关于报酬递增来源的理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要素投入减少但产出依然递增的解释。若按照报酬递减的理论，那些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应该受到要素投入的限制。但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仍然在增长，而且与不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在拉大。从中国的地区差异看，沿海发达地区继续作为全国的经济增长引擎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报酬递增是发达经济保持优势地位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基础的增长理论也可以称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学”。因此，报酬递增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客观规律之一。造成报酬递增的原因可以通过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来解释。人们观察到，在产出的增长中有越来越大的一个部分不能由投入的有形要素所解释，经济学家把这个部分称作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一个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起的作用越大，其可持续性就越强。全要素生产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来源应当是制度的创新。报酬递增规律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可以通过对制度的不断创新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制度创新导致报酬递增这种良性循环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路径依赖。

第三，报酬递增规律从另一个侧面也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是我们传统观念上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而是制度。在市场条件下，制度环境可以看作是固定要素，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不可复制性；而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为流动要素。在区域经济竞争中，流动要素必然流向市场环境好、收益高、制度成本低的地区，从而产生产生循环累积因果论中要素的“回流效应”，即极化效应。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要素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从未停止过。制度环境的差异越大，这种流动就越强。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就是以其制度优势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获取顶极人才，以保证其国力不衰。在我国，这种不对称的生产要素流动，使流出地为流入地负担成本，在产品价格与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不同步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内陆地区利益的流失，形成了地区间的“马太效应”。

按照传统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目前尚未产生循环累积因果论中的“扩散效应”和不平衡增长论中的“涓滴效应”，梯度推移理论中的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目前也未自然发生。在市场制度下这种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生产要素的“回流效应”所产生的报酬递增的临界点未到来；二是通过制度和技术的联合创新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使报酬递增得以持续。因此，目前依靠市场机制无力改变非均衡发展中的路径依赖，全面协调发展的提出和实施只能依靠政府之手。

第四，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政治资源的区域分配不均衡所导致的路径依赖的影响也将长期存在。我国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分配是一致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以计划经济手段在东部沿海地区创建市场经济模型，并赋予其优惠的政策、制度创新的探索和试错权利。同级行政区的领导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在国家政策制定和讨价还价能力等方面均高于内陆地区。这种政治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使国家的各种政策长期向东部倾斜，国家重大投融资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严重不均，这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重要物质起点。当先开放地区完成制度转型后，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在与内地发展竞争中更处于优势地位。为维护地方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他们也将极力维护原有的制度安排并对这种非均衡制度安排产生路径依赖，这也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之一。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一种规律，非均衡发展实现后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也是一种规律。因此，从非均衡发展到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从五大湖向南部和西部的梯度转移经历了几百年；巴西于1960年向内陆迁都至今未能改变严重的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俄罗斯开发东部更是举步维艰。我国的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在市场条件下，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的经济距离一旦拉开，将会得到强化，难以逆转。因为市场的理性选择是嫌贫爱富，个人的理性选择是利益最大化。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寻求通过政治途径对既得利益进行制度性保护。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对由非均衡发展向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阻力。作为平衡和协调经济发展的主导者——政府，一方面要逆市场方向而做，加大对内地的投入和转移支付的力度，作为对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的成本补偿；另一方面，应当在公平的制度环境下，解决路径依赖问题，重点是解决内地的“体制锁定”。由于制度与技术以及利益分配的超稳定均衡，只能依靠外部力量来打破这种均衡状态。诺斯指出，要扭转“路径依赖”和突破原有“体制锁定”状态，必须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也就是说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和技术创新，应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不是内生变量，由外界强行植入一个新的制度和技术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发展的过程中再逐步内生化，演变为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这两方面工作，前者可喻为输血，后者可喻为造血，二者应同时进行。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和选择

吴文丰

我国从1949年建国到今天，区域政策经过了从均衡发展战略向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变，在参考诸多材料的基础下，将这一转变进行简单梳理，且提出新时期新的发展战略：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并论证其合理性。

一、均衡发展战略向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变

建国之初至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我国实行的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传统均衡发展战略，主要是围绕中、西部开发展开。既有其当时的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又有其社会主义公平因素和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正确认识的影响。产生的结果是：对于开发中西部资源、支援东部地区经济建设和增强全国的经济实力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总的效果并不佳，牺牲东部和全国的整体利益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既没有让中西部脱贫，而且限制了东部的发展，浪费了东部的地理人才优势，且对于中西部的投资规划不合理，“山、洞、散”等布局模式，遗留问题颇多。40多年的均衡发展战略，最终以失败告终。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急于寻求新的发展战略，此时也有大量国外先进的经济发展理论传入国内，其中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转变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森的区域成长理论。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经济早期发展阶段，区域差距

会扩大，倾向于不均衡成长，随后区域将不均衡程度会趋于稳定，当发展成熟之

后，区域成长会逐渐缩小，倾向于均衡成长，在这其中极化、扩散效应相互作用。本质上是一种由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理论。

从国际角度来说，国外很多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采用了这一发展战略。举例来说，美国在其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先是发展东北部五大湖地区，然后向中西部、西海岸、南海岸、墨西哥湾转移；日本也是先发展那沿海，然后向腹地推进。

鉴于此，我国开始正式采取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即重点突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一是投资倾斜。向东部沿海的投资比例逐年提高；二是改革开放梯度倾斜。实行先开放沿海，逐步内陆的开放格局；三是政策倾斜。优先发展沿海，实行经济特区等优惠政策。出现的结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东部被解放，优势被释放，资源被利用，资金被引进，政策被使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问题和反思

非均衡发展战略产生的成果是巨大，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就可以看出，这里不太详谈。但是三十年采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失误：

一是区际经济差距全面拉大。西部地区在各指标上全面落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改革30年中，西部地区的GDP增速慢于东部地区。人均GDP方面，西部地区人均GDP在1952年为全国平均值的69.5％，在1978年下降为约68％，到1998年则进一步下降为57.9％；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在在1990～1998年间又出现较大程度的下降(由22.81％下降为18.99％)；财政支出占全国的比重在1990～1998年间也明显下降(由29.09％下降为24.09％)。这些比较表明，改革后，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大大加剧了，这种情况在改

革进入中期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西部地区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呈下降趋势。二是地区经济倾斜与产业结构倾斜不协调。产业结构上，西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及东部地区相比，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仍然偏高，而且市场化水平低，技术比较落后，广种薄收的传统生产方式仍比较普遍；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低于全国和东部地区近7个和8个百分点，而且主要是资源型与军工型的企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能力弱，轻工业落后尤其明显，对人民生活改善作用不足；第三产业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最接近，但这并不表明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因为评价产业结构先进与否的标准除了产值指标，还应看其产业内部构成的现代化程度，西部的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商品流通业与旅游业，信息、金融等新型第三产业发展则全面落后，而且由于改革滞后等原因，人员素质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要

求有较大差距。

三是区域之间的经济摩擦和碰撞日益加剧。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两个诱因：一是价格体系严重扭曲。长期以来，我国存在价格体系不合理，农副产品、能源、原材料和矿产等初级产品价格偏低，剪刀差严重，造成中西部资源利润流向东部，东部获得了“双重利润”。二是政策上的攀比。东部认为优惠政策促进经济更快发展是必需的，中西部也需要“雪中送炭”，都要求政策上、资金上更多倾斜，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之间的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三、新战略选择：非均衡协调

战略上的改变必须考虑成熟，而且事关重大，马虎不得。而中国过去的非均衡发展那战略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改变战略成了必须之举。要到共同繁荣、社会和谐的目标，必须认真思考下一步应该采取哪种发展战略。当期，固有的发展模式有两种：

一是均衡发展战略。即均衡分布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但是这种战略的要求比较高，必须经济成长到一定阶段和发展水平方可采用。否则，分散财力、人力、物力，发展效果低。不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二是非均衡-均衡发展战略。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所采取的战略，先非均衡，在均衡，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突出的问题是倾斜的尺度过大，东部与总西部差距拉大，西部的生产能力不强，人才外流，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和落后，成为我国经济整体实力提升的一个瓶颈，因此调整和完善区域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当前学术界最为推崇的是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主要内容是：第一，经济的发展要有重点、有差异、有特点，而不能平均用力，非均衡系统中需要存在支配性力量和增长极，不同时期要选择不同的重点地区。第二，我国的特殊国情与国外有所差异，尤其是中西部基础较差、发展落后，需要在东部发展的带动下，实现中西部和沿海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摘要]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如何实现区域经济之间的平衡发展已成为

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典型的地区——粤、苏、浙三省根据各自要素分布的特点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资本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人力资源与外资密集型的工业园模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模式。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东北部、中部、西部等各经济区域实现经济发展与赶超战略的关键在于根据

自身要素分布的特点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建立起相应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

在实行区域经济差别式发展二十余年来，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林毅夫、王绍光等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正呈现扩大趋势。那么，经济发展滞后地区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呢?本文以此为思路，首先对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思考其他地区的有效借鉴模式。

一、分析框架

本文以Mankiw增长模型为基础，对我国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进行考察(1990—2004)。采用C-D生产函数将三要素经济增长模型的人均对数形式表示为：

在式(1)中，对人力资本的测量是分析的难点。本文采用对各类受教育水平进行加权测算，相应权重由主成分分析法加以确定的方法来考察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定义：a0=Ln(A0)，yt=(Yt／Lt)，kt=Ln(Kt／Lt)，ht=Ln(Ht/Lt)。同时，考虑到模型中相关变量具有单期滞后效应，即变量T期值依赖于T－1期值的情况。那么式(1)可表示为：

二、经济发展典型区域的发展模式分析

运用计量模型对经济发展典型的粤、苏、浙三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进行考察。通过三要素模型的长期协整方程，考察各解释变量的长期贡献度水平；通过误差修正方程，分析各解释变量增长率的贡献度水平。经单位根检验表明，三省相关变量数据均为，(1)变量。首先，考察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广东省。其协整方程式与误差修正模型表示如下：

式(5)、(6)表明，对广东经济增长的长期水平而言，人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每增长1％，将各自带来人均工业产出增长0．28、0．35、0．37个百分点。在该省经济增长中，对人力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的敏感度要高于对物质资本投入的敏感度。而对短期经济增长而言，人均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和人均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0．30和0．16，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为0．056。

其次，我们考察江苏省经济增长情况。其协整方程式与相应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式(7)、(8)协整关系意味着，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角度来看，江苏人均物质资本、人均人力资本和人均劳动等三要素对人均产出的贡献度分别为0．38、0．39和0．23。同时，其技术水平以0．0271的速率作用于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人均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和人均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0．40和0．08。

最后，对浙江省进行考察。考虑到以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为主的浙江省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进步率较低，我们把技术变量中的时间趋势降为较低值：设定5年为一变动水平。运用OLS进行回归，其结果如下：

该模型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度分别为0．42、0．29和0．29。

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0．33和0．44，表明该省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和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率的贡献度相对都较大。

以上结果有两个特点：一是各要素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有较大的差异；二是每个区域的误差修正模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与相应协整方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往往成反向变动的趋势。何以解释?本文认为这正是体现了各省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趋势。

我们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出水平在三省的横向比较出发来考察这个问题。图1、2、3分别为对数形式的三省人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出在样本期内变化情况。

先分析三省经济发展中各要素的贡献度趋异问题。各要素贡献度分布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物质资本相对密集的地区，该要素的贡献度相对较小；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地区，该要素的贡献度却相对较大。

在物质资本贡献度方面：广东为0．29；江苏为0．38；浙江为0．42。从图1、3可以看出，在样本期内，广东省与苏、浙两省的人均产出水平相差并不大，但其物质资本存量却远高于后两者。因此，广东经济依赖于一种相对的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从广东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以物质资本和技术为发展主导的外资和国有工业企业数占总量的54．10％，其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占总量的比率更是分别高达77．76％和83．81％。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广东物质资本的贡献度相对较小而苏、浙相对较大的现实状况了。

再考虑人力资本的状况。图2中，对三省人力资本的排序水平是：浙江最低，广东居中，江苏最高。根据人力资本贡献度分布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协整方程中人力资本贡献度的拟合值是合理的，即浙江为29％，广东居中为35％，江苏则高达39％。我们再通过三省的实际教育发展水平加以考察。根据相关数据，江苏省劳动力中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比率要比广东和浙江分别低5％和9％，而其拥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比率要比浙江高2．8％、比广东高1％，在高等教育水平方面，江苏、广东在样本前期有较大优势，但后期三省基本上处于持平状态。

其次，我们认为各地区短期模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与相应的长期协整方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反向变动的趋势实际上反映了各省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发展趋势。

先分析浙江省的情况，其物质资本的存量在样本初期与广东、江苏有一定的差距，但近年来的发展则与其他两省逐渐趋同(图1)，而人力资本初始存量尽管较低，但样本期内的绝对增长量却是最显著的(图2)，为该要素对数值的1．88个点，远高于江苏和广东的0．88和1．71的水平。这说明，在短期的经济增长中，浙江的物质与人力资本正在日益加速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文中式(9)的各要素对式(10)的反向修正也表明，浙江工业经济的发展在短期内正从劳动密集方式向以资本、科技为先导的大中型方向发展。

就江苏的情况而言：物质资本的绝对增长量是最为显著的(图1)，为该要素对数值的1．91个点；人力资本的绝对增长量却是最低水平(0．88个点)。这实际上体现了江苏经济工业园模式的典型特征。在近十几年中，江苏一直以引进港、台、日等外资为主，结合其在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使其较快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日益

体现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趋势。

广东经济的发展趋势则是另一种模式。从上图1-3可以看出，就生产要素的作用而言，广东经济发展已逐渐不具有特别优势。实际上，广东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式(5)、(6)表明，广东经济增长中技术变化的贡献度都是相当的明显，远高于其他两省的水平。从近期广东实际经济发展来看，其工业企业的数量实际上一直处于减少的趋势，而是在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后，向集团化和高新技术化的方向发展。

以上分析，使我们较好的实证了传统生产要素对三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差异及相关的现象解析，得出了三要素增长模型下地区发展工业经济的主要特征：经济发展应当从地区实

际条件出发，特别是利用自身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并建立相应的特色工业经济发展模型。

三、经济增长典型模式的特征与其他地区的相应借鉴方式

东部三省经济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典型，关键在于有效利用自身的优势：既指传统的生产要素，也包括制度变革因素；既考虑经济发展初期的优势状态，更分析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广东模式的特点：在对外开放的特殊条件下，高度外向化的广东经济运用其出口导向型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特点，充分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经济。当前，广东经济逐渐从初期依赖资本的状态向以技术和研发为重点的集团化和高新技术化的方向发展。

江苏模式的特点：采用新加坡式的工业园经济，形成了以县域为特点的苏南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是能够带来较小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引进外资等因素的结合，且难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因而后继发展相对比较乏力。

浙江模式的特点：在初始发展阶段，考虑到资本要素相对缺乏和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状况，大力发展对资本要求比较低或者说固定资产相对较少的中小型劳动力密集型民营加工企业。当前，浙江经济逐渐向以资本、高科技为先导的大中型企业方向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在通过吸引外资和建立工业园区等方式来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更需要根据自身的要素分布优势、经济发展阶段来借鉴经济发展典型地区的发展模式，从而来确立自身相应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东北部四省区，在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存量方面有较大的优势，而且作为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各种矿产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比较完善。因此，就经济增长的短期赶超战略而言，借鉴广东模式，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工业经济应当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先方向。在目前国家已提出振兴老工业基地政策的情况下，实践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对原有国有大中型工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结构重组，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它们恢复活力，并引导它们走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化道路。

对中部地区的各省份而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他们的主要优势，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人均水平都相对偏低。因此，我们认为中部发展的重点应当摆放在浙江模式的中小型民营工业经济方面。因为中小型民营经济体主要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而对物质和人力资本的要求比较低，这样有效的利用自身优势，同时规避了比较薄弱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改变了原来的国有经济主导发展模式，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对西部各省区而言，把二元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城乡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短期内实施经济增长赶超战略的关键。目前，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西部地区发展外向型工业经济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已逐渐显现。因此，在发展工业经济中，一方面，学习浙江模式，发展各具特色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加工工业，充分开展该地区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边境贸易，使自身的区位优势得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发展；另一方面，坚持国有工矿企业的重工业发展道路，并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来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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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从表面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中的问题造成的，但从我国内部看，区域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影响我们应对危机、解除困境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在我国快速发展的三十年中，沿海地区依靠扩大开放，依赖国外市场，大幅度提高了自己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但同时，由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忽略自身产业结构提升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改造步伐，使得东部地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始终处于产业结构的末端，其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发展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经济发展的环境、资源成本越来越搞；另一方面，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但由于地区之间缺乏合理的分工，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良好的互动发展格局没有形成，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加工型的产业不能合理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制约了中西部地区的加快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解决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过大。区域差距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虽然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加速扩大的势头有所减缓，但区域间人均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过大，而且呈继续扩大的态势。

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来看，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1.86倍、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7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50.31%、29.06%和20.63%变为59.27%、23.36%和17.37%，东部地区比重不断上升，中西部地区相对下降。

居民收入水平的区域差距虽然小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但也呈扩大趋势。1978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西部的1.1倍，是中部地区的1.2倍，到2007年，分别扩大到倍1.5和1.46倍。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幅度大于城镇，表明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是区域收入差距的主要方面。

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受到各种社会福利，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要扩大。因为一方面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性补贴无法统计，如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公共品的消费，比如用电、公交等，实际收入被低估；而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可能被高估，如果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第二年生产的生产资料，其收入更低。

二是特殊类型区域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老少边穷地区贫困问题依然突出。我国592

个国家扶贫重点县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容易脱贫的地区基本脱贫，继续扶贫攻坚的难度越来越大。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生产方式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解决温饱难度大，脱贫任务十分艰巨。由于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财力不足，基本公共服务短缺，上学难、看病难、行路难、喝水难、看电视难、听广播难。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社会公平，还可能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

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压力大。近年来，我国三分之二的矿山进入中老年期，四分之一的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由于经济严重依赖资源开采和加工，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滞后，伴随着资源型产业萎缩和经济增速下滑，职工下岗失业问题十分突出。由于贫困率高和贫困人口的聚集，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上访事件不断出现。

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突出。我国落后地区往往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如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的部分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原因及人为的过度开发，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增加了这类地区发展的难度。这类地区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需要更加关注缩小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更加强调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是区域无序开发问题突出。由于财政体制、政绩考核制度等原因，我国一些地区不顾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盲目发展加工业，造成地区间产业结构雷同，不合理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十分突出，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和发展方式转型的步伐。表现在：

其一，在不具有优势的地区竞相发展价高利大的加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如在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发展高耗水产业，在能源短缺地区发展高耗能产业，在环境容量已经不足的地区继续发展高污染产业。华北地区是我国水资源最短期的地区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四分之一，但由于在该地区大规模发展高耗水的钢铁、氧化铝、水泥、铁合金等重工业项目，造成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大范围的地下漏斗，甚至部分地区出现沉降。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供应十分紧张，但一些地区不顾其制约，仍大量引进高耗能产业，只好从远距离调运能源资源。近年来又出现了在沿海地区集中布局石油化工产业的趋势，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带来巨大的挑战。

其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全国主要工业品有8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或者严重过剩。以钢铁工业为例，2007年我国钢铁产量已经达到4.89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36%，但布局分散、集中度低、国际竞争力不强。此外，在汽车、石化、有色金属、建材等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复建设的问题。

其三，区域合理分工格局尚未形成。由于长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使得东部沿海部分地区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忽视产业升级和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单纯依靠廉价的劳动和土地要素维持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但在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其弊端凸显，而中西部地区丰富的劳动力、矿产、土地资源，却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资源价格不合理等因素也难以发挥作用。面对金融危机，适时加快各地区结构调整步伐，有利于加快建立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

四是协调区域间关系的体制机制不健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固然有自然、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但根本原因在于区域协调体制与机制的不健全。表现在：

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机制具有使要素价格和要素收益均等化的作用，当发达地区的水、土地、劳动、能源、环境及其他资源价格上涨、收益下降时，资金必然流向这些要素价格较低的欠发达地区，从而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我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要素价格还没有充分反映其稀缺程度，特别是多数发达地区对土地费用等要素价格进行补贴，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资金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由于户籍、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不能充分地在地区间自由流动，难以形成区域间合理的竞争关系，发达地区利用了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但没有付出应有的社保、教育等成本。资源价格偏低，既造成对资源的过度需求和浪费，又误导一些地区盲目发展高耗能、资源性产品。

财税体制仍需完善。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清，基层政府财力薄弱，造成欠发达地区政府难以为当地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对经济基础薄弱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名目繁多，但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偏小，不能满足和适应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要求。2006年我国中央对地方发挥均等化功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仅占全部转移支付总额的11.3%。

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尚不健全。实施区域管理和区域规划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各类规划之间如区域规划、行业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体系规划等缺乏法律支撑下的协调机制，因此造成“规划规划、墙上挂挂”，区域规划的内容在实际管理中无法落到实处。区域管理体制不健全，政出多门，机构职能交叉重叠，资金多头分散，缺乏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和稳定的资金渠道。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加强体制机制的创新步伐，包括加强区域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建立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以及推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建设等。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及对策

李晓燕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8(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江西南昌330022)摘要：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文章分析了我国区域发展现状，探析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平衡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

关键词：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对策建议

一、我国区域发展现状

长期以来，由于区域原因和国家在东、中、西部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造成了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具体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教育水平和区域科技发展水平进行。

1.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看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统计，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4万元，按目前汇率折算接近I800美元。不过，不同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差距较大．其中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为2．37万元，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124%、155%和49%。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省份为上海，达到了51 429元人民币(约6 600美元)，已达到中上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5 340美元)；而最低的贵州省仅为5 206元人民币(约670美元)，仍处于世界上低收人国家水平(人均GDP450美元)，还不到中下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人均约1 480美元)的一半。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近10倍。从总体上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地区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2．从区域教育发展水平看

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我国各地区劳动力素质产生巨大差距。特别是西部地区，劳动者素质整体上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从2003年的统计情况看，我国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数为114 500人，其中东部为41 490人，占36．2％，中部地区为31 135人，占27．2％，西

部地区为41 876人，占36．6％。而大专以上的人口中，东部地区为72 999人，占46．2％，中部地区为61 796人，占39．1％，西部为23 195人，占14．7％，东部与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差距巨大。从东中西部人才的学历结构来看，东中西部也有很大的差异，西部地区高学历人才的比重低于全国和东部的平均水平，而中等以下学历人才的比重高于全国及东部地区。再从教育经费投入情况来看，2003年东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是29 358 218元，占全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额的53．6％；中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额为13 496 729元，占全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额的24．6％，是东部地区教育经费投人额的45．9％；而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额为11 945 330元，只占全国教育经费投入总额的21．8％，是东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额的40．7％。因此，从总体上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相差较大，与人力资本投入有密切的关系。

3.从区域科技发展水平看

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科学技区的科技水平是一个国家兴旺发展的根本。我国东中西部的科技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也有显著的区别。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R&D经费支出方面看，2003年，东部地区R&D投入是1 094．7亿元，是西部地区223亿元的7倍还多，是中部地区244．8亿元的近7倍。从2003年各地区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情况来看，全国2003年各地区专利申请量为231 292项，其中东部地区为171 874项，占

74．3％；中部地区为34 042项，占14．7％；西部地区25 376项，占11．0％。由此可见，2003年申请的专利绝大部分在东部地区，说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来看，2003年底，我国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8 993 619人，其中东部优7 667 168人，占40.4%，中部有6 164 362人，占32.5%，西部5 162 089人，占27．1％。无论是从相对人员数量上还是绝对人员数量上来说，中西部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都低于东部地区所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数。

二、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根源

1.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差异

东部地区面临海洋，地势平缓，有良好的农业生成条件，水产品、石油、铁矿、盐等资源丰富，这一地区开发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龙头作用。中部地区位于内陆，北有高原，南有丘陵，众多平原分布其中，属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和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占有全国80％的煤炭储存量，重工业基础较好，地理上承东启西。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地势较高，地形复杂，高原、盆地、沙漠、草原相间，大部分地区高寒、缺水，不利于农作物生长。西部地区开发历史较晚经济发展和技术管理水平等远远落后于东、中部地区。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中西部地区地质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尤其是西部地区，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既不利于人类居住，也不利于农业生产，是贫困地区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

2.国家政策制度上的倾斜

首先，国家在制度创新资源配置方面的倾向。只有改革，才能促进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是以点带面，制度创新的试点都安排在东部。中央设置经济特区是根据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国情考虑的。我国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是中央在东部先设置经济特区，授予这些特区制度创新的试点权，然后再向全国推广完成。借助制度创新，东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向了经济腾飞。其次是国家对外开放政策方面的倾向。1980年到1984年，国家批准广东、厦门经济沿海14个东部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对外开放城市，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经济体制改革实验区充分发挥和利用东部沿海地区已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区域优势，我国对东部沿海地区在财政、资金、投资等方面实行倾斜性优惠政策，使东部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

3.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提出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区域间梯度推进策略，改变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产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和轻加工工业为指向。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在我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在中西部建设了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但大多数属增值程度差的采掘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加工深度和加工层次都很低，产品扩散能力较弱。与当地农村的产业结构相差悬殊，不利于对农村乡镇企业形成可靠的发展依托，资源优势没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相反，市

场化区域梯度推进战略使东部地区市场迅速发展使该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支撑东部地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发展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束缚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4．“溢出效益”没有得到公平补偿

西部的一些重大开发项目，受益最大的地方不是投资所在地，边际收益呈由弱渐强向远方聚集。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矿产和生物资源等，被专家们喻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库”，然而西部主要是为东部发展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初级产品（包括初加工产品），这种区域分工带来的不公平实际上是在透支子孙的生存与发展资源，牺牲代际公平，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发展畸形，影响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资源价格的“溢出效益”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西部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建设上往往需要做出奉献或牺牲。在西部创造的一系列“溢出效益”里，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这些非公平因素加重了非均衡发展的程度。

三、促进我国区域均衡发展的对策

促进东、中、西三大地带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确立的区域发展目标，但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近年来却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中部地区面临着“经济凹地”困境，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