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公瘴说警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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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公瘴说警人心

作者：彭匈

来源：《人事天地》2014年第03期

世人所谓“为有李梅双郡守，人间始觉重昭州”，其中的李指晚唐诗人、昭州郡（今平乐）代理郡守李商隐；而梅，则是宋代世称“梅公”的政治家、诗人梅挚。梅公“文章政事，卓然有声”，官至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学士。宋仁宗景祐初年（公元1034年）出任昭州知州。当时他是从“人间天堂”苏州、杭州来到人称“瘴海疠地”的昭州。地方人士提醒他，昭州自古乃岭南烟瘴之地，人一不小心沾上瘴气，十有九死，望千万小心。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与观察，梅挚发现地方盛传的“瘴气致死”，并无传说的那么可怕，倒是另一种“瘴气”对社会世风危害极大。于是笔锋一转，直指官府弊政。指出官场上存在“五瘴”，乃为：“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帏薄之瘴也。”梅公指出，当时官场上盛行的横征暴敛、冤假错案、大吃大喝、与民争利、作风败坏等“五瘴”，比之自然瘴气，其毒大有过之。他写道，“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着必殒。”为警励时人，梅挚于城东北凤凰山上建亭一座，将《五瘴说》全文刻于壁上。昭州百姓将此亭称为“梅公亭”。至南宋，有官员朱晞颜把这篇《龙图梅公瘴说》加上跋语，刻在桂林龙隐洞石壁之上。当年郭沫若先生来广西考察，曾在梅公瘴说碑前驻足良久并有感赋诗：“榕树楼头回壁深，梅公瘴说警人心”。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把这篇精短政论视为“官家药石”。清乾隆年间，官居内阁首辅的临桂人陈宏谋将历代廉政文献选其重要者编著为《五种遗规》，梅挚的《五瘴说》收入其中。十九世纪新加坡在制定其廉政法规时，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可见《五瘴说》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梅挚一生曾在多地为官。庆历后他深获朝廷信任，任御史之职，留下了不少有口皆碑的闪光点。他除了清正廉洁，不畏强权，上书直言，为民请命等诸多事迹外，于嘉祐二年与朝中重臣欧阳修、王珪等同为当年科举最高主考官。他协同欧阳修等，改良文风，不拘一格，力排众议，使地处巴蜀偏僻之地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脱颖而出，选为进士。此事在中国文坛及科举史上均为一时佳话。

梅挚于宋仁宗景祐五年（1034年）知昭州。梅挚在昭州主政二年，与本地百姓结下深厚

情谊，并对平乐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留下深刻印象。他以充沛的感情，写下了长律《昭潭十爱》，抒发他对平乐的士子、山水、道路、寺观、音乐、果酒等的毫无保留的挚爱与赞美。我们从中也可看出，昭州在他的治理之下，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景象，同时我们还看出闪烁其间的一位地方大员的责任感和赤子之心。原诗较长，共十段，每段八句。现仅录其每段前面四句以见一斑：“我爱昭州水，湘漓共一源。本无汙泥滓，去有棹歌喧。我爱昭州士，平居富塾庠。兴贤遵汉诏，论秀美周乡。我爱昭州观，裁基压大溪。一楼云驻隐，双表鹤归迷。我爱昭州寺，东西占景开。门临九峰列，僧自五天来。我爱昭州路，优游不险崎。九疑通舜野，八桂绕秦祠。我爱昭州角，呜呼古郡衙。万愁萦桂水，一曲阻梅花。我爱昭州月，间宵入绮楼。凉生荔浦树，冷熨桂江秋。我爱昭州乐，供官不在多。薰风齐乐圣，淑气且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