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

?心理健康是税务干部素质健全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提升公共行政管理水平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税务干部的心理健康却是长期以来被忽略的一个话题，处于基层一线的税务干部心理健康更是问题重重，不少干部的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工作干劲不足、有的甚至还滋生出一些不良心理。笔者认为当前各级税务机关应该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并做好基层税务干部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现有人力资源较为紧张的情况下进一步挖掘工作潜力，充分调动人员主观能动性，促进税收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基层税务干部心理健康现状

随着税收工作改革和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对基层税务干部综合能力素质要求的日益提高，导致相当一部分基层税务干部感到工作与生活的心理压力日渐增大。目前，在税务机关中，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个人及整体事业发展。经过调查走访，笔者认为基层税务干部目前存在以下五种不健康的心理表现：

1、敷衍心理。对愈来愈多和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感到力不从心，于是采取敷衍、搪塞、推诿，不承担责任。部分年龄偏大的同志，认为职务晋升无望，没有奔头，工作上自认为差不多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安于现状，进取心、创新力不强。

2、紧张心理。随着管理的高要求、工作的高标准、执法的高风险，基层一线的工作十分繁重，整个税收工作始终处在要求高、压力大、矛盾多的忙、繁、难之中，超负荷工作、加班加点，人少事多的矛盾正进一步加大。

3、畏难心理。面对繁重的税收任务和精细化管理的高要求，少数干部工作不能适应，每天疲于应付，存在畏难情绪。不少同志知识老化，学习意识不强，沉浸于老经验、老做法，不愿通过学习改变现状，工作见到苦的、累的赶紧逃避。

4、攀比心理。不少干部在把自己的收入、待遇与企业老板、待遇高的部门相比，觉得自己职位低、工资低，工作多，当公务员吃亏，于是，工作消极，出工不出力，对工作的热情大大降低。

5、焦躁心理。由于工作完不了、做不好，上级又批评催促，于是产生焦虑烦躁，甚至忧郁、失眠、头痛等，使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不少干部处于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存在相当大的生活压力。子女就业、老人生病每件事都需要妥善处理，有一定的后顾之忧。

二、影响税务干部心理健康的因素

一是组织工作强度大，人员质数难以支撑。以石家庄市矿区地税局为例，全局共有税务干部38名，分布机关2室3科及基层4个分局，每个部门平均4.2

个人，处于基层一线人员24人。全局管辖个体及私营以上纳税人882户，其中个体户536户，私营以上企业346户。2008年完成各项税收任务12538万元，同比增长39.3%；2009年上半年完成税收任务7429万元，同比增长1.5%，分摊到基层一线税务干部，平均每人征收任务达570万元以上。另外一方面，教育、医疗、就业、消费等诸多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不少处于中青年的干部，家庭负担较重，面临的困难也相对较多。工作、家庭两方面都疲于应付，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二是税收工作压力大，执法风险高。税务部门业务繁琐，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压力较大。精细化管理和执法责任追究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更大的责任风险。此外，在实际工作中，基层税务干部还承担着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各种活动、检查、考核以及报表报送繁多，工作流程及审批权限愈趋严格，税务干部越来越担心执法不到位甚至不正确，而受到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究，这在基层税务机关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是绩效考核不健全，自我价值难以体现。目前各级税务机关尚缺乏一套相对合理、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比如，这种机制既要调动年轻同志的工作积极性，又要相对照顾到老同志、女同志，如何对一些无法量化的工作进行考核等等，都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考核评比家家搞，年年做，形式上是越来越规范，成效上却越来越难突破。每年先进名额受到限制，每个人的绩效对比没有反映，受关注的人和事相对集中于少数人、少数单位，而由于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绩与效的对等，始终存在“吃大锅饭”思想，容易挫伤工作积极性。

四是心理疏导途径缺失，压力不能及时释放。部分干部职工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自身价值难以实现，或离预期目标相差较远，或合理需求不能实现，从而产生焦虑、抑郁、恐慌等精神症状，甚至形成敌对心理，造成思想疙瘩、产生矛盾、工作压力没有化解渠道，容易导致税务干部产生不健康心态。

三、提高基层税务干部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径

一是调整能力结构，浓厚学习氛围。就基层税务机关而言，税收任务是结合财政税收完成情况,并考虑税源增减因素及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下达的,税务干部人事调配、资源利用、经费支出等也是有一定权限的，只能依靠于人员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组织学习培训来调增干部的学习氛围，改变任务压力大造成的心理问题。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注重基层税务机关的特点和自身建设的特色，按照“学以致用”的原则，针对队伍知识能力构成和素质差异现状，从实际出发，合理调整和定向培养“三个

”业务能力层次人员，即一是着力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工作创新能力，精通税收业务，能独立带队开展各项工作，进行税收业务和纳税辅导的领军人物。此类人员应占干部总数的30%左右；二是激励培养具有相当工作能力，熟悉税收业务，能胜任并兼顾2个以上岗位工作，能独立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业务骨干力量；三是引导培养基本胜任本职工作，能协助配合开展税收工作，能在指导下完成有关工作任务的部分工作人员。此类人员应在30%以下。使每一个干部职工明确自己努力的方向，更好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二是参加社会实践，树立高尚意志品格。要以基层税务干部为主体，组织并引导大家参加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税务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学习、劳动、文体、团队及社会公益等各种活动的深入开展，培养大家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在活动中逐步养成自制、坚持的意志品质，矫正盲目、固执、鲁莽等不良性格，陶冶干部的情操，促进其全面发展，培养和塑造良好的心理素质，使干部在有益的、丰富的心理训练和实践活动中形成符合需要的健康人格。

三是创新工作机制，激励人员发展进步。积极引进各种竞争机制、任用晋升机制、奖惩激励机制，加强对干部职业道德、规范化服务和技能的培训，大力实施科技兴税、人才兴税战略，进一步实施“减负增效”工程，把干部从繁琐的形式劳动中解放出来，通过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来挖潜增效，让干部从税务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利益、见到实惠。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活动，帮助干部解疑释惑，切实帮助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缓解干部来自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压力，培养他们良好的心理素质。每年组织一次干部家庭情况调查，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四是开展心理健康疏导，构建丰富交流平台。要在税务系统内探索建设一支以素质较高的专职政工人员为骨干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队伍，设立帮助和咨询热线或网页栏目，引导和帮助干部处理好工作、学习、健康、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具体问题。定期统计和分析干部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在日常工作中，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实施心理诊断与辅导。组织开展生动活泼的具有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邀请专门心理专家为干部开办专门课堂，帮助干部了解自己，学会自我分析的方法，引导干部广泛运用各种激发意志努力的手段如自我激励、自我督促等，掌握自我忍耐、自我安慰等自我调节手段，改造消极性格，培养良好性格。











人社部最

新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公务员队伍９０％是科以下干部，６０％在县以下机关工作。作为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直接实践者、执行者，基层公务员的精神状态、能力、素质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水平，影响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当前广大基层公务员的价值取向、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对于工作生活的感受情况，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自２０１２年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以来，许多学者将学术基础研究和社会问题分析紧密结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科研究中心的资助下，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调研组针对价值观、心理健康、幸福感、工作倦怠感和角色压力等５个方面的问题，先后在山东、福建、陕西、湖北、黑龙江、安徽、湖南、浙江、山西、云南等１０个省份，对当地党政部门中在职在岗的县处级以下（含县处级）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规模累计２４８２人次，初步揭示了当前我国基层公务员的心理状况。
品德自律是基层公务员价值观体系构成的首要因素本次调查从“品格自律”、
“家庭本位”、“守法从众”、“人伦情感”、“名望成就”、“金钱权力”、“公共利益”、“才能务实”等８个方面对基层公务员的价值观进行了调查。
基层公务员群体最为看重的价值取向是“品格自律”
调查显示，８个维度中品格自律最受基层公务员重视，紧随其后的取向维度依次是“公共利益”、“才能务实”、“人伦情感”、“名望成就”、“守法从众”和“家庭本位”，而“金钱权力”取向则排在了基层公务员群体价值观序列位置的最末端。从调查结果来看，基层公务员价值观显现出了以“品格自律”、“公共利益”、“才能务实”和“人伦情感”优先的亲社会导向，而“名望成就”、“守法从众”、“家庭本位”和“金钱权力”四个维度则依次顺延至第二梯队。其中，品格自律被放置在了最为优先的位置，也进一步印证了“道德自律是领导干部价值观生成机制的首要选择”这一观点。基层公务员对品格自律的实践，不但具有较高的主客体互动价值，同时也是领导干部自我规范、自我促进、自我调节、自我容忍和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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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务员群体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尤为

强烈
对于公务员而言，为人民服务是其职业行为的基本准则和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虽然个人的才干能力在基层公务员的价值取向排序中也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基层公务员群体对于公共利益的优先意识更为强烈，而基层公务员群体对公共利益维度的深切关注也正是落实“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现实表现。
基层公务员群体具有严谨、高自我克制的人格与行为特点守法和权力是基层公务员价值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转型期，在相关制度有待完善的体系下，基层公务员群体既要具有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也要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对家庭及其成员的重视，实际上是与“人伦情感”相对应的一种价值取向。干部群体对于家庭的正确态度不仅关系到其个人的生活，同时也对社会稳定与执政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基层公务员群体中，金钱权力的位置处于８个维度的末端，这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和“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的义利观念。
基层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良好，但仍需关护特定人群本次调查中，我们对基层公务员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总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被调查对象在心理健康测量中的得分平均值达到７.９８分（满分为１２分），标准差为２.４５，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别为——０.００８和——０.４９７。进一步对参与调查者的得分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基层公务员群体目前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在０——１２分的范围内偏向于中等偏上水平。以６分为中界值，大约有６５％左右的被调查者得分要高于６分，形成了向高分段聚集的趋势。
“８０后”群体心理健康得分显着低于被调查者的平均得分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基层公务员之间的差异特性，我们将参与调查的基层公务员以１０年为单位进行了代际划分。分别计算了不同代际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得分，其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５０后”为８.２６分、“７０后”为８.１８分、“６０后”为７.９７分、“８０后”为７.５６分。这也提示我们要在今后的干部队伍建设过程中重视和加强对青年干部群体心理健康方面的关心及教育。与此结果相对应，工作年限相对较短的基层公务员（这一部分基层公务员与“８０后”群体具有较大重合），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得分也明显低于总体的

平均水平。对于这一结果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青年基层公务员群体多数人从事现职工作年限不长且刚刚毕业不久，正在面临来自于工作（例如定岗、调岗、升迁等）和生活（例如择偶、购房、养老育小等）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压力，这都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和程度的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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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与级别与心理健康状况呈现出正相关
比较发现：基层公务员群体学历越高，其心理健康的状况表现越好；其中，具有本科学历的公务员人群（８.１９分），其心理健康的水平显着高于那些学历为“大专及以下”的群体（７.５５分）。高学历基层公务员相对而言具有较多的知识储备，其中包括有关心理健康保健的信息，这对其提升自身心理耐挫能力和调适能力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在行政级别方面，不同行政级别的基层公务员表现出显着不同的心理健康水平。其中，行政级别为科员的基层公务员（７.６６分），其心理健康水平显着低于行政级别为科级的基层公务员（８.１７分）。科员处在综合管理类公务员序列中级别的最底端，是众多具体行政事务的直接“操办者”。因此，对应科员级别的基层公务员群体，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任务是繁重的，其所感受到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随着行政级别的不断提升，对应个体的年龄也有所增长，人生经历不断丰富，生活日趋稳定，工作业务相对熟悉；此时，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感受对其所形成的冲击不像刚参加工作时那样明显，进而有助于其健康心理状态的养成。
基层公务员幸福感呈现出总体向好、内部差异明显的特点作为积极心理健康素质重要的组成部分，幸福感是个人对预定目标和理想时感到满足的状况和体验。调查显示，基层公务员的幸福感呈现总体向好的态势。在工作满意度方面，基层公务员的得分平均值为４.１１分（满分５分），标准差为０.６９，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别为——０.９１５和１.２０７；其得分主要集中在３.５—５分之间，大约占到总调查人数的７０％，整个得分呈现了较为明显的正偏态分布。而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基层公务员的得分平均值为４.５７分（满分７分），标准差为１.５１，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别为——０.４５２和——０.７７９；其得分主要集中在４—６分之间，大约占到了总调查人数的５５％，其次则主要集中在２—３分之间，大约占到了总调查人数的２５％。
根据“成长期受相同重大历史事件和社

会文化环境影响”这一标准，我们将此次参与调查的对象划分为三个“世代”，即“１９５０—１９６６年”出生的群体（４５岁以上）、“１９６７—１９７８
年”出生的群体（３３—４４岁）和“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出生的群体（３２岁以下），并对上述三个世代群体的幸福感情况进行了比较。
在工作满意度方面，不同年龄段的被调查者的得分呈现出倒“Ｕ”字的变化趋势其中“１９６７—１９７８年”出生群体的工作满意度（４.１９分）显着的高于“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出生的群体（４.０１分）。这一结果表明，不同“世代”的公务员在工作现实评估上的一种感受变化，从新入职后的“懵懵懂懂”到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渐入佳境”、获得认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工作为自身所带来的成就感和物质满足；但是，公务员队伍的升迁并非简单的线性递增，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一定的“职业高原”现象，使得其工作满意度有所降低。
不同年龄段的被调查者在生活满意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其分数由高到低排序为：“１９５０—１９６６年”出生的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最高（４.８８分），其次为“１９６７—１９７８年”出生的群体（４.５７分），而“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出生的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最低（４.２７分）。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千年难遇的伟大变革时代，特别是过去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我们在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上述三个“世代”的被调查者恰好分别处于这一变化过程的不同阶段，作为特殊的职业人群，他们从更多方面、更深层次参与这一过程；“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出生的群体其眼中的生活变化可能是“好”，“１９６７—１９７８年”出生的群体其眼中的生活可能是“更好”，而“１９５０—１９６６年”出生的群体其眼中的生活则可能是“太好了”。因此，基点和标准不同，由此形成的对生活满意度的感受也具有差异。
不同性别、学历的基层公务员幸福感差异明显
其中，女性基层公务员（４.７７分）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显着高于男性基层公务员（４.４８分）。在一定程度上，公务员职业具有强度高、压力大等特点，但不可否认其职业稳定性也是近年来毕业生就业首选和催生“国考热”的重要因素；而女性公务员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岗位，且来自工作中的正负两种性质

的压力也没有男性那么强烈，这都促使其形成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感受。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被调查者（４.３４分），其工作满意度的水平显着高于学历为“本科”（４.１０分）和“大专及以下”（３.９８分）的被调查者。随着公务员队伍素质的不断提升，一些学历高、知识积累丰富的基层公务员逐渐被选拔到重要的岗位成为单位的骨干。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高学历公务员人群的工作积极性与自我成就感，使其自我价值能够更好地在实际工作中得以实现，形成较高的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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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务员中的工作倦怠现象值得重视
提高政府行政效能，首先要提高公务员队伍的工作效率。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基层公务员的工作态度和意识，还要关注他们的工作倦怠问题。工作倦怠意指个人在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身心疲惫、工作投入低、不良的服务态度和人际关系等状态，它是任何类型的职业群体都可能隐含的职业症状。对于基层公务员所表现出来的工作倦怠状况如果不加以重视，势必会对其个人发展、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推进造成损失。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从“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低落”三个维度对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倦怠情况进行的分析研究。其中，“情感耗竭”主要反映的是由于工作而导致的个人的疲劳、衰竭状态，特别是情绪方面的不良反应；“人格解体”主要反映的是个人对待工作对象的负性工作态度和不良的人际关系；“成就感低落”主要反映的是个人对工作胜任感和工作成就感的降低。
７９.８９％的基层公务员存在有轻度工作倦怠的现象调查结果显示，基层公务员在上述三个维度上得分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情感耗竭（１８.４５分）、成就感低落（１２.３０分）和人格解体（１０.５６分），且这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有显着的相关关系。根据工作倦怠各因素的临界值标准，以情感耗竭得分大于２５、人格解体得分大于１１、成就感低落得分大于１６为标准，计算工作倦怠三个维度的检出率（即人数比例）。其中，检出率最高的因素是成就感低落（５１.７４％），人格解体因素的检出率居中（３７。４８％），情感耗竭因素的检出率最低（１８.８３％）。综合上述三个维度的得分情况，我们对基层公务员群体的工作倦怠状况做出联动分析后发现：７９.８９％的基层公务员或多或少存在有轻度工作倦怠的现象，而表现出重度工作倦怠的基层公务员

比例为６.４０％。基层公务员工作倦怠的普遍发生，为我们今后的干部队伍建设敲响了警钟。从其具体表现来看，情感耗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低落三个因素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具有密切的关联。在人数比例方面，“成就感低落”因素的检出率最高，这提示我们对于公务员管理和任用的改革，一方面要加强各类岗位的轮换，另一方面也要给予基层一线同志一定的工作空间，完善进出机制和奖惩机制。通过调动基层公务员自主工作的积极性，帮助其实现个人价值与事业发展的有机结合，从而提升工作成就感、减少不良情绪、改善工作态度、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不同工作年限的公务员，其工作倦怠的表现具有较大差异调查发现，相比那些工作时间短、缺乏具体工作磨练的人群，工作时间较长的公务员在工作中形成了较为清晰的个人定位，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人际网络，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待人接物。但也正是这一部分工作时间较长的人群，由于长时间从事相对固定的工作，且明知未来的晋升机会将会越来越少，他们的个人成就感、自信心以及工作效能感都会呈现明显的下降。
如何消除基层公务员工作年限对其工作倦怠的不利影响，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加以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一，避免单一的职务、级别评价模式，形成公开、公正、公平的进退机制和科学规范的选拔、晋升激励制度。从而使那些工作年限较长、工作经验丰富的基层同志再次焕发工作激情，保持良好的个人成就感。第二，加强基层干部的德行和服务意识教育，特别是中青年干部，要自觉提升个人素养、增强自我调适能力，形成积极健康、奋发有为、热情沉稳的个性品质。第三，各级组织要对基层公务员的健康状况予以关心和重视，防止因疲劳工作引发的身心亚健康疾症，提供必要的讲座、检查、辅导等ＥＡＰ（员工帮助计划）服务。
基层公务员角色压力的层次特征鲜明
幸福感越强，压力就越小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调查发现，虽然基层公务员群体在工作和生活两个方面具有相对较高的满意度体验，但是他们同样也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角色压力便是其中之一。
基层公务员群体在角色压力的三个维度上具有鲜明的层次特征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从“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三个方面考察了基层公务员的角色压力状况。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基层公务员在角色压力的得分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具

体而言，问卷题目满分为５分，得分最高的因素是“角色冲突”（３.７３分），得分最低的因素是“角色模糊”（１.７３分），而“角色超载”因素的得分居中（３.１７分）；其中，“角色冲突”和“角色超载”两个维度的得分均超过了中值３分。进一步检验结果显示，“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三个因素两两之间存在显着的差异。
基层公务员需要不断调整自我，以符合所“扮演”角色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基层公务员群体被赋予了多种角色，家庭角色、工作角色、社会角色、政府形象角色、社会公共角色等等。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自我对所“扮演”角色的期许标准，以符合对应角色的需求。这种角色需求不仅体现在不同角色之间的转换上，即便在同一角色上也有着多样化的内容。调查发现，同样作为公务员，不同的行政级别所感受到的角色压力就明显不同。相对于行政级别为处级的被调查者（２.８５分），行政级别为科员（３.３１分）和科级（３.２５分）的基层公务员感受到的来自于角色超载的压力就明显偏高。对于每一个角色，都需要对应履行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普通民众的公权意识逐步增强，他们对公务员的要求与过去也大大不同，这使得公务员群体对自身有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基层公务员每天面对的各类行政事务纷繁复杂，在此过程中经常会发生应对多种角色的需求冲突，表现出相对较高的角色冲突压力。当各类角色需求超出了基层公务员的能力或时间范围，便出现了来自于角色超载的压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基层公务员的角色压力水平呈现逐渐走低的趋势具体来说，相对３０—４５岁的公务员群体（３.８１分），４５岁以上的公务员（３.５８分）所感受到的来自于角色冲突的压力程度明显降低；与此对应，在角色超载方面，４５岁以上的公务员（２.７３分）的压力感知要显着的低于３０岁以下（３.２２分）和３０—４５岁（３.３１分）的中青年公务员。但是在角色模糊方面，３０岁以下的青年公务员（１.９８分）的压力感知要显着高于３０岁以上的公务员人群（１.６８分）。年龄与角色压力之间的关系，其背后隐含着的是“人与工作、生活环境的匹配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工作过程中个人阅历的不断丰富，角色定位将愈加清晰、明确，个人应对不同角色需求时也更加自如，将会有助于其减轻由于角色冲突和超载所形成的角色压力。对于青年公务员而言，除了其本身的职业特殊性外，他们也如其他年轻人

一样，对新的工作岗位、独立的生活变化和复杂的社会万象充满了一种“模糊感”与“不确定性”。如何去适应各种新的人生角色带给自身的挑战，不但需要组织的帮助、亲友的支持，更需要自己在新的环境中不断学习与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快速摆脱由于角色模糊和超负荷给自身带来的压力感，进而达到充分发挥人生价值、服务社会大众的目的。














摘 要：近年来，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特殊的群体，基层政府公务员既要具有完成本职工作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更要具备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调适能力。我国基层政府公务员心理健康的维护与调适，需要统筹政府部门、社会力量、公务员自身等多方面因素，多管齐下，协力而为。一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夯实基层政府发展的物质基础；二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基层政府公务员保障体系；三要强化理念信念教育，营造基层政府良好的内在氛围；四要优化行政生态环境，创设和谐有序的外部环境。
中国论文网 https://www.sodocs.net/doc/1b3548818.html,/1/view-3521054.htm
关 键 词：基层政府公务员；心理健康；维护；调适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９－００６３－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１６
作者简介：宋丽红（１９７９—），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从某种角度而言，国家的兴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无一不取决于政府公务员尤其是基层政府公务员队伍能否正常有序地运转、廉洁高效地尽责。基层政府公务员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其基本素质的高低和综合能力的强弱，不仅直接影响基层政府形象，还深刻影响着行政体制改革的进程。“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优质高效、服务人民”，这是对广大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基本要求。可见，只有具备了较高的综合素质包括心理素质，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目标。不过，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健康研究中心２０１０年底公布的研究结果，我国政府公务员的职业现状令人忧虑，巨大的工作压力、社会压力、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等，致使包括国家公务员在内的７种职业成为当前中国人“过劳死”的高发区。［１］而基层政府公务员的职业现状更加令人担忧，随着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不断地暴露和凸显，这一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一、当前我国基层政府公务员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
当前我国基层政府公务员主要面临着八

大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具体包括：
（一）转向市场经济的落差心理
近年来，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一度跌到了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线以下，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时“收取”或“博得”所谓的费用，也就成为了一种非正规、自发性甚至是常态性的“自我补偿式”的“合情合理”的行为。对于通过钻营政策优惠和漏洞而一跃成为了“成功人士”的某些对象，这种“自我补偿”行为也就隐含了一种“讨回公道”的潜在含义。在这种失衡心理支配下，在这种极端的嫉妒和攀比心理的辐射与感染下，一些基层政府公务员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不断出现的、花样翻新的基层职务犯罪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二）唯权是用的寻租交易心理
一些基层政府公务员利用权力在握之时的高高在上的地位和强大的影响力，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正当的或是不正当的，为一些单位或是个人牟取私利和非法权益，以为自己将来的利益做交易或是交换。一些基层政府公务员过分迷恋、擅于和习惯于进行权力交易，主要缘于现有的体制机制同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所谓的“心理落差”，从而造成了一些基层政府公务员对其未来发展抱有一种不确定感或不安全感。
（三）知识观念更新的紧张心理
伴随着知识经济、市场体制、信息社会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强烈冲击和持续改造，广大基层政府公务员面临着政府管理理念、政府管理职能、政府工作方式、政府工作绩效等诸多方面的重大转变和严峻挑战。广大基层政府公务员只有尽快、彻底地从传统的社会经济观念中解脱出来，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很多基层政府公务员对这种冲击和挑战持有紧张、畏惧的心理。
（四）引入问责体制的担忧心理
广大基层政府公务员处于权力有限而责任无限的尴尬境地，稍有大意就会被一票否决，被摘帽子、换岗位甚至是丢饭碗、被法办。基层政府权力的逐步缩小与其责任的不断扩大，致使基层政府的事权、财权等不相匹配，从而使广大基层政府公务员陷入两难境地，即办事没有钱，不办事失民心。加之一些媒体的片面报道，也让基层政府公务员倍感工作压力巨大，心理压力由此而生并不断加大。
（五）心理沟通不畅的压抑心理
一些基层政府公务员有了心理健康问题，不知道如何宣泄，久聚在心的结果是心力交瘁。压抑心理的加剧和扩大，使一些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态和行为十分的消极古怪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比如：近

年来一再发生的基层政府公务员因为心理过分压抑而自杀的极端事件。另外，当前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基层政府公务员提供更加高效、更加优质、更加均等的公共服务，也给广大基层政府公务员带来了一定的精神压力。
（六）职务晋升的巨大压力心理
由于深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以及按照当前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相关规定，政府公务员的待遇与其职级序列相挂钩，这些客观因素都使基层政府公务员千方百计地“想当官、要当官、争当官”的不良现象得以蔓延。基层政府公务员的仕途之路、晋升之途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如果一味地怨天尤人，不能正视挫折、直面现实，不理性面对、不积极回应，就会使一些基层政府公务员的消极厌世态度和悲观主义情绪滋长开来，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的认知误区。
（七）人际关系敏感的戒备心理
相当比重的基层政府公务员认为，真正的知心知己少之又少甚至于无，而很多的所谓“朋友”大都流于表面。于是，形成了一种“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明枪易躲而暗箭难防”、“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不良交际氛围和行政环境。这种特殊的、扭曲的、微妙的人际社会关系，增加了基层政府公务员的心理困境程度，同时在许多基层政府公务员中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交往戒备心理”。
（八）官至富随的逐利获益心理
为了满足极端膨胀和难以节制的私欲，一些基层政府公务员甚至不顾党纪国法，胆大妄为，铤而走险，极尽搜刮贪捞之能事，涉案金额十分惊人和巨大，而他们却从未想过收手罢手。究其根源，聚财、敛物、食色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性心理和最高的价值准则，官至富随的逐利获益心理已经成为一些基层政府公务员的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心理预期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