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文论对后世的影响

西方文学理论课程论

文

本科生院制

2016年6月

题 目：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影响》 学生姓名：

学 号： 学 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专业班级：

亚里士多德文艺理论的后世影响

摘要

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时期的伟大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逻辑学家、文艺理论家，在众多领域中对后世产生了深渊的影响。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思想为切入点，研究其文艺理论及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本文从两个方面：模仿论、悲剧理论入手，阐释亚里士多德在这两个方面的开创性和影响力，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做进一步的联系和整理工作。

一、模仿论

就像谈论哲学不可能避开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一样，谈论文艺首先不能回避的问题便是文艺的本质，即文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也是古希腊的文艺思想家竭力去解决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赫拉克里特、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的“模仿说”，认为文艺的本质即模仿，但是他的模仿说又所创新。他强调模仿的对象是现实人生，模仿的文艺能够揭示现实生活的普遍本质和必然规律，即“诗比历史更具哲学意味”，文艺创作需要虚构而非照搬现实。由于本文的侧重点在于亚氏文论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所以不再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详细叙述，而以点论方式阐述。

紧随亚氏之后具有代表性的文艺思想家贺拉斯是罗马古典主义的奠基人，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诗艺》中找到和亚氏很明显的承继关系。贺拉斯的古典主义以“合氏”为文学的最高理想，也是文学创作的最

高原则。在他看来，为做到“合氏”，作品需要符合理性、符合规则、恰当得体，再次基础上需要作家发挥自身想象力进行虚构，同时还需要进行刻苦的训练和学习。他认为诗人可以从事创造性的创作,而不仅仅是模仿客观现实。然而创造性的作品其本身必须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这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的整一性”原则，即各个事件必须服务于整体的情节，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贺拉斯说:“我劝告已经懂得写什么的作家到生活中到风俗中去寻找模型,从那里吸取活生生的语言吧。”而亚氏强调，文艺模仿的对象是现实人生，但是并非对照搬现实，而是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加工和提炼。

二、悲剧理论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论史上第一个对悲剧进行比较完整定义的文艺理论家，他在《诗学》中写道,“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他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指出了悲剧的模仿对象、模仿媒介、模仿对象、模仿目的。此外，他提出悲剧艺术的六个必要成分：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歌曲，情节是悲剧的中心，即“情节中心论”。悲剧情节的安排需要做到完整、有一定长度、有紧密必然的联系。悲剧的根源在于悲剧主角的过失。悲剧的效果是对人的心灵有净化作用，即“净化说”和“怜悯和恐惧说”。

贺拉斯在论述悲剧的社会效果时提出寓教于乐的理论。他承认并重视文学艺术的教育功能，认为诗歌在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社会的规范，同时也提供了乐趣。这无疑是对亚氏悲剧效果论的肯定与继承。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对人有教育功能，同时还能给人们带来快感。贺拉斯在此基础上的“寓教于乐”则是在强调诗的教育和娱乐功能时，主张用诗的娱乐性推动其教育功能，同时又以诗的教育功能规范娱乐性，避免诗歌过于土俗。

文艺复兴时期的特里西诺是意大利著名的剧作家和理论家。他在创作风格上完全摆脱了中世纪的“圣迹剧”的传统,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新式悲剧作家。他对亚里士多德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他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怜悯与畏惧”说,进一步阐释了悲剧能引起恐惧和怜悯的深层心理根源。发展体现在在悲剧的要素中,特里西诺将“性格”提到了重要地位。他主张性格塑造应坚持两个原则:美化原则和激情原则。这里的激情原则就是要充分注意表达悲剧主人公感染观众的激情。特里西诺的这些观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意大利另一位戏剧理论家明屠尔诺明屠尔诺反对文学创新,强调遵从古代范例。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的内容应是壮丽和严肃的;悲剧人物应是伟大有名而又善恶并存的;悲剧的效应生净化作用。

卡斯特尔维屈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代表作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诠释》，可以说，他的主要文艺思想都是以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阐释为基础展开的。在评论和阐释中提出自己创造性的见解。针对亚里士多德的“情节中心说”，卡斯特尔维屈罗提出情节安排的“三一律”要求：第一，情节安排必须限定在一个固

定的地点，即为了增强戏剧表演的可信性而将情节安排在同一个地点；第二，故事时间不超过十二小时，即故事发生的时间和表演的时间应该椅子，不超过一天的时间才能增强戏剧的可信性；第三，故事情节的行动碍于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应该只有一个或两个。“三一律”是在阐释《诗学》时提出的，然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虽然提到了对情节整体性的要求，但是他并没有对故事情节的时间和行动有明确的要求，可以说是对《诗学》的一种“误读”，然而这种解读是具有创造性的，因为他的“三一律”突出了文学的真实性，对后来的新古典主义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他针对亚里士多德的“情节中心说”提出了“性格中心说”。他把通过行为表现性格看成是悲剧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悲剧的作用上,他认为悲剧的功能应是娱乐大众,即没有文化教养的人民大众。这些观点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对人的权利的关注。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文论家，或者强调文学艺术的教化功能，或者认为文学艺术兼具教化与娱乐的双重功能，可以说这都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文艺“净化论”的进一步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