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的译介与推广——兼论王尔德童话对我国童话发展的影响

[摘要] 周作人是最早将王尔德童话译介到中国的翻译者，同时也是最早对王尔德童话进行评论的理论家。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人道主义的评价，影响着五四时期对王尔德童话的解读和接受，而王尔德童话对我国现实主义童话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周作人王尔德童话译介评论影响

一

王尔德是19 世纪唯美主义先锋作家，其一生在诗歌、戏剧、童话、小说创作、文学批评等领域颇多建树，其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早在20 世纪初就开始被我国接受，并对我国现代文学发展施以深远的影响。而研究王尔德在我国的接受史，首先要提到的人物就是周作人。从现存的史料看，周作人是我国最早译介王尔德童话的翻译家。1909 年鲁迅与周作人在东京出版了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集子首篇就是周作人翻译的淮尔特（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即著名童话《快乐王子》）。此文用文言文翻译而成。《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的卷末新译预告有王尔德的《黄离》，《域外小说集》（第二册）的卷末新译预告也有王尔德的《杜鹃》，但第二册在1909 年6 月11 日出版时没有王尔德的《黄离》，第二册以后因销行不好也没有再出版下去。虽然除了《安乐王子》外，王尔德其他童话未见译介发表，但从出版预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的重视。而周作人之所以看重王尔德，与其在日本留学生涯和国内形势有关。1906 年周作人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因近视改习土木工程；1907 年夏进入法政大学预科；1908 年夏进入立教大学。后因受兄鲁迅弃医从文影响，兴趣逐渐转向文学，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的译介和理论研究的工作。据《周作人回忆录》记载，1906 年他东渡日本留学不久，就“得到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及所著《儿童研究》，才对这方面感兴趣。其时儿童学在日本也刚开始发展”。

[1](P644)当时在日本王尔德作为唯美主义的领袖人物正被人们重视，其美丽的充满人道主义的童话让周作人为之倾倒。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民族危难之际，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一代知识分子高扬的时代主题，在文学上需要一种破旧立新的作品以推动社会改革，在这种情形下身处日本的周作人选择了王尔德童话的译介以期达到“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的。[2]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共印了一千本，第二册共印了五百本，但根据周作人于1920 年为《域外小说集》所作的“序二”中介绍，这本译作出版的十年中，两册合计只售出四十一本，[2]因此从社会影响看，集子的读者较少，影响范围不大。但是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的关注，引发了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学阵营里译介王尔德作品的热潮，从此王尔德与一大批“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2]当时影响较大的《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刊物，都纷纷译载王尔德包括童话在内的作品。

二

周作人不仅是译介王尔德童话的先锋，也是积极推广、评说王尔德童话的理论家。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安乐王子》的“著者事略”中，对王尔德（时译为“淮尔特”）作如下介绍：“淮尔特素持唯美主义，主张人生之艺术化，尝自制奇服服之，持向日葵之华，游行于市”，“又有童话集二，一曰《石榴之家》，一曰《安乐王子》，其九篇，亦甚美妙，含讽刺。今所译《安乐王子》，即第二种之首篇，可例其它，而特有人道主义倾向，又其著作中之特殊者也”。[2]周作人总结王尔德童话思想特征是“特有人道主义倾向”，可谓一针见血。

周作人这个评价一直影响着五四时期人们对王尔德童话的认识，当时学界对于王尔德童话的认识基本上就是周作人所评价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如1921 年第十二卷第五号的《小说月报》刊登了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民国日报·觉悟》在1922 年4 月分12 次连载了张闻天和汪馥泉的《王尔德介绍》（后来收入商务印书局出版的《狱中记》中，文字略有修订），“这两篇文章对王尔德其人其文的品评颇为翔实得体，基本上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学界对王尔德的认识水平。”[3]沈泽民在文中说“安乐王子是讽刺的短篇神话，很富于社会的同情，

而仍不失其为唯美主义者的本色”；[4]张闻天在读过穆木天的童话译本之后，从文字到作品体现出来的基调都作了批评：“除文字都十分华美、优雅之外，尚有一贯的基调，这就是热烈的爱和敬虔的爱底赞美和嘲笑的、矫激的社会底批评。”[5](P21)

上世纪20 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形势以及周作人自身艺术观点的变化，周作人对王尔德的童话的评价开始从思想价值转到艺术价值的层面。他说：“记录民间童话的人是民俗学者，德国的格林兄弟是最著名的例子，创作文学的童话的是文人，王尔德便是其中之一人。”进而说“王尔德的文艺上的特色，据我想来在于他的丰丽的辞藻和精练的机智，他的喜剧的价值就在这里”。[6](P65)

1922 年4 月2 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王尔德童话》，这是为穆木天选编的《王尔德童话》所写的书评。在这篇书评中他首先澄清了国人对于“神话”“传说”以及“童话”的模糊认识，使“童话”在中国得到正名，进而借用安德鲁·朗在《文学的童话论》中有关“童话”的阐述，指出何为“文学童话”，他认为，“在近代文艺上童话只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内容尽多变化，如王尔德、孟代等的作品便是这文学的童话的最远的变化的一例了”。周作人从王尔德作品的文艺特色这一角度，将王尔德童话与格林、安徒生童话作比，认为王尔德的童话具有“丰丽的辞藻和精炼的机智”，“安徒生童话的特点倘若是在…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那么王尔德的特点可以说是…非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了。因此他的童话是诗人的，而非是儿童的文学”。周作人又引用亨特生的《人生与现代精神的解释者》中的评价，认为王尔德的九篇童话都是“空想的童话，中间贯穿着敏感而美的社会的哀怜，恰如几幅锦绣镶嵌的织物，用一条深红的线坚固地缀成一帖”。[7](P107)

在这个书评中集中体现了周作人对王尔德童话的基本观点，归纳起来有：一是肯定王尔德童话“丰丽的辞藻和精炼的机智”和感伤的风格。这一评价是沿袭了佩特等人的说法。1888 年《快乐王子及其他童话》出版以后，沃尔特·佩特评论说，王尔德的童话“充满了精致纤巧的韵味和纯正的英语风格”，[8](P370)之后赵景深、巴金也沿袭周作人的说法。二是认为王尔德童话虽反映社会，但有颓废思想，“空想的童话，中间贯穿着敏感而美的社会的哀怜”。这个评价与当初“人道主义倾向”有所不同，是受时代潮流影响的评价。三是指出王尔德童话的成人化倾向。周作人明确指出：王尔德的童话是“非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它“纯粹是诗人之诗”，“而非是儿童的文学”。这与周作人秉持的儿童观有关，周作人的儿童理论主张“儿童本位”，王尔德童话成人化是他所不赞成的。

1909 年至1923 年“这一时期正是周作人一生中思想发展最明亮的时期，也是他对新文学最有贡献的时期”，[7](P3)这也周作人从事儿童文学活动的时期。虽然王尔德童话在周作人儿童文学活动中并不是主要的内容，但是周作人的推介对于王尔德在我国传播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周作人译介王尔德童话立足点完全是因为社会转型期的需要。王尔德童话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反叛社会的元素，被周作人所注意并推崇之后迅速得到知识界的认同。在中国新文学的最初发难期, 正是由于周作人的积极推介才令王尔德童话被我国文学界所关注，从而进入中国读者的接受视域，从童话接受开始，扩大到戏剧、诗歌、小说、散文以及唯美主义理论的接受，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掀起了“王尔德热”。从这个意义说，王尔德被中国人接受，周作人功不可没。

三

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如茅盾所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9]这一时期我国儿童文学基本内容是翻译（重译与直译）外国儿童文学、采集民间口头创作、改编传统读物，而儿童文学创作多借鉴国外儿童文学。童话作为儿童文学中的一类，其现代化也是在五四时期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不少作家都是从爱读童话、翻译童话到创作童话，他们从西方童话“新的内容”中获得有益的启发与感染，接受并吸取用以促进自己的创作。王尔德童话由于周作人等人的推广，这个时期逐步受到国人的关注、重视。从时间

上看王尔德童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我国现代童话创作的初创期，影响的重要表现则是对我国现代童话的奠基者叶圣陶童话创作的影响。叶圣陶说：“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我是一个小学教员，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10](P1)

过去研究者多认为叶圣陶借鉴安徒生，认为他早期作品中那些满蕴诗意的形象和境界、奇幻瑰丽的想象以及寓理于情的格调都是受到安徒生童话影响的结果。其实叶圣陶童话创作中也深受王尔德童话的影响，他的代表作《稻草人》如有些论者指出的那样，在主人公形象、情节结构及所展示的社会主题方面，都与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种相似显然是出自前者对后者的摹仿。[11] 叶圣陶其他童话，如《一粒种子》《地球》《富翁》等篇在歌颂劳动者的同时，讽刺了不劳而获的富人。在《眼泪》里，作者告诉我们，这世上之所以会有诸多不合理现象，是因为人们丢失了同情心。《大喉咙》反映了大机械生产给人们造成的苦恼，《旅行家》中来自很远的星球的旅行家在地球上看到了众多的贫富不均现象。在这些童话里蕴含了许多“成人的悲哀”在里面。《鲤鱼的遇险》《画眉鸟》《玫瑰和金鱼》《花园之外》《瞎子和聋子》《克宜的经历》等篇批判现实的因素就更明显。叶圣陶童话的内容融入对现实的思索，这便使其童话的主题具有了较强的现实性，而这种现实性与王尔德童话的影响有着不可质疑的联系。对于叶圣陶后期童话转向现实的原因，郑振铎已在《稻草人·序》里做过著名的论述，不可否认“冷酷而悲惨的现实”不允许他永远沉溺于美丽的童话人生，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仍在于来自外部的影响。这个说法是十分准确的。

王尔德童话所蕴含的对现实的反映、对苦难的怜悯的精神影响叶圣陶童话创作并由此形成中国现代童话创作中“稻草人主义”（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促进了我国童话的发展，其作用是不可置疑的。但“稻草人主义”强调社会批判意识，注重写实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童话创作中“幻想”的发挥，而其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也使童话创作中理性主义、教育主义泛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童话的出现和五十年代教育童话的勃兴，如追问原因，王尔德的影响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对于王尔德童话的影响、接受，我们应该注意，历史上的影响、接受主要局限在思想内容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尔德童话艺术上就没有可供我们吸纳之处。王尔德是19 世纪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宣扬艺术的纯美，认为艺术的目的就在其本身。王尔德在其唯美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其童话创作呈现出最富有浪漫色彩的唯美主义情调，《快乐王子》《夜莺与蔷薇》《自私的巨人》等这些让人“心碎”的童话既有唯美主义的伤感美和超越美，又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幻想美、神秘美、诗意美。五四时期的学者也看到了王尔德童话唯美主义色彩，如沈泽民评价“安乐王子是讽刺的短篇神话，很富于社会的同情，而仍不失其为唯美主义者的本色”[4]但由于社会变革的需要，人们重视的是其“矫激的社会底批评”，而看不到其唯美主义艺术层面的超越，因此几乎没有人真正重视王尔德童话里“丰丽的辞藻和精练的机智”以及童话里那些幻想美、神秘美、诗意美，这不得不说是接受史上的时代局限。从当下我国童话创作现状看，王尔德童话里那些充满浪漫主义因素的成分，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依然是我们所缺少的，依然能给我们当下童话创作以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1]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2]鲁迅,周作人.域外小说集·序[M].上海:益群书社,1920.

[3]王列耀.王尔德在中国的评介与争论[J],文学研究参考,1987,(4).

[4]沈泽民.王尔德评传[J].小说月报,1921,(5).

[5]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6]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7]王泉根.周作人与儿童文学[M]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

[8]赵武平.王尔德全集(第5 卷)[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

[9]矛盾.关于“儿童文学”[J].文学,1935,(2).

[10]韦商.叶圣陶和儿童文学[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

[11]黄云生.有开山之功,非经典之作[J].儿童文学导报,19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