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舍府的倒塌》之不可靠叙述与坡的美学政治

《厄舍府的倒塌》之不可靠叙述与坡的美学政治*

王　广

内容提要：艾伦坡的名篇《厄舍府的倒塌》中的不可靠叙述主要表现为审美价值观上的不可靠判断，偏向理性的叙述者与偏向非理性的隐含作者在审美观念上的距离产生反讽效果，反讽的对象是叙述者及其代表的大众审美观，艾伦坡借此来戏谑、讽刺、瓦解对方，以达到宣扬自己美学观念的政治目的。

关键词：《厄舍府的倒塌》　不可靠叙述　美学政治

作者简介：王广，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文学。

Title:Unreliable Narration in"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and Poe's Aesthetic Politics

Abstr act:The unreliable narration in"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mainly appears as unreliable evaluation in terms of aesthetic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narrator,who prefers ration,and the implied author,who prefers the opposite,produces irony,with the narrator and the popular aesthetic views he represents as its object.The author thus attains his political goal of advocating the aesthetic views that he supports by parodying,ironizing,and disintegrating the opposing views.

Key wor ds:"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unreliable narration　aesthetic politics

Author:W ang Guang,is from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Major academic interest includes American literature.

艾伦坡（简称“坡”）的故事几乎全部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表面上看，可以达到直接的叙事效果，使叙述更加可信。然而，第一人称叙述引发的不可靠性似乎更值得探讨。从加格诺（James Gargano）的《坡的叙述者的问题》一文，以及汤普森（Thompson）的《坡的小说：哥特故事中的浪漫主义反讽》开始，有关坡的叙述者可靠性的讨论持续升温。这些研究或给予坡的小说以整体观照，或聚焦于其中一篇，出发点大致相似，结果却不尽相同，有些看到讽刺，有些却看到戏仿和愚弄。（Amper45）若依循这一批评传统，探察坡的名篇《厄舍府的倒塌》中的不可靠叙述，我们则会发现，正是对该叙述策略的使用，让坡能够通过小说实现更深层次的目的，也让小说蕴含了更丰富的意义。一、叙述者的（不）可靠性

不可靠叙述（unreliable narration）概念首先由韦恩布思（Wayne C.Booth）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中提出，开创了不可靠叙述的修辞研究方法。韦恩布思提出了“隐含作者”的概念，并认为，“当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一致时，其叙述是可靠的，否则，其叙述就不可靠”（Booth158-159）。此类不可靠叙述通常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中。韦恩布思将不可靠叙述分为两个轴线：“事实/事件”轴与“价值/判断”轴，即叙述者可能在故事事实与价值判断上做出不可靠的叙述，出现这种情况时，就会产生一定的“反讽”效果。隐含作者是反讽的发出者，读者是反讽的接受者，而叙述者则是反讽的对象。

韦恩布思的学生詹姆士费伦（Ja me s

Phelan）继承和发扬了其理论，除“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报道和“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判断外，又增加了“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可靠解读。詹姆士费伦又进一步将三个轴线上的不可靠叙述细分为六个类型：错误报道、不充分报道、错误判断、不充分判断、错误解读、不充分解读。（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133）下文将基于修辞方法，解析《厄舍府的倒塌》中“我”的叙述的（不）可靠性。

小说基于这样一个情境：“我”在亲历一件离奇、惊悚的事件之后，向听众/读者讲述该经历。“我”是一个“同故事叙述者”，既是事件的参与者及见证人，又是事件的报道者。作为事件的参与者及见证人，“我”的叙述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及可靠性；这种可靠性主要体现在“我”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同时，为了增强叙述的可靠程度，“我”还不时直接或间接转述故事主人公的看法，让读者/听众直触主人公内心，为叙述的可靠性增添砝码。从故事的逻辑上看，叙述者也并未留下特别明显的破绽，整个事件的因果关系交代得比较清楚，尤其在一些比较怪诞的方面，例如厄舍府的主人罗德里克厄舍的病因，其双胞胎妹妹梅德琳厄舍“死而复生”的原因等等。

然而，作为事件的叙述者，由于自身的主观性及局限性，“我”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做出错误的或不充分的叙述。詹姆士费伦指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有一个人物——叙述者，不管这个人物是主人公、目击者，或与行动相隔甚远的转述者，可靠性的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费伦82）。

故事的叙述者虽然参与了事件，但更是一个目击者，如此一来，便引起两个问题：①叙述者无法完全了解整件事，只能以有限视角进行叙述，容易产生不充分甚至错误的报道、判断和解读。以梅德琳厄舍为例，叙述者“我”与她只有三面之缘，且每次只是匆匆一见，并未有任何深入了解，有关她的情况也只能从罗德里克厄舍口中得知，因此，针对梅德琳厄舍假死，梅德琳厄舍与罗德里克厄舍之间超越兄妹的关系，以及风雨交加的晚上听到梅德琳厄舍从棺材里出来、打开地下室门、在地下室走道里挣扎的声音时便无法进行正确或充分的报道。错误的报道有时会伴有错误的认知。在“我”和罗德里克厄舍将梅德琳厄舍的遗体安放好，打开棺盖瞻仰遗容时，看到“疾病……在她胸口和脸上留下一抹淡淡的红晕，在唇上留下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1]（180），在当时的情景下，“我”错误地认为红晕和微笑是疾病造成的，并未认识到这些有可能是生命的迹象。当然，这里的不可靠叙述只是暂时的，随着叙事进程向前发展，“我”通过转述罗德里克厄舍的话道出了真相，对之前的不可靠叙述做了补偿。②作为目击者的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加入了大量个人的评价、感受等，这些评价和感受可能与事实相符，也可能不符。事实上，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叙述者努力渲染恐怖阴森气氛的意图，整篇叙述使用了大量表达恐怖、阴森、神秘含义的词汇。通过叙述者之口，秋日、乡野、厄舍府、仆人、医生等等均已非其原有本色，而是蒙上一层阴森色彩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然而正是这种过度渲染让读者对其叙述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从忠于叙述者自身的角度来看，这些主观的描述可能确实是“我”当时当地的真切感受，因此，就这一方面而言，这种叙述是可靠的。而对于故事本身，如此主观的叙述话语显然只是一己之言，虽未必不可信，但可能带有预设的偏见，至少应该将其可靠性打上问号。

此外，叙述者的话语中时有相互矛盾的价值判断，令人生疑。“我”提到在观察厄舍府时产生了一种幻想，以为古厦周围氤氲着一种独特而神秘的毒气，同时，叙述者插入了一句使用了现在时的回顾性视角叙述，认为这种幻想是“荒谬的”（172）。费伦认为，在同故事叙述中，“当叙事功能独立于人物功能运作时，叙述将是可靠的和权威性的。当人物和叙事功能相互依赖地运作时，叙述可能是可靠的，也可能是不可靠的”（费伦83）。同故事叙述者的回顾性视角属于叙述者的叙述功能独立于人物功能在运作，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因此，“这种幻想是荒谬的”这一回顾性论断是可靠的，推翻了叙述者作为故事人物产生的幻想、对烟气做出的判断。

“我”对故事主人公罗德里克厄舍也持有相互矛盾的看法，时常徘徊于恐惧与欣赏之

间。“我”对罗德里克厄舍的感受大多偏向怪诞、恐怖的一面，他的个性、气质、思想、言谈举止，在“我”的眼里通常蒙着恐怖、怪异的色彩。他的容貌变化、疾病、藏书、诗画、音乐，凡此种种，在叙述者的眼里无不透着怪异的色彩。而另一方面，“我”又不时表现出对罗德里克厄舍的欣赏之情。他的肤色和眼神虽让“我”吃惊害怕，容貌却依然引人注目；他的吉它弹奏得如泣如诉，音乐多即兴创作，风格不羁，让“我”如临梦境；在绘画上也表现出超凡的天赋，有着超常的想象力；“我”甚至被他所感染：“他那奇异而令人难忘的迷信想象正在影响着我，过程虽慢，却肯定无疑。”（180）如此截然相反的看法同时出现在“我”的叙述中，难免让读者对其可靠性产生怀疑。

纵观以上几点，可以得出以下判断：①“我”的叙述有其可靠的一面，也有不可靠的一面。②有关虚构故事事实的报道具有较高的可靠性。③叙述者在叙述其作为故事人物对虚构故事事实的看法时通常表现得过于主观，同时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可靠程度不高。换言之，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通常发生在价值/判断轴上，且多与叙述者的审美价值判断有关。

二、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审美距离

叙述者对自己的直接描述并不多，且大多是看到某些人物、行为，或听到某些声音、言谈时的反应。关于叙述者的身份，唯一能够直接获知的是，他是故事主人公的儿时朋友，此行的目的是帮其缓解烦忧。至于其他方面如性格特征、价值取向等，则只能从故事及叙述两个层面间接推理而出。

从故事层面上看，“我”与罗德里克厄舍，以及与厄舍府上下人等之间形成明显的对照。罗德里克厄舍与“我”之间的对照关系可归结为以下四种：①“病人”与“健康人”，与罗德里克厄舍的“疑病”相对应，“我”则无此病症，否则不会受邀来缓解罗德里克厄舍的病情。②“沮丧者”与“宽慰者”，“我”作为故事人物的作用即陪伴罗德里克厄舍，助其摆脱精神困扰，早日恢复。③“过度敏感者”与“感觉正常者”，罗德里克厄舍带有异常敏感，五类感官都有“问题”，相对而言，“我”则无此特征。④“天才”与“普通人”，罗德里克厄舍在音乐、诗歌和绘画上表现出的超凡天赋，令“我”欣赏，也证明“我”至少在这些方面的才能与罗德里克厄舍无法相比。这几种对照关系中，除第四种外，其他三种均明确指向一点：罗德里克厄舍处于理性的对立面，情绪反复无常、极端敏感、行为古怪，精神上带有某些“病态”，而“我”却似乎站在理性的一边，与“正常”、“合理”、“健康”、“秩序”、“稳定”等特点相联系。第四种对照关系虽未明确上述一点，但罗德里克厄舍音乐的狂野特质、诗歌的狂野想象，以及绘画的极度抽象从侧面佐证了罗德里克厄舍的古怪特点，而“我”对这些的价值判断依然表明“我”是偏向理性的。同样，在与厄舍府其他人的对照上也呈现出理性特征与非理性特征的对立。

从叙述层面上看，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表现出的某些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其身份特征。首先，除了在价值判断上表现出的矛盾外，叙述者的话语逻辑性很强：①叙述者十分注意叙述过程的前后呼应，一些重要的细节，如厄舍府前的小湖、那条不易察觉的裂缝等，往往会在前后文中重复出现，将叙述紧密串联。②叙述时间上无混乱之处，表现出叙述者清晰的思路。③叙述者非常注重前因后果的联系，对于一些较古怪的事件，例如厄舍兄妹的病因、梅德琳厄舍“死而复生”、厄舍大屋缘何倒塌等，均能在其叙述中提供相对合理的解释。

其次，叙述者的语言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但用语考究，多长句，句式结构较复杂，与坡的其他一些短篇中叙述者的语言形成鲜明对比。例如，结尾一段讲述“我”目睹厄舍兄妹双双死去，从古厦中逃出来后看到的景象。第一句即明示“我”惊吓至极，然而接下来的几句结构复杂，用词精确，甚至包含了一些详细描写（如对月亮和裂缝的描述）和推理（为什么那道亮光如此异常），所用语言似乎与“我”的心理状态不符。在受惊吓的情况下还能使用如此复杂精准的语言，有两种可能的解释：①“我”站在当前的叙述位置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因此“我”的语言不受事件发生时心态的影响，或受其影响甚

微。②“我”的叙述语言基于事件发生那一刻，“我”虽害怕，但在当时还能保持理智，头脑依然清晰，因此可以使用如此语言。从整体的叙述位置和文中出现的现在完成体（I have before spoken.）来看，第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更大。但不论是哪种可能性，均可指向一点，即“我”所用的语言表明“我”思维清晰、稳重冷静。

至此，我们可以对叙述者的身份特征做出判断：“我”的精神与行为均与常人无异，思维清晰、逻辑性强、稳重冷静；在审美价值上注重平衡、秩序、稳定，对非理性的事物具有恐惧感，认为其诡异、恐怖、病态。

这一价值取向与隐含作者的审美理念似乎有很大距离。如前文所述，叙述者的不可靠主要体现在价值/判断轴上，对故事事实的看法偏离了文本的意愿。事实上，叙述者所认为的那些恐怖、怪异的因素，在隐含作者的眼里，并不一定是恐怖、怪异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美感。

这种观点并未特别明确地在文本中表露，而是不露声色地编织于整个叙事进程当中。如前所述，小说从一开始，便可看到叙述者努力渲染恐怖、怪诞感受的企图。透过“乡野——厄舍府周围——厄舍府外貌——厄舍府内部”这样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的顺序，叙述者展示了有关厄舍府的各个方面的细节，每处细节在叙述者的眼里都是阴森、怪异的。然而在这些叙述的空当，艾伦坡巧妙地通过叙述者之口透露了一个故事事实，即厄舍家族自古就有一种“独特的敏感气质”，表现在乐善好施、绘画和音乐上，其画作艺术风格“崇高”，在音乐上追求“复杂深邃”而非“正统、易于理解的美”（172）。如此一来，“我”的主观感受与这一故事事实之间产生了张力：“我”觉得一切都是恐怖怪异的，而故事事实却告诉读者，这是一种独特的气质，与“正统、易于理解的美”有所区别。作为读者，这一事实传递的信息加深了我们对叙述者话语中的过度渲染产生的怀疑。

随着叙事进程向前发展，这一张力的程度愈加深化，同时，张力两端的力量逐渐发生转变，一端对另一端的渗透和影响逐渐显现。这种变化开始于“我”见到罗德里克厄舍那一刻。从“我”的叙述过程可以看出，“我”首先是对罗德里克厄舍的样貌变化和言谈举止感到吃惊害怕，接着讲述罗德里克厄舍的病情和病因，依然带着惊异的感受，而接下来在讲述“我”与罗德里克厄舍相处的过程时，“我”的吃惊、害怕、惊异等感觉明显弱化，让位于对罗德里克厄舍在绘画和音乐上表现出的超凡技艺以及天马行空、狂野、奇特等风格的欣赏与赞叹，甚至渐渐受其不羁的想象所影响。在“我”试图营造的恐怖怪诞氛围下，这种独特的气质，或者说另一种类型的美，以奇绝、不羁、狂野、想象、敏感、复杂、晦涩为特征，正在悄悄地瓦解恐怖怪诞的气氛。

叙述进行到最后高潮部分时似乎又回到了以恐怖怪诞为主，但这另一种美已经深深渗透到其中，在“我”的叙述话语中时隐时现。与开头的环境描写不同，故事结尾那个风雨交加的黑夜不仅可怕，同时也美丽。梅德琳厄舍死而复生后出现在“我”的门外时，白色长袍上带有血迹，白色与血红色的颜色搭配不仅在表征死亡时效果强烈，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惊艳的美感。此外，梅德琳厄舍之死也呼应了坡一贯坚持的美学原则：美女之死是世上最具诗意的话题。这些编织在文本中的成分，似一条忽隐忽现的暗流，贯串文本始终，为读者（作者的读者）理解文本的隐含审美观提供了线索。

可见，叙述者在审美观念上大多时间偏离了隐含作者的标准。叙述者偏重理性，对非理性感到害怕，进行排斥，而隐含作者却偏向非理性，注重想象，以奇特、阴郁、复杂晦涩、狂野不羁、天马行空等特征为美，在叙述者看来恐怖怪异的成分，对于隐含作者而言，却可能是美的成分。

三、不可靠叙述：坡的美学政治策略

修辞方法认为，不可靠叙述通常会造成反讽效果，叙述者是反讽的对象，作者和读者则在背后进行秘密交流，由此而形成的潜文本才是作者的真正目的所在。

在选择这样一个叙述者来讲述故事时，坡安排其做了两件基本的事情：①相对可靠地报道事件；②相对不可靠地对事件做审美价值判

断，在美学观念上与隐含作者拉开距离。隐含作者想要达到的反讽效果的对象和内容，正是叙述者及其持有的审美价值观。反观叙述者在文本中的表现，则会发现，“我”总是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任何心理和行为上的反应，均由故事中的事件、环境或人物引发，“我”的叙述也经常强调“我”的感受及行为。如此一来，叙述者变成了被观照的客体，同其言行一起，成为反讽对象。

这一修辞目的与现实中的作者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考察小说作者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不难看出现实在小说文本中不同层面上的投射。首先，从人物的角度来看，厄舍兄妹与坡夫妇之间的相似度颇高。坡与罗德里克厄舍相似，相貌堂堂、感觉敏锐、想象力超凡、忧郁、神经质、天赋极高。杰弗里梅耶斯认为，坡对罗德里克厄舍相貌的描述不仅是对自己青年时期自画像的补充，同时也揭示了坡多病、好酒、颓废的一面。（Meyers94）可以说，在某些方面，罗德里克厄舍是坡投射到文本中的影子，正因如此，小说中交织着一些对罗德里克厄舍自恋式的赞誉之词。坡与弗吉尼亚的关系与厄舍兄妹也有一定的相似度，弗吉尼亚本是坡的表妹，两人相爱甚笃，根据威廉高恩斯的回忆，弗吉尼亚“爱他和他所有的兴趣，好比年轻妈妈爱自己的第一个孩子”（Meyers93）。小说中的厄舍兄妹同样感情深厚，甚至有超越兄妹关系的感情。弗吉尼亚与梅德琳厄舍一样，疾病缠身，可以看出，小说里提到的罗德里克厄舍因妹妹的病情而忧郁，映射出坡对弗吉尼亚健康的关切之情。种种相似性说明，坡在写作这部短篇小说时，将自己的生活作为想象的素材，情感上是倾向于厄舍兄妹的，对于他们代表的非理性的、甚至破坏性的力量自然持支持态度。

其次，坡的美学观念与当时的大众审美有较大差距，虽受到一些人的赏识，但总体上讲依然是小众的，这也导致他与很多文人因观念不同而交恶，甚至发生骂战。坡非常坚持自己的美学理念，早在1835年4月30日，坡曾经写信给《南方文学信使》的所有人托马斯威利斯怀特（T W W），为自己争辩，认为“那些成名的杂志都是因为刊载与《贝伦尼丝》有相似特质的文章……您问我是什么特质？是滑稽升华而成的荒诞不经，是可怕渲染成的恐怖，是机智夸张而成的戏仿，是独特锻造成的奇异与神秘。您可能会说这些品味很差，而我却以为不然”（Quinn210）。针对詹姆斯西斯（James E.He ath）批评其作品“过于沉迷于阴暗的日耳曼神秘主义”（Wa lke r110），坡在1839年出版的《怪异故事集》序言中做了反驳，认为他所描写的恐怖“是关乎心灵的——我只是从合理的源头导出这恐怖，并将它推向合理的结局”（Walker115）。由此看来，坡对自己从事的文学创作要求很高，并非为了生计而粗制滥造，也非为搏眼球而故弄玄虚，而是有着明确的追求，正如他在《怪异故事集》序言中所述，除了有那么两三篇属粗制滥造外，其他短篇皆具“深思熟虑的目的”，是“精雕细琢的结果”（Walker116）。

对自己的文学和美学理念的坚持，注定不会赢得同时代人太多共鸣。坡曾寻求在哈珀兄弟出版社出版故事集，遭拒，哈珀兄弟出版社在1836年6月给他的信中提出几条拒绝出版的理由，其中第三条一语中的：坡的故事太过艰深、神秘，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和欣赏，大多数读者不会喜欢这些故事。（Quinn251）无独有偶，詹姆斯西斯于1839年9月12日给坡的信中，也提出类似的观点，承认坡的写作才能，但认为故事过于阴暗，不符合杂志读者的口味，甚至怀疑此类故事能否在美国长期受欢迎。（Walker110）托马斯威利斯怀特虽然很欣赏坡的才能，却也经常埋怨他过多地使用“日耳曼式的恐怖”（Ingr am 117）。这些颇具代表性的观点道出了坡一直以来面临的困境：自己喜欢并坚持的却为大众审美情趣所嫌恶。

这些社会历史因素有助于理解坡在创作时的态度、心理及价值取向。可以推测，坡在进行创作时将他与主流审美价值的对立投射进了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厄舍兄妹表现出的特质正是坡一直以来所追求的，与其审美观具有高度统一性。相对而言，叙述者“我”则代表持有主流审美观的人。厄舍兄妹的具名与“我”的不具名同时也形成对照：厄舍兄妹指称的是具体的人物，而“我”则指向普罗大众中的任意一员。

homas illis hite

申丹指出，许多虚构叙事存在双重叙事进程，一为显性的，一为隐性的。隐性进程隐蔽在显性进程后面，常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在主题意义上与显性进程呈补充性或颠覆性关系。（申丹，《叙事动力被忽略的另一面》119）就《厄舍府的倒塌》而言，在显性的叙述进程之后，同样潜藏着另一个进程，它告诉读者，坡有意安排一件大众审美无法接受的事件发生在叙述者面前，通过戏仿叙述者种种惊吓、恐惧的心理和行为，戏谑、讥笑、讽刺叙述者及其代表的审美观，并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来瓦解对方，同时宣扬自己的美学观念，展现出在审美观念上由边缘向中心渗透的目的和态势。这一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隐性进程在主题意义上与显性进程呈颠覆性关系：表面上极尽惊悚恐怖，潜藏的却是对大众审美的讽刺，正如坡所讲，他的大多故事“一半是戏谑、一半是讽刺”（Quinn241）。

达成这一美学政治目标的主要修辞策略则是不可靠叙述。正是由于叙述者在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坡得以与作者的读者进行秘密交流，形成共识，两者的合谋使叙述者处于被观照的位置，其不可靠的价值判断映射的大众审美观成为讽刺、攻击的对象。坡的这一叙述策略可谓匠心独运，表面上似乎在迎合大众审美观，暗地里却对其倒戈一击，微妙地表达出自己的美学理念，也赋予小说更加丰富的意义。

注解【Note s】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艾伦坡的恐怖美学及人文关怀”（项目编号：GD12XWW15）研究成果之一。

[1]本文所引故事内容均来自The Collected T a les a nd P oems

of Edgar A lla n Poe.Hertfordshire: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2004.中文为笔者所译。下文仅标注页码。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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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申丹：《叙事动力被忽略的另一面——以〈苍蝇〉中的“隐性进程”为例》，载《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