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国企经理激励问题研究

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国企经理激励问题研究①

袁江天1,2,张　维3,4

(1.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21北方信托博士后工作站,天津300201;

31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300072;4.天津财经大学,天津300222)

摘要: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国企经理的最优激励合同后得出,若多工作任务努力的激励成本之间相互独立,那么激励相容条件下的各工作任务的最优业绩报酬也是相互独立的,且最优业绩报酬是绝对风险规避度、边际激励成本变化率和可观测变量方差的递减函数;而如果多工作任务激励成本是相互依存的,那么在激励相容条件下,政治性活动和满足上级偏好的最优激励合同为“门槛型激励合同”,即只有当国企经理所创造的业绩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时,对其的激励才是正向的,否则将是负向的.并且定量地给出了国企经理的“门槛型激励条件”.

关键词: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门槛型激励合同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07(2006)03-0045-09

0　引　言

关于企业经理激励问题最早的研究是T aussings和Baker在1925年完成的,但是与猜想不符的是,他们发现企业经营者报酬和企业业绩之间只有很小的相关关系[1].对此结果他们感到相当吃惊,于是呼吁加强研究以提示那些影响企业经理报酬的其他变量.在此之后,先后有委托代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等,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经理报酬与激励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框架[2].居于主流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构成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为激励代理人为委托人努力工作,委托人应该以代理人工作绩效为依据向代理人支付报酬[3].但是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假定代理人只从事单一工作项目,代理人的努力选择也是一维的.模型证明了,如果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的努力选择,代理人的报酬必须依赖于代理人努力下的经营业绩,因为只有这样,代理人才有积极性努力工作[4].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要素之间合同的纽结(a nexus of contracts)[5],并可简化为一个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和劳动力)的一种特殊契约[6].但对国有企业的经理来说,由于国有资本与国企经理之间的不对等契约关系剥夺了国企经理的剩余索取权,对国企经理的其中一个重要激励方式就表现为对企业的控制权激励[7,8].考虑到自己对企业的控制权来源于行政性的上级任命,而“如果失去了控制权,也就失去了一切”[9].公有制产权条件下控制权收益的不可补偿性和国企经理显性收入上边界的不可突破,造成了对国有企业控制权的争夺异常激烈.这样国企经理的行政性任命就使这场争夺演变为政治性争夺,而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企业控制权市场的争夺.这也就是“政企合谋”和国企经理的多任务委托代理的深层原因,导致国企经理在其岗位上所从事的工作绝不止经营性目标一项,而是至少包括了经营性目标、政治性目标、上级偏好等三个方面.经营性目标主要指企业价值(利润)最大化;政治性目标主要指维持“安定团结”、

“企业办社会”等特有的一些“社会责任”;上级偏好目标则主要指满足上级对自己工作的要求、维护上级的满意程度.

第9卷第3期2006年6月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JOURNA L OF M ANAGE ME NT SCIE NCES I N CHI NA

V ol.9N o.3

Jun.2006

①收稿日期:2005-10-10;修订日期:2006-04-25.

作者简介:袁江天(1970—),男,四川中江人,博士,北方信托与南开大学合作培养在站博士后.

目前国内在国企经理激励方面研究的主流结论是给予管理层激励,如年薪制、管理层收购、股权期权激励计划等.但从上述国企经理的多任务角度来看,上述结论还只是考虑了单一的经营性目标的激励方案.但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能力是不相关的,要同时在三个方面具备很高能力很不容易.同一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在这三个方面分配精力本身就是相互冲突的.完成上述三个目标的努力程度的可观测性也是不一样的.国企经理满足上级偏好和完成政治性任务的能力和努力可以为上级所直接感知,是一个可由上级直接观测的变量;而经营性能力及努力却需要借助于别的变量来显示.这就出现了对同一代理人不同工作监督难易程度的不同.而“对易于监督工作的过度激励就会诱使代理人将过多的努力花在这些方面而忽视在其他方面的努力,从而导致激励本身的扭曲和低效”[10].

H olmstrom and Milgrom于1991年在其1987年所提出的线性委托代理模型[11]的基础上构建了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该模型证明了,在代理人从事多项工作时,从简单的委托-代理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不适用的[12].这也正好为中国国企经理最优激励合同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在对国企经理激励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严建苗和万建军提出的国企经理的效用函数模型中将国企经理的总效用表示为货币性收益、控制权收益和声誉性收益三方面所带来的效用的总和[13],其中透出了国企经理的多任务涵义之外,还没有其他严格地关于国企经理多任务方面的理论及模型分析.而根据上面的分析,国有企业经理激励问题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多任务性,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庞大的国有资产总量的保值增值无疑具有相当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国企经理在行政任命制下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并运用于对国企经理激励问题的分析,期望得出在此条件下的最优激励合同安排,并为国企经理人制度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1　国企经理行政任命制下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假定1　行政任命制下的国有企业经理的工作任务包括以下3项:经营性目标、政治性目标和满足上级偏好.

用a=(1,2,3)表示国企经理的努力向量,其中1是花在经营性目标上的努力,2是花在政治性目标上的努力,3是花在满足上级个人偏好上的努力;用B(1,2,3)表示努力的期望收益;C(1,2,3)表示努力的成本.假定B(1, 2,3)是严格递增的凹函数,C(1,2,3)是严格递增的凸函数.国企经理的努力选择决定如下可观测的信息向量x:

x=μ(1,2,3)+ε(1)

假定μ:R3+→R3是凹函数,其中R表示实数,上标k(k≥0,这里k=3)表示可观测信息的数量,即3个努力变量决定了3个可观测信息的数量;ε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向量,均值为0,协方差矩阵为Σ.因此,x服从均值向量为μ(1,2, 3

)、协方差矩阵为Σ的正态分布.

假定2　国企经理在不同工作任务方面的努力产生不同方面的“业绩”信息,且信息之间相互独立.

假定2的一个直观的解释是,国企经理在经营性活动方面的努力产生企业的利润、销售收入方面信息,政治性活动方面的努力产生企业这一社区的稳定程度方面的信息,而在满足上级个人偏好方面的努力则由上级的满意程度信息来表征.这个信息独立的假定可能稍强,例如当国企在各项经营指标趋好时,上级一般也会更加满意(尽管这不是令其满意的唯一原因).但在不影响研究结论的前提下,为了处理问题的方便,先作一个简单化的处理.

在假定2成立的情况下,信息向量x可表示为

x=

x1

x2

x3

(2)

x1=μ(1)+ε1

x2=μ(2)+ε2

x3=μ(3)+ε3

假定3　国企经理为风险规避型,具有统一的不变绝对风险规避的效用函数,即μ=-e-ρω,其中ρ为绝对风险规避度量,ω为实际货币收入.努力成本C(1,2,3)可为货币等价物.而其上

—

6

4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06年6月

级直接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

对国企经理的报酬函数s(x),取线性形式s(x)=α+β1x1+β2x2+β3x3=α+βT x,其中,α为国企经理的固定报酬部分,βT=(β1,β2,β3),为业绩报酬系数向量.基于假定3对国企经理的风险规避假设,国企经理的确定性等价收入CE(certainty equivalence)等于随机实际收入的均值减去其收入的风险成本的努力成本,即为

CE=α+βT x-1

2

ρβTΣβ-C(

1

,2,3)

=α+βTμ(1,2,3)-1

2

ρβT-

Σβ-C(

1,2,3)(3)其中,α+βTμ(1,2,3)为期望报酬,βTΣβ为

收入方差,1

2ρβTΣβ为收入风险成本,C(

1

,2,

3

)为努力成本.

国企经理的上级直接委托人的期望收益为: (其实上级直接委托人本身也是一位代理人,因此如果从多层代理的角度来说,这个直接委托人的期望利润函数是要作一些修正的,但因为这里主要是为了分析多任务代理对激励方案的影响,因此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后面来讨论,暂假设上级直接委托人绝对为终极委托人利益服务,并不存在自己独立的利益.)

B(1,2,3)-E(s(x))

=B(1,2,3)-α-βTμ(1,2,3)

(4)

稍加分析可知,固定报酬部分α相当于对于国企经理而言,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其大小并不影响βT和(1,2,3),在给定βT和(1,2,3)的条件下,固定报酬部分α是由国企经理的保留效用 u决定的.α和βTμ(1,2,3)都是国企经理所创造财富的一部分,它只影响所创造财富在终极委托人与国企经理之间的分配.因此上级直接委托人的问题变成如何选择βT= (β1,β2,β3)来最大化总的确定性等价收入TCE(total certainty equivalence),即代理人CE与上级直接委托人的期望利润之和

TCE=CE+B(1,2,3)-E(s(x))

=B(1,2,3)-1

2

ρβTΣβ-

C(1,2,3)(5)来满足国企代理人的激励相容约束条件

(1,2,3)∈arg m x(βTμ(1,2,3)-

C(1,2,3))(6)其中,arg m x表示取令(βTμ(1,2,3)-C(1, 2

,3))取最大值的(1,2,3),其实也就是取令国企经理报酬最大化的(1,2,3).

为简单起见,假定μ(1,2,3)=(1,2, 3

)T,即观测变量x i=i+εi,i=1,2,3.如果所有的i严格为正,式(6)的激励相容约束就简化为其一阶条件

β

i

=

9C()

9i=C i(),i=1,2,3(7)式(7)也就隐含地决定了国企经理的努力函数i

=i(βT).对上面的一阶条件求导,有

9β

9=[C ij]和

9

9β=[C ij]

-1(8)这里

9β

9=

9β1

91

9β1

92

9β1

93

9β2

91

9β2

92

9β2

93

9β3

91

9β3

92

9β3

93

[C ij]=

C11C12C13

C21C22C23

C31C32C33

9β

9=[C ij]表示了国企经理努力成本的单位变化所带来的业绩报酬的变化,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对国企经理的激励成本对经理努力水平影响的敏感程度.

9

9β=[C ij]

-1则表示了给予国企经理的业绩报酬(对上级直接委托人而言,相当于国企经理的激励成本)的单位变化所引致的国企经理努力水平的变化.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有了上面的式子,就可以得到国企经理的上级直接委托人总的确定性等价收入的一阶条件.

令总的确定性等价收入TCE对β的一阶导数为0,有

9B

9?

9

9β-

ρΣβ-9C

9?

9

9β=0

9B

9-

ρ9β

9

Σβ-9C

9=0

—

7

4

—

第3期 袁江天等: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国企经理激励问题研究

B′-ρ[C ij]Σβ-β=0

(I+ρ[C ij]Σ)β=B′

上式两边同时左乘(I+ρ[C ij]Σ)-1,即得到确定性等价收入的一阶条件

β=(I+ρ[C

ij

]Σ)-1B′(9)其中:I为单位矩阵,B′=(B1,B2,B3)T为一阶偏

导数向量(即B i=9B

9i是第i种工作上努力的边

际收益).

2　多任务激励成本相互独立下的国企经理激励问题研究

基于对国有企业多年的观察、理解和分析,在假定1中给出了行政任命制下的国有企业经理的工作任务包括经营性目标、政治性目标和满足上

级偏好三项的假设.并在前面提及,9β

9=[C ij]实

际上也就相当于在国企经理单位努力下,上级直接委托人对国企经理的激励成本变化率.

由于以上三项工作任务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其产出业绩信息的相对独立性,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有如下假定:

假定4　国企经理完成三种工作任务努力的激励成本函数相互独立,且影响工作业绩信息向量的随机向量独立分布.

这种假定在诸如“安全事故一票否决制”、

“个别人决定经理人选”等规定和观察事实面前,无疑是成立的.

定理1　如果国企经理具有相互独立的多项工作任务,且多工作任务努力的激励成本之间相互独立,那么激励相容条件下的各工作任务的最优业绩报酬也是相互独立的,且最优业绩报酬是绝对风险规避度、边际激励成本变化率和可观测变量方差的递减函数.

证明　在假定4成立的情况下,自然得出C ij=0,i≠j和Σ是对角矩阵的结论,即有

9β1

91

9β1

92

9β1

93

9β2

91

9β2

92

9β2

93

9β3

91

9β3

92

9β3

93

=

9β1

9100

9β2

920

00

9β3

93

=

C110

0C220

00C33代入确定性等价收入的一阶条件,即式(9)

β=(I+ρ[C

ij

]Σ)-1B′,有

β

1

β

2

β

3=

100

010

001

+ρ

C1100

0C220

00C33

σ2

1

00

0σ220

00σ23

-1

B1

B2

B3

=

ρC

11

σ2

1+100

0ρC22σ22+10

00ρC33σ23+1

-1

B1

B2

B3

=

1

ρC

11

σ2

1+1

00

1

ρC

22

σ2

2+1

00

1

ρC

33

σ2

3

+1

B1

B2

B3

=

B1

ρC

11

σ2

1+1

B2

ρC

22

σ2

2

+1

B3

ρC

33

σ2

3+1

上述一阶条件的通式可以简化为

β

i =

B i

ρC

ii

σ2

i

+1

,i=1,2,3(10)

由式(10)可见,如果国企经理具有相互独立的多项工作任务,且多工作任务努力的激励成本之间相互独立,那么激励相容条件下的各工作任务的最优业绩报酬β也是相互独立的,即国企经理在给定工作种类上的最优努力独立于在其他工

—

8

4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06年6月

作种类上的努力.同时由上式可见,最优业绩报酬β

i

是绝对风险规避度ρ、边际激励成本变化率C ii 和可观测变量方差σ2i的递减函数.证毕.

应该说定理1所揭示的对于国企经理的激励政策原则是深刻的.

β

i

是绝对风险规避度ρ的递减函数意味着如果国企经理是风险厌恶的,则在激励方案制定上就应当减少对其“业绩”的激励(这里的业绩打了引号是因为国企经理在三方面的活动上都有相应的活动产出).因此上述结论隐含的激励原则是对于不同风险态度的国企经理应有不同的最优激励方案.但如果这样操作,在实践中就会出现为了满足国企经理的个性化需求而在激励政策上出现不统一,这是国企经理激励问题上一个难题.另外,由于年青人还有相当长的一段人生道路要走,因此相当对即将退休的国企经理而言,年青的国企经理会有更高的风险偏好,那么βi是绝对风险规避度ρ的递减函数所隐含的另一层政策含义就是,对于年青的国企经理应当减少其“业绩”激励,而对于即将退休的,年纪较大的国企经理应当强化其“业绩”激励.这一结论也是与前面所论述的隐性激励的结论是一致的.

β

i

是边际激励成本变化率C ii的递减函数所揭示的政策含义是,如果某项工作任务的单位激励成本高,则应当相应降低对其“业绩”的激励;如果某项工作任务的单位激励成本低,则应当相应提高对其“业绩”的激励.以此反观上级直接委托人在经营性目标、政治性目标、上级偏好三个方面对国企经理的单位激励成本高低,由于上级直接委托人本身也是更上一级委托人的代理人这一身份特征,使得支付给国企经理的货币化经营业绩报酬激励部分并不是由上级直接委托人所支付的,这一点与一般委托代理关系下的经理人激励有很大的不同.在国企经理的经营业绩激励中,由于上级直接委托人往往只是实际的激励政策制定人,因此其在这方面的激励成本近乎于零,这往往容易造成国企经理与上级直接委托人合谋,尽量加大业绩激励部分.在现实中,由于有国企经理报酬不得高于一般职工三倍这一政策,因此虽然国企经理不可能无限强化其报酬激励,但是很少有人不把上述政策用足的.上述结论无疑为这一现实现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释.而在政治性激励方面,由于对于上级政治性机构而言,在所管理的国企中多设一个职位,特别是副职职位的成本也是相当低的,因此大家不仅看到了国企经理与政府官员之间经常的角色互换,而且看到了副职经理的日益增多.

β

i

是可观测变量方差σ2i的递减函数所揭示的政策含义是,如果某项工作任务的可观测变量方差高,则应当相应降低对其“业绩”的激励;如果某项工作任务的可观测变量方差低,则应当相应提高对其“业绩”的激励.其实,如果某项工作任务的可观测变量方差高,则意味着国企经理在该项工作任务上的努力与其在该方面所创造的业绩大小相关程度不高,业绩好,有可能是运气好,而不是努力和能力的真实反映;而业绩差,也有可能是运气不好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对其在这方面的业绩激励也就不能起到激励其努力工作的效果.只有当努力与业绩强相关时,也即在该项工作任务上的可观测变量方差低时,才能通过提高其业绩激励达到激励其努力工作的效果.那么以此反观国企经理所面临的三项工作任务,发现在经营性任务的可观测变量的方差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性使然,其方差会较大;而政治性任务(如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等等)的完成情况及其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和满足上级直接委托人偏好一样,是由上级直接委托人所观测和度量的,所以其方差近乎为零.这样也就得出对于国企经理主要的激励依据来自于上级直接委托人的直接观测这一结论了.这一点对于正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激励来说,则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在经济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尚未完全理顺,社会平均利润率远没有形成.各个行业的利润水平并不是努力水平的结果,而是政策调整的结果.并且行业本身,企业本身在不同年度的利润水平也受整个经济政策大环境的影响很大.表现出其“业绩”方差很大.在直接委托人与国企经理对此都“心知肚明”的时候,无论是国企经理,还是上级直接委托人,自然把注意力放在可直接观测的政治性任务的完成和对上级个人偏好的满足上了.这就导致国企经理为人们所广为诟病的“唯上不唯实”的行为特征和“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不良用人状况,因为其实这种行为方式在国企经理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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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

第3期 袁江天等: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国企经理激励问题研究

对的环境约束条件下是其最优选择,这种不良的用人状况也就有了生存土壤.

3　多任务激励成本相互依存下的国企经理激励问题研究

在假定4中作了国企经理各项工作任务激励成本的相互独立性的假定,这符合“安全事故一票否决制”、“个别人决定经理人选”等规定和观察事实.但同时也观察到了“绩而优则仕”、“找市长而不找市场”要政策性利润等现象.那么这个时候,上述三种工作任务的激励成本就是相互依存的了,即C ij≠0,也就是说,国企经理在某一工作任务方面的努力不仅会带来在该方面的业绩报酬,而且会带来另一方面的业绩报酬,如因所经营的企业成为地区利税大户而为“局长”、“处长”等行政长官.为此,有如下假定:

假定5　国企经理完成三种工作任务努力的激励成本函数相互依存,且影响工作业绩信息向量的随机向量独立分布.

同时观察到,在国企经理要完成的经营性目标、政治性目标和上级偏好等三项工作任务中,国企经理在完成政治性目标和上级偏好目标过程中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是可以由上级直接委托人直接观测到的,因为这两项目标本来就是“唯上”的.而国企经理在完成经营性目标过程中的能力和努力程度却是不可直接观测到的,只通过x1=μ(

1

)+ε1进行间接测度.基于以上观察,提出如下假定:

假定6　在国企经理的三项工作任务中,完成政治性目标和满足上级偏好的努力选择是可以由上级直接委托人直接观测到的,而完成经营性目标的努力选择是上级直接委托人不可直接观测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上级直接委托人的最优激励合同又会有什么变化呢?为此,有定理2成立.

定理2　如果国企经理多工作任务努力的激励成本之间相互依存,那么在激励相容条件下:

(1)经营性活动的最优激励合同与激励成本的相互依存性无关;

(2)政治性活动(满足上级偏好)的最优激励合同为“门槛型激励合同”,即只有当国企经理所创造的“业绩”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时,对其的激励才是正向的,否则将是负向的.并且“门槛值”与国企经理的经营性业绩、经营性努力的政治回报(上级偏好回报)成正比,与经营性努力的激励成本成反比.

证明　由假定1知,国企经理的工作任务种类包括了经营性目标、政治性目标、上级偏好等三个方面.而在这三方面工作任务种类中,由假定6知,国企经理完成经营性目标的努力选择是上级直接委托人不可直接观测的,但可以通过x1=μ(

1

)+ε1进行间接测度,完成政治性目标和满足上级偏好的努力选择是可以由上级直接委托人直接观测到的,因此有式(11)成立

σ2

2

=σ23=0(11)将式(11)代入确定性等价收入的一阶条件,即式(9)β=(I+ρ[C ij]Σ)-1B′,有

β

1

β

2

β

3=

1　0　0

0　1　0

0　0　1

+ρ

C11C12C13

C21C22C23

C

31

C32C33

σ2

1

00

000

000

-1B

1

B2

B3

=

1+ρC11σ2100

ρC

21

σ2

1

10

ρC

31

σ2

1

01

-1

B1

B2

B3

=

1

1+ρC11σ21

00

-ρC21σ21

1+ρC11σ21

10

-ρC31σ21

1+ρC11σ21

01

B1

B2

B3

=

B1

1+ρC11σ21

B2-

ρC

21

σ2

1

B1

1+ρC11σ21

B3-

ρC

31

σ2

1

B1

1+ρC11σ21

(12)

由β1=

B1

1+ρC11σ21

知,C ij(i≠j)并未在等

式中出现,因此经营性活动的最优激励合同与激

励成本的相互依存性无关,式(1)得证.

—

5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2006年6月

由β2=B 2

-ρC 21σ2

1B 11+ρC 11σ21

和β3=B 3-ρC 31σ2

1B 1

1+ρC 11σ21

知,政治性活动和满足上级偏好的最优激励合同均为“门槛型激励合同”,即只有当国

企经理所创造的政治性“业绩”和满足个人偏好上的“业绩”分别满足下述条件时,对国企经理的激励才是正向的,否则将是负向的.

B 2>ρ

C 21σ2

1B 1

1+ρC 11σ2

1

(13)B 3>ρC 31σ2

1B 1

1+ρC 11σ2

1

(14)同时通过分析门槛条件可知,门槛条件与国企经理的经营性业绩、经营性努力的政治回报(上

级偏好回报)成正比,与经营性努力的激励成本成反比.(2)得证.证毕.

定理2的经济意义是,在国企经理三项工作任务之间激励成本存在相互依存性(即C ij ≠0),并且完成政治性目标和满足上级偏好的努力选择

是可以由上级直接委托人可以直接观测(σ2

2=

σ23=0)的情况下,对经营性活动的激励β1是与

激励成本的相互依存性无关的,也就是激励成本函数的交叉偏导C ij 并不影响对经营性活动激励强度β1的确定,其最优化条件与三项任务之间激励成本相互独立时是完全相同的.但对政治性活动和满足上级个人偏好上的最优化激励条件则有了较大变化,从β2和β3的取值可以看出,由于二者的可以直接观测性,对其的最优激励合同构成一个“门槛型激励合同”.而门槛条件则与国企经理的经营性业绩、经营性努力的政治回报(上级偏好回报)成正比,与经营性努力的激励成本成反比.上述结论其实也是与观察事实相一致的:经营性业绩最好的企业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政治性的任务,会招来更多的行政性摊派,上级对满足其个人偏好方面的要求也就更高;而对于那些经营性业绩较差的企业,本身的运转都有困难,上级对其的政治性要求以及满足个人偏好方面的要求也就很低了.同样容易理解,如果国企经理的经营性努力的政治回报或上级偏好回报较高,对其在政治性任务与满足上级个人偏好方面的门槛条件当然也就越高了.而门槛条件与经营性努力的激励成本成反比则意味着国企经理的单位经营性努

力所要求的经营性业绩剩余分享比例越高,则上

级直接委托人在政治性激励与个人偏好方面的激励门槛会降低,从而提高对国企经理在政治性和个人偏好方面的激励.

最优化激励条件β1=B i -ρC i 1σ2

1B 1

1+ρC 11σ21

(i =

2,3)所揭示的含义还包括在激励门槛条件未达到时,对国企经理在政治上与上级领导偏好上的激励将是负向的,将对国企经理政治地位的上升和“领导印象”有不利影响;但是一旦超过了门槛条件,则国企经理在上述两方面所得到的激励将完全由其在这两方面所创造的增量“业绩”来决

定,而不是如经营性报酬激励一样是一种剩余索取比例的分享,这无疑会诱导国企经理把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放在政治性活动与满足上级领导的个人偏好上来,从而不利于国企经营绩效的提高.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理选择的行政性和地域性决定了竞争的非市场性和不充分性.同时在行政地域性上,国企经理行政性选择的众多因子是相关的,所以这些因子最终可以归结为一个因子,其实这个因子就是地域内最高行政长官的个人偏好.而最高行政长官的个人偏好函数对经理候选人的企业经营能力变量的敏感系数很低(也即能力的偏好弹性很低).在这种遴选环境下所选择的企业经营者,其经营行为及努力程度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系数很低,经营者本身也没有搞好企业的内在激励,更多的情形下是把企业经营行为蜕变为政治行为,从而使企业资源成为经营者个人的政治资源,企业的许多资源成为经营者个人政治关系发展的资源库.加之中国经济的转轨性质使行政力量与资本力量同时在经济舞台上运作,社会平均利润率也远没有形成,因此在国有企业经营业绩问题上有可能出现:

B (1,2,3)≈B (2,3)(15)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企经理在政治活动上与满

足上级个人偏好上的行动的可直接观测性,国有企业的激励合同就完全蜕变为一个“强制性的激

励合同”(forcing incentive contract ):只有当国企经理选择

2

>

3

2

,

3

>

33

时,上级直接委托人才

支付s (32,33)=s 3,否则只支付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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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3期 袁江天等: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国企经理激励问题研究

情况下,国有企业也就成为政治性机构了.

4　结　论

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国企经理的激

励问题后得出,若多工作任务努力的激励成本之间相互独立,那么激励相容条件下的各工作任务的最优业绩报酬也是相互独立的,且最优业绩报酬是绝对风险规避度、边际激励成本变化率和可观测变量方差的递减函数;而如果多工作任务激励成本是相互依存的,那么在激励相容条件下,政治性活动和满足上级偏好的最优激励合同为“门槛型激励合同”,即只有当国企经理所创造的业绩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时,对其的激励才是正向的,否则将是负向的.

正是由于国企经理的行政任命制,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了国企经理在经理岗位上要同时从事经营性、政治性、满足上级偏好这三项代理任务.而由于三项任务完成情况的可观测变量、努力选择可观测程度不一致,加之中国所正处的转轨经济时期和上级直接委托人本身的代理人特征,求解出的国企经理激励最优条件的结果,无论是激励成本相互独立下的βi =B i

ρC ii σ2

i

+1(i =1,2,3),还是激励成本相互依存的门槛型激励条件βi =

B i -ρ

C i 1σ2

1B 1

1+ρC 11σ21

(i =2,3)都明确地显示:在上述现实情况下,个人理性的参与人,无论是上级直接委托人,还是国企经理本身,都会被现实所诱导,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政治性任务和满足上级

个人偏好,而较少地顾及企业经营性活动.最终使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演变为政治性机构,而非经济性盈利组织.

当然,国企中也不乏经营管理得相当好的优秀企业,但这也并不与上述结论矛盾,因为在如此众多的国企经理中,自然会有集三项才能于一身的优秀的企业家,其在企业中的权威和决策上的英明会引将企业做大做强.但一个人可以做好一个企业,但一个好的制度却保证将很多企业做好.

因此,建立国企经理人市场以强化国企经理的市场化选择机制,废除国企经理的行政性任命制度,同时分离国企的社会化职能,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如何建立国企经理人市场以及相关一系列配套制度,却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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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task principal 2agent model and study on SOE managers ’incentive issues

YUAN Jiang-tian

1,2

,ZH ANG Wei

3,4

1.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 ianjin 300071,China ;

2.P ostdoctoral Laboratory ,N orthern International T rust &Investment C o.,Ltd.,T ianjin 300201,China ;

3.School of Management ,T ianjin University ,T ianjin 300072,China ;

4.T 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 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ulti 2task principal 2agent m odel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 OE (state owned enterprise )manag 2er ’s incentive contracts in tw o aspects :the tasks are inter 2independent and inter 2dependent.We find that ,when the tasks are inter 2dependent ,the incentive contract with a S OE manager is not only multi 2tasked ,but als o threshed.That is ,the incentive for a S OE manager is positive only when both the S OE manager ’s political perfor 2mance and preference performance satis fy the threshed incentive conditions simultaneously ;otherwise ,it is nega 2tive.The threshed incentive conditions are thereby presented in this article.

K ey w ords :S OE ;manager incentive ;multitask principal 2agent m odel ;threshed incentive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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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第3期 袁江天等: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国企经理激励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

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 ———国有资产效率化运营制度构建探究 李建军刘军亮 （武汉大学商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系统分析了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认为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以及内部人控制，侵害国有资产本质上都是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认为只要设计一系列制度安排以规范代理人行为，降低代理成本，就可以实现国有资产经营的效率化。本文对建立国资委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安排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究。 关键词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国有资产代理成本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之所以要改,其基本的、直接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国有企业的低效一般来说主要是由于：其一，国有企业所有者事实上的缺位，造成内部人控制以及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国有资产流失；其二，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府的过多干预，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过多或过于依赖政府而效率低下。从理论和逻辑上看，只要能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经营性国有企业真正实现经营化，降低其代理成本，国有企业的效率化是可以实现的。本文试从代理的角度系统分析国有企业低效的原因，并探求实现国有企业效率化的制度安排。 1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状况分析 Michael Jenson和William Meckling把委托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名义决策权付给代理人”。代理关系的产生随之产生了代理人成本，按Michael Jenson>和William Meckling的定义，代理成本指的是企业所有者由于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所导致的权益损失。这是一种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基准，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次优契约所出现的预期利润的偏差的一种估算。代理成本一般分为两类：管理人员（代理人）的监督成本和因对管理人员（代理人）监督不力而导致的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代理人成本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其一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目标追求不一致；其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不完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其三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对代理人实施监控成本大三方面的原因造成。 除鲁滨逊·克鲁索简单经济中的一人企业（克鲁索公司）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外，几乎所有存在两个以上相关人的企业都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当然本文讨论不涉及企业内部层面的委托代理关系，只限于产权治理层面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国有企业自身的特殊性，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较一般产权理论所述的委托代理关系要复杂。在未引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简称国资委）情况下的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 1．1 第一级委托代理关系 国有资产在本质上是属于全体人民所共有，但全体人民不可能共同一致行使所有权，由于全体人民人数众多，集体行使资本所有者的相关权能其交易成本以及监督成本趋于无穷大，而国家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表其自然而然成为资产的代理人代全民行使所有者的相关权能，也正是由此人们通常把全民所有等同于国家所有。但国家作为一个国际法权概念难以人格化，不可能具体代行所有权，而政府作为行使国家职能的重要机构自然成为事实上的资产

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国企经理激励问题研究

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下国企经理激励问题研究① 袁江天1,2,张　维3,4 (1.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21北方信托博士后工作站,天津300201; 31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300072;4.天津财经大学,天津300222) 摘要: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国企经理的最优激励合同后得出,若多工作任务努力的激励成本之间相互独立,那么激励相容条件下的各工作任务的最优业绩报酬也是相互独立的,且最优业绩报酬是绝对风险规避度、边际激励成本变化率和可观测变量方差的递减函数;而如果多工作任务激励成本是相互依存的,那么在激励相容条件下,政治性活动和满足上级偏好的最优激励合同为“门槛型激励合同”,即只有当国企经理所创造的业绩超过一定的“门槛值”时,对其的激励才是正向的,否则将是负向的.并且定量地给出了国企经理的“门槛型激励条件”. 关键词: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门槛型激励合同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07(2006)03-0045-09 0　引　言 关于企业经理激励问题最早的研究是T aussings和Baker在1925年完成的,但是与猜想不符的是,他们发现企业经营者报酬和企业业绩之间只有很小的相关关系[1].对此结果他们感到相当吃惊,于是呼吁加强研究以提示那些影响企业经理报酬的其他变量.在此之后,先后有委托代理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等,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经理报酬与激励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框架[2].居于主流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构成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为激励代理人为委托人努力工作,委托人应该以代理人工作绩效为依据向代理人支付报酬[3].但是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假定代理人只从事单一工作项目,代理人的努力选择也是一维的.模型证明了,如果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的努力选择,代理人的报酬必须依赖于代理人努力下的经营业绩,因为只有这样,代理人才有积极性努力工作[4].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要素之间合同的纽结(a nexus of contracts)[5],并可简化为一个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和劳动力)的一种特殊契约[6].但对国有企业的经理来说,由于国有资本与国企经理之间的不对等契约关系剥夺了国企经理的剩余索取权,对国企经理的其中一个重要激励方式就表现为对企业的控制权激励[7,8].考虑到自己对企业的控制权来源于行政性的上级任命,而“如果失去了控制权,也就失去了一切”[9].公有制产权条件下控制权收益的不可补偿性和国企经理显性收入上边界的不可突破,造成了对国有企业控制权的争夺异常激烈.这样国企经理的行政性任命就使这场争夺演变为政治性争夺,而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企业控制权市场的争夺.这也就是“政企合谋”和国企经理的多任务委托代理的深层原因,导致国企经理在其岗位上所从事的工作绝不止经营性目标一项,而是至少包括了经营性目标、政治性目标、上级偏好等三个方面.经营性目标主要指企业价值(利润)最大化;政治性目标主要指维持“安定团结”、 “企业办社会”等特有的一些“社会责任”;上级偏好目标则主要指满足上级对自己工作的要求、维护上级的满意程度. 第9卷第3期2006年6月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JOURNA L OF M ANAGE ME NT SCIE NCES I N CHI NA V ol.9N o.3 Jun.2006 ①收稿日期:2005-10-10;修订日期:2006-04-25. 作者简介:袁江天(1970—),男,四川中江人,博士,北方信托与南开大学合作培养在站博士后.

委托代理激励机制的设计

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激励机制模型设计 董亚苹（07190101） （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065） 【摘要】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激励机制模型。通过对家族企业成熟期委托代理激励机制设计的具体探讨，深入了解委托代理激励机制。 【关键字】委托代理；纳什均衡；激励机制 一引言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的基础之上的。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的经济关系—委托代理关系以及激励约束机制问题。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Agent）,信息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Princinpal）。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在信息的掌握和追求的目标利益上不一致，代理人自己掌握着丰富的真实的信息，希望以自己较少的劳动和付出取得自己最大利益，而委托人希望代理人能为其实现利益最大化，但其缺乏足够信息和有效手段来监控。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通过讨价还价和相互退让，使达到一方在另一方不改变战略情况下都不能通过单独改变自身战略而提高其效用的状态，即纳什均衡状态。目前委托代理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管理、工业工程等领域。 二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激励机制模型的设计 信息经济学将达成委托代理博弈中的纳什均衡的条件概括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具体地说，参与约束是指在具有“自然”干涉的情况下，代理人履行合同责任后所获收益不能低于某个预定收益额；激励相容是指代理人以行动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具体的操作行为。 2.1 模型假设 用α表示代理人某一特定的努力程度，θ表示不受代理人和委托人控制的外生变量（称为“自然变量”）。αθ =（，）。 和共同决定一个结果π（如利润），即παθ 其中，只有π可以准确观察到。S是委托人付给代理人的报酬，其大小与利润的多少有关，S为π的函数π S=S（）。C是代理人努力程度带来的负效用（即成本），为α的函数，α C=C（）。 2.2模型建立 根据题意，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 ππ V=V-S（） (1) [] =S（）-C（） (2) U Uπα 若给定θ的分布函数Gθ （），对应每一个α，都存在一个π的分布函数，这样可以用πα （）导出的分布函数，其密度函数为 =（，）由Gθ F（，）表示παθ （，）。委托人要使其收益最大化，即 fπα

委托代理理论案例

委托与代理理论 中国市场企业发展作为背景 、背景 农村孩子要想有出息，只有两条路：读书和打工。阿科选择了第 二条路，因为他的成绩不好，在这15 年里，他先是跟一个师傅学做木工3 年，出师后做了几年小木匠，再到江浙地区的家具厂做木工，后来在一个家具厂里学会了电脑绘图和设计欧式家具，并且从一个普通木工变成班长。去年年底，老板提拔他为经理，让他春节后招聘一批木工到厂里，同时设计一套管理体系。 从一个小学文化的小木匠，变身为管理十几个人的企业经理，阿 科的年收入大大增加了（应该比理论多），但是他也发现自己的知识远远不够了。企业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围绕企业的招聘、薪酬和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多次对话。在理论和实践的交相辉映中，送给小木匠套有趣且有用的企业理论。 二、招聘 对话从招人开始。合格的员工能使管理事半功倍，因为只有好的 投入才有好的产出，更何况春节后是工人供给的高峰期。如果春节后招不到合适的工人，那么平时再去农村集中招人几乎不可能。

阿科：现在社会上很看重一个人的文凭。你说理论是不是应该尽可能招文凭高一点的，比如高中毕业生? 理论：未必。根据信号发射理论，文凭是显示能力的一种信号, 但未必适合于所有行业。你自己也是小学毕业，今天不是干得挺好吗？关键是，你们这个行业怎么判断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呢? 阿科：哦，这个简单。就是问他有几年的木工经验。 理论：如果经验多的机会就多，那人家撒谎怎么办？比如，明明只干过一年木工活，但可能骗你说干了三年。你们这行也没有实习经 历证明啊。这样会导致你招到的人反而是没有足够工作经验的人，理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逆向选择”。 阿科：但有一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就是工人手掌上的老茧。干活年份越久，肯定老茧越厚。同样是木工，拿刨子的和拿打孔机的又不同。而且木工的老茧长在手上的位置和其他行业的也不同。 理论：那就是理论们要的信号啊。如果是招干体力活的木工，那么看老茧肯定比看文凭更管用。好，现在理论们得到了企业理论的第一个原则。 原则一：看文凭不如看老茧

国有企业委托一代理问题的产生

国有企业委托一代理问题的产生 （一）信息不对称是产生委托一代理关系问题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代理人掌握的信息比委托人更多一些，代理人比委托人更了解自己的能力，偏好，努力程度，更了解有关企业内部情况，市场环境变化和企业外部环境，以及决策的风险和收益等信息。这些信息特别是一些专业信息、关于努力程度和决策的风险等信息，委托人是很难掌握的，或者即使能够取得也因成本太高而不得不放弃。这就使代理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欺骗成为可能，委托人被迫承担因此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对国有企业来说，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因为在国有企业中存在着多层委托一代理关系，作为所有者的全国人民虽然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但因为国有企业的数量众多，要掌握关于某一个国有企业的信息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作为所有者代表的政府，也管辖着许多的企业，也很难获得关于某个企业的详细信息。再加上其官员本身既是委托人也是代理人，与企业没有直接的所有关系，不会像非国有企业的委托人那样，有足够的动力去努力获取各种关于企业的信息，所以其掌握的信息也是不够的。委托代理链条的延长加大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代理人根据自己的信息优势去谋求自身的利益而放弃股东的利益的可能性也加大了，委托一代理问题也就更加严重了。 （二）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可以适当弥补信息不对称的缺陷，保证代理人的行为与委托人的目标尽可能地趋于一致。 根据产权经济学的假设，代理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在既定的制度下，代理人的行为目标是借助于委托人提供的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就是说，代理人的行为取决于其生存的制度。有效的制度，能够使代理人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大体一致；相反，则使代理人的目标严重偏离委托人的目标。但是在国有企业中，没有相应建立起对经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经理人员的责、权是不对称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选择通常是一种干部任免，其收人与企业利益相关度很小，而且几乎没有设立经理人员的责任机制，经理人员作出错误的决策可以不负担任何损失，其行为较少受到约束。一方面，经理人员经营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浪费和流失等各种剩余损失，可以不承担责任；另一方面，经理人员尽力工作花费心血，搞好企业，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去争取股东利益最大化，也得不到相应的剩余收人。相比较起来，少花费一些心血，少承担一些风险，自己的收益没有减少，或者即使收益减少了，但比起少承担的风险和多获得的闲暇来说，也是值得的。这就使得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很难有压力也缺乏动力去努力工作。有些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甚至通过国家赋予的特权来寻求租金，最大限度地获取各种个人利益。 （三）在企业内部发挥约束功能的主要是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我国国有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很不完善的。主要是多层委托一代理关系限制了国有企业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作用的发挥。作为所有者代表的董事会和行使独立监督权的监事会成员的任用，主要采取干部委派制，其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相关性更小，加之责任机制缺乏，对各代理人努力程度和业绩的考察、监督更困难。而且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也都会存在着“搭便车”心理：一个人监督的成果要由很多人来享受，成本却只由一个人承担，而没人监督也追查不出这个人的责任。这样比较分析的结果是国有企业所有者严重缺位，没人承担国有企业股东的责任，没人监督经理层代理人。董事会和监事会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再加上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本身运作不规范，各级代理人之间职责划分不清，经理人员越权，

委托代理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

委托代理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特点和公司治理机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委托代理问题在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企业产权趋于明晰，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得到强化，委托代理问题得到缓解，但仍然在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上面临一些困难。 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的理论思考：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和产权特点的原因，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特有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在实践中十分困难，在理论上也存在着相当的难度。总的来说，现有的委托代理理论是以西方现代企业契约关系和管理制度为基础的，而我国国有企业在契约关系和管理制度上均有自身的特点，如果简单套用委托代理理论的一些现有结论，很可能会陷入逻辑的困境。 （一）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 客观地看，在上文所阐述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三条主要弊端中，委托人层级复杂、定位不清和契约关系非市场化更多地是国有企业的特有矛盾，而代理人行为短期化虽然在其他所有制企业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国有企业中具有其自身特点。换言之，国有企业现有的产权和体制特性与这些弊端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委托代理问题是国有企业的固有弊病，势必造成其经济效率的损失，也就是说，在不考虑国家经济安全和就业安置等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单纯从经济效率来看，国有企业是无效的。事实上，关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的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西方的主流理论中，公共财产管理的低效性和国有企业效率损失的观点一度被广为接受，并被视为经济制度的固有缺陷。 事实上，公共财产的治理与国有企业管理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或者说具有一定的可类比性，例如产权均为公众所有；使用权占有者均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监督难度较大，且直接关系到资源使用和运行的效率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公共资源管理的研究逻辑可以类比到国有企业治理，既然在信息沟通充分、惩罚机制公开透明且经过占用者公认等前提下，公共资源的治理可以符合经济效率，那么，使用权分配相对更加明确、激励机制和监督体系业已成型的国有企业完全可能接近经济效率的最优结果。从理论上来看，经济效率能否实现取决于三点，一是信息传递，即在各个层级委托人之间关于代理人努力程度和工作业绩的信息必须得到充分传递，并且不能失真；二是激励机制必须公开并得到认可，关于惩罚或激励的承诺必须可信，这将直接影响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博弈中的行为；三是监督必须有力有效，这是保证信息真实传递和激励机制切实落实的保障。显然，这三个关键点并未与国有企业的产权所属直接相关，即并不是产权国有的企业就必然产生或无法克制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弊病，产权的特点更多是在技术性的层面上显现其影响。 （二）国有企业的外部监督 外部监督是缓解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所存在弊端的重要外部保障。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来看，国有企业监督机制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是监督者、委托人、代理人三个体系的重叠。外部监督的本意在于借助第三方力量，保证委托人和代理人严格履行契约规定的职责和义务，防范其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外部监督相对容易实现，例如会计监督、审计监督等，都是外部监督的形式，监督人和企业成员特别是代理人利益通常相互独立，使得监督能够实现客观有效。然而，国有企业产权国有，其社会性较其他企业更加明显，因此与社会接触的边界也更加宽泛，企业组织更容易向社会延伸，这就决定了其外部空间要比一般企业广阔，或者说更容易将各种与企业相关的关系和事物包括监督内部化，导致监督主体丧失独立性。对于企业代理人体系而言，它又是督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监督人。三个角色的重叠，使其容易模糊三者之间的角色定位，特别是在承担企业外部监督角色的环节上，可能失去独立性和客观公正性，从而使得这一环节的外部监督流于形式。一旦外部监督不力，委托代理契约中的约束将会松弛，委托人和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惩罚的预期成本下降，不尽职的风险上升。

委托代理模型

委托代理模型与激励机制分析 委托代理模型分析的核心是解决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由于委托和代理人信息不对称。激励机制的设计原理是，委托人通过一种分配制度来奖励代理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以缩小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激励机制实质是对于不完全合同的有益补充，诱使代理人决策目标和委托人利益目标趋向一致。 一、委托代理模型的的基本假设 代理人的生产函数： ()ε+=a a y （1） 式中：y （a ）是可以观测的产出结果；a 是代理人的行动；ε是白噪声，()2,0~σεN 。 现在假定代理人的报酬()y w 是产出y 的线性函数： ()y b s y w ?+= （2） 式中，s 是代理人的固定报酬部分，如工资；b 是代理人的浮动报酬部分，如奖金率或利润留成率。 代理人获得的收益1p 为： ()()a c y w p -=1 （3） 式中，()a c 是代理人采取行动a 的成本，由定义可知，()00=c ，即代理人 不采取任何行动时成本为0；这时，()[]()()00==+=εεE E a y E ，即E ().0=y () a c 具有性质，()0>'a c ，()0>''a c 。 委托人获得的预期收益2p 为： ()()y w a y p -=2 （4） 委托人获得的经期收益)(2p E 为：

()()()[]()[]()[]()()w E y E y w E a y E y w a y E p E -=-=-=2 （5） 二、风险态度中立的最优激励机制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每一个人都是以最少的付出获得效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这里假设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理性的，所以委托人的目标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在这里具体为委托人获得收益1p 的最大化；而委托人和代理人获得最大收益的基础是企业可以创造财富P 的最大化，可以简化为21p p p +=的最大化，下面的分析假定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风险态度都是中立的，即他们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1、代理人最优目标的实现 委托人预期收入有一个最低下限标准，现在假设委托人最小收益目标是2p ，所以有：()()2p y w a y ≥-，为了让代理人的收益最大化，即在满足委托人最低收益2p 的前提下1p 尽可能的高，有()()2p v w a v =-。即()[]()[]()22p y E p a y E y w E -=-=，这时代理人的期望收益为： ()()()()()()()a c p a E a c p y E a c w E p E --=--=-=221 （6） ()1p E 获得最大值的一阶条件，即代理人实现最优目标的条件是：()02='p E ，即为()1='FB a C 。 3、委托人代理人共同获得最大收益目标的实现 委托人和代理人共同获得最大收益目标的实现，即实现21p p p +=的最大化。由（3）、（4）式可得： ()()()a c a a c a y p p p -+=-=+=ε21 他们联合的期望收益为： ()()()()a c a a c a E p E -=-+=ε （8） ()p E 获得最大值的一阶条件，即委托人实现最优目标的条件是：()0='p E ，即为()1='FB a C 。

供应链企业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供应链企业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一.供应链企业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提出及内容 最早提出委托代理（principaI-agent）概念的目的是为了研究股份制公司的管理体制问题。在股份制条件下，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经理阶层代表股东行使管理职能。股东和经理层在利益上有时会不一致，但由于经理比股东更了解公司的信息，因此，经理可能做出与股东不相一致的行为。代理问题就是研究如何进行制度设计，使经理层在按自身利益最大化行动时，最大程度地实现股东的利益。委托代理问题是由当事人各方的信息不对称引起 的。信息不对称是指一方拥有另一方所没有的信息，拥有信息的一方称为代理方（agent）， 缺乏信息的一方称为委托方（principaI）。信息不对称可以从时间和内容上划分。从发生的时间看，非对称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exante），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expOst）；从内容上看，非对称可以是某些参与人的行动，也可能指某些参与人的信息或知识。因此，委托代理问题在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只要当事人各方在拥有的信息上具有不对等性，就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政府和纳税人、公司和雇员、供方和需方等都存在代理问题。 二．应用实例 在市场交换中，存在着许多由于供应商和顾客的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委托代理问题。NeIsOn研究认为，产品和服务具有经验属性（experienceattributes），其质量只有在购买之后才能发现。由

于顾客通常不能正确地辨别产品的质量，可能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供应商不具备提供某种质量产品或服务的能力，而做出错误的质量承诺，而顾客又难以正确辨认供应商的能力，由此产生了有害选择（adverseseIectiOn）问题；第二，供应商可能在签约后采取欺骗行为，结果产生道德风险（mOraIhazard）问题。有害选择问题通常可以采用信号理论的方法解决，即利用某种信号揭示参与者的私有信息。例如，在汽车修理市场上，供应商通过某些不可回收（nOn-saIvageabIe）的投资（如设置标志等），显示其拥有较高的质量。因为低质量的供应商不愿意进行这方面的投资，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把高质量的供应商和低质量的供应商区分开来。道德风险问题则通过采用激励机制，如给予价格补偿，约束供应商的欺骗行为。三.供应链企业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的特征 （l）供应链的企业间是一种合作竞争的关系 供应链的本质强调处于供应链上的企业间合作，强调企业集中资源发展其核心业务和核心竞争力，而对非核心业务则通过外包方式完成。供应链的思想与传统企业模式的根本不同在于，它改变了对产品链上其它企业的看法，供应链企业不再把它们看作是竞争对手，而是当作合作伙伴，为实现最终顾客满意的目标而进行协同生产，生产活动按整个供应链实行优化，而不是仅仅考虑本企业的利益。供应链企业间虽然强调合作，但也存在利益冲突，企业之间为分配合作带来的利益会展开竞争。因此，供应链企业的基础和目标是合作，但是由于它们利益主体的不同也存在竞争。研究供应链企业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就

委托—代理模型及其应用

委托—代理模型及其应用 摘要:本文将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归纳为采用激励和监督混合的有不确定性但可监督的委托——代理模型,采用递推归纳法及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分析这一模型。 关键词:委托-代理现代企业激励和约束机制博弈论信息经济学 1、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 2、案例背景 伯利——米恩斯(1932)在《现代企业与私人财产》中提出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命题,突破了传统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假说,开创从激励角度研究企业之先河。这个命题是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背景。 委托代理理论试图模型化如下一类的问题:一个参与人(委托人)想使另一个参与人(代理人)按照前者的利益选择行动,但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选择了什么行动,能观测到的只是另一些变量,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因而充其量只是代理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代理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 3、模型建立及有关假设条件 3.1模型假设 本文所分析的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基本假设: (1)在分析委托—代理模型的契约关系时,我们假设存在一个能够确保契约执行的司法体系,并且代理人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 (2)我们假设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同时采用最优的行动以最大化各自的效用函数。

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与利益冲突

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与利益冲突 摘要：作为现代产权制度的重要内容以及重要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委托代理制度不仅有效地优化了企业治理结构,有利于使经理人员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而且有利于实现所有者即委托人收益的最大化。但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的不一致性和信息的非对称性,委托代理关系往往导致“代理问题”而要解决这一“代理问题”,必须尽快建立新型的激励约束机制。 关键字：委托代理关系、利益冲突、激励 1．委托代理关系的概念 所谓委托代理关系, 是指这样一种契约关系, 在该契约下, 一个人或一些人( 委托人) 授权另一个人( 代理人) 为实现委托人的效用目标最大化而从事某些活动, 其中包括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利, 利用报酬激励吸引代理人, 并对代理人进行约束监督等。委托代理关系广泛存在于一切组织中, 存在于企业的每一个管理层级上。 2．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原因 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 3．代理关系问题与利益冲突 传统的委托代理问题是指由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的股东与管理层之间、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必然带来相应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斯蒂格利茨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经营行为，在这里“一个个人——委托人，可以设计一个用来激发另一个个人——代理人按委托人的利益而行为的报酬体系。” 与委托代理问题有关的利益冲突是财务管理目标更深层次的问题，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及其

我国国有企业中的所有权委托代理问题

委托代理理论概述 一般而言，经济学问题的研究都有其假设前提，那么委托代理关系的假设即为：只要在建立或签订合同前后，市场参与者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这种经济关系都可以被认为属于委托－代理关系。掌握信息多（拥有私人信息）的市场参加者称为代理人；掌握信息少（没有私人信息）的市场参加者称为委托人。 研究事前非对称信息博弈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道德风险”模型。 国有企业中的所有权代理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中的代理问题集中表现为“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如果存在不确定性，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一旦企业内部人掌握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或者同时掌握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就会引发严重的代理问题。我国国有企业产权配置不当使得内部人控制问题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国有企业所有权代理的不明晰造成了企业发展缓慢、效率低下，因此，国家采取了委托代理关系这种体制来缓解这方面的问题，这种国有产权实施了委托代理关系模式是在不同的阶段起到不同的效果。 具体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国有企业初始所有者缺位 初始所有者缺位不是指国有企业没有明确的所有者，而是指初始所有者没有行使权力的行为能力。其原因是虽然全体人民在法律上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但是全体人民没有行使权力的行为能力，并且国有资产也不能分割到个人，由个人自由行使其拥有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 2、股权过分集中，决策政企难分 股份制改造并没有有效改善企业所有权委托代理的不足。从委托人的角度看，所有者股权比例过分集中，在决策问题上政企难分。国有股份代表多为政府官员，并以其控股身份遏制其他股东，不利于企业的监督制约。同时，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也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委派，公司的决策机构带有很强的政府执行机关的功能。这样就导致了作为委托代理链条中间层的代理者不能有效发挥自己的积极性来行使其权利。 3、代理成本过高，代理效率低下 代理成本=代理人的选聘费用+代理人的报酬+监控成本+经理损失+隐性寻租，其中前面三项在数量上容易确定，而且相对而言并不算高，而后面三项由于包括了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数目则难以量化。正是因为代理人的经营决策失误和其他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造成的资产损失过高，所以导致了代理效率底下。 4、内部人控制严重，治理结构失衡 国有企业公司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与治理结构失衡的现象。一方面，内部人通过与雇员合谋，尽量减少积累而增加消费，以致出现企业亏损而员工收益增加的现象；另一方面，内部人通过和相关政府部门合谋，尽量减少上缴份额，这看似为雇员谋取福利，而实则损害国家利益和股东利益。另外，内部人还利用手中职权，随意在职消费，进行权钱交易等隐性寻租活动，滋生腐败现象。 应对措施：为了有效地防范委托代理问题，必须从委托方、代理方和外部环境三个方面入手。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规范代理人的行为而忽略了对委托人的治理。任何单方面的治理都是不完整的，所以，应该建立的是充分考虑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向均衡制约机制。针对现存的国企代理问题，结合以上论述，要做好国有企业的治理，须做好以下几点：

(完整版)委托代理理论综述.

一、委托代理理论概述 (一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 1933年,美国学者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对美国200家大公司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占公司总数量44%、财产的58%的企业是由并未握有公司股权的经理人员控制的,由此他们得出,现代公司的发展,已经发生了“所有与控制”的分离,公司实际上已经为由职业经理组成的“控制者集团”所控制。后来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经理革命”。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经营权的逐步分离而产生的。所谓委托代理关系,就是指委托人把自己的事务交给其代理人代为处理而形成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责、权、利关系。 (二委托代理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关于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代理关系,亚当斯密早就有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他说:“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员,则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窦。” 委托代理理论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不满阿罗—德布鲁体系中的企业“黑箱理论”而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起来的。目前,被大家所公认的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包括: 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Mirrless和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个得主美国经济学家阿克尔洛夫(Akerlof、史宾斯(Spence、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他们的研究使经济学家们对实际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有了根本的改进。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 (三委托代理理论的假设前提

委托代理理论综述

、委托代理理论概述 （一）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 1933年，美国学者伯利（Berle ）和米恩斯（MeanS在《现代公司与私有 财产》一书中，对美国200家大公司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占公司总数量44% 财产的58%勺企业是由并未握有公司股权的经理人员控制的，由此他们得出，现 代公司的发展，已经发生了“所有与控制”的分离，公司实际上已经为由职业经理组成的“控 制者集团”所控制。后来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经理革命” 代理关系是随着企业所有 。委托权和控制权（经营权）的逐步分离而产生的。所谓委托代理关系，就是指委托人把自 己的事务交给其代理人代为处理而形成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责、权、利关系。 （二）委托代理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关于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代理关系，亚当斯密早就有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他说：“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 司的伙员，贝U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窦。” 委托代理理论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一些经济学家不满阿罗一德布鲁体系中的企业“黑箱理论”而深 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发展起来的。目前，被大家所公认的委托代理 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包括： 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Mirrless）和2001年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个得主美国经济学家阿克尔洛夫（Akerlof）、史宾斯（Spence）、 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他们的研究使经济学家们对实际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有了根本 的改进。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 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

委托代理理论

一、委托代理理论概念 委托代理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是建立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基础上，它强调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利益不一致并且存在信息不对称性。因此，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的核心是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而产生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 二、委托代理理论的起源 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1979），他是最早发现股份制公司中存在着委托代理的关系。他在《国富论》中指出：“股份公司中的经理人员使用别人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不可能期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合伙人那样的觉悟性去管理企业……因此，在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或多或少地疏忽大意和奢侈浪费的事总是会流行”。现代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起源于伯利和米恩斯（1932），他们指出企业所有者兼具经营者的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弊端，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但是，此时的委托代理理论框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他们的理论还仅限于“两权分离”的问题。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深入“黑箱”内部，研究企业内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的问题，委托代理理论才真正发展起来。 三、委托代理问题表述 由于代理人委托人双方目标函数不一致，而且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而委托人难以观察并监督，就会出现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委托代理问题。 代理成本来源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的假设是人都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因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定总是相同，而且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因而使得两者之间的代理关系容易产生一种非协作。一方面由于委托人不可能对代理人做到完全激励，另一方面委托人对代理人实行监督的成本有可能大于其收益，不可能建立起完善的监督机制。 肯尼思·阿罗(1985)将委托代理问题区分为两种类型，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就是指代理人借委托人观察监督困难之机而采取的不利于委托人的行动。逆向选择就是代理人占有委托人所观察不到的信息，并利用这些私人信息进行决策。 因此，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 四、委托代理问题在中国的表现 委托代理理论对国有企业改革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是单一的全名所有制企业，由国家来统一支配、调拨。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缺乏活力。企业资本难以流动。同时，国家作为非人格化的出资人机构和经营机构，难以满足资本对利益的追求，严重束缚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合理化。 因此，我们必须依据现实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国企进行再认识，重视对国有企业内部的基本关系并进行研究，解决好委托代理问题。下面对国企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1）、信息不对称是产生委托——代理关系问题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对于委托代理机制来说是客观存在的，其表现可分为两个方面：一类是逆向选择问题。即卖主掌握着许多有关自身商品实际质量的私人信息。另一类是道德风险问题，其基本含义是在经济活动中，代理人比委托人更了解自己的能力、偏好、努力程度，更了解实际行业运作情况和公司内部情况，市场环境变化和企业外部环境，以及决策的风险与收益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的掌握取决于一定的专业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委托人很难获得，或者因为取得的成本太高而不得不放弃。因此立约的一方凭借信息优势可能会为最大程度增加自身利益而采取不利于他人的行动。这

企业战略委托代理关系与国有企业监督实践探讨

企业战略委托代理关系与国有企业监督实践探讨 内容摘要：本文从托付代理关系的角度入手，结合当前我国国有资产监督的现状，分析了国有企业专门的层层托付代理关系、托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取向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对加大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阻碍，进而提出如何有效地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及保值增值。 关键词：托付代理国有企业监督 托付代理关系产生的理论基础及其矛盾分析 托付代理关系作为现代企业的差不多特点之一，其产生的直截了当缘故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该观点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其闻名的《国富论》一书中写道：“股份公司中的经理人员使用别人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不可能期望他们会有象私人公司合伙人那样的觉悟性去治理企业……因此，在这些企业里的经营治理中，或多或少地疏忽大意和奢侈白费的事总是会流行”。 伯利和米恩斯（1932）在其《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也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观点。现代意义上的托付代理概念是由罗斯（1973）提出的：“假如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托付人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人关系就产生了。” 在现代公司中，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托付代理关系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不是同一个主体，从两者的关系动身，能够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托付人和代理人目标取向不一致 在两权分离情形下，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取向不一致。所有者作为企业的出资人也是托付人，高度关怀自身的利益，对利润的追求是其经济行为的全然动机，其投资行为的效用最大化也确实是利润最大化，最终目标是使资本增值。 经营者作为代理人其效用函数目标分为两部分：一是追求货币收益最大化，如薪金、奖金、津贴等；二是追求更多的非货币收益，要紧是指那些不以货币计量，却能达到与货币价值一样的给代理人带来效用增加的消费目的。 由于托付双方的效用函数目标不一致，代理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假如对货币化收益不满足就会依靠于非货币收益给其带来的效用，利用自己手中的实际操纵权通过其他途径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如过分在职消费，不断改善办公条件，住豪华宾馆，使用高级轿车，免费享受带薪度假；增加不必要的开支用于个人享用，倾向于高风险项目搞投机和短期投资，不考虑资本的边际收益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甚至通过对资产的操纵权转移将企业的资产给自己或亲属的关联企业；通过人事任命中的任人唯亲、压制和人为闲置人才造成人力资源白费。 正是由于托付人与代理人关系中天然地会产生这种不同的利益取向，理论上和实践中确实存在代理人利用手中操纵权侵害所有者（托付人）的可能性，而且这对矛盾只能够不同程度地缩小，永久不可调和。 托付人和代理人消息不对称 在托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和所有者信息不对称不可幸免。经营者（代理人）或企业内部高级治理人员拥有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收入和费用的真实信息，他们负责对企业生产经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 目录 [隐藏] ? 1 委托代理理论概述 ? 2 委托代理理论基本模型 ? 3 委托代理关系是多次性的动态模型 o 3.1 （一）重复博弈的委托代理模型 o 3.2 （二）代理人市场声誉模型 o 3.3 （三）棘轮效应模型 o 3.4 （四）强制退休的模型 ? 4 委托代理多项任务模型 ? 5 委托人与多个代理人的模型 o 5.1 （一）“打破预算平衡”的模型 o 5.2 （二）考虑逆向选择的模型 o 5.3 （三）合作型模型 ? 6 委托代理理论的相关研究 o 6.1 （一）“相对业绩评估”模型 o 6.2 （二）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道德风险模型 o 6.3 （三）关于监督问题的模型 o 6.4 （四）最优委托权安排模型 ?7 委托代理理论的理论意义 ?8 相关条目 [编辑] 委托代理理论概述 委托代理理论是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的基础上的。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指的是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信息的非对称性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划分:一是非对称发生的时间，二是非对称信息的内容。从非对称发生的时间看，非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ex ante)，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ex post)，分别称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研究事前非对称信息博弈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从非对称信息的内容看，非对称信息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行为(action)，研究此类问题的，我们称为隐藏行为模型(hid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