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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视角下的翻译嬗变及其对翻译教学和研究的启示_王华树

宏观视角下的翻译嬗变及其对翻译教学和研究的启示_王华树
宏观视角下的翻译嬗变及其对翻译教学和研究的启示_王华树

宏观视角下的翻译嬗变

及其对翻译教学和研究的启示

○王华树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MTI教育中心,北京100871)

[摘要]本文从宏观视角分析了现代翻译服务的鲜明特征,包括翻译需求、翻译流程、翻译分工、翻译技术、翻译标准等,指出当今翻译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严重脱节,翻译研究与行业发展现状严重脱节,改革翻译教学和拓展翻译研究势在必行。

[关键词]翻译服务;翻译教学;翻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3)09-0037-04

黄友义指出:“翻译行业发展到现在,其内涵已经大大扩展,包括翻译服务、本地化服务、翻译技术、翻译咨询、翻译培训和翻译行业发展战略研究等。因此我们的应用翻译研究也应该紧贴行业发展,相应的拓展领域,例如翻译项目管理、翻译技术应用、多语术语与语料库建设等领域的研究”[1]1。然而,根据《中国翻译学研究30年》[2]77-87的数据统计,从宏观角度探讨翻译行业特征的文章寥寥无几,涉及翻译行业和管理的论文在30年中只占到0.6%;《中国应用翻译研究30年》[3]22-27的数据统计表明,传统的翻译研究内容仍占压倒性优势,对于语言服务行业的宏观分析并不多见,应用翻译研究滞后于实际需求,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生活和翻译工作,翻译服务在多个方面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翻译需求与日俱增

在信息化大潮的推动之下,信息和知识呈现出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态势,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将翻译活动从满足交际需求的语用层面,提升到增强客户企业竞争力的战略层面,跨国企业为了尽快占领国际市场,急需进行产品本地化翻译,要求产品同步发布(Simultaneous Ship-ment),激发了更多的语言服务。[4]76-79翻译业务量每年均在2000万字以上的国际化大公司(如Microsoft、Oracle、SAP、华为等)不断增多。以国内某通信供应商为例,2011年仅笔译部分的字数统计已超过3亿,包括40多个语种,覆盖上千种产品。随着国际化市场不断开拓,翻译服务出现了两种主要增长趋势:一是小语种和稀有语种的翻译业务量持续增长;二是科技翻译的类型也在不断增多,如软件本地化翻译、网站本地化翻译、多媒体本地化翻译、影视字幕翻译、E-learn-ing课件翻译、游戏翻译、手机应用翻译等项目,呈现突飞猛进的增长趋势。

根据美国著名语言行业调查机构卡门森斯顾问公司2011年的报告,2011年全球外包语言服务市场产值为314.38亿美元,每年以7.41%的速度增长,未来5年预计将达到389.6亿美元。[5]11-13《中国语言服务业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0年我国语言服务业的年产值为1250亿元人民币,2011年为1576亿元人民币,增长比例为26%。根据外部环境所提供的发展机遇和行业自身近十年的发展走势,预计我国语言服务业年产值在十二五期间将会保持年均15%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语言服务企业年产值将超过2600亿元人民币。[6]由此可见一斑。

二、翻译流程日益完善

传统的翻译流程通常包括“翻译—审校”或“翻译—审校—排版”,这种简单的处理过程已经不再适应当今周期短、规模大、协作化的翻译服务需求。针对现代化的翻译项目,语言服务提供商通常会定制不同的流程,以控制翻译过程中的各项工作。以目前比较热门的网站本地化翻译为例,一般的流程包括资源提取、工作量分析、任务分配、语言资源重用(Leveraging)、工程处理(Engineering)、TEP(翻译、编辑、校对)、质量控制、功能和语言测试、交付结项、语言资产管理等,如图1所示。大中型语言服务企业通常采用专业的翻译项目管理系统(Translation Management System)和内容管理系统(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实现翻译项目的科学化、流程化、自动化的管理。如利用SDL World Server,可以在项目启动时候创建工作流,进行项目自动化流程管理。[7]218-259

[作者简介]王华树,男,北京师范大学翻译学在读博士,北京大学MTI教育中心翻译硕士教育中心翻译技术教师。

图1现代翻译项目流程

三、翻译分工愈加细化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力越发展,生产部门就越多,社会分工就越细。语言服务市场的全球化导致翻译工作越来越规模化和专业化,这就要求现代翻译项目必须进行社会化分工和协作。对于周期较短的数百万字的翻译项目,涉及多个领域、多个语种,往往需要经过多个流程处理,需要不同的专业“工种”。[8]11-14就翻译项目来说,可能需要多种角色的配合协作,如专职翻译、编辑、审校、术语专员、质量抽检专员、双语排版专员、翻译经理等。每个角色各司其责,严格把关,实现每一个流水线的专业化操作。以莱博智(Lionbridge)公司的软件本地化翻译项目为例,仅在语言质量控制方面,就出现了十种不同的角色分工,环环相扣,层层把关,如图2所示。可见,语言服务企业对人才提出了更专业化的要求。

图2软件本地化质量控制过程角色分工

四、翻译技术日新月异

在云计算时代,自然语言理解和人工智能技术,包括计算语言学、信息论和人工智能等多种学科的共同发展,加上语言服务要求越来越高,催生了一场翻译技术的革命。文档格式转换、图片识别、字数统计、语料对齐、翻译记忆、术语提取、术语识别、语音识别、自动化质量保证、网络搜索和桌面搜索等工具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大大便利了翻译工作。

翻译工具从单机版走向网络协作,从单一的PC平台走向多元化的智能终端,功能越来越强大。Wordfast Any-where[9]、Google Translator Toolkit[10]、Lingotek[11]等工具,可以实现多人在线,实时协作,操控同一个翻译项目,满足了当代翻译项目时效性和协作性的需求。Lionbridge、SDL等大型语言服务提供商都在尝试利用自动化机器翻译技术和译后编辑技术。[12]以Trados[13]、DéjàVu[14]、Wordfast[15]、memoQ[16]、MultiTrans[17]等为代表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集成了可译资源解析、翻译编辑、本地和远程翻译数据库共享、批量质量检查、双语语料回收、项目打包、机器翻译和译后编辑等多个模块,可以满足多种专业翻译的需求。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各式各样的语音翻译(如Vo-cre、SayHi、iTranslate等)、拍照翻译、扫描翻译、电话口译等技术各显神通,基于大数据语料以及人机交互的智能机器翻译系统粉墨登场,必将极大地提高行业生产效率。

五、翻译标准不断拓展

无论是Tytler的“翻译三原则”,还是严复的“信达雅”等,传统的翻译标准多是围绕文学翻译的文本层面进行的讨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产业的不断完善,翻译作为一种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已经成为产业生态链的必不可少的部分。翻译服务的标准不能仅仅针对语言和文本层面,还需考虑语言服务产品的各个要素、产品生产规格、产品生产过程以及结果等各个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行业标准,如欧盟的EN15038:2006[18]、美国的ASTM F2575-06[19]、加拿大的CAN/CGSB-131.10-2008[20],还有基于美国SAE J2450[21]标准而开发出来的LISA质量保证模型(QA Mod-el)[22]等。自2003年以来,中国陆续出台了GB/T19363.1-2008、GB/T19682-2005)、GB/T19363.2-2006等。这些标准从服务方和客户方多重视角,从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技术能力、服务质量、项目流程,服务步骤等多个方面进行规范,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和服务体系,大大地拓展了传统翻译标准的范围。

技术写作、术语信息、翻译记忆数据等标准也在不断完善。文档生产从源头开始遵守如DTD、XML、DITA等标准,极大简化了后期处理的工作量。IEC、ISO/TC37和CEN等制定了一系列的术语标准,为统一术语数据提供了依据。LISA 根据行业发展需求,陆续制定了TMX、TBX、SRX、GMX、TBX Link等行业标准[23];OASIS于2002年制定了XLIFF标准[24],可将需要本地化翻译的文本从庞杂的格式中分离出来,相同的源文件可以使用不同的工具进行处理,为解决各种数据兼容以及语言资产管理提供了方便。

六、对翻译教育和翻译研究的启示

翻译需求的激增、翻译流程和环境的改善、翻译技术和工具的快速发展以及翻译标准和翻译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这些变革进一步凸显了产学研严重脱节的现象,长此以往,必将对我们的翻译人才培养和翻译研究造成负面的影响,我

们要尽快迎接新的挑战,适应新的发展。

1.翻译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偏差严重,专业翻译教育亟待改革。一方面,全国多数高等院校外语专业的翻译教学遵循着比较传统的方式,存在不少问题,如翻译教学理念不清,职业教育定位不准、教学和教材内容陈旧、专业师资结构失调、教学手段落后等,最终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25]41-44[26]92-95[27]52[28]92-95[29]1-6另一方面,笔者通过国内三大招聘网,对20家语言服务公司翻译相关的职位招聘广告进行了调查,发现无论是专职翻译或是翻译经理,除了要求过硬的语言能力之外,绝大多数招聘公司都要求应聘者具备下列能力:

能力模块主要内容

IT技术

计算机操作系统基础知识

Office办公系统的基本编辑与排版技巧

编码及格式转换:PDF、INDD、FM、DWG等格式转换、OCR识别快速信息获取能力:单位时间内获取所需信息指数———搜商

CAT 技术

译前:字数统计、重复率计算、翻译记忆库复用、术语提取

译中:利用Trados等进行翻译,利用MultiTerm进行术语管理译后:质量保证、生成译文、语言资产维护

项目经验项目管理:启动、计划、实施、收尾等阶段基础知识及相关技能组织协调能力:部门内部、外部以及团队之间的协调

成本和进度控制能力:单位成本控制及风险防范与控制

专业领域项目经验

职业道德

服务意识:翻译作为一种服务的职业准则

质量原则:按照行业质量标准、客户质量要求等交付

时间原则:按照行业基本要求、客户及项目基本要求等交付保密原则:遵守诚信原则、职业规范、客户要求等

根据北京、上海等地60家业务规模较大的正规翻译公司的招聘信息,苗菊总结了翻译行业对职业翻译的15项能力要求[30]63-67;中国译协本地化服务委员会与南开大学MTI 中心联合实施了“2011年全国及天津滨海新区企业语言服务人才需求”调研项目[31]67-70,其中调查了全国65家企业对语言服务人才的职业素养需求,这两项调查的主要结果同上表中翻译市场需求的关键能力保持一致。可见,随着时代的进步,用人单位对语言服务人才提出了更专业的要求。在知识爆炸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人们学习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硕士教育应该在语言服务产业链的宏观视野下进行,必须在培养理念、教材建设、师资建设、教学内容等多方面进行改革。

1)培养理念。密切关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语言服务行业的变化及特点,“加强与行业和企业的合作,积极引导他们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中来,突出专业学位教育的实践性”[32]52。北大MTI教育中心于2013年已设置“语言服务管理”方向,旨在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高层次、职业化的语言服务人才(不限于翻译岗位,包括语言相关的多种角色,如技术写作工程师、翻译经理、双语编辑与排版专员、语言资产管理经理等)。

2)教材建设。一套教材通常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新。我们应改变传统的教材立项和编写思路,理清翻译学科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增加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相关教材,如建设和编纂翻译行业研究、翻译和本地化管理、现代翻译技术、术语管理等相关内容的系列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推出的“翻译实务与语言服务”系列丛书和国防工业出版社2011年推出的“应用翻译理论与教学文库”丛书很值得借鉴。

3)师资建设。负责专业翻译教育的领导和校内专职教师应该走出象牙塔,进行3 6个月的“在岗实习”,深入了解当前语言服务购买方(Client)的需求状况以及语言服务提供方(Language Service Provider)的运营情况,加强对翻译实践和整个产业链的认识。《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兼职教师认证规范》中规定了兼职教师应该具备的多种资质,为翻译专业师资聘任改革拉开了序幕。[33]每年两次的“全国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师资培训”邀请翻译与本地化跨国企业的资深人士授课,讲解翻译技术和管理的基础知识、课程规划、教学方法等,为翻译专业师资建设提供了一个高效实用的交流和学习平台。

4)教学内容。应该注意平衡语言能力和非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根据市场的需求,增加具有时代特色的教学内容,如翻译项目管理、语言服务企业运营与管理、语言资产管理、技术写作、国际化与本地化技术、术语管理技术与实践、职业翻译与职业道德等课程。国外不少机构或大学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如基于PACTE翻译能力构建模型发展而来的“欧盟笔译硕士”(EMT)项目,课程体系中包括翻译职业实务知识、翻译理论、文本与翻译任务分析、跨文化交际、术语管理、翻译信息技术、语言意识与语言训练、特定领域专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翻译实践等九大模块。[34]32-35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翻译及本地化管理”的硕士项目,开设有翻译记忆和机器翻译、术语管理、软件与网站本地化、流程标准化、IT/工作流策略及项目管理、国际商务项目管理、多语言营销等课程。[35]

2.翻译研究与行业发展脱节严重,必须与时俱进。李亚舒呼吁:“如果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还过多地放在传统阐释、译本制作和规定性的翻译标准上,我们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国际接轨;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全盘介绍、吸收国外的译论思想,而不同自己的国情实际相结合,我们就永远难以突破中外传统翻译理论的落篱,走向新天地。”[36]谢天振也指出,当今不少翻译研究者仍然停留在文学翻译阶段的译学理念上,并以文学翻译的理念、标准、方法论来看待今天的一些非文学翻译事实、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当前翻译所处的时代语境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我们译学界显然还未能及时跟上这一变化。[37]13-15实际上,传统翻译学研究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就是局限于对翻译本体性研究及二元对立的传统思辩模式上,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当前应用翻译的研究远远不够,对现代化的语言服务行业不甚关注,远不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当今崭新的翻译现象和翻译过程的全貌,认识到翻译活动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所以,新时代的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有新的突破。

近年来,跨学科研究备受关注。很多学者开始从哲学、美学、符号学、文艺学、认知学、神经生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跨学科角度研究翻译,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这种跨学科研究意义重大,超越了传统分门别类的研究模式,有利于

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38]13-19然而,当前的跨学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受到研究传统的影响,并没有揭示语言服务行业实践与发展的全貌。

在市场和竞争全球化的今天,语言服务的发展带给中国语言服务企业更多的机遇和挑战,语言服务正在进行全新的定位。[39]80-83我们应该抓住机遇,放眼整个语言服务产业链,进一步拓展跨学科研究,多视角、全方位地进行“产业翻译学”的研究,例如,研究翻译行业发展规律、社会化分工、价值链分析、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外包与众包模式、项目管理与翻译流程设计、信息技术与语言技术、知识管理与语言资产管理、翻译标准与服务行业标准、人力资源管理与翻译职业发展等。只有不断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我们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开创信息化时代应用翻译研究的新局面,促进翻译学研究的全面发展。

此外,翻译学是一门开放性的学科。如何组织和吸引更多的跨学科学者进入研究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40]20-26我们高校的翻译研究者还应该转变观念,逐步扩大翻译研究队伍的范畴,减少不必要的体制限制,邀请本行业及跨行业的专家、企业管理层、一线经理人以及其他翻译从业者共同参与到翻译研究之中,相信他们的加入必将给翻译学带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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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刘和平.法国释意理论:质疑与探讨[J].中国翻译,2006(4).

认知视角下翻译的主体性

科技信息 1.前言 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哲学的语用学转向(thepragmaticturn)和九十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theculturalturn),翻译研究的视野扩大了,翻译主体性的研究深受西方译学界关注,译学研究悄悄经历了语言—— —文化—— —人的转变,完成了一次由本体到主体,由一元到多元的跨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对原文的选择、阅读、理解,还是对原文的阐释和表达,译者始终具有独特的作用,体现出个人独特的主体性关于译者主体性。我认为,全面而如实地反映文学翻译的特征的图形应该是:作者—原著—翻译家—译本—读者。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原著和译本是他们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载体,都是他们创造的客体。而在这整个的创造性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杨武能,1998:227-228)。” 从认知语用学角度来看,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作为沟通原作者与读者、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桥梁,是翻译过程中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觉的认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作的优劣,甚至因翻译活动的成因而必须重视和提高译者主体性意识,进一步完善翻译理论。 2.翻译认知论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可以总结为“现实—认知—语言”,即在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间环节。从翻译的角度来说,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作者、读者和译者)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原语语篇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要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因此只有将作者、文本、读者这三个环节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到体验和认知这两个要素的制约作用,努力处理好多重互动关系,这样才能实现翻译的合理性。 人的认知一方面是基于体验的,另一方面又具有差异性和创造性。由于翻译是基于对原文语篇或相关知识的体验和认知之上来理解各类意义的,然后译者主体将其用目标语表达出来,其间译者的主体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为何同一文本会有那么多不同译本的原因。 认知语用学的理论认为: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的认知环境呈不对称性,存在着差异(刘萍,2003)。在跨文化、跨语言的翻译交际中,认知环境差异影响着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源语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通过共享的认知环境和相互认同的语用预设,使双方信息交流畅通顺利。但对于跨文化语篇来说,源语作者和译者之间所处的认知环境往往不同,因此语篇内的有关符号无法激活译者记忆中的有关图式,导致解读失败;有时源语读者与译语读者所拥有的文化图式迥然不同,译者若按照自己的认知习惯来解读,就会导致误译,丧失其译者主体性。 也就是说,在翻译活动中,原文作者和译者是处在原文组成的认知环境中,在这个共有的认知环境中,译者的认知能力决定了他对原文的理解度。在目标语的认知语境中,译者的翻译决定着原文作者与译语读者认知环境的重合度。 3.译者的主体性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介入 3.1译者主体性的界定 在探讨译者主体性时,中国学者往往从哲学角度来界定。对译者主体性的界定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把译者主体性理解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它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按照文本第一性的原则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坚持文本中心论。第二种观点是把译者主体性理解为译者的操纵性,即相对于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优越性和支配性。持这种观点的人多关心译者的价值。第三种观点是从译者与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关系中规定译者主体性。这种观点认为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属性。第四种观点认为译者主体性包含两层涵义:其一,译者主体性的本质是译者的存在、活动以及对世界和自身把握的方式。离开了译者,就谈不上存在翻译活动,译者的存在决定其主体性。其二,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与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特性。相比较而言,第三和第四种观点更符合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实际情况,其中第四种观点较全面、合理,我比较赞同第四种看法对译者主体性的界定。 3.2译者主体的二重性 在由作者—译者—读者三主体交织而成的翻译过程中,作者是原文的生产者,用原语创作出既包含了原文化又融入了个性特色的作品;读者是译文的阅读者,直接接受译文的信息,在这一过程中,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他们的能动性都是单向的。而译者,由于处在两种语言文化的交汇处,肩负着作者和读者的两重期望,其主体性因而变得相当复杂,具有明显的矛盾二重性:一方面,他是原语文化的阅读者,接受者;另一方面,他根据自己的阅读阐释用译语对原文进行加工,生产出译语文化下的译作。在接受者和生产者的两边,译者主体性的二重性是如何体现的呢,并且在和作者、读者的关系中又是如何协调并融为一体的呢?作为接受者的主体性,译者一方面受到本民族文化预设的干扰和制约,另一方面在解读中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自身的艺术审美倾向。同时,译者对原文的阅读和阐释还具有复杂的认知心理因素。一方面,译者在接受原文时要么将自己构建为作者的仆人身份,努力进入作者的心理世界;另一方面,译者要么将自己己认同为一个独立主体,建构一种同作者平等的身份,在翻译过程中不刻意隐藏自身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倾向,并将其有意识地体现出来。当然,不管译者的接受心理如何,其主体性都是实际存在的,他本身无论如何不能避免能动作用。同时译者作为接受者的主体身份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者作为生产者的主体性和翻译行为。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译者还必须考虑读者的因素,包括读者对象群及其阅读能力、审美标准以及读者的潜在反应等。在这一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读者的文化期待,文化中的政治历史、宗教伦理和意识形态等。译者在成为生产者之前,首先是个读者。因此,在第二次生产即翻译过程中,嵌入了自己作为阅读者的理解阐释,带上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也就是说在翻译再生产过程中,译者一方面要考虑到原作者,尊重原文的首创性,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读者,在这作者和读者的夹缝中,译者还嵌入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自觉不自觉地留下一个自我的影子。因此,译者作为生产者的主体性杂糅了三个主体的能动意识和精神观念。由此可见,译者作为生产者的主体性主要是在与读者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是走近读者还是远离读者,将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作为接受者和生产者的统一体,同时担负着接受信息和生产信息的两种功能,在两个相关过程中同时面对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听到来自作者和译语读者的不同的声音:一方面,作者希望译者能忠实地再现他的思想,另一方面,读者希望译者既能真实地反映原作,又使译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不诘屈聱牙。译者的主体性天生就是在这两种矛盾的关系中建构形成的。 4.译者主体性的介入 4.1译者对原文理解认知的再创性与理解认知的历史性 乔治·斯坦纳曾有过这样一句精辟之言:“一切理解都是翻译。(Steiner.George,2001:28-29)”若从主体性的角度来考虑。翻译的问题毫无疑问首先是一个理解认知的问题。翻译关键就在于对原文的解读。然而,翻译中的理解并不是简单地对原文字句的复制,在理解的过程中译者具有其主观能动性。它是译者主体性的突出表现。从原文文本本身来看,其语义单位留有诸多空隙,形成文本的空白,这就为译者提供了可创造性的解读空间。按照解构主义的翻译观,文本的意义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文本不是一个稳定、封闭的系统。翻译作为一种解读,译者通过接受原作的语言符号,在认知语言符号时,译者意识中储存的思想材料与原作的语言信息相遇,达到理解与传达。(郭建中,2008:175-178)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不是一项简单的机械式复制。它与译者的直觉想象、情感经验、理念意识等有关的思维活动密不可分。在译者理解原文的过程中,当译者与文本进行对话时,他总是带着自己的体验和认知模式进入文本,而不同的体验和认知模式必然使不同的译者,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对相同的文本的阐释不尽相同,文本的空白也就因译者的期待视野和解读方式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意义,从而导致阐释的多元化。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决不可能被动地去接受原文的信息,而是不可避免地会将自身的生活经验、学识涵养、个性气质、审美理想和欣赏习惯等诸多内在的个人主观因素介入到对文本的阅读理解和阐释中去。 理解总是具有历史性,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 认知视角下翻译的主体性 武汉大学学位班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付丽丽 [摘要]本文从认知的角度论述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对译者主体性的界定及其二重性进行论述,最后详细地分析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介入,目的是实现译者在翻译中合理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从而达到翻译的和谐性。 [关键词]认知活动主体界定二重性介入 (下转第178页) 人文社科 176 ——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文学翻译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文学翻译 翻译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是反映本族文化的镜子,由于中西方历史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需要一定的翻译策略进行指导以实现顺畅的文化交流。翻译目的论包含三个基本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以孙致礼的《傲慢与偏见》译本为例,探究翻译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 标签:目的论;文学翻译;《傲慢与偏见》 一、导语 传统的翻译理论大多以原文为中心,把“信”或“原文中心论”作为评价翻译的最高标准,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对等性,认为译文应该是原文语言符号的转换,尤其对于文学翻译,更要忠实于原文。而翻译目的论则把翻译目的作为翻译实践的首要出发点,是评价译文的首要标准。在翻译实践中,翻译目的论更重视译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在不同翻译目的的要求下,译者对原文不必“亦步亦趋”,非“信”不可。文学翻译是一个特殊的翻译领域,本文将结合《傲慢与偏见》的英汉译本进行实例分析,探索翻译目的论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 二、翻译目的论 翻译目的论产生于20世纪70 年代后期的德国,由Hans Vermeer提出。翻译目的论包括三个基本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其中,目的原则是首要原则。翻译目的论的出现是翻译理论史发展的重要变革,表明译者开始更加注重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而语言学及侧重形式的翻译理论不再占主导地位。这种转向得益于交际理论、行为理论、话语语言学、语篇学说以及文学研究中趋向于接受理论的一系列研究活动。翻译目的论发展了具有创新性的翻译观,不再把“信”或“忠实”作为首要的翻译标准,它认为翻译并不是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一种具体的、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的预期目的是衡量译文是否成功的标准,需要在进行翻译实践之前确定下来,它反映了译文读者的要求,而读者的要求各不相同,因此翻译目的论推崇翻译标准多元化,是一种以译文功能为取向,注重实用性的解构主义理论模式。 三、《傲慢与偏见》的语言特点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女性小说家奥斯丁的杰出作品,是一部雅俗共赏,脍炙人口的长篇佳作。文章以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的爱情为主线,揭露了物质在人际关系、婚姻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作品文笔细腻,主题深刻而生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奥斯丁通过情感交流、人物对话等方式或讥讽或褒贬地刻画出不同的人物特征。首先,文章语言具有幽默讽刺效果。例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从字面来看这句话是在陈述“有钱的单身男子都需要一个妻子”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视角下文化、权力、翻译三者间关系探究

Vol.33No.7 Jul.2012 第33卷第7期2012年7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一、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失衡现象 后殖民翻译研究是受了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启发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仅研究与帝国、殖民活动有关的翻译实践,更是逐渐把触角探到翻译活动背后,探究文化霸权对翻译活动的操纵。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在他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体系的解释》中认为后殖民研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原殖民地怎样应对、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开始之后,殖民地怎样应对、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三是研究20世纪末征服者的文化是如何让被征服文化屈服的,被征服文化是如何适应、抵抗征服者文化。”[1]从罗宾逊给出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后殖民翻译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文化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压迫与反抗的文化关系。在后殖民语境下,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发展不平衡,强势国家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违背弱势国家、弱势文化的意愿,对其进行操纵和控制,从而导致文化间话语权的不平等,造成弱势文化的“失语”,这一现象在翻译作品数量上可见一斑。根据韦怒蒂的统计,自1984年全世界译自英语的书籍达到22724本,译自西班牙语的书籍为839本,译自阿拉伯语的书籍为536本,译自日文的为204本,而译自中文的仅为163本,比例严重失调[2]。和英语相比,欧洲语种明显处于劣势。而中文与英语相比,差距更加悬殊。译著数量上的差距反映出弱势国家的文化向外传播不多,主要是大量吸收外国文化,这必然导致文化失衡。西方世界可以利用其文化作品,向第三世界输出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实现对弱势文化的控制。与此同时,文化失衡现象也会导致某些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屈从。一些弱势文化为了摆脱所谓的野蛮落后状态,极力迎合强势文化。弱势文化的这种媚外态度,只会加剧文化失衡,加速弱势文化的萎缩和消亡。因此,在后殖民翻译语境下,揭露强势文化的侵略性、保护弱势文化、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翻译中隐而不显的权力关系 蒂莫志科(Maria Tymoczko)和根茨勒(Edwin Gentzler ) 合著的《翻译与权力》中指出:“翻译不仅仅像语言活动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操纵。反过来,翻译又建构特定文化的权力结构。“[3]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 - nett)在其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中也把权力关系放在翻译 研究的核心地位。那么权力是如何影响翻译的呢?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发展不仅依靠军事强权和经济实力,还要利用相关知识。而翻译又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手段,因此翻译就成为权力的工具[4]。权力对翻译的影响最为著名的例子是英国皇室代表与毛利人签订的《怀塘伊条约》,该条约由一名英国传教士翻译成毛利语。为了诱使毛利人签订该条约,他在翻译时用到了很多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由于传教士的刻意翻译,毛利人的很多权力都被忽略。这项条约背后包含着一系列的权力运作,体现强势者依靠强势地位,借助翻译手段对弱势群体的支配和控制。翻译成为这项条约强加意义的一种重要方式,也体现了其背后的权力关系。 大规模的殖民掠夺体现的是赤裸裸的权力关系,强国对弱国的操纵显性地体现在其行动当中。但是翻译活动却是一种温文尔雅、不彰不显的实践活动,体现隐而不显的权力关系。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热潮。鲁迅在翻译中强调宁信而勿顺的翻译原则,即使译文读起来诘曲聱牙,也要尽量保持原著的风格。他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名人译本。特收录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这在讲究忠实通顺的现代翻译者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是该翻译原则是根植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提倡民主、科学的社会环境中的。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急需找寻促进中国进步的方法,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理念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楷模,鲁迅的宁信而勿顺的翻译原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留西方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探寻救国图存的方法,这背后隐藏着权力关系影响下的先进文化向心力作用。一种文化吸引着另一种文化效仿、学习,这背后就体现了权力的隐性作用。 翻译是权力关系实施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抵抗权力关系的有力武器。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大举入侵,清政府软弱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视角下文化、权力、翻译三者间关系探究 卫梦舒 (中国矿业大学 外文学院,江苏 徐州221116) 摘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考查翻译实践活动,认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而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行动本质,体现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操纵。本文着重探究后殖民翻译研究视角下文化、权力、翻译三者间关系,旨在寻求反对文化霸权、促进文化间平等交流的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后殖民翻译研究;文化;权力;翻译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07-0184-02 184--

模因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模因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摘要:模因有利于语言的发展,而模因本身也靠语言得以复制和传播。模因论是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理论。模因论揭示了语言的规律,为研究交际和文化的互动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翻译模因分为模因基因型和模因表现型。该文主要从模因论视角探讨模因基因型和表现型话语的翻译。 关键词:模因模因论翻译模因基因型模因表现型 1 引言 模因(meme)一词由牛津大学动物学家Richard Dawkins(1976)在其专著《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首次提到。该词源自希腊语mimeme,指被模仿的东西,是基于生物学词汇基因(gene)仿造而来的。基因通过遗传而繁衍,模因通过模仿而传播。模因和基因一起,相辅相成,成为进化的原动力。Richard Dawkins提出模因的三个特征为复制保真度、多产性和长久性。模因复制的四个阶段为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而后,Susan Blackmore(1999)出版The Meme Machine,由此产生模因学。目前,国内学者在模因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翻译模因的传播方式、翻译教学和文化传播研究方面。王斌(2004)在《密母与翻译》指出翻译研究是文化模因研究的一部分,有利于翻译研究在微观与宏观、语言与文化、结构与认知上整合起来。马萧(2005)把模因论和外语翻译教学结合起来,指出翻译教学过程就是模因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何自然(2005)提出翻译模因的基因型和表现型理论,为翻译等效论和等值论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从模因论视角对翻译研究,特别是基因型模因和表现型模因的翻译作简要探讨。 2 模因的传播与翻译 从模因论的角度观察,语言模因复制和传播的方式有“内容相同形式各异”的基因型和“形式相同内容各异”的表现型两种方式。(何自然2007:158)翻译是模因的一种传播方式,翻译的过程是模因的传播过程,模因通过翻译将自己的核心理念和文化在异族间加以传播,模因的传播与翻译密不可分。 2.1模因基因型话语的翻译 模因基因型以传递信息内容为主,可分为相同信息直接传递和相同信息异形传递两种形式。表达同一信息的模因在复制和传播过程的表现形式可能一样,也可能不一样,但其内容却始终同一。模因基因型的翻译意味着原语与目标语的转化是一种原信息的等值或等效传播。 2.1.1相同的信息直接传递 这种模因可以在合适的语境下不改动信息内容而直接传播。这虽是简单的模因传播方式,却也是文化模因传播最基础和最普遍的方式。如,“元芳,你怎么

后殖民视域下的翻译_读_翻译与帝国_后殖民理论解读_

语言文学 解读小说语言应用 ● 黄 滔 徐刚 赵婉彤 后殖民视域下的翻译 ——读《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 黄滔 将翻译置于后殖民理论视域之下,这是近十几年的翻译文化转向理论研究的新角度。道 格拉斯用独到的角度展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脱离其宗主国后面临的新问题—即在文化和翻译 上不知不觉又不可避免的受前殖民者文化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他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 理论解读》一书,一来介绍他对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研究,二来阐释翻译不单指语言文字著述在 不同语种间的传播和流布,更重要的是包括著述在内的诸种思想、观念、礼俗和制度等通过 何种渠道、采取怎样的方式,被不同的文化所认识、选择、重组和阐释。后殖民主义翻译研 究正是以这种权力差异为基础,来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同价值取向的译者在自觉或不自觉 间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一、后殖民翻译研究概况 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通常被认为发端于19世纪后半叶欧洲殖民体系的瓦 解,在印度独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崭新的意识,然后揉合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 “文化领导权”理论、法侬(Frantz Fanon)的反殖民主义写作理论,最后发展为声势浩大 的文化批评话语。后殖民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 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 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后殖民翻译研究”这一术语由道格拉斯?罗宾逊 (Douglas Robinson)于1997 年首先提出。近年来,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国内受到追捧。 国内专门研究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两本本专著分别是孙会军的《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 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和吴文安的《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随着研究的深 入,一些研究者开始进行个案研究,用后殖民翻译理论分析我国的翻译现象及译作,如,陈 历明《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 年第 6 期)、王辉的论文《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 年第1 期)、严晓江《理性的选择人性的阐释——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分析梁实秋翻 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原因》(《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 年第5 期)等。 二、后殖民主义系统分析 道格拉斯(1997)在《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中对后殖民系统分析并归类为 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在20 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 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因此,后殖民指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的文化状态; 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 治开始之后,从16世纪起到现在殖民地怎样适应、反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因此,后殖民指殖 民主义开始之后的文化状态;三是研究20 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 关系,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因此,后殖民也包含当代的政治和文化 的权利关系。罗宾逊认为翻译作为殖民的渠道到翻译作为避雷针为殖民主义崩溃后拯救文化 的不平等性,再到翻译作为非殖民化的渠道阶段,这些阶段在叙事上与过去,现在和将来有 关:在过去,翻译被用来控制教育和塑造殖民地人,现在,翻译依然在后殖民性的政治和文 化的多样性中保持着急剧上升的趋势。罗宾逊认为翻译在目前阶段在殖民和非殖民化方面的 作用依然很明显。 三、理论局限性 本书堪称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开山之作。作者将着眼点放在翻译在帝国主义控制美国、印 度和菲律宾过程中的作用,所选论著也是以英国和印度后殖民关系为主要题材。关于亚洲其 他国家和非洲的后殖民翻译状况鲜有关注。对西方世界内部的殖民与被殖民关系及其对翻译68

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看翻译

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看翻译 摘要:在翻译学界,翻译的标准与原则一直是大家广泛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而对于如何实现翻译,研究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具体的字、词、句和篇章,实现它们从原语到译语的解码,也就是实现两语对等。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也就是在对翻译材料进行理解和表达时,译者常常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对材料无法用具体的两语对等方法来处理。所以本文试图从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出发,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进行思考和研究,运用认知语义学、类典型与基本层次范畴等理论,分析这些问题中隐藏的深层次意识,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翻译认知语义学类典型基本层次范畴理论 引言 在翻译学界,翻译的标准与原则一直是大家广泛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关于翻译的标准,我国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早在汉朝和唐朝时期,就有了“文”与“质”之争,实际上是直译与意译之争;还有清代翻译大师严复于1898年提出了“信”、“达”、“雅”的标准,即忠实于原著,译文流畅,文字典雅。1951年,傅雷先生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传神”论,这是比“信”、“达”、“雅”更高的翻译标准,傅雷先生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1964年,钱钟书先生提出了翻译的“化境”之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除了国内的翻译家提出的翻译标准之外,早在1972年,英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弗雷赛·泰特勒在他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里,就提出了翻译中的三项基本原则:一、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二、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三、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冯庆华2020:P4-5) 对于如何达到翻译的最高标准,研究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具体的字、词、句和篇章,实现它们从原语到译语的解码,也就是实现两语对等。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也就是在对翻译材料进行理解和表达时,译者常常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对材料无法用具体的两语对等方法来处理。所以本文试图从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出发,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进行思考和研究,运用认知语义学和类典型与基本层次范畴等理论,分析这些问题中隐藏的深层次意识,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模因论视角下的商标翻译

模因论视角下的商标翻译 商标翻译在外贸商品交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从模因论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商标翻译模因图”并配合相关译例,论述了商标模因的跨语言传递过程可分解为模因核的直接复制与模因壳的间接重组,继而装配合成新的模因,最终实现底层的模因“遗传物质”等同,以及表层的商标译名与原名语用等效。另外,商标模因壳的重组须遵循“三个有利于”原则,可采取对等替换法与谐音寓意法。 标签:商标翻译模因核模因壳语用等效“三个有利于”原则 一、引言 所谓商标一般是指区别于不同商品或服务的标记。它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用以标明自己所生产和经营的商品或服务项目的一种特定标志,以便与其他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同一类同一种商品或同类同种服务相区别。商标的种类很多,其中根据语符形式,可分为文字商标、图形商标及其组合商标(朱亚军,2002:1)。作为商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商标词,即文字商标以及组合商标中的文字部分,是以字、词出现的语言符号,由个别人或个别企业精心挑选或创造出来,用以区别于其他企业商品的一种专用符号(李淑琴,2007)。通常所说的商标翻译,确切来讲是指商标词的翻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出口商品流通不断扩大,商标翻译日益重要。国内许多学者对此也愈加重视,并提出了一系列翻译原则和策略,如:意译法、音译法、意音合译法和“臆想”法(陈金明,1996),商标翻译的语用等效原则(李淑琴、马会娟,2000),从主原则、关联原则和简明原则(朱亚军,2003),激发文化联想(肖辉、陶玉康,2000),遵循“意美、形美、音美”(许金杞,2002)等。但总体来看,除少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外,正如李淑琴(2007)指出“论文选题重复、内容空洞、范例老化、缺乏深层次及多角度的探讨四个方面的商标研究问题,至今尚无大的改观”。为了拓宽研究范围,本文拟从模因论的视角出发,探析商标名作为一种模因在翻译中的复制与传播过程,并结合商标翻译实例进行分析佐证,以期为商标翻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模因论 模因(meme)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牛津大学著名动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Richard Dawkins所著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对生命体遗传物质——基因多年的研究,激发了他在人类文化领域的类比性探索。他模仿基因的特点,把模因定义为“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指出模因能像病毒一样感染人类,又能像基因一般进行复制遗传。不同的是,模因的传播并不一定发生在直系的两代人之间,它通过某一过程从一个宿主的头脑跳入另一个宿主的头脑,从而实现文化的横向传递与纵向传承。Francis Heylighen认为模因的一个生命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1.同化(assimilation):指呈现的模因被受体注意,理解和接受。 2.记忆(retention):指模因在记忆中的保留时间。模因在宿主的大脑里停留时间

浅谈美学视角下文学作品的翻译

浅谈美学视角下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研究的重中之重,在国内外星罗棋布的翻译研究中,大部分成果是关于文学翻译从而开展的。在翻译美学理论的结构中,翻译者的审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译者的审美活动对译作的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评价。译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为了达成翻译目的,在翻译过程中会表现出其主观能动性,包括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以及对审美的创造性。美学注重的是读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体现出了读者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作品就是为读者而创作的,而“真正”的读者是美学意义上的读者,此类读者在本质上影响了作品的存在,因为每部作品的艺术生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读者的接受来决定其长短。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研究的组成部分,至关重要,国内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都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怎样成功、完美的做好文学翻译。 在文学翻译中,美学视角逐渐得到了关注,改变了传统的翻译观,翻译美学也因此为翻译研究拓展了

全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在文学翻译领域中,波及到的美学问题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对待,因为其包括了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翻译,比如:论述文、叙述文等,不同的体裁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决定了在对其翻译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不同的侧重点和策略,波及到的美学问题也完全一样。本文主要从美学的视域下对文学作品中的诗歌与散文这两种文体的翻译进行探讨,比较和分析文学翻译的原则、标准及对其制约影响的因素,为促进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提供参照。 一、诗歌翻译的美学问题 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且是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其以抒发情怀的方式,高度凝练,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可称之为是文学的灵魂,在文学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虽然诗歌的语言简洁,但并涵盖了丰富的喻意。中国诗歌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读者品读之后,意境依然存在且深远,其音韵、意境、风格和情感等诸多方面的完美融合才构成一部统一的古诗,只有掌握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才能成功的翻译中国的诗歌。要翻译出一部好的译作,就需要让这部作品不但有表现形式,还要具有精神气韵,保持原文的音形意这三个方面的美。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红楼梦》中茶文化翻译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红楼梦》中茶文化翻译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红楼梦》中茶文化翻译

摘要:《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书中详细的描述了清代的茶文化,为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从饮茶之人爱喝茶的种类,便可以推断出他们的性格,这对通过典籍来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笔者从翻译的“动态对等”原则和翻译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对杨译和霍译的《红楼梦》中关于茶名称的翻译对比,探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的翻译方法,以便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茶文化;英译茶之名;动态对等;翻译目的论 一、中国的茶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早在神农时期,茶的药用价值已被发现,并由药用逐渐演变成日常生活饮料,进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汉代文人提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文化、思想领域又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的茶文化初现端倪。到了唐代,中国茶文化已基本形成。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到宋代至明初,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到了鼎盛时期。因此,我们说:“茶兴于唐、盛于宋。”到了清代,中国茶文化发展更加深入,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茶馆的兴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茶馆文化”,“客来敬茶”也已成为普通人家的礼仪美德。 二、《红楼梦》中的茶文化 只要一翻开这部古典名著,顿觉茶溢字里行间,芳香飘逸,此书写到茶有260多处,咏及茶的诗词(联句)有10余处,为中国小说所罕见,有人说:“一部《红楼梦》,满纸茶叶香。”《红楼梦》中记录了茶之名,茶之具,茶之水,茶之礼,茶之诗词。从这些角度不仅可以看出曹雪芹对茶的研究已经到了相当纯熟的阶段,更可贵的是他是借茶来烘托其中的人物性格。同时,也呈现了清代的茶文化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翻译目的论 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翻译的目的是目的论中一个极为关键的概念。这有三种解释。(1)译者的目的(如为了金钱);(2)译文的交际目的(如为了启迪读者);(3)使用某种特殊的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1]。从以上的三种阐释中,我们重点来谈谈译文的交际目的。在这一解释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读者在翻译中的核心地位。一部译品能否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因此,译者在翻译前必须明确目的是什么,想要向读者传达什么思想,只有在目的明确后,翻译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初衷与反响才能相结合。译者应该以翻译目的论为基础,确立翻译的意图,以向读者传播介绍为手段进行翻译。要学会跳出文本的小圈子,站在读者与文化的大圈子中去进行翻译。只有把目的、对象都明确了之后,翻译时便能游刃有余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译者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和心态,就是说自己始终起到纽带的作用,是一个传输文化思想与情感的媒介,不要带着要让作品成为经典的功利的思想去翻译,也就是要脱离文本[2]46。 四、茶之名体现人之性

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296053701.html, 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作者:左苏皖 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22期 摘要: 在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流派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是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传统的翻译理论仅仅把翻译当作一种语言行为或文本行为。后殖民翻译理论戳穿了语言乌托邦的神话。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 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 下不平等对话的产物。 关键词: 后殖民翻译理论“暴力政治” 翻译伦理 一、后殖民翻译研究概况 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该理论从后殖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后殖民翻 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先导,借助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 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后殖民主义最直接的理论基础是解构主义、阐释学、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尼兰贾娜说:“所谓后殖民图景指的是百家争辩、竞相解释或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对称和不平等的关系……作为一种实践,翻译建构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 近年来,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逐渐渗入翻译理论界,许多英美翻译理论家开始对蕴涵于翻译文本的权力差异和历史语境予以关注和重视,着手研究翻译与帝国、翻译与文化身份、翻译与 殖民主义霸权之间的历史共谋关系等热点问题。例如,1997年,著名的美籍芬兰裔翻译家道格拉斯·罗宾逊出版了《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阐释》;1999年,美籍爱尔兰裔比较文学教授玛利亚·铁木志科出版了《后殖民语境的翻译:早期爱尔兰文学的英译》,英国著名的翻译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和印度新德里大学的英语教授哈里什·特里维德合编了一部论文集《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2000年底,加拿大翻译学者雪莱·西蒙和保罗·圣皮埃尔合编了另一部关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论文集《改变术语:在后殖民时代的翻译》,等等。这些论著直接关注和审视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探索翻译在欧洲文化中心论和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建构和解构 过程的作用,强调翻译的文化和政治功能,基本上代表了当代西方翻译界的最新理论探索。 二、后殖民翻译理论与传统翻译理论的比较

生态翻译视角下的辜鸿铭

生态翻译视角下的辜鸿铭《论语》英译研究 I believe that smartand intellectual western readers and scholars can think about Chinese and Chinese cultur e from a brand-new perspective, get rid of prejudice and have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and Chinese tradition al culture and China.” That means Ku Hungming hopes to change the western attitude towards China and give up t he the violence of imperialist. Translation purpose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e process of a text, and we can know Ku’s English version tra nslation of Lun Yu is fit for tempor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and westerners. 3.Embodiment of the Principles of Eco-translatology Adaptation in Ku Hungmi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un Y u 3.1 Adaptation of the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Lefevere once said:” translators fun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 given culture at a given time.” At the be ginning, we have introduced the history and times background-eco-environment where Ku Hungming lives, because s ome special times and history bac kground will greatly influence translators’ thinking and behaviors. Eco-environment i 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following factors, including society, politics,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3.1.1 Society and Politics Before 1840, China i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westerners regard China as a mysterious, old and magica l country with all kind of goods everywhere and endless natural resources. In fact, because of the complement of cl ose-door policy for a long time, it seriously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Chinese society. However,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England, France and others have beg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production takes p lace of hand labor, creating plenty of wealth and excellent science technology, which produces huge energy more th an previous sum of all times. However, the quick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ountries also deepens capital contraction, and they need to conquer more countries to enlarge their power, and China is one of their destinations. Although Qing Dynasty has rich resources, yet the close-door policy makes him behind the world trend. Western countries sta rt their attacks to China, and China can’t withstand the force of imperialism, and they have to sign the first unequal treaty-Nanjing Treaty, which marks the beginning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 -feudal society. After Nanjing Treaty, a s

从翻译目的论视角谈关雎的英译

从翻译目的论视角谈“关雎”的英译 摘要:翻译目的论的出现,打破了翻译语言学派中原文至上的观念。译文忠实原文不再是译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原文只是为译者提供了信息。决定翻译过程和结果的是翻译的预期目的。在翻译目的论视角下,译者和译文的重要性都有所提高。本文以詹姆斯?理雅各以及汪榕培的“关雎”英译本为例,从翻译目的论视角分析两个英译本,以期说明由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翻译结果都会有所不同。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目的;关雎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GuanJ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 Theory Abstract: Skopos theory changed the concept of original text being the first priority held by the linguistic schools. Faithfulness is no longer the first concern of the translator. The original text just provides information to the translator. It is the purpose that determines the procedures and results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 theory,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ed texts is enhanced. In the light of Skopos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James Legge’s and Wang Rongpei’s English translationsof Guan Ju as examples in order to show that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results vary because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 purposes. Key words: translation; Skopos Theory; purpose; Guan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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