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谣谚研究三十年1978_2008
中国古代谣谚研究三十年(1978～2008)
赵瑶丹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金华 321004)
中国古代的歌谣谚语源远流长,并在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广泛运用。虽说古代学者早已经注意古谣谚的搜集和整理,在宋代出现了谣谚专集,但总体处于不自觉的朦胧状态,主要表现在:重资料辑录而轻理论探讨;重考源轻释义;重典籍而轻口语①。谣谚在漫长的古代,总体而言是在语言学的探讨范围内徘徊,在清代考据之风的影响下语源考释又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古代,对于谣谚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与各阶层民众社会生活、生存状态的联系,对谣谚产生的社会之源的关注,很少有学者论及,即便有也是零星的、偶发的。可以说,中国古代对谣谚的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
关于中国歌谣俗语的研究史,可以说要从20世纪初的民俗学热②切入,而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序幕则是以歌谣研究③为发端的。解放后,学界对于歌谣谚语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开展谚语的选编、诠释、寻源、集锦等工作。尽管学术界关注民俗学的意识很早就已形成,但真正形成风气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在全国范围的开展,促使存世谚语的普查、采集及编纂工作取得了空前的进展。近三十年来,社会发展带动社会科学各领域蓬勃发展,新学科的理论推动着学界对人
收稿日期:2008-12-03
基金项目:本文为2008年浙江省社联课题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08B18;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50405;并列入浙江省高校青年教师资助计划。
① 温端政、周荐:《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书海出版社,1999年,第32～34页。
②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分时段对20世纪国内的民俗学研究作了详细的评述,展现了民俗学领域的丰硕成果,再现歌谣研究的进展、消长,着重介绍了在歌谣运动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例如周作人、刘半农、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朱自清等,展示他们对歌谣收集、整理、研究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书后按年份罗列民俗学方面取得的成果,其中不乏歌谣、谚语的论著、文章,便于读者总览目前已取得的民俗学领域关于谣谚研究的成果。
③ 徐建新《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巴蜀书社,2006年7月)论述了20世纪初这场轰轰烈烈的歌谣运动的来龙去脉,展示了当时活跃在歌谣研究前沿的各界人士,引起的学术争论,政界学界的不同立场,取得的主要成果等各方面问题,是了解这场歌谣学运动的系统论著。另外他还有相关的研究论文,如《采歌集谣与寻求新知———民国时期“歌谣运动”对民间资源的利用和背离》(《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第6期)和《“民”的发现与“歌”的采集———民国时期歌谣研究的历史回顾》(项楚主编:《中国俗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等,主要考察了民国时期歌谣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等级的看法等问题。除此之外,关于此问题研究较早的著作有洪长泰的《到民间去———1918年～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另外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姚涵的硕士学位论文《“歌谣”与五四新文学的生成———以〈歌谣〉周刊为核心》以研究《歌谣》周刊为主,并对这场以“歌谣”为主的民间文化、文学运动作了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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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各历史时期文化现象作出新阐释,促成古代谣谚的研究取得了系列新成果。这三十年的谣谚①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呈现出史无前例的新面貌,构成谣谚史研究的新篇章。这一领域已经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此,本文尝试对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以期能让古代谣谚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
一、古代谣谚的整理、赏析及综合性研究
近年来,学界关于歌谣、谚语的研究专著亦有不少,新版、再版的论著屡见不鲜。追溯古代谣谚俗语的收集、考释的历程,搜集和整理的集大成之作要属清代杜文澜辑录的《古谣谚》,通行本于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之后经多次再版,其简本的中英文对照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②推行,为中国古代谣谚的英译提供了有力的参考。继《古谣谚》之后,由温端政、王树山、沈慧云等主持编写的六卷本《古今俗语集成》③对古今文献中的俗语作了比较全面的辑录,该书的第一、二卷分别收录经史和子集的俗语,补充了不少《古谣谚》未收录的内容。而张守常教授主持的《中国近世谣谚》④,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古谣谚》的续编和补编。《二十五史谣谚通检》则是将分散在二十五史中的部分谣谚辑出,并作了一定的阐释⑤。高殿石的《中国历代童谣辑注》收集了上古至民国历代童谣1000余首⑥。
对谣谚俗语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集中在八十年代以后。朱自清的《中国歌谣》⑦是五四以来研究我国民间文学较早的一部专著,2004年重新印刷。该书从歌谣的释名、起源与发展入手,正本清源,梳理歌谣发展的历史,确立歌谣的分类、结构,研究其修辞。以民众的歌唱为对象,用国学的传统做背景,采纳了民国以来“歌谣运动”的若干材料,同时也兼顾西方的相关理论和国内同人的诸多新说,可以说是晚清以来歌谣研究由“运动”到“国学”的集大成之作。张紫晨的《歌谣小史》⑧,时间跨度自上古至新中国,分章节叙述了历代歌谣,试图揭示歌谣史的基本面貌,虽然名为“小史”,但其作为拓荒性的探索具有一定价值。何群的《民谣语》⑨,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民谣,对民谣的“口耳相传”的传播形式、功能、艺术风采等都作了简要介绍,主要根据内容分类展开论述,围绕民谣的一些基本特质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其中关于民谣语与文人文学关系的阐述颇有见地。
除了学术专著之外,也出了不少浅显易懂的赏析性成果,有助于对古代谣谚的阅读、认识和普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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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值得说明的是,历史上有许多谣谚由于种种原因而与其后的一些史事发生某种程度的巧合,因而被人们看作是灵验的谶言,常称为“谣谶”。还有许多文人诗也被附会成是预示人物命运、事件进展的谶言,故称为“诗谶”。进行谣谚与社会历史研究,势必涉及到对谶言(语)、谶纬这一神秘文化现象的探讨,古人对“谣”、“谚”、“俗语”甚至“谶”的内涵并未严格区分,具体运用时常以此代彼,本文选材时取谣、谚的内涵和外延,统称为谣谚研究。
网址为:h t t p ://e t e x t .l i b .v i r g i n i a .e d u /c h i n e s e /g u y a o /,只译《古谣谚》中的谣谚而未录前后的引文和背景、出处等相关资料。温端政、王树山、沈慧云等:《古今俗语集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张守常:《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赵世瑜曾为此书撰写题为《谣谚与新史学———张守常〈中国近世谣谚〉读后》的书评,发表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同时兼而论及了谣谚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呼吁重视谣谚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地位,扩充史料,促进史学研究。
相关的书评有:周征松:《谣谚入史史增辉———读〈二十五史谣谚通检〉》,《运城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柴继光:《〈二十五史谣谚通检〉介绍》,《晋阳学刊》1988年第1期。高殿石:《中国历代童谣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
朱自清:《中国歌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重印。张紫晨:《歌谣小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
何群:《民谣语》,新华出版社,1998年。
及。陈鼎如、赖征海的《古代民谣注析》①则对辑录的400余首民谣加以注析,化朦胧为晓畅,并进行评点式的艺术分析,便于读者欣赏。雷群明、王龙娣的《中国古代童谣赏析》②一书,选取了80多首较有代表性和有意义的童谣作了思想、艺术方面的赏析。同类著作还有叶桂刚、王贵元主编的《中国古代歌谣精品赏析》③,朱世英、戴月俊、章劲峰编著的《民间歌谣精华评析》④,徐华编著的《赤裸的性灵———中国古代民歌民谣》⑤等,基本都是选取各历史时期的部分歌谣作出赏析性的评析,其中也穿插了编著者对古代谣谚的理论评述。
进入21世纪,对古代谣谚的研究趋于区域性和系统性,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随着区域史研究的兴起,古代谣谚的研究成果也呈现出区域性倾向。朱秋枫的《浙江歌谣源流史》⑥通过对先秦越歌、楚歌、吴歌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先秦时期同时受古楚民歌、楚辞影响的“吴歈越吟”为浙江民歌之源的论点,并就具有代表性的浙江古歌的纵向比较和当今浙江民歌之不同地方特色的概要陈述,认定浙江民歌源流间有其明显的轨迹可循,文中所指歌谣很大程度上是对谣谚的论述,是对谣谚进行区域性研究的较成功尝试。吕肖奂的《中国古代民谣研究》⑦将古代民谣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从民俗学、谶纬学、政治历史学、民间文学等几个角度分章节对民谣展开探讨,是一部既有理论探讨,又是针对以反映民众心声为主的民谣作出分类和分期整理的专著。
随着新兴学科的发展,古代谣谚也引起了哲学、政治学、舆论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谣谚被纳入了新的研究系统而呈现新的研究风貌。比如陈新汉的《民众评价论》⑧一书从哲学的角度将民谣纳入他所建构的评价论体系来考察,他认为民谣是民众评价活动的艺术形式,并列专章作了详细评析,其中包括对不少古代谣谚的阐释。高宁的《浅议“童谣”问题的哲学民众评价论本质》,《哲学民众评价论视域下浅议“灰色童谣”问题》,《试议“古代童谣”的哲学民众评价主体》⑨等文也是从哲学民众评价论的角度对古代童谣的本质、内容、评价主体等作出的论述。从哲学的角度对童谣进行考察,这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有助于谣谚研究的理论提升。
宋抵的《社会反三和弦———民族、民俗与中国政治》 10一书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民俗与政治的诸多问
题,其中一章论述了童谣与政治的关系。在刘建明的《社会舆论原理》 1中,他将民谣作为一种自古
就存在的舆论形式来考察民心向背。从舆论学的角度,运用新的理论思维和逻辑体系来观照中国古代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进一步提升了古代谣谚的文化价值。
古代谣谚被纳入多学科的视野,将成为谣谚研究的新动力和新方向。随着这一趋势的推进,不但有助于古代谣谚研究的拓展,同时对相关学科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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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⑦⑧⑨ 10 1陈鼎如、赖征海:《古代民谣注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雷群明、王龙娣:《中国古代童谣赏析》,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200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改名为《中国古代童谣》。
叶桂刚、王贵元:《中国古代歌谣精品赏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
朱世英、戴月俊、章劲峰:《民间歌谣精华评析》,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徐华编著:《赤裸的性灵———中国古代民歌民谣》,天地出版社,
2006年。朱秋枫:《浙江歌谣源流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吕肖奂:《中国古代民谣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
陈新汉:《民众评价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另外有他的《关于民谣的哲学思考》刊于《唯实》2003年第8期。
高宁:《浅议“童谣”问题的哲学民众评价论本质》,《消费导刊》2007年第4期;《哲学民众评价论视域下
浅议“灰色童谣”问题》,《科教文汇》(下旬刊)2007年第7期;《试议“古代童谣”的哲学民众评价主体》,
《现代商业》2007年第14期。
宋抵:《社会反三和弦———民族、民俗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3年。
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华夏出版社,2002年。
二、谣谚研究的几个方面
近年来古代谣谚的研究呈现多元化倾向,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本文主要从童谣、谶谣、谶纬,文史典籍中的谣谚现象,谣谚与社会历史研究以及谣谚与其他文体的关系等几方面来梳理近年来学界取得的丰硕成果。
(一)童谣研究
在古代童谣研究中,现代童谣与古代童谣的概念常常相混。现代童谣一般只在儿童中流唱,其语言简洁、流畅,它反映着儿童的生活经验、心理特点。古代童谣则主要不是为了满足陶冶儿童性情的需要,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歌谣,但又包括一小部分现代意义上的童谣。古代谣谚常以童谣(儿歌)的形式出现,不光借儿童之口传唱,社会各阶层都吟咏。部分学者在论文中注意到了这种区分,但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无意识的。蒋立甫的《漫谈我国古代儿歌》①指出古代儿歌以童谣的形式出现,且谈到我国20世纪初的那场歌谣学运动,指出童谣研究应确立去伪存真、辨识真伪的意识,该文从内容的角度将儿歌分为关于社会问题、知识教育和游戏三方面,进行了分析列举,不过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浓。车锡伦的《被作为神学附庸的中国古代儿歌———古代儿歌研究之一》②主要指出了古代儿歌(即童谣)本质被神学歪曲以至于限制了儿歌的搜集整理工作,而且有些是为政治目的编造的,从而影响对儿歌本身的研究工作。石云霄的《散存在古籍中的童谣分类及其社会价值》③按内容将中国古代童谣分为史事童谣、讽喻时政童谣、启发智能童谣、宗教民俗童谣、叙事童谣、娱乐游戏童谣、练习语言机制童谣。周书云的《童谣巫术论》④指出童谣具有巫术色彩,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现象的禳解,对动植物的褒贬,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对儿童的呵护,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以语言作为巫术手段,寓巫术于游戏之中,与仪式歌关系密切。而童谣巫术色彩的成因与集体无意识、儿童思维特征、被人有意添加有关,从而影响童谣的内容与形式。王瑾的《中国古代童谣论》⑤对我国古代部分童谣依附政治,宣扬迷信、用词艰涩、不讲用韵等远离儿童本性表现的原因作了有益的探讨。孙波的《中国古代童谣论》⑥指出明代以前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童谣,且多带有政治色彩,明代之后非政治性童谣在数量上的骤增,这中间就有以前的非政治性童谣的不断累积的原因,而并非是一夜之间的突变。
大部分的研究者将古代童谣作为政治歌谣来研究。童谣虽然被蒙着一层浓厚的神秘面纱,但始终能窥见其背后的时代内容。新友的《古代童谣的战斗性———献给“六一”》⑦选择古代童谣中的几首,分析其鲜明的政治色彩。陈秀娟的《童谣与五行———兼论东汉政治历史》⑧指出五行志家利用童谣作为占卜,因此在正史中保存了不少谶语式的童谣,五行志收入童谣的开端为两汉,并为历代史书所继承,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谢采筏的《从梦幻的现实到现实的梦幻———童谣“荧惑说”新探》⑨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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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⑦⑧⑨蒋立甫:《漫谈我国古代儿歌》,《江淮论坛》1980年第5期。
车锡伦:《被作为神学附庸的中国古代儿歌———古代儿歌研究之一》,《扬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石云霄:《散存在古籍中的童谣分类及其社会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3期。
周书云:《童谣巫术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王瑾:《中国古代童谣论》,《杭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孙波:《中国古代童谣论》,《语文学刊》2005年第2期。新友:《古代童谣的战斗性———献给“六一”》,《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陈秀娟:《童谣与五行———兼论东汉政治历史》,《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论及两汉童谣的还有王子今的《略论两汉童谣》,载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谢采筏:《从梦幻的现实到现实的梦幻———童谣“荧惑说”新探》,《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6期。
分析了“荧惑说”生成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因由。江庆柏的《试谈古代童谣》①则从基本思想倾向、产生的基础、形式特点几方面分析了古代童谣。韩克善的《试论中国古代童谣的艺术手法》②指出古代童谣在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艺术创作手法已臻成熟完善,修辞、点染、虚实、动静、曲直、烘托等艺术手法运用丰富娴熟,极具艺术表现力。
王成荣的《童谣:口述历史的意义》③和高艳华的《“童谣”与“口述档案”》④指出了馆藏档案不注重将“童谣”这类“口述档案”纳入的缺憾。两篇非专业研究人员的小文章,虽然谈论的是现代童谣问题,但提出了将童谣作为档案的问题,肯定了童谣的社会史料价值。
首都师范大学舒大清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童谣的发生及理性精神》则是较系统地讨论了童谣发生之初的形态,以较重的笔墨揭示童谣中蕴含的理性精神,展示其从神秘到理性的发展轨迹。另外他公开发表的《论中国古代政治童谣的消长规律》⑤一文是其论文的一部分。台湾学者龚显宗的《魏晋南北朝童谣研析》⑥主要是从文法、修辞等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童谣作了分析和梳理,以魏晋南北朝的童谣为例,对了解中国古代歌谣的修辞和创作特点的总结作出了贡献。舒大清的《谣与童谣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源》⑦一文经考证认为,谣实际上是“繇”字的通假,而“繇”则是一种系辞,一种判词,因此童谣就是一种判词,只是这种判词是通过儿童之口传播,用于预言未来政治的走向,文中还给童谣下了定义,从词源上界定谣和童谣的本质。
(二)谶谣、谶纬研究⑧
谶谣文化是我国古代神秘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既包含对政治的预见,又有随意的附会;既有大众的价值取向,又有政治的有意操作;既体现社会的焦点问题,又富含天命观色彩。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了不少论著。钟肇鹏的《谶纬论略》⑨探讨了谶纬的起源、形成,研究谶纬的发展、兴替、流变、内容及影响,对谶纬之学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另外还有丁鼎、杨洪权的
《神秘的预言:中国古代谶言研究》 10和谢贵安的《中国谶谣文化研究》 1。两部论著以中国历史上的
谶谣现象为研究对象,在辑录大量谶谣的基础上,予以证伪和批判,围绕谶谣的历史流变,分析了造谶者的方法和心术,从理论上探讨了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栾保群的《历史上的谣
与谶》 12,虽然书名将谣与谶并列,实则主要以通俗的手法探讨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谣。另外还有李中华的《纬书与汉代文化》(新华出版社)和王步贵的《神秘文化———谶纬文化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都于1993年出版,以及王利器的《截纬五论》和吕宗力的《纬书与西汉今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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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江庆柏:《试谈古代童谣》,《南京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韩克善:《试论中国古代童谣的艺术手法》,《文教资料》2008年第3期。
王成荣:《童谣:口述历史的意义》,《上海档案》2007年第1期。
高艳华:《“童谣”与“口述档案”》,《广东档案》2007年第3期。
舒大清:《论中国古代政治童谣的消长规律》,《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龚显宗:《魏晋南北朝童谣研析》,国语日报出版社,1995年。
舒大清:《谣与童谣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源》,《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陈槃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发表了《谶纬释名》、《谶纬溯源》等文章,参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册、第十六册、第二十一册。与此同时,还有周予同的《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刊于《安徽大学学报》1933年第2期。
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年。丁鼎、杨洪权:《神秘的预言:中国古代谶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该书出版后引起学界的关注,相关的书评有:山曼:《〈神秘的预言〉出版》,《民俗研究》1994年第2期;文武:《评〈神秘的预言———中国古代谶言研究〉》,《东方论坛》1994年第3期;马天云:《以历史阐释“数术”文化的新探索———〈神秘的预言———中国古代谶言研究〉评价》,《新闻出版交流》1995年第2期。
谢贵安:《中国谶谣文化研究》,海南出版社,1998年。
栾保群:《历史上的谣与谶》,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
文经学》,两文皆收入日本学者安居香山所编的《谶纬思想の综合的研究》一书中。台湾学者在谶纬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专著有黄复山的《东汉谶纬学新探》、萧登福的《谶纬与道教》、郑均的《谶纬考述》①等,论文有殷善培《谶纬思想研究》、周玟慧《谶纬韵谱》、赵雅博《谶纬中的思想》等。这些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突破。任蜜林的《百年来中国谶纬学的研究与反思》对1905年至2005年的谶纬学研究作了回顾性的研究,按时段展示了百年中国谶纬学研究史。
从1985年至2007年国内对谶文化的研究论文有50余篇,而且成果集中于2000年以后。在众多的成果中,对两汉的谶纬研究较集中,主要围绕谶纬在两汉兴起的原因、演变、表现以及与政治、经学、训诂学、文学等几方面的关系展开,同时还涉及东汉的社会思潮研究。刘志光、王素莉的《论汉代谶纬神学的起源》②,黄开国的《论谶纬神学的产生》③,王清淮的《两汉谶纬透视》④,陈其泰的《两汉之际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的演变》⑤等论文基本围绕谶纬的产生与演变史展开。余江的《谶纬与两汉经学》⑥指出在谶纬的形成及盛行过程中,与经学之间发生了互相吸收、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方面谶纬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以达到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经学又有意无意地借助于谶纬为政治服务。该文还指出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实际上都不排斥谶纬,谶还成了缓和二者间矛盾的调停者和平定经学异说的最高标准。李建国的《谶纬与经学训诂》⑦在分析谶纬的由来和发展、内容及字词诠释的基础上指出古文经学家引谶纬缘饰经义不但保存和发展了经学训诂,而且保存了丰富的文化史料,认为图谶除了供社会学家研究当时的世态人情,供历史学家研究阶级斗争的成因以外,别无可取,纬书则不然,不能与图谶一概而论。张俊峰的《谶纬与东汉社会思潮略议》⑧指出谶纬是两汉时期独特的社会思潮,其产生、盛行与衰落与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状况密不可分,而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汉时期政治和思想的走向,并最终造成了东汉经学的衰落,谶纬的兴衰,反映出东汉时期政治主宰学术的特点,这种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汉时期学术思想活力的丧失。向晋卫的《论汉代的谶纬之学》⑨指出谶纬的产生有两方面的条件:汉代经学的发展与特点是谶纬的思想文化基础,而儒家以及儒生在汉代的社会地位则是谶纬产生的社会条件。汉人对谶纬的批判出发点大致有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而谶纬的消亡则是经学与儒生社会地位衰落的
必然结果。王焕然的《谶纬的流行及其对汉赋的影响》 10指出谶纬在东汉极为盛行,在东汉赋尤其在
京都赋中占有重要位置,强化了赋的政教功能、同时增添了赋的奇异功能。唐明贵的《试论〈论语
谶〉的内容及其价值》 1指出《论语谶》是汉代谶纬依附于经典的产物,其中包括一部分谶语对于
我们了解汉代的风俗、迷信和社会思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孙曙光的《谶纬与汉代政治的神秘性》 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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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黄复山:《东汉谶纬学新探》,台湾学生书局,
2000年;萧登福:《谶纬与道教》,文津出版社,2000年;郑均:《谶纬考述》,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刘志光、王素莉:《论汉代谶纬神学的起源》,《石油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黄开国:《论谶纬神学的产生》,《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王清淮:《两汉谶纬透视》,《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
陈其泰:《两汉之际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的演变》,刊于《孔子研究》1993年第4期和《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1期。
余江:《谶纬与两汉经学》,《天府新论》2002年第1期。
李建国:《谶纬与经学训诂》,《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
张俊峰:《谶纬与东汉社会思潮略议》,《河北学刊》2001年第3期。向晋卫:《论汉代的谶纬之学》,《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王焕然:《谶纬的流行及其对汉赋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5期。汉代谶纬盛行,但也有人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如樊羽丁的《敢于反对图谶的张衡》(《语文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6期)一文就论述这一问题。
唐明贵:《试论〈论语谶〉的内容及其价值》,《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孙曙光:《谶纬与汉代政治的神秘性》,《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
孙家洲的《汉代“应验”谶言例释》①,张小锋的《“公孙病已立”谶言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②基本都是以谶为对象为载体评论社会政治。
谶纬与佛、道教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关系。严耀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占卜谶言与佛教》③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卜、谶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指出佛教传入初期就将秘谶带入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越来越受禁绝的谶纬,在提高影响面的过程中促使了自身的发展并逐步实现中国化。杨洪权、邱跃南、周世熊的《浅谈佛教药谶的组方特点和意义》④则是从医学的角度探讨了佛教药谶的内容和价值。方诗铭的《“汉祚复兴”的谶记与原始道教———晋南北朝刘根、刘渊的起义起兵及其他》⑤认为晋南北朝时“汉柞复兴”或刘氏“系(继)统先基”的遗记与原始道教有关,并与“李弘应出”的谶记联系在一起,从西晋末年开始的以“汉祚复兴”为号召的起义或起兵,如刘尼、刘根、刘举、刘灵助,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匈奴族刘渊的反晋起兵,皆为原始道教所发动,从而揭示了来自于道教的谶记与系列军事政治事件的关系。
在古代,图谶、天文探究权、解释权属于官府专有,他人不允许染指,否则就是犯罪,到唐代被纳入法典并作出了系统的规定。江润南的《〈唐律〉对利用图谶进行颠覆犯罪的打击》⑥则分析了《唐律》中对此类犯罪行为的处罚规定主要根据犯罪行为的主观故意、涉及对象、参与人数、影响范围作划分,指出在具体司法实际中,此类犯罪案例最终的审判结果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司法状况以及司法官个人的素质,都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在政治相对清明时期,此类案件一般还能依法科断,武氏朝以后,此类案件的审理往往有从重过严的倾向。
关于宋代的谶纬研究集中于宋太祖对谶的利用与禁绝。杨洪权、丁鼎的《漫议后周“都点检”之职与“点检作天子”之谶———兼与顾吉辰先生商榷》⑦认为后周末年流传的“点检作天子”谶言的产生是当时有识之士鉴于张永德所任的殿前都点检之职位高权重,对帝位形成了潜在的威胁,因而以谶言的形式向周世宗提出警示,而并非赵匡胤集团一手策划、炮制的代周篡权的重大政治阴谋,也不是导致后周颠覆、赵匡胤上台的真正原因。李功的《宋太祖智禁谶书》⑧以短小的篇幅指出宋太祖巧妙地采取以紊乱视听的手段达到对谶书的不禁之禁的效果。刘长东的《宋太祖受禅的佛教谶言与宋初政教关系的重建》⑨指出谶言对太祖奉佛态度与政策,以及对宋初政教关系的重建亦尝起过特殊的作用。
除此以外,论述其他各历史时期谶讳与政治形势的论文不多,前秦的1篇,北魏的1篇,隋代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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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⑧
⑨孙家洲:《汉代“应验”谶言例释》,《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2期。张小锋:《“公孙病已立”谶言的出现与昭帝统治局势》,《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严耀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占卜谶言与佛教》,《史林》2000年第4期。
杨洪权、邱跃南、周世熊:《浅谈佛教药谶的组方特点和意义》,《甘肃中医》1998年第6期。
方诗铭:《“汉祚复兴”的谶记与原始道教———晋南北朝刘根、刘渊的起义起兵及其他》,《史林》1996年第3期。
江润南:《〈唐律〉对利用图谶进行颠覆犯罪的打击》,《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杨洪权、丁鼎:《漫议后周“都点检”之职与“点检作天子”之谶———兼与顾吉辰先生商榷》,
《烟台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李功:《宋太祖智禁谶书》,《思维与智慧》1995年第3期。
刘长东:《宋太祖受禅的佛教谶言与宋初政教关系的重建》,《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篇,太平天国时期的1篇①。从总体论述谶谣和谶纬文化的论文有10余篇②。
谶纬学研究已呈现多样化的局面,无论是总体把握还是对细节问题的探讨都有所深入,值得注意的是还引起了法制史研究者的关注。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谶纬与道教及佛教的关系问题,谶纬的源流问题,谶纬与当时社会、经学等关系问题,谶纬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虽然都有学者作了论述,但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三)文史典籍与谣谚研究
在文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中的谶应和诗谶现象研究。冯溢华的《浅谈周密笔记中的“变怪谶应之谈”》③主要就周密的《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中所记载的鬼怪谶应来看南宋后期的社会风尚和社会思潮,从这些奇谲诡怪、荒诞不经的篇目中展示那个特定时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心理趋向及对仕途的汲汲追求以及在社会的巨变下惶惑不安而无所适从的心态。邹志勇的《诗谶与宋代诗歌阐释、创作心态的关系》④及《宋代诗谶的思想渊源及诗学阐释背景》⑤指出宋人笔记诗话中大量记述诗谶,从诗谶阐释诗意的现象则是与宋人共同的思想意识、诗学观念紧密相关的,认为这是宋代史学观念深化,儒家“天命”思想与传统诗学“以意逆志”说共同作用,宋人以气象论诗论人之风的深化结果。另外周婷婷的《宋学昌盛时代的谶纬学研究》⑥指出宋学排斥谶纬,随着宋学的兴盛,经学、纬学彻底分家,谶纬之学显然大势已去。但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术主流中,民间对谶纬之术的研习不绝如缕、学者们也开始致力于谶纬文献的整理工作,这说明谶纬这类非主流传统文化的思想效力一直存在。林冠夫的《诗谶与文人命数》⑦一文指出中国古代将人的命运和遭遇与文人诗作和书法所预示的气数相联系的现象。周睿的《谶言诗的精神分析学阐释》一文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而《与五代史料相关的谶言诗的文本类型与文化阐释》⑧一文则从文化学角度对谶言诗作出剖析,这样为谶言诗的解读带来极大的阐释空间与全新的理念。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谶谣体现的天命思想对小说创作起到渲染气氛和画龙点睛的作用,谶谣常作为小说情节推进的伏线和悬念,并在表现人物性格命运中发挥了独特的功能。《水浒传》和《三国演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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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明德:《试析前秦谶言的产生及其应验》,《烟台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刘长旭:《巫筮图谶与北魏前期的政治斗争》,《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叶荻:《隋代大力禁绝谶纬之书》,《出版发行研究》1989年第5期;李勤德:《隋代的禁纬和焚纬》,
《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董丛林:《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例如:刘萍:《汉民族生活中的谶文化》,《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政厦:《谶纬和图谶是什么书?》,《历史教学》1989年第4期;莫绵镗:《漫谈对联中的“谶语”》,《民间对联故事》1998年第2期;郑先兴:《论谶纬》,《南都学刊》1991年第3期;晃福林:《周太史谶语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史平:《以历史阐释“数术”文化的新探索》,《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谢贵安:《谶谣: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社会学家茶座》总第7辑,2004年第2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又《律师文摘》2005年第2辑转载;吕肖奂:《谶谣简论》,项楚主编:《中国俗文化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38～45页;林国平:《灵籤渊源考》,《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万瑞林:《说谶》,《科学与无神论》2007年第1期;石全:《“谶谣文化”在中国》,《中华合作时报》2001年;李梅训、庄大钧:《谶纬文献的禁毁和辑佚》,《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胡学彦:《话说“谶语”》,《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2期。
冯溢华:《浅谈周密笔记中的“变怪谶应之谈”》,《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邹志勇:《诗谶与宋代诗歌阐释、创作心态的关系》,《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邹志勇:《宋代诗谶的思想渊源及诗学阐释背景》,《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3期。周婷婷:《宋学昌盛时代的谶纬学研究》,《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林冠夫:《诗谶与文人命数》,《艺术评论》2005年第1期。周睿:《谶言诗的精神分析学阐释》,《四川戏剧》2007年第3期;周睿:《与五代史料相关的谶言诗的文本类型与文化阐释》,《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6期。
义》多用谶言的方式来结构情节,论述《水浒传》中的俗语和谶语现象的论文有3篇①,关于《三国演义》中的谣谚现象研究论文不下于6篇,都是九十年代后的成果②。《红楼梦》的谶言系统不同于《三国演义》的细节性,而类似于《水浒传》的结构性,在谶言制作上,《红楼梦》更重视艺术的加工与创造。关于《红楼梦》运用谶谣的表现艺术的研究成果较多。魏家骏的《〈红楼梦〉和中国古代谶言文化》③指出《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是由两个谶言系统构建起来的,一是关于人物命运的谶言系统;二是关于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关系的谶言系统,其制作方法与中国谶言文化中常见的图谶与诗谶是一致的。宋莉华的《〈红楼梦〉中的谶应》④,向彪的《试论〈红楼梦〉中的谶谣表现艺术》⑤,程若旦的《〈红楼梦〉谶语艺术魅力探源———兼议对红楼谶应持的态度》⑥等论文基本都是围绕谶在《红楼梦》叙事结构、艺术表现中的运用问题。杜景华的《〈红楼梦〉里的运命图谶》⑦是从总体上论述书中对人物命运图谶的巧妙应用从而使其达到完美的艺术构思,而张永鑫的《且说元春———元春谶诗臆说》⑧,冯军的《论香菱———兼论曹雪芹的反谶语选择》⑨,曾米鲁、曾日红的《冷月
葬花魂———谈〈葬花辞〉中林黛玉一生命运的“诗谶式”写照》 10,则具体论述了曹雪芹对三位女性
命运的诗谶设置。郭妍的《〈金瓶梅〉与〈红楼梦〉谶语探析》 1通过对比分析《金瓶梅》与《红楼
梦》中谶语的异同,探讨其间共同的价值所在,以及《红楼梦》在《金瓶梅》谶语基础上体现出的继承与发展。
吴承学的《论谣谶与诗谶》 12,张庆民的《中古小说中的谶谣研究》 13,万润保的《谶谣与明清小
说》 14归纳了明清小说中儿童、隐士、僧道、铭文和石刻等几种主要的谶谣传播渠道,谶语、图谶、诗谶、梦谶、求签和扶乩等几种主要表现形式。
明清小说还大量运用俚语俗谚,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对《西游记》中的俗语现象进行研究的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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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邢东田:《〈水浒传〉谶言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3期;翟建波:《〈水浒传〉民俗类俗语析释》,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李维:《先兆预测:〈水浒传〉的神秘文化》,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主要论文:王泽君:《〈三国演义〉歌赋谣谚运用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顾鸣塘:《〈三国志通俗演义〉谣谚成语经纬谈》,《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别廷峰:《谈〈三国演义〉里的童谣》,《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熊笃:《〈三国演义〉与谶纬神学》,《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4期;张婷婷:《论〈三国演义〉中的童谣及其小说功能》,《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王科:《〈三国演义〉中童谣价值取向及其成因研究》,《电影文学》2007年第8期。
魏家骏:《〈红楼梦〉和中国古代谶言文化》,《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宋莉华:《〈红楼梦〉中的谶应》,《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向彪:《试论〈红楼梦〉中的谶谣表现艺术》,《船山学刊》2002年第2期。程若旦:《〈红楼梦〉谶语艺术魅力探源———兼议对红楼谶应持的态度》,《南都学坛》2004年第5期。
杜景华:《〈红楼梦〉里的运命图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张永鑫:《且说元春———元春谶诗臆说》,《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冯军:《论香菱———兼论曹雪芹的反谶语选择》,《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曾米鲁、曾日红:《冷月葬花魂———谈〈葬花辞〉中林黛玉一生命运的“诗谶式”写照》,
《内蒙古农业大学
学报》2005年第1期。郭妍:《〈金瓶梅〉与〈红楼梦〉谶语探析》,《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吴承学:《论谣谶与诗谶》,《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张庆民:《中古小说中的谶谣研究》,《济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万润保:《谶谣与明清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4期。
论文有2篇①,而李布青编著的《金瓶梅俚语俗谚》②一书则主要评析了《金瓶梅》中的俚语俗谚。
在正史类著作编撰中也常引谣谚,因各历史时期史官不同的认识态度致使各史书对谣谚的采引程度不同,因而有专门针对史书中的谣谚现象所作的研究。关于《史记》的谣谚问题的有3篇③,《左传》的有4篇④,关于《后汉书》《战国策》的各1篇⑤,基本都是讨论特定典籍中谣谚在当时的社会中所发挥的文化功能和政治功能,侧重于政治功能的探讨。从这一角度观察,此类论文其实是在讨论正史中的谣谚现象的同时,展示了谣谚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斗争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四)谣谚与社会历史研究
谣谚总是和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紧密相联,作为一种一直存在的历史文化形态在各时代则呈现不同的时代内容。开展对不同时代谣谚的研究有助于断代史的研究。近年来,无论谶谣盛行的汉代还是到古代社会末期的明清,各时段都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谢贵安的《中国谣谚文化———谣谚与古代社会》一书于1994年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谣谚,对谣谚的定义和形式,谣谚与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地理等方面)的关系,谣谚的传播、社会功能和历史演变等作了分析,可谓是一部富有开创意义的论著。另外,从总体上论述中国古代谣谚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文章亦不少⑥,论述的角度基本都是从谣谚承载的社会历史内容切入,在分析中提炼谣谚的认识价值、史料价值,探讨在古代社会中发挥的舆论功能。
如果从谣谚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来看,除了政治内容之外,谣谚还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贺兵的《由谣谚所见的民间伦理观念》⑦指出谣谚所映射出的民间伦理观念具有多元复合的特点,所传达的伦理观念,既有与官方正统教化伦理高度一致的一面,同时也不乏异质的声音,并指出谣谚以117
中国古代谣谚研究三十年(1978～2008)
①
②③④⑤⑥⑦田同旭:《论〈西游记〉中俗语谚言》,《运城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张爱卿、秦建文:《〈西游记〉中的俗语研究》,《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李布青:《金瓶梅俚语俗谚》,杭州:宝文堂书店,1988年10月。翟建波的《〈金瓶梅俚语俗谚〉疑义浅析》(《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对该书中部分俚语俗谚的评点作了辨析,并指出对俗语的界定也有不够准确之处。
张乃鉴:《〈史记〉中的格言、民谣与谚语》,《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陈才训:《〈史
记〉歌谣谚功能浅论》,《张家口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高志明:《论〈史记〉的民间语体色彩》,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参见:陈鹏程、牟永福:《试论〈左传〉歌谣的政治功能》,《兰州学刊》1996年第4期;周玉波:《〈左传〉引用谣谚现象略说》,《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王宁宁:《试论〈左传〉中的民谣、民谚》,《衡水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胡萍:《〈左传〉谣谚的语言特点》,《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参见:宋抵:《〈后汉书五行志〉中的童谣与东汉政治》,《北华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陈英立:《〈战国策〉谚语俗语浅考》,《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陈鹏程:《试论〈国语〉中歌谣谚语的政治功能》,《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列举如下:赴璧仁:《简论我国古代民谣》,《惠州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廖以厚:《古代民谣散论》,《抚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4期;范瑞婷:《民间谣谚中破除迷信的智慧》,《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谢贵安:《古代政治民谣及其社会舆论功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赵世瑜:《从历代谣谚窥见中国历史》,《北京日报》2004年8月5日;吕肖奂:《古代民谣的怨刺艺术》,《江西社会科学》2004第2期;郭灿辉:《中古民谣的政治指向性》,《社科纵横》2005年第5期;张玉霞:《中国古代的舆论与政治》,《新闻爱好者》(上半月)2006年第12期;李晓瑞:《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同时刊发于《理论与思考》2007年第2期,《新闻爱好者》2007年第2期);张宇、张凯、查岚:《从时政歌谈人民的预见性》,《洛阳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朱丹:《民谣是“长了翅膀”的下层舆论》《新闻爱好者》(上半月)2006年第6期;李传军:《试论中国古代歌谣的性质及其与社会风俗的关系》,《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李纯明、李岸:《观察社会历史变迁的另一只眼———民谣的价值论略》,《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武汉大学金苹苹的硕士论文《试论中国古代谣谚的社会功能》则是从总体上进行了概括论述。
贺兵:《由谣谚所见的民间伦理观念》,《南京师大学报》2006年第5期。
有限认同、阳奉阴违、分庭抗礼的姿态构成了对正统教化伦理的反对性回应。另外也有借谣谚俗语分析中国古代的择偶标准、婚姻观念的①,阐述女性文化的②,展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③,反映古代教育与科举状况的④,考证文物古迹的⑤,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可谓包罗万象。
如果按谣谚涉及的历史时段来观察,各时期谣谚研究的成果不一,深入程度也不同。谣谚俗语伴随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而发展,成为映证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张胜琳的《楚谣谚歌诀散论》⑥指出谣谚歌诀反映出的楚人楚事既可与正史所载相映记,又可补正史之缺,是研究楚国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金永平的《吴越诗歌谣谚刍议》⑦论述了春秋战国时吴越诗歌谣谚的内容和艺术特色。
谣谚兴盛的两汉时期成果较多,关注的学者来自于不同的学科,以致其理论研究也较深入。吕宗力的《汉代的流言与讹言》⑧是对秦汉时代流言、讹言的考察(因其性质类似于谣谚故也列入),该文认为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做出更完整的解读有助于对当时的社会心理氛围做出更丰富的描述。文中指出汉代史籍记载的流言、讹言多发生、流传于西汉成、哀、平,东汉桓、灵之世,以及两汉之际、汉魏之际,与社会的动荡、灾异情境密切相关,浮浪无根、不断流动之言论信息在流传中会凝聚共识,并分析了怎样的言论信息能得到广泛流传,汉代官方对流言、讹言的态度及其理论背景,并指出其消解流言、讹言的负面影响的举措。该文汲取了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的理论,其分析鞭辟入里,论述较为全面、透彻。王凯旋的《汉代谣谚与世
风》⑨和仝晰纲的《汉代的乡里风谣与举谣言》 10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汉代谣谚进行整理和研究,从各
方面探讨了谣谚所反映的汉代社会。马新的《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 1认为从两汉时代时政
谣谚的广泛流传上可见民众对于时政有着很强的参与意识,这些谣谚涉及到国政大事、官员治政、官场风气等方方面面,倾诉了民众的心声与感受,表达了百姓的倾向与爱憎,对汉代的政治与吏治起到了一定的衡量与监督作用,构成了汉代社会一幅难得的政治风情画卷。而他的另一篇文章《人生哲
理谣谚与两汉世风》 12则是探讨从谣谚看汉代世风伦理问题。胡守为的《“举谣言”与东汉吏政》
13指出从东汉初的“观纳风谣”以改善吏治到东汉末“听歌谣于路”的黜陟制度被破坏的变化则展示了吏政的衰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谣谚其繁荣程度虽不及两汉,但仍旧在社会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吴海燕的
《魏晋南北朝民间谣谚对封建统治的揭露和贬斥》 14着重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谣谚,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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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文章有:郭艳:《从民谚看传统婚恋观》,《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郭艳:《从中国民谚看传统婚恋择偶观》,《语文学刊》2005年第3期;张晓涛:《从汉语俗谚看旧时代的择偶标准》,《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李宏宇、扬清:《汉语俗语对中国传统妇女的观照》,《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参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阮福禄的硕士论文《汉语俗谚女性问题初探》、河北大学耿静静的硕士论文《谚语中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化透视》。
谢贵安:《谣谚与古代饮食文化》,《中华食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贺习耀:《烹饪俗语和谣谚》,《中国食品》1997年第10期。
谢贵安:《谣谚与古代教育及科举》,《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2期。
刘铭恕:《文物与谣谚》,《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张胜琳:《楚谣谚歌诀散论》,《安徽史学》1989年第4期。金永平:《吴越诗歌谣谚刍议》,《浙江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
吕宗力:《汉代的流言与讹言》,《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王凯旋:《汉代谣谚与世风》,《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仝晰纲:《汉代的乡里风谣与举谣言》,《人文杂志》1999年第4期。马新:《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
马新:《人生哲理谣谚与两汉世风》,《民俗研究》2001年第1期。胡守为:《“举谣言”与东汉吏政》,《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吴海燕:《魏晋南北朝民间谣谚对封建统治的揭露和贬斥》,《平原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揭示出民谣对封建黑暗统治进行揭露,指斥封建帝王、贪官污吏的残暴、贪婪,或对其进行无情的嘲讽等历史内容,指出研究谣谚可以丰富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了解民众的处境及当时封建社会的状况。李传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歌谣的传播》①指出魏晋南北朝歌谣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个体传播和群体传播来实现的,其具体的形式则有口耳相传、题壁、歌诵传唱和呼告传播等多种,而当时民间盛行的歌舞之风等社会文化和心理氛围也促进了歌谣的传播。高贤栋的《北朝时政谣谚与民间信仰》②认为大部分北朝谣谚反映的仅仅是北朝民众对时政的一种敏感的关注而已,并没有积极参与的表现,折射出北朝民间缺乏统一信仰的新特点。邵正坤的《民间谣谚与北朝政治》③展示了北朝谣谚的内容,指出谣谚的流行,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参与意识,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政局发展,选拔人才和监督地方统治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成为政治家、军事家和野心家打击和中伤政敌、清除对手或实现改朝换代等政治图谋的工具与手段。王伟的《苻秦兴衰的“晴雨表”———苻秦谣谚纵览》④指出谣谚真实地记下了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秦政权这一显赫一时的少数民族政权的起落沉浮。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李传军的《歌谣俗语与两汉魏晋南北朝社会》一文主要借助正史的歌谣俗语资料来考察两汉魏晋南北朝社会,其文较全面地搜集了这段历史时期的歌谣俗语,资料丰富、论证有理有据。
经过隋代大规模的灭谶,自然对谣谚文化也产生一定冲击。关涉唐代谣谚现象探讨的论文不多。主要有王骧的《唐代历史谣谚选释》,拜根兴的《歌谣、谚语与武则天前后朝政》,葛永海的《论唐代都城民谣的类型与特性》,张影洁的《唐前诙谐谣谚概述》⑤,以及首都师范大学邝向雄的硕士论文《唐代谶谣初探》等。其中葛永海的《论唐代都城民谣的类型与特性》一文以都城为区域来考察城市民谣的特点颇有新意。
唐宋之际社会发生多方面的变革,这是史学界较一致的观点,那么承载着时代信息的谣谚也随之呈现新的时代风貌。但遗憾的是关于宋代谣谚的研究成果不多,暨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生王华艳的《从谣谚看宋代社会的近世化倾向》一文着力于通过谣谚的内容来观察宋代社会,是有益的探索⑥。陈凌的《浅析宋代谶谣中的社会历史》⑦,从宋代谶谣关涉的内容着手,分析谶谣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历史,并附带论及部分谶谣的制作原因、背景及影响。而考察元代谣谚的论文只有2篇,分别为方如金的《元代谣谚的社会内容与时代色彩》⑧和邱树森的《元朝的反贪诗、反贪谣》⑨,都侧重从谣谚的内容来分析元代社会政治。
明清之际,古代社会又进入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期。陈江的《明代江南俗语所见之社会情态》 10考
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流行的俗语可以发现,诸如人际关系、社会观念、为人处世、婚恋观念、政治意识等皆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诸多特点,并从这一角度推论中国传统的社会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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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传军:《魏晋南北朝时期歌谣的传播》,《石油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高贤栋:《北朝时政谣谚与民间信仰》,《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
邵正坤:《民间谣谚与北朝政治》,《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5期。
王伟:《苻秦兴衰的“晴雨表”———苻秦谣谚纵览》,《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
王骧:《唐代历史谣谚选释》,《江苏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拜根兴:《歌谣、谚语与武则天前后朝政》,《炎黄春秋》1996年第1期;葛永海:《论唐代都城民谣的类型与特性》,
《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张影洁:《唐前诙谐谣谚概述》,《广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S 1期。
关于宋代谣谚研究,笔者曾撰写《两宋谣谚的社会内容和时代色彩》,拙文发表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摘要介绍。与此同时,笔者从文学的视角着力完成了硕士论文《论宋代谣谚》。在初步涉猎的基础上,随着认识的加深和资料的积累,愈加觉得进一步探讨、挖掘的空间之大。
陈凌:《浅析宋代谶谣中的社会历史》,《贵州文史丛刊》2008年第4期。
方如金:《元代谣谚的社会内容与时代色彩》,《浙江师范学院》1981年第2期。在此文之前有王万庄的《元代的民间歌谣》,《吉林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邱树森:《元朝的反贪诗、反贪谣》,《炎黄春秋》2000年第9期。
陈江:《明代江南俗语所见之社会情态》,《史林》2003年第1期。
架构在晚明的江南已开始了局部的蜕变。刘清阳的《从民间歌谣看明清之际人民的反礼教思潮》,冯伟的《明清俗语中的社会弊病》和陈宝良的《明代民间舆论探析》①都是从谣谚俗语的视角来考察明代社会。
按时段对谣谚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可清晰地看到目前对不同历史时期谣谚研究的进展程度。虽然古代谣谚研究成果很多,但各时期的研究深入程度参差不齐,从而为下一阶段开展古代谣谚研究指明了方向。
(五)对谣谚本体及与其他文学形式的相互关系的探讨
谣谚乃诗歌的源头活水,虽然两种文体朝着各自的方向发展,但始终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韩高年的《从“谣”、“谚”、“歌”看先秦诗歌的形态及其演变》②从几个概念的分合轨迹的考察,认为先秦诗歌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谣、谚、歌———诗(志、颂)———辞”三个阶段。而葛晓音的《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和《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胡守仁的《试谈五言诗的起源》,李沛霖的《漫谈诚斋体的幽默》,韩玺吾的《试论唐短歌》③等文或为追溯诗歌本原,或为分析艺术风格都难免提及谣谚。
历代编史修志皆将采选谣谚作为重要资料来源,正史中常编入“五行志”,谣谚也是方志中风俗志中必要的内容。马有德的《谣谚在史志中的特点及作用》④归纳了谣谚作为史志资料的五大特点和三大作用。曹振武的《浅议谣谚歇后语入志》⑤主要分析清代和民国地方志收录谣谚涉及的内容、存在的问题,指出谣谚的地域性,总结1980年后10余省区120部第一轮编修的市县志收录的谣谚区别于旧志的特色及问题所在。佘学文的《民间谣谚、传说入志的几点思考》⑥对歌谣、谚语和传说如何入志提出了几条标准。
佛教典籍中不仅常引俗谚,其语言风格也常借鉴俗语。周裕锴的《以俗为雅:禅籍俗语言对宋诗的渗透与启示》⑦指出宋代诗人提倡的“以俗为雅”,一是指题材的世俗化,与禅宗多举日用事的宗教实践观有关;二是指语言的通俗化,理词俗语入诗,其根源来自禅籍俗语言风格的启示。而宋诗受禅籍俗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采用禅宗语录中常见的俗语词汇,仿拟禅宗偈颂的语言风格,并由此而推崇摹仿王梵志和寒山类似偈颂的白话诗。禅籍俗语开拓了宋诗的语言材料,使诗歌产生谐谑的趣味和陌生化的效果。他写的《禅籍俗谚管窥》⑧则指出俗谚是禅宗最重要的修辞手段之一,从纯形式上看,可分为谚语和歇后语两种,一方面,禅籍中的俗谚自民间日常生活,而赋予其独特的宗教意义;另一方面,禅师临时方便随口创造的宗门语,也反馈于民间,为一般非宗教性的俗谚。禅籍中俗谚的使用,与禅宗基本的宗教观念和农禅的生存方式有关。
还有些学者关注谣谚的历史传承问题,指出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变异、讹误,并对一些谣谚进行了120
社会科学评论 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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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④⑤
⑥⑦⑧刘清阳:《从民间歌谣看明清之际人民的反礼教思潮》,《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冯伟:《明清俗语中的社会弊病》,《南方论刊》2007年第6期;陈宝良:《明代民间舆论探析》,《江汉论坛》1992年第2期。韩高年:《从“谣”、“谚”、“歌”看先秦诗歌的形态及其演变》,《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5期。
葛晓音:《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社会科学》1984年第12期;葛晓音:《论初盛唐绝句的发展———兼论绝句的起源和形成》,《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胡守仁:《试谈五言诗的起源》,《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李沛霖:《漫谈诚斋体的幽默》,《云梦学刊》1998年第3期;韩玺吾:《试论唐短歌》,《洛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马有德:《谣谚在史志中的特点及作用》,《文史杂志》1987年第4期。
曹振武:《浅议谣谚歇后语入志》,《黑龙江史志》2007年第8期。
佘学文:《民间谣谚、传说入志的几点思考》,《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周裕锴:《以俗为雅:禅籍俗语言对宋诗的渗透与启示》,《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周裕锴:《禅籍俗谚管窥》,《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正本溯源。杨琳在《〈举秀才〉民谣的复原》①中指出《举秀才》民谣即所谓《桓灵时童谣》,古来都相信是东汉民谣,经考证认为其流行文本产生于晋代,它是在东汉民谣的基础上改编的。文章从《举秀才》诗的异文、选举制度史及古代语音等角度,对其原貌进行了复原,揭示了这首民谣在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变异。通过揭示《举秀才》的历史演变,启示我们后世文献中记录的前世歌谣很难看成是产生时代的原貌,从而揭示出谣谚的历史传承性问题。马固钢的《关于〈风俗通义〉几条佚谣的辑校》②一文在肯定了吴树平的《风俗通义校释》辑录了不少东汉童谣之外,指出某些已辑童谣,亦似还可进一步校勘,以使其更加接近原文,并通过举证认为还有六条童谣,亦可辑入《风俗通义》。曾云的《唐代俗谚正误三则》③则对唐代的三则俗谚作了辨正。
在宋以前,文人对谣谚有助于诗歌创作有较清醒认识的并不多。朱炯远的《杜甫对谣谚的学习》④则关注了古代文人汲取谣谚精华的现象,专门论述了杜甫对谣谚的学习,其体现在诗歌创作中,或以谣谚起兴,或以谣谚为首句,或诗句出自谣谚,或用谣谚之意,或反谣谚,或不用谣谚胜似谣谚,表明杜甫深受民间歌谣熏陶。到宋代,谣谚被不少文人应用于文学创作,尤其明显的是体现在诗词创作中。苏东坡则是吸收民间文化较多的一位代表,崔海正的《东坡词与民俗文化》⑤谈到东坡词中传习谣谚的现象。
以上所作的只是大致的分类,所列论文学术水平参差不齐,有专家学者的专论,也有青年学生的初探之作,而提及谣谚、俗语的相关研究论文亦难以一一列举,挂一漏万,只为尽可能地展示谣谚研究的多元视角。
三、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谣谚的关注
国外对中国古代谣谚的研究总体而言相对薄弱,但异域学者的学术视角常能给国内学者不少启发。日本学界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谣谚研究的代表学者有串田久治教授,他的主要研究兴趣点集中在汉代,民谣被他誉为“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他主要的成果有由邢东风翻译的论文《汉代的“谣”与社会批判意识》⑥,文中指出中国的“谣”和日本的“落书”或“落首”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发出的口信,它们有时可以成为向当权者施加压力的有效武器,知识分子拥有一种隐然的势力,这真是一门独特的政治学。通过分析这些“谣”而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深层,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生活的,而且可以弄清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构造或奇特的想法,成为汉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における「谣」の思想史的研究》⑦是他的博士论文,1998年他进入“古代中国における五惑星と政治的予言の研究—科学としての天文学と社会思想史との接点”课题研究,他的代表专著为《古代中国の「谣」と「予言」—「谣」の思想史的研究》⑧。串田久治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灾异”思想做了详细的梳理,认为古代的“祥瑞”与“灾异”思想,“灾异说”的“预言”化,“天变”及“地异”思想,在中国乃至在整个东亚历史上都有效地发挥了抑制权力失控和批判现实政治的作用。日本学界在谶纬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除了上文提到的几篇论文,另外还有:安居香山、中121
中国古代谣谚研究三十年(197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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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⑥
⑦
⑧杨琳:《〈举秀才〉民谣的复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马固钢:《关于〈风俗通义〉几条佚谣的辑校》,《中国韵文学刊》1996年第1期。
曾云:《唐代俗谚正误三则》,《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
朱炯远:《杜甫对谣谚的学习》,《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崔海正:《东坡词与民俗文化》,《中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1期。〔日〕串田久治,邢东风译:《汉代的“谣”与社会批判意识》,《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1期。〔日〕串田久治:《中国古代における「谣」の思想史的研究》,大阪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日〕串田久治:《古代中国の「谣」と「予言」—「谣」の思想史的研究》,东京株式会社创文社,1999年。
村璋八编写的《重修纬书集成》①以及他俩合著的《纬书の基础的研究》②,安居香山的专著《纬书の成立とその展开》③,他还编写了《谶纬思想の综合的研究》④,并在晚年完成力作《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⑤等。其余相关论文不胜枚举,其中可以参见林庆彰主编的《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1900～1992)》,由台北中央研究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发行。
对于中国古代歌谣的研究,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中国古代祭礼与歌谣》颇引人注目。该著于1919年初版于巴黎,1989年由张铭远首次译成中文,2005年由赵丙祥、张宏明再译。论著立足于历史人类学,从文献本身出发,从歌谣本身来看待歌谣,从而超越了简单的文学解释和象征主义解释,发现《诗经》的原初含义。在研究方法上,葛兰言将社会学与国学打通,以历史文本为基点,进行社会学式的剖析,从《诗经》构筑的世界中考察先秦时代的节庆和习俗,阐释中国古代的宗教习俗和民族信仰。这部著作成书较早,但中文版本的出现则较晚,其中的观点和方法不乏有借鉴意义。
四、总 结
通过以上考察可见,近三十年来谣谚研究呈现出无限生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类成果层出不穷。总览目前中外的谣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对谣谚本身的研究,包括谣谚的起源、定义、创作特点以及与其他文学样式的关系等等,可以说是文学层面的。语言学界、民俗学界、文学界对谣谚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涉及的具体问题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无论是工具书的编撰还是理论上的探索都已取得丰富的成果。二是将谣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考察其与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社会、民俗等方面的关系,可以说是历史层面的。一方面,不少研究者仍按传统的思维和视角在研究;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引入新的学科思维、新的视角对谣谚进行了较深层次的考察。可以说,谣谚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在许多研究方向上初露端倪。同时这也不得不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今后的研究方向。
谣谚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虽说早已经引起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关注,但总体而言研究成果还是零星的,而非系统的,是不自觉的,而非自觉的,是通论性的,而非专题性的。古代谣谚作为单独的研究客体,没有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太多关注,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挖掘各历史时期谣谚的史料价值还大有作为。人们习惯于将谣谚作为知人论事的史料,但对其从整体上进行观照还远远不够。半个世纪前,史学家顾颉刚就曾宣称他是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喜欢歌谣和搜集歌谣的,并且在研究阐释歌谣时,从一开始他就更多地站在了历史学和民俗学的立场上。抱着研究历史的初衷,引入谣谚这一史料,拓宽史学研究的视野从而促进史学研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艰巨工作,更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任何时代的谣谚除了秉承谣谚本身的特性外,在内容、发展态势上又呈现出特定时代的特色,体现出不同时代民众的价值取向、宗教信仰、思想观念、文化风貌等。虽然留存在文献中的谣谚并非是口述谣谚的原貌,在记录的过程中会产生诸多的变异,但这本身就给学界提供了新的课题,留下了更多的研究空间。谣谚较尖锐地指向民众敏感的政治问题,褒贬历史人物,表达爱憎、喜怒,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单一性,但这恰恰是生动的、不加修饰的,从而更是珍贵的。对于社会史研究而言,也是更有价值的。谣谚成为断代史研究的新资源、新线索是无疑的。因此通过谣谚考察一个时代,通过开展断代谣谚的研究推动历史研究应该是切实可行的。另外,缺失观点和学科交叉也是目前谣谚研究存在的较大122
社会科学评论 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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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重修纬书集成》,东京明德出版社,1985年。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著:《纬书の基础的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年。
〔日〕安居香山著:《纬书の成立とその展开》,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
〔日〕安居香山编:《谶纬思想の综合的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86年。
〔日〕安居香山著:《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中文版),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中国古代谣谚研究三十年(1978～2008)
问题,以至于使很多研究观点的深度不够。除了在谣谚的概念、童谣的性质等问题上存有争论外,其他成果一般都是各说各的,而且重复性较多。学者们从各自研究领域观察中国古代谣谚,产生了不少新的阐释空间和理论成果是值得庆幸的,但缺乏学科间的对话则又是留有遗憾的。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谣谚的成果目前尚未看到,偶尔有也是国外研究谣谚的译著。
谣谚文化从产生之初至今,可以说与人类文明共迄始,历代的文人学者为我们记录下了不计其数的歌谣谚语,并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留下了宏富的成果。其辑录、研究的漫长过程本身构成了一部丰厚的学术史,远非以上文字所能涵盖。在当今社会科学不断发展的大形势下,在回溯研究史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学术研究的广阔前景,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领域的探求都是永无止境的。随着新兴学科视野的拓展,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兴起,给谣谚研究注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也为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尤其是西方传播学的引入,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并综合应用各学科理论开展谣谚研究,以谣谚为切入点进行民族文化、社会心理的阐释,探讨民间舆论在古代社会的区域互动,包括城市与乡村、一般城市与都城之间,并考察谣谚在社会各阶层传播的方式和途径,统治当局对谣谚舆论的引导和控制等问题,从而推动社会历史从关注社会精英和制度转向社会基层、民间和生活状态研究,应该说都是切实可行而又十分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王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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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初中语文专题讲练：中国古代作家作品
- 一、要点梳理 中考语文常考重要作家作品汇总 （一）先秦时期 1．《诗经》，又称《诗》或《诗三百》，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00年的诗歌约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是各地的歌谣。形式以四言为主，手法多用“赋”“比”“兴”。《诗经》为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它与《书》《礼》《易》《春秋》合为儒家“五经”。里面的名篇《关雎》《蒹葭》是我国最早的爱情作品，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 2．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现山东曲阜）人。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言行的著作，为孔门弟子编写，是儒家思想的经典之作。南宋朱熹把这部书和《孟子》《大学》《中庸》合称“四书”。相传，《诗经》为孔子删定。 3．左丘明，春秋时期鲁国史官。相传《国语》《左传》为其所撰。《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以记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鲁等国贵族的言论为主。《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按照鲁国国君的世系纪年，记载了我国自公元前722年以后250多年的许多史料。也称《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 4．《曹刿论战》：《左传》里的精彩章节，记述了齐鲁长勺之战，叙述了曹刿战前献策和战中协助鲁庄公。文章以简明的问答形式，表现了曹刿的政治见解和军事才能。 5．《孟子》：孟子和弟子著，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人。（今山东邹县）。是孔子以后的儒家代表，有“亚圣”之称，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思想代表人，后世“孔孟”常并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鱼我所欲也》等都是里面的名篇。 6．《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论述了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表明作者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论述逆境对人才成长、国家兴衰的重要性。两篇短文运用对比、举例的论证方法，充分证明了观点。《鱼我所欲也》也出自《孟子》，论述了“舍生取义”的重要主张。学习这篇文章，可以了解孟子散文“气势磅礴、感情强烈、生动活泼”的特点。 7．《公输》选自《墨子·公输》，《墨子》是一篇以对话为主的叙述性文章，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辑录，表现他“兼爱”“非攻”的主张。 （二）两汉时期 1．刘向：汉朝人。《战国策》是汉朝刘向所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赵国依次分国编写，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邹忌讽齐王纳谏》和《唐雎不辱使命》都是《战国策》里的中国古代作家作品 知识精讲
中国古建筑论文：中国古建筑木结构力学研究
中国古建筑木结构力学研究 前言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流传至今的文化当中包含了大量我国古人的智慧，古建筑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发明之一，从古代起就以其舒适、优美和实用等特点流传至日韩等国。在当今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古建筑已经成为人类世界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而古建筑中的古木结构是最具特色的一种，中国古代的佛寺及观音阁等都以古木结构为主。现阶段加强对该结构的研究对于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本文将从力学角度对其研究进展进行描述。 一、中国古建筑木材力学性能 青铜和石器时期，我国的木材资源相当丰富，当时的生产力和环境条件下，人们通过智慧运用木材来搭建房屋。经过古人不断的努力，他们意识到了木材搭建房屋的种种优点，并逐渐将木结构搭建房屋的技术和经验流传了下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木结构同其他结构的建筑相同，在建造建筑时同样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材性劣化
我国的木结构古建筑经过上千年的洗礼，至今为止已经受到了各种不同的虫蛀及腐蚀，其材性受环境的影响较大，劣化现象严重。在现阶段的古建筑木结构力学研究过程中，专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古建筑中的材性劣化问题。近年来我国相关方面的专家针对木结构的古建筑材性的变化进行了仔细的对比和研究，其中有对大概拥有九百年历史的北岳庙大殿的研究和约有二百年历史的易昌陵碑楼的研究。经对比，专家们总结出木结构古建筑受到环境和时间的影响比较严重，经历时间越久的建筑，它们的材质更加脆弱，力学性能更加低下，虽然不同的树木种类会使其产生不同的腐蚀程度，但是其变化的整体趋势是相同的。最初我国对材性劣化的研究方法是应用接种腐朽菌的方式，这种方法能够促使木材腐朽速度加快，从而进行对比，得到想要的实验结果，其结果表明不同的木材，其物理及化学性质是按照一定规律进行衰变的。 (二)木材的各向异性 木质材料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各向异性，我国在对木结构的精细化有限元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专家陈志勇提出了本构模型，该模型能够充分反映出木材各项异性中的抗压能力、弹性及二次应变的硬化在横纹承压下的反应等，以编制的方式在ABAQUS当中融入木材本构模型，同时专家还将这一方式在易昌陵碑楼的受力性能研究中进行了充分的应用，加强分析了对斗栱等受力性能的有限元。 二、关键节点斗栱的受力机理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岗位管理实施办法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岗位管理实施办法 （力发人教字〔2007〕134号）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国科学院《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岗位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科发人教字〔2007〕207号）的有关规定，为实现我所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结合我所科技发展的规划，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围绕我所科技发展规划的要求，遵循按需设岗、职数控制、结构合理、动态优化、管理规范的原则，按照院核定的岗位总量和结构比例科学设置各类岗位。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我所在岗人员。所级领导干部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岗位类别与岗位等级 第四条我所设置创新岗位和项目聘用两种岗位，分别包括科技、支撑和管理三类岗位。 第五条科技岗位是指各实验室（研究部）从事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工作，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要求的工作岗位。我所科技岗位包括自然科学研究系列、工程技术系列专业技术岗位。 科技岗位执行自然科学研究系列或工程技术系列，等级设置按照《中国科学院岗位管理实施办法》规定（见附表1）。 第六条支撑岗位是指为我所科技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和辅助性工作的岗位，主要设置在实验平台技术支撑、实验室（研究部）学术与行政助理、网络与图书信息保障、学会期刊出版等岗位。 支撑岗位主要执行专业技术系列中的工程技术系列、实验技术系列、图书资料和出版系列等专业技术岗位，也包括工勤技能系列岗位。 对兼有管理职责要求的支撑岗位，确因工作需要，也可执行职员系列。 支撑岗位的等级设置按照《中国科学院岗位管理实施办法》规定（见附
表1）。 第七条管理岗位是指职能部门承担领导职责或管理职责的工作岗位。管理岗位主要执行职员系列，等级设置按照《中国科学院岗位管理实施办法》规定（见附表1）。 对兼有专业技术职责要求的科技管理岗位，根据工作需要，可设置为相应的专业技术岗位。会计、审计等国家有职业资格要求的岗位，设置相应的专业技术岗位。 第八条项目聘用岗位系列的设置与等级同上述创新岗位，但原则上，不设置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和五级及以上职员岗位。 第三章岗位结构比例 第九条创新岗位中科技、支撑与管理三类岗位的宏观结构比例为70%、20%、10%。 第十条创新科技岗位(含执行专业技术系列的管理岗位)中，高级科技岗位(专业技术一至七级岗位)的比例占科技岗位总数的70％，正高级岗位(专业技术一至四级岗位)不超过高级科技岗位总数的40％。其中：正高级科技岗位中，专业技术一级岗位为国家专设的特级岗位，由国家实行总量控制和管理，专业技术二级、三级、四级岗位之间的宏观结构比例为2:4:4； 副高级科技岗位中，专业技术五级、六级、七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为3:4:3； 中级科技岗位中，专业技术八级、九级、十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为4:4:2； 初级科技岗位中，专业技术十一级、十二级岗位之间的结构比例为8:2。 第十一条创新支撑岗位中，高级支撑岗位(专业技术三至七级岗位)不超过支撑岗位总数的50％，正高级支撑岗位(专业技术三至四级岗位)不超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
中国古代文学常识——作家部分 先秦文学 一、诗歌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一般是民歌；雅分“大雅”、“小雅”，一般为文人作品；颂是庙堂祭祀的歌曲) 。赋、比、兴是《诗经》中常用的表现手法。《诗经》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基础。其中有《蒹葭》《硕鼠》《无衣》《伐檀》等名篇。 《楚辞》西汉末年，刘向把屈原、宋玉及汉代仿效屈原辞赋的一些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是继《诗经》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楚辞》以屈原的作品为中心。 屈原，名平，字原，是战国时楚国的贵族。是我国第一位独立创作的诗人，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创造了新诗体“楚辞”。他的代表作有《离骚》（一首抒情长诗）、《九歌》（是屈原以民间乐歌为基础，为朝廷祀典所做的祭歌，内有名篇《国殇》）、《九章》（写屈原两次放逐的经历，中有名篇《涉江》《橘颂》）、《天问》等。《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 风骚，“风”本指《诗经》“国风”，“骚”本指《楚量辞》中的《离骚》，后以此概指《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古代文学优秀传统的代表；又常作诗歌辞赋的-代称；有时也借指文采或文学修养。
二、散文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史。相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我们学的《秦晋淆之战》、《烛之武退秦师》、《曹刿论战》等课文均出自《左传》。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 《战国策》是国别体史书，也是一部历史散文总集。由西汉刘向整理而成。我们学的《唐雎不辱使命》、《邹忌讽齐王纳谏》《冯谖客孟尝君》等均出于此。 《山海经》，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又是神话传说故事集。书中“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等故事广泛流传。 《淮南子》保存了不少神话传说故事，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春秋时鲁国人，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有弟子三千。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及《孟子》合称为“四书”。《论语》儒家经典，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书。是我国第一部语录体散文集。 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战国时期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又称《道德经》，道家典籍，老子所著或谓老子后学编纂。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庄子》道家学派著作，唐人称其《南华经》。庄子及其门人后学所著，著名的如《逍遥游》、《养生主》、《秋水》。
自考《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基础知识串讲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自考笔记 第一部分：基本知识 （一）屈原和楚辞 1．宋人黄伯恩说楚辞的特点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2．第一个编辑楚辞作品为集的学者是西汉末年的刘向。 3．《楚辞章句》是东汉王逸的楚辞注本，其中列在屈原名下的作品共25篇。 4．《楚辞补注》是宋人洪兴祖的楚辞注本。 5．“窃攀屈宋宜方贺，恐与齐梁作后尘”民杜甫诗句，“屈宋”指导屈原和宋玉。 6．“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是司马迁的说法，语出《报任安书》。 7．收入《楚辞》中的作品既有屈原、宋玉之作，也有汉人之作。 8．《楚辞·九歌》包括11篇作品，分别是《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国殇》、《礼魂》。 9．《楚辞·九章》包括9篇作品，分别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河》、《思美人》、《悲回风》、《惜往日》、《橘颂》。 10．“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是李白的诗句。 11．在《橘颂》中，作者热情赞美了“受命不迁”、“苏世独立”和“秉德无私”三种美德。12．《招魂》的内容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关于本诗的作者，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王逸认为是宋玉。 13．“楚辞”之称，似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 14．《哀郢》中的“郢”在今湖北江陵一带，当时是楚国国都，诗中“登大坟以远望兮”句中的“大坟”指水边高丘。 15．屈原主要担任过的官职是三闾大夫和左徒。 16．王夫之认为，《哀郢》作于秦将白起破郢之后。 17．“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句出自《离骚》，句中的“高阳”指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之一颛顼，“皇考”指抒情主人公已谢世的父亲。 18．关于《离骚》的题义，古今学者看法不一，司马迁认为：“《离骚》者，犹离（罹）忧也。”班固认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王逸认为：“离，别也；骚，愁也。”游国恩则认为“离骚”的意思近于“牢骚”。 19．“昔三后之纯粹兮”句中的“后”指君主。 20．“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是班固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亦谓“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助”指庄助（严助），“买臣”指朱买臣，“帝”指汉武帝。 21．班固普批评屈原“露才扬己，责数君王”。 22．“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是一首楚歌，歌题为《孺子歌》。
中国力学科技发展史及现状观察报告
中国力学科技发展史及现状观察报告 中国力学的滥觞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的商代。商代音律发展十分良好，由此引申的力学概念五度协和音程也随之出现。后来中国古代提出“兼爱”“非攻”的墨子及其弟子解释力的概念与杠杆平衡。之后，力学发展一直是以民间工匠的智慧作为寄托，未能形成体系，只在《梦溪笔谈》、《天工开物》、《营造法式》等书籍中以经验总结的形式篆述。 1860年以来，随着中国近代的觉醒，力学在西方知识体系与思想的冲击下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京师同文馆首次开设有关力学的教程，而后各小学也纷纷引入，中国力学教育开始有了新的气象。1909年，冯如造出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通车。1912年，罗忠忱回国，开创工程力学的教学，明年，理论力学课程开设。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系列力学书籍，如《应用力学》（徐骥）、《水力学》（张含英）、《工程力学》（陆志鸿）等。在有力的教育改革下，茅以升、周培源、钱学森、钱伟长、李四光等一系列在国际上有着广泛影响的力学泰斗们涌现出来，为我国近现代力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没有了战火摧残，力学科蓬勃发展。1951年，中国船舶模，型试验研究所在上海成立，5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力学研究室，同年，周培源设立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中国科学院于54年与56年分别成立土木建筑研究所和力学研究所。此后，中国土地上，各式样各级别的有关力学的学院、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如雨后春笋，一个个钻出地面。55年归国的钱学森及四、五十年代回国的物理学专家们为这些新近成立的单位注入的充满活力的血液。 改革开放后，各类力学报刊创立，如《力学与实践》、《空气动力学学报》、《固体力学学报》、《爆炸与冲击》、《工程力学》、《实验力学》等。同时加强了国内国外有关力学的研究成果。1980年，中国空气动力学会成立。81年，国际有限元会议在合肥召开。83年，中、日、美生物力学国际会议在武汉召开，第二届亚洲流体力学回忆在北京召开。85年，首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在上海召开。国际交流的加强，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力学发展。直至今日，力学的研究，制度，条文等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渐渐地走向成熟。07年“嫦娥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08年“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地成功发射，及其他力学的成功应用都是无数人辛劳的结晶，值得后辈一直铭记。 当代力学分类更为细化，研究更加深入，应用更加广泛。但其中的诸多遗憾不足还有待后人不断探索。 材料力学是固体力学的最早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作为机械、土木、采矿、航空航天、石油工程、海洋工程等领域的基础学科，是理工科院校有关专业的必学科目。1638年，伽利略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材料力学教材《两种新的科学》才使得材料力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后经过几代人艰苦努力，材料力学渐渐成长成熟。形成了一门系统学科。最初研究对象多为石头，木材等脆性较强的材质，受力变形较小，易分析。随着科技的发展，高分子材料，纳米材料，生化材料等诸多高科技材料涌现，如何高效利用与处理这些材料，也成了材料力学面临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中科院力学所科技成果——高速列车系列技术
中科院力学所科技成果——高速列车系列技术2008年科技部与原铁道部签订了两部联合行动计划即《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行动计划》，启动了国家支撑计划重大项目“高速列车关键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制”，目标是研制最高运行时速380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列车。在此背景下，初步形成了目前的高速列车空气动力学科研团队。 团队核心成员主要围绕高速列车气动性能和气动噪声评估、气动优化设计、动模型气动实验技术、列车结构静/动强度评估和设计、气动对车辆运行安全性和舒适性影响等开展研究。涉及空气动力学、结构动力学、车辆动力学、噪声工程、实验技术等多学科系统耦合问题。该团队参与了我国已研制和在研的所有高速列车气动性能评估和气动定型设计，具有较强的团队精神、科研攻关能力，对我国高速列车设计技术提升和高铁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技术介绍及特点 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中国高速列车关键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制”的资助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高速列车团队形成了较完备的高速列车空气动力学设计技术。建立了优化设计方法和动模型实验平台，形成了我国高速列车空气动力学研究体系。其主要特点有： 1、基于压缩空气加速、磁涡流非接触制动、实验快速恢复等发明技术，研制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实验速度最高的双向运行高速列车动模型实验平台。同时，研制了具有弹性隔振支撑、加减速段限位和实验段自动切换的车载六分量测力天平，填补了动模型气动力测量的
技术空白。利用该平台，已为我国多种高速列车研制提供了气动实验支撑数据。 2、发展了多目标优化设计方法，构建了高速列车气动优化设计平台。以气动阻力、尾车升力和远场气动噪声为设计目标，通过优化，得到了性能更优的标准动车组气动方案。大西线线路考核试验表明，中国标准动车组具有更加优良的气动性能。 3、本项目发展的高速列车气动优化设计技术，已用于我国CRH380系列、中国标准动车组、更高速度等级高速列车、城际列车等研制，为中国高速铁路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参与“京沪高速铁路工程”项目获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主持“高速列车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及评估技术”项目分别获2016年中国力学科技进步一等奖和2014年第五届中国侨界创新成果贡献奖。参与“设计时速380公里高速动车组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获2012年铁道科技进步特等奖。 应用领域 1、高速列车的气动特性评估 2、高速列车动模型试验 3、高速列车外形优化设计 技术成熟度及应用案例 1、CRH380系列高速列车气动定型设计 针对新一代CRH380A高速列车研制，完成了多种头型方案无横风和不同强度横风运行场景下的气动性能和气动噪声评估；完成了单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四(多选与名解)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多选名解）名词解释 1采诗说:2献诗说：3《诗大序》：4《诗小序》：5“三家诗”：6“四家诗“：7今文《诗经》学派：8古文《诗经》学派：9专传、合传、附传与类传。10《史记》“三家注”。11《史记会注考证》12沉郁顿挫：13苏门四学士： 14苏门六君子：15乌台诗案：16洛蜀党争：17稼轩体：18辛派词人：19〈红〉学：20新旧〈红〉学：21评点派：22索隐派：23脂评： 1采诗说: 是<<诗经>>成书的重要过程之一，其文献主要见于《礼记。王制》、《汉书。食货志》《汉书。艺文志》《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佚文，《孟子。离娄篇》也有隐约的记载，次说后世虽有许多相左的意见，但可基本确立，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个人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只有通过权利机构，才能完成大面积的所及工作，然后加以筛选、加工、润色，并推广出去 2献诗说： “献诗说”使《诗经》成书的重要过程之一，它值周代的公卿、刘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其文献主要见于《国语。周语》《国语。晋语》《左传。襄公十四年》 3《诗大序》： 《诗经。关雎》篇前面的一大段文字应为《大序》，但《大序》又与《关雎》篇的小序夹杂在一起。即从“《关雎》，后妃之德也”开始，至“风以 动之，教以化之”为 《关雎》小序的前一 部分“是以《关雎》 乐的淑女”至结束， 为《关雎》小序的后 一部分，两部分合在 一起，即《关雎》篇 的小序，中间的一大 段，即“诗者，志 之·1·所以之，。。。。。。 正始之道，王化之 基”，为《诗大序》 4《诗小序》： 《诗经》中每篇前面 类似解题的文字为 《小序》 5“三家诗”： 汉初，讲习《诗》者 主要有鲁、齐、韩三 家。“言《诗》于鲁则 申培公，于齐则辕固 生，于燕则韩太傅（韩 婴）”。《鲁诗》《齐诗》 以国得名，《韩诗》以 人得名，合称“三家 诗”。“三家诗“以《鲁 诗》出现最早，以《齐 诗》于当时影响最大、 消亡最早，以《韩诗》 目前传世文献最多。 6“四家诗“： 《毛诗》因其传授人 的姓氏得名，秦汉间 鲁人毛亨传《诗》于 赵人毛苌，毛苌又广 为传授。东汉时，古 文经学派抬头《毛诗》 立于学官，与齐、鲁、 韩并称“四家诗” 7今文《诗经》学派： 齐、鲁、韩、“三家诗 “均用汉隶书写，与 较晚出现的《毛诗》 相区别，被称为《诗 经》学派 8古文《诗经》学派： 西汉末经今古问之争 开始，《毛诗》理所当 然地被卷进去因其有 别于“三家诗“，故 归属于古文《诗经》 学派 9专传、合传、附传与 类传。 答：《史记》的列传据 其记述内容可分为专 传、合传、附件、类 传四种。一人一篇传 记者为专传，如《李 将军列传》；两人以上 合成一篇传记者为合 传，如《廉颇蔺相如 列传》；主要传主之后 附载某人传记者为附 传，如《魏其武安侯 列传》在叙述魏其侯、 武安侯中插入灌夫传 记；一类人物记一篇 传记为类传，如《刺 客列传》。 10《史记》“三家注”。 答：是指宋裴骃的《史 记集解》，唐司马贞 《史记索隐》，唐张守 节的《史记正义》。“三 家注”原俱单行，后 附刻正文之下，原注 本反倒渐次失传，今 惟《索隐》尚有明汲 古阁本仅存。“三家 注”附刻原文时多有 删削，尤以《正义》 为甚。司马贞作《补 三皇本纪》题名“小 司马氏”，采录各种传 说，并作自注，宋以 来各本俱列书首，清 殿本始改附书尾。今 通行中华书局本《史 记》将“三家注”附 于正文之后，极便阅 读。 11《史记会注考证》 是指：20世纪初，日 本学者泷川资言的 《史记会注考证》是 《史记》研究的重要 著作。此书对《史记 三家注》进行全面整 理，汇集《史记》注 本100多种，吸收了 1200年《史记》研究 的成果，补注了大量 今中国大陆失传但在 日本仍保留下来的 《史记》“三家注”的 有关资料，成为迄今 为止《史记》最详备 的注本。 12沉郁顿挫： 出自杜甫所作《进雕 赋表》，这原是他对自 己的赋的评价，后人 则取之以界定杜诗， 故“沉郁顿挫”成为 公认的杜诗的主导风 格。这种风格具体内 涵包括三个层面，首 先是表层的语言之凝 练，意象之精警，结 构之波澜起伏，声调 之抑扬顿挫，皆给人 以凝重深沉、千百练、 百转千回之感，这形 成了杜诗总体的艺术 风貌。第二层在于诗 歌艺术构思的奇趣宏 阔。第三个层面是诗 中凝聚了作者忧愤的 感情。这种风格是一 位感情特别深挚、思 想特别深刻的诗人在 动荡年代所创造的， 其中双融入深厚的学 力和深沉的构思，达 到前无古人的境界。 自宋至清，历代学杜 者众多，但无一人能 重现这种风格，它作 为杜诗的独特标志被 众多学者视为诗词的 最高艺术境界之一。 13苏门四学士： 苏轼杰出的文学成就 使他声望日隆，奠定 了他文坛盟主的地 位，求学者与日俱增。 远在北京大名府的黄 庭坚愿列苏轼门下； 秦观入京应试，专程 到徐州见苏轼，愿执 弟子之礼，晁补之、 张耒亦继两人之后求 学于苏轼，故此四人 被后世称之为“苏门 四学士”。 14苏门六君子： 指苏轼门下除“四学 士”之外加上陈师道 和李蔍两人称为苏门 六君子。 15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 日，史台的官史奉命 从汴京赶到湖州，当 场逮捕了刚天任不久 的苏轼，原来，六月 以来，变法派先后四 次上章弹劾苏轼，指 其诗文愚弄朝延。宋 神宗下令审理。同年 八月脚下 八日，苏轼入御史台， 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 案。 16洛蜀党争： 宋元丰年间，苏轼与 程颐、程颢之间爆发 的哲学上、思想上的 矛盾。从本质上说， 这是苏轼“任天而动” 的性格及其追求个性 独立的自由观，与旨 在从伦理、道德、精 神上强化封建统治的 理学思想的一场激烈 交锋，由于二程是洛 阳人，苏轼是四川人， 故历史上称这次论争 为“洛蜀党争”。 17稼轩体： 是辛弃疾创立的一种 新词的体式。这种新 体式有以下四个特 征：一是以绝大的阳 刚之气一改传统的绮 靡，以词抒情言志， 用词来干预家国大 事，提高和强化了词 的文学功能，使词从 单弱的应歌之体彻底 演变为一种独立、完 善的新体抒情诗。二 是使词体变成了体现 创作主体完整人格与 表现多方面生活、燕 尾服示词人全部习灵 世界的工具。三是汲 取了前人多种表现手 法，尤其是苏轼的《以 诗为词“进一步引进 古文手段，“以文为 词”，丰富了语的艺术 表现力。四是在词的 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 上，完成了从单纯的 阴柔向融阳刚柔之美 为一体的新特质的转 变，实现了词体文学 风格的多样性。 18辛派词人： 与辛弃疾同时的一批 词人，或与稼轩为同 志，或追慕稼轩，感 时激愤，词的主题抒 发爱国感情，风格豪 迈激切，形成了风格
“力学”简介、含义、起源、历史与发展
力学 力学是研究物质机械运动规律的科学。自然界物质有多种层次，从宇观的宇宙体系，宏观的天体和常规物体，细观的颗粒、纤维、晶体，到微观的分子、原子、基本粒子。通常理解的力学以研究天然的或人工的宏观对象为主。但由于学科的互相渗透，有时也涉及宇观或细观甚至微观各层次中的对象以及有关的规律。机械运动亦即力学运动是物质在时间、空间中的位置变化，包括移动、转动、流动、变形、振动、波动、扩散等，而平衡或静止，则是其中的一种特殊情况。机械运动是物质运动的最基本的形式。物质运动的其他形式还有热运动、电磁运动、原子及其内部的运动和化学运动等。机械运动并不能脱离其他运动形式独立存在，只是在研究力学问题时突出地考虑机械运动这种形式罢了；如果其他运动形式对机械运动有较大影响，或者需要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便会在力学同其他学科之间形成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力是物质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机械运动状态的变化是由这种相互作用引起的。静止和运动状态不变，都意味着各作用力在某种意义上的平衡。力学，可以说是力和（机械）运动的科学。 力学在汉语中的意思是力的科学。汉语“力”字最初表示的是手臂使劲，后来虽又含有他义，但都同机械或运动没有直接联系。“力学”一词译自英语mechanics(源于希腊语μηχανη──机械)。在英语中，mechanics是一个多义词，既可释作“力学”，也可释作“机械学”、“结构”等。在欧洲其他语种中，此词的语源和语义都与英语相同。汉语中没有同它对等的多义词。mechanics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研究力的作用的学科名词传入中国时，译作“重学”，后来改译作“力学”，一直使用至今。“力学的”和“机械的” 在英语中同为mechanical，而现代汉语中“机械的”又可理解为“刻板的”。这种不同语种中词义包容范围的差异，有时引起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周折。例如机械的(mechanical)自然观，其实指用力学解释自然的观点，而英语mechanist是指机械师，不是指力学家。 发展简史 力学知识最早起源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在生产劳动中的 经验。人们在建筑、灌溉等劳动中使用杠杆、斜面、汲水器具，逐渐积累起对平衡物体受力情况的认识。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对杠杆平衡、物体重心位置、物体在水中受到的浮力等作了系统研究，确定它们的基本规律，初步奠定了静力学即平衡理论的基础。古
中国科学院流固耦合系统力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流固耦合系统力学 重点实验室 Key Laboratory for Mechanics in Fluid Solid Coupling Systems Institute of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季报 2019年第1期（总第17期） 目录 中科院流固耦合系统力学重点实验室现场评估工作顺利完成 (2) 中科院流固耦合系统力学重点实验室召开2019年室务会 (3) 中国航空学会空气动力学分会飞行载荷专业工作会在扬州召开 (6) 圆柱阵列波浪力幅值的波动现象和预报公式 (8) 轻质金属点阵圆柱壳结构制备与力学性能研究进展 (9) 力学所提出一种大幅提升3D打印点阵结构力学性能的新方法 (11) 雾化稠油掺稀降粘技术研究进展 (12) 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安全评价研究进展 (14) 油气水多相流量计研究进展 (15) 空化致板间液滴界面稳定性研究获得多个奖项 (16) 空泡与柔性膜的流固耦合研究获得2019度中国力学大会优秀墙报奖. 18
中科院流固耦合系统力学重点实验室现场评估工作顺利完成 7月15日，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中科院重点实验室现场评估专家组一行14人莅临中科院力学所，对依托力学所建设的流固耦合系统力学重点实验室进行现场评估。专家组组长顾逸东院士主持了评估会议并宣布了现场评估的议程安排。力学所所长秦伟，党委书记、副所长刘桂菊，副所长魏宇杰，副所长尹明及流固耦合系统力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实验室主任参加会议。 实验室主任黄晨光做实验室主任工作报告，围绕发展定位与研究方向、科研任务与代表性成果、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等方面，向专家组汇报了评估期内的发展成果和工作成效。杨国伟研究员、王展研究员分别做“高速列车气动设计与流固耦合动力学特性研究”和“极端海洋环境及其与工程结构的流固耦合理论”代表性成果报告。专家组肯定了实验室取得的成绩以及工作亮点，并就汇报和自评估报告中的存疑事项进行了交流。 现场评估专家组还查看了高速列车动模型试验平台、海洋流固土耦合实验室、多相流体力学实验室、冲击与耦合效应实验室的科研仪器建设、大型科研仪器设备使用共享等情况，同时，参观了实验室的展板窗口。在此基础上，专家组召开会议，根据现场考核情况对实验室进行打分，并初步形成了评估意见。 经过努力，实验室顺利完成了此次中科院重点实验室现场评估工作，并在评估中充分展现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最终取得良好的评估成绩。 在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的背景下，实验室将积极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全面提升科研平台建设水平和运行效率，为加快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条件支撑。 （流固耦合系统力学重点实验室供稿）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河南考区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河南考区.txt如果背叛是一种勇气，那么接受背叛则需要更大 的勇气。爱情是块砖，婚姻是座山。砖不在多，有一块就灵；山不在高，守一生就行。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第一章《诗经》研究 1、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殷商末年至春秋中叶六百余年的社会生活，先秦时称为诗、诗三百、诗三百篇，诗经是儒家学者把它尊为经典之后的称呼。梁启超说现存先 秦古籍…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2、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在《周礼-春官》中有记载，诗序认为是从思想意义的角度划分的，朱熹认为是依据作者不同而划分的，较为接近事实的是音乐说：风诗是乡土之音，雅 诗为朝廷之音，颂诗为宗庙之音（章太炎认为雅是一种类似鼓的乐器，郭沫若提出诗之周南、 召南、大小雅当以乐器为名）。 3、毛诗认为二南为西周初年的作品，应有西周末至东周时的作品。王风是东周后的作品，郑风全部是春秋时的作品，魏风中讽刺统治者的诗作别具一格，秦风崇尚气力、武功，其创作 时间应在东周至春秋时；周颂都是西周时代的祭祀之作，鲁颂均为春秋时的作品，古文经学派认为商颂应作于商代，今文经学派认为商颂是春秋时宋国的作品。 4、献诗说记载于国语-周语、晋语、左传，采诗说见于礼记、汉书-食货志、艺文志；孔子第一个将诗经选作教学内容的教师，又是第一位研究诗经的大师，他提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宋人大胆质疑诗序的是欧阳修，集大成者是朱熹。 5、三家诗：汉初讲诗者主要有鲁、齐、韩三家，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 韩太傅（韩婴），鲁诗、齐诗以国得名，韩诗以人得名，合称三家诗；用汉隶书写，与较晚的毛诗学派区别，称为今文诗经学派；三家诗以鲁诗出现最早，以齐诗在当时影响最大但消亡最早，以韩诗传世文献为最多（齐诗亡于三国纷争时，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6、毛诗学派：毛诗因其传授人的姓氏得名，秦汉鲁人毛享传诗于赵人毛苌，毛苌广为传授； 至西汉末经今古文之争，有别于三家诗，归于古文经学派；东汉时古文经学派抬头，毛诗立于官学，与齐、鲁、韩并称为四家诗。（毛诗胜在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诗序较 为合理，又得到大学者郑玄为之作笺） 7、《毛诗正义》，毛享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这是一部全面总结两汉至初唐诗经研究 成果，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专著；朱熹《诗集传》，这是一部代表宋学诗经研究成果，同样具有 里程碑性质的专著。 明《孙月峰先生批评诗经》，这是一部突破经学之桎梏，开始从文学角度看待诗经的专著。 清姚际恒《诗经通论》，此作摆脱汉学、宋学之争，独立阐发自己的思想，与崔述《读风偶识》、方玉润《诗经原始》被誉为独立思考派的三部鼎立之书。 清段玉裁《诗经小学》，这是一部自觉地运用文字音韵学理论对诗经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 清陈奂《诗毛氏传疏》，这是清代古文经学派集大成之作，为研究毛诗的必读之作。（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被誉为清代三大治诗之作） 8、诗经反映的社会生活：诗经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全面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 周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1）全面反映了周人的劳动生活，如农耕、 蚕桑、采摘、建筑、畜牧等，有助于了解周代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2）反映周人的爱情、婚姻及家庭生活，为了解当时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社会风俗、婚礼仪式等提供史料；（3）反映周人兵役、徭役及战争生活；（4）反映周人的政治生活、宗教生活、贵族的燕飨生活。 9、诗经反映的社会思想：作为一部抒情诗集，诗经不仅记录了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而且反映了那一时代各个阶层的思想意识，（1）反映了早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为后世知识分子 人品、人格、理想、情操的建立和健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2）反映那个时代的宗教意识；（3）反映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4）反映周人的道德意识；（5）反映先民们的审美观念及文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发成功等离子体生活垃圾气化发电技术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发成功等离子体生活垃圾气化发电技术 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是填埋和焚烧。填埋不仅侵占大量土地，还污染地下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尽管如此，对于土地资源紧张的地区已没有多少场地可供填埋使用。焚烧法虽然减容比高，并能回收能量，但却因二噁英等污染问题遭到公众强烈反对，急需发展新一代的绿色环保、节能降耗的替代焚烧技术。 等离子体是物质第四态，具有许多异于固态、液态和气态的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如温度和能量密度都很高、可导电和发光、化学性质活泼并能加强化学反应等，环保性能优良。通过电弧放电产生高达7000 C的等离子体，将垃圾加热至很高的温度，从而迅速有效地摧毁废物。可燃的有机成分充分裂解气化，转化成可燃性气体，可以用于能源回收，一般称为“合成气”（主要成分是CO+H ）。不可 2 燃的无机成分经等离子体高温处理后成为无害的渣体。 采用等离子体处理垃圾是目前减容效果最显著、无害化最彻底、资源化程度最高的绿色环保技术。与焚烧法相比，等离子体技术最突出的优点有： （1）处理温度高：有害物质摧毁更彻底，二噁英前驱体被彻底破坏分解； （2）可采用还原性气氛或部分氧化性气氛，采用电能作为外加热源，二次污染物排放比焚烧低2-3个数量级，裂解底渣是无害的； （3）合成气流量约为焚烧烟气量的5-10%，易于净化，后处理设备尺寸大大减小，节约了投资成本； （4）能源回收效率高，将筛上物制成合成气，后续利用气体发动机发电，发电效率可高达39%，而焚烧法采用蒸汽轮机，发电效率很难超过22%； （5）等离子体系统可快速启动与停机，等离子体核心工艺灵活，可根据不同的处理目的搭配不同的配套系统； （6）整套设备紧凑，占地小，经济效益好。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七实三虚”：是指三国演义七分符合历史事实，三分虚构 讲史：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吸收民间传说，讲述历代兴废争战之事，篇幅较长，分节叙述。 自传说：以胡适为代表。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 公案小说：以清官断案折狱为主，歌颂刚正不阿、清正廉洁、执法如山、为民伸冤的清官的小说，源头可追溯到史记，宋元时期出现大量公案小说，到了民国以后，逐渐消亡。 俗讲：指的是在唐代盛行的一种当时寺院僧侣向民众进行佛教宣传的活动。俗讲刚开始时只是单纯演说经文和佛经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也讲唱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 话本：产生于宋代，这是当时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唐宋以来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说话”表演技艺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说话就是讲故事的意思，话本就是说话艺人讲唱故事时所依据的底本。 入话：就是在正文之前，先写几首与正文相关的诗歌或引入几个小故事，把它作为开篇，以引入正话，具有肃静听众，启发听众和聚集听众的作用。 神魔小说：明清时代在摩道释“三教同源”的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以神魔怪异为题材的白话章回小说。 唐传奇：是指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为“特绝之作”的传奇小说，开始出现在文坛上，并以其优美的艺术形式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与唐诗同被誉为“一代之奇”。 才子佳人小说：是人情小说的一个分支，从题材上说，是写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从形式上看，一是相当一部份作品书名模仿《金瓶梅》，用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作品，如玉娇梨，二是一般在十六回至二十回之 间，约十万字左右。 程高本：活字排印的红楼梦，120回 脂评本：红楼梦早期的抄本带有“脂砚斋”的批语，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种脂评本仅八十回。 家庭小说：通过程伟元，高鹗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通过家庭揭露社会黑暗。 人情小说：以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为题材，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 狭邪小说：清咸丰年间逐渐盛行以妓女、优伶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陈森的品花宝鉴，魏秀仁的花月痕 说话与说话人：唐宋以来民间的一种表演艺术，说话就是讲故事的意思，说话人则是从事这一表演活动的艺人。 历史演义小说：就是敷演史传，偏重叙述朝代兴废争战之事，而又故事性强，通俗易懂的小说，多用章回体。 儿女英雄小说：产生于红楼梦之后，由才子佳人的故事和神魔或侠义故事整合演化面成。它发展了才子佳人小说的理想主义的成分，而演变为更加脱离现实的虚假的理想主义，塑造封建主义“高、大、全” 的理想英雄，艺术上更加公式化和概念化。 简本与繁本：简本或称文简事繁本，繁本或称文繁事简本
中国古代力学
中国古代力学 摘要：在古代中古，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利用力学原理来解决生活军事当中的问题。本文阐述了古代书籍、诗歌、谚语，以及古代的杠杆原理，火炮、磨、地动仪建筑等方面对力学的应用。 关键词：杠杆原理引力作功惯性张力 杠杆原理应用 杠杆的使用或许可以追溯到原始人时期。当原始人拾起一根棍棒和野兽搏斗，或用它撬动一块巨石，他们实际上就是在使用杠杆。石器时代人们所用的石刃、石斧，都用天然绳索把它们和木柄捆束在一起；或者在石器上凿孔，装上木柄。这表明他们在实践中懂得了杠杆的经验法则：延长力臂可以增大力量。 杠杆在中国的典型发展是秤的发明和它的广泛应用。在一根杠杆上安装吊绳作为支点，一端挂上重物，另一端挂上砝码或秤锤，就可以称量物体的重量。古代人称它“权衡”或“衡器”。“权”就是砝码或秤锤，“衡”是指秤杆。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最早的秤是在长沙附近左家公山上战国时期楚墓中的天平。它是公元前四到三世纪的制品，是个等臂秤。不等臂秤可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使用了。古代中国人还发明了有两个支点的秤，俗称铢秤。使用这种秤，变动支点而不需要换秤杆就可以称量比较重的物体。这是中国人在衡器上的重大发明之一，也表明中国人在实践中完全掌握了阿基米德杠杆原理。 《墨经》一书最早记述了秤的杠杆原理。《墨经》把秤的支点到重物一端的距离称作“本”（今天通常称“重臂”），把支点到权一端的距离称作“标”（今天称“力臂”）。《墨经·经下》中说：第一，当重物和权相等而衡器平衡时，如果加重物在衡器的一端，重物端必定下垂，第二，如果因为加上重物而衡器平衡，那是本短标长的缘故：第三，如果在本短标长的衡器两端加上重量相等的物体，那么标端必下垂。 引力的应用 中国人早在汉代就注意到月亮运行同潮汐的关系。宋代燕肃指出，当月在子时或午时经过子午线，潮最高；当月在卯时或酉时经过子午线，潮最低。余靖指出,春夏日潮大,秋冬夜潮大。沈括提出潮汐时间与具体观察地点有关，指明“去海远，即须据地理增添时刻”。 作功的应用 滑轮，古代人称它“滑车”。应用一个定滑轮，可改变力的方向；应用一组适当配合的滑轮，可以省力。滑轮的另一种形式是辘轳。把一根短圆木固定于井旁木架上，圆木上缠绕绳索，索的一端固定在圆木上，另一端悬吊水桶，转动圆木就可提水。只要绳子缠绕得当，绳索两端都可悬吊木桶，一桶提水上升，另一桶往下降落，这就可以使辘轳总是在作功。 惯性原理 张恒地动仪原理，据学者们考证，张衡在当时已经利用了力学上的惯性原理，“都柱”实际上起到的正是惯性摆的作用。都柱就是倒立于仪体中央的一根铜柱，八道围绕都柱架设。都柱竖直站立，重心高，一有地动，就失去平衡，倒入八道中的一道。八道中装有杠杆，叫做牙机。杠杆穿过仪体，连接龙头上颌。都柱倾入道中以后，推动杠杆，使龙头上颌抬起，将铜丸吐出，起到报警作用。 古代建筑 中国的建筑具有独特的结构。几千年来，建筑物大都采用木结构形式，整个屋顶的重量由一系列木柱和横梁承载，并由一系列斗拱维持力的平衡，而墙不起承重作用。这种木结构各个
中国古代作家作品
这是我以前看书的时候的资料，好像是自己打的。想不起具体来源了。 可能不太全，凑合着用吧。 秦 汉 公元前221 年 公元前206 年建立（西汉）定都长安 基本国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政治上受道教影响，汉初-黄老之学清净无为 文学一片空白，今只能看到几篇散文，一些石铭文 西汉文学成就表现在-散文，辞赋。 政论文最为突出 秦代散文大低是歌颂帝王公德，秉受《诗经》 的“雅”“颂”风格。 西汉辞赋主要继承战国时期楚辞的余绪而发展起来的骚体赋 汉赋：汉武帝时开始繁盛大赋，再汉初还未形成 骚体赋：流行于汉高祖-汉武帝初，是楚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变种 汉初骚体赋的优秀作品；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赋》 楚歌：汉初的韵文作品-楚声短歌。“楚声”是楚地民歌，其作者多为楚人。 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是楚声短歌的代表。 赋：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一种文体，主要特点“不歌而诵”；着重铺叙和描写而少抒情成分，于行文时往往韵散间出，具有半诗半文的性质。 赋的结构多采用虚拟的人物的设为问答的形式。 大赋发轫于枚乘的《七法》，至武帝时，已产生了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等一批赋家。 魏晋以后把汉乐府保存的民歌称之为乐府，即乐府民歌的简称。 西汉后期和东汉初期的文学，词赋和散文是两种重要文体。 东汉前期，散文创造也较繁荣。内容上有较重的经学气和神学气，形式上成堆砌，排偶，模拟，繁缛，取向于类型化。 汉代文人诗歌不太发达
汉代最早的文人创作的五言诗-班固的《咏史》 贾谊-《过秦论》稀罕，政论文 司马相如，汉代最重要的一位大赋作家代表作-《子虚府》《上林赋》确立“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为以后的汉赋大家所相沿不改。 刘向-西汉后期的著名散文作家，其重要作品：《新序》《说苑》《列女传》，书中还保存了许多历史故事和传说。 袁康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都是记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的著名的杂 史散文 扬雄的代表作品-《甘泉赋》和《羽猎赋》 班固-《两都赋》包括《西都赋》《东都赋》 《论衡》从“疾虚妄”“求实诚”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批判了当时的天道神权迷信 思想，并提出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学见解，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记述了西汉200 余年的历史 《古诗十九首》汉代文人五言诗渐趋成熟的标志。作者多为失意文人。 建安以前无名氏的抒情诗，最早见于南朝梁代萧统《文选》 汉赋兴盛演变和影响。 赋，西汉最流行的一种文学样式 旧时把汉赋看成汉代文学的代表，因而文学史上有“汉赋”的专称。 赋，最早在战国后期已经产生 汉赋的产生和楚辞有着密切的关系 赋既有别于诗，又有别于文的一种独具特点又自成体系的文学体载。 从文学本身的发展与继承关系而言，赋的产生受到时代的制约。 章学诚《文史通义》概括地阐述了前代文体对赋的影响，大体指出了赋确是周诗，楚辞，寓言及个体散文交汇融通的产物。 赋是一种共诵读的文学样式 汉高祖初年至汉武帝初年约70年间是汉赋形成期 骚体赋，篇幅多比较短小，内容多抒发作者的身世感慨，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 《七发》已脱骚体赋窠臼而在汉赋中首创一体成为一篇散体大赋。 散体大赋是汉赋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