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义法“内涵

桐城派“义法”说的内涵

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规模最大、声势最大、影响最深、绵延最久的文学流派，其文学理论即方苞的“义法”说是其美学思想的新起点。“义法”说是桐城派重要的文学理论，是其古文理论和创作的核心性纲领，且自始至终贯穿于桐城派的文论发展。

下面就谈谈“义法”说提出的原因、出处、内涵、影响和地位。

一、义法提出原因：

清朝建立后为稳固政权，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直接导致当时重道轻文局面的形成和恶化，文坛上部分作家紧承明末风气，复古模拟剽窃成风，内容空洞无物或者无病呻吟，很少有自我独创。黄宗羲就哀叹过：“世无文章也久矣。”方苞也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因而，方苞本着救治文坛时弊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等文体观试图重新正体，纠正当时文风，为创作寻求寻求新的突破。

二、义法出处及内涵

“义法”说滥觞于戴名世。戴名世针对明末空疏剽窃的坏乱文风，为拯救唐宋八家以来古文之衰，提出了“言有物”为“立言之道”，主张“修辞立其诚”、“率其自然”、“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其中“道”“法”“辞”直接影响方苞的义法说。

于是，方苞从《春秋》、《史记》等经典著作中提炼、概括出“义法”，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写：“《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义”即言有物，是就文学作品的内容而言，要求文章有充实、有意义和可以致用的内容；“法”即言有序，是指文学作品谋篇布局的形式和方法。“义法”简单说，就是对文章的内容与形式要求。

下面就具体谈谈“义法”中的“义”与“法”的具体内涵。

1、“义”之内涵

“义”是指文章的思想内容，属于“说什么”的层面，要求文章“言有物”。方苞的“义”是指作品中表现的人物、事物和事件，要求文章内容符合“义理”或“道”，桐城派的“义”的内容主要为彰显儒家之道，尤其是程朱理学之道。

儒家之道是“义法”要求文章具备的内容。方苞试图把道统文统集于一身，在文章中表现儒家之道。而儒家道统也确实要以文为载体才能流传。

方苞对儒家道统的自觉继承和对儒家道德规范的自觉实践是真诚而执着的。首先，在方苞的人格上就体现出来了。康熙四十五年，“会试中试，将应殿试，闻母病，归刁侍。”他却“闻母急遽归”毫不犹豫放弃了功名，显然，儒家伦理规范在他心中高于现实的功名利禄。

其次，在他的文章中，也广泛体现，如方苞的《陈驭虚撰墓志铭》：

“性豪宕，喜声色狗马，为富贵容，而不乐仕宦……疫者闻君来视，即自庆不死。……余尝造君，见诸势家敦迫之使麇至。使者稽首阶下，君伏几呻吟，固却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于人，死有益于人，吾何视为？?……君家日饶益，每出，从骑十余，饮酒歌舞，旬月费千金。或劝君谋仕，君曰：…吾日活数十百人，若以官废医，是吾日系数十百人也。?诸势家积怨日久，谋曰：…陈君乐纵逸，当以官为维娄，可时呼而至也。?因使太医院檄取为医士。君遂称疾笃，饮酒近女，数月竞死。”

文章言之有物，简洁明了地从抗诊与拒仕赞颂医者陈驭虚的高超医术和高尚品行，还触及黑暗现实。

在清代文化上处于独尊地位的程朱理学思想对文章内容的要求也产生影响。桐城派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思想的基础是宋学，宋学的主要部分即是程朱理学。作为唯心主义体系程朱理学，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程朱理学在当时是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的理论工具，因而桐城派在有时也会应要求创作歌功颂德的文章。只是，桐城派在“义法”说及其衍生的理论下（如“雅洁”，要求思想感情雅正，文章结构语言精当简练），更擅长创作的是“小文章”，而不是似于润色鸿业的汉大赋或台阁文。不过，桐城派的应制之作文学性不足，在赏析桐城文时并不把它们划为欣赏范围之内。

程朱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也对桐城派创作产生影响。不过，程朱所谓的人欲，并非人的所有欲望，而是那些不合理的欲望。（当然，其中有些所谓“不合理”的欲望可以说就是对人性的扼杀，最熟知的即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桐城派作家会对世俗传统公认肯定的道德作文颂扬，这都无可非议，且表现出文学也为人学的一面。譬如方苞的《婢音哀辞》：

“余家贫，冬无炭薪，音独身居西偏空室中，夜四鼓卧，鸡鸣而起，率以为常。性刚明，容止严恪，虽故家女子中寡有，余每心诧焉。乃竟以厉疾夭，年十有七。”

写母亲的婢女朴实、勤劳，担起一切家务，然而却衣不蔽体，最终积劳致疾致死的事实。作者在赞美婢女王音时，也表现出愧疚与自责。

此外，方苞主张，为人立传，“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与孙以宁书》），桐城派文人也不妄加评论人物，极力做到文章之真实。

2、“法”之内涵

“法”是对文章形式的要求，主要体现在指古文的体例规范、创作原则和写作技巧上。

桐城作者自称其文“气清词洁”。用方苞的话解释即合乎“义法”。姚鼐也说：“为文不可有注疏、语录及尺牍气。”“义法”之“法”究其本质，是对文章语言的要求。语体上，要分清语体，提炼适合散文的语言，避免混杂；风格上，语言简洁；词语上，遣词准确、清新，平易晓畅、雅俗皆懂；结构上，语句承接变换，但有中心。

下面，具体来说“法”之内涵

（1）体裁认识：对内容的要求与限定

在方苞之前，少有批评家如此鲜明地对文体之体式功能和意义进行全面和辩证地认识。方苞认为“有物”决定“有序”，但形式并非孤立被动的，形式对内容的选取有相应的要求和限制，他发现各种文体在创作上都有各自不同的相应的要求：

“盖诸体之文，各有义法。表志尺幅甚狭，而详载本议，则臃肿而不中绳墨；若约略剪截，俾情事不详，则后之人无所取鉴，而当日忘身家以排廷议之义，亦不可得而见矣。（《答乔介夫书》）”

他还分析论述《国语》《春秋》中的列传之例，旨在说明传志家传等文体中，不能将奏议收录其中。同时评析前人作品“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他视每篇文章为有机的生命体，前后气脉贯通呼应衔接都不可有悖于文体要求，从而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2）材料安排：详略得当，简洁凝练

其一，详略得当。方苞有言“春秋之义，常事不书，而后之良史取法焉”，“其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如此”，“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规模相称”。

方苞精读史记，他详细分析太史公笔下对人物的详略处理。认为选材应避免平淡之常事，要提取那些反映事物本质有利于人物刻画、符合人物身份的典型事件，对于无关紧要。不关

痛痒的细枝末节应该舍去。此外，详略并非以字数多少、篇幅长短衡量，而以是否抓住自能体现义的核心事件最能反映人物性格刻画为标准。

其二，简洁凝练。只有把握材料的取舍和详略安排等原则，文章才能简洁凝练，不至于冗长、芜杂、繁琐。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

可知“必与其人规模相称”是作家筛选、提取材料的准绳和依据，文章的虚实详略必须是以有利于题材需要、人物刻画和主旨表达为根基的。所以他提出为文需简洁凝练，这是对文章体貌的整体要求。

（3）结构布局：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对比照应、顺逆断续

结构文章时，要考虑叙述中途有所间断，后文衔接过渡。而这前提是文章要有中心有线索。且要反正开合，避免平铺直叙。在承接转换之时又浑然无迹。

正如方苞在《左传义法举要?韩之战》评论道：“嫁伯姬何故追叙于此？此时惠公方在秦，有史苏之文与对也。舍此更无可安置处。观此则知古人叙事，或顺或逆，或前或后，皆义之所不得不然。”

（4）语言表达：意微词隐，文外之意

方苞推崇《左传》开创的春秋笔法的优良传统，凡事不用言语直接说透，不必字面上把意蕴道尽，而把作家的主观情感价值判断和道德取向寄寓于简约淡朴的文字中，在看似平淡而冷静中蕴藏着主体的喜怒爱憎。

从“法”的内涵可看出，方苞对于如何建构精致而优美的文体以振兴古文，已不是所谓的文章道统，而转向作品的内部形式和审美规律，这是文体观空前觉醒的意义所在。

3、“义”与“法”的关系

“义”与“法”不是简单地二元相加，而是依存共进的整体。

一方面，“法”由“义”生，文章内容反映出的精神情感会对文章形式提出要求。例如，方苞认为，《史记》中伯夷、孟子、屈原等传中采取了议论和叙事相间的写法，是由于他们以道德节义著称。“而事迹则无可列者”，若直接写其事迹，则不能编纂成篇，但其他有事迹可编者，就不能采取叙议相间的写法。

另一方面，“义”由“法”生。如方苞在《<春秋>通论序》中写：凡诸经之义，可依文而求。而《春秋》之义则隐寓于文字之所不载，或笔或削，或详或略，或同或异，参互相抵，而义出于其间……”这就是说春秋之义，并非如常文以文字直接表述出来，而是通过文法的讲究而暗示出言外之意。这便是“义”寓于“法”中。

最后，是“义”“法”互生，通过对材料的适当取舍表达内在精神，达到适度。他在《书<五代史?案重诲传>后》中就认为叙事之文，只有左传史记尊崇了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正类似于黑格尔美学理论中理想中的艺术——古典型的艺术：形式等于内容。

方苞的“义法”是对文章内容与形式的要求，它极大地彰显了义理精神，又极大地彰显了艺术精神，在二者的折衷调和中，又功能性地彰显温柔敦厚的儒家审美文化精神。

方苞的“义法”在社会现实的要求下，除了为满足现实要求，去真实显现理性内涵，还注重文章的审美意蕴，这就通过“义法”从文学相对独立的地位上在文章形式上增强审美意蕴。

4、方苞对“义法”内涵的补充：“雅洁”

方苞提到过的清真、古雅，分别是对内容（作品思想），形式（文辞）的要求。后概括为“雅洁”。“义法”的内在要求即是“雅洁”。“雅洁”与“义法”的关系体现在对“义法”的要求上。对于“义”来说，要求思想情感雅正，即“思无邪”、情中和，这源自儒家义理的要求。对于“法”来说，要求文章语言精当简练、文辞雅驯。

在方苞看来，“雅洁”是思想情感问题，也是文风问题。“雅”和“洁”又有其自身内涵。“雅”，即高雅不俗，内容上要求远俗、在形式和语音上要求典雅；“洁”，意味着删繁就简，以突出文章重点和主题，提高语言精练力和准确度，是文章具有言外之意、句外之旨。还要求文气纯净。

“雅洁”集中体现在叙述和语言两大方面。一是叙述上言简意赅，纡徐从容。如《狱中杂记》作为方苞当事人，却不动声色地叙述狱中的所见所闻，寄托了作家的屈辱和愤慨。二是语言上，散文的纯净化要求。古文不同于传统的诗赋，它要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并形成自身的文体风格。雅是纯正不杂，与俚俗相对，洁则为简省文字之义，与繁杂相对。

当然，“雅洁”在试图建立规范的散文语体的同时也排斥诗词歌赋和骈文中的辞藻，这就使文章缺乏了审美意蕴。且在创作中却也造成一些瑕疵。比如，描写事物过于简练，缺乏生动丰富的形象性，再则有时过于滞重，缺乏雄起变化的新鲜感。

三、“义法”说的影响

“义法”说影响深远，这里主要谈谈对刘大櫆和姚鼐的影响。

1、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和“行文之道”、“行文之实”。

桐城派三祖之一刘大櫆，继承了戴名世的“精”“气”“神”之说，也继承了方苞的“义法”理论。他对“义法”理论进行丰富和拓展，以“义理、书卷、经济”的“行文之实”扩大“言有物”的内容。他还意识到“行文自是一事”，“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从而对“行文之道”的“神”“气”“音节”等要素给予充分重视，突破“言有序”的范围。并且，他将文章理解为由“神气”、“音节”、“字句”构成的文本形态。

关于“神”，他说“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这使古文“义法”的理论有了新思想。“神”即精神，是作者心胸气质在文章中的表现，“气”是指洋溢在文章中的气势。方苞的“义法”中，“义”指内容，偏于义理，刘的“神”则偏于情感。丰富了“义法”概念中的“义”，即文章的内容。

刘大櫆在提出“义理、书卷、经济”之说中。将文分为“行文之道”和“行文之实”。“神气”是“行文之道”，“义理、书卷、经济”，“犹匠人之材料”，是“行文之实”。他把“义理、书卷、经济”降低到材料地位，把“行文”上升到“成风尽垩手段”，深化了“有物”和“有序”之间的关系。他与方苞把“有物”作为内容不同，他不是把“材料”而是把“神气”作为内容，形成“神气”与“音节、字句”的二元对立，达到内容与形式一体。

这就在接受“义法”说的基础上，突破了“因文以见道”的束缚，彰显“行文自另是一事”，把“神气”确立为文之根本要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艺术和审美观念的范畴。这就在并不完全依附于“道”的散文艺术方面，发挥了自己的见解。

2、姚鼐的“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和“义理、考据、辞章”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主张“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义理、考据、辞章”合一，让儒家道义与文学结合，天赋与学力相济，“义法”外增加考证，以求三者的统一和兼长，达到既调和汉学和宋学之争，又写出至善极美文章的目的。

姚鼐的“道与艺合，天与人一”。是把“文”看做是达到“道”的工具。但是“道”不再仅以是义理中的程朱理学为主，他将文之道升华为天地自然之道，且说“天与人一”。这时，“道”指天地自然精神，也指儒家道义精神，在文学本体论上，超越了以义理统摄古文、以古文归附义理的文道论，这就在丰富了义法说“义”的内涵。

“道与艺合”，艺即技，指文学。姚鼐强调“技中有道”，“达其词则道以明，既然诗之美者，命意必善”。那么文人在文章中就可以自由发挥无需太多顾忌，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文道矛盾，使文道得到了较好的统一。也就是说，方苞的“义法”之“义”仅限于名正言顺的从文学自身出发的正统思想的道，刘大櫆为其注入了作家自身情感成分，到了姚鼐，则是又扩大了与“道”对应的“义”的内涵，不再受制于时空。

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实出于戴震读书治学之法，姚鼐将其用于文艺创作。“义理”强调古文思想性，以避免无道理、无见识、无意义；“考证”强调古文丰富性写实性以避免空疏虚假大而无当，“文章”强调古文的艺术性，以避免文章无美感、无审美价值。“义理”继承了“义法”之“义”，又提供了明确的目标、范畴与把握方法。

四、“义法”说的地位

方苞的“义法”说不仅顾及到文章内容的经世致用性，而且把理论的中心放在文体建构上，就文章的做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作文的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对文学创作上的艺术手法提出了一些符合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具体要求。在义法影响下，清代文风大振，作家云集。

“义法”说是对传统文体学方法的传承和挖掘。历代在探究文体结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按照情志、事义、辞采等要素归类、辨析、文集编纂的传统文体学方法，桐城派的“义法”又对文体理论继承发展，桐城派的“义法”不是单纯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更是动态变化的关系组合。

“义法”说体现了文体自律性的构建。中国古代文人好讲道统、文统和学统，韩愈致力于道统与文统的统一，桐城派也受其影响，但是清代是儒家道统在历史上最为没落惨淡的时代，桐城派企图把道统文统集于一身是难以实现的，他们失去继续阐发道的内涵的自由，于是在理论中走向对文章写作技巧的强调，对文学艺术形式的探索。而这文学技巧不是单纯的创作方法的问题，更是一种美学自律性的问题，这也使得桐城派作家比前人更为深入地探讨了文学审美特征和审美规律。

可以说“义法”说也是文化策略。它弘扬了义理精神又固守了文学本位。坚持义理精神保证了同社会政治的亲和关系，又从文学本位上保证了文学同政治的疏离关系，使文学的相对独立。而“义法”概念极具弹性和张力，具有模糊性和多义性，随着时间流逝，“义法”内涵或发展、或创新、或改造，且影响深远。

参考书目：

《桐城文派述论》吴孟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

《桐城派文学思想研究》赵建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年9月第1版

《桐城派学术文化》梅向东李波编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第1版

《桐城派文体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2年10月第1版

试论桐城派和清代乾嘉时期的文统之争

试论桐城派和清代乾嘉时期的文统之争 阮宏玲 清代诗坛有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之争，清代词坛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之争，与之对应，清代文章领域的汉学派、史学派、桐城派、骈文派之争亦颇为壮观。乾嘉年间，戴震、章学诚、姚鼐、阮文等纷纷为某一类“文”争正宗地位，一方面表明对文章美感特征的界定尚存争议，另一方面也是特定作者群不同文化宗旨的体现。 一、桐城三祖 与汉学派、史学派鼎立的是桐城派。其古文统系脉络清晰：唐代的韩、柳，宋代的欧、苏、王、曾，明代的唐宋派。桐城派以辞章为依凭，自会将“文人之能事”摆在首位。它的第一任盟主方苞曾以“义法”论文。从顺序来看，方苞置“义”于“法”之前，似乎更重作品的义理，其实，他心里看重的还是“法”，还是文体对写作的规定和限制。徐珂《散体文家之分派》云：“苞尝与宸英论行身祈向，曰：‘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继韩、欧之间。’故其论文严于义法。今约举其大旨如下：一、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二、凡所涉笔，皆有六籍之精华。三、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三点“大旨”中，第一点属于“义”，但视为“法”也未尝不可，因为这仍属制约古文题材选择的体裁规范。第二、第三两点更只能作为“法”来理解。 桐城派的第二任盟主刘大櫆将方苞潜在的重“法”意图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他在《论文偶记》中以“神为主”取代了“理为主”的习惯说法。“理为主”是理学派的基本思想；“神为主”才真是桐城派的心得所在，且已偏于对一种韵味的感受，显然与诗论相通。桐城派以前，韵味论大体属于诗学的范畴，何以将之纳入古文理论中来？这是受到理学派和史学派挤压的缘故。当“义理”和“事”这两个古文要素被理学派、史学派攫取之后，留给桐城派的便只有辞章了。以辞章为焦点，他论“神”、“气”、“势”，格外注重音节。按照通常的看法，语言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讲述性语言，一是歌唱性语言。讲述性语言旨在表意，故较为朴实、明了，发音平缓，声调变化幅度不大，同时以规则性的旋律一以贯之。身为古文作者的刘大櫆，他本应青睐讲述性语言，何以会对歌唱性语言一往情深呢？这与桐城派自方苞开始的注重“情辞”的传统有关。“情辞”是与音乐性密不可分的。故刘大櫆此论一出，得到桐城派后学的纷纷赞同。 桐城派的第三人盟主姚鼐在理论建构方面以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著称。强调义理，意在防御理学派；强调考据，意在防御汉学派；而强调辞章，实为桐城派的看家法宝。姚鼐指斥理学派之作“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考据派之作“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 ，正是以桐城派之长形理学派、考据派之短。“文章”（或说“辞章”）是桐城派的关注焦点。 方苞论“义法”，目光所注实在“情辞”；刘大櫆论“文法”，目光所注实在“神”“气”；姚鼐论辞章，目光注于何处？概括地说，姚鼐的关注重心是文章的意境和风格。 姚鼐所崇尚的意境是“风韵疏淡”。这显然受到其老师刘大櫆的影响。而刘、姚二氏又取资于诗中的神韵说。故方宗诚《桐城文录序》云：“惜抱先生文，以神韵为宗，虽受文法于海峰、南青，而独有心得。”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也说：“近来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其持法最严，工于修饰字句，以清雅简净为主。大旨不外乎神韵之说，亦如王阮翁论

桐城派”义法“内涵

桐城派“义法”说的内涵 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规模最大、声势最大、影响最深、绵延最久的文学流派，其文学理论即方苞的“义法”说是其美学思想的新起点。“义法”说是桐城派重要的文学理论，是其古文理论和创作的核心性纲领，且自始至终贯穿于桐城派的文论发展。 下面就谈谈“义法”说提出的原因、出处、内涵、影响和地位。 一、义法提出原因： 清朝建立后为稳固政权，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直接导致当时重道轻文局面的形成和恶化，文坛上部分作家紧承明末风气，复古模拟剽窃成风，内容空洞无物或者无病呻吟，很少有自我独创。黄宗羲就哀叹过：“世无文章也久矣。”方苞也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因而，方苞本着救治文坛时弊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提出“言有物”“言有序”等文体观试图重新正体，纠正当时文风，为创作寻求寻求新的突破。 二、义法出处及内涵 “义法”说滥觞于戴名世。戴名世针对明末空疏剽窃的坏乱文风，为拯救唐宋八家以来古文之衰，提出了“言有物”为“立言之道”，主张“修辞立其诚”、“率其自然”、“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其中“道”“法”“辞”直接影响方苞的义法说。 于是，方苞从《春秋》、《史记》等经典著作中提炼、概括出“义法”，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写：“《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义”即言有物，是就文学作品的内容而言，要求文章有充实、有意义和可以致用的内容；“法”即言有序，是指文学作品谋篇布局的形式和方法。“义法”简单说，就是对文章的内容与形式要求。 下面就具体谈谈“义法”中的“义”与“法”的具体内涵。 1、“义”之内涵 “义”是指文章的思想内容，属于“说什么”的层面，要求文章“言有物”。方苞的“义”是指作品中表现的人物、事物和事件，要求文章内容符合“义理”或“道”，桐城派的“义”的内容主要为彰显儒家之道，尤其是程朱理学之道。 儒家之道是“义法”要求文章具备的内容。方苞试图把道统文统集于一身，在文章中表现儒家之道。而儒家道统也确实要以文为载体才能流传。 方苞对儒家道统的自觉继承和对儒家道德规范的自觉实践是真诚而执着的。首先，在方苞的人格上就体现出来了。康熙四十五年，“会试中试，将应殿试，闻母病，归刁侍。”他却“闻母急遽归”毫不犹豫放弃了功名，显然，儒家伦理规范在他心中高于现实的功名利禄。 其次，在他的文章中，也广泛体现，如方苞的《陈驭虚撰墓志铭》： “性豪宕，喜声色狗马，为富贵容，而不乐仕宦……疫者闻君来视，即自庆不死。……余尝造君，见诸势家敦迫之使麇至。使者稽首阶下，君伏几呻吟，固却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于人，死有益于人，吾何视为？?……君家日饶益，每出，从骑十余，饮酒歌舞，旬月费千金。或劝君谋仕，君曰：…吾日活数十百人，若以官废医，是吾日系数十百人也。?诸势家积怨日久，谋曰：…陈君乐纵逸，当以官为维娄，可时呼而至也。?因使太医院檄取为医士。君遂称疾笃，饮酒近女，数月竞死。”

名胜古迹作文1500字： 桐城_写景作文

名胜古迹作文1500字：桐城名胜古迹作文1500字：桐城 桐城——全国闻名的一个历史悠久、意蕴深长的文化古城，它有丰富智慧的“桐城文派”，它有长久的千年的历史文化，它有类似龙眠山那样雄厚挺拔的山脉，它也有类似龙眠水那样清澈宽广的湖泊，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地方的美丽与智慧，我也不得不为我的家乡桐城而感到无比的自豪。而在这里，它当然也是一颗绚烂的熠熠生辉的明珠，它是悠久丰厚的桐城文化的标志，远近闻名的“桐城文派”的象征，它依然是古代的寺庙建筑的经典。它，便是文庙，位于古城桐城市中心的广场北端的一座古庙。桐城文庙始建于元延佑初年，元末毁于兵乱，而并没有过多久，文庙便被整修一新，里面的布局依旧是那样的古朴、典雅，也含有几分清新，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开始关注它。文庙以大成段为中心，以南北的中心线为对称轴，里面的主要建筑有门楼、宫墙、泮池，状元桥、大成门，崇圣祠、土神祠等等，且总面积为3200平方米，各种各样，各姿各态，主次的建筑，也是错落有致，似乎已经浑然一体，而且，它的门楼里的“文庙”二字是由赵朴初先生所题写。我曾经听说过，有这样的一句话：天下文章出自桐城。我想那是当然，在这座文庙里，真的是大有文章。这里面有孔子的生平，有“渔樵耕读”、“魏星点斗”“独占鳌头”等故事，它们都逼真传神，也生动、有趣。要论文庙，它不仅有很多难得的稀世珍宝，也给1 / 2

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但是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我最喜爱的应该还是要算数状元桥了。只因这个桥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只有每次科举考试的状元们，才可以从这个桥的上面走过去。每次停留在桥上，看水下的鱼儿的游动，我总是有一种无法说明的意境。每年，都有众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广大游客纷呈踏来，来到这里参观游览，而他们，大多数都会站在这里，缅怀各位硕儒的历史功德，求索着古桐城文化之渊源。我相信，他们都会由衷的赞叹，桐城文庙的悠久历史，以及桐城的美丽、雄伟。它——桐城文庙，是桐城闻名遐迩的建筑，是元、明、清，祭祀孔子的礼制性的重要建筑群以及文化基地，也是桐城古文学派的一个重要象征，最重要的是，它所弘扬的，是桐城派的文化，也是悠久的桐城文化。天下文章出桐城，桐城文化出文庙。 2 / 2

桐城派：清代书院教育的典范

桐城派：清代书院教育的典范 书院是我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清初为了防止汉族士人利用书院进行反清活动，限制书院发展。康熙亲政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以书院作为宣传程朱理学、讲授科举时文的平台，书院迎来了发展契机。各地书院兴盛，让桐城派作家有了安身立命的最佳场所，也为桐城派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保障，桐城派逐渐成为清代书院教育的引领者。 桐城派作家浓厚的书院讲学情怀 与历史上其他文学流派不同，桐城派作家迫于时势，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的主要活动和人生志趣，与教育尤其是书院教育割舍不开。桐城派先驱者戴名世年轻时就靠授徒谋生。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因家境贫寒，设馆自赡；步入仕途后，曾被诚亲王聘为王子师，并在翰林院任教。方苞在京城数十年，主要精力都用于教书创作和研究经史。方苞未曾执教书院，但以刘大櫆、叶酉、沈廷芳等为代表的众多弟子，都曾执教书院。刘大櫆科考屡屡受挫，或居乡或游幕，均以教书为业。他先后任山西百泉书院、安徽敬敷和问政书院山长，担任黟县教谕；晚年归里，仍讲学不辍。其挚友姚范、方泽，弟子姚鼐、王灼等都主讲书院，传其衣钵。 姚鼐号称桐城派集大成者，在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上为桐城派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还通过主讲书院为桐城派培养了一支享誉文坛的精英队伍。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

从四库馆辞官后，即赴书院讲学。姚莹在“从祖惜抱先生行状”中说：“（姚鼐）既还江南，辽东朱子颍为两淮运使，延先生主讲梅花书院，久之，书绂庭尚书总督两江，延主钟山书院。自是，扬州则梅花，徽州则紫阳，安庆则敬敷，主讲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业先生为幸，或越千里从学。四方贤隽，自达官以至学人，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可见姚鼐讲学影响广泛，弟子众多。如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等“姚门四杰”，以及姚莹、陈用光、姚椿等都是文学英才，他们也主讲各地书院，学子遍及大江南北，桐城派的影响剧增。道光以后，姚鼐再传弟子中，又有方宗诚等数十人从事书院讲学，促进了书院和文派发展. 咸丰、同治时期，曾国藩广纳时贤英才，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四大弟子”享誉文坛，其中张裕钊、吴汝纶情系书院，致力于培养新式人才。桐城派在河北的扩展，与张、吴二人主讲莲池书院息息相关。在他们的影响下，贺涛、马其昶等一批弟子对书院讲学一往情深，活跃于各大书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张裕钊、吴汝纶在莲池书院时，首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先例，一批爱慕中华文化的日本学子如宫岛咏士、中岛裁之等，远涉重洋，负笈渡海求学，学成归国后宣传中国文化艺术，桐城派的声名再传海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从刘大櫆算起，桐城派作家有近百人从事书院讲学，每

桐城派的教育足迹

桐城派的教育足迹 桐城派与教育似乎结了不解之缘,自创始人戴、方二公至清末殿军马其昶,除姚莹等极少数从政从军者外,绝大多数都或先或后从事过教育事业。他们从事教育的动机，或厌倦官场，或为衣食所迫，或聊寄足迹。尽管起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对教育都怀有拳拳情愫。现就他们桐城派与教育似乎结了不解之缘,自创始人戴、方二公至清末殿军马其昶,除姚莹等极少数从政从军者外,绝大多数都或先或后从事过教育事业。他们从事教育的动机，或厌倦官场，或为衣食所迫，或聊寄足迹。尽管起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对教育都怀有拳拳情愫。现就他们从事教育的足迹缕述如下。 戴名世，少时家贫，弱冠即授徒养亲,执教有十三年之久。先后设馆于舒城及枞阳陈家洲两地。他在《时文全集自序》中曾说：“读书稍有得，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之人，不足以给饔飧，余亦课授徒以养亲。”其后客游京师，康熙四十四年(1705)中顺天乡试。康熙四十八年（1709），先生年五十七，会试中式第一名，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死于《南山集》文字狱，时年六十一岁。 方苞，二十二岁时，岁试第一，补桐城县学弟子员，为学使高素侯所器重，招入使院。因乡试不售，二十四岁秋，随高公游京师。方氏家道清贫，无力挟资以游，只得觅塾馆以自赡。先是馆于高公住所，二十六岁馆于涿州滕氏，二十九岁馆于京师汪氏。三十岁南归，授经于宝应乔氏。三十三岁举江南乡试第一，授徒遂告中辍。三十九岁应礼部试，成进士第四名，因母病未应殿试弃归。四十四岁，以《南山集》案牵连下刑部狱。四十六岁春，康熙宽宥出狱，命以白衣入值南书房。 同年秋，移值蒙养斋，编校乐律历算诸书。当时诚亲王主其事。诚亲王敬仰先生学识人品，延为王子师。六十三岁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翌年迁翰林院侍讲，旋授翰林院侍讲学士。 先生六十六岁，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先生以足疾辞不赴任。同年六月教习庶吉士，直至七十二岁夏，庶吉士散馆，先生的教学生涯才划上一个句号。其后在三礼馆修书。年七十五乞归养，谢绝宾客，杜门著书。年八十二，卒于上元里第。 方氏在京孜孜著作，有些编著与当时全国学子息息相关：雍正十一年，先生奉果亲王指令，约选两汉及唐宋八家古文刊授成均（官设学校的泛称）诸生，其后这部文选，又于乾隆初年，诏颁全国各学官。乾隆元年夏，命先生选明清诸大家四书制艺数百篇，颁布全国，以为举业准的。先生在京为官数十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教育和著作之上。其著名弟子有叶酉、张莘农、雷?、沈彤、王又朴、沈廷芳、官献瑶、王兆符、程等。刘大?与先生虽无师承之谊，但也是先生服膺弟子。 刘大櫆，幼从父兄读书，后受教于吴直。康熙五十七年左右入县学，此后，即在乡里塾馆授徒。他对教学饶有兴趣，他在《授徒诗》中曾说：“授徒一室内，少长各有仪……欣欣日相对，足以忘朝饥。” 先生二十五岁，应县城张若矩之约，在张氏勺园课徒。二十七岁返枞阳，在家课其弟侄。二十九岁，赴京拜会方苞，方氏称为国士，“令其拜于门。”留居北京，在城北授徒。三十一岁，馆于工部侍郎吴士玉之家，长达十年之久。三十三岁，应顺天乡试，中副榜，三十九岁再应试被黜，此后不复应试，整装南归。四十岁返京应试鸿博失利，留京数年，于四十四岁返里，闭门僻处，设帐课徒。两年后，赴其兄刘大宾山西徐沟县之任所，并一度在百泉书院担任主讲。五十岁时，方苞荐先生入江苏学幕校试阅文。五十八岁又入湖北学幕，六十三岁入浙江学幕。其间两次赴京应试，均无功而返。 先生六十三岁，任黟县教谕，其间，安徽巡抚檄令先生兼领安庆书院。七十一岁辞去黟县教谕，应聘至歙县，主讲于问政书院。七十五岁，离歙回桐，仍在家乡讲学，直至八十三岁寿终。受教于先生门下著名弟子有姚鼐、王灼、程晋芳、方国、方绩、钱鲁斯、金榜、吴

桐城派

桐城派 【名词解释】 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今桐城文化圈包括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等部分地区），故名。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一)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一) 【内容提要】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关键词】桐城派/学术流变/汉宋兼容 桐城派是清代一个以学习唐宋古文相号召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即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从表面看，桐城派以桐城冠名，具有强烈的区域文化特征。但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区域性色彩的文学派别，却与清代学术流变息息相关。 清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汉、宋学的对峙与逐渐兼容。桐城派由于与理学的密切关系，从开派之初就卷入了汉宋学的矛盾漩涡中。鸦片战争前后，汉学作为干嘉时期的学术主流在社会危机前一筹莫展，理学走向复兴。作为理学追随者的桐城派在理学复兴的潮流中自然不甘落后，他们一面与汉学家公开论争，一面倡导学术兼容；还试图从道德重建、经世致用两个方面将理学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使理学自身也获得了新的活力。 理学中兴、桐城中兴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文化现象，随着维新变法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的相继涌现；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西学的大量传播，使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学之争。传统经学，不管是汉学抑或宋学，都在近代学术转型的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传统经学的桐城派无所凭藉而逐渐销声匿迹。一、桐城派与清代理学 程朱理学为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因其固有的空疏拘执之弊病，为众多学者所厌弃。至干嘉时期，以考据为特点的汉学压倒理学，成为学术主流。嘉道年间，社会矛盾激化，清王朝试图重振理学以挽救社会危机，理学开始走向复兴。咸同年间及光绪初年，理学复兴达到高潮，理学成为清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重建社会道德、应对中外危机的重要依靠。光宣时期，维新思潮、革命民主思潮相继涌现；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理学逐渐走入尽头。持道统论的桐城派紧紧依附于程朱理学，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一）桐城派正统地位的树立与理学的关系 大致在康熙末年，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提出“义法”说。雍正十一年，方苞编成示范“义法”说的古文读本《古文约选》，方苞关于古文文章纲领的理论至此定型。方苞之后，在刘大kui＠①、姚鼐的努力下，桐城派影响逐渐扩大，干嘉时期，桐城派发展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 桐城派所以能在清代文坛异军突起，与理学在清代的特殊地位息息相关。理学虽不是清代的学术主流，但清朝推尊儒学，对理学推尊备至，视程朱“道统”为维护“治统”的有力武器，故理学一直处于清代官方主流学术的地位，程朱义理成为清代维护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既表明了自己文章家的身份，也表明了自己的学术选择。方苞对宋学的选择不仅将古文与宋学紧密联系起来，也使桐城派具有了维护社会道德的强烈色彩，桐城派自然在开派之初就树立起“必不可犯”的文坛正统地位（注：曾国藩：《复吴南屏书》，《曾文正正公全集·书札》，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印本。）。程朱理学的特征有两个：一是重伦理道德，二是重思辨。前者使理学体现出强烈的道德色彩，后者属于思维层面。理学的学术特征主要通过后者体现出来。在相当程度上，古文家是试图以简洁生动的古文诠释理学，用充满温情的面孔向世人兜售程朱义理，以达到维护、重建道德规范的目的。恰如姚鼐所言：“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

关于桐城派

关于桐城派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职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门下有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刘大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可见方苞对刘大魁是何等到看重。刘大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曾任皖南黟县教谕，后又主持歙县问政学院，归老于枞阳故里，一生著作颇丰。刘大魁补充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艺术的体现。刘大魁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的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文章的字句、章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总结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并运用到散文领域。刘大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 刘大魁门下弟子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弟子称他为惜抱先生。姚鼐幼时十分好学，拜刘大魁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

桐城派百年研究

桐城派百年研究 其昶、姚永概、姚永朴交谊深厚，但他的散文理论却与桐城派针锋相对，力辟文章宗派之说。其《论桐城派》一文详叙桐城派源流，指出桐城末流仅重视起承转合、形式结构、文言虚词，不过是八股文的变种而已（注：《国粹学报》第49期。）。其后在致钱基博、陈含光、王翰芬、孙德谦、张江裁、王渥然等人的信中，屡屡抨击桐城派，影响甚大。 他人之匡正也”（注：陈独秀：《答胡适之（文学革命）》，《新青年》3卷3号。）受其“十八妖魔”说的影响，曾为古文阵营大将的钱玄同反戈相向，致书陈独秀赞同文学革命主张，说“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注：《新青年》2卷6号。）此后，钱玄同又多次重申“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说，津津乐道，颇为自得。稍后的傅斯年对此深表赞同，说“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注：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4卷1号。）新文化运动先驱对桐城派的全面批判与全盘否定，目的在于动摇古文正宗地位，推行白话文，建立“活的文学”、“人的文学”，在当时有其重大的 拟由沈尹默整理的姚鼐、曾国藩的著作。1922年3月他又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一节专论曾国藩死后的桐城湘乡派，肯定古文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认为“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而且由于“桐城派的影响，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这一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进一步发展了自己这一观点：“姚鼐、曾国藩的古文差不多统一了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散文。”“古文经过桐城派的廓清，变成通顺明白的文体。”他曾对学生魏际昌说：“桐城派出在我们安徽，过去叫它做‘谬种、妖孽’，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呢？希望能够研究一下”（注：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后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这体现了胡适治学的求实精神，而看到桐城派在古典文学与白话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堪称胡适的一大贡献，颇能启迪后人。同样是新文学家，周作人在“五四”落潮后，重新拾起批判的武器，对桐城派仍持否定性评价。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一长篇学术讲演中，他在批判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的基础上批判桐城派，认为桐城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意味。而且平淡简单，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八大家的还好”。但这改变不了桐城派“载道”文学、遵命文学的性质，“他们的文章统

桐城派及其代表人物述评

安徽是古文化大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术界有人以区域划分，把安徽省分为三个文化圈，即淮河文化、黄山文化和桐城文化。从文化内涵上说，淮河文化和黄山文化内容繁富，门类诸多，淮河文化有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秦哲学，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华佗为代表的中华医药文化，以刘伶为代表的魏晋酒文化，还有淮北梆子戏、凤阳花鼓等；黄山文化有以戴震为代表的朴学（皖学），有黄宾虹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有底蕴深厚的徽商文化，还有徽派建筑、雕刻、园林艺术、徽剧等，更有人文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山水文化。我们把这两个文化圈称为泛文化。桐城文化与之相比，内容比较单一，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其代表者为桐城派。桐城派是统称，它包含有桐城文派、桐城学派、桐城诗派和桐城书画派，还有丰厚的桐城民间文学。我们把桐城文化称之为精致文化或精品文化。今天我就桐城文派谈一点个人浅见。 一. 与桐城学派、诗派相比，从时间上来说，桐城文派兴起稍晚，但声誉最高，影响最大。桐城文派起于清康熙，衰微于清末民初，延续二百三十余年。其流行地域之广，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大部分地区，北至京畿，南达岭外，东抵江左，西至云贵，都有桐城派作家的身影，其作家人数多达1200余人，著述二千余种，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桐城文派在海外也有很高的声誉，因此，不论从绵延的久远，还是从影响的深广来看，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个文学流派能与之比肩的。曾国藩誉桐城派为清代文坛盟主不无道理。 桐城文派对中国古典散文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它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我想从桐城派文论思想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谈。 首先，桐城派作家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散文创作理论。著名学者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派发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派为中心。”指出桐城派古文论的强大影响力，它确实成为桐城派赖以产生、发展、壮大的支柱，使众多作家在不同时期纷纷归附桐城派而形成一个阵容强大的作家集团，出现“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桐城派文论最大的特点是“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不断地创新求变，充实提高，使文论体系的严密性、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达到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扭转了古典散文的道本艺末的文学观点，实现了散文艺术的审美艺术价值。 桐城派的文论发端于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的戴名世，但他的文论主张对方苞乃至后人启迪很大。他主张为文要“率其自然，行其所无事”，把“率其自然”当作文章的最高境界，强调“修辞立其诚”，作文要道、法、辞三者完美合一，对文章审美要素，提出了“精、气、神并重”的要求。 方苞则明确提出以“义法”为中心的散文理论，为桐城派的文论奠定了基础。“义法”说也因此成为整个桐城派文论的发端和纲领。“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艺术形式，强调“言有物”、“言有序”，要求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值得一提的，方苞虽然把文章思想内容放在首

文学经典欣赏 复习题

大学网络教育 文学经典欣赏复习题普通用卷 学习方式: 业余时间：无限制 考试科目:《文学经典欣赏》（总分） 100分 集中开卷考试 特别提醒： 1、所有答案均须填写在答题卷上，否则无效。 2、每份答卷上均须准确填写专业、身份证号码、所属学习中心名称、学号、姓名等。 一单选题 (共30题，总分值45 ) 1. 汉代民歌在形式上，以（D）。（1.5 分） A. 四言为主 B. 楚辞体为主 C. 五言为主 D. 杂言和五言为主 2. 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的是西汉人(B)。（1.5 分） A. 贾谊 B. 刘向 C. 东方朔 D. 司马迁 3. 成语“狐假虎威”出自(B)。（1.5 分） A. 《左传》 B. 《战国策》 C. 《孟子》 D. 《庄子》 4.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说“当为元人第一”指的是（B）。（1.5 分） A. 马致远 B. 关汉卿

C. 白朴 D. 王实甫 5. 被称为“乐府双璧”的是《木兰诗》与（B）。（1.5 分） A. 《陌上桑》 B. 《孔雀东南飞》 C. 《羽林郎》 D. 《秦妇吟》 6. 提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主张的诗歌流派是（B）。（1.5 分） A. 江湖诗派 B. 江西诗派 C. 剑南诗派 D. 晚唐诗派 7. 被鲁迅称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的著作是（D）。（1.5 分） A. 《郭子》 B. 《西京杂记》 C. 《笑林》 D. 《世说新语》 8. 以下不属于“元曲四大家”的是（D ）。（1.5 分） A. 马致远 B. 关汉卿 C. 白朴 D. 汤显祖 9. 山水游记典范之作《永州八记》的作者是（B ）。（1.5 分） A. 韩愈 B. 柳宗元 C. 刘禹锡 D. 谢灵运 10. 成语“自相矛盾”出自 (C )。（1.5 分） A. 《孟子》 B. 《庄子》 C. 《韩非子》 D. 《荀子》 11. 关于屈原与楚辞，以下表述中错误的是(D )。（1.5 分） A.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B. 屈原我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开创者 C. 楚辞采用“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 D. 楚辞采用重章迭句的结构形式

桐城文化

桐城文化论 桐城师范周丽 桐城位于大别山南麓，长江北岸，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古城。中国是龙的故乡，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桐城与龙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小小的县隅，被龙眠山、大龙山、小龙山环绕，灵气万钟的龙眠河自北而南汇入长江。其境尤以龙眠山闻名遐迩，几乎成了桐城的代名词。宋画第一人李公麟隐居于此，苏辙曾为此赋诗，题曰《龙眠二十咏为李伯时赋》，极颂龙眠山之胜。大诗人黄庭坚在咏《龙眠山》中写到：“诸峰何处是龙眠?昔日龙眠今不眠，闻道已随云物去，不应只雨一方田。”这与其说是对龙眠山景物的赞叹，不如说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桐城人的一种期盼，盼望他们崛起，盼望他们腾飞。 激荡清朝文坛二百余年、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其发祥地和大本营就在桐城。该地明清两朝读书风气极盛，整个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人更多，“通衢曲巷，夜半诵书声不绝”。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记载，桐城人科举应试，明代自永乐到崇祯年间，中进士者80人，中举人者165人；清代中进士者154人，中举人者628人。区区一县之地，明清两朝除去大批科举之外无意仕途的名儒硕学不算，除去“于桐城唾手可得”的众多秀才不算，仅黄榜有名的进士和举人就达千余名，其人才质量之高、数量之多，实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奇观。如此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汇于一邑，相互激励，世代相传，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整个桐城文化的兴旺发达，而且使桐城文派声名煊赫，传人几乎遍及全国，一时间，“张、姚两姓，占却半部晋绅录”，“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之说，享誉全国。 桐城文化归属皖文化，而皖文化又归属楚文化。桐城文化，是楚文化的末梢，为皖文化的支系。皖文化可划成淮河文化、新安文化、桐城文化三个文化圈。 明嘉靖(1522)时，桐城文化勃然兴起，硕学通儒，不断涌现，作家诗人，接踵而来。进士何唐率先弃官归里，聚徒讲学，继有童静斋设“辅仁馆”，赵辟“宜秘洞”，赵鸿赐组织“陋巷会”，讲学之举，蔚然成风，尤以方学渐设“讲学园”于城里，开“桐川馆”于枞阳，听讲门徒多达数百人，影响极大。明季，桐城一隅，讲学之风正盛，文会之风又骤然兴起，方以智、钱澄之主持“复社”；方文、孙临、左国柱、周歧、吴道凝等结成“泽园社”；胡如、方亨咸、吴应宾、吴道新、蒋臣、潘江等也组织了各种方会。入清以后，桐城讲学之风更炽，桐城文人认为：讲学，是一项提高素质、塑造灵魂的系统的育人工程，对此，应该认真坚持，不遗余力，由“设馆授徒”的讲学形式，发展为三：一是充任县学教谕，利

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概说 一、西学东渐 （一）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学习与吸收，如梁启超所言，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器物上的吸收，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2、制度上的吸收，“变法维新”运动；3、文化上的吸收，要求人格素质的全面提高。 （二）取得的成就： 1、教育体制发生变革，新式学堂大量用下，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科举制，兴办学校； 2、迈出国门的留学生增多，他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回国后有力促进了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 3、翻译一批西方科技、文化、政治等书籍。 4、报刊传媒的飞速发展。辛亥革命后，报刊杂志“当时统计全国达五百家”（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二、作家的分化 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可分为三代： 1、第一代以龚自珍和魏源为代表：主张“通经致用”，追求个性自由，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吁。但由于引进西方文化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学习力度不大。总体上，这批人未脱传统文化。 2、第二代以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为代表：主张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在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充分运用西方文化的新知。 3、第三代以柳亚子、秋瑾等为代表：由于不少人出身洋务或者留学国外，因此知识结构现代化，而报刊业的发达，也促使一批翻译家、小说家成为半专业的作家。 三、文学观念和文学形态的变化

（一）文学观念的变化： 1、重视小说的社会价值和功用，提出改良小说和小说界革命：“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论小说与新治之关系》） 2、悲剧观念：王国维吸收西方剧观念，以此解读《红楼梦》、《窦娥冤》、《赵氏孤儿》。 （二）文学作品形态的变化： 1、文学类型：小说有侦探小说、政治小说、科幻小说等，戏剧有话剧等，这些都是新的文学类别。 2、文学艺术手法：小说叙事出现第一人称叙事、倒叙结构等新手法，艺术描写则出现环境、心理、人物肖像等细致刻画。 教学大纲 第一章龚自珍与近代前期的诗文词（4课时） 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近代前期诗文词的创作情况 教学重点：龚自珍诗文创作的革新意义 教学难点：宋诗派 重点作品：《咏史》、《已亥杂诗》、《三元里行》、《卜算子》、《江边老叟诗》、《病梅馆记》、《观巴黎油画记》 第一节、龚自珍（见前） 第二节、反帝爱国诗潮 一、反帝爱国诗潮的涌现 二、林则徐、魏源与张维屏 第三节、宋诗派、桐城派与词的创作 一、郑珍与宋诗派 二、桐城派 三、报章体 四、周济与常州词派（见前） 五、蒋春霖

古代文学史初步整理

三言二拍：“三言”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冯梦龙对宋话本和明代拟话本加工、编辑而成的短篇白话小说集、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二拍”指凌濛初应书商要求编写的两部短篇白话小说集、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共七十八篇。 三言二拍：三言指《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明，冯梦龙编辑、加工别人的作品而成。二拍指《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明，凌潆初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 二拍： （1）是凌濛初编撰的拟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2）各收拟话本小说四十篇，除一篇重复，一篇为杂剧外，实有七十八篇。（3）它在内容上更有时代气息和作家个人特色，在艺术上也更具有统一的剧作个性. （4）它是拟话本小说在体制上定型的标志，也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三言：（1）指冯梦龙编辑的三部拟话本小说集的总称，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2）每集各40篇，共120篇。（3）它是以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具有雅俗共赏性质的新型通俗小说形态，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三言二拍】 指的是明代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简称“三言”。它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是作者凌濛初对“三言”的模仿之作。 三言：是冯梦龙编篡整理的三部拟话本小说集的总称，它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每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它是以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具有雅俗共赏性质的新型通俗小说形态，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二拍：是凌濛初编撰的拟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各收拟话本小说四十篇，除一篇重复，一篇为杂剧外，实有七十八篇。它在内容上更有时代气息和作家个人特色，在艺术上也更具有统一的剧作个性，它是拟话本小说在体制上定型的标志，也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常州词派:（1）清中期以张惠言为代表的词派；（2）强调比兴寄托；（3）提倡“深美闳约”的词风。 嘉庆时期，常州人张惠言和周济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词的比兴寄托和社会作用。由于张惠言的重大影响，这种理论在当时相当流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常州词派。 常州词派：清中叶兴起的词派，创始人张惠言不满浙西派主张、强调词贵有比兴寄托、推尊词体、编有《词选》以宣传主张，后经周济弘扬、最终取代浙西派。 常州词派（1）清代嘉庆年间出现的文学派别。（2）“主寄托”，发起者张惠言，集大成者周济。（3）援引儒学诗教入词学，虽然提高了词的地位，但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词的本色，并未给词学创作带来更广阔的道路。 童心说：晚明李贽提出的，他把文学作为其反传统和肯定个性精神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并把代表人的赤子之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 童心说：（1）童心说是晚明李贽提出的。（2）李贽把文学作为宣扬其反传统、肯定个性精神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并把代表人的赤子真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

(完整版)中国近代文学史试题

中国近代文学史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的备选答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正确答案的号码填在题干的括号内。 每小题1分，共20分) 1．王国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成名句”之言，出自他的 A．《蕙风诗话》 B．《艺概词典概》 C．《人间词话》 D．《宋元戏曲考》 2．梁启超实践其政治小说理论的创作是 A．《夏威夷游记》 B．《新中国未来记》 C．《维新梦》 D．《新罗马》 3．近代宋诗运动的诗学观是建立在传统诗学( )观的基础上的 A．江山之助 B．真我不俗 C．温柔敦厚 D．经世致用 4．曾国藩曾经选编( )一书，用以扩充桐城派的《古文辞类纂》 A．《古文观止》 B．《经史百家杂钞》 C．《讨粤匪檄》 D．《唐宋文醇》 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将小说与其它文类进行了比较，认为小说在文学中的位置应处于A．最上乘 B．最下等 C．中等 D．与其它文类并驾齐驱 6．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的名句上联是“苟利国家生死以”，下联是 A．“百无聊赖以诗鸣” B．“岂因祸福趣避之” C．“不拘一格降人材” D．“留得家园五十春” 7．林纤运用( )文体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这是他译述风格的典型特征 A．白话 B．方言 C．报章体

8．谭嗣同热切响应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和文学主张，他的政治散文( )是非常典型的“报章文体”A．《仁学》 B．《少年中国说》 C．《变法通义》 D．《经世文编》 9．我国最早用白话翻译外国小说的周桂签，曾翻译了一篇外国小说( )，被公认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直译小 说 A．《巴黎茶花女遗事》 B．《四日》 C．《默》 D．《毒蛇圈》 10．黄小配兄弟创办的小说期刊是 A．《中外小说林》 B．《新小说丛》 C．《小说世界》 D．《小说林》 11．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是近代大型组诗之一，总计有( )首之多 A．89 B．120 C．315 D．200 12．曾国藩为适应新的历史变化，在桐城派所主张的“义理”、“辞章、”考据“之外再加上( )，以改 革散文创作 A．“经济” B．“文化” C．“军事” D．“教育” 13．近代初期“尊情”诗潮的理论著作是林昌彝的 A．《艺概》 B．《射鹰楼诗话》 C．《石遗室诗话》 D．《蕙风诗话》 14．( )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最具性格光彩的形象，透过这一形象，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