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的继承关系

论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的继承关系

一，司马迁的愤而著书：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④同样的意思，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其所以反复发为此论，无疑主要是缘于遭遇李陵之祸、“身毁不用”的严酷现实。

所谓发愤著书，是因为不得志，故抒其愤懑，“思垂空文以自见”，即著书以见其志。不过，这里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的思想基础，显然是儒家的“三不朽”观念。既然不能立德、立功，退而求其次，立言才成为其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发愤与著书之内容的关系，少有涉及。

二，韩愈的不平则鸣：

“不平则鸣”这一理论观点出自韩愈著名的《送孟东野序》。此文开始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进而慨叹“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一言以蔽之，不平则鸣，物是，人亦然。

韩愈的一生，在致力古文实践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在古文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虽然他没有理论专著，但是从他给朋友、弟子的书信及其它赠序等作品中可以看到韩愈的文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关乎对创作方法和创作过程中诸因素关系作用的探讨和描述，是值得我们“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进学解》）的。“不平则鸣”观点就是其中之一。

三，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

“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这种思想司马迁、钟嵘、韩愈等人的诗文论中也有类似观点，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

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之说，到韩愈的志存诗书、搜奇抉怪和不平之鸣的议论，再到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无疑更进了一步。因为在欧阳修看来，诗所以能“穷者而后工”，不仅在于穷者能专一于文学创作和搜奇抉怪，更在于其在政治上既然不得志，不免“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于是“兴于怨刺”，“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穷”而专一精思，“穷”而“感激发愤”、“兴于怨刺”，文学创作上才会有成就。这就是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论的内涵。在这里，“诗穷而后工”与“诗可以怨”首次明确地联系在了一起。

欧阳修晚年还曾对这一问题作过解释。他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还是认为士人之“失志”“穷居隐约”以及其“感激发愤”，是“穷者之言易工”的重要原因。这与他早期的论述基本是一脉相承的。

韩愈“不平则鸣”中的“不平”意思绝非仅指“不幸”，而是两者兼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司马迁“发愤著书”（《报任安书》）的观点，就是后来欧阳修“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理论，也不如韩愈的观点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诚然，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的忧患、痛苦是普遍的、长期的、绝对的，欢乐、愉悦虽有却是个别的、暂时的和相对的。这样的社会生活，个人际遇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中国文学史上流芳百世的作品大多正是这类。生活在中唐时期的韩愈也不例外，封建社会时代的特点，加上自身“跋前踬后，动辄得咎”（《进学解》）的坎坷遭际，决定了他在创作实践上，就不可能只是欢愉之“鸣”，更多的是失意时“鸣其不幸”。

总之，在中国文学史上，某些文学理论和观点的提出，当然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但往往也有其产生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背景。而后人则会把这些文学理论和观点加以理解和传承，恐怕我们深入理解某种理论提出的真正原因，也难以完全把握它的内涵。文学如浩瀚海洋，无边无际，“愤而著书”“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说适为其一例而已。

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

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 《史记》这本书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叙事简明生动非常得吸引人。那你知道司马迁写的史记故事有哪些吗?下面是给大家分享的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伐赵失利公元前251年，燕王喜派国相栗腹和赵国订立友好盟约，并送上五百镒黄金给赵王置酒祝寿。栗腹回国后，向燕王报告说：“赵国年轻力壮的人都战死在长平了，他们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我们可以借机进攻赵国。”燕王叫来昌国的国君乐间，想听听他的意见。乐间说：“赵国长期是个四面受敌、经常抗战的国家，那里的平民百姓都很熟悉军事，不可以轻易进攻。”燕王说：“我们现在是相当于用五个人去攻打他们一个人，这样还不可以吗?”乐间仍然回答说：“这样也不可以。”燕王很生气，因为群臣也都建议进攻，于是燕王派大将栗腹和卿秦分兵两路，带兵车二千辆，进攻赵国。这时大夫将渠对燕王说：“和人家互通关卡，制定了盟约，拿出五百镒黄金给人家的君王祝酒，使者回来一报告就反过来进攻人家，这样做不吉利，作战是不会取得成功的。”燕王还是听不进去，自己亲率侧翼部队随军出发。将渠便拉住燕王阻止他说：“大王千万不要亲自前去啊，去了是不会成功的!”燕王生气地用脚把他踢开。将渠哭着说：“我不是为了自己，为的是大王啊!”

赵国派廉颇率兵打败了栗腹，并追赶燕军，也打败了卿秦，追出五百多里，包围了燕国的都城。燕国人请求议和，赵国人不答应，一定要让将渠出面主持议和。燕国便任命将渠为国相，前去主持议和。赵国这才解除了对燕国的包围。 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计安刘氏王陵被免除丞相职务后，吕太后就调任陈平为右丞相，任命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审食其也是沛县人。刘邦在彭城西边被项羽击败时，楚军抓走刘邦的父亲和吕后作为人质，审食其以家臣身份侍奉吕后，照顾左右。他后来跟随汉军打败项羽被封为侯，受到吕太后的宠幸。他做了左丞相之后，一直住在宫中，掌握了朝中大权，文武百官都得通过他才能决断事情。 吕嬃因从前陈平为高帝出谋划策捉拿了樊哙，对他不满，多次进谗言说：“陈平当丞相以后不理政务，每天饮美酒，玩弄女子。”陈平听到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放纵。吕太后听说了这件事，心里暗自高兴。她当着吕嬃的面对陈平说：“俗语说‘小孩和妇女的话不可信’，就看你对我怎么样了。不要怕吕嬃说你的坏话。” 吕太后立吕氏宗族的人为王，陈平知道无法阻拦，便忍气吞声，假装顺从。等到吕太后去世以后，陈平跟太尉周勃合谋，终于诛灭了吕氏宗族，拥立孝文皇帝即位。汉初这些宫廷要事陈平都是主要策划者。 司马迁写的一些史记故事：燕国灭亡秦国随着势力的逐步扩大，加紧了扩张步伐，东方六国岌岌可危。当秦军到达易水时，祸患马上

论韩愈“以文为诗”

论韩愈“以文为诗” 摘要：韩愈，后人也称之为韩昌黎，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与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韩愈的作品最具创造性和代表性。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韩愈大胆创新和探索。用写赋的手法作诗。韩愈作为古文大家，他熟谙古文章法。提出以文为诗的文学观点。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关键词：以文为诗古文运动韩愈 韩愈的名字通常和古文运动联系在一起。古文运动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运动，他的任务是改革文体，试图通过这次运动来复兴儒道，恢复散文宣扬正统思想，使得唐代封建统治更加稳固。古文运动是以恢复浅显质朴、散形单句的先秦两汉散文为目的的贯穿整个唐代的文学潮流。与之相反的，在初唐和魏晋南北朝的时期，文坛上盛行的是一种讲究押韵和对偶的艰涩深奥的骈体文。韩愈的散文被认为是这次运动的极致。古文运动作为统治一个朝代的文学准则，它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和散文领域不同，复古在诗歌领域的影响以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一些诗人手中，复古不仅成为文学变化的工具，而且成为一种文学的自觉意识。“复古”理念暗示着文学的变革，对同时代的诗歌的自觉背弃和对想象中古代的重建。当复古成为一种理想被普遍接受并正统化后，诗歌就可以不必迎合世俗的审美趣味而成为独创性的作品。复古思潮使诗歌向着某些特定的方向发展。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诗歌常常试图表达道德和哲学的寓意。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虽然诗歌的思想更加深刻，但是诗歌创作却失于文采，或失于情感，或流于艰涩，使得诗歌的创作走向一条艰险怪涩的道路。在这种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韩愈开始积极提倡诗歌的“以文为诗”的艺术手法。 韩愈并没有给“以文为诗”一个完整的概念，在后人严羽的《沧浪诗话》中才有了比较完整的定义“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是中国古代诗论大家，对唐诗有着十分深厚的修养。所谓“以文为诗”就是用散文的遣词造句、篇章结构之法作诗，使诗歌散文化。 在诗歌的章法上，将散文的谋篇、布局、结构方法都贯彻于具体创作中。钱钟书指出：“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例如韩愈著名的《山石》，历历叙写黄昏入山、到寺、留宿、次日出山的所见所闻。全篇只是按部就班地叙写，看似无意求工，但一句一景，语丽辞工，绘声绘色。句律则多用散，力避骈偶，更能表达出磊落不平的心情。作者在句法上，尽量避免对句与律句的使用，尤其是长篇古体诗，往往通首散行，不用对仗，使诗歌松动变形，达到跌宕跳跃的艺术效果，进而使诗句可长可短，力求造成参差错落之美。如果使用整齐的律诗结构，除了在感情的抒发上诗人会受到无形的限制，在韵脚的运用上也会变得束手束脚，难以贴切的描述作者的内心。在词的运用上，韩愈的诗文中古文虚词大量运用。在五言记事长篇或者七言或长短句中，往往使用语气助词来增加文章的美感。另外在用韵上，韩愈用韵避免和谐圆润，故意造成散文调子，破坏诗的均衡表现。在古体诗中不少长篇都是同一韵脚。韩愈在用韵上也是以险为奇。在平仄问题上，韩愈忽略平仄、音律等问题，故意打破这种节奏，使诗歌具有先秦散文古朴、刚健、参差的风格。这些特点都显示出韩愈诗歌散文化的特点。 在“以文为诗”的基础上，韩愈提出来“气盛言宜”的养气论，韩愈认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也”有了这样的养气功夫才可以做到“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我们认为这种“气”就是指作者的思想修养、人格气质，就是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韩愈的“以文为诗”在开拓诗创作的新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为诗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对于后人影响很大，宋代诗家大师，多受韩愈影响，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

浅谈儒家法律思想

浅谈儒家法律思想 【摘要】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思想对后世的法律制定产生啦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啦博大精深的中国儒家法律思想。 【关键词】 儒家法律思想传统法律当代社会指导意义 【前言】 源远流长的儒家法律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其发展和变化的历程给予当代法律工作不可磨灭的指导作用，正视这种影响对了解我国法律思想发展脉络和当今法制发展则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内容】 (一)中国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历程。 春秋战国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形成了中国儒家法律思想的一大特色。 (二) 中国儒家法律思想对封建法律制定的影响。 1．中国儒家法律思想对民事法律制定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以重农抑商为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2．中国儒家法律思想对刑法制定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汉时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一贯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张，他的文化理想简练地表达在二十年代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其中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他又申述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向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还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五十年代初，郭沫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科学院中古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他不同意时兴的“先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再研究学术”的办法，提出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主张。在与劝说他赴任者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我的碑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向陈寅恪约稿时，他在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另一篇就是《论韩愈》。可见，他肯定和赞美韩愈，除了对中华文化复兴和延续寄托希望之外，还有上述的现实原因：他反对举国尽是八股洋腔，生吞活剥马列主义术语。 陈寅恪当然会注意到郭沫若其时的种种言行。但他没有批评韩愈的人品而影射郭沫若——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他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 陈寅恪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第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第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第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第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第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第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第一点，韩愈《原道》一文追溯道统，并有自配孟子之意，历来攻击者颇多。但陈寅恪

浅析韩愈之《幽兰操》

浅析孔子和韩愈所作的《幽兰操》 摘要：草木本有其心，独幽其芳。孔子一向对兰花情有独钟，欣赏其高雅幽香，常以自比：“芷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却得不到诸侯重用，叹“时人谙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 到唐朝韩愈寄情兰芳，抒发自己心怀坦荡的胸臆，虽有些许对自己不公平待遇的抱怨，却又比孔子豁达旷逸。他借咏兰表明自己报国的心志与君子高洁的操守，不因不利的环境而改变。 关键词：孔子幽兰韩愈君子 一、《幽兰操》 古琴曲《幽兰操》又称《猗兰操》。“猗”字在古汉语中有四种解释：一是叹词，表示赞美，如《诗经·周颂·潜》“猗与漆沮”（漆、沮是河流名）；二是句末语气词，如《诗经·魏风·伐檀》“河水清且涟猗！”；三是通“倚”字，依靠，如《诗经·卫风·淇奥》“猗重较兮”（重较是古代卿士乘坐的的车子）；四是柔顺的样子，如《史记·司马相如传》“猗柅从风”（猗柅又写作“旖旎”）。“操”，指琴曲名及演奏方法，如《箕子操》、《龟山操》。蔡邕（蔡文姬之父）在《琴操》中说：“《猗兰操》者，孔子所作也。 ” （一）、何彼苍天，不得其所！ 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孙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 6 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

儒家思想家及其主要思想解读

(一)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异同 一、孔、孟政治思想的相同点： 孔子是儒家是想的开创人，孟子是孔子的继承和发展者，所以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主张“仁”的思想，其具体表现在： （一）、孔子、孟子政治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主要从“仁、爱、善”角度思考问题。 孔孟都主张“仁者爱人，人恒爱之”。也就是说，他们二人不约而同的认为“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自身的“仁”，才能靠这种魅力影响和感化他人，也才能凭此效力于社会奉献于他人，否则“为人者难成君子，为王者难得天下矣”。 翻开《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在很多场合和自己的学生说教时都会涉及到“仁”的理念。比如说，他曾针对对自贡提出的什么是“仁”时回答说“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尔达人。能近去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回答曾子提出的问题“仁以为己任”时，孔子解释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说，为了实现所谓的“仁”，人们可以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由此可见，孔子理解“仁”就是爱人，同情人，舍身处地的体贴人。 翻开《孟子-离娄》一文，孟子就明确提出了“君子所以易于仁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之。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显而易见在这里分明强调了“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的重要性。 孟子提出“性善论”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孔子直接说过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从这句话看不出从皆有的那个“相近的”“天生”的人性是善还是恶，但加上他实际上认定了仁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品性，而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所以他心中本有“人性本善”的意思事实未予说明而已。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都是从“仁、爱、善”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二）、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主张“仁治”和“法治”。 孔子主张“德治”即“为政以德”。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揭示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人君者当以德治国，为政与为德是根本分不开的。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之风必偃。”①孔子主张的“礼治”与“德治”并无不同，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统治者，领导者要重德轻政即要通过自身为榜样作用和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来引导人民。其德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以惠民的方式巩固统治权，要求“为政者正身”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②其要求“正身”的思想最终是为了达到“德治”的效果。孔子考虑政治问题基本精神理念就是“德治”思想。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典型的“德治主义”，故而和孔子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们两人的政治思想都是道德的延伸，都想使政治手段和目的都是以道德为依归，而他们的道理思想又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他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其“仁政”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与孔子相同即用“仁政”、“德治”，来教化人民，用道德理念使人们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比如他提出的“制民恒产”、“勿夺农时”、“省刑罚，薄税敛”等，看到了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都是他“德治”的表现。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都主张“德治”。

论韩愈的学习方法

论韩愈的学习方法 １、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业 的精深，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嬉戏游乐；道德行为的成功在于深思 熟虑，败毁在于因循苟且。 韩愈强调一个人要着力于“业精”、“行成”，即在学业上做到“精”，在 品德上要做到“成”。怎样才能做到“精”与“成”呢？他说：“业精于勤，荒 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就是说，要想使学业精益求精，最根本的前提条件 是勤学，否则懒惰贪玩，终至学业荒废。要想使品德上有所成就，凡事要三思而 后行，否则放荡成性，随波逐流，必须品德堕落。这确实是千古名言，不易之真 理。总之，他强调无论是进德还是业，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这里的“勤”表现为 口勤（多吟诵），手勤（多翻阅），脑子勤（多咀嚼、多思考），日以继夜地学 习。他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 恒兀兀以穷年。”勤奋以学，长年不懈，这是他对前人治学经验 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治学多年的宝贵经验的结晶。如他所说：“诗书勤 乃有，不勤腹空虚。” ２、在博的基础上求精 韩愈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 领悟到了博与精的辩证关系。 博与精是对立的统 一，没有博，就不可能有精，没有精，博也只不过是一种大杂烩。他一方面强调 博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另一方面又要求精 约，提出“提其要”，“钩其玄”。这就是说，学习时要把握住要点，探索其精 微之处，融会贯通，领会其精神实质。他一方面强调学习的系统性，反对“学虽 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另一方面又要求学习时“沉浸醲郁，含英 咀华”，深入钻研并沉醉于古籍之中，细细体味其精华。 ３、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 韩愈认为“师古圣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以古人为师，不必拘泥 于章句，而要学习其思想、方法，要活学。如果只会背诵，模仿“古圣贤人”的 陈词滥调，那么到头来只不过是一个剽贼罢了。“降而不能乃剽贼”。他赞成吸 取前人的优秀成果，又反对沿袭剽窃，主张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他反对“踵 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他主张“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闳其中

粤教版-语文-高二-者韩愈散文特点

《张中丞传后叙》作者韩愈散文特点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思想(儒家、道家、法家)

专题一人文思想 综述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其基本内容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禀然大义的人格气节和高尚的情操、宽厚仁爱的道德。当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学派也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中发展繁荣，和儒家共同给灿烂的中华文明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浸透着浓郁的人文思想。 一、儒家 基本思想：儒家学说是以"仁"为核心，"人为贵"为思想体系，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为其核心思想的学说。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体现着人文精神。 思想演变：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被冷落 （1）春秋时期：儒学创立,孔子以仁的学说奠定基础 （2）战国时期：成为显学,孟子荀子继承发展，孟子提出仁政，荀子则提出性恶论。 2．秦朝时期——法家独尊，焚书坑儒,儒家思想遭压制。 3．西汉时期——确立正统地位,儒家思想享“独尊”. （1）西汉初期：盛行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 （2）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发挥,增添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 等思想。 4．魏晋南北朝--------儒学危机,儒佛道三教并立. 5．隋唐时期——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 6．宋明时期——儒学复兴发展到理学新阶段,理学统治地位确立.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7．明清之际——出现否定传统观念,提倡经世致用,批判君主专制的新思想 8．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儒家思想出“新意”康有为提出托古改制，移花接木。 9．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思想遭受冲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10．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文革”期间,“批林批孔”运动,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彻底推翻. 12．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思想地位上升. 儒家思想主要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被人们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新文化建设相结合。 代表人物及作品： 孔子和《论语》

司马迁史记的故事概括

司马迁史记的故事概括 胶西群臣中有人知道了胶西王反叛的计划，就规劝说：“侍奉一个皇帝，是最快乐的事。现在大王和吴王向西进兵，假使事情成功了，两主定会有分歧争端，那时候战祸还是 不会消停，您也就没有安稳的日子过了，说不定会因为吴王造反而家破人亡。诸侯的土地 不足朝廷的十分之二，力量悬殊太大了，而背叛朝廷也会使太后担忧，您又但上了不孝的 罪名。从上面的分析看，您起兵造反的计划实在是不明智的，这不是长远之计啊。”胶西 王不听，又派使者联合齐王、菑川王、胶东王、济南王、济北王，他们都应允了，并说：“城阳景王曾为正义攻打吕氏宗族，不要让他参与起兵，事成之后分些土地给他就行了。”各诸侯由于听说有人受到削地的惩罚，都震惊恐惧，大多怨恨晁错，因此都愿意发兵。 景帝终于下令削减吴国的豫章、会稽二郡，可好时机已经过去了，等到诏令发到吴国，吴王早就准备好起兵作乱的一切条件，征召了他全部的士兵，通令全国说：“我年纪六十 二岁，亲自统率军队。小儿子年龄十四岁，也身先士卒。所以凡是年长和我相同的，年轻 和我的小儿子相同的人，都要出征。”他又派人联系南边的闽越、东越，东越也跟随吴王 发兵。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也杀死了朝廷派来的官员，向西进兵。齐王后来后悔，服毒自杀，违背盟约。济北王因城墙损坏没有竣工，他的郎中令将他 劫持控制，他也无法发兵。胶西王和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一起率兵围攻临淄。赵王刘 遂则暗中派使者到匈奴商议联合作战之事。一时间真是天下大乱，西汉政府面临着建立以 来最大的危机。大概刘邦也没有想到，自己为了保住刘家天下铲除了异姓王，扶持自家人 称王，以为可以江山稳固、千秋百代了，到头来却自家的窝里斗更狠，遗害子孙更厉害。 淮南厉王刘长，是汉高祖的小儿子，他母亲是过去赵王张敖的嫔妃。汉高祖曾临幸赵国，赵王就把淮南王的母亲献给了他。她受到皇上宠幸，怀有身孕。从此赵王张敖不敢让 她住在宫内，为她另建外宫居住。一年后，赵相贯高等人在柏人县，谋弑高祖的事情被朝 廷发觉，赵王也一并被捕获罪，他的母亲、兄弟和妃嫔悉遭拘捕，关在河内郡官府。淮南 王的母亲在囚禁中对狱吏说：“我受到皇上宠幸，已有身孕，请您告知皇上，照顾一下我 腹中的孩儿。”狱吏如实禀报，皇上的女人多得是，怎么会记得这个只一晚的女人，而且 他正因赵王的事气恼，根本没有理会淮南王母亲的申诉。淮南王母亲的弟弟赵兼拜托辟阳 侯审食其告知吕后，吕后出于妒嫉，不肯向皇上进言求情，辟阳侯便不再尽力相劝。淮南 王母亲生下淮南王后，怨恨而死。狱吏抱着淮南王送到高祖面前，高祖这才后悔莫及，下 令吕后收养他，并在真定县安葬了淮南王的母亲。 等淮南王黥布谋反后，汉高祖立儿子刘长为淮南王，让他掌管昔日黥布领属的四郡封地。皇上亲自率军出征，剿灭了黥布，让淮南王即位。 河东人李文曾同张汤结下嫌隙，他当了御史中丞之后，心中怨恨张汤，屡次暗中搜寻 陷害张汤的材料。张汤有个喜爱的下属叫鲁谒居，知道张汤怨恨李文，就让人向皇上密告 李文的坏事，而这事正好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就将李文判处死罪，把他杀了。他心知肚明 这事是鲁谒居干的，但等皇上怀疑，询问是谁告发李文的时候，张汤却假装惊讶地说：

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论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首先走入我视野的韩愈并不是其诗人的身份，是他散文大家的不凡气度。韩潮苏海，从这句精确的概括中，只一个“潮”字，就突现了韩愈文风的特色，那种狂涛迅浪，澎湃汹涌，锐不可挡的气势，像铺天盖地扑面而来，让人有不敢仰视之感。苏东坡誉他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渡天下之溺”，后人推他为唐宋八家之首，诗名远远不如文名，但是论到唐诗犹是绕不开的高峰。 韩愈作诗想象纵横恢奇，尚荡尚奇，往往出人意表，因为风格峥嵘奇特，后人称为奇险诗派，或叫韩孟诗派，对后世宋诗有着颇深远的影响；但有时过分去熟就生，一味追求奇险，得之暗涩失之醇和。韩愈还以文为诗，在诗中使有散文句式和赋法，直阵其事发表论议，错落有致，摇曳多姿，但有时过分散文化也大大减弱韵味和含蓄，诗意淡薄。 我一向喜欢韩文却不怎爱读韩诗，以为其文美而气盛，诗却句险而意奇，不堪象诗，倒是有几首“正常”的小诗，写得非常有韵味，清新可爱，比如这一首就丝毫不见奇险之气：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远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然而，最终留在我心底的韩愈，却是其人其事与其风骨。韩愈一生磊落忠朴，在政治上主儒学，拆佛老，为文反对六朝浮夸艳丽之风，提倡复古文，提出文以载道，遵从词必自出，为人处世不平即鸣。上面这首诗就是韩愈作于五十二岁贬官途中。当年宪宗崇佛，迎佛骨入宫，以至劳民伤财，韩愈即上《论佛骨表》劝阻，结果触宪宗之怒，一纸令下贬谪潮州。在唐代岭南还是南蛮之地，民智未开，毒虫猛兽遍地，贬官岭南等同流放。无端被贬已是不幸，更不幸贬地是岭南，悲愤的韩愈，凄凄惶惶南下，给赶来的侄儿写下这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有不平的申诉，悲情之情，又流露出对未来的彷徨心情。“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最堪咀嚼，我们仿佛看见又伤心又悲愤又凄凉的诗人，立马回望长安，但长安不见，连秦岭也隐在一片烟云中，而前路还十分遥远；离不忍离，去不忍去，但走始终在走。这是我最喜欢，印深最深刻的一首 韩诗，诗情喷薄而出，又感人至深，应了韩愈自已的观点：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曾有论者指摘韩愈热衷仕途，贪务虚名，人品与文品不符，不知此论从何而来，甚奇。虽然文如其人未必四海皆然，总会有例外，然而，在韩愈我是坚信文如其人的，坚信韩愈的人品高尚，绝对是正直不可的君子。“学而优则仕”，在古代确实只有为官一途，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为民济世的宏愿，当年孔孟游说诸候，奔走列国，为者何来？为官虽然不是目的，却是实行目的必要手段，君子坦荡荡，只要是取之有方，大丈夫有所必为有所不为，

从《师说》看韩愈散文的特色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从《师说》看韩愈 散文的特色 (肖旭) 韩愈(70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审孟县)人，三岁而孤，由嫂郑氏抚养成人。 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九岁步入仕途。先后作过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 等官。在监察御史任上，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被认为指斥朝玫，被贬为 阳山令。元和十二年，从裴度平准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后二年，又因谏迎 佛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后，奉召回京，任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 郎。 韩愈，是我国古代继司马迁以后最杰出的散文大家。韩愈的散文内容比较丰富， 形式也多种多样。韩愈最擅长于论说文。他的论说文有严密的逻辑和紧凑的结构，曲 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韩愈的《师说》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其中“道之所存，师之 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今天看 来也有一定的道理。文中所谓“传道”之道，是指儒家的正统思想。文章虽然肯定巫 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但对他们却是轻视的。 这篇体现韩愈进步教育思想的散文，既是他推动古文运动的重要创作实践，又是 向青年传授求师之道的重要论文。 关于《师说》的写作缘由，韩愈在文章的结尾处虽有说明，而实际上，此文是韩 愈针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他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 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他又反复强调，文章兼有“明道”的 作用，认为“道”是主体，是第一位的；“文”是手段和方法，是为“道”服务的。 这是对六朝骈体文瘠义肥辞、无病呻吟痼疾的有力批判，是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一大 进步。 关于《师说》的写作背景及产生的社会效果，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 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譁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 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 得狂名。”《师说》引起世人“群怪聚骂”，正是因为它触到了世俗的痛处，体现了 韩愈散文批判现实、针砭时弊的战斗性。

司马迁史记的小故事

司马迁史记的小故事 一次，太子与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没有按照国家的规定下车， 当时张释之迎上去阻止太子、梁王，不让他们进宫。并检举他们在皇宫门外不下车犯了不 敬之罪，并报告给皇帝。薄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文帝摘下帽子赔罪说：“这怪我教导儿子 不严格，请您原谅。”薄太后派使臣带着她的赦免太子、梁王的诏书前来，太子、梁王这 才能进入宫中。文帝由此更加看出了张释之的与众不同，任命他做了中大夫。 又过了些时候，张释之升任中郎将。一次，张释之跟随文帝到了为文帝自己修建的霸陵，汉文帝站在霸陵的北面眺望。文帝的宠姬慎夫人也跟随前行，皇帝用手指新建造的道 路给她看，并感慨地说：“这是通往邯郸的道路啊。”接着，文帝让慎夫人弹瑟，他自己 合着曲调歌唱，心里很是凄惨悲伤，回过头来对着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椁，用 苧麻丝絮堵塞石椁缝隙，再用漆粘涂在上面，谁还能打得开呢?”在身边的近侍都连连称是。张释之走上前去说道：“假若里面有了引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封铸南山，也还会 有缝隙;假若里面没有引发人们贪欲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也用不着忧虑啊!”文帝称赞 他说得好，后来任命他做了廷尉。 晁错被杀以后，朝廷命令袁盎出使吴国，劝吴王退兵。吴王一向很看重袁盎，想要让 他担任将领，袁盎不肯。于是，吴王打算杀死他，派了一个都尉率领五百人，把袁盎围困 在军中。 袁盎在吴国担任丞相的时候，手下的一个从史曾经与袁盎家里的婢女私通。袁盎得知 了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将这件事公开，仍然和以前一样地对待那个从史。不久，有人对从 史说：“丞相已经知道你与他家的婢女私通的事情。”从史害怕被治罪，就赶快逃走了。 袁盎得知从史出逃，亲自驾车追赶，赶上以后，没有责罚从史，反而把婢女赏赐给了他， 依旧让他做从史。等到袁盎此次被围困而命悬一线的时候，当年的那个从史正好担任困守 袁盎的都尉的司马。 七国之乱被平定以后，天子将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封为楚王，任命袁盎为楚国的 丞相。此后，袁盎曾经向天子上书谈了些建议，但是未被采用。后来，袁盎因病免职家居。他与乡里人厮混，斗鸡赛狗，好不自在。洛阳人剧孟曾经拜访袁盎，袁盎以诚相待。后来，有位安陵的富人对袁盎说：“我听说剧孟是个赌徒，您为什么要与他交往?”袁盎回答说：“剧孟虽然是个赌徒，然而，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客人为她送葬的车子就有一千余辆。 这证明他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况且，每个人都会遇到急事、难事。一旦他们前来相求，不 用父母尚在为借口推托，不用有事或者离家外出去拒绝。这样的人，是天下人所仰望的， 大概也只有季心、剧孟二人了。如今，您时常让几名骑士随从保护自己，一旦遇到急难， 这些人难道就可以依靠吗?”袁盎谩骂这个富人，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王公贵人们听说 此事，纷纷称赞袁盎。 袁盎虽然闲居在家，但是，汉景帝时常派人向他询问计策。梁王一直想争取成为皇位 的继承人，对此，袁盎曾经进言劝说景帝不要立梁王，坚定了皇帝的决心，也使相关的议

试论韩愈诗歌奇崛的艺术风格

试论韩愈诗歌奇崛的艺术风格 指导教师作者 摘要：韩愈诗歌以其奇崛不群的诗风，独树中唐诗歌一派大纛。他的诗作中虽偶有佶屈聱牙之瑕，但瑕不掩瑜，韩诗正越来越以它奇崛的特质，放射出其奇诡绚丽的光彩。毋庸置疑，韩愈以不因循前人独辟蹊径的创作手法，奇崛雄豪的意境创设和超异寻常的奇异想象，为自己的诗歌创造铺就了一条通天大道。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我们有必要作一番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奇崛风格诙谐戏谑浪漫 韩愈，字退之，中唐诗人，南阳（今河南孟县），韩氏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比韩愈晚半个世纪的晚唐诗人司空图形容韩愈诗歌艺术风格说：“韩吏部诗歌累百篇，而驱驾气势，如掀雷扶电，撑扶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一言蔽之，奇崛，就是韩诗艺术上突出的表现，或突出的风格。韩愈以他的奇崛，独树唐诗一派大纛，和元白诗派及其它诗派一起，大大活跃了中唐诗坛，造就了唐诗至盛唐以后又一个鼎盛局面。 一、韩愈奇崛风格的形成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论到韩愈诗歌时说：“韩昌黎生平的心慕力追者，唯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唯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之注意所在也。”按此说法韩诗奇崛风格的形成原因是：一是韩平生心慕力追者唯李杜二人，他的奇崛诗风的形成，和学习李杜关系很大。二是韩才大学博不甘居人后，但李杜在前，诗歌发展已备极壮观，难乎为继，欲辟新径，唯李杜奇崛处“尚有可推扩”。这个说法很有道理，韩诗中提到李杜的诗句很多，而且他总是李杜并举，持平的态度也很突出。在《调张籍》一诗中，他曾对自己的心慕力追李杜的心情和感受亦有极形象的描写。另外，韩愈不但在政治上极有抱负，在文学上也是很自负的。“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他学习李杜，是自李杜始，希图有所创新，而不是单纯的模拟李杜。他在李杜之中寻求的是个人发展的途径，扩而充之，从而超出李杜，另树一帜。一个诗人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定型，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具体到韩诗的奇崛诗风的形成，至少还应在赵翼总结的以外再补充四条： （一）韩愈在文学上好奇的个性于诗歌的影响。好奇、标新立异是他在文学上的美学理想，凡异于常者，则认为是好。他在答到刘正夫书中说：“百物朝夕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其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足下家中之物，皆赖而用也，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为文，岂异于是乎？……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它，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其好奇，喜标新立异的文学个性由此可见一斑。凡古籍中之奇奥处，对他也特别具有吸引力，他在《上兵部李侍郎》中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大之为江海，高之为山岳，明之为日月，幽之为鬼神，纤之为珠玑华实，变之为雷霆风雨，奇辞奥旨，靡不能达。”大约天地、人物、江海……之中，他喜的是扬沙走石，危峰峭壁，戈矛叱咤，浊浪排空。“尔雅注虫鱼，定非磊磊人。”他似乎不屑于在细支末节上汲汲追求，这就是他的美学理想，其势必影响他的诗歌。 （二）韩文的尚奇于韩诗的联系。韩愈是诗文皆擅的，韩文的突出特点也是尚奇，唐人李肇《国史补》说：“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奇诡于韩愈。”宋人苏洵《上欧阳内翰书》也有一段形容韩文风格的：“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以此而论，韩诗奇崛的文风必然影响到其诗歌的创作风格。 （三）摧陷廓清充斥中唐诗坛的大历柔靡诗风的不良影响的需要。 （四）以文为诗创作手法的大胆使用。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和。。。。

论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 欧阳修的“词穷而后工”三者之间的继承关系 内容摘要：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 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宋以后的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梅圣俞诗集序》），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传统。 关键词：发愤著书不平则鸣词穷而后工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不仅是对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宋以后的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梅圣俞诗集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想传统。这三个词代表着他们相同的一个看法，即坎坷的人生际遇可以磨砺心灵，文学伴之而生。 “不平则鸣”说：从司马迁到韩愈 “发愤著书”历来被视为司马迁创作思想的核心,且多据此认为史迁将自己的愤懑与不平发泄于《史记》之中。究其实,“发愤著书”乃是挫辱之下的发奋振作,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一切都来自于司马迁那自不得酬的人生,还有那些未实现的政治抱负,而引发的一段悲剧.然而历史上还有一位”不平则鸣”的韩愈,在感到社会中众多不公平的世态后,终于无法抑制内心波澜,完成了<<送孟东野序>>。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对人类生命终极意义的一种深刻认识，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体现。司马迁从先贤圣哲身上认识到，在专制社会里，尽管当权者以其权力意志可以左右一个人的生死荣辱，但只要他对社会历史做出了贡献，就会得到人民和历史的承认。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不仅包含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客观评判标准，而且看到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不平则鸣”这一理论观点见之于韩愈著名的《送孟东野序》。此文开篇就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进而慨叹“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一言以蔽之，不平则鸣，物是，人亦然。我们说只有源于生活、深入生活、洞察生活，把握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规律的人，才能提出如此有价值、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对我们今天理解文学与社会现实，文学与作者生活的关系是有所启发的。 在韩愈看来，文学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单纯的客观描写，而主要是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愿望的。“不平则鸣”不是消极的遭到不平后的自然反映，而是积极的对现实的干预，对不合理现象的愤怒抗争，为受郁结的“意”找到一条能够疏通的道路。 作家之所以能“鸣”，文学作品之所以能产生，中唐的韩愈就很有见地地说明了这些问题，并得出了“鸣”的前提是“不平”。那么怎样理解“不平”的本意呢？其

儒家文化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摘要：优良的儒家传统文化是两千年来生活在中国这块沃土上的人们共同创造的，其提倡的人本思想、以礼入法、和谐观念以及慎刑思想都为我国目前的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化底蕴，应为我们发扬继承，但对于其中的不重视法治的某些观念我们也应予摈弃，使这一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的法治建设。 关键词：儒家文化法治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思想贯穿了中国历史，乃至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立场和人生态度。中国当代的法律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法学界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探究，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中国的法治必须注重本土资源，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走向法治的有价值的思想，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法治观念和法律制度。儒家文化中的精粹很多，我认为对法治建设有利的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人本思想——法治正义的终极。以人为本，是儒家文化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孟子认为是一种“侧隐”“羞恶”“辞让”之心。尽管儒家的敬民、畏民思想与卢梭的社会契约拟制的国家统治思想毫无关联、缺乏共同伦理逻辑元素和价值。但是儒家思想中对于民众力量敬畏和尊重对于现代宪政理念的指向是殊途同归的。善待权力、从而权力应该接受民意的制约和监督是为政者首要的执政价值和理念。 第二、以“礼”入法——正义法律的道德基础。儒家道德法律化的价值体现在：首先，立法时法律的正当性基础。道德是法律权威的最为根本来源即其立法时的法律价值，尽管规范论者曾经主张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恶法也法”，但是自然法论者的思想和理念，最容易触动社会大众的守法意识和引发守法行为的共鸣。其次，在执法过程中，法官和执法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权限范围内，道德始终是法律规范价值的主宰。最后，法律价值的提升和进步始终是以社会的道德进步为推动力的。 第三、和谐——多元宽容的法律智慧。和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之一。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是和谐的根本也是标准。儒家的和谐思想就是倡导一种社会的多元的价值和利益观，在这种多元利益和价值的背景下形成一种社会的包容和均衡。国家、社会、群体应当尊重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个体也应该为国家集体、社会、群体的利益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是现代个体权利自由的政治和法治伦理的矫正和反思。 第四、慎刑——敬畏生命的法律规范。刑事法律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最为核心和重要的内容，但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刑法只是社会规范秩序的最后的诉诸的手段，儒家认为“出礼则入刑”，对于剥夺个体人身和财产的刑罚是很谨慎的，这体现出对于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尊重和敬畏。慎刑是儒家法律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