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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论简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论简介2008-04-24 21:26:38| 分类:经济阅读196 评论0 字号:大中小订阅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论简介(一)

阿马蒂亚·森

1998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将授予现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

森的研究领域和兴趣十分宽泛,但他主要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发展路径和消除饥馑、贫困和不平等、经济与社会福利的增进和会选择等问题的研究。他曾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专门研究过印度、孟加拉、埃塞俄比亚和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他曾经在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将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当地实践之中,并且试图影响当地政府的决策。

森在衡量贫困程度方面把收入分配与健康状况等因素结合起来,他的研究特点是把哲学思辨及其观点融入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在发展中国家案例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规范经济学的分析,因此他被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形象地比喻为。我们经济学界的良心。。

传统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福利时,通常只注重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森认为这种研究视野过于狭窄。他改进了社会选择理论,把经济社会的个人,尤其是贫困人口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探讨社会福利如何受到政府或团体决策的影响。他利用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其它指数,着重分析造成贫困的原因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瑞典科学院高度赞扬他。将经济学与哲学手段融为一体,从道德的角度和范畴探讨极其重要的经济学与社会问题。。

一、森在社会选择、福利分配与贫困问题研究方面的贡献

阿马蒂亚·森在福利经济学基本问题研究方面作出了几项关键性的贡献,他的贡献跨越了从社会选择的公理性理论(Axiomatic Theory)和福利指数与贫困指数的定义,到有关饥馑的经济性研究的广泛领域。这些专题是以对于分配问题的总体兴趣和对社会中最为贫困的群体所具有的独特兴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森教授辨明了允许个人价值与集体决策相聚合的条件,以及允许集体作出与个人权利范围相一致之决策的条件。通过分析在作出集体决策时可以获得的有关不同个人之福利的信息,森改善了比较社会福利不同的分配的理论基础,并且给出了新的、更加令人满意的贫困指数之定义。在经验研究中,森对自己方法的运用提高了我们对于饥馑背后经济机制的了解程度。

社会中的个人在不同选择行为上所附属的价值是否能够以一种既公平、又在理论上无懈可击的方式聚合到社会整体的价值之中?多数原则是否一个可行的解决规则?收入不平等应当如何加以衡量?我们何时以及怎样能够比较不同社会的福利分配?我们应当如何最好地判别贫困是否在下降?引发饥馑的因素有哪些?

通过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阿马蒂亚·森已经取得了大量值得注意的针对经济科学中心领域的贡献,并且为后继几代研究者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通过将来自经济学与哲学的工具合并起来使用的方式,他重建了用于讨论重大经济问题的伦理学尺度。

二、关于个人价值与集体决策

当意见达成一致时,社会所作出的选择是不引起争论的;但当意见有分歧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寻找把人人关心的决策中存在的不同意见集中起来的办法。社会选择理论正好被个人价值与集体选择之间的联系所抢先占据。根本问题是,社会偏好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能够…并且如果能够的话,是以何种方式连续不断地从社会成员的偏好中派生出来?这些答案对于排序的可行性或者评估不同的社会状态,并且由此构建对于社会福利具有意义的衡量标准是至关重要的。

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

获得大多数投票也许是进行集体决策的最为常见的规则。很久以前,这一规则就被发现是具有严重缺陷的,并且它是以多数来压制少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获得战略性投票的利益(即采取对所偏好的可选择方案不予投票的方式),或者操纵对不同选择方案进行投票的顺序。在相对应的选择方案之间的投票,有时不能在某一群体中产生清楚的结果。

因此数量最多者可能对方案a的偏好甚于方案b;而数量其次者则对方案b的偏好甚于方案c;同时数量居第三位者对方案c的偏好甚于方案a。作为此类。非传递性。的后果,决策规则不可能选择出一个对这数量不同的三者来说都是一致性最优的方案。阿马蒂亚·森在与普拉桑塔·帕塔那伊科合作的基础上,阐述了消除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一般条件。

50年代初,此类与集体选择则相联系的问题激励了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1972年获奖)去考察把个人的偏好(价值、票数)聚合的各种可能规则,而少数服从多数仅仅是许多可选择方案中的一种。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基本结果是:不存在满足五个条件(公理)聚合(决策)的规则,虽然每一公理自身似乎是非常合理的。

这一所谓的不可能定理很长一段时期在规范经济学的进步中似乎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个人偏好如何能够被集合?不同的社会状态如何能够以理论上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评价?森教授从六十年代中期至今的贡献在缓解这一悲观主义方面是具有工具性意义的。他的工作不仅丰富了社会选择理论的原理,而且还开辟了新的重要研究领域。

森的专论《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197。)影响甚大,并且激发许多研究者恢复了对基本福利问题的兴趣。该书的风格是形式上的散布与点缀,但其要点却泰然自若地集中,为规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尺度。在此书以及其它分散的文章中,森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个人权利以及有关福利及信息的可获得性。

四、个人权利的辨析

集体决策规则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是,它应当是。非独裁式的。;也就是说,它不应当反映任何单独个人的价值观。保护个人权利的最低要求是,至少在某种尺度上,规则应当尊重至

少某些个人的个人偏好,比如与他们个人范围相关的方面。森指出:这是一个两难选择,任何集体决策规则都不能满足这样一个最低要求和阿罗不可能定理中的其它公理。这一发现引起了有关集体决策规则与个人权利范围达到一致之程度的广泛科学讨论。

五、有关个人福利的信息

传统的社会选择理论仅仅推测每一个人可以将不同的可选择方案进行排序,而没有对个人之间的可比较性进行任何推论。这一推论当然避免了附属在不同选择方案上的效用是否真的能够被加以比较的难题。不幸的是,它也排除了有关不平等的任何有价值的言论。

森开辟了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个全新领域,他展示了有关个人之间可比较性的不同假设如何影响找到一个用于社会决策的一致性的、非独裁的规则的可能性。他还展示了在运用道德哲学所提出的原则来评价社会的不同选择方案所作出的隐含假设。比如,效用主义原则在评价特定社会状态时提请人们注意所有个人效用之和;这就假定可选择社会状态的不同点是可以通过个人来进行比较的。由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明确表述的原则,即社会状态只有参照最差个人状况才能进行评价,这就假定每一个人的效用水平与另一个人的效用水平可以进行比较。此后社会选择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森有关个人效用的人际可比较性的信息。

六、福利指数与贫困指数

为了在不同国家比较福利分配,或者研究某一给定国家中的收入分配,就需要某种衡量福利或收入差别的指数。从不平等指数与体现社会价值的社会福利函数紧密相联的意义上说,对此类指数的构建是社会选择理论的一种重要应用。

赛尔杰·科尔姆、安东尼·阿特金森以及稍后一点的阿马蒂亚·森是在此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的首批学者。在197。年左右,他们说明了所谓洛伦兹曲线(描述收入分配)、所谓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和不同收入分配之社会顺序之间的关系。此后,森对贫困指数和其它福利指标进行了定义描述,由此作出了富有价值的理论贡献。

七、贫困指数

对某一社会中贫困的常见衡量是收入在某一特定的、预先决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H。但是这种衡量的理论基础却是不甚清楚的,它还忽视了穷人之间的贫困程度;甚至社会中最贫困群体之收入的突然大幅增长并不影响H,只要他们的收入不超过贫困线。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森假定出五个自圆其说的公理,并且从中得出一个贫困指数:P=H*[I+(1-I)*G],此处的G是基尼系数,I是对收入分配的一种衡量(在。到1之间),两种计算都仅用于贫困线以下的个人。依靠他早期有关单独个人福利之信息的分析,森说明了何时可以和应当运用该指数。例如当数据出现问题时(在这那些对贫困指数具有最为本质性运用贫穷国家是经常出现的),就可以进行比较。森的贫困指数已经被人们广泛地应用,他所假定的公理中有三个已经被那些曾经提出可选择指数的研究者们所使用。

八、福利指标

在对不同社会之福利进行比较时的一个难题是,许多共同使用的指标,比如说人均收入,仅仅

考虑了平均条件。森发展了也包含收入分配在内的可选择方案,某一特定的选择,比如说贫困指数,则是森从许多公理中得出的。公式Y*(1-G)中的Y是人均收入,G是基尼系数。

森强调创造福利的不是诸如此类的商品,而是需要商品的活动。根据这一观点,收入之所以有意义是因它所创造的机会。但是实际机会,或者森所说的能力,也取决于许多其它因素,比如健康状况。在衡量福利时,这些因素也应当加以考虑。可选择的福利指标,比如说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此精神感召下也得到精确的构建。

阿马蒂亚·森指出所有具有良好基础的伦理原则都在某些方面预示了个人之间的不平等。但是鉴于个人之间利用平等机会的能力不同,分配问题并不能完全得到解决;某些尺度的平等必定隐含着其它方面的不平等。我们提倡平等的尺度与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不平等的尺度显然取决于我们如何评价福利的不同尺度。

九、最贫困的福利

在森的早期文章中,他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生产技术方法的选择。的确,几乎森的所有文章都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息息相关的,因这些文章通常是致力于增进社会中最贫困者之福利的。他还对实际发生的饥馑进行了研究,并且是以与他有关福利衡量的理论方法相一致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的。

十、对饥馑与不平等的分析

森在这一领域最为著名的著作是《贫困与饥馑:应有权利与剥夺述评》(1981),在此书中他对食品短缺是饥馑最重要(有时是唯一的)的原因之常见观点予以挑战。在认真研究了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国家和撒哈拉以南国家的许多灾荒的基础上,从四十年代开始,他发现了其它具有说服力的因素。他指出,有若干个观察到的现象事实上不能以食品短缺的单一原因予以解释,比如说当食品供给并未比上年或前些年有明显减少或者饥馑发生地区仍有食品输出时,饥馑也出现了。森认为对于饥馑的深刻了解要求我们对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并且如何决定他们的实际机会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例如他对1974年孟加拉饥馑的部分解释是,当年洪水灾害遍布全国,食品价格由此大幅度上升,而农业工人的工作机会因一种庄徜没有收成而大幅度地减少。由于这些因素,农业工人的真实收入下降得如此剧烈,以至于这一群体不成比例地遭受了饥馑的折磨。

在森以后的著作中(如1989年出版的与让·德莱泽合作的一本书),他以相似的精神讨论了如何避免饥馑以及如何在饥馑出现时把饥馑的影响限制在最低程度。虽然有几位批评者对《贫困与饥馑》一书中某些经验性结果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该书仍然无可置疑地是对发展经济学所作出的一项关键性贡献。该书的基调是强调分配问题和解脱贫困,这是与阿马蒂亚·森研究的共同主题所一脉相承的。森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对于不平等的再考察》(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展示了他在这一领域中的长期探索,在此书中,社会安排中的平等权利构成了这一具有开创性和深刻意义之专论的主题。

森首先辨明了几乎所有通向社会安排之途径的伦理学方法,它们都要求围绕特定理论的某一方面的平等权利,比如自由论者的平等权利的要求并不比收入平等主义所要求的收入平等更为强烈。划分不同方法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是否平等?。,而是。什么方面的平等?。。。什方

面的平等?。的实际重要性激发了人类普遍深入的多样性,它使得某一领域的平等处于与另一领域平等的相互冲突之中。

森广泛探讨了回答这一问题的某一特定方方式,他尤其注重个人获得有价值功能的能力,并且更为一般的是,人类在追求诸如阶级、性别、团体或团体相关的平等和相互分离目标的自由度等方面的能力。他展示了这些概念性差异的深远意义以及所提出方法的力量所在。

刘易斯

一、刘易斯的生平

1915年1月23日,威廉·阿瑟·刘易斯出生在原英属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的一个贫穷黑人移民家庭。他7岁时父亲去世,其母亲带着年幼的5个儿子,手头拮据人地生疏,但含辛茹苦,四处打工,凭着努力和慈爱将他们抚养成人,其中的第四子,即阿瑟,还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黑人。刘易斯最敬重母亲,认为没有她就没有自己日后的一切成就。

1932年,刘易斯获得圣卢西亚政府的奖学金,可以选择进入任何一所英国大学就读。当时黑人受到歧视,能从事的专业工作很少。但刘易斯凭借自己的实力,于1933年18岁时进入伦敦大学学习商学,后又进入伦敦经济学院修习,并于1937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继续攻读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4。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同时在该校担任讲师,以后又执教于曼彻斯特大学、西印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并从事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在1957年到1973年间,刘易斯离开学院和研究工作,任职于行政体系,在联合国总部工作过,并担任加纳总理恩格努马的经济顾问和加勒比开发银行的总裁。刘易斯退休后居住于巴巴多斯岛,仍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进行指导。1991年刘易斯逝世于该岛,他留下了宝贵的经济思想和人格精神上的财富。

二、刘易斯的理论评述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刘易斯的主要贡献是二元经济理论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这两方面的问题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所必须考虑的最关键问题。

(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刘易斯为了解释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创立了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经济的二元结构,即整个社会分为两大经济部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传统部门的特征是:(1)它在发展中国家中很庞大,比现代部门占用多得多的劳动力;(2)其技术是使用资本极少的技;(3)其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或者为零,甚至为负数;(4)其工资收入是其人均产值,也是维持其劳动者生活的最低水平;(5)传统部门几乎没有经济剩余,只有劳动力剩余。总之,这一部门又可以称之为维持生计部门。另一个部门即现代部门,具有以下特征:(1)它在发展中国家还很弱小;(2)其技术是使用资本较多的技术;(3)其劳力边际生产力大于或等于工资,从而

这一部门存在经济剩余;(4)其工资略高于传统部门,两部门的收入差距取决于城乡生活费用的差距、农业劳动力迁入城市的心理成本和用以引诱农村劳动力流入现代工业部门的额外收入;(5)现代部门存在追求最大利润的冲动,这驱使资本家把经济剩余最大限度地用于资本积累。总之,这一部门又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部门。

刘易斯认为,生产要素从劳动生产率低的传统部门向生产率高的现代部门聚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既然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力约为零值,存在着劳动力过剩,那么从该部门抽出劳动力将不会减少其产出,加上资本家把利润转化为资本的行为,进一步增加了现代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经济的发展就表现在劳动力从农村部门向城市部门的转移过程和现代部门产量及就业量的增长两个方面。这既是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发达经济中二元经济向同质经济转化的过程。

他认为劳动力的转移和现代部门的就业增加都是由现代部门的产量增加带来的,而产量的增加来自于现代部门资本的增加。资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首要条件。因此,要采取一系列手段增加储蓄,包括自愿储蓄和强制储蓄,而且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手段包括:保证投资赢利,增税,实行通货膨胀,引进外资,建立能动员大众参与公司冒险又不必承担全部风险的股份有限公司,及建立相应的金融机构。当储蓄和现代部门的利润顺利转化为投资时,现代部门就能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时,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就会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也会增加,这种建立在略高于维持生存收入的工资水平基础上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才会结束。

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的思想大致可概括为:(1)资本积累可提高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从而扩大该部门的劳动力需求;(2)现代部门的工资收入略高于传统部门;(3)在现行工资水平上,现代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大大超过供给,劳动力供给弹性是无限的;(4)现代部门的增长依赖于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传统部门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这些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影响传统部门产量;(5)要改现代部门产量增加,导致就业增加,导致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同时维持现代部门的既定工资率,可保持现代部门的高利润,资本家将获得的利润重新投资,导致现代部门进一步增加资本积累,再一次开始上述循环,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现代部门中;(6)在不增加外部投入的情况下,可以在二元经济结构内部找到积累机制,即上述第《点中谈到的机制,这样发展中国家可以自己走出困境,而不必依赖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从而摆脱殖民主义,避免对外依赖和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损失。

(二)刘易斯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刘易斯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散布于他的著作中,正如在上文中述及的,他强调二元经济部门的结构转换,即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让位;他也强调资本积累,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起飞的关键。这些不再在本节中赘述在此,将论及他对经济增长中有关制度因素的分析。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的经济贫困根源在于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环境以及在这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中的制度安排。由于未能形成发展中国家激励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传统农业部门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分配仍保留有传统的风俗特色,劳动力不具备向现代工业部门流动的动力。因而要进行制度创新,通过一种激励机制的设计把传统部门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引入现代部门。

刘易斯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人们有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和努力。这种努力既可以通过降低某一产出水平的成本来表现,也可以通过进行一定投入以带来产出来表现。假若人们在某一制度环境中没有致富的经济意愿,或者由于该制度结构中的非正式约束,如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限制了这种意愿,使人们无法作出这种努力,就不能推动经济增长;(2)知识的增长。从各国的经济发展来看,一国产出增长与知识传播和运用有着显性联系。而知识的传播和运用要依靠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3)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国要由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进入。起飞。阶段,一定的资本积累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初始条件。在这三点中,有两点是可以归结为制度因素的。

总体而言,刘易斯认为制度提供了一系列规则,界定了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保护了产权,推动了经济增长的实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意愿和努力以及由此所能推动的增长是由特定的制度条件决定的。

西奥多·舒尔茨

一、舒尔茨的生平

舒尔茨1902年出生于美国中部南达科他州阿灵顿郡的一个普通德国移民家庭,父亲是小农场主。舒尔茨从小天赋一般,并无过人之处,他没有上过中学,22岁才从家乡的农业学校毕业,然后进入南达科他州立学院攻读农业专业,25岁时取得了科学学士文凭。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他目睹了农民生活的艰辛,他曾在自传中这样描述,。农产品价格跌幅超过一半,银行破产,农户难以为继。。也许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衰退使他对经济活动产生兴趣,并引导他进入经济学的殿堂。舒尔茨后来进入威斯康星大学,于193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始终倾注在农业领域的穷人经济学,并最终成为一代大师。

二、舒尔茨的主要理论及其启示

舒尔茨对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在这三方面的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构成了舒尔茨经济思想的一个有机整体。

1.舒尔茨论改造传统农业

舒尔茨将农业分成三种:(1)传统农业,即传统生产要素的供应和需求实现了均衡,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收入流价格是高昂的。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之为传统农业。;(2)过渡农业,即在传统农业和在现代农业之间处于失衡状态的阶段; (3)现代农业,即农民使用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要素的供应和需求没有实现均衡,收入流价格是低廉的。

舒尔茨进一步阐述了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1)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技术条件不变;(2)农民没有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动力;(3)农民的储蓄为零,没有投资能力。

在传统农业中,传统的生产资源配置处于均衡状态,新的生产要素长期不能被引入。

通过对危地马拉的帕拉加沙尔和印度的赛纳普尔的实地考察,舒尔茨得出了农民不引入新的生产要素的原因。农民并非对市场信息的刺激无动于衷,相反,农民是精明的。便士企业家。,在传统农业中,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舒尔茨把收入作为一种流量,收入流的来源就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价格由其供求决定。说明传统农业落后的原因的中心经济问题就是要解释由什么决定这些收入流的价格。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和技术不变,即收入流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线。同时,传统农业中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流的偏好与动机不变,收入流来源的需求也不变,是一条水平线。这样,收入流的均衡价格就长期在高水平上不变,资本的收益率低下。这正是传统农业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原因。因为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流价格较高,所以投入传统农业的资本收益率也较低,导致对农业的投资很少,致使农民不能引入新的生产要素。

由此,舒尔茨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思路:(1)必须采取市场方式。如果政府采用行政命令方式对农业加以改造,指挥农业活动,会影响农民进行精明的市场配置的积极性。农民是生产要素配置的中心,只有采用市场方式才能给予农民经济刺激,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基本生产单位只能是农户。舒尔茨认为,农业生产基本单位具有真不可分性,只有农户才具有真不可分性,不以农户为生产单位,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3)需要向农业投资改造传统农业需要投入新生产要素和新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农民对新生产要素的购买力低,所以新生产要素的市场狭小,这时就需要政府的资助。农民对新生产要素的使用需要学习,学习得付出成本,政府也应该提供资助,承担成本,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能力。

2.舒尔茨论经济增长

舒尔茨的经济增长理论与众多经济学家的发展观不同,他强调传统农业的改造,而不是单纯的工业化。首先,舒尔茨认为应该发展农业、改造农业。在其他学者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农业常常是被轻视的。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里,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于分工,并且认为分工是制造业的特点,而农业恰恰难以分工,所以农业难以改造。其后的经济学家都甚少重视农业问题,而强调工商业发展。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盛极一时。很多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将传统的农业国改造成现代化的工业国的理论,但他们往往是轻视农业压制农业的。这种重工抑农的思想曾经体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策中。

其次,舒尔茨认为应该向农民投资。资本是现代化的要素,资本的来源和投向一直是发展的难题。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残酷的殖民掠夺和血腥压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后发的发展中国家难以走这样的老路。对于很多后发国家而言,压榨农业发展工业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而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从农业汲取资本投入工业化甚至发展到很极端的地步,比如前苏联的工业化和我国曾经的政策。但舒尔茨明确提出要向农业投资,他的观念不是要从农业中汲取,而是要先向农业投入,扶植农业的发展。

第三,舒尔茨认为应该向农业供应新的生产要素。舒尔茨不把技术看成是独立的生产要素,而认为技术是隐藏在生产要素之中的。农业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农民,都是劳动力,但区别在于:传统农业的农民投入的人力资本很少,进行的是简单体力劳动;而现代农业的农民投入了很大的人力资本,进行的是复杂脑力劳动。所谓技术,是以人力资本的形式,隐藏在农业劳动力之内。所以,对农业要投入技术和知识,对农民要进行教育和培训。

3.舒尔茨论人力资本

人们往往会把资本限于实物形态,甚至把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看成是。无资本的。,而舒尔茨开创了新的观念。舒尔茨长期研究美国农业问题,发现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率的迅速增长并不是土地、劳动力增加所致,而是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的结果。舒尔茨认为人所获得的能力是尚未得到解释的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写道:总的来说,我们在作出这些估价时,过分重视了非人力资本。我相信,我们误入歧途的原因是我们脑子里没有全部资本这个概念,因而未能考虑到人力资本及其在现代经济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一旦清楚了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中所起的广泛作用,我便开始意识到传统的资本概念是不全面的。舒尔茨因此提出了划时代的人力资本概念。

舒尔茨将人力资本定义为:所谓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力资本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态,表现为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它是人类的,因为它表现在人的身上;它又是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

他的人力资本理论从提出到形成体系历经十余年时间,是一个不断澄清和转变观念的过程,主要见解有:首先,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是一种资本形态,教学、科研及相关活动是产生新型资本的。行业。。其次,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在于后天的投资。他认为,人的才能有天赋和后天获得之分,而人的能力或素质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主要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获得的,而要获得这种稀缺资源就必须付出成本,即进行投资。人要获得知识和技能就得接受教育,就得付出相应的费用和时间,但。无论如何,承担这笔开支都是值得的。。对人力资本投资不像对土地投资那样受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反而教育投资越多,劳动就越有效率,成为报酬递增的源泉。

第三,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支出而非简单的消费支出。他写道:我们称之为消费的大部分内容构成了人力资本投资。用于教育、卫生保健和旨在获得较好工作出路的国内迁移的直接开支就是明显的例证。在校的成年学生和接受在职培训的工人所放弃的收入同样是显明的例证。然而,在我们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中却丝毫没有反映出这些情况。他认为,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可说是一项消费活动,它为受教育的人提供满足,但它主要是一项投资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本领,以便将来进一步得到满足,或增加此人作为一个生产者的未来收入。因此它的一部分类似于普通耐用消费品,另一部分类似于生产资料。第四,人力资本投资具体有几个方面。主要有:一、正规教育投资,即对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投资;二、在职培训投资,即针对在岗劳动者而进行的成人教育,旨在提高劳动技能,适应新技术,推广新经验等;三、健康投资,即为提高人口身体素质所进行的投资,包括花在医疗保健、母婴健康、营养、休息等有关身体健康方面的费用支出,健康投资有助于健康资本存量的增加;四、迁移投资,即个人和家庭为谋求更好的生活或更大的效益,通过迁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的投资;五、科研投资,舒尔茨把科研界定为一种需要特殊技能和设施来发现和开发特殊形式的新信息的专门活动,并认为这类新信息既适当又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而且这类新信息具有两个基本部分:一部分可转变成新技能的(当掌握它们时)都是人力资本形态;另一部分可转变成新物件,这些物件(当得到它们时)都是新的物力资本形态。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论简介(二)

威廉·维克瑞

威廉·维克瑞(WilliamVickrey)是当今经济学界真正重要的人物之一,在过去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他出版了好几本著作,发表了14。余篇论文。他重要而富有创造性的贡献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公共经济学。

维克瑞1914年生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市,193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随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并于1937年获硕士学位。在完成。累进税方案。一文后,他于194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4》年维克瑞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此后半个世纪里不曾离开哥大。他曾出任1993年度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96年,他与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一道被授予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下面分几个方面扼要介绍一下维克瑞教授的经济学贡献:

(一)社会选择与分配机制

维克瑞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他1961年发表的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在文章中,他开始研究拍卖中个人估价为私人信息时的博弈问题,他概括出。次价拍卖法。,这一创新使拍卖的操作变得简单而有效。所谓。次价拍卖法。,是指在拍卖中,一件拍卖品通过秘密竞争价格方式出售(比如买者将自己的报价写在一个密封的信封中),出价最高者获得该标的,而只须以次高的报价购买之。这一机制可以诱导每个人按真实意向报价。如果某人报价高于自己愿付的价格,那么他就要冒这种风险,即其他人以同样心理出价而迫使他不得不买下该标的而蒙受损失。如果他出价低于其愿付的价格,那么有可能别人以低于他本人愿付的价格买走标的。因此,在。次价拍卖。中,老实地报出自己愿付的价格是最可行的策略。这种拍卖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效率很高的分配商品的方式,因为标的物归于报价最高的人,而该人只须付次高价格即社会机会成本。

维克瑞关于社会选择最知名的论文是1960年写成的《效用、策略和社会决策规则》一文。在文章中,维克瑞考察了社会福利函数的基础,并讨论了“阿罗不可能定理”,纠正了阿罗分析中的一个错误。他进一步探讨了歪曲偏好是否会带来收益的问题,并指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转向由基数效用定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并重申应由预期效用理论导出效用主义。同时,他断言只要偏好序不受与其无关的另一偏好序影响的条件,就足以保证一次投票程序不会被操纵。既然阿罗已证明其条件不可能全部满足,维克瑞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满足余下条件的投票程序是可以被操纵的。差不多15年之后,艾伦·吉伯德与马克·萨特恩韦特成功地证明维克瑞是对的。他们的结论现在称为吉伯德-萨特恩韦特不可能性定理。

(二)税制与最优所得税

维克瑞在税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成果是他于1945年发表的。利用风险反应度量边际效用。,该文讨论了设计所得税体制时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的问题。这是首次提到冯·诺依曼和摩根

斯坦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的论文之一,并特别谈到了其中通过比较预期效用来进行风险性选择的办法。维克瑞对假定某一商品的效用独立于其它商品边际效用的测度法不以为然,他举了大量例证表明实际测度的困难。在文章中他进一步认为用风险衡量的效用对于决定最优收入分配是一个合适的概念。维克瑞又由此转向公平和激励间的冲突问题,并认为埃奇沃恩(1897)所倡导的税制不能激励人们去努力工作。他清楚而系统地阐述了当个人产量是私人信息时的最优化问题,并推导出一个欧拉方程用来计算最优税收函数的必要条件问题。

2。多年后詹姆斯·莫里斯发展了这一模式,完成了对最优所得税问题全新而精确的系统阐述,并发表了里程碑式的经典文献。

维克瑞在税收方面最知名的论著是他长达496页的博士论文《累进税方案》。这不是一般的博士论文,正如标题所显示的,它是改革的方案。维克瑞的目标是找到。最佳税基。,并提出了21条关于改革美国所得税体系的建议。维克瑞吸收在财政部税务研究处工作中的经验,并从一系列实际问题中抽象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一个例证是他发明的。累积平均制。,他指出税收对于收入被确认的日期而言应是中性的,这就消除了纳税人为避税而改变交易日期的动机。

维克瑞的另一项发明是。遗产权继承税制。,按这一方法,美国资产转移税在财产转移方面的细微变化将导致税收义务的巨大变化。维克瑞1944年曾在。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了。合理化的继承税。一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数量分析,其中心概念是。潜在财富。,这是建立在继承财富的现值和税收偿付之上的。维克瑞在这方面的观点虽存在争议,但研究方法的独到之处却是无可争议的。维克瑞还对消费税、公司税、政府债券的税收减免、土地价值税等方面有许多研究。

(三)边际成本与城市交通定价

在1948-1987年间,维克瑞在边际成本定价(MCP)方面写了40余篇论文。少数论述一般性问题,如短期与长期的概念;多数是关于应用问题的,从公用事业、公共和私人交通到城市服务系统。他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建议来建立一种有效的定价体系,许多精妙的理论观点就是他在研究应用型问题时似乎不经意提出来的。他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辞条。边际和平均成本定价。,共分十五个部分,简明地概括了维克瑞在此领域的学术观点和贡献。

交通拥挤是一种外部性,可以通过定价来有效控制,这一点庄克和弗奈特已经认识到了。但维克瑞是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的先驱。

在其研究纽约地铁客运定价问题的经典论文。改进纽约地铁运费制度的报告。(19《《年发表)中,维克瑞指出边际成本定价势必会给地铁系统带来沉重的预算包袱,这一赤字又必须通过税收来弥补。既然税收会扭曲激励机制而带来社会成本,他便试图估算为弥补赤字而新增税项的边际成本。地铁票价应当这样决定,它应当使提价超过边际成本造成的社会损失等于由于税收压力的相应降低而增加的社会效益。这一分析是拉姆齐法则运用于实践的一个较早的例子。他还改进了拉姆齐对此问题的最初表述,因为维克瑞评价定价政策的标准不是既定的预算约束而是税赋的边际成本。。城市和市郊交通定价。一文发表于19》3年,这篇论文在当时并不受欢迎,而且许多重要的观点都被忽略了,而现在它却是一篇广为人知的倡导对拥挤定价

的论文。文章首先阐述了误定价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继而考察了几种征收车辆通行税的办法,并得出结论:城市交通中边际成本定价会影响路线选择和土地使用。文章最后提出的问题,即城市交通误定价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7。年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题。

许多经济学家都感到困惑,为什么维克瑞的一些重要贡献总要在十几年后才被真正发现和认识,换言之,人们惊讶于为什么维克瑞总是超前于他的时代。等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终于宣布他为获奖者时,维克瑞教授却不幸在三日之后溘然仙逝。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

200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其新闻公报中称,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他们高度创新地分析了经济政策的设计以及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他们的研究不仅改造了经济学研究,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一般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施。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是继1995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要代表卢卡斯获奖之后该学派的又一次获奖,这足以说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影响。

一、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生平简介

基德兰德1943年生于挪威,1968年毕业于挪威经济与商业管理学院,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73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该校任教。2004年7月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任教。

基德兰德因突出的学术成就而屡获大奖。主要有1973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亚历山大·亨德森奖,1982年至1983年获胡佛研究所John Stauffer国家奖学金;1992年成为计量经济学学会的会员.目前,基德兰德担任。动态宏观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以及美国达拉斯和克里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顾问研究员。

普雷斯科特1940年生于美国纽约;1962年毕业于Swarthmore学院,获数学学士学位;1963年获凯斯威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任讲师,不久升任助理教授。普雷斯科特还在多个大学,包括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学校任教;2003年至今,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并担任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资深货币政策顾问,目前担任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员。普雷斯科特曾担任经济动态学与控制学会等的会长,并任。经济理论。等杂志的编辑。普雷斯科特曾获得过很多的学术荣誉和奖项,如2002年获得的Erwin Plein Nemmers经济学奖。该奖项每两年一次专门授予那些。对新知识或对意义重大的新分析模式的发展作出主要贡献而享有声望的经济学家。。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长期以来一直合作研究并且成果斐然。早在1974年,他们就合著过有关最优稳定政策的论文,此后又多次合作,并于1977年和1982年取得了最重要的合作成果。

1977年,他们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规则优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时间不一致性。(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他们摒弃了那种建立在最优控制理论基础上的传统政策设计思路,而把博弈论这一最新研究方法引入经济政策的研究之中,因此该论文被认为是继弗里德曼(Friedman)反对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相机抉择政策之后重新表述这一理论观点的力作。1982年他们再度合作发表了。置备新资本的时间和总量波动。(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模型(以下简称K-P模型),试图用实际因素去解释经济波动的根源。因此,该模型被认为是所有用实际因素解释经济周期的最具代表性的模型。近十几年来,经济理论界在他们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围绕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与实际经济周期这一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拓展及实证检验研究,从而促使经济周期问题回到了宏观经济研究的前沿。这两篇文章已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并且奠定了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础。

二、规则决策优于相机抉择:时间一致性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之间,关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根据经济状况进行。相机抉择。,抑或是按承诺的固定决策规则来进行的争论由来已久。20世纪50年代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是。相机抉择。。也就是说,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政府可以运用财政和货币等经济政策逆经济趋势而行,从而对不利的经济冲击作出反应以稳定经济。其决策的标准过程是政府确定经济政策目标后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并且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和最优控制手段来制定最适合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竭力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弗里德曼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依据,强调。一个不变的、既定的货币数量增长率比之微调变化的增长率数值更为重要。(Friedman,1969),即因政策制定可能面临政策时滞、预测困难乃至政策效应大小的不确定性等这些难题而使其所追求的经济政策目标无法实现,所以。相机抉择。的政策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产生一定的效果,但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结果是加剧经济波动。为此,他们提出必须采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解决经济运行所面临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兴起的理性预期学派(或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其代表人物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等提出了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论述的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更进一步增强了对。相机抉择。政策的攻击力度。此后,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于1977年提出了新的模型,重新阐述了一种反对。相机抉择。政策的理论观点,并且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时间一致性难题。的分析研究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思路。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模型分析方法既不同于标准的宏观政策分析方法,也不同于货币主义的分析方法。与前者相比,他们使用的是博弈方法而非最优控制理论;与后者相比,他们并不依赖于政策制定者对时机选择的无知以及政策效果的大小。具体地说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首先对经济计划理论工具的最优控制理论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尽管最优控制理论在分析动态系统时是一个有用而又有力的工具,并且即使有一个定义明确,公认、固定的社会目标函数,但最优控制理论也不是经济计划的合适工具。其缘故在于,最优控制理论只有在系统状态的结果和运动仅依赖于当前和过去的政策决策和系统目前的状况时才是一种适当的工具。但是,动态经济系统的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当事人现在的决策依赖于他们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只有在预期不变的情况下,最优控制理论才是适用的理论。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不了解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分析的情形正是如此。正如卢卡斯197》年所认为的那样,最优

决策规则随结构的变动而系统地变化,因此政策的任何变化将会改变这些规则的结构。这样,政策的变化导致结构的变化,结构的变化又使政策参数的重新估计和政策的改变成为必要,等等。但事实上,政策制定者没有能够把其政策规则对经济当事人的最优决策规则的影响考虑在内。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详细研究了规则决策优于相机决策的问题。他们认为,即使有一个公认、固定的社会目标函数,而且政策制定者知道时机的选择以及政策效应的大小,相机抉择也无法达到社会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导致这个明显的悖论的原因在于,经济政策不是针对自然而是针对理性经济当事人的一场博弈。政府随时可以改变政策,而公众缺乏约束政府行为的能力,最终导致最优目标无法实现,由此导出了。时间一致性。难题这一重要问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1977年发表的论文中首先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分析思路是,首先给出。一致性政策。的定义,并在一个两期模型中解释了时间一致性政策是次优政策的原因,然后对该模型进行了扩展和应用。

三、实际经济周期:波动源与传导问题

对导致经济周期原因的研究是西方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早期的宏观经济学甚至将经济周期视为该学科的中心问题。长期的探讨不仅使之卷帙浩繁,而且因不同的解释形成了迥异的理论观点,但总体而言,可分为外生和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古典经济学家们大多认定经济机体总是能达到均衡的,所以必然得出经济波动的根源在于外部条件的变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否定了这种思路,他们认为经济并不总是处于瓦尔拉斯均衡状态,不稳定的根源就在经济体系内部,并着眼于从总需求中寻找经济周期的原因。其中,萨缪尔森等人的投资乘数—加速器模型是最著名的理论。该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然而,7。年代初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滞胀。,从而也使该理论陷入困境,同时催生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复活了包括均衡周期理论的古典理论。它集中表现在卢卡斯(1972,1975)提出和扩展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上。卢卡斯认为,货币冲击是造成经济波动的根源,波动的传导机制是由市场分割造成的信息障碍。但是,卢卡斯的解释明显缺乏说服力,而且也与理性预期假设相悖。货币经济周期理论便逐渐失去了支持者。80年代,一批自称第二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代表的学者向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发起了挑战,开始由名义(货币)因素转向实际因素,试图用实际因素来解释经济波动的根源。这就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s,RBC)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也是一种外生经济周期理论。

一般认为,实际经济周期的思想最早由巴罗(1980)提出。而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合作发表的。置备新资本的时间和总量波动。(1982)论文中所构造的模型最具影响力,也是对卢卡斯批评的首次真正反应。他们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在于,消费、投资、就业乃至产出的波动都是行为人对于真实冲击的最优反应,这也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命题。这个命题可以说是在新古典研究范式基础上对传统宏观经济学的一次彻底革命,用普洛瑟(Plosser,1989)的话来说,。已经改变了评判宏观经济理论的标准,并且也为理解经济周期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强大的选择理论分析这一经济学推演的核心基础上的。。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能否找到一个具体描述偏好和技术的参数,使得模型中那些由外生冲击引起的产出、消费、就业和其他经济变量与战后观察到的美国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拟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K-P模型假设了一个高度简化的完全竞争经济体系,该体系只存在一种产品,它由资本K和劳动L生产出来,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经济体系受

到的惟一的外生冲击是外生的生产技术随机波动。可见,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把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结合在一起:与标准的增长理论一样,K-P模型假设所有消费者无限期存活而且同质,由一个典型的消费者家庭代表;由于就业波动是经济周期的核心,K-P模型又假设该家庭的效用取决于消费和闲暇。但是,他们对标准的增长理论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修改:置备新的资本需要多个时期,而只有已经完工的资本才对生产起作用。这个假设对解释总量波动是很关键的,这也正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模型的一个主题。该模型讨论了在总量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中采取的两种基本的投资技术:一种是传统的总量投资技术,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的新古典生产函数F,其投入是劳动L和资本K;另一种是单一资本品调整成本技术。在他们看来,这两种技术都是不充分的,因为新古典技术与资本影子价格和投资活动正相关的事实不符,而调整成本技术虽与这个事实相符,但是又与跨部门数据和投资跟当前和滞后的资本影子价格的联系不一致。K-P模型有其特有的理论贡献。第一,它表明外生的技术(实际)冲击而非货币(名义)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货币基础或者M1引起了周期波动,尽管有些经济学家仍然相信这种货币神话。并且,他们把。索洛余值。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并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战后美国GDP方差大约有7。%可以用。索洛余值。的方差来解释(1991)。第二,就波动的传导机制而言,他们认识到资本积累存在时滞和设法扩大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的重要性,由技术冲击引起的经济波动的核心传导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第三,在政府经济政策方面,K-P模型认为,经济波动是由人们对外生冲击作出适当反应所引起的,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因而是帕累托有效的,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第四,K-P模型引入了对消费者最优化分析等微观经济学方法,很好地保持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使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该模型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并开拓了西方学者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新思路。第五,更重要的是,导致K-P模型被广泛引用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提出了一套进行随机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完整办法。总之,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模型把可操作性和实证性融入到易于理解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将宏观经济学模型引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阿罗

阿罗悖论大致的结论是:社会选择中如果要求满足各种备选方案的广泛性、一致性、独立性和非独裁性,就无法形成一种社会选择方案。换句话说,合情合理的常识中认为理应具备的选择条件事实上是苛刻得无法满足的。因此,它被称为。不可能定理。,更为普遍地被称为。独裁定理。。

一、阿罗悖论的历史起源

经济学中,经常提出一些目标体系。按照实际经济运行是贴近于它及贴近程度,还是背离了它及背离幅度,来判断经济运行的好坏。

最一般地,人们提出一个经济体制应该具备两大社会目标:

1.最大的选择自由。选择自由主要是指:个人有权自由选择职业,自由提供生产要素,自由经营企业,自由买卖产品,自由安排工作和休闲时间等等。

2.最高的经济效率。在既定的生产资源、生产技术等,通过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达到最高的产品生产效率;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即:自愿交换或者收入转移,让既得产品于消费时,提供给人以尽可能多的效用满足,从而获得最高的产品消费效率。

阿罗悖论的起源,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历史的起源,另一个是机制的起源。

谈及阿罗悖论的历史起源,则应该从福利经济学说起。

福利经济学从提出至今,大致走过了三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是庇古的经济福利学,称为旧福利经济学。它包含着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国民生产纯产值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第二,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平等,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

第二个里程碑是以帕累托最优状态命名的新福利经济学。他们提出的福利最大状态实质是效率最大状态,表述如下:在经济运行时,如对现状进行的改变,使得至少有一个人的福利增进了,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得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减少了,这种改变就不利;但是,如果使得一个人的福利增进的同时,而使得另一个人的福利减少,就不能说这种改变一定有利或者不利。然而就是在此时,却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经济学们通过严格的推理证明: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如果消费者追求最大效用满足,生产者追求最多利润获得,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最大收入,加上没有经济外部效应,就一定能够达到社会福利最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第三个里程碑,是以伯格森、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函数派。社会福利函数派认为,因为不同的收入分配会对消费和生产发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福利经济学不应该排除收入分配问题。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只解决了经济效率问题,没有解决合理分配问题。如果一个人独霸全世界的山河土地,仍会存在着相应的一个帕累托最优状态。他们认为,经济效率仅是社会福利最大的必要条件,而合理分配产品收入是社会福利最大的充分条件,只有同时解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唯一最优状态。

为此,他们殚尽心力地寻找社会福利函数。他们以政治投票与货币投票具有相似特征出发,提出用政治投票的方式构建社会福利函数。

但是,遗憾的是,阿罗却以严格的数理逻辑推导出了投票悖论,以形式化的方式证明了无法以投票的方式产生人人都能接受的唯一社会福利函数。这使得社会福利函数派的公平设想归于毁灭。

然而,阿罗悖论所说的投票悖论引发的更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理论危机。阿罗悖论从最深邃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成:个人私自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无论如何必然存在矛盾,不能在满足所有个人私有利益的前提下,逻辑地导出社会整体利益同时也被满足的结论。

阿罗悖论使多年来福利经济学的成果毁于一旦。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到悖论揭示的深刻性。因为,从亚当·斯密开始的。看不见的手。论述,即整个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导致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概念,是从个人利益被满足的同时,会自动地导向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总体优化为前提的。设想,当将政治投票形式换成货币投票形式,则问题的严重性就凸显出来。因为,阿罗悖论已经脱离了具体内容,用公理化的形式,证明了从上述的前提到结论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一来,西方经济学的整个大厦基础都将被倾覆,市场经济的所有现成结论都被推翻。

推理很深奥,思想很深刻,挑战很严厉,事态很严重。然而问题究竟出在何处?

问题是,当理论家下意识地理解阿罗悖论时,都把人们的政治投票选择行为等同于人们的货币投票选择行为。这也包括阿罗本人。他写道:。投票和市场的方法,是汇集许多不同的个人趣味来做出社会选择的方式。。。同样地,市场机制也不能产生一合理的社会选择。。。任一社会福利函数必定要么是强加的,要么就是独裁性的。。

二、阿罗悖论的机制起源

一个经济社会总存在着它拥有的生产资源,比如土地、资本、劳动等等。拥有这些生产资源,如何进行要素的配置,以使得它们能够以帕累托描述的方法进行最有效率的生产呢?而对生产获得到的产品进行消费,又如何能够达到帕累托最有效率状态呢?

如果依据市场经济的。自然。运行,经济也会有它的。自然。解。而经济体系的。自然。解,却是由自然产生的对人作用与约束的结果。因为,来源于生产函数,从而派生导出分配函数,可依据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作为分配砝码进行产品的分配。依此,各人提供的生产要素数量,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大小,即可进行最终产品的分配。

这样的解具有唯一性吗?

具有唯一性。因为按分配函数,劳动、资本等等具有边际递减倾向的生产要素分配份额,由它们的边际生产率决定。而如技术进步、风险、垄断等引起的分配,是由生产出来的产品,除去上述的劳动、资本等要素分配后才决定的。在一组方程式中,由以上各项决定的分配是不可变更的,具有唯一性。

但市场经济的。自然。运行解,带有一个最令人们伤透脑筋的副作用,即。马太。效应。。自然。运行解具有正反馈的过程和结局,它使得人与人之间相比,不但收入,而且生产资料都越来越不平均,产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结果。

人们对此进行了反思与质问。因为,自然提供给人的生产要素,应该看成是提供给人类的全体,而并非提供给人类的某些人或某部分人。从这点出发,任何个人或部分人利用或者。霸占。自然提供的生产要素,在分配中占有不恰当的一份,都是不能令人满意和接受的。

这就是福利经济学所看到的问题,并且他们还从中提炼出解决问题的方式:为什么不能在保持。自然。分配的前提下,再追加另外方式,而不全然用自然强加的。自然。性的边际生产率方式,来进行产品的分配呢?或者通俗地说,用二次分配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产品的再分配。

从这点出发,他们引出了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产品在人们之间的分配。

投票方式,从最根本上着眼,是人类社会内部成员选择和决定人类社会内部事务的方法。而正是采用这种形式进行的选择和决策,却可忽略了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即人类社会的整个存在,不仅仅决定于内部成员的主观意愿,还决定于人类社会生存于斯的自然界。

福利函数的投票决定,在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人们希望摆脱自然通过生产函数和派生的分配函数对于人们的强制分配作用,纯粹由人们之间协商与协调,对人们的收入进行内部分配。但是,这样决策却很可能是无约束的决策,或者准确地说是自由度过多的决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得不到唯一结果就不难理解。正像没有分配函数作用时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无法获得唯一解一样,人们看到了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它的反面:在投票选择中,人们也无法获得公平分配的唯一解,即没有全体人们同时满意的公平解。

阿罗投票悖论的出现,其最根本的深层原因就在于:由于没有充分的约束,即当自然约束缺位时,就无法就人类事务达成唯一解。

这就是阿罗悖论的深层机制起源。

三、公平与效率相悖是阿罗悖论的一个应用侧面

有了对阿罗悖论的这样理解,回过头来再分析公平与效率的相悖性,问题豁然开朗。从古代臆想中的。大同。社会,延至近代观念的。乌托邦。社会,直到现代的实际性的社会主义社会,检验社会经济状况好坏标准,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公平。。但是,。公平。这一尺度来自何处,在福利经济学通过效率转而对它进行认真研究之前,一直为人们所漠视。

实际上,在空想共产主义中,。公平。尺度来源于人们的伦理思索。而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建立时,由于《资本论》理论体系本身,仅着眼于社会成员内部的由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所以,它导出的。公平。尺度,也是人类社会内部制定的尺度。而对于这样的。公平。尺度,阿罗悖论总是存在的。换句话说,个人私有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总不可避免,总无法得到一个全体人们同时同意的。公平。尺度。

但与此同时,当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又总是发现仅仅用。公平。尺度来衡量远远不够, 必须导入。效率。尺度与之互补。而。效率。尺度衡量的东西就不再完全是人类社会内部事务,它还必然牵涉到人与自然的索取与利益的关系。

“公平”尺度的对偶物。效率。尺度,自帕累托始开始准确引入,为西方经济学者一直坚持并用之检验社会经济状况好坏的标准。然而,由福利经济学发展结果来看,。效率。尺度决不能囊括全部,它的实施,还必须引入。公平。尺度与之互补。

学术史实还表明,当用投票或者其它方式决定公平分配方式的同时,却又引进了巨大的弊病。由于生产过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人们还必须在现时的消费与将来的消费之间进行决策。已经发现,用人们内部协商或者投票等方式决定的分配,在改变了现时消费于人们之间分配的同时,也会改变生产要素的报酬比例,即。自然。机制决定的现时消费与将来消费之间的适当关系。因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而是人造的自然。这种人造的自然,必须以

人们不断地维护和改进才能保持。而维护和改进与生产要素的回报有着直接的关系。投票选择分配的结果肯定会改变生产要素的回报。而真正要命的是,这样的改变,总是使得下一回合的再生产,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意味着在公平地切割已生产蛋糕的同时,却将使得再生产出来的蛋糕变小。

那么,是否可由经济体系运行内部,得出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尺度的结论呢?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光考虑。效率。,并无法得到经济运行的唯一解,光考虑。公平。,也无法得到经济运行唯一解,综合考虑两者,是否存在着一组解,能够同时获得满足。效率。与。公平。尺度,即是:在效率最大的同时,达到公平最佳。

可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一旦加入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存在的约束后,则由于新的约束进入得到唯一结果就有其存在的必然。在那里,会给出一个时时刻刻保持自然的约束下,得到效率最大同时公平最佳的结论。这就使得当我们评价任何一个真实经济体系运行时,可以有一个“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坐标系,以便让人们判断衡量实际经济运行偏离这两把理想尺度的尺寸偏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论简介(三)

埃德蒙·费尔普斯

费尔普斯作为当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缔造者、新凯恩斯主义奠基者之一,成为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谓名至实归。他为宏观经济理论的深入研究打开了广阔视角。他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理论以及自然率的结构主义理论等领域,这些理论为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决策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理论及对菲利普斯曲线的修正

费尔普斯认为,菲利普斯应明确描述为这样一种关系:价格、工资的实际水平与预期水平的差别,如何影响实际的就业(或产出)。他给出了这样一个预期增强的准菲利普斯曲线:

P)P-1=U(u)+Pe-P-1(1)

或: P=U(u)+Pe(2)

在上式中,P代表货币价格水平集合,Pe代表预期价格水平集合,u代表失业率。虽然他后来指出,该模型存在一些缺陷:没有一个关于函数U(u)的任何微观经济学的说明,而且货币工资水平在这里被隐含为被动的价格水平的伴随者,但把价格调整的预期因素加到菲利普斯曲线中,却是使菲利普斯曲线得到了良好的初步发展。

在费尔普斯后来的研究中,为弥补这些缺陷,他又对菲利普斯曲线进一步重构,导出了另一个宏观经济学的巨大理论贡献,就是纯粹名义扰动(如货币政策变动)在短期内存在着真实效应,但只是暂时性的。因为工资和价格水平在现实中不能即时、迅速做出调整,所以名义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