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论文
1. 《论语》的文本价值
《论语》是由孔子的门人及其再传弟子辑录而成的，是一部采用语录体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也是一部儒家学派的经典着作。虽然《论语》一书成于很多人之手，着作年代有先有后，其间相隔不止三、五十年，但近年来学界已经考察论证认为《论语》的编撰始于春秋末期，成书在战国初期。这是上古汉语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此时段上承甲骨文、金文等早期汉语形式，下启秦汉上古汉语的成熟时期。因此《论语》较多地保留了这一时期汉语的语音、词汇还有语法方面的语言要素。
先秦时期，传世的典籍有代表性的着作有《尚书》、《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庄子》等等。而《论语》是先秦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语录体散文着作之一，绝大部分篇幅记录的是孔子和孔子一些弟子的口头语，因此它集中地、忠实地、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先秦口语用词和一般词汇的特点。我们详细地研究分析《论语》的词汇、语法特点，可以使春秋战国时期口语的大致面貌显得更为清晰，同时对《论语》副词系统的全面分析也可以为上古汉语副词发展脉络的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促进汉语语法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论语》是我们了解先秦口语状况的不可多得的文献，具有重要的汉语语言学的研究价值，对其进行深入研究非常有利于我们考察汉语在语音、词汇及语法方面的演变和发展。
2. 专书语法研究的意义
专书语法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也是现代语言研究的一种趋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了一致看法，认为要总结汉语发展的规律，了解汉语在不同时代的特点，一定要做好专书研究工作。郭锡良先生在《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述评》一文中曾强调“汉语语法史需要建立在专书语法研究、断代语法研究的基础之上。”[1]杨伯峻先生在《<左传>虚词研究》序中说：“我始终认为写一部汉语史虽然是必要的，却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写好的。它不仅需要作汉语语法的断代研究，还要在某些地区方言中作特异的语法研究。”[2]他认为专书、专题研究会给汉语史的撰写奠下基石。鉴于此，本文选择专书作为研究
对象。
如上所述，《论语》是一部先秦经典的语录体散文着作，成书时间早，文献真实性强，口语化程度高，语言现象典型，相比先秦的其他文献资料更能体现出它所处时代语言的原始面貌。所以以《论语》为文本进行专书语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近年来副词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学术界关于副词的性质、定义、判断标准、类别等都还没有取得一致认识，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副词。因此本文想以《论语》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副词系统作一个整体而详尽的分析，以期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材料。
（二）古汉语副词的研究现状
1. 古汉语副词研究现状
１８９８年，马建忠先生的《马氏文通》第一次从语法学角度对实词和虚词进行了分类。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他将词分为“实字”、“虚字”，建立了古汉语语法学。自此以后，上古汉语副词的研究有了系统的理论指导，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日益发展，古汉语语法研究也取得了显着性的进步，对古汉语副词的研究不断扩展深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有汉语语法史用专门章节论述副词，如有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王力的《汉语语法史》，杨伯峻、何乐士的《古代汉语语法及其发展》等一系列着作都对副词的定义、分类以及语法特点进行整理分析。
有些断代语法专着中也对副词进行分类描写和介绍。例如易孟醇《先秦语法》、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和《西周汉语语法研究》、崔永东《两周金文虚词集》等等。
有些专书研究词类的着作中也有对副词的论述。例如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姚振武《<晏子春秋>词类研究》以及崔立斌《<孟子>词类研究》，这些着作都涉及到副词问题，对专书中的副词系统进行穷尽式考察分析。
有很多字典辞书也收录了许多上古汉语的副词，比如何金松的《虚词历时词典》、白玉林的《古汉语虚词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专书性质的词典有向熹的《诗经词典》、安作璋的《论语辞典》等。
也有一些学术论文是关于某一类或某一个副词进行研究的，这一类的研究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关于某一类副词研究的有吕雅贤的《从先秦到西汉程度副词的发展》、陈明富，张鹏丽的《<楚辞>的时间、程度、范围副词》、王金芳的《<诗经>语气副词考察》；对某个副词进行研究的有韩美娜的《<论语>中“而”字用法论析》、谷峰的《古汉语副词“方”的多义性及其语义演变》和《上古汉语“诚”、“果”语气副词用法的形成与发展》。
2. 《论语》研究现状
《论语》成书于先秦时期，是一部在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汉语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的着作。因此，两千年来，人们不断地研究《论语》，发掘蕴涵其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前人对《论语》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论语》的注解上，具有代表性的是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宋·邢昺《论语注疏》、南宋·朱熹《论语集注》等等。其后的注本中较通行的是现代学者杨树达的《论语疏证》、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今人对《论语》研究更多的是着眼于发掘其中的思想文化而从汉语史角度研究《论语》的成果比较少。目前搜集到的有夏乃儒主编的《论语辞典》、李运益主编的《论语词典》等类似工具书性质的专着，也有一些是从词汇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如长华的《论语中的成语》、姚淦铭的《论语名字解诂》，同时也有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可是，从语法角度进行研究的就比较少，能找到的资料有金梦的《论语状中结构研究》、蒋瑜《从<论语>用词看古汉语词类活用》、郑艳芳《<论语>词类中的名动同形现象考察》等几篇。因此，从语法角度来研究《论语》对于考察汉语史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以《论语》为语料进行专书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方法，对《论语》副词系统进行全面考察。本文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对《论语》副词进行穷尽式统计。对研究对象进行穷尽式搜索，是进行专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对各个副词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基础。只有对《论语》中的每一个副词以及可能用作副词的词进行一一搜索、考察、分析，才能全面正确地勾勒出《论语》的副词系统，反映出先秦时期副词的语法特点。何乐士在《专书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说：“专书研究的最重要特点就是不遗漏一个实例，不回避任何难点。”[3]因此，本文整理出《论语》全文电子文档，并对认为是副词的词，一个一个进行全文搜索，考察分析后将其归类，构建《论语》副词系统。
二是数量统计方法。本文在穷尽式搜索的基础之上，利用计算机分别统计每个副词出现的次数，出现的频度。并利用统计列表的方法将副词的次数、频率、出现位置直观呈现出来。
三是静态描写的方法。在对《论语》做过穷尽式统计以及定量与定性分析后，本文开始对构建的《论语》副词系统做全面而科学的静态描写。本文从语法功能和意义出发，将《论语》中的副词划分为八类，对每类中的各个副词出现位置、语义指向、语法功能做详细描写，并总结各类副词的语法特点。1. 《论语》的文本价值
《论语》是由孔子的门人及其再传弟子辑录而成的，是一部采用语录体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也是一部儒家学派的经典着作。虽然《论语》一书成于很多人之手，着作年代有先有后，其间相隔不止三、五十年，但近年来学界已经考察论证认为《论语》的编撰始于春秋末期，成书在战国初期。这是上古汉语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此时段上承甲骨文、金文等早期汉语形式，下启秦汉上古汉语的成熟时期。因此《论语》较多地保留了这一时期汉语的语音、词汇还有语法方面的语言要素。
先秦时期，传世的典籍有代表性的着作有《尚书》、《诗经》、《楚
辞》、《论语》、《孟子》、《庄子》等等。而《论语》是先秦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语录体散文着作之一，绝大部分篇幅记录的是孔子和孔子一些弟子的口头语，因此它集中地、忠实地、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先秦口语用词和一般词汇的特点。我们详细地研究分析《论语》的词汇、语法特点，可以使春秋战国时期口语的大致面貌显得更为清晰，同时对《论语》副词系统的全面分析也可以为上古汉语副词发展脉络的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促进汉语语法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论语》是我们了解先秦口语状况的不可多得的文献，具有重要的汉语语言学的研究价值，对其进行深入研究非常有利于我们考察汉语在语音、词汇及语法方面的演变和发展。
2. 专书语法研究的意义
专书语法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也是现代语言研究的一种趋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了一致看法，认为要总结汉语发展的规律，了解汉语在不同时代的特点，一定要做好专书研究工作。郭锡良先生在《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述评》一文中曾强调“汉语语法史需要建立在专书语法研究、断代语法研究的基础之上。”[1]杨伯峻先生在《<左传>虚词研究》序中说：“我始终认为写一部汉语史虽然是必要的，却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写好的。它不仅需要作汉语语法的断代研究，还要在某些地区方言中作特异的语法研究。”[2]他认为专书、专题研究会给汉语史的撰写奠下基石。鉴于此，本文选择专书作为研究对象。
如上所述，《论语》是一部先秦经典的语录体散文着作，成书时间早，文献真实性强，口语化程度高，语言现象典型，相比先秦的其他文献资料更能体现出它所处时代语言的原始面貌。所以以《论语》为文本进行专书语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近年来副词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学术界关于副词的性质、定义、判断标准、类别等都还没有取得一致认识，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副词。因此本文想以《论语》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副词系统作一个整体而详尽的分析，以期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材料。
（二）古汉语副词的研究现状
1. 古汉语副词研究现状
１８９８年，马建忠先生的《马氏文通》第一次从语法学角度对实词和虚词进行了分类。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他将词分为“实字”、“虚字”，建立了古汉语语法学。自此以后，上古汉语副词的研究有了系统的理论指导，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日益发展，古汉语语法研究也取得了显着性的进步，对古汉语副词的研究不断扩展深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有汉语语法史用专门章节论述副词，如有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王力的《汉语语法史》，杨伯峻、何乐士的《古代汉语语法及其发展》等一系列着作都对副词的定义、分类以及语法特点进行整理分析。
有些断代语法专着中也对副词进行分类描写和介绍。例如易孟醇《先秦语法》、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和《西周汉语语法研究》、崔永东《两周金文虚词集》等等。
有些专书研究词类的着作中也有对副词的论述。例如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姚振武《<晏子春秋>词类研究》以及崔立斌《<孟子>词类研究》，这些着作都涉及到副词问题，对专书中的副词系统进行穷尽式考察分析。
有很多字典辞书也收录了许多上古汉语的副词，比如何金松的《虚词历时词典》、白玉林的《古汉语虚词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专书性质的词典有向熹的《诗经词典》、安作璋的《论语辞典》等。
也有一些学术论文是关于某一类或某一个副词进行研究的，这一类的研究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关于某一类副词研究的有吕雅贤的《从先秦到西汉程度副词的发展》、陈明富，张鹏丽的《<楚辞>的时间、程度、范围副词》、王金芳的《<诗经>语气副词考察》；对某个副词进行研究的有韩美娜的《<论语>中“而”字用法论析》、谷峰的《古汉语副词“方”的多义性及其语义演变》和《上古汉语“诚”、“果”
语气副词用法的形成与发展》。
2. 《论语》研究现状
《论语》成书于先秦时期，是一部在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汉语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的着作。因此，两千年来，人们不断地研究《论语》，发掘蕴涵其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前人对《论语》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论语》的注解上，具有代表性的是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宋·邢昺《论语注疏》、南宋·朱熹《论语集注》等等。其后的注本中较通行的是现代学者杨树达的《论语疏证》、杨伯峻的《论语译注》。
今人对《论语》研究更多的是着眼于发掘其中的思想文化而从汉语史角度研究《论语》的成果比较少。目前搜集到的有夏乃儒主编的《论语辞典》、李运益主编的《论语词典》等类似工具书性质的专着，也有一些是从词汇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如长华的《论语中的成语》、姚淦铭的《论语名字解诂》，同时也有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可是，从语法角度进行研究的就比较少，能找到的资料有金梦的《论语状中结构研究》、蒋瑜《从<论语>用词看古汉语词类活用》、郑艳芳《<论语>词类中的名动同形现象考察》等几篇。因此，从语法角度来研究《论语》对于考察汉语史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以《论语》为语料进行专书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方法，对《论语》副词系统进行全面考察。本文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对《论语》副词进行穷尽式统计。对研究对象进行穷尽式搜索，是进行专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对各个副词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的基础。只有对《论语》中的每一个副词以及可能用作副词的词进行一一搜索、考察、分析，才能全面正确地勾勒出《论语》的副词系统，反映出先秦时期副词的语法特点。何乐士在《专书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说：“专书研究的最重要特点就是不遗漏一个实例，
不回避任何难点。”[3]因此，本文整理出《论语》全文电子文档，并对认为是副词的词，一个一个进行全文搜索，考察分析后将其归类，构建《论语》副词系统。
二是数量统计方法。本文在穷尽式搜索的基础之上，利用计算机分别统计每个副词出现的次数，出现的频度。并利用统计列表的方法将副词的次数、频率、出现位置直观呈现出来。
三是静态描写的方法。在对《论语》做过穷尽式统计以及定量与定性分析后，本文开始对构建的《论语》副词系统做全面而科学的静态描写。本文从语法功能和意义出发，将《论语》中的副词划分为八类，对每类中的各个副词出现位置、语义指向、语法功能做详细描写，并总结各类副词的语法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