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十年最低谷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经济进入十年最低谷的深层次原因

2016-01-18

来源/《新政机遇》自序中信出版社

作者/邵宇

本文是邵宇博士2014年对中国经济的深度分析，很多地方在2015年都得到了印证，现在重读仍有很多借鉴意义。

当前各种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进入了伤停补时阶段，近期很多指标（包括消费、投资、货币供给）都出现了近十年以来的最低值（还不用说令人疑惑的平减指数问题），但这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在中国经济自身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三重断裂带——分别是增长断层、改革断层和全球化断层。

GDP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的断裂

第一重是GDP锦标赛与改革锦标赛之间的断裂。传统的GDP锦标赛的能量级明显下降。

这一方面是源于已经高企的地方政府负债和略显紧绷的货币政策，但更重要的原因，特别是短期面上的原因，主要是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一

定程度上的调整、目前全力展开的反腐行动以及对楼堂馆所等新建基建项目的抑制。

应当说这些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措施，但其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压制作用也正在显现。据观察，目前基层官员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消极怠工的状况，这与党性无关，而是人性。

现在官员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也不方便戴表，那他们也就不积极推动项目进展了。传统的GDP锦标赛，明显是亲投资的，特别对于系统内的成员来说是所谓“激励高度相容”的。

因此，地方政府历来在通过增加投资以加速经济增长上驾轻就熟，但是目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趋势性变化。

这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推动力落差，或者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刻，原来的增长模式已经明显减速，而民营经济活力暂未充分激活，结果就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如同一辆低速行进的自行车开始摇摇晃晃，保持平衡会更加困难。

更重要的是，中期来看，新一轮国家和政府治理改革的三大标志性工作将很快全面展开（即第五个现代化）。

这包括但不限于：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这将最终牢牢约束住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以透明预算和全口径预算为核心的公共财政制度的确立，这将把每一次重大项目的决策从暗箱放到台面上；以及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这本质上是一个以增量带存量的中国式阳光法案的雏形，切勿低估它的严肃性和作用力。

加上适当的网络监督，这些将构成“制度的笼子”最坚固部分。笔者坚信上述改革会从根本上重塑中国成长的动力源泉，使得民间资本在未来拥有最大的空间和舞台，也同时让政府变得清正廉洁、高效和精简。

但短期的抑制在所难免，也许这才是当下以致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可能始终会不太给力的根本原因。

改革锦标赛内部的断裂带

第二重则是改革锦标赛内部的断裂带。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令人兴奋的宏大改革蓝图，打响了改革锦标赛的发令枪。

改革就意味着变化，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改革是一个慢变量，而增长是一个快变量。不仅如此，改革本身也分成比较快的变量和慢的变量，断裂处就在于改革的各个元素之间短期内未必能够形成有效配合。

几轮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不论是经济还是市场的稳定性都还差强人意。金融变量的剧烈波动，一方面当然有利于改变原来一致的单向投赌预期，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不确定性。

而那些较慢进行的各种相配套的改革只会使得原来的风险进一步积累，例如影子银行（包括同业和中国式信托）的治理，地方融资平台的治理，这显然都是慢改革。

总量货币政策的简单紧缩式调整或者市场化决定都无法完成这些结构主导的精细化、差异化管理要求，从而使得劣币驱逐良币、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制度套利，这些难题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所以，各种改革进程速度不一致，特别是金融改革的单兵突进，可能带来意外情况，而各种各样改革不配套的风险最终可能会体现为金融危机的症状。

例如一直被外界所诟病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实际上，化解过高债务杠杆问题的措施里面就涉及很多的慢改革。

如预算透明化以后市政债的发行改革，地方和中央的事权和财权的重新匹配，国有资产的变现以及混合所有制的实现，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究竟如何推进，如何形成足够量级的离岸人民币资产池等。

由于大部分投资者比较短视和囿于自己的认识框架，要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特别是去理解和量化户籍、土地制度的改革可能释放的红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对于海外投资者。

全球化进程的阻断

第三重断裂则来自全球化进程的阻断，准确地说，是来自美式全球化和美元全球化进程的逆转。本质上讲，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局部退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拒绝上位。

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很多事情。大危机之前全球化的逻辑很简单，整个世界分为三元结构，全球的三个世界的格局是由消费国（美国是典型代表，印钞票、花钱买东西）、生产国（代表是中国）、资源国（中东的石油国，还有金砖国的巴西、俄罗斯等，提供大量的大宗产品）构成，通过现有的美元为主体的储备体系相连接。

生产型和资源型经济体完成原始的资本和产能的积累，而发达经济体刺激虚拟经济体系的空前繁荣和消费主义的狂欢。中国在这个夹心层中的难度就体现在“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

整个世界就是按照这样大循环模式运转，这种“相濡以沫”的广义G3结构最终在2008年次贷资产泡沫中轰然坍塌，然后危机一波一波不

断袭来。首先是美国的金融体系危机（银行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然后变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家资产负债表），进而变为货币体系危机和新兴市场的连带伤害，全球经济随之进入了长期的消沉。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当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三期叠加，即GDP锦标赛动力的丧失期、改革红利不能充分协调发挥合力期、全球化红利暂缓释放期，中国经济当下的情况空前复杂，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特别是在外围流动性可能发生急剧变化的环境下，不能排除会看到一些系统性风险的集中爆发，这包括二三线房地产价格泡沫自我实现式的破灭，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以及金融体系包括主流银行系统的坏账损失，如果再叠加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就会引发一场完美风暴。

这其中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拥有超过55万亿元的净资产，但如何巧妙地转移过高的地方政府杠杆，完成从地方到中央、从政府到居民、从国内到国外的转移腾挪，用长久期的成本低廉的负债去匹配地方政府那些缺乏流动性的长期资产绝对是一个重大挑战，这也是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短期前景高度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

违约是一条长长的光谱，最上端的是上游的原材料。例如涉矿的大宗产品，包括铜、大豆，铁矿石，煤炭等，然后是中游的过剩产能，包

括新兴的过剩产能，例如太阳能、风能等，也包括传统过剩产能，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然后就轮到下游的房地产了，房地产往下就连接着地方融资平台。

因为如果土地卖不出去，则地方融资平台的流动性立即就会出现问题，而这两者如果出现问题，那么中国的影子银行部分，特别是信托就会出现兑付风险，再下来是国家级融资平台，例如国开行金融债的发行困难，然后是一般商业银行体系的坏账问题，从而回到危机的起点和终点。

因此，货币政策由旧常态进入新常态，以市场化方式配置金融资源，从流动性方面全面支持宏观经济各部门杠杆的转移腾挪，不断优化各部门资产负债结构，形成对宏观经济三重断裂的有效突围。这正是我们提出的：从货币的“双重投放”到资金的“双重脱媒”。

货币“双重投放”的旧常态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短短30余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经济货币化（1979-1991年）、资产资本化（1992-1997年）、资本泡沫化（1998-2005年）、泡沫全球化（2005-2011年），以及随后的全球

泡沫的同步升腾与坠落，危机迅速经历了一（2007年）、二（2010-2011年）、三波（2012年至今），全球资产波动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

货币方面，当基础货币成为央行的目标变量后，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扩张的力量被释放出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要素货币化，都需要吸收天文量级的货币供给。

一开始货币是由货币当局自主投入的，货币增速缓慢上升，在击败了东南亚的竞争对手后（2001年中国加入WTO），很快全球化的红利滚滚而来，这大致发生在2002-2003年前后，货币开始狂飙突进，广义货币M22013年为1998年的10.59倍（14年），年均复合增长率18.36%；若放大至更长周期，M22013年为1985年的212.84倍（27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1.1%。

同时，中国一度采用的强制结售汇制度最终形成了奇特的流动性供给机制。美元一旦结售汇，就形成了所谓的双重投放：

一方面，在中国，这些美元兑换为人民币基础货币，或者说美元成为中国投放货币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央行就相当于美联储的一个大储备区分行，货币政策（基础货币）多年被劫持，而其能做的就是不断对冲再对冲。

央行2003年开始被动发行央票对冲，后来不断提升准备金进行更廉价也是更有效的对冲。即便如此，流动性仍然不断膨胀，进而刺激资产价格和投机情绪。

我们肯定还记忆犹新，2003-2007年，那貌似是中国制造和贸易的最甜蜜时刻，也是赌人民币升值最高峰，2005年重新打开的升值窗口就如同总攻的集结号，全球套息交易产生的热钱滚滚而来，房产价格和股票价格扶摇直上。

但更加诡异的是，另一方面，强制结汇产生的美元储备成为中国央行的资产，由外汇管理局负责日常管理和投资，由于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渠道狭窄，大量的美元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

我们把美联储购买债券的行为叫做量化宽松（QE），三次QE释放了近4万亿美元，同期中国央行多了2万亿元的外汇储备，那么从这一点上看，不管美联储愿不愿意，中国央行也一直在买入美国国债，相当于中国央行向美国投放美元基础货币，替美联储执行量化宽松政策。

这就是美元的双重投放和循环膨胀，它在中国和美国创造出了双重信用——不同仅仅在于，美国人得到了廉价的信贷可以不断挥霍消费，

中国得到更多的货币进行投资和生产，相互需要，真是一个完美的循环。

直到泡沫全球化，货币总量多到可以推动两国各自的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失控形成2008年金融危机，这其实就是所谓全球失衡的真相和金融危机的根源。

资金“双重脱媒”的新格局

进入2014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增强，全球流动性格局发生较大转变，新兴市场的汇率和高风险资产价格剧烈波动，中国外汇占款随之下降，人民币升值亦戛然而止。

因而中国的货币自主性可以更强，从而产生一个较为中性的货币环境。但是，从短期来看，外汇占款这一主要货币投放渠道的抽离，使得中国的流动性变得比较紧张。

我们用贸易顺差、FDI、外汇储备的收益以及EPFR的外资配置数据对外汇占款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拟合，研究发现，如果滞后一期的话，拟合效果其实要更好一些，这可能是由于实际资金的结算可能会有一定的时滞。

那么考虑到贸易顺差的收窄和EPFR数据的走势，我们认为，从中期来看，其波动的中枢会出现大幅度的降低，这意味着，本来由于企稳的政策风向、定向的货币微调政策的中国流动性又一次面临供应不足的风险。

自2013年6月钱荒以来，从央行对利率和汇率干预的操作手法来看，其货币政策维系“双通道制”，即将利率、汇率波动均压缩在一定空间内，这无疑是一种过渡性货币政策。

究其原因是央行难以对外汇占款的趋势有明确的预期，然后实施的一种稳住国内等等看的策略，技术上的“补丁操作”和战术上的“双通道制”沿用至今：以PSL、MLF调整决定中长期流动性，以正逆回购、SLO、SLF调节短期流动性。

以大量法定存款准备金锁住流动性的“池子理论”是一种“非常规货币政策”，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非常规的。”如何从“非常规”走向“常规”，降准+正逆回购、再贷款或央票对冲正是突破口。

如果外汇占款真的逐渐枯竭，那么中国货币投放机制必然面临转型，这就从“打补丁”走到了“换系统”，央行调控必然由资产方内的调整过

渡到资产负债方同时调整，即准备金下降与外汇占款下降保持趋势上的一致。

一是优化外汇存量结构，通过政府资本对外输出平台对外投资，如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形式实现；

二是逐渐让渡给企业和居民部门，从而实现“双重脱媒”中的第一重脱媒。在实现外汇储备持有多元化的过程中，央行亦可以通过持有其他部门债权（如金融债、地方政府债、MBS等）以实现资产方结构性调整。

因此，央行有步骤地脱去外汇资产同时降准，是实现可持续、可预期的人民币投放机制的形成，也是推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必然要求。

第二重脱媒就是居民银行存款向财富管理机构转移，这是发展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利率市场化中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随着脱媒的不断深化，货币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会逐渐弱化，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必然是从“重量轻价”走向“量价并重”再到“重价轻量”。

2015年流动性最大不确定性在于美联储加息时点。理论上，加息会导致国内流动性逆转，套息资本外逃加剧。

目前来看，外汇占款正在趋势性减少，这预示着未来外汇占款将严重影响货币投放量。但是我们倾向于认为，流动性虽然存在不确定性，却有望平稳过渡。

一方面，美联储采取前瞻性指引政策，引导全球资本流动。当加息成为现实后，实际上的冲击可能远远低于预期。

另一方面，2015年经济下行，通缩加剧的背景下，一旦流动性受到冲击，央行可能连续进行非线性的快速降准对冲（400bp以上）。因此，我们认为2015年货币供应量仍较稳定，M2增速在12%左右。

按照对M2和外汇占款的估计，央行也可能会继续采取降息政策，利率整体水平有望最终下降100bp以上。同时，人民币兑美元窄幅贬值亦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摘要 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全世界的经济都陷入低迷之中，给出口导向性的中国经济也带来的严重的影响。由于中国连年贸易巨大顺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而迫使人民币升值。由于人民币升值使中国产品相对于外国产品价格上涨，而严重影响我国出口。由于出口对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所以出口下降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除此之外，国内的很多因素也是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比如国内需求不足，收入分配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经济转型所固有的特点。 本文针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现状，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并结合具体数据，做出回归模型，找出现阶段拉动经济增长的可行性对策。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三驾马车”的相关理论，第二部分介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现状，第二部分具体介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第四部分则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三驾马车；刺激内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但出口的大幅波动也会对经济稳定发展构成威胁。2009年，我国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幅下降，也大大降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的原因，又受国际经济的影响。 世界经济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中国最近几年因刺激需求而产生的产能过剩也不能光指望依靠国外市场来消费掉。我们得自谋出路，从自身上找原因，一方面要控制投资流向，另一方面要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增加消费。摆脱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同时要加快经济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中国经济的下一轮增长。 本文将具体论述中国经济增长现状，并找出影响因素以及可行性的对策。

西方对明清中国经济看法的变化及其原因(一)

西方对明清中国经济看法的变化及其原因(一) 对明清中国经济状况的看法，在西方过去的几百年中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１６世纪到１８世纪末以前，西方对于当时中国的评价非常积极。伏尔泰、魁奈、亚当·斯密等，都把中国看作是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１８世纪末开始转变，马尔嘎尼说中国是“一艘老旧的头等战舰”。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黑格尔以来，就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木乃伊式的国家，没有发生过变化，没有内在的动力。这样的看法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费正清提出“冲击——回应”论，认为中国是有变化的；但它是在外力的影响下发生的。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也认为明清是没落的封建社会末期。但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论者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经济不是靠西方冲击下才发生变化的，并且，按照它自身的轨迹发展下去，可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西方，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比较接近的是所谓近代中国的理论，这是越战以来出现的一个新理论。美国当时一批中年的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不是没有变化，因此，明清中国经济是有活力的。这一看法在西方虽然逐渐得到了接受，但他们的主流看法还是中国是一个停滞的、没有外力冲击就不能发生变化的国家。到了最近十几年，西方的看法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９０年代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中国从汉代以来的ＧＤＰ作了计算，得出以下结论：１７００年时，整个欧洲的ＧＤＰ和中国的ＧＤＰ差不多相等，此后，从１７００年到１８２０年，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中国的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从２３.１％提高到了３２.４％，年增长率达０.８５％；而整个欧洲的ＧＤＰ在世界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仅从２３.３％提高到了２６.６％，年增长率为０.２１％。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增长幅度上，都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在他之前，美国有一位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就作过一个估计，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８.２倍，是英国的１７.３倍。在１８３０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３倍，法国的５.７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仅为中国的４０％。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更直接指出：直到１８００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从他们这些看法来说，清代绝对不是一个停滞的时代，而且，清代经济的增长不是依靠外力，而是自己内部因素成长起来的。虽然这些看法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过去那种认为清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期的看法，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对清代中国经济进行重新评价。西方对明清经济的看法为何会改变如此之大？我以为主要是由于视角的变化。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微不足道。按照安古斯·麦迪森的计算，在１８２０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一直在衰落，而且是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国、欧洲、俄国、美国、印度、日本）中唯一出现人均ＧＤＰ下降的地区。到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中国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仅为５％，人均ＧＤＰ仅为全世界平均数的１／５到１／４。因此可以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贫穷国家。１９７９年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到了１９９５年，中国的ＧＤＰ在全世界ＧＤＰ中的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５％，迅速上升到１０.９％，已超过日本（８.４％）和前苏联地区（２.２％）而仅次于欧洲（２３.８％）和美国（２０.９％）。依照一些西方权威经济学家的预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近２０年来的增长率，那么在二三十年后，中国ＧＤＰ将超过美国。也就是说，在可以见到的未来，中国又将恢复其两百多年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此背景下，研究者的心态也必然发生变化。 在国际史学界，近２０年中对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批判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研究视角的变化。过去之所以轻视中国的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通过工业革命

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第34卷　第4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Vol.34　No.4 JOURNA L OF HENAN N ORMA L UNIVERSIT Y J ul.2007 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郭根山,刘玉萍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　要: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光辉成就的历史时期,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问题在于,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赶不上经济增长的幅度,人民生活质量没有得到与经济增长同比例的提高,中国依然没有脱离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同时,由于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左”倾相互影响,出现了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冒进错误,甚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社会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进行客观公正的判断,因为公众总是直观地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对比,而无需去考察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而历史研究者和党史理论工作者则必须力求再现历史的原貌,从当时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的诸多因素中捕捉这些问题的因果关系,从而得出一个更加接近历史事实的判断,对这些问题作出历史的说明和合理的评价。 关键词:经济增长;高积累;问题;理论分析;评价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359(2007)0420196204 作者简介:郭根山(1963-),河南洛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统计资料表明,1953-1978年间经济高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9%、8.2%和6.0%。这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与经济发展较快的韩国、中国台湾相比也不算低。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24.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GDP 从1952年的342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018.4亿元,第二产业GDP从1952年的141.8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745.2亿元,第三产业GDP从1952年的194.3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860.5亿元[1](P3,4),增幅分别达到471.1%、170.1%、1525.2%和399.3%。 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进程之后,美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大多数学者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稳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但中国总是能从衰退中恢复过来,重新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在1952-1974年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约在6%。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取得这样高的增长率的国家是不多的。尽管存在着许多缺陷,但中国的战略和体制使中国脱离了落后的农业社会,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到工业化的中等阶段,出现了重大的工业和技术变革。1949年,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以异常贫穷、落后为特征,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国家已为人民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衣服和住房,医疗卫生有了保障,人人有工作,并显示出改善的巨大能量[2](P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共产党探索工业化道路的历史经验研究”(2006BDJ005)、 “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思想与实践研究”(05BDJ014) 收稿日期:2007204211 ? 6 9 1 ?

中国近十年取得的重大成就

科学技术创新要想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就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面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主战场，积极探索中国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和高效利用的新道路，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主攻方向在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绿色产业、低碳技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中国近十年来的科技创新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第一，抓住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和挑战，以深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为契机，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技术，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符合低碳、绿色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化体系，走一条低污染、少消耗、高效益的工业化道路。 第二，大力开发稀有资源替代技术、多功能技术，推进洁净煤技术、复杂油气开发技术等转化应用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二次资源利用水平，支撑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着力开发和利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使我国的能源结构向合理、安全、清洁的方向发展。 第三，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过程中环境问题的基本特征，深入研究和准确掌握区域（全球）性自然环境重大问题和科学规律，扎实推进污染治理和废物可再生利用科学技术，在治沙技术、污水处理技术、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等污染治理技术方面成效显着；积极推进生态治理科技产业化发展，大力发展清洁生产技术、低碳技术、高效节能技术、小流域生态治理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工农业生产过程，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生态安全保障。 总之，近十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技术创新才刚刚开始，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科学技术创新仍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

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现状及趋势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国际形势看，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已经启动，但发展前景不明朗；美国自从经历“9．11”事件之后本国经济陷入低迷，至今尚未全面恢复；日本经济则长期低速徘徊.尽管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例如：正式加入WTO；推动APEC的发展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加强同中亚国家的合作等；但整体外部形势依然严峻。这就需要我们从内部经济入手，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在国内经济中，由于存在众多的问题，无法一一列举，所以本文试图从通货膨胀、失业、GDP的增长几个方面来探讨影响中国经济的原因，并且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一、对三条曲线的复合与分析 （一）三条曲线在一个坐标系中的复合：图一（% （二）三条曲线各自特点的分析 A、GDP增长率曲线 1、曲线走势：最近中国十几年的GDP增长率变动呈现前快后慢的特点。在第一个阶段，1991——1996年，GDP增长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平均达到11.6%；而在第二个阶段，1997——2001年间，GDP增长保持平稳中速的增长趋势，平均达到7.8%。前后两个阶段平均增长率差异较大，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2、原因

1）、1991——1996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基于以下方面：第一，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衰退，当时称之为“市场疲软”之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二，邓小平同志的南巡，一方面澄清了许多人认识上的误区，另一方面，他以个人的远见，在宏观上为中国创造了一种宽松、积极的氛围，加速了经济的增长。 2）、1997——2001年经济增速下降，主要是以下原因：首先，在经历了1991——1996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一些经济指标过热，造成诸如通货膨胀水平过高等方面的问题。所以国家在宏观上需要执行一套稳健、收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其次，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没有对我国经济造成直接破坏，但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整体外贸环境。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传统东南亚国家进口市场的缩小，外贸行业整体效益的下滑，对我们这个外贸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来说，对经济增速的下降造成了实际的压力。第三，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要求，我国陆续开放了一批部门和行业，大力下调平均关税水平；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国内原本受到很大程度保护的许多产业顿时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使得这些传统上的经济增长点在实际推动经济增长时显得力不从心。 B、通货膨胀水平曲线 1、曲线走势：1992——2001年中国通货膨胀水平呈现先高后低、先正后负的情况，同样具有阶段性的特点。1992——1996年间，平均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保持在12.2%，而1997——2001年其平均水平仅为－0.6%。两个阶段相差13%，这种有趣的现象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2、原因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 来源：京华时报 201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归纳为：经济下行压力和产能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各种生产经营成本急剧上升与创新能力不足并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分配收入差距过大；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同时，发展经济的优势也有很多。在这种状况下，要有忧患意识，要付出更多努力和勤奋。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Q：如何把握经济状况有什么简单方法？ A：不看经济数据就看煤电油运 2011年一季度到2012年三季度，中国经济连续7个季度增速下行。曾有人问，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把握中国经济状况？我说有，不看数据，就看煤电油运。李克强总理曾表示他观察经济看三个指标：铁路货物运输量、电力消费和银行贷款。西方媒体称之为“克强指数”。我看宏观经济，就看煤电油运。如果煤电油运紧张，说明经济在往上走；如果煤电油运过剩，说明社会需求疲软。 比如说电，生产多少产品就需要消耗多少电。2012年12月，全国日用电量140亿千瓦时，2013年1、2月份日用电量129亿千瓦时。电和经济增长的关联系数，计算起来很复杂，可以从以往的对比中简单看出它们的关系。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47万亿，全国用电总量4.7万亿千瓦时，即一度电带来10元钱的GDP。2013年1、2月份比2012年12月份，一天少用电11亿度，可见经济增长掉到了什么程

度。此外，煤炭库存量的急剧增加、铁路运输货运量的下降，都印证了经济疲弱。 为什么经济会下行？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出口受阻。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需求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中国出口受阻。2011年4月，中国出口增长率为24.9%；2012年4月增长4.9%；2012年7月，出口同比增长1%，扣掉价格因素几乎没有增长。经济学有个概念叫出口依存度，2011年我国的出口依存度是0.25略高一点。这意味着中国有超过1/4的庞大国民经济活动与出口紧密相关。可见，出口受阻，经济不可能不下行。 2012年讨论欧债危机时，都在争论中国要不要救欧洲，我认为要救欧洲。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是：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现在不是这样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已经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现在不是他们烂下去，我们好起来，而是他们烂下去，我们会受牵连。 Q：中国出口为什么会受阻？ A：传统增长方式已到穷途末路 有人认为可以等待外部形势好转，再按照原来的方式方法继续干。我觉得这不正确，对出口受阻导致中国经济下行进行分析后，会发现根本问题在我们自己。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总结出一条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点不能放到外部需求上。我们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程度，把经济支撑点放到扩大内需上。要扩大内需，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结构。1997年到现在，我们在扩大内需、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结构上确实有进步、有成就。但也要承认，我们没有根本性成就，没有实质性进步。所以直到现在，发达国家一有病，我们就咳嗽；他们的经济一衰退，我们的工厂就被迫减产甚至关门。 具体说来，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没有受阻，受阻最严重的是传

中国封建社会衰落的原因分析

中国是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我们有着灿烂的五千年文明，我们有着辉煌的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然而，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之后，中国却被人欺凌。从1840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多年间，中国处于西方列强的蹂躏之下，跌进了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曾经的天朝上国成了世界的鱼腩，成了一些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弹丸小国启灵的对象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探究。 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近代的衰落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更倾向于把它看做一个表面原因。为什么中国的专制统治可以从公元前五世纪一直到1912年清帝溥仪被迫退位呢？这是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的。社会文化是一个社会变化发展的主导因素，他决定了一个社会变化发展的轨迹和走向。所以，导致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特别漫长的社会文化原因才是近代中国衰落的真正原因。但是，在具体分析文化原因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封建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君主个人高度集权和君位世袭。这种基本特征是国家的兴衰主要取决于主个人的品质，即贤明与昏庸。如果，继承皇位的是位贤明的君主，那么国家的前途则是一片光明；相反，如果继承皇位的是位昏君，那么，国家的命运可以想象。贤明的君主上任自然会选拔贤臣，变革制度， 于是一时间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君主昏庸的，就往往奸臣当道、朝纲颓废，社会一片乌烟瘴气，甚至于刀兵四起，国破家亡。这就是所谓的人治——"其人存，其政举；其人亡，其政息"。然而就是由君主个人品质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情况在中国存在了4000年之久。如果没有外界的入侵，或许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由此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由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每一个王朝从建立那天起就注定了灭亡。可悲的是这种兴衰更替在中国重复了4000多年，中国人就是认识不到其中的弊端，不能摆脱他走上别的道路，而这就与中国人受到的思想教育脱不了关系了

全面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应对策略

全面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及应对策略 总的说来30 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国经济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具体说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市场化程度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增长是大起大落还是平稳增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极低，各种商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形成几乎完全由政府管制，市场因素在经济生活中受到极端压抑，计划体制的管制力量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外在的政府干预因素经常冲击正常的经济周期，导致经济多次大起大落。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经济增长？ 其次是宏观调控的完善，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撑，也就是1998 年年中以来扩大 内需的政策，其政策手段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6 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策转向是成功的，理论分析上也站得住脚。扩大内需的政策能使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新特征，还在于这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该项政策组合持续达6 年之久。2004 年积极财政政策逐渐淡出，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是很必要和及时的，避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出现，确保经济稳定增长。政策需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否则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有个很好 的反面案例，就是日本20 世纪90 年代的财政政策。 90 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政策缺乏连续性的影响。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国民生产总值等于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之和2008 年中国消费和投资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为

2012年中国经济的大幅下滑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病彻底暴露

2012年中国经济的大幅下滑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病彻底暴露，尽管有“小四万亿”投资计划之称的铁路大规模投资拉动，中国经济也仅在四季度有一个回光返照，经济下行仍难以阻止。 伴随经济调整，中国钢铁产业可能彻底结束了过去十几年的繁荣期，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2012年钢协统计的大中型钢铁生产企业利润仅有15.8亿元，较前一年的875亿元，大幅下滑98%。鞍钢、马钢、山东钢铁、华菱钢铁、安钢、韶钢……等等一大批钢企连续出现巨亏，反映出中国钢铁工业面临的困境极其严峻。 图一：大中型钢企利润变化 一、二次大战以后世界钢铁产业的发展历程 从世界钢铁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当前中国钢铁产业面临的困境较当时的主要产钢国的境遇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那些国家的钢铁产业面貌或将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中国钢铁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上世纪四十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各个国家重建需求的带动下，世界钢铁工业进入了一个长达30年的繁荣期，在此期间，全球钢铁产量持续增长，到六十年

代各主要产钢国钢铁产量更是大幅跃升，日本钢铁工业异军突起，实现飞跃，并成为世界钢铁强国，到1973年欧美日等主要产钢国的钢产量均达到历史顶峰。 图二：主要产钢国粗钢产量变化 然而，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彻底结束了世界钢铁工业的繁荣。战争是短暂的，也以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失败而告终，然而，阿拉伯国家并不甘心失败，他们拿起石油武器，开始以经济手段来对付欧美等强国。在战争失败之际，欧佩克组织一致决定大幅缩减石油产量，将石油价格由3美元/桶上涨到5美元/桶，到1974年初，又将石油价格暴涨到12美元/桶，引发严重的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又进而演变成世界性经济危机。伴随能源供应的减少以及价格的狂飙，欧美国家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伤害，钢铁、汽车、化工等大量企业因缺乏能源而大幅减产、停产，失业率开始大幅攀升，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创出9%的历史高点，1982年再达到10.8%。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也大幅肆虐，1974年美国的通胀率达到12%，到1980年通胀率又攀升到14%，不断创出历史新高。 由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上世纪继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其持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对经济的伤害之深都极为罕见。1973年美国的钢产量达到1.37亿吨，为其历史的顶峰，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钢铁工业彻底结束了其繁荣势头，产量持续向下调整，由于需求不振，到1982年美国的粗钢产量已降到6600

中国为什么会走向衰落 骆飞

中国为什么走向衰落 10电信1 骆飞20100504146 中国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时期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无论是经济、军事、文化还是技术都排在世界的最前列。但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抓住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契机的西方国家纷纷超越中国，而依旧沉湎于天朝帝国梦的中国迅速走向衰落，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有两个方面：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 第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各国总实力的绝对值会不断增长；但每个国家相对实力的总和不变。一国的相对实力就决定了该国在特定时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因为各国在国际格局中的较量是一个零和博弈，有国家兴起必然会有国家要衰落。十八世纪末，西方各国抓住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中国，他们在世界中的相对实力迅速提高；相应的，中国、印度这些传统强国发展陷于停滞，故相对实力大幅度消弱。 第二：决定国家综合实力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在传统农业社会，决定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因素是农业发展水平，而传统农业主要依赖于劳动力的投入，于是人口总数较多且政治比较稳定的中国、印度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到了十五世纪末期，贸易成为决定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荷兰先后通过海外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国家实力急剧上升，并成为世界性大国；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极度动乱时期，国内政治一片混乱，同时对外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于是对西方的领先优势越来越小。到了十七世纪末期，现代科学革命在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先驱者们推动下开始迅速兴起，科学的兴起为此后的工业革命提供了钥匙。而此时的中国在两位圣明君主的带领下也正经历着封建史上最后一次繁荣——“康乾盛世”，人口的膨胀和政治的稳定所带来的农业经济的极大繁荣以及丝绸、陶瓷等手工业品的出口产生的贸易利润勉力维持着中华帝国庞大的身躯。到了十八世纪中后期，工业实力成为决定国家实力的首要力量，而工业的发展更依赖于技术与资本，比较优势因素也从人口转变为技术和资本。当时中国却已经走到了农业社会的尽头，一方面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技术与资本无法输入，工业发展缺乏条件；另一方面人地关系趋于紧张，传统农业发展停滞；再加上政治局势的动荡，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开始急剧下降，中国正式步入快速衰落期，并成为落后国家。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包括东方的日本先后完成了工业化，并建立了近代的工业体系。而中国却开始了近大半个世纪的战乱，国内战争连绵，国际屡遭侵略，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总而言之，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贸易兴国和工业立国的两次潮流中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忽视了构建国家实力的决定性因素，错失了发展的机遇。 主观因素 第一：过于依赖统治者的决策模式。中国与西方一个很大的差异在于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的治国方略，是一种自上而下拉动的发展模式；而西方更偏向于民间力量推动国家前进，是一种自下而上推动的发展模式。纵观中国历史，凡是国家昌盛时期，无不是由贤明君主积极地运用国家的力量来制定政策，通过政治途径使顺应时代潮流的政策合法化，允许民间的力量兴起，从而促进国家发展。在西方，更多情况下是民间新的利益集团兴起，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为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扫除政治上的障碍；于是国家被迫作出让步，并制定新的政策，由此推动国家发展进步。这一差异导致了中国的发展过于依赖

中国近代落后西方的根本原因

中国近代落后西方的根本原因 中国在秦统一之后超迈于世界，直至十七世纪，西方人仍在称羡中国，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一落千丈，不仅西方列强在中国耀武扬威、颐指气使，而且东方小日本也来趁火打劫，甚至变本加厉。是中国的兵器不行？我们花巨资买来了。是中国的制造业落后？我们也在努力引进。是中国的科学技术阙如？我们正在虚心学习。是中国的制度腐朽？我们变法维新，变法维新失败，我们用革命来打碎它。这一切我们都做了，中国仍然积弱积贫，内无内政，外无外交，加之军阀混战，兵联祸结，中国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我们再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外来佬似乎也和中国生分，迟迟不肯把真本事亮出来，中国衰败依旧，只能任由日本人在中国的大门内外自由地进进出出。 回忆这段历史是痛楚的，总结这一段历史则又是必要的，找出中国近代落后的真正原因，这即是对历史的交待，或许还预示出中国未来的路向。 中国近代落后西方的根本原因是迟迟没有实现市场经济，反过来说也一样，西方在近代领先于中国，是因为它们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1]。翻开世界近现代史，我们就能看到，附丽于中世纪晚期西方独有的自治城市，资本主义这株市场经济之花，得以吸英吮华，含苞待放[2]。在自治城市这块沃土上，资本主义工商业成长迅速，并进而磅薄于全世界。我们已经无数次地说过，商品交换必将产生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以及人们之间的普遍对立，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更是使商品交换这一看似卑贱的角色成为主角，社会的经济生活日益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日益侵入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商品交换所激发出的财富欲望和社会对立，更加激烈更加普遍。一方面，它促使人们努力生产，改善经营，扩大市场，革新工艺，进行科技发明，使社会财富得以永不停息的加增；另一方面，它带着资本的原始冲动和野蛮张力，探寻新大陆，开辟新市场，于是它们驱逐美洲原住民，掳掠非洲黑奴，而后把触角伸向亚洲。 当中国的老大帝国遭遇西方的新锐文明时，焉能不败下阵来！中国想靠买几件枪炮来抵御西方，肯定无济于事；自己设厂制造，形同临渴

最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资料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 今天的中国是过去中国的发展，今天的成就是由昨天的点点滴滴汇集而成的。没有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没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前三十年的创业，也就没有今人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这是不容置疑的。因而在今天对建国后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做个历史的回顾，是非常必要的。 新中国初期，中国的工业几乎为空白，或者说可以忽略不计。但在70年代初期中国工业产值就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中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1397.00亿元，工业总产值为4237.0亿元，按这个数据计算，1978年时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5%，工业总产值是农业总产值的3倍。这也就是说中国在7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初步工业化。并且按实物计算，那时的农业产量也翻了一倍多。中国在70年代末就开始制造核潜艇、能独立修建葛洲坝那样的大工程。这本身就代表了中国的综合工业水平，也代表了中国技术进步的步伐。这一切几乎是从零开始的。以下将从个方面来分析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就。 一．

二．工业成就 解放前，我国工业非常落后，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连一个螺丝钉也要从外国进口。建国后，经过30年的努力，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成就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带基础上，全国工业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1952—1980年，工业投资累计达 3 95519亿元，工业新增固定资产达到 2 734.5亿元，年均新增94.29亿元。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工业生产也得到迅速发展。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为343.3亿元，1980年增至4 99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在28年间增长17.9倍，年均增长11％。从各个时期的工业生产总指数来看，以1952年为100，到1957年为228.6，年均增长18％；到1965年为452.6，年均增长12.3％；到1978年为1 598.6，年均增长11.2％。 在1949—1978年问，我国工业建没的伟大成就还突出表现在一大批重点工程陆续建成投产上。首先是从“一五”时期开始的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由限额694个项目组成的大规模建设工程陆续建成投产；后来一大批举世闻名的项目，如大庆油田，万吨水压机，万吨级远洋货轮及5万吨远洋油轮，10万吨水力发电机组，百万伏高压标准电容器，武汉、南京长江大桥和三门峡等水利工程，以及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批世界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第三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提出，没有作为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就不能确保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缺少必要条件，就不能为我国国有经济的体制创新提供好的借鉴，就不能体现市场的调节作用，就难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有效配置，也就难以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有机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使我国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轨道。1978年至2008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至1978年年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的9.2%与8.5%还略高。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由于搞活了经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也更加丰富了，大家心目中的“三大件”早已不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也不是彩电，冰箱，洗衣机，现在已是住房，汽车，电脑等；又如，由于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人们就业方式也多样化了，国有企业的“铁饭碗”不再是人们唯一的追求，私企，外企，自主创业，个人择业等成了许多新一代年轻人的选择；再如，个人财产性收入增多，投资理财成为热门话题，国债、基金、股票、期货、外汇、黄金等成为很多人的投资手段。 实践证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保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体现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又极大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对于我们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童大焕 中国20年后或将面临全线大衰退

四年前的2010年，中国GDP比日本54742亿美元多出4044亿美元，正式成为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中国人为此着实亢奋了一阵子。随后，英国《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将在2021年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美国《时代》周刊甚至声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成既定事实，21世纪注定是中国的世纪。美国花旗银行一份最新的报告则预测印度将在2050年超过中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我们将很快发现，GDP总量世界第二将有可能是当代中国昙花一现的一个巅峰，它完全有可能迅速从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开启一个相当长期的大衰退旅程。 站在2014的时间窗口上向未来眺望，也许英国《经济学家》和美国《时代周刊》当年的结论都得改写，因为中国的国企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城市化创新红利等已经显而易见地呈现颓势，它们正在全线消失甚至越来越成为未来发展的陷阱。 随着中国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最大也是最后一波城市化浪潮在20年后结束，中国这头沉睡了百年一直没有真正苏醒的狮子将有可能永远沉沉睡去。最迟20年，中国将要面临的是全线大衰退。 这是有别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真正的失去！因为在过往岁月里，我们的自然环境、社会的基础保障、教育的自由、人口增长等等，都已失去太多。不论走到哪里，中国人都堪称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但再怎么勤劳，也抵不住国内不合理制度安排对人口资源、对人的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 美国这样的超发达国家，GDP增速不可能像发展中国家那样快，一般维持在2%左右，有时2%都不到。中国过去几十年GDP增速平均每年将近两位数，但若以此来计算未来多少年中国GDP总量将赶超美国成世界第一，无疑只是在做一个简单幼稚的小学算术题。 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许多变量，这些变量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以往我们津津乐道自以为豪的“中国模式”，事实上正在遭遇戛然而止的短路风险。 中国过去用降低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用政府投资砸出来的GDP不值得夸耀甚至必将成为今后的包袱。 在GDP总量突飞猛进的同时，是人均GDP排在全球105位的靠后位置，而且，我国货币供给(M2)平均增速将近GDP的2倍，于无声处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其不仅造成国进民退、官富民贫的格局，扼杀了国家创新力，而且“做大做强”的往往是一批扶不起的阿斗。 目前，美、中两国GDP分别是167997亿美元和91813亿美元(2013年世界银行统计数字)，美国要高出中国近一半。

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

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 从1840年到1919年的80年间，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斗争具有中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历次的反侵略战争，都是以中国失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的。 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是更根本的原因，正是因为社会制度的腐败，才使得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现状长期得不到改变。第一，清朝后期，封建政治集团闭关自锁、闭目塞听，愚昧无知。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腐败已成不可挽回之势。在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清王朝统治者从皇帝到权贵，大都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御敌之策。由于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和文化保守，一方面使清朝统治阶级封闭自守，妄自尊大，骄奢淫逸，盲目进攻；另一方面又使统治者和清军指挥人员在战争面前完全没有应变的能力和心态，不适应于近代战争，不少将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有的甚至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清政府尤其害怕人民群众，担心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会危及自身统治，所以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清朝统治集团在对外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已经使他失去在中国存在的理由，不推翻他是不能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很明显,正是腐败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阻碍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和组织，这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屡次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落后，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不能对抗新的资本主义。由于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并率先实行工业革命，实力雄厚，武器先进。应着政治的腐败是经济的落后，中国几千年一直以封建自然经济为主导，小农经济有它根深蒂固的局限性：自私、狭隘、保守、落后。它不能为反抗列强侵略提供合格的经济基础。经济技术的落后直接造成军事装备的落后，以及反抗侵略者的军事科学技术和战略战术思想的滞后。指出经济技术的落后时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不意味着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就不应当进行反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一定打败仗。因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武器装备等很落后，而且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这样，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再遭到失败，才成为不可

浅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浅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写作背景 1978年中国开始了一场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经济改革，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效。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4%。1978-1996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GDP增长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平均达到11.6%，然而，1997-2001年经济增速下降，GDP增长保持平稳中速的增长趋势，平均达到7.8%。这一显著的变化不禁让我们想探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经济增长的原因？本文通过解析劳动力数量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探讨这些因素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希望能给中国经济长足发展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的论点是围绕丹尼森对经济增长的分析来描述的，他把经济增长因素归结为六个：劳动、资本存量的规模、资源配置状况、经济规模、知识进展、其他单位投入产量的因素。我在这里主要通过论述劳动力数量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的贡献，来展示它们怎样促进经济的。 正文 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大量外国企业来我国沿海地区开办工厂，使我国逐步成为了世界工厂，经济跨越式发展，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劳动力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创造了无比丰富的物质财富。我国出口贸易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成本低的优势，在国际上占领了一定的市场。尽管近几年来我国的劳动力已不像当初一样廉价，但我国劳动力数量大，总产出就多，也就更能促进经济发展了！根据增长核算的公式 ΔY／Y=αΔN／N+βΔK／K+ΔA／Α 即：产出增长=劳动份额×劳动增长＋资本份额×资本增长＋技术进步它告诉我们，劳动力数量增长促进总产出的提升，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当然，适度的劳动力数量的增长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过度的劳动力增长，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变，供给增加，竞争激烈，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水平质量下降，对商品的需求减少，企业营业状况不佳，就会导致裁员甚至倒闭的现象，更加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就像我国六十年代国家鼓励生育，奉行“人多力量大的原则”，结果却

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

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 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不能低估世界经济下滑对我国的负面影响。第一个影响是出口，为防止出口大幅下滑，我国在财政政策上要积极，应进行结构性减税，减税是放水养鱼；而货币政策上，要在稳健的基础上适度宽松，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对货币资金的合理要求。”徐洪才说，出口下滑会影响大量农民工就业，进而影响消费和经济增长。第二个影响是欧美货币政策有可能出现大的变化，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增大，这将影响到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和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第三个影响是经济下滑使欧美国家人们信心受挫，这种消极心理也影响了我国投资者的信心，表现在股市好不起来。据联合国的报告预测，中国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还会有所下降，大约在8.7%左右。 世界经济的衰退对中国商品期货走势的影响 2006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拐点性变化，其经济增长率从一季度的5?6%猛跌到二季度的2?6%，三季度又下降到2?2%，据预测四季度的增长率在1?8～2%之间。 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拐点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显著衰退迹象，使由房地产市场旺盛引发的“财富效应”大为减退，相应导致自“9?11”以来始终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美国房地产市场显现颓势，始自2005年9月美联储第11次加息，当时美国的基本利率被提高到3?5%，终于打击到了房地产市场近4

年来的飚升，自那时以后，美联储又连续进行了6次加息行动，把美国的基本利率提升到目前5?25%的水平，也使房地产市场的颓势越加明显。 美国的加息行为实属迫不得已。自2003年初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美元对欧元一直在走贬，到2004年末美元兑欧元的汇率已经跌到1：1?3667，与2002年美元兑欧元汇率的最高点相比，已经下跌了70%以上。在美国日益拉大贸易逆差，又无法改变逆差格局的背景下，美国只能用本国资产价格的不断升值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以此来寻求获得弥补贸易逆差的资金，而美元贬值则导致了美国资产价格的同幅度下跌以及资本外流，自2004年初以来，已经有多个月份美国所吸引的国际资本流入规模小于经常项逆差额，这就迫使美国不得不使用加息手段提升美元的币值。但是加息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提升美元币值，但也会打击到本国资本市场，包括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最终还是要压低本国的资产价格。已经可以看到，在进入2006年后，欧元再次出现了对美元升值的势头，全年升值达7%，这也是美联储在进行17次加息后不得不停下加息的步伐的原因，因为靠加息也达不到提振美元的目的了。 在200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显著进入衰退后，美国股市却出现了繁荣景象，道琼斯指数从年初刚过万点，飚升到年末的超过12400点，但是根据有关数据，2006年前11个月，美国股市基金总共仅吸收了147亿美元的新资金，为17来最小规模，与2000年美国股市出现大繁荣时期吸纳的2596亿美元资金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