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滞后并存之谜——基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滞后并存之谜

———基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谭洪波1，2，

郑江淮2

（1.扬州大学商学院，江苏扬州

225009；2.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的

比重和服务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都在不断上升，而中国则不同，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本文在Baumol 、Oulton 和Sasaki 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来解释中国这种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并寻找其原因所在。模型证明了这种状况是由于中国服务业特别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TFP 增长率为零造成的，随后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与日、美、德、法相比，中国服务业TFP 增长率显著低于这几个国家的服务业TFP 增长率。由于服务业中的生活服务业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属于真正的“滞后部门”，因此，中国的服务业TFP 增长率几乎为零主要是由于本应属于“进步部门”的生产者服务业对整体服务业的TFP 增长贡献不足所致。本文的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生产者服务业TFP 增长率对整个服务业TFP 增长率贡献偏低的原因主要是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大规模实现主辅分离以及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像制造业和印度的软件业那样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而且国内生产者服务业市场还受到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的排斥。所以要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升级，就必须大力促进服务业尤其是作为中间投入品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服务业；TFP 增长率；两部门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 （2012）09-0005-13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持续增长，并且在2010年中国GDP 总量达到58786亿美元，正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也逐渐在

[收稿日期]2012-08-12[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自主创新能力增进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研究”（批准号10zd&0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全球价值链引导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批准号11AZD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课题“以产业集群促进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发展”（批准号10JJD790026）；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从路径锁定到路径依赖：全球产业分工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批准号CXLX11_0005）。

[作者简介]谭洪波（1979—），男，山东泰安人，扬州大学商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郑江淮

（1968—），男，江苏淮安人，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

2012年9月

第9期（总294期）

Sep.，2012No．9

China Industrial Econom ics

【国民经济】

优化，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第二产业一直占主导地位，比重维持在45%—50%之间，而服务业始终维持在40%左右，而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人员比重一般维持在60%—80%。

当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也是逐渐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的，但是从各个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是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的，也是在这个阶段服务业增加值占GDP中的比重持续快速上升，甚至有些新兴市场国家在人均GDP还没有达到3000美元时，服务业就已经发展成为第一大产业了，比如印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2010年人均GDP为1265美元，但是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达59.3%，而中国2008年人均GDP就已经超过3000美元，2011年人均GDP已经达到5414美元，但是中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没有明显变化，2011年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3.1%，与此相伴随的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并存不但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历程不同，而且还与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有很大差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呢？弄清楚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建议，而且还可以丰富现有的产业结构变迁理论。

关于中国服务业比重偏低的原因有许多研究，但大体上较为集中的原因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内体制和制度原因。汪德华等（2007）的研究发现契约维护制度的质量与一国服务业比重显著正相关，而政府规模与其服务业比重显著负相关。陈艳莹等（2008）基于中国数据发现政府的控制力是当前制约服务业自由进入退出的首要障碍，因而也是制约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Mattoo et al.（2001）的研究也证实了服务业的自由进入和开放对于服务业发展非常重要，而且认为对于许多国家的政府来说，一些服务行业经济属性之外的兼有属性可能会被过分看重，从而对其实行国有垄断经营，不允许民间资本以及外资进入，而这就可能抑制这些行业的发展。我国的情况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江小涓，李辉，2004；刘培林，宋湛，2007）。第二类是统计原因。岳希明、张曙光（2002）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和服务业本身的一些特点，我国现价服务业增加值被严重低估了，服务业增长率计算也可能存在着偏差。许宪春（2000）也认为我国在工农业与服务业统计的现价、不变价统计等方面存在对工农业增加值高估和对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可能。第三类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开放经济下制造业融入全球化而服务业没有融入全球化的结果（刘志彪，2011；LO et al.，2009；魏作磊，2006；张平，余宇新，2012）。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已融入全球价值链为全世界的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产品，而服务业中可贸易性较高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融入全球价值链，只能为本土企业服务，而且还受到国外服务企业的挤压。

上述三类原因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上述研究也都在某一方面给出了深入分析和解释。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同时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服务业发展滞后为什么会并存，而且这些原因大部分是间接原因，而非直接原因。本文则是从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TFP增长率的差异入手，借鉴并发展了Baumol（1967）和Oulton（2001）的非平衡增长模型，将前人研究的各种原因归结到服务业和第二产业的TFP增长率不同这一点上来，从理论上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并存的现象给予解释，找出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直接原因。因此，我们首先给出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础，在此理论基础上发展Baumol和Oulton的模型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有上述情况发生，然后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并从实证角度验证模型的结论，最后给出本文的结论及服务业TFP增长率趋近于零的深层次原因。

二、理论框架基础及现实背景

美国经济学家Baumol（1967）构建了一个两部门非平衡增长模型，假定一个部门是进步部门，其生产率增长率为正，一个部门是滞后部门，其生产率增长率为零。在这个关键条件下，Baumol得

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资源将不断由进步部门转移到滞后部门，最终劳动力等资源完全转移到了滞后部门，整个经济社会的生产率将停滞。后来的一些学者沿着Baumol的研究思路将其进一步扩展，De Vincenti（2007）将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内生化也得出来与Baumol 相似的结论。Ngai and Pissarides（2007）将部门数量扩展至m个，假设每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不同，仍然得出了与Baumol相似的结论。

本文继承了Baumol（1967）、Ngai and Pissarides（2007）的“生产率增长率异质性”，也就是说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生产率的增长率，这会导致不同的部门的产出和劳动力配置非平衡发展，形成非平衡式的产业结构，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之一。

根据Baumol（1967）的解释，进步部门主要是指制造业，而滞后部门主要是指服务业。Baumol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这些发达国家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很快由制造业大量转向服务业，使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并且在最近20年的时间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逐渐趋缓。需要指出的是Baumol模型中的两个部门都假定是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没有中间产品部门，根据Baumol的举例解释可以看出，教育、表演艺术、餐饮、休闲这些服务行业都属于最终产品服务行业，也可以称之为生活服务业，这些行业一般生产率增长缓慢。而被Baumol忽略的中间服务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如研发服务、软件与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网络通讯等，这些行业依赖于信息化和高科技，因此相对于传统的主要以劳动为投入的生活服务业有较高的生产率增长率。这些行业主要是为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提供服务，因此是中间投入品。由于Baumol假定两部门都是最终产品部门，因此这些行业就没有包含在Baumol的两个部门中，这是与现实不符的地方，也许是由于Baumol那个年代这些中间服务行业还没有足够发达的原因。针对这个不足，Oulton（2001）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来反驳Baumol的理论。该模型同样把经济分为进步部门和滞后部门，但与Baumol不同的是Oulton假设滞后部门也存在生产率的正增长，只是相对于进步部门慢一些。Oulton还有一个与Baumol关键的不同之处是Oulton假定滞后部门只生产中间投入品，而不生产最终产品，只有进步部门生产最终产品。在这些假定条件下，Oulton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仍然不断向滞后部门转移，但是与Baumol不同的是全社会的经济增长并不会停止，而是等于两个部门的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和。Oulton之所以假设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率也是正的，是由于考虑到了许多作为中间投入品的服务业在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下快速发展，这一点与Baumol相比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加贴近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Oulton 的理论解释了Baumol之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新特征，即最近三四十年，发达国家的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者服务业不断发展，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虽然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并没有像Baumol描述的那样发生停滞，除了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外还在继续增长。

因此，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就是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来为其他生产部门提供服务，理论基础就是Oulton将生产者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引入模型分析框架。现实背景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被作为中间品广泛投入到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中，由于ICT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各种贸易壁垒的降低，使得生产者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者服务业最近几十年增长十分迅速，因此本文将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来处理是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背景的。

Sasaki（2007）综合了Baumol和Oulton的观点，仍然在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增长率低于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率的前提下得出：不管劳动和服务产出的替代弹性如何，制造业部门的劳动份额和整体经济增长率都将会下降。Bonatti and Giulia（2007）假设滞后部门只生产提供消费用的最终产品，这一点与Baumol相同，比Baumol进步的一点是进步部门生产供消费和投资用的产品，在这些假设下仍然只是解释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特征。

上述理论都由两部分组成，即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特征。而中国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特征

与上述两种理论所解释的发达国家的特征都不完全相同，两种理论分别只能解释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一部分。首先，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停滞，而是以年均9.8%的速度快速持续增长，虽然2012年上半年受世界性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增长速度短期内有所下滑，但增长速度仍然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不能被Baumol的理论所解释，但可以被Oulton和Sasaki的理论来解释。其次，中国的进步部门（第二产业）仍然占据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并且劳动力也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大量转移到滞后部门（服务业务部门），这与Baumol、Oulton和Sasaki的理论都不同，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试图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角度解释这个问题。Baumol、Oulton和Sasaki都是针对发达国家建立的模型，而中国的发展事实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路径有很多不同之处，本文借鉴Baumol、Oulton和Sasaki的模型建立一个能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来解释上文所提出的问题，并且在第四部分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检验该理论模型。

三、理论模型

本部分在Baumol、Oulton和Sasaki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两部门模型，为了弥补他们模型的不足，我们修改了Baumol、Oulton和Sasaki的部分假设，使之更加贴近中国经济现实。假设1：一个经济体只有两个部门，一个是滞后部门，记为部门1，一个是进步部门，记为部门2。假设2：滞后部门只生产中间投入品，而进步部门只生产最终产品。假设3：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q赞2＞0，滞后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q赞1=0。假设4：滞后部门生产中间产品时只使用劳动投入要素，进步部门生产最终产品时除了使用劳动之外，还使用部门1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假设5：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假设6：两部门的劳动力价格相同。根据假设1-4，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y2=f（y1，x2）exp（q赞2t），y1=x1exp（q赞1t），x i表示部门i投入的劳动力（初级要素），t表示时间。由于滞后部门只有劳动这一种生产要素，因此滞后部门的TFP就是其劳动生产率。由假设5我们可以得到p2y2=p1y1+ωx2，p1y1=ωx1，我们分别称这两个式子为部门2和部门1的收入公式。这里p i表示部门i的产品价格，ω表示两个部门的劳动力价格。因此得到：

p2y2=p1y1+ωx2=ω（x1+x2）（1）（1）式说明整个国家的支出等于要素收入。最终产品部门中的中间投入品占总投入的份额为

p1y1 22=ωx1

（12）

=x1

12

=r1，那么最终产品部门中劳动投入的份额为r2=1-r1。我们分别对两个部门的

生产函数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并进一步关于时间t求全微分得到：

q赞2=y赞2-y1鄣f1

f y觶1

y1

-x2鄣f2

f

x觶2

x2

=y赞2-鄣y2

鄣y1

y1

y2

y赞1-鄣y2

鄣x2

x2

y2

x赞2①（2）

q赞1=y觶1

y1-x觶1

x1

=y赞1-x赞1（3）

由于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所以p2鄣y2

鄣y1=p1，p2鄣y2

鄣x2

=ω，从而得到：

鄣y2鄣y1y1

y2

=p1y1

p2y2

=r1（4）

鄣y2鄣x2x2

y2

=ωx2

p2y2

=p2y2-p1y1

p2y2

=1-r1（5）

将（4）式、（5）式代入（2）式得到第二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与产出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之间的如下关系：

q赞2=y赞2-（1-r1）x赞2-r1y赞1（6）

①y觶1=d y1，q赞

2

表示q2的增长率，其他同理。

引理1：两个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与两部门产品价格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间的关

系如下：q

赞1=ω赞-p 赞1，q 赞2=r 1p 赞1+r 2ω赞-p 赞2。证明：对部门1的收入公式关于时间t 求全微分并利用（3）式得p

赞1+y 赞1=ω赞+x 赞1圯q 赞1=y 赞1-x 赞1=ω赞-p 赞1；对部门2的收入公式关于时间t 求全微分并利用（1）式得：p 赞2+y 赞2=p 1y 1p 2y 2

p 1y 觶1+p 觶1y 1p 1y 1

+wx 觶2+w 觶x 2p 1y 1+wx 2

=r 1（y

赞1+p 赞1）+r 2（x

赞2+w 赞），根据（6）式将上式变形为q 赞2=r 1p 赞1+r 2ω赞-p 赞2，引理1得证。引理2：q 赞2a =p 2y 2wx 2q 赞2，q 赞1a =p 1y 1

wx 1

q 赞1=q 赞1为证明引理2，下面用部门增加值来表示上述过程。记部门i 创造的实际增加值为a i ，两个部门

所创造的总的增加值记为a ，那么整个经济的增加值a 的增长率就是两个部门增加值增长率的加权

平均数，即a

赞=u 1a 赞1+u 2a 赞2，定义p i a 为部门i 的增加值的价格水平，p a 为整体经济的增加值的价格水平。那么，u i ≡p i a a i p 1a a 1+p 2a a 2，u 1+u 2=1。由于两个部门的投入要素都只有劳动一种要素，部门2需要部门1的产出作为中间投入而不是要素投入，因此每一个部门的增加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因此有p i a a i =w i x i ，p 1a

a 1+p 2a

a 2=p a a=w 1x 1+w 2x 2。两个部门增加值意义上的生产率增长率记为q

赞i a

，则有q 赞i a

=a 赞i -x 赞i 。下面我们讨论部门层面上两种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首先在整体经济层面上，用整体经济增加值定义的生产率

增长率与前面定义的生产率增长率是相同的，因此我们用q

赞来表示：q 赞=a 赞-x 赞=u 1a 赞1+u 2a 赞2-（r 1x 赞1+r 2x 赞2）=r 1（a 赞1-x 赞1）+r 2（a 赞2-x 赞2）=r 1q 赞1a +r 2q

赞2a

（7）

由于投入要素只有劳动，因此增加值只来自于劳动，我们可以将部门2的生产函数写成如下可

分的形式：y 2=f （y 1，x 2）exp （q

赞2t ）=h （y 1，a 2），a 2=g （x 2，t ）。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对该变换后的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并关于时间t 求全微分得：

y 赞2=′h y 1

y 觶1

+′h ν2

a 觶2h （y 1，a 2）=鄣y 2鄣y 1y 1y 2y 觶1y 1+鄣y 2鄣ν2ν2y 2a 觶2a 2=p 1y 1p 2y 2y

赞1+wx 2p 2y 2

a 赞2（8）

将（8）式代入（6）式并利用（4）式和（5）式得：q 赞2=y 赞2-（1-r 1）x 赞2-r 1y 赞1=wx 2p 2y 2q 赞2a ，由此得到q 赞2a =

p 2y 2

wx 2

q 赞2，同理可得q 赞1a =

p 1y 1

wx 1

q 赞1=q 赞1，这就证明了引理2。引理2不但反映了两个部门增加值意义上的生产率增长率和总产值意义上的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主要为证明定理2做铺垫。

定理1：中间投入品占总投入的份额r 1与滞后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为：r 觶1=r 1（1-r 1）（1-σ）q

赞1。其中σ表示部门2的生产中劳动力与产品1的替代弹性。证明：首先利用引理1来分析劳动力如何在两部门之间流动。dlog （x 2/x 1）/d t=dlog （x 2y 1·y 1x 1

）/d t =dlog （x 2/y 1）/d t+dlog （y 1/x 1）/d t

=dlog （x 2/y 1）/dlog （MP y 1

/MP x 2

）·dlog （MP y 1

/MP x 2

）/d t +q

赞1=dlog （x 2/y 1）/dlog （p 1/ω）·dlog （p 1/ω）/d t +q

赞1=-σ（ω赞-p 赞1）+q 赞1=（1-σ）q 赞1（9）（9）式说明了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变动，也就是说明了劳动力如何在两部门之间流动，这取决于部门2的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与作为中间投入的产品1之间的替代弹性和部门1的生产率增长率的大小。

由于r 1=x 1x 1+x 2

，所以dlog （x 2/x 1）/d t =-r

觶1/r 1（1-r 1），进而由（9）式得到r 觶1=r 1（1-r 1）（1-σ）q 赞1，这就证明了定理1。

由于假设q赞1=0，所以r觶1=0，这说明只要滞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零，那么滞后部门的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就不会随时间而改变。

定理2：q赞=q赞2，即整体经济不会趋于停滞，在不考虑劳动力数量变化的情况下整体经济增长率等于进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根据引理2，（7）式变为q赞=r1q赞1a+r2q赞2a=r1p1y1

wx1q赞1+r2p2y2

wx2

q赞2=r1q赞1+r21

r2

q赞2=r1q赞1+q赞2，由于假设部门1的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零，即q赞1=0，所以q赞=q赞2，所以整体经济的增长率等于进步部门的生产率的增长率。

这里的滞后部门指的是服务业，进步部门指的是第二产业，因此定理2说明当作为滞后部门的服务业为中间投入品时，一国经济增长不会像Baumol所说的那样“停滞”，而是继续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率基本与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相近。

这个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出的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并没有像Baumol和Oulton论证的那样，即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服务业迅猛发展，并且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直至达到60%—80%，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特别是最近10年，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始终没有明显变化，而是基本维持不变，这与定理1相匹配。其次，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像Baumol模型中描述的和发达国家经历的那样，随着服务业比重不断增加经济增长逐渐缓慢下来，而是一直持续高速增长，这一点可由定理2来解释，而且整体经济增长率与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相一致。那么，中国服务业特别是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否趋近于零呢？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率是否与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相一致呢？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接下来在本文的第四部分中，我们着重从实证方面验证中国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率确实趋近于零而且整体经济增长率也确实与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相近。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三次产业结构变迁比较

由于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逐步实施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我们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比相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和四个发达国家之间的异同，因为中国现阶段仍落于这四个国家，所以我们选取的四个国家的数据比中国更早，日、美、德、法四国数据从20世纪70年代选取，而中国的数据从1990年选取。

从图1可以看出，日本、美国、德国、法国早在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还没有达到3000美元时服务业就成为第一大产业，特别是在人均GDP3000美元左右时，服务业更是发展迅速，在GDP 中的比重达到60%—70%。近年来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又进一步得到发展，美国在2010年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80%，法国也非常接近80%，制造业强国日本和德国也已经超过70%。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始终徘徊在40%左右，相对于日、美、德、法，虽然我国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显著持续下降，但是我国的第二产业与服务业比重在最近将近20年的时间里基本没有明显变化，特别是在2004年之后的几年里，第二产业与服务业的占比差距又呈现出加大的趋势。纵观最近十几年的发展水平，中国的服务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相对平稳，也就是说几乎没有显著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在这里，我们回到定理1，定理1从理论上说明只要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零，那么就会导致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比重相对稳定（即r觶1=0），那么现实经济中我国的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从统计意义上是否为零呢，作为对比，以日、美、德、法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服务业的TFP从统计意义上是否大于零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检验的问题。

2.中国与发达国家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

在上面的模型中，我们假定整个经济社会分为两部门，一个是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是进步部门，一个是生产中间产品的部门，是滞后部门，而且生产中间投入品的部门认为是服务部门，而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是第二产业部门。当然在实际经济中，服务业也提供最终产品，如餐饮、娱乐、旅游等，因此我们这里的中间产品部门不包含这些生活服务行业，而是指生产者服务业，如物流与营销、研发、人力资源开发、软件与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会计、审计、律师、设计、电子商务、网络通讯等，这些生产者服务业大部分属于中间投入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第二产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结构关系并没有显著变化，按照上述理论模型，这是由于我国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零所致。下面我们应当验证我国的生产者服务业的TFP 增长率应趋于零。但是我们获得生产者服务业的TFP 增长率数据的难度很大，因此我们选取中国整个服务业的TFP 增长率来检验其增长率是否从统计上显著为零。如果经过检验整个服务业的TFP 增长率确实为零，那么可以说生产者服务业的TFP 增长率也为零（具体原因见第五部分的分析）。表1和表2分别列出了

9080706050403020100

美国

1998197019851988199019921994199620062000200220042010

2008199819

7019851988199019921994199620062000200220042010

200880706050403020100

日本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服务业

德国

法国

1998197019851988199019921994199620062000200220042010

20081998197019851988199019921994199620062000200220042010

20089080706050403020100

80706050403020100

605040302010

1997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20011998199920002004200220032010

20052006200720082009图1中国与日美德法历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OECD 官方网站和《国际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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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990—2010年中国服务业TFP 及其增长率和日、美、德、法四国1980—1995每五年的TFP 年均增长率，外国的服务业TFP 增长率数据更难以获得，这四个国家的数据是作者根据杨勇（2008）的基础数

据计算得到。虽然日、美、德、法四国的TFP 增长率数据只到1995年，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因为本文分析的是一国某一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迁，分析这个问题要放在一个国家相对应的发展阶段里，而这四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比中国的发展阶段超前，因此其数据只到1995年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我们只关注TFP 的增长率，从表1的数据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服务业TFP 增长率基本分布在零附近，为了进一步验证中国服务业TFP 的增长率是否从统计意义上为零，我们借助于Eviews6.0来做原假设为“均值为零”的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如表3所示，中国1990—2010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值为零”的假设的p 值为

0.7851，显然接受原假设，即1990—2010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平均值为零，这说明中国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统计意义上来说确实是零。再来看日、美、德、法四国，通过四国

1980—1995年的数据可以看出，1%的显著水平拒绝原假设，所以四国的TFP 增长率的平均值不等于零，而且是大于零的，其样本均值为1.1917。这样我们就验证了模型中的关键假设，即中国的服务

业TFP 增长率为零，根据定理1，这就会使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和服务业产值占GDP 的比重没有显著变化，这与中国的事实相符。而日、美、德、法四国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大于零，因此根据定理1，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应该逐步上升，这也与四国的发展事实相符。这就从实证分析上验证了定理1，也找出了中国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不同之处的原因———中国的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几乎为零。

从图2可以看出，尽管中国服务业的TFP 增长率几乎为零，日、美、法、德四国的服务业TFP 增长率显著为正，但是中国经济依然在持续高速增长，并且增长速度显著高于日、美、法、德，原因何在，答案蕴藏在定理2中。根据定理2，只要先进部门的TFP 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就不会停滞，因此只要中国第二产业有较高的TFP 增长率就可以保证中国的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相对于服务业中国的第二产业的TFP 是否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呢？下面我们就来证实这一点。

年份

TFP TFP 增长率

（%）

年份

TFP TFP 增长率

（%）

年份TFP TFP 增长率

（%）

19900.3272-8.6119970.32320.3620040.335-0.1319910.3411 4.2419980.3174-1.8020050.33820.9719920.3568 4.6219990.31840.3320060.3453 2.1019930.3609 1.1320000.3216 1.0020070.3392-1.7719940.3544-1.8020010.3285 2.1520080.3317-2.2119950.3335-5.8920020.3327 1.2720090.3450 4.011996

0.3221

-3.43

2003

0.3354

0.81

2010

0.3401

-1.42

1990—2010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

表1

资料来源：1990—2006年的数据来自杨勇（2008）的测算结果，2007—2010的数据是按照杨勇的方法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测算得到。

年份

日本

美国

德国

法国

1980—1985 1.4 1.1 1.1 1.61985—1990 2.60.7 1.8 2.11990—1995

-0.5

0.6

1.0

0.8

四个发达国家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单位：%

表2

资料来源：在杨勇（2008）整理数据的基础上计算得到，表中数据表示每五年的平均值。

国家中国

日、美、德、法

年份1990—2010

1980—1995

样本均值

-0.1938 1.1917样本标准差

3.21320.8005

t 值-0.2764 5.1567p 值

0.78510.0003样本数21

12*

原假设均值=0

TFP 增长率均值为零的假设检验结果

表3

注：*共4个国家，将每个国家对应的1980—1995年分成3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为五年），这样就有12个样本。

1984197019721974197619781980198219921986198819901998199419962010

2000200220042006200812108642--2-4-6-8

日本8

6

4

2

--2

-4-6美国1984197019721974197619781980198219921986198819901998199419962010

200020022004200620081984197019721974197619781980198219921986198819901998199419962010

200020022004200620088

642--2

-4

-61984197019721974197619781980198219921986198819901998199419962010

2000200220042006200876543210-1-2-3-4

德国

法国

1984197019721974197619781980198219921986198819901998199419962010

2000200220042006200830

25

20

15

10

5

中国

图2

中国与日美德法历年GDP 增速

资料来源：同图1。

（%）

（%）

（%）

（%）

（%）

3.相对于服务业中国的第二产业具有具有较高的TFP 增长率

由于工业和制造业在第二产业中占绝对主体地位并且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只选取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和制造业作为考察对象。表4列出了不同学者计算的中国工业或制造业的TFP 增长率的统计信息。计算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7年间，中国的工业和制造业都保持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由于不同学者测算过程中采用的年份区间或者方法不尽相同，使得测算的中国工业或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也不尽相同，但其差距很小，年均增长率都在1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接近零，但是作为“先进部门”的工业或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在以年均约10%的速度增长，这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中国工业或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与中国整体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非常一致，因此验证了定理2，也就是说，虽然中国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几乎为零，但是由于中国的工业或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因此中国经济没有停滞，而是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服务业比重偏低的局面。

数据类型

制造业企业

面板

制造业企业

面板

制造业28个

行业

工业省际面板

工业32个行业

工业省际面板

制造业28个

行业

研究区间1992—2007

1998—2006

2003—20071998—2007

1998—2003

1998—2005

1999—2006平均数

—

9.50

10.97

8.04

9.70

8.10

9.50（内资）7.60（外资）

中位数15.00—10.258.109.008.10—上四分位数17.00—13.9812.5014.009.70—下四分位数

12.00

—

8.60

2.90

7.00

5.80

—

研究文献Hsieh et al ．

（2011）Brandt et al ．

（2009）陈静等（2010）王兵等（2010）李小平等（2008）涂正革等（2009）李丹等（2008）工业或制造业TFP 增长率

中国工业或制造业TFP 年均增长率的测算

单位：%

表4

资料来源：部分结果来自王恕立和胡宗彪（2012）的整理，部分结果来自作者根据文献整理。“-”表示无法得到该数据。

五、主要结论与进一步原因分析

本文在Baumol 、Oulton 和Sasaki 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部门非平衡增长模型来解释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以及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特征，即伴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偏低。通过理论模型的论证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一是相对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主要是由于中国服务业特别是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几乎为零所致，而且与日、美、德、法相比，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远远低于这几个国家的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二是中国整体经济之所以持续高速增长主要动力源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源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高的增长率。

中国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之所以趋近于零，主要是由于服务业中的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引起的。首次将服务业作为“滞后部门”来看待的是Baumol （1967），但Baumol 所说的服务业仅仅包括生活服务业，没有包含生产者服务业，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的原因。而Oulton （2001）也把生产者服务业看做滞后部门，而这种处理方法是不稳妥的，因为从

OECD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真正的滞后部门应该只是生活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行业都不应该属于“滞后部门”。Wolff（2007）分析了美国1960—2000年的43个行业的数据发现传统的生活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几乎为零，而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相当，Eichengreen and Gupta（2009）对印度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发现。这就说明这些国家服务业中的生产者服务业已经不再是滞后部门，而成为与制造业类似的“先进部门”，正是由于生产者服务业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整个服务业的贡献，才使得日、美、德、法四国的整体服务业TFP增长率大于零。而由本文第四部分中检验可知，中国整体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几乎为零，这其中也包括生产者服务业，因此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是接近于零的，否则应该会对整个服务业有正的贡献。也就是说，生产者服务业在中国仍然是滞后部门，至少从规模上没有发展壮大，因此没有像发达国家一样发展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门”，这正是中国整体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零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偏低的直接原因。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发展成为真正的先进部门呢？也就是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服务业中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趋近于零呢？本文接下来的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趋近于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的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实现大规模主辅分离。现阶段中国的很多生产者服务环节都蕴含在制造业中，没有从制造业中独立出来，这不但会使生产者服务环节增加值的贡献直接计算到制造业中，而且还会进一步产生两种后果。一是由于服务的对象仅限于企业内部，服务对象狭窄，服务规模较小，导致其专业化程度不高，而且由于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初期投入较高，这使得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发挥其规模经济的优势，不利于其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这会使已经分离出来的生产者服务业规模偏小，对整个服务业的贡献不明显。阻碍中国的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大规模分离的主要因素是高企的交易成本，根据科斯和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企业和市场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当企业自己提供某项服务或产品的成本低于外部购买所需的成本时（服务本身的价格再加上交易费用），企业就会自己内部提供该产品或服务，反之则会将该项生产或服务分离出去，从而向外部购买。由于服务这种商品又具有无形性和可度量性弱以及事后才知道其质量优劣等特点，这就决定了服务产品的交易比制造业产品的交易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道德风险和套牢问题，为减少这种不确定性、道德风险和套牢问题，交易双方会制定和签署比制造业产品的交易更加详尽的合同章程，因此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是一种合同密集型行业（Markusen，2005），这就使得服务产品比制造业产品有更高的交易成本，而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还不完善，关于服务业的法律体系也有待于进一步健全，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比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盗版）等，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交易成本，这种高企生产者服务业的交易成本使得制造业企业不愿意从外部购买服务，而是自己内部提供，影响了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离。所以为提高我国生产者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就必须首先采取措施降低服务业市场交易成本，比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服务业相关法规等，以减少服务交易的不确定性、道德风险和套牢问题。

第二，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像中国的制造业和印度的软件业那样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而且其国内市场还受到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的排挤。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全面加入了全球价值链，不管是本土企业，还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这些企业都为处于上下游的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和国际大买家提供成品和半成品。本土企业在与上下游企业的各种合作中可以通过“干中学”或者吸收FDI企业的外溢知识等方式来不断提高的自己管理知识、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这就使得本土制造业企业的TFP不断提高。由于在中国的FDI企业多分布于制造业，其本身的生产效率就比较高，而且它们可以从母公司获得技术上的持续支持，因此FDI企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TFP

的增长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李丹，胡晓娟，2008）。随着各种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运用，生产者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日益提高，这也给生产者服务的离岸外包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但是相对于制造业，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而是仅仅成为本地化的服务供应商。形成对比的是印度软件服务业则抓住了这次全球化浪潮的机遇，利用自身的各种优势积极承接各项国际服务外包，这也带动了印度相关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使得人均GDP只有不到中国人均GDP 1/3印度的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比重超出中国近20个百分点。另外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发展不仅没有能够推动这些区域现代服务业的全球化发展，相反还极有可能受到来自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先进服务业的某种“挤出效应”的排斥（刘志彪，2011），因此中国生产者服务业所服务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而生产者服务业中最有助于TFP增长的是具有规模经济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如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商务服务、咨询服务等，由于这些高级生产者服务业都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服务提供初期要有大量的初始投资，而一旦形成之后又可以重复使用（Raff et al.，2001），因此这些服务业具有较高的固定成本和较低的边际成本，也就是说这些行业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其规模经济优势的发挥有利于形成良性发展和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没有像制造业和印度的软件业那样融入全球化分工，而且其国内市场还受到发达国家生产者服务业的排斥，因此就无法发挥其规模经济的优势，限制了生产者服务业的TFP的提高，所以为提高中国生产者服务业的TFP增长率，应努力扩大其市场规模，比如积极承接国外服务外包等，逐步走向全球化市场。另外，服务业引资方面中国应利用自身广阔的市场优势与国外生产者服务业企业进行博弈，使其加强对中国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和人才培养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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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ystery of Coexistence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Lag of Service Industry in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ector TFP

TAN Hong-bo1，2，ZHENG Jiang-huai2

（1.Business School of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225009，China；

2.Business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210093，China）

Abstract：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ome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the value-added of service share of GDP and labours in service share are rising with the economy growth，whereas the opposite is true in China.In China，with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service industry lags relatively.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other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this paper construct a two-setor model based on Baumol，Oulton and Sasaki’s work.The model proved that the reason of the lag of service industry is TFP of service industry especially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is almost zero in China，which is verified by the later empirical analysis.Furthermore，the growth rate of TFP of Chinese service is far less than Japan，America，Germany and France.Because the consumer services is really“nonprogressive sector”not onl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also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fact TFP of service industry is almost zero in China is due chiefly to the lower contribution of producer service to the overall service industry，which should have been“progressive sector”.Then，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producer service hardly have contribution to the overall service industry，there are two primary reasons for this.First one is that producer service have not separated from manufacture massively.Second one is that Chinese producer service have not incorporate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system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ike Chinese manufacture and Indian software industry and the home market has been crowded out by the foreign producer service.So，to transform and upgrade the industry structure and keep rapid economy growth，som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prompt service especially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which serves as intermediate inputs.

Key Words：economy growth；service industry；the growth rate of TFP；two-sector model

〔责任编辑：王燕梅〕

关于索洛残差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再思考

关于索洛残差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再思考 摘要：本文认为索洛提出的残差法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在理论上虽然具有可行性，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科学性的问题。笔者对中国1952-2004部分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索洛残差法计算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结果进行了分析和平稳性检验并论证了该方法计算的结果不具可信度，并对其可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TFP）索洛残差经济增长 一、对索洛残差法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思考 易纲、樊纲、李岩指出，索洛的主要的理论缺陷来源于以资本存量代替资本服务。这样难以对资本进行准确的估算，另外在实际中资本往往有一部分处于闲置状态，而新旧资本的使用效率也不一样，因此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笔者却认为不仅如此，运用索洛残差法估算全要素生率的可行性值得商榷，因为该方法实质是求残差，而具体使用时又往往是通过计量的方法获得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这里面本身已经存在一个计量的随机误差项，如此计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缺乏准确性，如果回归样本数过小，其计算数值根本不具有代表性。 克鲁格曼认为，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技术进步的话，亚洲各国的技术进步几乎为零。而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也越来越多倾向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过低，我国的经济几乎完全依赖资本的投入。笔者当然同意这种现状的存在的确可以部分解释计量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过低。本文将采用索洛残差的一般方法，根据面板数据，来试图构建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大样本回归，以此测算我国及各省各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分析实证结果证明索洛方法的应用性值得商榷。 二、模型和测算 笔者采用索洛模型 在数据上，笔者采集了1952-2004年的GDP，L，K。由于我们更多地关注1978年之后的生产函数形式，从1952起至1978，每隔3年取一次数据，在回归时将他们与1978年之后的数据视为连续数据，这样就相当于加大了1978年之后

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界定和内涵

1.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界定和内涵（金融发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用机制 与实证分析，周杰琦） 目前学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界定仍未达成共识，全要素生产率是个内涵和外延模 糊的概念（郑玉歆，1999）。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界定对于本文后续理论分析以及实证研究都尤为重要。荷兰学者Tibergen（1942）将时间因素引入到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开创性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全要素生产率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最早起源于Solow（1957）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其目前已成为分析经济增长源泉以及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按照Solow 经济增长理论，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种生产投入要素(如资本、劳动投入、 能源、自然资源等)贡献之外的、由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管理创新、社会经济制度等因素所导致的产出增加。在此意义上，全要素生产率也称为Solow 剩余。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被解释为生产函数的整体移动，而要素投入变化则指要素投入沿着生产函数本身的移动。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被解释是外生的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进步独立于经济体的其他任何变量而产生。有的学者认为，Solow 剩余“测量了我们在经济增长源泉中无法全部解释和分析的因素”，它不仅包含：依赖创新推动的技术进步、通过模仿学习获得的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效率提升，还包含了一系列未知的复杂因素，如数据测量误差、模型变量遗漏、模型设定偏误、经济周期波动的干扰等。然而，Jorgerson 和Griliches(1967)却认为，Solow剩余不过是投入要素不恰当测量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投入要素被正确测量，Solow 剩余则不复存在。由上可见，即便从索洛剩余的角度来界定全要素生产率，学术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外延也未能形成一致的认识。这种局面容易导致有关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出现混乱，甚至妨碍该研究领域的深入向前发展。 以中国情况为例，目前，由于概念定义、数据处理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国内外研究对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的测算结果存在较大分歧，比如，Young(2003)测算的结果为1.4%，Chow (2002) 测算的结果为2.68%，郭庆旺等(2005)测算的结果为0.891%。不过，绝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表明中国经济是典型的粗放型增长，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为了使本文后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结果与其它研究更具可比性、允许采用多种方法估测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后面的实证结果能够得到清楚的解释，在本文研究中，笔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及其内涵做出更为全面而广泛的解释。笔者分析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刨除了资本、劳动、土地、能源、原材料等要素投入的贡献和作用之外，其它所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有机综合体。本文所指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包括Solow 经济增长理论假定的非体现的、能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进步（如创新的管理和组织方法、研究开发投入、创新活动、政策法律等），还包含了与资本质量提高、劳动者素质改进紧密联系的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如投资先进的现代化设备、教育进步所引起的劳动者素质提高）。按照体现型技术的理论，技术进步可以体现在要素投入质量上的改进。就资本投入而言，体现型的技术进步意味着，资本设备在设计、质量和功效方面的改善。对劳动投入而言，体现型的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及知识技能的改进。此外，随机因素和数据测量误差也包括在全要素生产率当中。 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源的类别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变化率、技术效率变动率、资源配置效率、规模效率变化等等。技术进步变化率不能完全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从经济学意义来看，技术进步主要是指新的知识和技能、新生产工艺、新采用的设备或改进的旧设备、研究开发以及新组织管理框架等在经济生产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进而引起人们劳动生产率、经济活动水平的提高。技术效率变动率也不能完全代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技术效率刻画了生产中现有技术的使用状况，Farrell(1957)首先提出了技术效率的估测方法，Farrell(1957)的技术效率是指在给出一定要素投入下，某企业的实际

中国最具影响力10大经济学家北大占4人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评选揭晓 由《世界商业评论》评选的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于10月18日正式揭晓，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名列榜首，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名列第二，而被称为小股民代言人的郎咸平教授排列第三。林毅夫、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茅于轼、樊纲、邹恒甫等七位教授也共同名列榜中。值得关注的是，前三位经济学家均毕业于美国名校，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 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Economist)有5000人，然而，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者不超过100人，而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应该不超过10人。目前而言, 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他们的观点目前处于边缘状态, 世界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中国经济学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主要原因不是中国人不聪明或中国经济规模小, 而在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和教育方法落后，经济学师资力量非常薄弱，本科生带博士生的现象比较普遍！就经济学教育而言，中国甚至还远远不如经济非常落后的印度，英语优势使得印度大学生可以尽快尽早地阅读西方经济学原著。要改变经济学家“数量多，质量次”这一客观现实，中国经济学界至少还要努力15-20年！ 中国经济学家的言论观点事无巨细地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国家大政、行业发展和市民生活。其中还不乏一些经济学家明星，他们观点独到、语言犀利并充满人格魅力。而我们最关心的是哪个经济学家的学术观点站在世界的前沿？谁是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 谁是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谁是商务生活中最有权威的风向标？ 为此，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主编的《世界商业评论》对500位经济学人、财经记者、高级经理进行了专门调查，经过https://www.sodocs.net/doc/3e2776384.html,世界经理人网站网友投票，从15位候选经济学家中选出“ 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评选指标包括3个方面: 学术影响力(60%)、经济影响力(30%)、社会影响力(10%)。学术影响力主要考察在候选人在国际国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被引用次数；经济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对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产业政策的影响；社会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知名度以及话语可信度。详细分析报告将刊登在《世界商业评论》今年第11期上。世界经济学人网站https://www.sodocs.net/doc/3e2776384.html,还将为每个经济学家建立个人网站，以方便经济工作者学习和查阅。 《世界商业评论》以翻译和报道世界级商学院教授、世界级企业CEO以 及世界级经济学大师的文章为主，揭示企业在管理中成功或失败的策略，同时从全球最具权威性财经和管理出版物中萃取领先管理思想和财经话题。《世界商业评论》忠实读者为高级经理和经济学人。

中国经济增长三十年：经济奇迹的解释与展望(宏观专题)

中国经济增长三十年：经济奇迹的解释与展望 郭金兴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300071 内容摘要：本文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至于更长远的历史背景下，试图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对二百年前欧洲奇迹的回应。中国经济奇迹可以从经济发展战略引发的制度变迁、要素投入数量和质量的增加以及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所形成的技术进步来解释。决定中国奇迹发生的主要因素仍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带来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经济在未来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关键词：经济增长、历史大分流、中国奇迹、可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令全球瞩目，因为它不仅改变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方式，使之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并且随着日益深入的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经济问题更多的成为世界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主要的经济转轨国家，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为其它国家和地区提供广泛的借鉴，并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事实，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由于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的不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问题，常常存在着很多争论，并在争论中取得了一些共识，从而增进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认识，推动了相关理论的发展。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论述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下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试图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实际上应当视为19世纪中西方历史大分流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的回应；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奇迹的解释，从经济发展战略、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等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第三部分围绕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中国奇迹是否能够继续。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经济增长方式有关，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模式是由要素禀赋的比例决定。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比例，因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介绍概要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及 其介绍 张五常 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 中文名：张五常 出生地：中国香港 出生日期：1935年12月1日 职业：教授，经济学家 毕业院校：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

简介张五常（1935年12月1日－），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35年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从小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其著作《佃农理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 求学生涯他早年师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尔奇安和科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科斯、巴泽尔共事多年其思想互相影响与激励；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张五常香港的家往往成了他们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他多次陪弗里德曼来中国，与国家领导人畅谈中国改革之大要；他也应邀参加诺贝尔奖颁发大典，被奉为嘉宾；他被选为1997

—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的殊荣，等等。此等际遇，在中文世界的经济学家中，恐怕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最受欢迎的教授“最劣的教师”1991年，在香港大学一些所办的“最差教学奖”的选举中，张五常被选为“最劣的教师”。张五常荣登劣座，几乎全香港哗然！其实，这十分自然，如果按照东方传统的教育模式及标准，张五常的教学肯定会与其要求不合。张五常讲课，从来不备课，也没有讲义，更不在黑板上板书。在他看来，自己天天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即使是正式场合的演讲他也不会有多少准备（如：1991年到瑞典对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的演讲，1998年到美国任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 中国经济制度分析的第一人 率先将新制度分析系统地运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第一人，非张五常莫属了。张五常受著名新制度经济 学大师科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亲传，与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耳儒目染，一代新制度经济学宗师呼之欲出（科斯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多次提到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科斯，1994）。诺斯也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他经济思想的影响。）。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应该是把制度分析的方法系统地引入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张五常将产权制度的分析方法应用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上并创立了“新租佃理论”。张五常

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一)

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一)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的困境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得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正处在转变之中，正从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向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美国、日本的经验相比，吸引巨额国际资本流入是中国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而汇率问题则是中国新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难题。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与美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前，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表现为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外，资本的增长则主要来自国内，而现在，资本的增长更加依赖于外国资本和台湾资本，而需求增长则依赖于本地资源。印证这种变化趋势的是，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气势似乎盖过了珠江三角洲，上海与香港的金融中心之争也是咄咄逼人，如果说香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是外向型经济体系，那么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体系在地缘和传统上则较多是以内向(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这也是近年来跨国公司投资更多的选择上海的原因。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最终要超过国外市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颠倒过来。 翻开世界经济历史地图就会发现，经济大国的近代工业均发轫于沿海，但成功的大国经济很快就转向内地工业资源密集区，至少美国的经济历程是如此。美国经济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而法国、西班牙、荷兰、汉萨同盟则在相反道路上衰弱了。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生产力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但美国人并没有长期沉浸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政策，而是调头西进，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特别是19世纪早期，运输业和通信业的新技术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美国通过其东部沿海的城市纽约和波士顿的金融中心从英国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本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等州建立了炼钢和采煤等新兴工业。这些产品运往内陆，供应芝加哥等新兴城市和西海岸的城市。这些新城市则在美国的腹地开发出新的农业产地以供应世界市场。而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各国等周边国家向美国提供原材料和某些特定的制成品以满足美国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从企业债券到股票融资等金融工具的出现，标志着19世纪末华尔街资本证券市场的成熟，这为20世纪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提供了金融平台，那些20世纪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就是以此为基础成长起来的。结果，半个世纪以后，整个西部地区就为美利坚的民族生产力所充溢，为美国迅速跨入世界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当美国的民族生产力已足以称霸世界时，才打出“世界主义”和“门户开放”的旗帜。 这个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如“西部开发”和“启动内需”仍有借鉴意义。只是，这个经验对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所具有的挑战意味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在成长中具有时序关系的阶段和过程将被压缩在一个较短时期来完成。 二、作为反例的日本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奇迹被归结为这样一种基本发展模式：在日本式经济中，政府为了达到它的(贸易立国、出口导向)目标，在市场中同时嵌入了激励和抑制因素。在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后，日本实行的国家指导而私人所有的经济体制是日本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生产高效的经济体的主要因素。南韩和台湾学习了它的主要原则和机构，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日本对美国的持续贸易顺差，即美国对日本的持续贸易逆差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时，对日本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是它享有特别优惠的汇率，这一汇率是美国在战后占领期间为了帮助日本经济复苏而确立的，名义上1美元可兑换360日元。1971年，尼克松总统结束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货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15年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规模有两个德国那么大，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更是惊呼日本的“威胁”。像尼克松一样，里根政府又寻求利用汇率

全要素说生产率

编辑本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又称为“索罗余值”，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Solow）提出，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编辑本段概述 经济学角度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的含义为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生产率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都贡献于经济的增长。从效率角度考察，生产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国民经济中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从本质上讲，它反映的则是个国家（地区）为了摆脱贫困、落后和发展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由于“余值”还包括没有识别带来增长的因素和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度量上的误差，它只能相对衡量效益改善技术进步的程度。

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M·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形成了现在通常所说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含义，并把它归结为是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 宏观经济学 全要素生产率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具体来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 生产率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 不过，目前学术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的界定还有分歧。本文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 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 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最早由索洛(Solow ,1957) 提出,故也称为索洛残差。在中国,近年来有些学者已开始研究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尤其在克鲁格曼(1999) 提出“东亚无奇迹”的论点后，这一问题更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估算了中国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如舒元(1993) 曾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中国1952 —1990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02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013 %。王小鲁(2000) 同样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中国1953—1999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1953 —1978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117% ,1979—1999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14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19 %。还有一些学者对全要

如何用DEAP进行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一、软件的具体操作 1.建一个文件夹，里面必须有四个文件(Dblank；deap；deap.000；123.dta)前三个文件在一般下载的DEAP Version 2.1中都有，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第四个文件是一个数据文件，一般先在excel中先输入，再复制到一个记事本下就可以，注意在记事本下的数据只有数据，不包括决策单元的名称和投入、产出的名称，并且一定要先放产出，后是投入。例子具体见123电子表格和123记事本。 2.对命令Dblank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保存为12 3.ins文件 3.打开deap软件,运行123.ins 4,回车后自动会有123.out 注意事项：(1) 123.dta；Dblank；123.ins都用记事本打开； (2)数据文件名和命令文件名一定要一样，如例子中都用123 (3)文件夹中一定要包括deap.000文件，如果没有这个文件，打开deap软件，就会出现一闪就没有了的情况。 二，结果的分析 在文件夹中打开123.out，看如下： 1) firm crste vrste scale 1 0.687 1.000 0.687 drs 2 0.814 1.000 0.814 drs 3 0.319 0.709 0.450 drs 4 1.000 1.000 1.000 - 5 1.000 1.000 1.000 - 6 0.336 0.425 0.791 drs 7 0.642 0.648 0.991 irs 8 0.379 0.381 0.994 irs 9 0.702 0.750 0.936 irs 10 1.000 1.000 1.000 - 11 0.304 0.461 0.659 irs 12 0.352 1.000 0.352 irs 13 1.000 1.000 1.000 - 14 0.594 0.929 0.639 irs 15 0.402 1.000 0.402 irs mean 0.635 0.820 0.781 firm：代表例子中的15的样本 crste：技术效率，也叫综合效率 vrste：纯技术效率 scale：规模效率(drs：规模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irs：规模报酬递增) crste=vrste×scale 2)

解读中国经济 读后感

《解读中国经济》读后感 要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必须了解当代中国经济。在此书以前，我一直对“经济”类的书籍敬而远之。原因无非是自己的兴趣点主要是文史哲，经济类的一直没有太大的阅读欲望，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自己对“经济”的许多现象不甚了解，很多时候也是只求表面意会，而不作深究。但是当我接触的事情越多时，现实告诉我必须踏出这一步，不然，就永远限制于自己既定的知识和认识框架内，无法突破出去。庆幸的是，我踏出的这一步，是林毅夫的这本《解读中国经济》。 林毅夫的传奇经历想必不少人已经有所听闻，在此姑且不谈有关意识形态的问题。单就这本书而言，我认为他是透彻地了解中国国情的，同时也是透彻地了解中国经济状况。 这本书里林毅夫主要要回答几个重要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经济那么发达，到了近代却这么狼狈？他不太相信文化决定论。他认为经济发展长远来看就看一个因素，科技的进步。中国古代人口多，市场统一，农民和手工业者试错机会多，所以科技更发达，经济也更繁荣。至于为什么中国近代衰落了，乃是因为近代工业革命使得科技进步更多地来自科学家和实验室，中国由于科举这个激励机制出了问题，徘徊不前，被西方远远地甩在后面。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建国以来，以1978年为分水岭，前后发展，至少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差距这么大？中国工业底子薄，积累少而人口多，选择这条路违背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因此走的非常艰难。这条路一经选择，中国的经济框架就注定了：重工业建设周期长，需要资金，于是政府刻意压低利息；重工业需要进口外国材料，于是人为提高汇率；重工业不能直接改善人民的生活，利润薄，于是一需要垄断，二需要刻意压低原材料价格和工资。 全书下来，让人识得特别是改革以来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也识得“提出问题、援引即有理论、查找理论缺陷、提出新的理论”这样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模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清楚认识自己和别人，找到比较优势，遵循这个比较优势，利人利己！双赢的技巧并非相互的让步，而是找到对于双方重要程度不同的要素进行交换，例如巴以“土地换和平”，其实正是“比较优势”这个经济理论在发挥着作用。

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重庆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实证研究 在认识经济增长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阶段做出判断，揭示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具有转折意义的特征，是理解经济增长过程，从而形成具有方向性和针对性的政策思路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GDP年均增长达到10.4%。随着科学发展观对经济增长方式提出新要求，刘易斯转折点的日益临近，人口因素的变化显现出其长期隐藏的经济含义，即通过减少劳动力的供给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这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既可以成为推动重庆经济迈向一个新阶梯的催化剂，也可能使重庆经济发展陷入一个均衡陷阱。因此，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正确认识经济增长阶段和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将其转化为对重庆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本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并以此作为框架分析重庆经济增长要素贡献及其变化，剖析重庆经济增长阶段及所面临的阶段性变化。 一、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是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生产函数是“在技术水平既定条件下确定某一组要素投入所能带来的最大产出的关系式”。美国数学家柯布(Charles W.Cobb)与经济学家道格拉斯(Paul Douglas)通过研究1899至1922年美国的资本

与劳动力数量对制造业产量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形式为 e K AL Y βα= 其中Y 代表产出量, K 代表资本投入量, L 代表劳动投入量，A 、α、β为未知参数。A 表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α和β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给与模型规模报酬的约束，即假定1=+βα，则αβ-=1,模型变形为： e K AL Y -1αα= 对该生产函数取对数得: 1)LnK -(1LnL LnA LnY +++=αα 方程两边同除以LnK ，变形得： 1) -(LnL/LnK 1]/LnK 1(LnA [LnY/LnK α+++=） 二、经济变量及参数的确定 （一）经济增长要素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扩大，是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的重要结果变量。在实际核算过程中，常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来表示，即以国内或地区生产总值（GDP ）的增长来计算。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分为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 1.要素投入 要素投入主要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资本投入是在流通过程中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 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 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 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 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 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

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

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者其他文明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科学技术上有着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也有数百种之多。曾有中国学者在考察中国与欧洲的发展之后，提出近现代西方科学，工业革命与现代艺术是建立在中国科技、文化、体制与思想的成果基础上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按常理来说，中国的发展应是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而不是落后。针对这个问题，李约瑟本人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努力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 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缺乏实践精神，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最特别的一点是他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有力的批评了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 除了他本人的解答之外，后人针对这个问题也提出了数十种解释。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答案也不尽相同。但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发展是离不开经济的，而经济发达和文化以及科技的发展又密切相关的。因此，李约瑟之谜的答案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是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基础，在封建时代，中国人闭关自守，大力推行小农经济，致使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萌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小农经济本质上是排斥科学的，中国古代曾长期将一些民间创造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就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典型例证。 在中国领先世界时，世界上的各民族由于自然地理的原因，处于相对封闭的隔离阶段。而当西方国家领先时，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联系紧密，交流频繁，具有相互影响性，全球化逐步提高，但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仍旧闭关自守，统治者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切断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致使中国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自亚当 ?斯密以来，经济学家就把自由贸易作为 促进国家繁荣的政策来提倡，事实上，国际贸易对于经济的发展是很有益的。结束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后，中国逐渐开放港口，和其他国家进行良好的贸易往来，使得滞后多年的中国经济逐渐复苏。 中国在经济繁盛时出现了下图的情形。

索罗余值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综述

第46卷 第8期 2019年8月 天 津 科 技 TIANJIN SCIENCE & TECHNOLOGY V ol.46 No.8Aug. 2019 基金项目：天津市重点招标项目“2017年天津市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研究”(18ZLZDZF00210)。 收稿日期：2019-07-18 科学与社会 索罗余值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综述 孟 媛，张 弛 (天津市科技统计与发展研究中心 天津300051) 摘 要：国内外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很多，例如索罗余值法、随机前沿法、数据包络法等，其中应用较为普遍的是索罗余值法。通过简要梳理索罗余值法的推导过程，归纳较为普遍的关于该理论的基本假设(即规模效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的质疑，以及阐述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说明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是不完全准确的。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索罗余值法 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204；F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8945(2019)08-0094-02 Literature Review on Measur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Solow Residual Method MENG Yuan ，ZHANG Chi (Tianj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tistic Center ，Tianjin 300051，China )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measurement method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t home and abroad, such as the Solow residual method, stochastic frontier method, data enveloping method and so on. The Solow residual method is widely used. The gen-eral doubts about its basic assumptions (namely, constant scale benefit and Hicks neutral) are summarized by briefly combing the derivation process of the Solow residual meth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echnical progress is discussed, indicating that the measurement of technical progress b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not completely accurate. Key word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olow residual method ；technical progress 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研究，测算方法不一，包括索罗余值法、随机前沿法、数据包络法等，其中索罗余值法的应用范围较为广泛。本文通过文献综述，简要介绍索罗余值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根据其适用的前提条件探讨测算的局限性，进而阐述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1 索罗余值法简介 索罗[1]并不是第一个将生产函数与生产率联系起来的人，早在1942年Tinbergen 就探索过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索罗的开创性贡献在于他在生产函数和指数方法之间建立了较为简洁且实用的理论联系。 索罗余值法是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CD 生产函数)得到的，以规模效益不变和希克斯中 性(Hicks neutral )为基本假设前提。规模效益不变指 的是在既定的技术水平下，要素价格不变时，产出增加的比例等于所有投入要素增加的比例。希克斯中性指的是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的比率不变。CD 生产函数为： (,)t t t t Q A F K L = (1) 式中：Q t 指的是产出，K t 指的是资本投入，L t 指的是劳动投入，希克斯A t 指的是在资本和劳动投入水平不变时产出增加的部分，即全要素生产率，经常被用以衡量“技术进步”。 上述公式(1)变形，可以得到相对希克斯效率A t /A 0，即Q t /Q 0作分子，生产函数中要素积累的部分F (K t ，L t )/F (K 0，L 0)作分母。但是由于各投入要素的计量单位不同，这样并不能直接得到希克斯效率。 索罗运用非参数指数法，将上述公式变形得到：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Q K K L L A Q Q Q K Q K L Q L A ??=++?? (2)

【最新2019】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或降为2.7%word版本 (1页)

【最新2019】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或降为2.7%word版本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或降为2.7%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10日表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正在呈现持续下滑态势，并将在“十三五”时期进一步降为2.7%。 图片源自网络 请看相关报道： China should take actions to cope with its fall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 a senior expert with a government think tank said Sunday . 1月10日，政府智囊团的一位资深专家表示，中国应采取措施应对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态势。 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是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最终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说，在人口红利 （ demographic dividend ）消失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要寻找新动力。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现下行趋势，他预测全要素生产率“十三五”时期会下降到2.7%。 他指出，要通过四方面措施进行调整：改革户籍制度（ refor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大力推进教育改革，把义务教育扩大到更大范围（ exp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to more people ），提高劳动力的质量（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labor force ）；解决各个领域的产能过剩（ overcapacity ）问题，进一步降低杠杆率（ leverage ratios ）；创造好的制度条件、政策环境，让企业能够自由进入，并让那些不再有生产力提高潜力和没有竞争力的企业退出（ create a policy environment where promising enterprises can easily enter the market and non - competitive ones are forced to exit ）。

当 代 中 国 经 济 学

当代中国经济学 姓名：左佳学号：14091400855 数学与应用数学系0901班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科技、政治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进入 21 世纪，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相互依存。对于经济全球化，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出自各自的利益有许多赞成或批评的意见;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规范和完善还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种多样的。 当前正处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本轮经济周期与以往经济周期相比，经济增长的背景出现了两个新的特点：一是国内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二是以加入 WTO 为标志，中国经济进入全面开放阶段，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背景的改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走势，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转换思维，扩大视角，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研究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是我国经济增长新阶段的新课题。一、经济全球化突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瓶颈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因此，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将突破传统的一国范围而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基础性的调节机制。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仅仅依赖于本国已有的资源，从而可以通过利用世界资源突破中国作为人均资源贫国的资源瓶颈制约，缓解经济快速增长与国内资源有限供给的尖锐矛盾，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在这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中，资源价格的上涨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引起消费价格总水平的上涨，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市场环境是供过于求。我国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的出现，从而为我国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创造出新的空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为中国缓解资源瓶颈，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可能和空间。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既是独立的，又是平等的，一个国家能否先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对于提升其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我国的经济是 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新条件下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特点。 我国目前出现的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是与我国已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国际资源分不开的。二、中国经济增长利用国际资源的风险与收益我国利用国际资源加快发展经济，必然会对国际资源产生巨大的需求，在国际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拉动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对此，已有许多国际人士对中国提出批评，国内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忧。但是，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本国经济，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这具体表现在： 1.我国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必须大规模利用国际资源。 2.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相对来说有利于保持我国的竞争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尽管我国大规模利用国际资源会推动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但这种全球性的价格普遍上涨，却有利于我国竞争力的提升。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经济发展论文：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方法述评

经济发展论文： 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方法述评 摘要: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大致分为两类: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文章以上述分类方法为基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并总结了不同方法在测算中的优势和不足,同时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简要评述。最后,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索洛余值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数据包括分析法 一、引言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具体来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深入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文献,但这些文献对TFP的估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引发了许多争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数据来源和处理方法不同,二是测算方法不同。测算TFP的方法多种多样,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和适用对象,究竟哪种方法更为恰当,哪一个研究的结果更为准确,哪种方法或哪种研究思路对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更为适用?为此,有必要对既有的TFP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利于研究者对TFP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和了解,进而进行科学的计算。 目前测算TFP的方法大致分为两类: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参数方法主要有索洛余值法、拓展的索洛余值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A)法等,非参数方法主要有指数法、数据包络分析(DEA)法等,本文以上述分类方法为基础,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 二、参数方法 1. 索洛余值法。索洛余值法最早由索洛(Solow,1957)提出,基本思路是估算出总量生产函数后,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长率后的余值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故也称生产函数法。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假设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就等于技术进步率。 由于模型简单,合乎经济原理,因此国内外很多学者利用这种方法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如邹至庄(1993,2002)、张军(2002)、郭庆旺等(2005)、涂正革等(2006)等,尽管研究结果存在分歧,但绝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TFP增长十分缓慢,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质量比改革开放以前有了较大的改善;国企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集体企业等。 在利用索洛余值法测度TFP时,存在着如下缺陷和不足: (1)该方法中TFP通过方程的“剩余”计算出来,不能直接求解,这种通过“剩余”得到的计算结果,包括了整个方程的计算误差,由此得到的结果的精确性有待提高。Jorgenson & Grilliches(1967)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实际是一种计算误差,引起这种误差应归因于两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