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革命》与革命研究
《国家与社会革命》与革命研究
曾丰又2013013012
一、本书理论重点
《国家与社会革命》（后文简称《国家》），一部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著作。斯考切波在本书中运用比较历史的分析方法，用非意志论结构分析视角，对1789~1800年法国革命、1917~1921年俄国革命和1911~1949年中国革命进行了严谨细致的分析。在谈及20世纪的革命研究时，本书必然能够占据相当的位置。我将把对《国家与社会革命》的分析作为一个革命研究的引入。
我将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即斯考切波对其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和研究个案选取的论述。第二部分是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原因的结构性剖析。第三部分是对三国社会革命后果的分析。
本书具有深刻的研究特点。历史上来看，流行于美国社会科学之中的革命研究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种途径：聚合—心理学理论、系统—价值共识理论和政治—冲突理论。斯考切波开创了结构性革命分析新途径，其重点在于对少量的重大革命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并非是单个国家的革命进程，也非对大量革命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在这里，比较—历史分析成为第三代革命研究流派的主要分析范式。我对结构性革命分析的理解是，革命研究应当削弱对革命性情绪传播、相对剥夺感和价值失范的传统重视程度。对革命的分析应当回到结构性上来，这也是社会学研究一直强调的重点。
其次，斯考切波强调对革命研究中多个变量的深入把握。她既反对现代化取向，也反对单一的太过简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她在本书中无数次提到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在社会中的相关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果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种非个人性的、非意志论的因素。
除此以外，斯考切波提到了贯穿本书的概念：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她的观点很清晰，即国家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从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出发，作者进而指出了，追求更强大自主性的国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支配阶级相竞争。所以，在此基础上，斯考切波在考察各国的革命性危机时，主要分析了国家与外国军事竞争者、与国内的支配阶级和现存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
斯考切波认为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具有比较分析的价值。同时，他还运用了与反例对比来印证自己研究的结果。她一方面通过球童法来寻找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性危机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同英国、普鲁士时期的德国和日本进行对比，确认其研究结果。
二、本书研究重点
我将进入到本书中，细致地考察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分析，这一分析主要位于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本书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对旧制度下的波旁王朝、沙皇俄国和抵制中国的国家政权、阶级结构和国际环境进行严谨的学理分析，回顾其革命的根源问题。序言中提到，在第一部分中，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如何陷入了危机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农民起义是值得关注的对象。
1．第一部分
从上而下地考量，斯考切波认为，革命是在旧政权崩溃之后产物，“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出现于政治危机之中，而这些政治危机又位于旧制度国家的结构和形势的中心”。她总结出了三国在革命以前的共同点：相当完备的帝制国家，由原生型官僚组织形成，但没有充分官僚化；三国都不能直接控制地方的农业社会经济关系，但都建立在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之上，农民的反叛是帝国重要的威胁；国家与地主上层阶级在控制和剥削农民方面是完全地伙伴关系，但在榨取剩余财富方面，又是竞争关系；三国都无法很好地应对来自国外的压力，因为国内的政治制度性关系和紧张的阶级结构；无论是在农业或非农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不是主导的形式，工商业阶级与土地阶级关系密切。
但三国革命又具有不同点。大体上看，虽然三国都属于之前提到的原生型官僚体制，但是在斯考切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法国和中国，地主阶级能够在帝制国家中占据到优势地位，但是俄国地主阶级并没有太多的实际优势，“中国乡绅能够自然而然地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又把内部分裂的农民置于稳固的社会政治控制之下，从而支配着地方的农村社区”，“法国的地主上层阶级也拥有大量的资产，而且还拥有可以从商业角度加以利用的领主特权”，“而俄国的土地贵族在经济上很虚弱，在政治上面对地位权威时，也处于依附地位”。斯考切波认为，尽管波旁法国和晚期帝制中国其旧制度是在不同的具体时间和环境中垮台的，但是，仍有着相似之处：相对繁盛的上层地主阶级获得了与君主专制对抗的集体政治优势，由于其专制者都希望开启从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触发了组织良好的支配阶级的一直反对。于是旧制度的行政机构和军队无可避免地分崩离析了。俄国的情况虽然最终结果也是同样的分崩离析，但是并没有一个强大的地主阶级的存在，其主要阻碍是农村落后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最终君主专制垮台，中央集权的行政和军事组织走向了瓦解。
接下来，斯考切波就日本和普鲁士作为反例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日本虽然与俄国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明治维新是突然发生的，同时日本工业化未受到落后农业的阻碍，日本也缺乏政治上强大的地主（日本地主虽然富裕，但是被排斥在权利之外，这就是日本工业化未受到落后农业的影响原因）。普鲁士并不通过士绅来收税，大大限制了地主阶级的财富。同时，其改革非常地连续而微小，其冲突也在统治阶层内部，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反抗。普鲁士有着强大的官僚体系，将地主贵族作为服从命令的个人加入到整个国家体系中，并通过强大的常备军加以控制。
从下往上地来看，即强调农民在农业经济、地方政治和阶级关系中的结构性地位对革命的影响，斯考切波加强了其论证的逻辑性。总体上来看，作者认为尽管从之前的分析来看，三国都遇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是紧靠社会政治危机还不足以造成社会革命。只有在政治制度出现裂缝时，农民趁机造反，给予旧制度最后一击，整个社会革命才会到来。梯利认为，“革命是整个社会中的一种状态，而不是社会各个孤立部分的状态“，这也证明了农民反抗的重要性。广泛的农民暴动反过来打击了地主支配阶级的权利和财产，整体上削弱了旧体制社会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破坏了自由主义或反革命的政治和军事基础，为边缘政治精英巩固了革命在中央集权、大众参与的国际组织上的地位，实现了社会革命的改造（周立红，2006）。
在革命过程上，斯考切波并没做浓墨重彩的分析。但是她仍然提出了，革命内容重点在于国家的建设。作为革命领导团体，法国雅各宾派与拿破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共产党并非仅仅是其阶级的代表，他们更重要的身份是国家建设者，是国家自主性的代表。通过他们对社会经济实现的改造，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巩固革命的成果。
2．第二部分
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在分析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后果。博克诺提到，“历史重
大革命都摧毁了其所遇到的国家机器，经过多次的摇摆和实验，革命最终建立了新型的国家机器以取代旧式国家机器，这与社会秩序变迁同等重要”。周立红认为，斯考切波在这部分的分析中避开了革命后政权的阶级性质问题，主要是看到了三国革命带来的不以人意志转移的相似后果（周立红，2006）。
整体来看，法国革命带来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在社会革命危机关头，自由稳定的局面无法得到保障，二是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催生了集权化、官僚化的国家组织”。在整个革命进程期间，法国行政机构规模更加扩大，更加严格地控制着更多的职能，诸如加强了政府对教育系统的控制，加强了政府对整个社会流动机制的控制。同时，在这个时期，政府创建了由国家管理的公共金融。在军事系统方面，法国在这个时期加强了军官的职业化和国民军队的完善，从根本上改变了军官团的功能与组织结构。最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能够侵入到公民生活中去的法国国家。俄国在经历革命之后，产生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官僚国家，运用各种高压手段来推动民族工业化快速实现。其实现主要因为两种力量：农民暴动和城市中的领导阶层。这个时候，党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和民众，具有高度集中的强制性权力，将所有人都纳入到了整个国家体制中去。中国在经历了革命动乱时期的政治斗争之后，出现了一个较之前更为强啊、官僚化的新政治体制。共产党牢牢地掌控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所有公民被纳入到整个体制中去，这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绝对集权和相对分权并存的国家，大力推动工业化和土地改革。
斯考切波看到，三场革命都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国家—更加集权、更加官僚化、更加独立自主地推动着国家的转型发展。当然，我们也能够发现不同点：法国革命之后，国家没有推进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造，而是竭力维护职业官僚制国家，维护私有制和市场关系。而中国和俄国则走向另一条道路。当然，这也是其革命性质的体现。
3．小结
我们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可以发现，斯考切波的确是在结构性上来探讨革命问题。她先分析了第一部分政治危机中的三个方面（君主/支配阶级关系、农业经济和国际压力），再分析了第二部分中农民起义（农村阶级结构和地方政治），再通过逻辑上的相加，综合地分析革命的起源问题。但这是否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公式呢？斯考切波的答案是否定的。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并非是现代世界中仅有的社会革命的变革。斯考切波提到，“我们不能把对法俄中三国革命具体的因果分析随意泛化为能够解释一切现代社会革命的‘一般性革命理论’”。第一个原因在于各国历史背景与国际环境不同，第二个原因在于革命因果模式随着世界历史变迁而变化。这应当怎么理解呢？在我看来，斯考切波主要是想通过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来解释：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中，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是不同的，那么革命的动因也会不一样。
在这个基础上，斯考切波做出了自己的预测：未来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革命不会再是激进的革命，而是渐进和逐步的。
三、革命研究的演进路径
从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引入，我将对已有的革命研究进行一个大致的分析，并提出我对革命研究的思考。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类的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也越加深刻。社会学正式在这一基础上出现的学科，“社会学是一门现代性学科”（盖恩，）。革命研究逐渐成为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中的显学。上至托克维尔，下至斯考切波及其以后的学者，
他们对革命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当今“革命学”的基础。
整体来看，大多学者认为“革命”是“某个社会的国家和阶级结构发生的急速转变，伴随着阶级为基础的对抗”（孔德元，2011）。亨廷顿认为，”革命有别于叛乱、起义、造反、政变和独立战争，革命是对一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是对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的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斯考切波认为，革命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只有当政治转变和社会转变同时满足的时候，才能将革命称作为社会革命。
回顾20世纪西方革命研究，我们可以大致得到一下的演进路径。
早期的革命研究理论带有很强的自然科学研究性质，诸如布林顿等人的“自然历史”研究。布林顿在其著作中借用病理学的概念来类比革命。他认为，革命就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发烧状态，在革命爆发前几代人的时间内，就可以在旧制度中找到未来的社会动荡的迹象，可称之为疾病的“前兆”。在疾病完全暴露出来之时，危机就会出现，时常伴随着精神错乱，暴力的革命者，恐怖统治，在康复期时，高烧退去，病人康复，此时革命也走到了尽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革命研究具有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特征。
之后的革命研究主要是理论模型构建法（李鹏涛，）。在二战之后，社会科学对革命的研究强调通过建构理论模型来分析革命，诸如“系统论”、“行为理论”、“相对剥夺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这一种研究范式强调通过抽象建构出一套能够解释多数革命的理论。当然，这里的弊端也是很突出的，这些研究范式太过于牵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理论建构中，忽略了历史变迁的重要性，走向了强调解释力的极端。
再随后的革命研究即以斯考切波为代表的比较历史研究，目的在于确立革命发生的原因，而不是单纯地描述典型革命进程。这个时期的革命研究特点在于其个案选择，既非大量的统计分析，亦非对单个革命进行描述性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研究方法对于对比研究的强调。这里既有求同性，又有反例验证法。这一代的革命研究调服了第二代革命理论中的非理性前提假设，强调了革命参与群众、革命前的结构性预兆和外来的军事威胁以及经济危机。在巴林顿·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强调了国家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走向，他提出三条现代化路线：英法美的民主道路，即农业完全商业化；日德的法西斯道路，农业处于半商业化状态；中俄的革命道路，即农业商业化程度极低（巴林顿·摩尔，1966）。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第三代革命研究鼻祖摩尔的研究具有的特点——强调从不同国家不同生产关系出发，探讨是否是革命属性的现代化道路。
当前的革命研究又有了新的特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学术界一般是将社会运动和革命分离以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运动研究和革命研究开始互相交流，学者开始探究革命与社会运动的交集。在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在于“革命”的概念内涵变化。此时，革命有了更广和更现代的内涵：“革命是试图改变社会政治体制，并对社会政治权威进行辩护的活动及结果，结果通常伴随着危及已有权威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大众动员和非制度化行动。”我们可以看到，第四代革命理论强调额诸如大众动员、意识形态冲突和对抗权威，将革命性质的范围扩大。
我的观点是，尽管从现在回顾以往的革命研究，难免会发现当时的漏洞，但是这也是历史变迁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斯考切波是非常明智的。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并不存在一种万能的革命解释逻辑。当历史进展到不同的阶段，革命必然会随之产生变化。在社会科学中，无论研究者如何主观地剥离出主要的变量，也难以穷尽所有的因素。
在我看来，革命研究尽管应当考虑到意识形态和领导人意志等因素，但更应当强调的还是结构性因素。在革命研究中，并不存在百分之百的解释效力，且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解释效力也会发生变化。这也是革命研究不断发展的动力。在整个革命研究的变迁中，我能够清晰地看到不同学科对革命研究的独特视角和方法。对于革命的研究，跨学科趋势是必然。
革命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历史学分析发展到了今天的革命文化分析，中间包括了成果卓越的革命结构性分析。
革命的时代并未过去，而有些时候还“被”期盼（徐程，2012）。无论怎么看，革命研究总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事实之上的，脱离不了时代的印迹。正如马克思的精妙分析，“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种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么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但是毫无疑问地，革命研究一直在发展。我也相信，革命研究将会在未来的政治理论、政治社会学中占据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它是如此的重要，同人类的社会转型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如何认识《国家与社会革命》在整个革命研究中的作用？
我认为，《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整个革命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提出结构性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重提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我们能够从斯考切波的著作中发现许多马克思的影子。当然，她更加强调国家的自主性。这种马克思革命理论的重提也与本书的个案选择有关。《国家与社会革命》分析的革命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大革命”，这种大革命显然同结构相关，更能见到的是阶级的冲突。斯考切波并非是照搬马克思革命理论，她强调了马克思革命理论中的不足，她更重视革命的后果，而不是革命的性质。我们可以看到，在斯考切波笔下的革命后果偏向了整个国家政权的建设和推动现代化转型的作用，国家的阶级性质并不在她的重点讨论范围之内。同她的老师巴林顿·摩尔相比，斯考切波更加成功将社会学的结构视角引入到了革命研究之中（相比之下，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具有太多的史实性错误），并重提了马克思革命理论。这是她对整个革命理论演进的推动作用。正如查尔斯·梯利对本书的评价，“斯考切波以清晰的架构和精细的运思对三场革命进行了极具挑战性的比较，该书值得研究、批判、检验、深化和争论”。无论我们如何批判，我们都必须承认，《国家与社会革命》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熠熠生辉。
四、三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斯考切波在书中基本上很少涉及到革命的过程研究，从她对全书的布局可以看出，第一部分讨论社会革命的原因，第二部分讨论革命的结果。当然，她的用意很明显：强调对革命过程的分析完全应当是史学家的分内之事，而不是社会学家的职责。
这样做其实并无大碍。但是事实上，越是脱离革命过程来分析革命，越是容易出现最基本的史实错误。在斯考切波老师巴林顿·摩尔的著作中《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这种史实硬伤数不胜数。在这个意义上，斯考切波比她的老师要好一些。但她的分析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在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中。我们在前文探讨过什么是革命。革命是激烈的、迅速的国家和阶级结构的转变。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1911—1949年的革命过程，实际上是多阶段革命的集合。在这一点上，斯考切波是并没有分析透彻的。事实上，俄国革命也是如此。俄国革命主要由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组成。斯考切波单纯地将俄国革命视作社会革命，这是不正确的。二月革命，从革命的意义上讲，应当属于斯考切波笔下的政治革命，十月革命才是斯考切波笔下的社会革命。同样地，中国的1911—1949年的革命也是由前半段的政治革命和后半段的社会革命相结合的产物。
尽管看上去斯考切波的革命分析逻辑是自洽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我认为，尽管斯考切波是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来分析革命的问题，但同时也应当详尽地占有革命过程的资料，有效地、严谨地对革命过程进行一个总结性质的分析。
2.斯考切波认为，三场革命的性质是相同的。她认为自己部分地借鉴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
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斯考切波认为，革命的目的在于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在她看来，因为革命的目的都在于国家建设，所以其性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忽略。我是不赞同这个结论的。当然，我不是带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偏见来看待这个问题。
马克思认为，革命的目的是，在旧的社会制度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的严重桎梏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的先进阶级推翻旧有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在这种意义上来看，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有的社会形态。
在书中，斯考切波在讨论革命的结果时，重点在于国家政治体系的建设。但是，不同阶级性质的革命形成的国家机器也是必然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只关注一个国家集权与否。斯考切波认为，法国革命若是资产阶级的，那只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意义上，即它巩固并简化了革命前就存在复杂多样的财产权，使之成为简单的个人主义性质的出于独占地位的现代私有财产。在这里，斯考切波甚至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我相信大多数学者是不同意的。钱乘旦指出，斯考切波完全以有没有农民造反作为是不是“社会革命”的标准，将英国革命认同为资产阶级革命，而将法国大革命脱离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钱乘旦，2002）。
在我看来，斯考切波忽视对革命性质的细致考察虽然是她本意如此，但也并非是一个革命研究中合理的选择。脱离对革命性质的考察，单纯地分析革命之后的国家建设，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革命研究。我认为，革命的性质即在于考察“谁”得到了“什么”。这是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脱离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就好比没有了对没有奠基的空中楼阁的考察。
3.在书中，国家潜在自主性是一个贯穿性的概念。国家自主性的存在、丧失和重构是理解社会革命过程的缘起、过程和结果的钥匙（刘忠权，2008）。斯考切波认为，“国家强制组织的结构、它们在整个国家机器的地位、它们与社会的阶级势力及政治动员团体的联系，都是分析处于实际的或潜在的革命形势中国家的重要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斯考切波在此割裂了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关联性，以为社会革命的目的就在于领导集团重建国家自主性的活动。
国家是一个独立于阶级结构之外的产物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还值得商榷。国家自主性的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马克思的国家分析大多是一种针对现实政治的即时性评论，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专著。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中，最出名的便是其工具性国家理论，沿着马克思的国家自主型观察，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丰富了国家自主性理论，形成了不同社会中心论的国家中心论（张勇、杨兴斌，2010）。普朗查斯认为，相对自主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仅是一种统治工具。国家既可以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亦可以满足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制定一些有利于被统治阶级的法律与政策。
回顾斯考切波的比较革命研究中，国家不仅仅是社会斗争的舞台，还是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主体。这种主体会追求自身的利益。我认为，既然国家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由政治家、行政官僚及个别政治机构所构成的决策主体，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的国家利益层次上的利益关系，那么在前现代社会中，或者说是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国家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怀疑。我认为，一种纯粹的国家自主性追求是建立在国家政治体系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即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国家层面的协商到达一种最优解，国家才能够作为自变量发生作用。然而，斯考切波笔下的法俄中是否具有这样的政治体系现代性呢？恐怕还值得商榷吧。
参考文献：
【1】T·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 【2】B·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
【3】孔德元，政治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4】A·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
【5】钱乘旦，“革命”研究：革命的原因、性质和目的—从《国家与社会革命》谈起，南京大学学报，2002
【6】张勇、杨光斌，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脉络，教学与研究，2010
【7】刘忠权，国家构建与国家潜在自主性，学术论坛，2008
【8】周立红，解释革命的新路径：评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史学月刊，2006
1.2.1《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之《早期国家与社会》
潘桥中学八年级历史与社会（学科）教学设计 课题名称：《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之《早期国家与社会》 课时情况：第 1 课时，共 3 课时 作者姓名：伍鼎煜 备注 一、教学目标： 1、认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渊源，通过对比课文材料与现实生活，理解和感受礼乐文明 的基本内涵，增强对礼乐文明的感性认识。 2、能够利用实物或文献资料分析礼乐文明在当时的作用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增强对礼乐文 明的理性认识。 3、在活动与探索中体验求知和学习的快乐，体会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从而增强民族自豪 感，激发继续探索求知的欲望，增强学习的自觉性。 二、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中国古代礼乐文明在周朝得到发展和完善。 2、教学难点：分封制、礼乐制度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的工具。 三、教学方法： 讲授法、合作探究法 四、教学准备： 制作多媒体课件 五、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注意与本单元第一课“亚非大河文明”的联系 亚非大河文明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早期文明特征，教学本课时应注意从制度创设、文字起源、宫 殿建筑、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方面与古代埃及、古代西亚国家、古代印度进行联系与比较。 （二）教学新课 夏、商、周时期，史称“上古三代”，是中华早期国家产生和发展时期。 1.走进夏朝 （1）出示商朝形势图，让学生了解商朝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主要统治地区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一带。 （2）说一说 史籍中有“夏传子，家天下”的说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这之前采用何种制度? 什么是王位世袭制? 历史上将国王权位视为一家一族的私产，实行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制度叫王位世袭制。 （3）出示图1-13，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朝宫殿遗址复原图 发掘确认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9 座。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 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 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 （4）公元前1600年前后，商部落首领汤，灭夏建商朝。 （公元前1046年被周灭亡） （5)概括——夏朝 1)夏朝建立：约公元前2070年，禹
广东省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
广东省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促进我省革命老区各项社会民生事业发展，规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根据《广东省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条例》《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我省革命老区和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粤发〔2019〕11号），参照财政部《革命老区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是指中央和省财政设立，主要用于加强革命老区专门事务工作和改善革命老区民生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第三条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对象为粤发〔2019〕11号文规定的纳入老区苏区振兴发展政策支持范围的革命老区。 第四条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应当遵循突出重点、公开透明、注重实效、强化监督的原则。 第二章资金分配和下达 第五条省财政根据中央下达的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数额，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在年度预算中安排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由省级财政统一分配到市县财政。 第六条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包括定额补助和因素法补助两部分。 定额补助部分按照粤发〔2019〕11号文规定，对24个重点老区苏区县每年每县安排4000万元，对44个其他老区县每年每县安排1000万元，后续视省级财力情况适当增加。乳源瑶族自治县享受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政策。 因素法补助对24个重点老区苏区县，按人均可支配财力、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人口、国土面积等因素分配。用公式表示为：
某县获得因素法补助=因素法补助总额×综合系数占比 综合系数=人均财力系数×20%＋人均支出系数×20%＋人口系数×30%＋国土面积系数×30% 其中，人口系数按照户籍人口、常住人口、财政供养人口数据综合确定；人均财力系数按财供人口人均可支配财力计算；人均支出按照常住人口人均公共预算支出计算。 第七条每年6月30日前，省财政将当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下达市县财政；当年11月30日前，提前向市县财政下达下一年度革命老区转移支付预计数。 第八条市县财政应将省财政提前下达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全额列入年度预算。市级财政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年度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与省财政补助资金一并使用。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不要求县级财政配套，不得为其他专项资金进行配套。 第三章资金管理和使用 第九条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实行分级管理。省财政部门负责制定本地区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政策，分配、下达转移支付资金；确定省以下财政部门的监督职责，定期对省以下财政部门管理和使用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情况开展监督，监督情况应当及时报告财政部。 县级财政部门负责管理、安排和使用本地区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开展绩效评价，将有关情况报省级财政备案。 第十条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在优先落实中央及省规定用途后，可由当地统筹使用。规定用途包括以下方面：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初探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课程考试试卷封面 教师姓名： 日期：2011年01月04日
浅议国家与社会关系 内容摘要：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纪经济学学者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注的是权力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如何分配,即政府控制的权力与社会的自主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理界限，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平衡和确立一种建设性互动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化和协调化，是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过程而演进的，是推动经济民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性资源。本文以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并着重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入手，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并结合我国社会转型期和全球化的实际，探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可行之路。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互动；全球化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纪经济学学者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注的是权力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如何分配,即政府控制的权力与社会的自主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理界限，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平衡和确立一种建设性互动关系。当今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是由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事实引起的。从社会角度而言，它体现了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形成和社会自主能力的提高，人们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渴望；从国家角度而言，它体现了在体制转变阶段，如何界定政府权限、规范政府行为的要求。因此，科学地解答这一问题不仅是学术理论界的事情，而且是迫切的现实问题。 一、以政治社会学视角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 国家只不过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位匆匆过客，只有社会才能与人类共始终。 1. 社会产生国家 国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独立解决不了自身的矛盾，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来管理社会，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发展。国家产生的最初阶段，缓和了社会矛盾，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向前发展创造了条件。 2. 社会支持国家 国家是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而生。国家刚一诞生，社会就赋予其两种职能：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社会在国家的帮助下取得了巨大成功，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必须支持国家的发展才能使社会按正常的脚步向前迈进。）
社会革命与社会改革
?社会革命与社会改革、社会改良的联系是：三者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它们都是为了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运动形式。? 社会改革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某些部分和环节，使该社会制度得到自我完善或持续存在与发展，而对社会体制进行的改善与革新。社会改革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存在于有史以来的各种社会制度中。社会改革可以巩固新生的社会制度或使原有的社会制度持续存在并得到移动程度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社会改革为新社会制度的诞生做量变和部分质变的准备。 当前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质: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揭示的性质和特点来看，我国当前进行的社会改革并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不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相反是要实现兴利除弊，要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具体来讲，当前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质应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它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体制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容都是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如何，往往决定这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所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首要任务就在于紧紧围绕生产力发展这一核心，彻底变革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旧体制。 2．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习惯把计划和市场视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只属于资本主义。? 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志 首先，改革要有利于解放、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衡量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是整个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前提。第三，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条件。第四，改革与开放相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改革的重要方针。第五，改革要采取逐步推进的战略格局。它表现为：社会改革从经济领域开始逐步向政治、文化领域推进；经济领域的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转向城市，从交换关系的改革开始推进到占有关系的改革，从沿海地带开始推进到内地。 ‘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也。 观点3 改革的途径 ?（商鞅认为）一方面要禁止那些不切实用而好高骛远的理想主义，使一切都纳入实际的法治规范，一方面提倡按照法律规则制裁和监督官吏和民众，把所有人的心灵与行动都严格约束起来。达成一个严格、有效的官僚管理系统，形成整齐、规范的社会秩序，以取代早期的基于血缘亲情伦理规范，取代基于心理自律的道德自觉?。
《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之《早期国家与社会》
潘桥中学八年级历史与社会（学科）教案设计 课题名称：《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之《早期国家与社会》 课时情况：第1课时，共3课时 作者姓名：伍鼎煜 备注 一、教案目标： 1、认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渊源，通过对比课文材料与现实生活，理解和感受礼乐文明 的基本内涵，增强对礼乐文明的感性认识。 2、能够利用实物或文献资料分析礼乐文明在当时的作用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增强对礼乐文 明的理性认识。 3、在活动与探索中体验求知和学习的快乐，体会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从而增强民族自豪 感，激发继续探索求知的欲望，增强学习的自觉性。 二、教案重难点： 1、教案重点：中国古代礼乐文明在周朝得到发展和完善。 2、教案难点：分封制、礼乐制度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的工具。 三、教案方法： 讲授法、合作探究法 四、教案准备： 制作多媒体课件 五、教案过程： （一）复习导入 注意与本单元第一课“亚非大河文明”的联系 亚非大河文明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早期文明特征，教案本课时应注意从制度创设、文字起源、宫 殿建筑、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方面与古代埃及、古代西亚国家、古代印度进行联系与比较。 （二）教案新课 夏、商、周时期，史称“上古三代”，是中华早期国家产生和发展时期。 1.走进夏朝 （1）出示商朝形势图，让学生了解商朝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主要统治地区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一带。 （2）说一说 史籍中有“夏传子，家天下”的说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这之前采用何种制度? 什么是王位世袭制? 历史上将国王权位视为一家一族的私产，实行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制度叫王位世袭制。 （3）出示图1-13，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朝宫殿遗址复原图 发掘确认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M。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9座。 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 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 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 （4）公元前1600年前后，商部落首领汤，灭夏建商朝。 （公元前1046年被周灭亡） （5)概括——夏朝 1)夏朝建立：约公元前2070年，禹 2)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启
落实扶持政策 建设革命老区
落实扶持政策建设革命老区 惠来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南方武装斗争的一块热土，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开展武装斗争所依托的根据地。 惠来县现辖13个镇、2个农林场，下辖239个行政村（492个自然村）和33个社区，总人口近130万人。其中，革命老区行政村147个、自然村258个、人口72万人，分别占总行政村数的61.5%、总自然村数的52.6%和总人数的55.4%。为了更好地建设惠来县革命老区，近年来，该县狠抓落实革命老区扶持政策，积极谋划革命老区开发项目，加强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力度，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资金项目向贫困老区倾斜 “去年，海?丰扶持政策确定下来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工作小组。”据惠来县发改局局长林水木介绍，在落实海陆丰革命老区扶持政策的问题上，县委常委会专门听取了关于该县列入海陆丰革命老区扶持 县的有关情况汇报，成立了由县长贝继勤任组长的革命老区开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推动该县老区开发建设工作。 据悉，去年以来，惠来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广东海陆丰革命老区贫困县纳入国家贫 困革命老区扶持范围有关问题的复函》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海陆丰革命老区贫 困县纳入国家贫困革命老区扶持范围有关问题的复函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精神，并要求各镇场、县直有关单位积极谋划革命老区开发建设项目，争取上级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为了落实海陆丰革命老区扶持政策，我们县共谋划了革命老区建设项目504个，计划总投资352.9亿元，申请补助资金204.4亿元。这些项目已经上报给揭阳市发改局，并确认给我县63个，现在有部分项目已经启动建设了。”林水木说，“为了能更好地惠及老区人民，这些项目都会优先向老区倾斜。”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该县对于革命老区的发展非常重视，这几年，县委书记邱辉盛每年挂点老区村，经常深入老区村调研指导工作，帮助老区村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通过落实资金项目支持老区村完善民生基础设施，着力提高老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而对于上级扶持的许多资金项目，县里也会优先考虑安排给革命老区。 据了解，该县财政和扶贫部门联合组织贫困老区村编制了一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计划，初步建立了老区发展建设项目库。在安排财政资金项目时，该县结
七、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精)
七、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 1.现代科技革命是促进现代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现代科技革命，实质上是把科学进步与社会生产在技术基础上的变革结合起来，以科技进步作为社会生产发展的主导因素，对社会生产力进行彻底的质的改造。充分认识和推动现代科技革命，是把握现代社会发展的钥匙。但是，我们不能赞同现代科技革命已经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归于消失的错误观点。 2.在人类历史上，反映生产技术不断完善的技术进步，与反映对世界规律性认识的科学进步，二者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有时相互交错、相互影响，但并未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当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科学和技术趋向一体化，因而产生了科学技术进步〈简称科技进步〉这一新范畴。它意味着，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在工艺上的应用为生产力的新的大飞跃创造了前提。本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中的革命变革与技术中的革命变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决定并形成表征科技进步在现阶段和未来阶段综合过程特点的“科学技术革命”〈简称“科技革命”〉的范畴。现代科技革命是我们时代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革命变革。我们应当花力气自觉地认识现代科技革命本身的特点，同时，必须抵制用科技革命本身涵盖社会革命，或者将它与社会革命分离开来的错误倾向。事实上，科技革命必定有社会革命与其相适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产业革命时，指出了它同社会革命的联系，即一系列社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于形成。现代社会辩证法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先于科技革命，以创造保证实现科技革命的必要的社会条件，并用科技革命来发展和扩大社会革命的成果。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革命先于社会革命，为社会革命准备物质前提，并加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科技革命与社会革命先后次序的不同，表现出现时代历史过程的多样性。其统一性至于，无论在哪种社会发展模式下，科技革命都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物质前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科技革命是生产力革命的最重要内容。 3.现代科技革命改变了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与生产的关系。不能再简单地把科学归诸意识形式。科学——技术——生产之间的一体化和双向作用关系，使得在现代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科学超前于技术
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命老区县市名单
全国革命老区县市名单 江西省 一类老区：兴国、瑞金、宁都、于都、会昌、寻乌、石城、万载、宜丰、铜鼓、上饶、广丰、铅山、横峰、弋阳、万年、德兴市、吉安、吉水、峡江、永丰、泰和、遂川、万安、安福、永新、宁冈、井冈山市、黎川、南丰、乐安、宜黄、资溪、广昌、安远、上犹、信丰、贵溪市、分宜、彭泽、德安、修水、莲花、浮梁、乐平等45个县（市）。 二类老区：南康市、大余、崇义、定南、全南、龙南、赣县、余江、永修、新余市渝水区、湖口、都昌、星子、武宁、九江、瑞金市、萍乡市市区、奉新、高安市、宜春市、靖安、波阳、婺源、吉安市、新干、金溪、景德镇市区等27个县（市区） 三类老区：赣州市、樟树市、上高、玉山、余干、南城、崇仁等7个县（市）。四类老区：东乡、丰城市等2个县（市）。 福建省 一类老区：龙岩、上杭、长汀、永定、连城、武平、漳平、宁化、建宁、泰宁、宁德、福安、屏南、柘荣、武姨山、安溪、福鼎、寿宁、永春、晋江、惠安、光泽、连江、德化、平和。 二类老区县：周宁、清流、沙县、明溪、将乐、霞浦、松溪、罗源、仙游、莆田、古田、建阳、云霄、政和、同安、邵武、福清、南安、诏安、漳浦、南靖、长泰。
三类老区：建瓯、浦城、永安、龙溪、南平延平区、顺昌、长乐、平潭、永泰、闽侯、闽清、石狮、龙海、华安。 海南省 一类老区：琼山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澄迈、儋州（市）东方黎族自治县、屯昌等10个县（市）。二类老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定安、临高、昌江、三亚等5个县（市）。三类老区：海口（市）、昌江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通什（市）等4个县（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类老区：凤山、东兰、巴马瑶族自治县、田东、大化瑶族自治县、德保、乐业、武宣、龙州、天等、博白、宁明、凭祥市、防城市港口区、西林、贵港市、港南区、覃塘管理区、上思、灌阳。 二类老区：百色、田阳、靖西、那坡、田林、隆林、都安瑶族自治县、天峨、河池市、崇左、马山、隆安、大新、横县、上林、象州市、合山市、来宾、陆川、贵港北区、平南、钦州市钦山港区、浦北、灵山、防城港市防城区、贺州市、昭平、临桂、灵川、全州、兴安、资源、龙胜、北海市铁山港区。 三类老区：平果、凌云、宜州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扶绥、宾阳、融水苗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融安、鹿寨、忻城、柳城、柳江、玉林市、北流市、桂平市、东兴市、合浦、钟山、富川、武鸣、邕宁、平乐、恭城、阳朔。 四类老区：南丹、三江、容县、岑溪、荔浦、钦州市钦南区。 湖南省 一类老区：茶陵、炎陵、韶山市、阳市、郴州市北湖区、资兴市、永兴、汝城、桂东、安仁、永顺、张家界市永定区、慈利、桑植、浏阳市、龙山、保靖、石
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
第六讲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 教学目的：让学生理解关于人的学说、社会的学说，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认识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发展的关系，怎样坚持集体主义的时代价值，做坚定的爱国者。 教学重点和难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发展的关系，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教学时数：讲授学时：2个，讨论学时：2个，课外学时：4个 引言： 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国家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能否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是人生的重要课题之一。大学生只有科学地认识人的本质，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把握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履行对祖国、对社会的崇高义务，才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实现自身的价值。 第一节个人与社会 一、关于人的学说 人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从两个方向延伸的：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社会属性，而后者历来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无论是东方的思想家，还是西方的思想家均未能弄清人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汲取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他们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人的本性是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性的不断改变的历史而已。 二、关于社会的学说 （一）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两种： 1、社会契约论（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卢梭） 2、社会有机论（主要代表人物法国孔德、英国斯宾塞） （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结成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人们在生产中相互交往，形成与一
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
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王沪宁 （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第76-82页） 当代世界历史—社会—文化的迅速进展。向各个社会的政治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发展政治体系以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兴盛，已构成各类政治体系的首要任务之一。然而，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动态关系看，在不同结构的社会中，政治发展面临的要求和条件各异。因此，判明一定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构造，并阐释政治体系与日益变化的环境之间的相互运作，是分析政治发展的首要前提。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试图用“工业后社会”作为基本概念，分析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会（1）。这个观点有失偏颇。因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可通约之处固然不少，但若作超越时空的抽象比较，恐有诸多不便。较为合适的方法是根据不同社会的基本类属对其进行剖析。沿波溯源。本文试图在“革命后社会”的框架下，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发展。 “革命后社会”，指经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它包括十月革命以及第二次大战后经历过这一历史过程的诸多社会。至于经过革命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可把它们归之于“独立后社会”的范畴，这里不做分析。在明确了革命后社会的界说之后，首先需要确定革命后社会发展的历程。 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尚不能立即进入革命后社会的发展时期，须经历一个相对的初步阶段，其时间长短因各国国情而异。这一段时期的存在，有其主客观两方面原因。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告诉人们，不同社会之间的更替或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有一个转变时期。因此，马克思主义历来十分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后必须有一个革命化的时期。列宁曾指出这个时期的必要：“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站稳脚跟。诚然，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观念的透视和理解并不一样，有的弱化，有的强化；而由于片面理解所引出的波折甚至灾难亦存在。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化时期的理论本身仍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相吻合的，关键之点在于如何推动这个必不可少的历史阶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二，实际生活表明，革命本身就是—个过程，不可能想象一夜之间就建成一个宏伟壮丽的新的政治体系大厦。爆发革命往往是短期的突发行为，革命阶级通过这个行为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后，社会需要有一个过程来建设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上层建筑。在另一种状况下，革命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取胜，但旧政治体系依然是在短时期内被摧毁的，新政治体系的形成亦需要一个过程。一般说来，改变政治体系的革命力量，在取得政权之前，活动的首要目标是推翻旧政治体系，而非具体设计和着手建立新政治体系。就新政治体系而言，革命力量一般仅有概略性的蓝图，或为之奋斗的理想。在没有取得政治权力之前，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无从谈起；只有取得政权之后，这项任务才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这本身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旧的政治生活从宏观上就其形式而言，可在革命爆发时摧毁之，从微观上就其内容而言，要改变它却需要有相对持久的时间。从原则上讲，爆发革命的任务在于从宏观上和形式上改变旧的政治生活，而内容和微观层次上的改造则不能依靠一、二次突发行为。革命后社会一般需要通过一个过程解决这个问题，完成此项任务。
汕尾市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保护条例
汕尾市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保护条例 【法规类别】资源综合利用 【发文字号】汕尾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2号 【批准部门】广东省人大(含常委会) 【批准日期】2018.09.30 【发布部门】汕尾市人大(含常委会) 【发布日期】2018.10.08 【实施日期】2018.12.01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 汕尾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2号） 汕尾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8年9月10日通过的《汕尾市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保护条例》，已于2018年9月30日经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18年12月1日起施行。 汕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10月8日
汕尾市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保护条例 （2018年9月10日汕尾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2018年9月3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为了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弘扬海陆丰革命精神，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和管理。 已经被公布为文物、历史建筑和烈士纪念设施的红色资源，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红色资源，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海陆丰革命老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留存下来的旧址、遗址、遗迹、文献资料和可移动实物，以及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关的纪念设施。包括： （一）重要机构、重要会议、重要事件、重大战斗的旧址、遗址、遗迹； （二）重要人物、具有重要影响烈士的故居、旧居、活动地、墓地； （三）反映海陆丰革命历史活动、进程、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和可移动实物； （四）与海陆丰革命历史有关的烈士陵园、纪念堂馆、纪念碑亭、纪念塑像、纪念塔祠等纪念设施。 第四条红色资源保护应当遵循保护为主、科学规划、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
国家与社会之间
选自《公共行政》2002年第4期（P19-25） 国家与社会之间 ——论社会中介组织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一、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中介组织兴起的必然性 1．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时期，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同时，加入WTO会对中国市场经济带来巨大挑战。中国的市场经济虽已基本确立，但还不完善、不成熟。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规则不完善；市场服务体系滞后。无可否认，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最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然而，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也会由于垄断、外部效应、公共物品等因素的影响而受到限制，从而出现市场失效的情况。所以，在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市场机制运作的结果不仅达不到理论上的帕累托最优，就连其基本的资源配置功能也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政府就要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方面不仅要面临着市场机制存在着内在缺陷的问题，还要面临着市场机制力量薄弱，不能较为充分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的问题，而且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得好；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和竞争经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主要作用，政府不直接干预市场活动主体的行为，只能通过各种间接手段调控、规范生产经营活动。因而，市场经济必然会划定政府权力的范围，迫使政府重新调整其职责和功能，限制政府的结构和规模。为此，政府又必须在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转移给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市场失效问题，承担政府微观经济管理职能弱化后的部分职能；另一方面又要借助其他力量来填补对某些领域直接参与、直接管理手段的放弃和间接调控机制尚未健全所形成的宏观管理和调控机制的结构真空。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指出，从不发达、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向发达、规范的市场经济的过渡、转轨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历史轨迹，诺思称之为lock in(锁定)和path dependence(路径依赖)。”[1] 而在这种转轨过程中，要避免极易出现的lock in现象，就必须找到一种path dependence，即归根到底要找到一种使市场与政府之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通道。建立在市场契约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行政权力的基础上的社会中介组织就是重要的path dependence。 2．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也称作市民社会、文明社会，他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近现代社会学家共同使用过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指一种不同于国家构造的社会形态。今天，市民社会已成为西方社会普及性的结构形态，也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 中国作为迟发展型国家，国家在启动现代化的初期完全占主导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动员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进行工业化，因而运用政权力量渗透、控制了社会各领域，形成了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关系模式，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两个越位：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越位；国家生活对社会公共(民间)生活的越位。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种模式使国家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国家行动的有效性降低，进而削减了国家的权威，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转变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关系模式已经是非常迫切的了。西方国家现有的国家和社会二元结构模式形成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市民社会通过与王权和国家权力的不断斗争，逐渐确立了市民社会的地位。在市场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国家不断收缩其行动范围，逐渐退出私人领域和非政治性公共领域。这一过程呈现出社会主导国家的特点。西方市民社会尽管有较强的自主性、主动性，但由于国家的被动性调适，西方
《国家与社会革命》读书报告
《国家与社会革命》读后感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一书是一本对革命问题系统研究的经典之作。西达·斯考切波在这本书中所分析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革命？”更具体地说，是为了探寻国家政权陷入危机和冲突发生的根源，但这本书是一种“老问题，新视角”，引导读者从新的角度来看待革命起源问题，斯考切波也由此开启了社会革命研究的第三代浪潮。斯考切波的这本著作不仅对于社会革命的研究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这本书中以扎实而丰富的研究方法为根基，对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本书中，斯考切波选取了法国、中国和1917年的俄罗斯三个发生了社会革命的正面案例，同时还选取了英国、1905年的俄罗斯、日本、普鲁士和德国五个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的负面案例，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比较历史分析，用三个结构性关系展示了她的解释模式：一是国家君主制政府与国内支配阶级的关系，二是国家统治者与国际竞争者的关系，三是农村的阶级关系。在这个框架中，国家是位于阶级结构和国际局势交界的潜在的自主组织。换言之，国家处于国际和国内支配阶层的双重挤压中，而正是在这种双重挤压中的国家所表现出了的自主性能力状况决定是否发生社会革命。从根本上说，革命危机的出现源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它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滞后，与此同时，国家总是处于竞争国际体系中，在外来强国的挑战中常常落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考虑的是国内体制和结构的适当改革，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重振国家，但国内改革的努力常常招致失败：在革命前，波旁法国、诺曼诺夫俄国和大清中国都置身于军事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而它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实现经济突破，因此拥有更强大更灵活的力量。面对军事崩溃和财政危机，君主政府想通过相应的改革增强自己的力量，但这些改革往往会被上层地主阶级所阻碍，同时还受到农业阶级关系的影响。正如斯考切波在书中所说：“由于专制国家组织与上层地主阶级和农业经济的制度化联系，君主政府在作出反应时受到各种限制，在国内阶级结构和国家非常事件的双重压力下，独裁统治和中央集权组织和军队就会崩溃，从而揭竿而起的暴动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改造开辟道路。”可见，对于国家社会革命的发生，外来威胁和挑战是常态，关键在于国家在国内关系结构中的调整适应能力。如果在外来威胁面前，国家能够保持自主性，仍然具有足够的自主行动能力，左右支配阶级，能够控制农民起义的发生，那么社会革命就可以避免。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自主性对于社会革命的发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斯考切波在书
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申报
关于揭西县大北山革命历史纪念馆 申报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请示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我县地处粤东大北山区，是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了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者的光荣传统，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不忘历史，饮水思源，为建设祖国而努力奋斗，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2008年建成并设置了大北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纪念馆展出了大革命东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粤东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史料、文物等。现该馆已成为揭西县乃至揭阳市一处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平台。先后被命名为“广东省公安消防部队思想教育基地”、“揭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阳市干部教育培训实践基地”、“揭阳市廉政教育基地”。为进一步提升该馆爱国主义教育功能，把该馆打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进而把大北山革命精神宣传辐射到周边地区乃至全省、全国，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现向省委宣传部申请把“大北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列入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专此请示，请省委宣传部给予大力支持是昐。 中共揭西县委宣传部 2014年3月15日
附：大北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相关材料 一、大北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历史背景：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两度东征在揭西境内进行了著名的“棉湖战役”和“河婆战役”。其中发生在揭西的“棉湖之大功山战役”是东征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亦是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此次战役是国民革命军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扭转了整个战局。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中正、党代表兼任中央农民部长的廖仲恺、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苏联顾问加仑、总教官何应钦等第一次东征时驻扎在揭西棉湖兴道书院；第二次东征时驻扎在揭西河婆大光学校（现为公安局技术科）。当时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身患胃病、眼疾，在河婆中华医院二楼治疗，彭克猷院长亲自为他做的手术。周恩来、蒋介石等曾为河婆大同医院捐款，后来周恩来给彭克猷的来过信，现原件在揭西县博物馆珍藏。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五华县委书记古大存在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到大北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和建立农会，组织赤卫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潮汕地下组织在这里建立广泛的秘密活动据
景跃进：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精)
景跃进：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 关键字：领导乡镇国家关系政治自治社会村民组织社会关系 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 ——从基层实践看中国政治的特点 景跃进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749】【字号：大中小】 “国家与社会关系”与“党政关系”是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广为人们运用的两对概念。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两对概念或范畴所揭示的社会-政治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于我们思考和运用这两对范畴具有什么意义？就此一主题而论，文章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不过笔者讨论的进路是具体的，确切点说，这一讨论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政治的背景。文章首先反思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运用脉络，其次围绕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两委“一肩挑”现象，解析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注：本文的观点最先发表在拙著《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和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一书。2004年5月曾作为会议论文提交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政治与政党发展”研讨会。此次在杂志上发表，笔者作了一些技术处理。）。 一、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既有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消退，“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普遍采用的一个分析术语（注：这一范畴首先是通过市民社会的讨论而引入学界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的一系列专题文章在大陆学界开启了这一学术话语。从理论上说，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一种特定型式，关于它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存在一定的争论。不仅如此，有的学者对国家与社会二分法是否适合于中国也提出相应的疑问。对此，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尽管如此，随着自由主义著作在国内的大量引介和影响日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畴越来越为人们普遍接受。杨念群：《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方法及限度》，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第12期。黄宗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载于甘阳主编、哈贝玛斯等著《社会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导论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在乡村政治（尤其是村民自治）的研究中，无论是理论文章，还是经验研究，它几乎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研究范式。
《国家与社会革命》与革命研究
《国家与社会革命》与革命研究 曾丰又2013013012 一、本书理论重点 《国家与社会革命》（后文简称《国家》），一部著名的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著作。斯考切波在本书中运用比较历史的分析方法，用非意志论结构分析视角，对1789~1800年法国革命、1917~1921年俄国革命和1911~1949年中国革命进行了严谨细致的分析。在谈及20世纪的革命研究时，本书必然能够占据相当的位置。我将把对《国家与社会革命》的分析作为一个革命研究的引入。 我将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即斯考切波对其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和研究个案选取的论述。第二部分是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原因的结构性剖析。第三部分是对三国社会革命后果的分析。 本书具有深刻的研究特点。历史上来看，流行于美国社会科学之中的革命研究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种途径：聚合—心理学理论、系统—价值共识理论和政治—冲突理论。斯考切波开创了结构性革命分析新途径，其重点在于对少量的重大革命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并非是单个国家的革命进程，也非对大量革命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在这里，比较—历史分析成为第三代革命研究流派的主要分析范式。我对结构性革命分析的理解是，革命研究应当削弱对革命性情绪传播、相对剥夺感和价值失范的传统重视程度。对革命的分析应当回到结构性上来，这也是社会学研究一直强调的重点。 其次，斯考切波强调对革命研究中多个变量的深入把握。她既反对现代化取向，也反对单一的太过简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她在本书中无数次提到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在社会中的相关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果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种非个人性的、非意志论的因素。 除此以外，斯考切波提到了贯穿本书的概念：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她的观点很清晰，即国家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从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出发，作者进而指出了，追求更强大自主性的国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支配阶级相竞争。所以，在此基础上，斯考切波在考察各国的革命性危机时，主要分析了国家与外国军事竞争者、与国内的支配阶级和现存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 斯考切波认为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具有比较分析的价值。同时，他还运用了与反例对比来印证自己研究的结果。她一方面通过球童法来寻找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性危机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同英国、普鲁士时期的德国和日本进行对比，确认其研究结果。 二、本书研究重点 我将进入到本书中，细致地考察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分析，这一分析主要位于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本书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对旧制度下的波旁王朝、沙皇俄国和抵制中国的国家政权、阶级结构和国际环境进行严谨的学理分析，回顾其革命的根源问题。序言中提到，在第一部分中，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如何陷入了危机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农民起义是值得关注的对象。
国家与革命
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苏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 1917年8月—9月
前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和激化，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帝国主义时代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形式，则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已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各国经济的严重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时空前加重的压迫和剥削迫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奋起斗争。欧洲许多国家在客观上出现了革命的形势，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当时的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治实践上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国家问题恰恰是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搅得最乱的问题。特别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严重地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了捍卫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批判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歪曲，列宁从1916年秋天起就精心研究国家问题，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大量文献，翻阅了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的著作，在1917年1-2月间作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准备写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论文。 1917年3月，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国内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积极争取群众，为和平地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斗争。但是，在当时的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却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奉行妥协投降的政策，致使政权完全落入反革命资产阶级手中。七月事变标志着形势的急剧变化，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告结束，反革命势力开始向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猖狂反扑，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这时，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一般现实意义，而且具有了最迫切的意义。为了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向他们说明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应当做些什么，列宁在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中开始撰写《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的著作。 本书分为六章，列宁原来打算写的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只开了一个头，因忙于直接领导十月革命而没有写成。 在第一章中，列宁根据恩格斯的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最基本的观点，说明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职能、国家消亡与暴力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他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压迫阶级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而无产阶级国家只能“自行消亡”。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同时，列宁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国家看作阶级调 和机关，以为有了普选权，资产阶级国家就能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等错误观点，着重揭露了考茨基“忽视或抹杀”暴力革命的行径。 在第二章至第四章中，列宁按照历史顺序叙述了1847年至189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观点的发展。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欧洲1848年革命的前夜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利用这种政治统治剥夺资产阶级，把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而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列宁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