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几个基本问题
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几个基本问题
先刚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Plato’s Unwritten Doctrine
关键词：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未成文学说本原学说图宾根学派
提要：柏拉图，出于对书写著作的批判认识以及自身哲学活动的独特性，明确宣称在自己的对话录著作之外保留了他最根本的学说。在此更体现出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苏格拉底的理论和实践对柏拉图的决定影响：哲学的内传和口传。依据亚里斯多德以及学园、逍遥学派的内部记述，我们得以重构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整个柏拉图哲学的内核和根基。通过对这几个基本问题（对任何柏拉图研究而言）的探讨，我们希望揭示出一种新的理解柏拉图的思维维度和方法。
作者：先刚，1973年生，现为德国图宾根大学（Universit?t Tübingen）哲学系博士生。
前叙
通常，要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阅读、研究他的著作。要理解康德，得阅读《纯粹理性批判》，要理解黑格尔，得阅读《逻辑学》……并且，如果可能或者必要的话，阅读哲学家的全集（包括书信、笔记、手稿以及一切纪录在纸片上的东西）。人们相信，著作是哲学家生命和灵魂的延伸，是哲学家的思想忠实的守护之地。在这个意义上，叔本华强调：“对于所有那些真正的哲学家，人们只有从他们本人的著作中才能领略到他们的学说……因此，谁要是感受到了哲学的驱动，都必须到哲学家的著作的寂静的圣殿那里寻找不朽的导师。”1同样，叔本华坚持认为：“如果谁希望从根本上理解我的哲学，则必须阅读我的著作的每一行字。”2无疑，这是绝大多数哲学家的心声。
叔本华的言辞实际上代表了近代以来对于书写著作的一种普遍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决定了著作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支配着哲学家表述自己思想的方式。我们归纳出这种态度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对著作的根本性的尊崇，相信著作表达了哲学家终极的哲学思想；第二，对著作的绝对性的尊崇，相信著作是哲学家的思想的完整的、唯一的载体，舍此之外别无其他。
但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可以把这种态度或者说方法照搬到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去呢？著作是否代表着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活动（Philosophieren）的全部？著作在他们的哲学
1Arthur Schopenhauer, S?mtliche Werke, Hrsg. von Wolfgang Frhr. von L?hneysen (Stuttgart/Frankfurt a.M.: Cotta-Insel, 1960). Band 1, S. 22-23.
2Arthur Schopenhauer, S?mtliche Werke, Hrsg. von Wolfgang Frhr. von L?hneysen (Stuttgart/Frankfurt a.M.: Cotta-Insel, 1962). Band 5, S. 827.
活动中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当人们把近代以来的思维模式（对著作的根本性和绝对性的尊崇）应用到古代哲学家——比如柏拉图——身上的时候，这样做是合理的吗？
一．柏拉图对书写著作的批判
柏拉图在《斐德罗》（274以下）里讲述了一个传说：埃及的古神托伊特（Theuth）发明了“数”、“算术”、“几何学”、“天文学”、“棋”、“书写”等，并带着这些东西去见埃及国王塔姆斯（Thamus），让他转送给他的所有臣民们。塔姆斯问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于是托伊特便一件一件地解释，直到最后谈到“书写”。托伊特宣称，这样东西将会使埃及人更有智慧，更能记忆事物，因为“它是作为记忆和智慧的工具而被发明出来的。”（274e）然而塔姆斯国王毫不领情，当头予以驳斥：
那些学会了书写的人就会忽视记忆，这样一来,书写反而在他们的灵魂里带来遗忘。因为人们一旦信任书写作品，就会习惯于通过陌生的符号从外面来提醒自己，而不是从自身内部通过独立思考得出那些东西。所以说，你不是为了增强记忆力，而是为了颠覆它才发明出这个工具。（275a）3
托伊特在希腊神话里有时也等同于赫尔默斯（Hermes），后者在传说中也是书写文字的发明人。柏拉图在讨论之前一开始先追溯到书写在神那里的起源，表明了他对于书写著作的批判的根本性。书写是一个工具。各种工具为人们的活动带来了轻松方便，这无庸置疑。同样真实的是，工具也为人们带来了惰性和依赖性，使得人们离本真的事物越来越远。当人们对工具——包括书写著作这个工具——的态度发展到一种根本性和绝对性的崇拜时，人也就走上了工具化和物化的不归之路。然而哲学活动绝不是轻松方便的事情，哲学思考的对象既不是工具本身，也不应该受到工具的遮蔽。柏拉图并不否认书写著作的工具功能，但仿佛为了预先警示未来那些将“宝书”、“经典”乃至书写著作本身捧上天的后人们，他对这个工具的功能作出了清楚的限定：
因此，……书写下来的文字的功能仅仅在于，提醒有识者回忆起著作所讨论的那些事物。[除此之外，]谁要是赋予书写下来的文字更多的意义，那么他就处于莫大的天真幼稚之中，而且真的没有领悟阿蒙[Ammon，托伊特的另一个名称]的神谕。
（275d）
可见，在柏拉图看来，书写著作唯一的功能就在于提醒、备忘，“这些书写下来的文字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仅仅是作为有识者的备忘工具”（278a）：一方面为了著作者本人，将回忆“储存”起来，以备将来年老健忘时之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那些能够探索哲学活动的“痕迹”——而不是哲学活动本身或其对象——的人。（参阅276d）
这只是就“最好的情况下”而言。然而在现实中，书写著作更多地是处于糟糕得多的
3本文引用的柏拉图依据Platon, S?mtliche Dialoge, übersetzt von Otto Apelt, Constantin Ritter, Kurt Hildebrandt, Gustav Schneider, Leipzig: Meiner, 1922-1923; Hamburg: Meiner, 1988。必要时参照原希腊文。
状况中，这才是柏拉图所强调的。在这里，柏拉图将书写著作和绘画作品做了一个比较，它们看起来都是栩栩如生，甚至似乎具有理性和灵魂，但是无论你向它们提出任何疑问，它们都只能沉默不答，展示一成不变的唯一一个面貌。因此，书写著作的困境在于：一旦被书写下来，每个词语就只能无助地四处游荡，以同样的方式面对那些理解它或者不理解它的人。它根本不知道，应该走向谁，不应该走向谁。倘若它遭到恶劣的处置或者不公正的责难，那么它总是需要它的父亲，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帮助它，而它本身既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帮助自己。（275d-e）
柏拉图所说的情形于我们并不陌生。除了书写著作的“父亲”之外，我们当然可以说，另外一些书写下来的文字（比如各种“释疑”、“注释”、“答辩”等等）在更高的层次上也可以提供“帮助”——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那些行使“帮助”的书写著作自身同样也会遭到恶劣处置或者不公正的责难，也需要更高的帮助，如此追溯到最高的根本学说，仍然需要书写著作的“父亲”的口头讲述和解答：只有活生生的口传学说才能提供无穷丰富的、根本的帮助——这是柏拉图的一个基本立场。4
书写著作的另一个巨大缺陷就是，它甚至连选择自己的对象的能力都没有，也就更不能指引正确的道路，传达真知灼见。在《斐德罗》的前面部分中（271d-272a），柏拉图已经指出，胜任“灵魂引导”工作的辩证家必须知道灵魂有多少种类，有多少种状态，因为一种言谈也许能够轻松说服某一个人，但在另一个人那里却可能是对牛弹琴，毫无作用。因此辩证家（哲学家）必须知道言谈的每一种具体形式，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是合适的使用，在什么情况下是不适合的作用，对于每一个灵魂随机应显，因材施教，“对于复杂的灵魂施以复杂而广泛的言谈，对于单纯的灵魂施以单纯的言谈，”（277b），而且“懂得根据场合不同，是选择言谈还是沉默”（276a），这才是真正的成功之道。而很显然，书写下来的著作却是唯一不变的，固定的内容，固定的论证，固定的程序，它不能选择自己的对象，要恰好遇上与自己相配的对象更是几乎渺无希望。5因此柏拉图才说，书写著作“既没有能力在言谈中帮助自己，也没有能力合乎秩序地教导真理。”（276d）
既然书写著作不能传达真理，教导真理，那么它除了如前面所说当作“备忘”的工具之外，就仅仅是一种游戏（paidia）。“游戏”一词在《斐德罗》这部分的短短3页里
4斯勒扎克认为“如何帮助遭到责难的逻各斯”是柏拉图的对话录的“中心结构原则”（77页），并列举了对话录中一些相关的场景（比如《斐德罗》88d-e，95e-105b；《理想国》II, 362d, 368b；《法律篇》X, 891a 等等）。根据斯勒扎克的见解，柏拉图行使“帮助”的办法通常都是暂时离开陷于困境的论点，转向探讨对本原的认识，然后在这个更高的层面上自然地揭示出前面遭到责难的逻各斯的真理。Cf. Thomas A. Szlezak, Platon lessen (Stuttgart: Frommann-Holzboog, 1993), S. 77-85.
5过去在与靳希平先生讨论《智者篇》中通过划分法对“智者”作定义的时候，我就对这种定义方法的诡辩本质提出了抗议；如今想来，之所以有这些感觉，恰好是因为这一部书写下来的对话录并不适合我的灵魂，假若我们真的面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就同样的问题进行活生生的交谈，也许苏格拉底（柏拉图）就不一定用划分法，而是以另外一套合适的辩证论证来说服我们。
（276-278）频繁出现6次之多，而且其每次出现都与书写著作的界定联系在一起，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严肃”（spoude）这个词也出现了6次，作为那些著作家的对立面。柏拉图将书写著作称为“一种非常美好的游戏”（276e），但是对于那些认识到了“正义”、“善”、“美”的人而言（276c，278a），还有一种“更加美好得多”（276e）的活动，严肃的活动：首先寻找合适的灵魂，然后“依照辩证法的艺术规则”（276e）将活生生的话语种植到灵魂里（这些话语既能够帮助自己，也能够帮助承受了它们的灵魂），直到它们慢慢地发芽、成长。严肃的人必须“宣称书写下来的文本是低价值的东西”（278d）。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就有资格被称为“智慧的朋友”（278d）——哲学家。与之相对立的是另外一类人，他们将写作和著作看得至高无上，翻来覆去地折腾文本、字句，等等。这后一类人，正是柏拉图一向瞧不起的“诗人”、“作家”、“法律文书家”（278e）。依据对待书写著作的不同态度，柏拉图区分开了真正的哲学家和那些只懂得“摹仿艺术”的人。
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的否定，一方面是因为书写著作本身的缺陷（使人依赖外物、懒于思考，注定被曲解滥用，一成不变而不符合活生生的“灵魂引导”，等等），另一方面是因为柏拉图的哲学活动自身的要求，使得他不可能信任书写著作，不愿意把自己最重要的学说“托付”（343a）给它们。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在给叙拉古国王狄奥尼索斯二世的一封信里郑重宣称：“所以，关于这些事物，我还从来没有写下任何东西；柏拉图的著作并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第二封信》，314c）但是因为柏拉图的确又写下了一系列对话录，却又将这些著作称之为“精雕细凿，返老还童后的苏格拉底的著作”（同上），这种显明的矛盾引来了学者许多争论。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两句话的前后文对于书写著作的批判态度（柏拉图紧接着甚至要求狄奥尼索斯在多次阅读这封信之后烧掉它，因为书信也属于“书写著作”的范畴），那么只有两个清晰的结论：首先，柏拉图尽管出于“游戏”的动机有所著作，但另一方面，作为高傲而严肃的哲学家，他不愿把自己的名字“柏拉图”与“著作”这个东西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坚定而毅然的“划清界限”的态度。其次，我们不要忽视柏拉图那句话里的“这些事物”6——柏拉图整个哲学活动的最根本的，最困难的对象。在这封信的前面部分，柏拉图已经指出，他仅仅是在学园内部多次口头讲授这些内容，他的学生们（其中一些追随他已经超过30多年）必须“不断重复而且持续多年”（314a）听取他的教导，才能理解这些东西。柏拉图写下了一堆对话录，但是却将这些最重要的学说放置于书写著作之外，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的那句断言就绝
6单是在《第七封信》里，柏拉图所提到的这些至为重要的，仅仅保留给口头传授的内容就至少有9项之多：1，“大全”（to holon, 341a）、2，“最伟大的事物”（ta megista, 341b）、3，“本质”（physis, 341d）、4，“善”（agathon, 342d）、5，“善、美和正义”（peri te agathou kai kalou kai dikaiou, 342d）、6，“德行与痛苦的真理”（aletheia aretes eis to dynaton kai kakias, 344a）、7，“整个存在的真理和谬误”（to pseudos hama kai alethes tes holes ousias, 344b）、8，“最严肃的事物”（ta spoudaiotata, 344c）、9，“现实之最初和最高的本原”（ta peri physeos akra kai prota, 344d）。
不是一个矛盾，只要人们理解了它真正的意思：蕴含着柏拉图的最高学说的“柏拉图的著作”并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
这个理解得到了柏拉图本人在《第七封信》里的证实：“至少，我自己没有任何关于那些事物的著作，将来也不会有。”（341c）原因很清楚：
因为它[柏拉图的哲学的努力目标]并不像其他的教学对象：人们不可能通过词语来把握它，而只能是通过长期持续的投身于那些对象的科学交流，通过相应的长期的共同生活，然后，灵魂中突然出现仿佛是由一粒跳跃的火花所点燃的光亮，它靠着自身继续闪亮下去。（341d）
关于这个艰难的对象，柏拉图随后声称，最好还是由他自己来口头讲授；对于那些自不量力著书立说，传播那些内容的人，柏拉图感到发自内心的恼火和担忧。因为，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假若真能够把“那些事物”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书写下来，他早就去从事这项伟大的工作去了，“通过这样一部著作赐予人类巨大的幸福。”（341e）遗憾的是，这样一部著作并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不可能存在。如果谁勉为其难炮制出这样一部著作，那么它在柏拉图看来只有两种可能：一方面它的拙劣导致人们对哲学的蔑视，另一方面它又给予某些人夸大过分的自我意识，自以为掌握了什么鬼头鬼脑的“智慧”。总之，书写著作非但不能予人智慧，而不过是使大多数人更愚昧而已。
准此，柏拉图再次坚定地强调：
因此，没有任何理性的人敢于把他那些殚精竭智获得的认识托付给这些不可靠的语言工具[书写著作]，更不敢让那些认识遭到书写下来的文字所遭受的命运。（343a）与之相联系，“严肃”这个词再度频频出现（344c-d）。柏拉图不但又提到“极为严肃的事物”（344c），并且宣称：“所以，任何一个严肃的人都坚决不会发表关于极为严肃的事物的书写著作，以免那些事物成为人们争吵和怀疑的牺牲品。”（同上）如果一个人居然“出于最高的严肃”（前面我们已指出，柏拉图并不反对出于“游戏”的动机而书写、发表著作）而发表类似著作，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他已经丧失了全部的理智（参阅344d）。
至此我们已经表述了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的批判，以及他的最高学说与书写著作之间的排斥关系。贯穿其中的是严肃 vs. 游戏两种动机——相应的是“哲学家” vs. “诗人”（以及“作家”、“法律文书家”等）之间的对峙。我们认为柏拉图是一位严肃的哲学家。所以我们必须以这个态度为依据，作为我们研究柏拉图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和出发点，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通常的那样——出于施莱尔马赫以来的“对话录神圣不可侵犯”的思维模式——忽视、掩饰、贬低、或者曲解柏拉图这里高度严肃的动机和认识。7
7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德文版柏拉图全集的主要翻译者阿佩特（Otto Apelt），囿于旧的认识和思维模式，他把柏拉图所有对于书写著作的严厉批判都解释为“一种戏谑”，尽管这些“戏谑”下面也包含有“一点点严肃”（Cf. Platons Briefe, übersetzt von Otto Apelt (Leipzig: Meiner, 1921), S. 116 und 135）。这就将柏拉图那里的真实意义上的“严肃-游戏”做了一个根本的倒转：柏拉图本来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所强调的东西反而成了一种“戏谑”、“游戏”，只剩下“一点点严肃”，自然也谈不上动摇对话录的权威地位……事
二、“未成文学说”的两个先例：毕达哥拉斯与苏格拉底
众所周知，在古代东方，人类文明的导师孔子和佛陀都是有意识地“述而不作”，不着文字。我们现今所了解的他们的思想，都是通过他们的学生的记述（比如“子曰”、“如是我闻”之类），都是不折不扣的“未成文学说”。
同样，柏拉图之重视口头讲授更甚于书写著作，本已是长久以来许多学者承认的事实8，尽管他们不敢（或者说压根没有想到）因此挑战对话录的绝对地位。毕竟，聆听柏拉图的教导在当时就不是轻易的事情，如今就只剩一堆厚厚的、硬硬的对话录摆在我们面前，看得见摸得着。常言道：云中的仙鹤，不如手中的山雀……
但实际上，我们并非绝对不可能了解柏拉图口头讲授的那些学说的内容。不过，在转向这些内容之前，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柏拉图的两个“榜样”来说明，除了对于书写著作的本质认识之外，为什么柏拉图要在群众面前保留他最重要的学说，为什么柏拉图只是将它们口头传授给特定范围的精英圈子，而不是书写在人人可得的书写著作中。
毕达哥拉斯（约570-480）及其学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带有浓厚宗教性质的学术和生活共同体。其他人对他们的称呼，比如“异端”（H?resie，来源于希腊文haireomai，本意为“精选”）和“邪教”（Sekte，来源于拉丁文sequi，本意为“追随者”）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完全贬义的称谓。不过，现代通常认可的“异端邪教”的几大特征，比如严格的成员限制、绝对的领袖崇拜、严密的等级制度和组织结构、共同的精神信念、不合常规的生活方式、超强的优越感意识和精英意识、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等等，却无一不适合于毕达哥拉斯的那个教团。9
不过我们在这里最感兴趣的还是毕达哥拉斯对于传授其学说的态度。从事实来看，毕达哥拉斯自己没有撰写任何著作，而只是在团体内部口头讲授其学说。此外，有人（亚历山大的克莱门斯）传说毕达哥拉斯也有书写著作，但内容却是奥菲欧教派的学说，而且署名不是他的真实名字，而是“奥菲欧”10。——即使这个传说为真，我们也可以确认，这些书写著作里包含的并不是毕达哥拉斯最根本最重要的学说，而很有可能是一些他赞成或
实上，当今仍然留守旧模式的柏拉图研究者仍然有意无意地执行着这个根本的意义倒转。
8仍是阿佩特，他指出的柏拉图的那“一点点严肃”恰好在于：“真正透彻的，有效果的哲学教导只有通过基于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口头思想交流才能实现，就像柏拉图在学园中所做的努力那样。”（同上，第116页）此外，“书写著作并不标志着柏拉图的哲学使命的顶峰，而只是具有第二位的意义：毋宁说，他的活动的重点在于口头讲授，在于精神的直接交互作用之中……”（同上，第135页）我们感到诧异的是，达到了此等明确认识的阿佩特怎么会把柏拉图对于书写著作的根本性批判归结为“戏谑”、“游戏”。这也说明，当人们被一种非本真的思维模式支配着的时候，对于事物的本质是如何地视而不见！
9Cf. Christoph Riedweg, Pythagoras. Leben, Lehre, Nachwirkung, München: Beck, 2002. Kapitel 3, …Der Geheimbund von Pythagoras“, S. 129-149.
10DK 36B2 = KRS 262. Cf. G.S. Kirk, J.E. Raven, M. Schofield (hrsg.), Die vorsokratischen Philosophen. Einführung, Texte und Kommentare (KRS), Stuttgart/Weimar: Metzler, 1994. S. 244-245.
者认可的，值得更宽的受众范围接触的内容（我们可以在此联想到柏拉图的那些从来不以自己的名字发言的对话录，也许具有同样的功能）。另一方面，据扬布里柯的《毕达哥拉斯生平》记载，毕达哥拉斯对那些希望成为他学生的人的提出的考察要求之一乃是“五年的沉默”，因为“控制自己的舌头是所有的自我克服中最为困难的事情”11。在流传下来的记载着毕达哥拉斯言论的残篇里，也有不少关于“沉默”的教导，比如：“在所有别的人面前管紧你的舌头，跟随诸神！”以及：“你们年轻人，在虔敬的尊重里对所有这一切保持沉默！”12很显然，对于沉默的严厉要求并不是出于苦行主义的目的，而是出于对待毕达哥拉斯的根本学说的神圣态度：口传、保密。某位门人因为泄密而遭到被扔进大海喂鱼的惩罚，这是古来已久的著名传说。我们当然难以想象，一个对于秘传和沉默如此极为强调的人，会把他的根本学说托付给书写下来的文字著作。迄今为止，所有毕达哥拉斯教团成员及其后人记载的大宗师本人的学说都是“声闻学说”（akusmata, Geh?rte Dinge）13，声闻家（akousmatikoi）的地位也在数学家之上，只有他们才被看作真正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门人（扬布里柯，KRS 280）。这些都证明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只存在于口头讲授，而不存在于书写著作当中。
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历史事实是，毕达哥拉斯的教团是一个人员众多，而且具有等级结构的组织，单是其内部的核心人员，据不同的记载（阿波罗尼奥、扬布里柯、第欧根尼·拉尔修等），就在300-600人之间，至于外围群众更是多不胜数。鉴于门生们的不同资质以及问题本身的艰深，我们很难想象，毕达哥拉斯会以同样的耐心和精力向所有这些人传授他的根本学说。因此最有可能的就是，毕达哥拉斯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主题范围，向不同的学生口头传授他的学说。这是任何口传学说——考虑到受众的数量和不同资质时——必须采用的办法，相反，固定下来的书写著作就不具备这样的灵活性。
柏拉图长久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基塔斯（Archytas）交往，而且靠着他的周旋才被狄奥尼索斯二世释放（见《第七封信》350a），但是他的全部书写著作里却只有两处地方（《理想国》530d, 600b）分别提到“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而且持嘲讽的态度。这绝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正如柏拉图一次都没有提到德谟克利特。这种敌意的沉默揭示出柏拉图心目中真正的、最大的竞争对手乃是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而不是他公开批驳的那些智者。当然，这种竞争对立并不排除柏拉图在相当程度上学习借鉴对方的学说以及哲学活动的态度和方法。事实上，像《斐东》、《蒂迈欧》（这是除《理想国》之外柏拉图最具影响力的著作）等对话录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讲述着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以
11Cf. Iamblichos, Vita Pythagorica. 72.多年的沉默乃是毕达哥拉斯教团的主要标志之一，并且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就已经得到人们（比如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伊索克拉底）的证实。
12转引自上述Riedweg之著作，第133页。
13根据亚里斯多德、扬布里柯、品达的记载（KRS 275-284），这些学说包括“大师在人和神之间的地位”、“各种禁忌”、“数的学说”、“灵魂的命运”等等。Cf. KRS, S. 253-261.
至于甚至有人指责《蒂迈欧》是柏拉图花钱买来毕达哥拉斯派学者的著作之后改写而成的。14不管怎样，毕达哥拉斯这个榜样以及他和柏拉图的秘密关系说明，如果柏拉图把他最重要最根本的学说仅仅口头传授给少数学生，这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更何况柏拉图对书写著作持以深刻的批判态度，更何况所有学者都承认，在柏拉图那里口头讲授相对于书写著作具有根本的优先性！
然而促使柏拉图决定性地采取口传学说和“秘学内传”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实践对他的影响。
苏格拉底没有书写任何著作。15他一生中的时间除了吃饭睡觉以外都是在唾沫横飞中消耗掉的。他从不放弃任何与人交谈的机会，聆听别人，教导别人。苏格拉底不但放弃了对于宇宙世界的思辨，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完全不是那种“思辨哲学家”的模式（孤独的沉思加上勤奋的写作）。不难理解，是这样一位热衷于交谈的人将“说话的艺术”——辩证法——而不是书写的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层次。
“辩证法”（dialektike episteme或dialektike techne）这个词来源于“谈话”（dialektos），本意为“说话的艺术”，可见辩证法天然地就起源于口头交谈。据亚里斯多德说（DK 29A10 = KRS 328），埃利亚的芝诺是“辩证法”（techne legein）的发明人，目的主要是用于雄辩和驳难，比如对于同样一个事物，既能把它说成好的，也能够把它说成坏的，既能够把它说成美的，也能够把它说成丑的，等等（也参阅柏拉图《斐德罗》对此的批判）。著名的智者比如普罗泰戈拉、希比亚斯、高尔吉亚皆精通此类“辩证法”，并收费传授这项技术，使之广泛地运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辩证法”成了“诡辩术”（Eristik）的代名词。
而苏格拉底的贡献在于净化了辩证法的功能。根据柏拉图在《申辩篇》里的记述，苏格拉底为了验证德尔斐神庙的神谕“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走访了诸种人等（官员、诗人、技术专家），和他们交谈，号称是希望证明他们比他更聪明，实际上却是为了揭露他们的无知。值得注意的正是苏格拉底的这个验证检讨（zetein）的方法：验证检讨他人，验证检讨自己，验证检讨事物自身。这三个元素只能存在于对话交谈之中，因为苏格拉底的主要目的既不是要宣传“一种学说”，也不是为了驳斥某项具体的观点，而是随机地从各种偶然现象出发，通过不停的提问、回答、验证检讨——无论你说什么我都可以把你导入困境——来证明人们的无知。这是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辩证法）的当下的，直接的目
14Heinrich D?rrie (hrsg.), Der Platonismus in der Antike, Band 2, Stuttgart: Frommann-Holzboog, 1990. 该书搜集了希腊化时期许多对柏拉图的“剽窃行为”的指责，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提到的大部分“剽窃”对象都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参阅该书第12-20页（史料），第236-245页（评论）。
15因为这个缘故，叔本华在他的《哲学史手稿》里批评苏格拉底：“面向整个人类说话的唯一工具乃是书写著作：而口头言谈却只能面向一定数目的个体；所以，言谈的内容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就只是一些私人的事情。”（S?mtliche Werke, Band 4, S. 56-57.）从某些角度来看，叔本华的这个看法不无道理，但他显然没有认识到，古人对于哲学活动和书写著作的认识是不同于我们的。
标，因为他重视的并不是向后人传达他对于什么问题有些什么样的具体观点，所以书写著作对于他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
当然，真正困难的不是揭露人们的无知，而是带给他们正确的认识，至少指明这种认识的方向。苏格拉底的具体做法是求事物的定义，即通过“归纳的交谈”（epaktikous logous）和“一般的规定”（to horizesthai katholou）16。也就是说，通过许多具体的、特定的例子（比如各种“美”的事物）上升到普遍一般的认识（“美”是什么）。苏格拉底自己运用这种“归纳的交谈”到了何种程度，可以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比如《普罗泰戈拉》、《尤叙弗伦》、《门农》）中略知端倪。很明显，这个求知的过程同样符合前面所说的“验证检讨”的程序，因此也只能存在于对话交谈而不是任何固定书写下来的文字当中。
柏拉图不但在形式上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并且在“归纳的交谈”之外又发明了“划分法”（diairesis）17，将辩证法深化发展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认识论，同时也继承了其口头交谈的本质。然而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在实践上的巨大差别在于，苏格拉底整日在大街小巷中逡巡，随便拉上一个人就可以进行辩证交谈，18而柏拉图却明确地宣布：“我和群众从不进行辩证法的交谈。”（《高尔吉亚》474a-b）诚然，这种贵族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作风招来了许多嫉恨，但我们仍然不得不赞同，哲学本来就不关群众的事，只有智者才去献媚群众（通常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告诉群众，哲学“没有用处”，“没有能力探求真理”，“不好玩”等等，以此换得群众的喝彩以及由群众颁发的“原创性哲学家”头衔）。
事实上，根本的原因是苏格拉底走“大众哲学”路线的悲惨遭遇所给予柏拉图的反面教训。根据柏拉图的记载（《申辩篇》19b，24b-c；《斐多》96a以下），苏格拉底被指控“研究天上和地下的事物”、“把坏的事物说成好的”、“毒害青年”、“颠覆城邦的宗教信仰”，并因此而被判处死刑。如果我们仔细留意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些指控恰好分别牵涉到苏格拉底的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听众、结论，尽管指控者颠倒黑白，但苏格拉底毕竟落下了把柄和口实。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苏格拉底来者不拒的态度，也不管对方之老少、贫富、贵贱、智愚、善恶，一律可以唧唧歪歪（《申辩篇》33a-b）。尽管苏格拉底声称自己不是他们的老师，声称自己不对听众的人品和言行负责，但公众社会并不这样看。事实上，苏格拉底也承认，他的这些公开活动已经为自己树立了很多仇人（尤其是那些被他揭露出无知本质的官僚、技术专家、诗人），这些人最懂得如何借群众之手，以莫须有的罪名除掉那些侮辱了他们的人。苏格拉底坦言，真正杀死他的凶手并不是美雷托斯和阿吕托斯这两位原告，“而是群众的罪恶流言和群众的嫉恨。这些东西已经消灭了很多杰出的人，将来也还会如此。很明显，这种事也不会在我身上结束。”（《申辩篇》28a）明
16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M, 1078b。
17参阅《智者篇》中对“钓鱼者”（219a-221c）和对“智者”（221c-231e，235b-237b，264c以下）的定义。此外，参阅《政治家》中对“政治家”的定义（258b-267c，279c以下）。
18Diogenes Laertius, Leben und Meinungen berühmter Philosophen, übersetzt von Otto Apelt (Hamburg: Meiner, 1998). II, 28。
眼看到这一切的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了一个真理（aletheia）：
无论是谁，只要他坦白诚实地对待你们或者其他的人民群众，努力阻止国家里的各种不公和违法犯罪，那么他的生命就是没有保障的。事实上，谁要是真的希望做正义的战士，而为此还要保障自己这短暂的一生，他就必须彻底地将自己限定在私人交往中，放弃参与公众事务。（《申辩篇》31e-32a）
这个真理所告诫的对象无疑是哲学家。同样，《理想国》（517a）也指出，当那见过理念世界的哲学家想要解救那些永恒束缚在黑暗洞穴中的群众的时候，群众反而想把他灭之而后快。因此，柏拉图在《第七封信》（326a）里谈到，苏格拉底事件是他的生命中的一大转折点，从此他“退回到对真正的哲学的研究中”，走上与苏格拉底的大众哲学根本不同的道路。柏拉图看到，苏格拉底“有教无类”的后果是，相当多的听众（尤其是年轻人）在他身上学习的根本不是“善”、“美德”，而是他的辩证法的诡辩的外在形式（比如“把坏的事物说成好的”），然后到处去不事正途，所以苏格拉底才会不无责任地落得一个“毒害青年”的罪名（《申辩篇》23c-e）。试想，柏拉图的辩证法的技巧更远胜于苏格拉底（纯粹从技术上说，柏拉图的诡辩才能绝不逊色于任何一位顶尖的智者），柏拉图的思想远比苏格拉底深奥晦涩，如果不对自己的学生和听众作严格的遴选和限制，如果再出现一些滥用柏拉图哲学的害群之马，他又将如何担当这随时可能降临的“颠倒是非”、“毒害青年”的罪名？因此，柏拉图的哲学拒绝群众参与，自然也不会把他最重要的学说书写下来拿给群众亵渎（更何况在一个连言论都要获罪的时代与社会，书写著作这样的“铁证”自然更为危险），而是只有少数学生才能够聆听它们。
另一方面，哲学研究（正如世界上一切阳春白雪的事物）在客观上就排斥群众。考虑到哲学的难度，考虑到“群众的愚昧”（《智者篇》216e），柏拉图“从不与群众进行辩证交谈”的做法是完全无可厚非的，因为他必须“极为严肃”地处理这类问题，严格挑选合适的听众和对话伙伴。而且，即使是在这些入选者里面，针对他们的资质和性情的不同，柏拉图还得采用不同的传授方法，因为这是对作为灵魂引导师的辩证家（哲学家）的基本要求。19柏拉图哲学的艰深程度，可以从前面柏拉图的一些言论看出，比如甚至那些追随他30年以上的学生都必须反复聆听他的讲授，才能理解那些学说。而后人居然以为“得对话录即得柏拉图”，这就是纯粹的天真了。且不说对于对话录这种公开散播，群众伸手可得的书写著作，对于这种既不能选择自己的对象和交流方法，也不能保护自己的不可靠的媒介，柏拉图在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问题上必然已经有所保留（前面已经详述理由），更何况，所谓的对话录记载的并不是真实发生的辩证交谈，而只是“游戏”意义上的虚构。20试
19比如，柏拉图在《智者篇》（217c-218a）中指出，如果谈话对象已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理解能力，比较冷静且易于引导，那么就采取较为缓慢的问答式交谈，反之则采取宣说式的独白讲授。除此之外，如果涉及到极为关键或者重要的问题，那么柏拉图同样会放弃问答交谈而采取独白讲授的方法（《蒂迈欧》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无疑是德国大学里划分讨论课（Seminar）与讲授课（V orlesung）的精神实质。
20更何况，即使是真实的、辩证的交谈，如果它一旦被书写成文，那么它也就是一个一次性的言谈，而
问，柏拉图的学生们（斯波斯普、先诺克拉底、亚里斯多德）在和柏拉图进行真正的辩证交谈的时候，会笨到像对话录中的那些傀儡一样，被一路牵着鼻子走，不住地说“完全正确”、“正是这样”、“我完全同意”之类？！我毫不怀疑，假如柏拉图真的打算在书写著作中传达他的根本学说，那么只需纪录下他和学生（比如亚里斯多德）的真实的交谈的内容，其价值都要超过现存全部对话录的总和。
综上所述，作为书写著作的、普及流行的柏拉图对话录既没有包含柏拉图的全部学说，更没有包含他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学说。因此，我们的目光投向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agrapha dogmata）——这个界定并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出自亚里斯多德（《物理学》IV 2, 209 b = TP 54A）。实际上，当对话录的“根本性”和“绝对性”的神化光环消去之后，我们并没有损失什么；相反，我们获得了新的认识，新的视野，新的思路。对于所有走向柏拉图的人来说，是否接受这新的思维方式，取决于他的认识，更取决于他的勇气。在这条道路上，克雷默（Hans Joachim Kr?mer）、盖瑟尔（Konrad Gaiser, 1929-1988）、雷亚利（Giovanni Reale）、斯勒扎克（Thomas Alexander Szlezak）等学者的决定性的著作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基础。
三、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或“本原学说”
柏拉图的哲学是一个“哥伦布的鸡蛋”，要把这个鸡蛋立起来，必须把它的外壳（作为书写著作的对话录）敲破。克雷默就做了这样一个哥伦布。21自1959年以来，他和盖瑟尔共同开创的图宾根学派（Tübinger Schule）所引发的学术界围绕着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而展开的暴风骤雨般的争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柏拉图哲学的认识。22
不再能够表现交谈本身的活生生的无穷多的可能性，辩证家所重视的随机应显的，合适的“灵魂引导”也随之僵化了。在这个意义上，书写下来的言谈不过是一种“摹仿”（《斐德罗》276a）。
21诚然，克雷默并非“横空出世”。在此之前，罗宾（L. Robin）、耶格尔（W. Jaeger）、斯登泽尔（J. Stenzel）、贡佩茨（H. Gomperz）等学者已经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作出了重要的铺垫。参阅Jürgen Wippern (hrsg.), Das Problem der ungeschriebenen Lehre Platons. Beitr?ge zum Verst?ndnis der platonischen Prinzipienlehre, Darmstadt: WBG, 1972. …Einleitung“ und H. Gomperz, …Platons philosophisches System“, S. 159-166。此外，图宾根大学的柏拉图研究遵循的批判的-历史文本主义传统渊源深厚，这个传统在19世纪初由黑格尔和谢林规定，历经斯特劳斯（David Strauss）、鲍尔（Ferdinand Ch. Baur）、策勒（Eduard Zeller）、施魏格勒（Albert Schwegler）、李特尔（Constantin Ritter）、夏德瓦尔特（Wolfgang Schadewaldt）及其两位学生克雷默和盖瑟尔传承至今。
22 1959年，图宾根大学哲学系的青年教师Hans Joachim Kr?mer出版了Arete bei Platon und Aristoteles. Zum Wesen und zur Geschichte de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Heidelberg, 1959)，把亚里斯多德的思想起源回溯到柏拉图在学园内部讲授的未成文学说，并将未成文学说树立为柏拉图哲学的真正内核。随后，Konrad Gaiser的Platons ungeschriebene Lehre. Studien zur systematischen und geschichtlichen Begründung der Wissenschaften in der platonischen Schule (Stuttgart: Cotta, 1963)在克雷默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结合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和对话录，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重构工作，全面地表述并阐释了柏拉图的哲学体系。这两部20世纪柏拉图研究的里程碑著作奠定了图宾根学派的基石。
图宾根学派的“革命爆破力量”（克劳斯·奥勒尔）彻底动摇了近代自施莱尔马赫以来以对话录为绝对权威的柏拉图诠释模式，因此也遭到了旧模式阵营内保守势力的猛烈反扑甚至人身攻击。然而时至今日，“图宾根学派”从当初绝对的孤立地位发展到如今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支持者和捍卫者，这个概念不单是指图宾根大学的柏拉图主义者（克雷默、盖瑟尔、斯勒扎克）的立场，而是代表着国际柏拉图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范式革新”（库恩）23，一场广泛的思想运动。对于当代任何柏拉图研究而言，图宾根学派的新范式都是一个基础问题，基本常识，正如伽达默尔（1983）所言：“从此以来，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已经成为理解柏拉图哲学的显要问题和中心问题。”24
（一）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文献依据
通过迄今的论述，可以有两点确凿的结论：第一，存在着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它们是柏拉图哲学最根本最困难的内容；第二，柏拉图既没有把它们托付给书写著作（对话录），也没有公开向群众讲授，而只是口传给少数学生。
可见，我们首要的线索就是柏拉图的直系学生——尤其是亚里斯多德以及学园的第二三代掌门人（斯波斯普、先诺克拉底）——所记述的柏拉图学说。其次是学园和逍遥学派两大学统的相关记述。按照这两个层次，盖瑟尔以非凡的毅力和细致，从浩瀚的古典文献中整理搜罗出大量重要的资料，辑为《柏拉图学说记述》（Testimonia Platonica，标准缩写为TP），成为我们目前了解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的主要文献依据。此外，更为完整全面的，由图宾根大学的柏拉图档案馆编辑的九卷本《柏拉图文献补遗汇评》（Supplementum Platonicum）25正在进行之中，其第一卷《斐罗德姆的学园》（Philodems Academia, Stuttgart, 1987）已出版。
这里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书写下来是可能的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其实大家只要仔细思虑前面的论述，就可以认识到，关于那些“最严肃的事
23雷亚利首次提出了迄今理解柏拉图的四个“范式”：1）柏拉图的嫡系学生，几乎完全偏重柏拉图在学园内部的口传学说，不重视其对话录；2）新柏拉图主义模式，以柏拉图的内传学说为理论基础，与对话录揉合在一起；3）近代自施莱尔马赫以来对于对话录本身的绝对崇拜，完全排斥对话录之外的任何“柏拉图的学说”；4）图宾根学派从“未成文学说”出发重构柏拉图的整个哲学体系。借助于托马斯·库恩关于“科学革命”与“范式革新”的理论，雷亚利揭示了图宾根学派的历史地位并解释了新旧范式更替中的各种必然的现象。参阅Giovanni Reale, Zu einer neuen Interpretation Platons: eine Auslegung der Metaphysik der gro?en Dialoge im Licht der …ungeschriebenen Lehren“, Paderborn/München/Wien/Zürich: Sch?nigh, 1993, 2000. Kapitel 1。该书的意大利文原作首版于1984年，截止到1997年已经印行20版（！），并被译为多国文字，成为图宾根学派近年来影响最大的著作。
24Hans-Georg Gadamer, Unterwegs zur Schrift (1983)?, in Gesammelten Werken, Tübingen: Mohr, 1991. Band 7, S.263.
25这套文献补遗汇评共包括九大卷：1，《斐罗德姆的学园》；2，《东方传统中的柏拉图生平和言论》；3，《冠名柏拉图的言论记述》；4，《柏拉图的诗作、喜剧和书信》；5，《柏拉图的生平（历史记载、杜撰和传说）》；6，《柏拉图及其学生的政治活动》；7，《亚里斯多德的“外学”（exoterischen）划分法》；8，《关于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的报道》；9，《柏拉图学派的数学》。
物”（参阅本文注6）的学说之所以未成文，并不是因为这些学说本身就是不能被书写下来的，而是因为柏拉图不愿把它们书写下来。对柏拉图本人来说，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出于对书写著作的批判、对辩证法口传的强调、对群众的拒斥；但是对那些记述者而言，也许这些理由就或多或少并不存在，至少没有被强调到柏拉图的那种程度，成为阻碍书写表达的因素。也就是说，其他人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书写记述下来，这并不是一个矛盾。
那么，同样是书写著作，关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对话录和学说记述孰更具优先性呢？绝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我们选择后者。因为，第一，柏拉图本人明确表示他没有将自己最根本的学说书写在对话录中（我们前面已经足够清楚地论述了这一点）；第二，“学说记述”恰好以那些未成文的学说为内容；第三，柏拉图对待写作的态度是“游戏”，他的对话录从形式到内容都充满了各种夸张和矛盾的戏剧成分，“诗”的因素常常遮蔽“哲学”，而那些“学说记述”的作者却是心无旁鹜，以直接报道柏拉图的学说为目的。综合以上因素，要理解柏拉图这位特定的哲学家，我们认为他的学生们的学说记述（Testimonium的原意就是“证词”）具有更优先的地位，当然同时也绝不摈弃对话录。
人们最后可能的质问是，“柏拉图学说记述”所传达的真的是柏拉图的学说吗？诚然，原则上看，任何学说在被转述的时候都是有可能被歪曲的。但这更多的是一个实质问题，因为人们不可能先行（a priori）断言一个记述是否已经被“歪曲”，倘若判断的尺度——真正的学说——自身还没有呈现出来。在这里，既然我们并不承认对话录的绝对性和根本性，所以我们拒绝那种以对话录作为唯一尺度，将凡是不存在于对话录中，或者与对话录不符或矛盾的柏拉图学说记述一律宣布为“歪曲”，并进而否定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存在的做法。26不管怎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柏拉图自己明确指出他的某些学生理解了他的学说（《第二封信》314a），并把他们引为他的真正学说的证人（《第七封信》345b）。不难断定，亚里斯多德、斯波斯普、先诺克拉底肯定属于这个圈子。也就是说，他们有这个能力，也比任何别的人更有资格来记载、评述柏拉图的学说。这些人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的报道27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26这种做法的极端代表是美国学者切尔尼斯（Harold Cherniss），其代表著作为Die ?ltere Akademie. Ein historisches R?tsel und seine L?sung (Heidelberg, 1966)。总的说来他的意思是，柏拉图之后的两位学园掌门人一个（斯波斯普）“不懂”柏拉图，另一个（先诺克拉底）“误解”了柏拉图，至于亚里斯多德，更是“有意识地歪曲”，张冠李戴把先诺克拉底的学说算到了柏拉图头上……这个结论把我们推向一个两难选择：要么是柏拉图的那三位学生，要么是这位美国人的悟性大有问题。答案是清晰明白的。切尔尼斯的观点一度颇为流行，但是在来自柏拉图学界和亚里斯多德学界的严厉批评之下，很快失势，甚至被其从前的许多追随者抛弃。相反，图宾根学派对于早期学园的诠释却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并被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史丛书“宇泊威格”（Ueberweg）所接纳。参阅Hans Joachim Kr?mer, Ueberweg. Die Philosophie der Antike, Bd.3: ?ltere Akademie – Aristotles – Peripatos, Basel/Stuttgart, 1983. S. 1-174。
27亚里斯多德的报道是整个“柏拉图学说记述”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分散在《形而上学》、《物理学》、《论灵魂》、《论宇宙》、《尼格马克伦理学》、《欧伊德谟伦理学》等著作中。此外极为重要的是亚里斯多德的柏拉图授课笔记《论善》（peri tagathou）残篇，收录于W. D. Ross (edit.), Aristotelis. Fragmenta
（二）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基本内容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详述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这通常都需要一部厚重的著作），也不可能介入许多具体问题的繁复论战，因此只是介绍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的最基本的一些观点。
1. 柏拉图哲学的最高本原
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简要地评述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之后，指出：“因为理念是其他事物的原因（aitia），所以他相信，理念的元素（stoicheia）也是所有存在物的元素。在此，‘大和小’作为质料是本原（archas），而‘一’是本质（ousia）。”（《形而上学》A, 987b = TP 22A）在这段话里，如果我们知道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一向将aition, stoicheion, arche等当作同义词来使用，那么相应的理解就很清楚。亚里斯多德的线索告诉我们，理念并不是终极的本原，反之，“大和小”和“一”不但是所有存在物的本原，而且是理念的本原。
随后亚里斯多德说到：“……很明显，他仅仅使用了两个原因，即‘何是’（ti esti）的原因和质料的原因。理念是其他事物之‘何是’的原因，而‘一’（Hen）却是理念之‘何是’的原因。同样柏拉图认为，根本上的质料乃是‘二’（Dyas），即‘大和小’，靠着它，理念在其他事物身上体现出来，而‘一’在理念身上体现出来。”（《形而上学》A, 988a = TP 22A）联系上一段文字，可见柏拉图的哲学设定了两个最高本原：“一”（auto to hen）和“二”（aoristos dyas或mega kai mikron），前者规定了理念和万物之“何所是”（即本质），而后者却是它们的质料。因为这部份学说是柏拉图未成文学说最根本的内容，所以未成文学说通常也被称为本原学说（Prinzipienlehre）。
因此，至少从形式上看，柏拉图的哲学是一种二元论。28
亚里斯多德对柏拉图的本原学说的报道得到了学园以及逍遥学派两大传统的广泛证实。限于篇幅，我们不再引用更多证词。但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一”和“二”绝不能被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东西（数目、数字）。实际上，根据内学传统的柏拉图学说记述，“一”和“二”分别代表着绝对的规定性和绝对的无规定性，因此这两个本原也被后人（比如亚历山大）表述为“同一”和“差异”（参阅TP 22B），后者是多样性的起源，因为它可大可小，可多可少，具备无穷的延展和收缩的可能性。此外，辛普里丘（Simplicius）在他的报道里援引了柏拉图的学生和朋友赫尔谟多（Hermodor）的亲口证词，指出柏拉图把“大和小”看作物质(参阅TP 31)。
Selecta, Oxford, 1955. S. 111-119。
28由此引发的关于柏拉图的哲学究竟是一元论（主要代表K. Gaiser, J. Findlay, C. V ogel, C. Weizs?cker）还是二元论（主要代表P. Wilpert, H. Kr?mer, G. Reale）的争论持续至今。一般说来，持“一元论”立场者并不否认有两个本原，但同时试图将“一”的某种存在的优先性置于“二”之上。参阅该问题的最新表述：Jens Halfwassen, …Monismus und Dualismus in Platons Prinzipienlehre)”, in Thomas Alexander Szlezak (hrsg.), Platonisches Philosophieren, Hildelsheim/Zürich/New York, 2001. S. 67-85.
2．柏拉图哲学的存在等级结构（Hypostasen）
亚里斯多德报道的柏拉图：“但是除了感性事物和理念之外，他认为还有一类数学对象（ta mathamatika）存在于二者之间：它们和前者的区别在于，它们是永恒的和不动的，而它们和后者的区别在于，存在着多个的同样一个数学对象，而每个理念却只有唯一的一个。”（《形而上学》A, 987b = TP 22A）除此之外，亚里斯多德还谈到：“当‘大和小’分有‘一’，就产生出数，产生出理念。”（同上）据此，在柏拉图那里就存在着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存在等级结构：“本原”—“数”—“理念”—“数学对象”—“感性事物”。从形式上看，我们对于这种存在的等级结构并不陌生，因为柏罗丁的哲学体系已经给予了我们类似的模式（“太一”—“精神”—“理念”—“灵魂”+“物质”—“可感知事物”）。而对那些固守对话录的人来说，柏拉图的这个存在的等级结构简直就是陌生的，不可理喻的。但事实上，这个结构得到了柏拉图的其他学生的证实。29
按照这个结构，不但最高的本原，而且数也凌驾于理念之上，因为数是两个本原结合所最初的产物。此外，因为存在着多个理念，所以理念本身还处于“多”（数目）的规定之下：一个理念对应于“1”，两个理念对应于“2”，三个理念对应于“3”，如此以至无穷……也就是说，理念的秩序遵从数的秩序，每一个数规定一个理念，正因为如此，理念的地位和秩序才获得了理性可以把握的清晰和确定性。30
至于居于理念和感性事物之间的“数学对象”，正是算术和几何学的研究对象。比如“三角形”，不同于三角形状的感性事物，它的各种性质是“永恒的”，“不动的”，但“三角形”本身不是理念，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三角形而言，都存在着无穷多的与它全等的三角形，而每一类理念却只能有唯一的一个。
3．柏拉图哲学的回溯之路
这条道路是柏拉图的“探寻本原”之路。也就是说，柏拉图如何从感性事物出发，最终达到对最高本原的认识。在这里，他采用的是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感性事物的分析，认识到感性事物的本原在于超感性的事物中。不同于原子论者，柏拉图在精神的领域内寻找感性事物的本原，并因此建立了理念学说。——人们在对话录里面很容易找到这些内容，旧模式的柏拉图研究者通常也止步于此。
然而现存的柏拉图授课笔记《论善》及学生们的报道表明，理念学说仅仅是本原学说的初级阶段。柏拉图在学园内部的口传学说中在更高层次上探寻理念的本原。最初浮现的问题是“理念之间的关系”（koivonia tov genov），如果说在此之前需要解释感性事物的多样性，那么现在要解释的是理念的多样性以及其起源。在前面一小节中我们已经指出，
29Giovanni Reale, Zu einer neuen Interpretation Platons: eine Auslegung der Metaphysik der gro?en Dialoge im Licht der …ungeschriebenen Lehren“, Paderborn/München/Wien/Zürich: Sch?nigh, 1993, 2000. S. 53-59.
30柏拉图在书写著作中对“数”的地位仅仅给出了一个隐喻：介于万物的理念和太阳（至高的善）之间的“群星”。参阅《理想国》516a以下，以及532a。
柏拉图通过理念的“数的规定性”达到这样的认识：数是比理念更高的本原。
柏拉图在此所用的方法是他独创的“共存法”（synanaireisthai）。它的含义是，如果B 只有通过A才能存在（即如果A不存在则B也不可能存在），而A没有B也能够存在，那么可以说A“先于”（protera）B，而B“后于”（hystera）A，A就是B在更高层次上的本原（参阅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D, 1018b = TP 33A）。对此著名的例子是“原点—直线—平面—立体”，前者分别作为后者的本原。同样，“种—属—类”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按照这个方法，柏拉图并没有停留在数上面，而是从数出发回溯到“一”和“二”这两个最高本原。特奥弗拉斯特，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学生，逍遥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在他自己的《形而上学》里尤其清楚地写到：“柏拉图……把其他事物追溯到理念，把理念追溯到数，又从数出发追溯到本原（archas）。”（《形而上学》6b = TP 30）至于柏拉图为什么设立了两个最高本原而不是索性回溯到一个绝对的“一”，从后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乃是因为绝对的“一”自身不能给出“多”的起源。
4．柏拉图哲学的派生之路
这条道路的方向正好与前面的回溯之路相反，从最高本原出发，逐级往下推导出数、理念、数学对象、感性事物。据亚里斯多德报道：“……柏拉图正确地提出并研究了这样的问题，即从本原出发或走向本原的道路……”（《尼格马克伦理学》I, 1095a-b = TP 10）“从本原出发的道路”实际上就是柏拉图的宇宙生成学说，在这个意义上，贡佩茨认为“柏拉图的哲学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演绎系统”（Ableitungssystem）。
本原首先派生出数。我们看到，这里的关键是“二”。如前所述，这个“二”并不是数学上的“2”，而是一种绝对的无规定性，游移于无穷的“大—小”之间，可以任意分割，为“多”、“量”的产生提供了最初的可能性。相反，“一”则是绝对不可分的单元，纯粹的规定性。根据亚历山大（TP 22B）、辛普里丘（TP 23B）和塞克都斯·恩培里柯（TP 32）的柏拉图学说记述，通过“一”和“二”的结合（或者说通过“一”对“二”的规定），产生的第一个数是“2”，并且，“通过同样的方式，即‘一’不断地作出限定而‘二’不断地产生出两个数，所有其他的数都从这两个本原那里产生出来，直至无穷多。”（恩培里柯《反数学家》X 277 = TP 32）在此我们提请注意，“1”并不是第一个数，甚至不是数；另一方面，每一个数都是唯一的一个，都是“1”，体现着“一”的规定性。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柏拉图始终使用两个本原，“一”作为本质因（或形式因），“二”作为质料因。可以说，“通过同样的方式”，也产生出多个的理念和“数学对象”。比如在几何学里，直线的产生是出于“点”和“长—短”的结合，平面的产生是“点”和“宽—窄”的结合，立体的产生是“点”和“高—低”的结合。随着数—理念—数学对象（尤其是几何空间）的等级结构的确立，本原的派生活动不断地更加物质化、物体化，直到整个物理世界、感性世界、现象世界的产生。
出于相关报道的残缺，我们不可能毫无空白地了解这个“演绎系统”的许多细节。可
以说，柏拉图未成文学说的这部份内容的重构工作乃是最为艰辛的任务。另一方面，《蒂迈欧》对我们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一来因为它显著的“传授”而非“对话”的形式，二来因为它的主题内容正好是柏拉图的宇宙生成学说。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柏拉图在那里仍然对更高层次的本原学说保持了沉默：“此刻，我们不去谈论真正的本原或万物的本原（不管人们此外如何称呼它们），唯一的原因是，如果采用现在的表述方式来演绎我的学说，将会产生巨大的困难。”（48c）柏拉图明确宣称，他在这里保留了“最终的话语”（48d）。事实上，我们看到，尽管《蒂迈欧》从两个原则（“宇宙理性”和“地风水火”）出发讨论了宇宙的生成（29d-47d），但这两个原则——如柏拉图所言——都不是“真正的本原”，而只不过是在文本中扮演了“本原”的角色，以作为当下的讨论的出发点。因此，只有从真正的最高本原“一”和“二”出发，并通过数的谱系和结构，才能揭示出《蒂迈欧》的宇宙生成学说的背景和基础。迄今为止，盖瑟尔的巨著《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1963）在这个领域内得出的成果对于我们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参阅该书第41-201页）。
5．柏拉图的哲学体系
作为“演绎系统”的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不仅是一种本体论，而且是一个将认识论和伦理学（政治学）整合起来的有机总体。因此，柏拉图在学园内讲授其哲学体系的时候，使用的题目既不是《论“本原”》也不是《论“一”》，而是《论“善”》。
阿里斯托先诺斯（Aristoxenos）报道：“如亚里斯多德所一再叙述的，……柏拉图的讲授课《论“善”》讲授的是数学、数、几何学和天文学，最后的结论则是：‘善’是‘一’……”（《和谐的本原》II 39-40 = TP 7）而亚里斯多德亲自的证词是：“他进而将这两个本原[‘一’和‘二’]规定为善和恶的起源。”（《形而上学》A, 988a = TP 22A）更确切地说：“那些设定了不动的本质存在[即理念]的人说，自在之一（auto to hen）是自在之善（auto to agathon），因此他们认为，最确切地说来，善的本质就是一。”（《形而上学》N, 1091b = TP 51）
同样，尽管《理想国》也谈到了至高的“善”，但是并没有将它界定为至高的“一”。相反，柏拉图故意中断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此刻，我们不去谈论善的真正的本质。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的进程来说，即使要理解我前面对问题的看法，都已经要求太多的东西。”（《理想国》506d-e）。
从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出发，“演绎系统”之认识论的意义在于，通过“一”对“无规定的二”的规定、界定、排序和同一，在不同的层次上产生出不同的存在者，而伴着这些存在者产生的“统一性”、“界限”、“秩序”等正是认识的基础。事物的可认识性和真理依赖于两个本原的共同作用，从本原的认识过渡到产生物的认识，如扬布里柯所报道的：“在更高的层次上，人们总是先认识先行的东西，然后认识后继的东西，先认识本性更好的东西，然后认识本性更坏的东西。”（《劝导书》= TP 34）同样，人们总是先认识点（数），然
后认识直线，然后认识平面，然后认识立体……
此外，伴着“秩序”和“稳定”，“一”也产生出价值（Aretas），因为凡是合乎秩序的、和谐的、恒定的东西，都是善的和美的（参阅亚里斯多德在《欧伊德谟伦理学》I, 1218a中的论述）。同理，秩序、和谐、恒定的反面，任何“无规定的二”占主导地位的地方，也就是恶，比如“过度—不及”。而“一”的本质，善，恰好在于“持中”。克雷默在其开山之作《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德行”》（1959）中，立足于本原学说，从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学）三个方面深刻地阐释了柏拉图的哲学体系。
（三）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的意义
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的意义，或者说图宾根学派的基本纲领，被克雷默大致归结为以下四点：
1．重新揭示并更好地理解柏拉图的书写著作；
2．将柏拉图哲学的视野范围扩大到书写著作之外；
3．更高程度上的柏拉图哲学的统一性；
4．以一种新的，更合乎事实的方式将柏拉图哲学整合进古希腊哲学史中。31
在此，我们只给出几个简要的解释。
自施莱尔马赫以来，绝大多数学者的柏拉图研究的terminus a quo et terminus ad quem都是对话录，对话录是他们的绝对权威。相反，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揭示出了柏拉图更深层次的哲学活动（学园里的内传口授），也揭示出了对话录的真正本质：作为辩证交谈的“模仿”，发挥导论、训练、铺垫、指引的作用。它们面向的是相对较为广泛，对哲学有一定兴趣但哲学基础还较为薄弱的受众圈子，使他们逐步接近学园里的内传学说。对话录并不包含柏拉图最根本，最重要的学说，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沉默、中断、暗示）指向它们。32要真正理解对话录，必须得到柏拉图（或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的“帮助”。斯勒扎克在其经典著作《柏拉图与哲学的书写》（1985）33中通过对柏拉图对话录的形式和内容的深入分析，认识到：“柏拉图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哲学著作看作非独立的著作，作为在被完全理解后必须被扬弃的著作。哲学家的著作必须在论证之外拥有对这些论证的最终捍卫。”（第328页）因此，“对话录自身迫使我们严肃地接纳柏拉图的间接文献。”（第330
31Hans Joachim Kr?mer, …Die grunds?tzlichen Fragen der indirekten Platonüberlieferung”, in Hans-Georg Gadamer und Wolfgang Schadewaldt (hrsg.), Idee und Zahl. Studien zur 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von H.-G. Gadamer, K. Gaiser, H. Gundert, H. J. Kr?mer, H. Kuhn, Heidelberg, 1968. S. 106-150. Hier 150.
32Cf. Hans Joachim Kr?mer, …Die Platonische Akademie und das Problem einer systematischen Interpretation der Philosophie Platons“, in Kant Studien, Band 55, 1964. S. 69-101. 克雷默在文中第74页列举了对话录里的多处例子，比如《普罗泰戈拉》357b；《理想国》566d以下，509c；《斐德罗》246a，274a；《智者篇》254c；《政治家》262c，263b，284d；《蒂迈欧》28c，48c，53d。
33 Thomas A. Szlezak, Platon und die Schriftlichkeit der Philosophie. Interpretation zu den frühen und mittleren Dialoge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5.
页）在他的另一部广为流传的著作《读柏拉图》（1993）34里，斯勒扎克细致地引导读者如何以新的目光来阅读和理解柏拉图的对话录。
因为柏拉图并没有撰写一部类似“哲学纲要”的东西，所以旧模式的柏拉图研究者最经常的做法就是各自割据一些对话录，从中提炼出支离破碎的，要么互不相关，要么互相矛盾的学说。而如今，通过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与对话录的结合，柏拉图的哲学首次呈现出一种更高的统一性。未成文学说不但给出了最高本原，而且给出了这个演绎系统的存在等级结构和谱系。因此，对于这个整体来说，未成文学说并不是在通常意义上对对话录的“补充”、“充实”，而是对话录的内核和本原，如盖瑟尔所言：“只有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柏拉图的对话录在细节上和整体上都指向一个更深的根基，一个在书写著作中从未公开展示出来，但却始终被设定的根基，我们才能理解对话录的整个意义。”35也只有按着这个方向，我们才能理解柏拉图哲学的整个哲学体系。
另一方面，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反形而上学、反体系思潮和不可知论在西方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加上甚嚣一时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使得学者们对于“体系”以及类似的字眼噤若寒蝉，讳莫如深。人们不但否认了柏拉图（及其他古代哲学家）的哲学体系的存在或价值，更宣称柏拉图有意识地放弃了体系，甚至扬言柏拉图对“形而上学”、“真理”等根本就没有兴趣，而只是为了在不断的“问题”和“矛盾”中揭露人的“生存处境”。在这里，对话录中的戏谑、缺陷和矛盾被他们肆意发挥，人们看到的是存在主义、荒诞派的诗人和剧作家，唯独不见真正的“严肃的哲学家”的影子！出于自己的世界观和哲学榜样，我们坚定地拒绝经验主义、反体系思维、不可知论、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也拒绝那些立足于该类论调的“柏拉图诠释”。因为在这里呈现的是道路的分野而不是具体问题的分歧，所以我们对那些论调不再多加评论。
最后，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不但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完整的柏拉图，而且给予我们新的眼光和角度，来认识整个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史。未成文学说揭示出，苏格拉底的“人文转向”对柏拉图的影响并不像迄今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深重，相反，自然哲学（本原学说）传统毫无欠缺地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柏拉图在首要意义上显现为一位“本原哲学家”。36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本原学说）对亚里斯多德以及整个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克雷默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德行”》中已经证明，亚里斯多德的
34见本文注释4。
35Konrad Gaiser, Platon als philosophischer Schriftsteller, 1984, S. 13. 该手稿现收藏于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图书馆，尚未公开发表。
36这是夏德瓦尔特一再强调的观点，柏拉图从其最初的哲学思考开始就置身于苏格拉底之前的本原学说传统之中：“柏拉图并非直到后期才重新引入宇宙论，而是自始至终处于该传统之中……当柏拉图在《蒂迈欧》里讨论宇宙论的时候，这并不是一种后续的增补，而是属于柏拉图从一开始就置身其中的线索。”Cf. Wolfgang Schadewaldt, 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 Die Vorsokratiker und ihre Voraussetzungen. Tübinger Vorlesungen, Band 1,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78. S.17.
伦理学核心概念“中庸”（mesotes）正是来源于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即“一”对“二”（两个不确定的极端）的规定。（第244-289页）克雷默也揭示出，甚至亚里斯多德的“第一哲学”结构也可以归结到柏拉图的本原学说的存在等级结构。37这些成果几乎得到了整个亚里斯多德学界的承认，并被应用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除此之外，克雷默在其另一部奠基性著作《精神形而上学的起源》（1964）38里梳理了古代柏拉图主义的传统，证明，在柏拉图和柏罗丁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断层（通常这是人们以柏拉图的对话录为准绳得出的结论），后者既非柏拉图哲学的“歪曲”也非“突破”，而是直接扎根于学园内部的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是它的自然延续和发展（比如“太一”、“流溢”、“物质”、“存在的等级结构”、“向上向下的两条道路”等关键问题）。所有这些，都改写了人们迄今对于古希腊哲学史的通常认识。假如人们更进一步，按着本原学说的线索来梳理新柏拉图主义对中世纪哲学（奥古斯丁、库萨的尼古拉）、文艺复兴（费西诺、布鲁诺）、近代理性主义（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直至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谢林39、黑格尔、叔本华）的影响，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于整个西方哲学史都将获得一种新颖的、深入的认识。
37Hans Joachim Kr?mer, …Zur geschichtlichen Stellung der aristotelischen Metaphysik“, in Kant Studien, Band 57, 1966. S. 313-354.
38Hans Joachim Kr?mer, Der Ursprung der Geistmetaphysik.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s Platonismus zwischen Platon und Plotin. Amsterdam, 1964.
39在此举一个例子。谢林还在图宾根求学的时候就深入研读了柏拉图的《蒂迈欧》（现存详细的读书笔记），部分学者（比如Harald Holz）甚至认为柏拉图主义从一开始就支配着谢林的整个哲学思想。不管怎样，柏拉图哲学对谢林的影响首先公开体现在，从1801年的“同一哲学”（Identit?tsphilosophie）时期开始，谢林都是从至高的本原（“绝对”）出发，演绎整个存在体系。那时（《哲学和宗教》，1804）他认为，哲学唯一的对象是“有限事物从绝对那里的生成以及它们和绝对的关系”（VI, 17; VI, 28）。由于一元论本身遭遇的困难，谢林在经过“自由”、“堕落”等解释尝试后，逐渐过渡到二元论，在保留“绝对或神”的同时，也接纳了他过去谴责的“流溢说”以及“在神性之下设置一种无规则和无秩序的物质”（VI, 36）的做法。在1809年的《自由论文》里，这种二元论得到了清楚的表述。当谢林从1810年开始构思庞大的“世界时代体系”时，柏拉图的哲学现象又走上了前台。谢林认为柏拉图的哲学分为两个层面：“辩证法”和“历史”，后者才是柏拉图哲学的顶峰和最根本的学说（WA I, 14; WA II, 17; VIII, 205）。这个“历史”，正是存在的演绎体系，也是谢林自己的“世界时代哲学”所阐发的内容。从谢林的多部不同的手稿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类似柏拉图的本原学说或柏罗丁的演绎体系的结构（本人在博士论文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个结构及其在《世界时代》不同手稿中的体现），从最高本原（“无欲意志”与“自生意志”）出发，通过二者的作用，逐步推导出整个宇宙的先天体系。在一部手稿（NL81, 1814）里，谢林甚至将存在的潜能阶次（Potenzen）称为“最初的数”，他把那两个最高本原分别称为“一”(Monas)和“二”（Dyas），并且称它们为一切数的“父亲”和“母亲”，而它们本身都并不是数（NL81, IV3b）。这无疑是柏拉图的未成文的本原学说，尽管我们不能查证谢林这个思想的来源。除此之外，谢林在其《世界时代体系》（1827）中宣称，在对话录中找不到柏拉图的“终极思想”（letzte Meinung），柏拉图对它们保持了沉默。（第110页）总的说来，谢林的“世界时代哲学”（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后期哲学）给出了柏拉图的本原学说—柏罗丁的演绎体系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表现形式，尽管其艰深的思辨是柏拉图和柏罗丁所难以企及的。此外，谢林的柏拉图诠释在无意识中已经发后世的图宾根学派之先声。
柏拉图政体理论的影响史简述
柏拉图政体理论的影响史简述 王恒 【摘要】政体理论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的华彩乐章，给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制度和理想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其中，柏拉图的政体理论在西方政体理论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可谓西方政体理论的奠基人，并对后世西方的政体理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以降至卢梭的重要政体理论家们与柏拉图“显白”和“隐微”的对话，本文力图对这一影响史进行简要的勾勒，从而澄清柏拉图政体理论的思想史意义。 【关键词】柏拉图；政体；《理想国》；《法篇》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Plato’s Regime Theory 政体理论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的华彩乐章，给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制度和理想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关于政体问题的研究，使得西方人与其他古代东方民族区分了开来。当然，这不是指只有西方人才关注和思考政体问题，而是指只有在西方人那里，才出现了对政体问题的理性而系统的研究，以及以这种研究为指导的丰富的历史尝试或试验，而这些试验又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政体理论的研究。 柏拉图的政体理论在西方政体理论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可谓西方政体理论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或者说西方政体理论的奠基人。与此同时，政体理论还是柏拉图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是其对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对后世西方的政治和法律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按照时间顺序，通过一些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与柏拉图的“显白”和“隐微”对话，思考柏拉图的政体理论对后世西方的重要影响。 一、古代 尽管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二卷中对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了猛烈的批判，对于《法篇》也提出了诸多疑问，“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格言更是流传甚广，但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之深远，超出了我们通常的想象。老资格的亚里士多德专家巴克就清楚地看到：“研究过《法篇》的那些人很少空手离去，亚里士多德从中汲取了《政治学》的大部分内容，特别是最后两卷中的理想城邦概略和教育理论。……《政治学》作者对《法篇》作者的全面参照必定令每个同时读过这两本书的人印象深刻。”[1] 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希腊城邦的历史经验对政体分类和政体演化或变革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纠正了柏拉图政体演化方面与希腊历史经验不相吻合的地方。在政体优劣的评价标准上，亚里士多德接受了柏拉图的观点，把美德作为公民和城邦追求的首要目标，强调教育对于城邦和政体的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接受并修正了柏拉图的混合政体理论，强调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混合，将以这种方式混合后的政体作为最好的政体，以至于巴克惊讶地发现，“当亚里士多德描绘他心目中最佳政体时，他应当是在复制柏拉图的次好的政体”。[2]当然，亚里士多德放弃了柏拉图把君主制和民主制视为两种原型政体的观点，这可能缘于亚里士多德写作的时代，马其顿的君主政体已经在希腊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老师。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使得亚里士多德更彻底地区分理论与实践，从而以一种平静的心态“科学”地对希腊城邦的政体进行研究。 亚里士多德之后，波里比乌斯将混合政体理论推向了顶峰。波里比乌斯是亚该亚联盟的政治家，后来战败成为罗马的人质，但受到罗马显贵西庇阿家族的宠信，获得了自由，写作了《历史》一书。波里比乌斯生活在一个剧变的时代，[3]目睹了罗马在短短一个世纪内从意大利半岛扩张成为整个地中海的主人。波里比乌斯被迫对此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思考，波里比乌斯得出的答案是罗马政体的优良，而罗马政体优良的根本原因则是其恰当而巧妙地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从而避免了单一政体的缺陷。学者们通常认为波里比乌斯是修昔底德史撰的伟大继承人，但修昔底德并
浅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思想及其意义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3a15725853.html, 浅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思想及其意义 作者：马真容阎宇番 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7年第01期 [摘要]《理想国》以苏格拉底和友人风趣幽默的对话形式展开，探讨了“正义是什么”这一命题，得出正义真正的内涵是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对正义思想的相关内容进行整体的阐述，包括正义产生的背景、正义的内涵，及对正义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分析，探讨柏拉图正义思想对提升公民素质、调节收入分配、提高执政者能力和修养、构建和谐社会和世界的现代意义，以对正义思想进行充分的解读。 [关键词]柏拉图；正义；和谐；意义 [作者简介]马真容（1993-），女，汉族，重庆，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阎宇番（1992-），女，汉族，山西，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031（2017）01-0053-02 柏拉图出身名门贵族，是古希腊第一位对正义进行详细论述的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生于雅典城邦衰落的时期，此时大政治家伯利克里去世，战争不断爆发，城邦危机四伏，君主制、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民主制散见于各个城区，城邦政治制度不统一，政局十分混乱。后来，雅典贵族政治堕落为寡头政治；苏格拉底被冤枉犯下“渎神”和“腐蚀青年”的罪行而判死刑。这让柏拉图重新思考他的政治立场，力图以“哲学王”取代民主制，撰写了《理想国》这本关于正义的巨著，展示了他心中理想国的宏伟蓝图。柏拉图的正义思想贯穿于本书的始终，集中论述于一、二、四、十卷，希望通过实现正义进而实现至善的理想国。该思想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 一、柏拉图的正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对传统的几种正义观进行批驳，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四卷明确给正义定义为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国家和个人内部构成部分各行其道，达到国家和谐、个人内在的和谐。 （一）城邦正义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正义就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即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其总的原则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为此，整
柏拉图主要思想概述
敬文法哲学研习会柏拉图主要思想概述 专业：法学理论 学生姓名：岳岚培高寒梅郭甜甜指导教师：孙文恺教授 完成时间：2020年6月15日
前言 0 一、辨证学 (1) （一）意典的性质与意义 (1) （二）意典界与事物界 (1) （三）晚年辨证学方面的变迁 (2) 二、格致学 (2) （一）宇宙的形成 (2) 1．开辟 (2) 2．质素 (2) 3．灵魂 (3) （二）宇宙的分类 (3) 三、伦理学 (3) （一）个人伦理 (4) （二）社会伦理 (4) 1.国家起源 (4) 2.哲学王的统治 (5) 3.社会等级 (5) 4.公有制 (6) 5.教育理论 (6) 结语 (6)
柏拉图主要思想概述 摘要：柏拉图的思想是西方文化的奠基，在西方哲学的各个学派中，很难 找到没有吸收过他的著作的学派。其思想理论涉及文法、修辞、逻辑、算数、几何、天文、音乐等诸多方面，本文试图从内容上以其辩证学、格致学、伦理学三个方面为主线对柏拉图的主要思想进行梳理，以期对柏拉图的主要理论学形成初步认识。 关键词：柏拉图意典格致伦理 前言 柏拉图的著作均采用对话体，这种写作方式承载了其丰富的哲学思想。关于柏拉图思想的分类，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一是以时间分，另两种是以内容分。具体地讲，前者以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将柏拉图的对话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早期对话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有《申辩篇》、《优息弗罗篇》、《克力同篇》、《查米德斯篇》、《伊翁篇》、《高尔吉亚篇》、《拉凯斯篇》、《门内科索斯篇》、《普罗泰戈拉篇》、《吕雪思篇》、《优息德谟斯篇》、《大希庇阿斯篇》。中期对话有《米诺篇》、《斐多篇》、《克拉底鲁篇》、《会饮篇》、《理想国》、《斐得罗篇》、《巴门尼德篇》。晚期对话有《智者篇》、《泰阿泰德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政治家篇》、《斐利布篇》和《法篇》。”①这种对话分期，学者们是大致同意的。但不同时期是否意味着不同的哲学思想，学者们持不同观点。有的认为，不同分期，其哲学思想截然不同。有的认为，柏拉图思想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以内容分的有三分法和八分法，三分法由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任诺苦辣提斯首先接受。“所分的是（一）辨证学或名学（Dialectic or Logic）；（二）格致学（Physics）；（三）伦理学（Ethics）。”②八分法则分为：认识论、理念论、辨证法、自然哲学、社会政治哲学、道德伦理哲学、灵魂论、至善论。③两种分法都有道理，相比而言，第二种分类更为得当。原因在于第一种分法，非细致研究柏拉图每一篇对话不能进行；而且分歧较大，比较不同时期思想的变化更是艰难。而第三种分法所分小类可以归入三分法的大类中去，不如三分法精炼。本文遂采用第二种分类总结概括柏拉图的主要思想。 ①余纪元：《<理想国>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②严群：《柏拉图及其思想》，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1页。
比较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法治思想
1.比较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法治思想 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重视统治者对智慧的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浸透着对法律的推崇。但二者都是都是强调理性的作用，只是通过不同的治理手段而达到理性的目的而已。柏拉图的人治思想 柏拉图《理想国》中一个核心观点便是主张贤人政治，即“哲学王”统治。这种统治的基础是学者所设想的知识精英统治社会的理想。柏拉图的贤人政治，主要依靠哲学家的智慧治理国家。《理想国》反复强调这种贤人政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忽略了法。柏拉图认为，哲学王通过知识进行统治，比法律同志具有很大优越性，法律远不能和哲学家的智慧相比。推崇人治，轻视法律是柏拉图早年的思想特征，但柏拉图并没有完全否认法律的作用能够或根本不要法律，柏拉图在以人治思想为特色的《理想国》中也论述法的问题。 但在柏拉图的晚年时期，它的法律思想开始转变，由于统治国家具有最高才智的人难以找到以及实践中的挫折，他又提出了法治，并认为“法治国”是统治人类的第二等好的选择。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公共的善，而为了实现公共的善，单靠教育是不行的，因为人的本性只考虑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所以必须有法律来制裁或者惩罚人们的不善行为。柏拉图后来论述的法治理论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柏拉图称，法治的关键是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统治者可以不受法律制约，甚至可以以言代法，那么不管在这个国度里有多少法律，也谈不上什么“法治”。法治的基础是节制。以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依，还要做到人人自觉守法。普遍的守法观念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 总的来说，他前期重视人治，后期重视法治。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 法治，一种治道，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式的城邦政治体制。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可以超越但却无法绕过的人物。他对法治思想和理念的贡献在于：首先，他是提出法治优于人治的法治理念的第一人。其次，他还最早提出并阐述了法治的两大要素——良法之治与法律至上。在其经典著作《政治学》里，他给出了关于法治的经典语义解释：“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而良好的法律是法治而前提。这其实也是法治的两个基本属性：法治之法应是良法，法应具有至上的权威性。专制政体的法律是“恶法”，服从“恶法”不能称作坚持法治，亚里士多德坚持柏拉图“恶法非法”的主张。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具体体现在立法、执法、守法的各个环节之中。国家的执政人员要严格实行法律，要加强对公民守法观念的培养和训练。他在《政治学》中对比和权衡了法治和人治的利弊，认为法治优于人治的地方在于：1.法律是经过众人的经验审慎考虑后制定的；2,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有公正性；3.法律具有稳定性；4，法律借助规范形式具有明确性5,人治容易误国家大事6,时代要求实行法治。 亚里士多德主要强调了法与道德的关系。其观点是：法治之法应具有特定的道德价值。首先，法治之法应以理性为基础。其次，法治之法以善为其终极追求。次，法治之法以民主意志为其基本品格。 思考柏拉图构思的是由哲学王实行人治的理想国家；亚里士多德则倾向于由中产阶级实行法治的国家。柏拉图追求理想化的精英统治，而亚里士多德虽未完全放弃贵族的统治方式，但他更加诉诸多数人的较温和的民主统治。柏拉图主张哲学王的人治方式，是因为他们为只有哲学王才能懂得怎样治理国家的道理，所以柏拉图实际上强调的是理性（知识）是统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强调要重视法律,也是因为法律是按照理性来规定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所以他们两人所强调的实际上都是理性。重视理性的作用,这是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的一贯主张。
柏拉图的美学观点柏拉图美学思想
柏拉图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并非是现在一些学者所认定的，就是一个客观的唯心主义者的早期代表，对于他的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与与讨论，本文就试着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 柏拉图出身于奴隶主又是较显赫的贵族家庭，从小就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成年后喜欢艺术和哲学，又受到奴隶制政治的影响和吸引。在他成长的年代中，当时正是古代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创建时期，也是奴隶主头子间争权夺利，主张要更民主些还是更****些，相互间血腥较量，垂死斗争的时期。漫长的伯罗奔尼苏战争就是这一斗争现实的体现。残酷的斗争现实，给予了柏拉图思想的深刻影响。另外，希腊的两个较主要的宗教，如奥林匹克神和俄耳菲斯教的宗教意识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再由于他成年中热爱诗歌和戏剧等艺术，所以古希腊以神话为题材的史诗和戏剧等，也在柏拉图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审美的种子。总起来说，对柏拉图思想影响最为深刻的还是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如米利都派、毕达哥拉斯派、恩培多克勒、爱利亚派的自然哲学，智者派的社会哲学和伦理学。其中对柏拉图思想影响最深的为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理论，恩培多克勒的原始物质论，爱利亚派中的赫拉克利特的万物流变论，巴门尼德的宇宙实在抽象永恒不变论，苏格拉底以善为主的哲学与伦理学。其中又以苏格拉底无惧无畏的恂道精神对柏拉图思想的成熟和以后的志向确立影响最大。因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又是执友，所以可以这样说，苏格拉底的学说和品德，基本上就成为柏拉图学说建立最为主要的理论基础。以上这些就是形成柏拉图思想较为直接的现实基础和原因。柏拉图吸收如此丰富的古希腊文化，与他一生中勤奋学习读书，多次出游，广集人材，兴办学园有关。 据有关资料介绍，柏拉图一生的着作以柏拉图的名义流传下来的有30多篇对话和13封信，如《斐多》、《斐德罗》、《巴门尼德》、《国家》、《会饮》、《大希庇阿斯》、《智者》、《斐利布斯》、《蒂迈欧》、《法律》等等篇。经过学者们多年的研究，大体上分辨了真伪，确定了着作的先后分期。现在比较公认的有25篇对话和1篇替苏格拉底作的《申辩》为柏拉图所作，在13封信中，一般认为第7封信比较可靠，被看作柏拉图的自传，但也有人存疑。 下面我们从柏拉图的一些公认的着作中，还有一些相关的研究的资料中来讨论一下柏拉图思想中的真善美的问题。 一、真实的存在与理念论 柏拉图的宇宙观不是一般的纯自然哲学的宇宙观，而是自然与宗教和伦理相结合为一体的，为他后期思索所独创的宇宙观。柏拉图的宇宙观虽然为罗素所否定，但肯定的人大有人在，我认为不可似罗素那样地轻易否定，而是要深入地研究，分清是非清红皂白。 首先是他的客观真实存在论。在他的名篇《蒂迈欧》中，认为在整个宇宙中有四个方面的真实存在，其中有神、理念、空间和混沌物质元素。 柏拉图是有神论。神是宇宙的第一真实存在，是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宇宙的创造者，他是永恒的，不变的实在。但是，柏拉图所说的宇宙神与一般宗教的上帝基督不一样，宗教的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柏拉图的神就不能创造理念、空间与物质的基本元素等。也与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也不完全一样，有那么多的神话故事。柏拉图所说的宇宙神只能是哲学道理中的自然神，是自然造化中的主宰者、指挥者、管理者和创造者。在他讲神掌管宇宙，创造宇宙
柏拉图的正义理论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部正义论。柏拉图认为国家正义就是各个等级各守其职，各安其份。个人正义就是合理的安排自己灵魂中的理性，欲望和激情，并且使三部分相互协作，相互配合，使整个心灵处于和谐状态。可以说柏拉图的正义理论的本质就是一种和谐。柏拉图正义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柏拉图正义理论提出的背景分析柏拉图提出的正义观是“理想国”中的核心部分，他所提出的理想的社会模式是与希腊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柏拉图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的。1、时代背景。柏拉图生于雅典城邦的衰落时期，公元前431年爆发的古希腊奴隶制强国的争霸战争。由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对抗以雅典为首的海上同盟，战争持续了20余年，最终雅典于公元前404年战败求和。此次战争使希腊经济和社会生活遭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奴隶制城邦走向衰落。同时，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有着广泛的差异，从君主制、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到民主制，这样就导致了许多地方一般都是通过战争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而这是与民主派的垮台和寡头政治党内的斯巴达分子的统治伴随而行的，也就是此消彼长的。 2、现实需要。在柏拉图所处的那个时代, 雅典的思想领域到处都充斥着正义、勇敢、节制、友谊、慎思等观念。但这些观念仅仅是局限在少数奴隶主贵族思想的讨论范围内，并没有深入到普通的民众中，而在当时由于奴隶制度在一定程度内有所发展，城邦中的人们表现出了强烈的利己主义和名利情节，在这一现实情景下仅仅去讨论心灵的浅层或者表面上的东西是不够的，需要挖掘更深层的东西，就要讨论个人灵魂的和谐和个人与社会或者国家之间的关系，柏拉图是出于现实需要而提出的。也就说他的正义理论是现实呼唤出来的。1 3 、柏拉图个人的意愿。柏拉图本人把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失败归因于雅典的民主政体。同时由于柏拉图出身奴隶主贵族的家庭，他的思想感情明显是倾向于维护奴隶制社会。民主制复辟后处死苏格拉底，是他对现存的一切政体完全失望，决心通过哲学改变统治者，以此改造国家。2在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在哲学领域找到自己位置，深感哲学走进政治与走进国家的重要性，为此，大力宣传哲学家统治国家的思想，也就是他的著名哲学王的理论，并且试图把他的理论注入到理想国之中。尤其是在他的正义理论中表现相当明显。 三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内容通过与班勒马霍斯，克法罗斯，色拉叙马赫斯，格拉孔等人的导论，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对正义下了定义。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呢？柏拉图提出了两种正义的观点，一是城邦的正义，二是个人的正义 1、城邦的正义。 就一个城邦而言，每个人都有粮食、住房和衣服，这就需要有农夫、瓦匠和纺织工人，以及鞋匠或照料身体需要的人。接下来，是让一个人从事四项事业合适，还是一个人专门从事一项事业合适？答案是一个人专门从事业更有效，因为人与人不同，因其性格不同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比如说，一个农夫为四个人准备粮食与其他人分享，一个瓦匠建造四所房屋供所有人居住。 城邦的人们需要足够大的耕地和牧场，势必会从邻邦那里抢夺。这就是战争的起源，有战争就需要有军队，就需要国家的护卫者。护国者是统治者的一部分，统治者应该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是人群中最好的人，是最善于护卫国家的人，是真正关心国家利益的人。最符合这些条件的就是他所谓的“哲学王”。这里，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等级制理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公民被分为三个等级：监护者、辅助者、农工商人，他认为：“这三个等级都是按血统传下来的，其种族等级的本性是不变的。他用神话来规定了这个等级的森严的界限和天生的本性，说什么监护者和武士是神用金、银做成的，第三等级是神用铜、铁做成的。3柏
西方古典哲学的代表柏拉图(教案)
第二单元 第5课西方古典哲学的代表柏拉图 教学时间：4月29号主备人：黄海涛授课人 教学目标： 1、简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主要生平事迹， 2、了解柏拉图追求真理的不懈探索精神， 3、认识柏拉图对世界思想文化的贡献。 教学重点：1、柏拉图理想国的设想。 2、柏拉图的思想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教学难点：1、理解并评价柏拉图的思想观点与政治主张。 2、归纳并分析柏拉图世界思想文化的贡献。 教学方法:自学指导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步骤 学生自学、发现问题 1、柏拉图的生平与他思想的联系 2、柏拉图的主要思想 3、柏拉图在世界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生生交流、合作学习 一、柏拉图的生平 1、出身名门 2、追随名师：苏格拉底 3、游历四方：西亚、北非、南欧 4、创办学校：387BC，阿卡德米学院 Academy 二、柏拉图的思想——理念论和理想国 1、思想产生的背景 A、①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同盟战败； 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同盟战败实质是：奴隶制寡头政 治的斯巴达打败了实行奴隶制民主政治的雅典。 ②苏格拉底被处死刑 ——以上两者暴露民主政体弊端。柏拉图对雅典民主政治不 满。 B、受苏格拉底的影响，游历四方，考察各地，产生新思想 2、理念论（哲学思想） A、观点： 理性世界：由理念构成；事物的概念或实质——真实、永恒 ①世界： 感性世界：由具体事物构成；物质或现象——虚假、变幻
② 理性世界——————————————————感性世界 ③ 知识先天固有，学习即是回忆。 B 、评价： ① 唯心论：理念为先，知识先天； ② 理念论触及现象及本质，感性与理性的矛盾，第一次阐述 了人的理性对于事物有触动作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积极作用。 3、理想国（政治思想） A 、代表作：《国家篇》（《理想国》 B 、观点： ① 理想国家： ② 国家统治者——哲学王 C 、评价： ① 为了改变当时希腊民主政治体制的弊端，建立和谐稳定的 社会； ② 理想国终成乌托邦。 三、柏拉图学园——阿卡德米学园 1、目的：为了培养理想国的统治者——哲学王 2、情况：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学校 教育宗旨：知识传授；学术研究；政治咨询；培养人才 学生来源：具有初级数理知识；上层社会；男女平等 开设课程：算、几、天 教学方法：对话形式，自由讨论 教学历年：全面、和谐、发展 3、影响： 生命中的转折点，传播政治理想，培养众多人才； 欧洲文化史上大事件，为后来欧洲文教、科技、哲学等发展奠定基础。 四、评价柏拉图 1、受到人们尊敬，在思想史、哲学史、政治学、社会学、自然科学 史上是奠基者，世界影响巨大。 2、思想存在争议，其理念论、知识论、理想国存在局限；但其一生 追求真理、崇尚美德的境界令人佩服。 对立 理念先于物质而存在 护国者——执政 “智慧之德” 卫国者——军队 “勇敢之德” 生产者——生产 “节制之德”
孔子与柏拉图思想哲学的比较.doc
孔子与柏拉图思想哲学的比较 孔子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春秋以将,礼崩乐坏,政权下移,民心不古。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之际,当时周天子权威日下,日益失去统治各诸侯的权力,各诸侯之间为了争夺权利, 臣弑君、子弑父、少凌长、庶废嫡的行为司空见惯。传统的礼仪制度失去了权威,道德规范荡然无存。孔子认为出现礼崩乐坏的原因在于人们缺乏宽厚仁爱之心,并且认为只有用道德的力量,才能使社会重新回到和谐的关系中,天下才能安宁。于是孔子提出了著名的仁学来挽救世道人心。 柏拉图的一生正处于雅典政治急剧变革的不稳定时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又受到瘟疫的袭击。人们想到明天就可能死去,于是,无视法纪,为所欲为。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和宗教信仰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柏拉图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并不能真正了解知识的内涵,因而现实生活中便缺少了衡量一切事物的客观标准。为了重建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一切是非曲直,柏拉图写下了《理想国》一书,并提出了著名的正义论。 孔子与柏拉图的经历也极其相似。青年时的他们都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均从政不利孔子周游列国,游说于鲁卫陈蔡之间;柏拉图则远走意大利,两次赴色拉库斯,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当征途失意之后,都选择教育来推广他们的思想:孔子兴办私学,开中国民间教育之始;柏拉图则兴办了阿卡德米学园,来传授自己的理论。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与柏拉图都处在天下大乱的时代,并且够面临同样的问题。于是二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仁学和正义论。这两种理论是他们思想的基础和关键。 二、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相似之处 1.认同社会等级制度的合理性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公民分为三种,即哲学家、军人、生
论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
论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 前言：在整个西方哲学史的理论框架中，柏拉图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就曾对此明确表述：“公正的说，关于西方哲学最令人信服的特征就是一系列对于柏拉图思想的注脚。在哲学领域内，没有一个问题不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一些观点。” 1 这无疑是对柏拉图地位的巨大肯定，而奠定他如此重要地位的，正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理论——即作为本体论又作为认识论的“理念论”。作为本体论的“理念论”，将我们面前的世界永远的划分为了永恒真实的“理念世界”以及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致使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在对两个世界的弥合中龃龉前行；而作为认识论的“理念论”，则为我们提供了本质直观的认识方法，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留下了争斗的永恒焦点（尽管经验主义也会潜在的伴随着理念论的影响），哪怕是现代西方哲学也无法躲避“理念论”所投下的倒影。可以这样说，“理念论”所提出的问题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史发展的方向，在其后的诸多哲学家中，要么赞同柏拉图，要么反对柏拉图，但无论如何，柏拉图都是西方哲学史上无法绕开的人物。 一、作为本体论的理念论及其影响 “理念论”作为本体论可以说是一种理念实在论。在柏拉图看来，人的认识对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见，一类不可见”2，前者为可感的具体事物，后者则是理念。理念是具体事物的本质，是可感事物的依据与原型，是永恒的、单一的、绝对的存在；而可感事物则是暂时的、多样的、流变的存在，是对理念的分有与摹仿。个别事物分有什么样的理念，就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但却永远不如理念完满。例如，桌子的理念是一张完美的桌子原型，它只能存在理念世界，而匠人所制造的所有的桌子都只不过是“用他们的眼睛注视着它们的类型”，然后制造出来3，这不过是对桌子理念的分有。万物皆有其“理念”，这些理念才是最真实、最完满的存在，它们构成了一个独立于可感的现象世界之上的、本体的理念世界，由此我们面前的世界被划分为了两个不同的层次：作为本体的“理念世界”与作为其摹本的“现象世界”。这种对于两个世界的划分在洞穴比喻和日喻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述。这个划分正式将哲学的方向指向了理智的、超感性的世界，而可感的现象世界则成为了不那么真实的摹本，两个世界从此分裂，如何连接两个世界，重新建立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则成为今后整个哲学史中最重要的问题。 近代的每一位哲学家几乎都在对柏拉图二分世界的困境做出回应，可以说，整个近代哲学，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在为跨越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做出努力。笛卡尔虽然坚持心物二元论，却企图通过一个小小的松果腺连接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斯宾诺莎则是将精神和物质化为实体的两种属性，具体的分殊化为实体的样式，通过属性二元论将两个世界合而为一；莱布尼茨是将世界的本源追溯到彼此孤立却内在一致的“单子”上，希望通过前定和谐解释两个世界的关系。经验论方面，洛克也是个彻底的二元论者，在对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做出区分过后，洛克也对世界进行了二重化的划分，可感对象的属性是可感的现象，而实体则是属性背后的根源，是只知其存不知其为何物的、不变的、永恒的超验存在。为解决洛克的问题，后来者在两个世界中进一步做出选择，要么物体是所有性质的集
从《理想国》中解读柏拉图论的正义
从《理想国》中解读柏拉图论正义 摘要：柏拉图的正义论是一套体系，要详细论述他所谈到的正义，需涉及许多方面和问题。但也不妨尝试单从柏拉图“如何”论正义入手，并以《理想国》一书中的相关内容为主线进行展开。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正义 一、柏拉图、《理想国》与正义论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法律思想家和政治家。生于雅典城邦衰落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危机四伏。20岁时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其后有过12年的游历和三次西西里之行;我们今天所知的Academy即为柏拉图在雅典创办的“阿卡德米”学园。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前后共著对话二十五篇，《理想国》成于壮年，此书可谓震古铄今，讨论的问题非常丰富。该书的副标题即“正义论”，围绕探讨什么是“正义”而展开。 二、关于“正义”问题的考虑 柏拉图探讨正义问题深受两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一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二为苏格拉底之死。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31年，历时27载，交战双方为雅典和斯巴达，但最终以雅典失败告终。此次战争是希腊历时的转折点，使雅典走出了全盛时期。“希腊奴隶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奴隶与奴隶主间，自由民各阶层间，两个同盟集团间，盟主国与同盟国间的一切矛盾都暴露出来了”。[1]传统的道德、正义观念在严峻的战争形势面前显得不堪一击，战争对于雅典或斯巴达任何一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雅典“三十僭主”推翻了民主政制，因实施暴政，8个月后又被民众推翻。其后民主派当政，苏格拉底被控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还引进了新的神及败坏青年的罪
名，并在民主派的极端民主中被处死。因此，“柏拉图深深体会到现实政治的善和正义十分不易”。 [2] 柏拉图老年回顾他青年时代的雅典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他谈到“在那些日子里，城邦不再遵从先人的习俗和制度”，他看到“法律和习俗的大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倒塌”。[3]所以说正是这些事件构成的时代背景使得柏拉图重新思考正义等一切问题。 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社会对各种行为或制度的评价是不同的，称这些是“正义”的，那些是“不正义”的，我们不能通过考察这些行为或制度来总结出正义的涵义;没有一种行为或制度是正义的完美体现;也没有一种行为或制度能为大众普遍认可。[4]故而在众多关于正义问题的争议中，柏拉图试图从批驳“正义”观出发，探寻、追求真正的正义。 三、柏拉图驳“正义” (一)质疑克法洛斯 克法罗斯是住在比雷埃夫斯港的叙拉古商人，在柏拉图的书中已经是一位“经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的老旅客”，他认为“对于通情达理的人来说，有了钱财就用不着存心做假或不得已而骗人了，当他要到另一世界去的时候，他也就用不着为亏欠了神的祭品和人的债务而心惊胆战了”。由此，柏拉图总结克法洛斯的正义观为“有话实说，有债照还”。但是，柏拉图又反诘，“譬如说，你有个朋友在头脑清楚的时候，曾经把武器交给你，假如后来他疯了，再跟你要回去……如果竟还给了他，那倒是不正义的。把整个真实状况告诉疯子也是不正义的”。[5]因此说，柏拉图认为这并不是正义。 (二)与玻勒马霍斯的辩论
柏拉图的灵魂理论
柏拉图的灵魂理论 上次是讲到灵魂不朽的论证，当然是在《斐多篇》里面，有三个相对完整的独立论证，一是涉及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从生到死，从死到生；二是灵魂的预先存在，pre-existence；三则是涉及灵魂的消解性与不可消解性。那么在这个时候，预设的是柏拉图自己的形式理论，而这个形式自身是不朽的，形式不朽或形式自身只能被灵魂所认识，而且灵魂应该是受到哲学的训练以后，处于一种纯净的形态，才能够把握形式自身。形式作为认识对象，它是不朽的，这一点决定了灵魂作为认识对象，也应该是不朽的。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关于灵魂不朽的证明。我们也提到，苏格拉底的两个推崇者塞伯斯和塞尼亚斯也提出了不同的反驳，一个是说灵魂就像一个琴弦的和谐声音，处于和谐这样的状态，如果琴弦毁掉了，那么和谐的声音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身体毁灭了，灵魂也就不存在了。另一个是塞伯斯的反驳，是说尽管灵魂它可以不死，就是说在身体毁灭以后，它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它很可能会耗尽，也就是说灵魂的不死，不能决定它的不朽。在第三个论证当中，苏格拉底进一步澄清他的主张，一个是他对上述两位的回应，在这里不再重复。然后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关于灵魂不朽的，我们称之为本质论证，essential argument.在这里涉及的是灵魂本性自身，他在这里举的例子是，雪根据它的本性，它不可能是热的，这是因为雪是冷的承载者，在这里我们可以多讲一点，因为它涉及了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希腊词），这个希腊词的意思站在下面的东西，承载着其它的性质，这是它的一个意思，其它意思我们再讲。那么雪就是冷的性质的一个承载者，而冷的性质不像雪的其它的性质，比如说雪花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其它形状，只要它是雪，它就必然是冷的，那雪是冷的承载者就决定了雪不可能是热的承载者，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说雪是热的。当然他把这个例子引申过来是要和灵魂与身体的关系类比，那么灵魂是生命的承载者，不管灵魂是什么，在古代世界里，它都首先是指生命，有生命物体的生命，是使有生命的物体与无生命的物体得以区别开来的东西，比如我们可以叫无生命的物体（一个拉丁词）即没有灵魂的东西，就是无生命的物体。那么灵魂是生命的承载者，就决定了在灵魂的本性当中，它不可能包含死亡。也就是说灵魂不可能是死亡的承载者，也就意味着灵魂不会死。这就是所谓的灵魂不朽。当然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灵魂作为生命的承载者，和雪作为冷的承载者与火作为热的承载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么，如果雪或者火遇到与它相反的性质的时候，比如雪遇到热的时候，一种可能是它仍然保持是雪，仍然保持它存在的状态，热从这个地方退却了。另一种可能是当雪受热融化，它就不再是雪。就是说，雪要么可以保持它作为雪的本性，要么它就是走向它的本性的毁灭。但是在灵魂这样一个地方，并不存在这两种选择，因为对于灵魂来说，它的extinction,就一定是它的死亡，所以在灵魂作为承载者来说，要么它继续保持它的存在，它仍是活着的，灵魂仍然不是朽的；要么就是不作为灵魂而存在。但在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看来，这样的一种extinction的说法，就意味灵魂是一种死的灵魂，当然从哲学的语言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灵魂的本性当中，它不能包含死亡的性质。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把灵魂这样一种东西，与雪或火区别了开来。当然这个论证是有比较大的问题的，我们只是简单的提一点。如前所提到的，如果我们从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的立场上来看，他就会认为柏拉图在这个地方混淆了实体和它的性质。这里的性质不是一般的性质，就如刚才所说的冷热，对于雪来说，或者生命对于灵魂来说，不是它可有可无的性质，而是叫做essential quality，即它的本质的性质。本质的性质的改变，是不是一定意味着实体的湮灭，就是说一个彻底的毁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并不一定如此。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会看到，灵魂在这个地方是被作为一个承载者，像火一样是一个承载者，这个承载者的意思是说，它能够拥有属于它的独立的本性，在这个类比当中，把灵魂与火类比起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假设了灵魂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它能够拥有独立于身体的性质，也就是说在这个论证的前提当中，已经假定了灵魂是不同于身体的存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是一个能够拥有自己的独立的essence，它有它的essential quality ,有它自己的本质
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
三、理念论的功绩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理念论的产生标志着西方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开创了强调共相、追求普遍性和形而上者的哲学道路。追求世界的本源、共相、绝对、形而上者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社会的哲学认识实践活动具有的基本表现形式，从柏拉图及其它许多古代思想家提出和强调共相问题以来，共相问题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一直流传到今天，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追求的问题其实质就是共相问题。 理念论发现和提出了个别与一般的矛盾现象，指出了个体事物可以被人感觉到，一般事物不可被人感到但可被人知道的认识特征，揭示了同名可感事物是若干或许多、同名理念是一的客观事实，初步界定、区分和彰显了个别事物与一般事物，创立了现象和理念的基本概念，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理念论的缺陷 我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存在以下十个缺陷。 1、理念论仅仅发现和界定了普通名词表述的许多个体事物共同具有的理念，而没有发现和界定专用名词表述的许多可感个体事物共同具有的理念； 我认为：理念是人通过认识实践活动，从自然事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抽取出来的，具有不可被人感到但可被人知道的认识特征、作为个体事物的组成部分或组成元素依存在各种个体事物之中的实体自然事物。 人们用专用名词表述和界定一个可感个体事物时，常常不是指同一个可感个体事物，而是指具有前后相继关系的，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定差别的多个可感个体事物。 例如：人们用专用名词“太阳”表述和界定的可感事物，就不是指处在同一个时间段、处在同一个空间位置、具有完全相同亮度的同一个太阳，而是指具有前后相继关系的、处在不同时间段、处在不同空间位置、具有不同质量、具有不同亮度的许多个具有共性也有个性的太阳，是指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多个有差别的太阳。 客观事实告诉我们，不仅普通名词表述的许多可感个体事物共同具有同一个理念，而且专用名词表述的许多有差别的可感事物也共同具有同一个理念。 2、理念论仅仅发现和界定了部分可感个体事物共同分享或分有的理念，而没有发现和界定全部可感个体事物共同分享或分有的理念； 部分可感个体事物共同具有的理念同全部可感个体事物共同具有的理念是不同的，部分可感个体事物具有的理念仅仅存在于部分可感个体事物之中，只有全部可感个体事物共同具有的理念才普遍存在于每一个可感个体事物之中，部分可感个体事物具有的理念所包含的内容和规定，多于全部可感个体事物具有的理念所包含的内容和规定。 例如：生命是部分可感个体事物具有的理念。
简述柏拉图的基本政治思想
简述柏拉图的基本政治思想 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孙云龙学号：2008214295 序号：46 在柏拉图的基本的政治思想中，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核心。他认为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观念世界。理念世界是真实的，而物质世界是不真实的，是理念世界的模糊反映。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理念”，他的哲学亦因此而被称为“理念论”。柏拉图认为：世间有许多类的事物，当你判断它是否为美时，心中必然已有了一个美的原型，这心目中美的原型又来源理念世界中存在的那个绝对的美。任何美的事物都无法与美的原型相比，前者不过是对后者的一种模仿，美的事物有千千万，而美的原型或理念的美却只有一个。其他事物也是如此，如有了桌子的理念才有各式各样的桌子，有了房子的理念才有了各式各样的房子，有了绿色的理念才有了世间的绿色…… 在国家观方面，表现为正义论的国家观，正义论是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柏拉图认为，人都具有理性意志和欲望。理性即智慧和知识，当理性支配意志和欲望时，后两者则表现为勇敢和节制。可见，智慧、勇敢和节制都是人的美德。在国家生活中，各人从事的工作取决于各自的德性具有智慧品性的人由金铸成，是国家的统治者具有勇气品性的人由银铸成，将成为保护国家的军人和武士欲望则为广大自由民所共有，它由铜和铁铸成。每个人的天性在出生时又由神铸定，它决定了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不可任意更改的。 柏拉图把正义分为国家正义与个人的正义，他在《理想国》中指出国家的正义就是国家的三个阶层各守其职、各安本分，治国者靠智慧把国家治理好，卫国者凭勇敢保卫好疆土，劳动者以节制搞好生产，从而使国家处于安全稳定之中；柏拉图强调，每个人只能从事最适合自己天性的职业，各行其是，各司其职，不得任意改变。正义就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关系中，每个阶级的成员都专心致力于本阶级的工作，且不应干涉其他阶级的成员所干的工作。即正义就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职，”。因此，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使每个人都在最适合自己能力的岗位上工作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这就是社会的最大正义。而个人的正义就是人心中的三个部分各尽其职各安其分，理智以智慧统帅心灵，意志以勇敢保护心灵，欲望以节制为心灵的正常活动提供生理基础，三部分协调配合，使心灵处于和谐安宁之中。柏拉图在社会分工论和等级论的基础上得出了正义的定义。他说：“正义就是三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得其所。” 在如何实现正义这一点上，柏拉图还特别推崇哲学家治国的思想。哲学家执政治国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也是柏拉图理想国家的核心内容。《理想国》的核心是正义，全书围绕正义问题展开。哲学王统治则是实现柏拉图正义理想的关键，离开哲学王统治，正义的实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为了实现正义理想，哲学王统治是必要的。同样，哲学王统治也是合法的，它的合法性不在于人们的同意，而在于哲学家基于智慧统治的自然正当性，它无需经过人们的同意。有了必要性和合法性，不等于就有了可能性。柏拉图认为，哲学家统治尽管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极其困难。哲学家的产生就比较困难，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更为困难。最后，柏拉图提到，如果哲学家有幸成为统治者，它要根据理想的
【柏拉图哲学思想作文】柏拉图的哲学思想
【柏拉图哲学思想作文】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柏拉图作为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中充满着对世界的深邃解读，浏览柏拉图的思想却发现这些思想不时的和我国的传统思想发生着碰撞，迸发出共同的火花。以下是精心的柏拉图哲学思想作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柏拉图与中国哲学家的几点重合 摘要西方哲学作为西方智慧的千年沉淀，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样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柏拉图作为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中充满着对世界的深邃解读，浏览柏拉图的思想却发现这些思想不时的和我国的传统思想发生着碰撞，迸发出共同的火花。 1 西方哲学启蒙时期与我国传统思想的重合 西方哲学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有着一些不同：西方哲学理论注重的是知识，认识以及论证，中国的传统思想则更加注重一个人的道德和修养。其实二者也不是完全彼此分离的，有知识也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有好的道德修养也要有渊博的知识，只是中西方的侧重点不同而已。西方哲学自从古希腊开始就是走的一条知识的路。古希腊的哲学家早期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在此之前的一些古代文明大都带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比如说古巴比伦有一个说法，传说我们所在的世界是
在一个大乌龟的背上，这个乌龟游弋于大海之上，乌龟动一动就会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古希腊哲学开始脱离神话性质，开始用理性去思考问题。所以就出现了恩培多克勒的“土，水，火，气”四元素说。我们知道，我国在古代的时候有五行说，所谓的“五行”其实就是五种元素“金、木、水、火、土”。中西之间的这两种思想不约而同都回答了世界的构成。这也算是早期中西方哲学思想的一个偶然重合。严复在对西方文化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说：“盖彼 __为体、民主为用”。① 2 柏拉图的作品风格与我国哲学家的重合 到了古希腊哲学高度发达时期，哲学家们的目光逐渐的从自然哲学转移到人生和社会等问题上来了。当时出现了一批对人们思想有着深刻影响的哲学家，其代表人物就是大家熟悉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作为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本人具有浓厚的诗人气质，确切的说，柏拉图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在历史长河中，柏拉图的文学造诣并不比他的哲学造诣差。而庄子也是一个公认的大文学家，当然他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庄子的哲学非常深邃，文笔也美妙至极。柏拉图的对话有很多篇，其中有一篇记录的是大家坐在一起喝酒聊天，中文翻译为“会饮篇”。《庄子》这部著作最大的
柏拉图
柏拉图的思想对现代思想的影响 班级：财管11-3 姓名：孙吉蕾 学号：201108051082
柏拉图（约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留下了系统著作和完整思想的人。虽然他的全部著作都深深地带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印记，然而，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和主张却成为后来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史料。他的《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比较集中地讨论了政治学问题，因而被许多学者看作是最早的政治学著作。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五个部分：一、理念与理想国；二、社会分工理论；三、柏拉图的哲学家执政思想；四、共产制度；五、教育与治国。 一、理念与理想国：理想与现实、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不仅是哲学上必然要讨论的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苏格拉底曾经提出了并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美德”、什么是真正的“正义”等问题。他认为，人们所见到的具体事物，所见到的所谓的“善”、“美德”、“正义”等都是不完全的、不真实的。只有“善”的理念、“美德”的理念、“正义”的理念才是完全的、真实的、永恒的。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他提出：理念是宇宙万物的普遍本质，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人们通过感官所认识的具体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不完善的、暂时的、不真实的。“理念”则是永恒不变的，是最真实的存在，是一切具体事物的原型、本源。而日常人们通过感官所接触到的各种事物，实际上不过是理念的复制品。例如，日常人们所见到的床，实际上不过是木匠按照床的理念制作出来的，只是“床”的复制品，是“床”的影子，是不定型的，是变化多端的。至于画家们所绘的、床，则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是更不真实的东西。真实存在的只是“床”的理念，它是生活中存在着的五花八门、变化多端的床的本源，它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与生俱来，是永恒的、普遍的。 理念虽然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但大多数人由于受世俗生活的缠绕，庸庸碌碌，心灵的窗户被遮掩着，对理念世界不能认识。只有超凡脱俗，看破红尘，摆脱情感的干预，静思默想，才能回忆起自己先天灵魂中固有的“理念”，才能把握所谓的真谛。他认为，一切所谓真正深刻的认识都来自自己灵魂深处。由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知识就是回忆”，认识事物就是要把握事物的理念。 他在《法律篇》中提出国家要将法律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实行法治。他接受有限民主原则，主张实行混合政体。《理想国》中最具特色的思想是哲学家治国的思想。因为只有哲学家具有知识，才能把握理念和事物的本质规律。其他人的知识只能称为“意见”。哲学家治理城邦首先要建立和维护社会分工制度，要在哲学家和军人内部废除私有财产和家庭，要对公民进行正确的教育。提出了正义的政体和唯一正确的贤人政体是由哲学家执政的政体。他把现实生活中不当政体分为荣誉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僭主政体等。 柏拉图对平民政体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在这种政体下，平等自由发展到极端，人们便不能忍受任何约束，连法律都不放在心上。柏拉图激烈批评了僭主政体，认为平民政体中极端的平等会带来极端的奴役，从而演变成僭主政体，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下，独裁者攫取了权利，凭借暴力建立了专制统治。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把政体分为六种。即王制、僭主制；贵族制、寡头制；共和制和平民制。 二、社会分工理论： 柏拉图认为，国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他说，最初，人们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于是有了农民、牧人及各类工匠的分工。后来，随着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又出现了商人。所有这些都属于生产者阶级，他们的共同职责是为整个社会提供物质生活资料，履行国家的经济职能。再后来，由于城邦的不断扩大和城邦生活的不断扩充，人们的各种欲望和需求也不断增长。这些欲望和需求有时是互相冲突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城邦之间的战争，于是就需要有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集团。柏拉图把这个集团称之为“护国者”阶级。他们的职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