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导读

马克思《博士论文》

学习提示《博士论文》全名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写于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3月。1841年5月，耶拿大学根据这篇论文授予马克思博士学位。当时德国特别重要的理论背景是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一方面是政治上和宗教上都较为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马尔海内克、霍托、甘斯、格舍尔、欣里希斯）；另一方面是更加激进的左翼黑格尔派或青年黑格尔派。1838年春，马克思开始同博士俱乐部（柏林青年黑格尔派中心）的成员交往，从而为他开辟了通往黑格尔哲学的道路。

青年黑格尔运动肇始于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这部著作的基本观点是：福音书是不足信的，而其中关于耶稣事迹的说法，也都未必可靠；因此，有必要对圣经故事进行历史的批判。施特劳斯的批判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福音故事乃是神话创作，是民族的或大教区的无意识的集体创作，而早期教团的无意识创作和不着边际的幻想不同，它不是有意识的伪造。因此，基督教不简单地是一个骗局，历史的批判就是要求从中找出历史真实性的内核。施特劳斯的这种观点在哲学上体现着“类”的原则，体现着黑格尔关于民族之精神实体的学说。

施特劳斯的观点发表之后，不仅受到正统派的猛烈攻击，而且立即遭到来自另一方向的批判。博士俱乐部的精神领袖布鲁诺.鲍威尔试图彻底扫除施特劳斯为基督教保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他以公开的无神论姿态对福音书实施进一步的批判。按照他的看法，整个福音书就像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一样，没有任何历史的真实性：其故事的内容完全是有意识的伪造，是作者故意杜撰的。因此，基督教不具有任何属神的内容，它不过是普遍自我意识的一种暂时的形式，而现在的任务就是摆脱基督教的桎梏，达到真正的自我意识。鲍威尔的观点在哲学上体现着“主体”的原则，体现着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之活动的学说。

双方的争论于是从福音书批判转向哲学。在鲍威尔看来，施特劳斯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让精神上升为自我意识，而唯独个别的自我意识才赋予思想作品以形式，以内容的规定性。争论最后扩展为这样的问题：世界历史的主导原则和基本力量是“实体”---民族文化呢，还是“自我意识”---批判的、思维的个人？

一般来说，博士俱乐部的主要代表都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除了某些隐蔽的分歧，马克思当时在理论上同鲍威尔和科本最为接近。他们自称是哲学上的山岳党人，倾心于古代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他们试图用怀疑派的怀疑论、伊壁鸠鲁派对宗教的敌视、斯多亚派的共和主义来武装自己，使之同18世纪的启蒙精神结合起来，从而锻造出一种激进的理论武器，使他们能够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的反动势力进行最激烈的斗争。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立场，即哲学上的“自我意识”立场：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哲学借这种自我意识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一立场在论文中通过对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的解析，特别是通过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比较而表述出来。

论文的第一部分探讨两种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在马克思看来，尽管黑格尔在原则上正确地规定了古希腊三派自我意识哲学---怀疑派、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的一般特点，但由于未深入细节，特别是由于其思辨的观点，妨碍了他去认识这三种体系对整个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而马克思则试图去批判地追溯这些派别的历史根源，并把它们看作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

就伊壁鸠鲁的的物理学而言，无论是最古的思想家，还是教会神父和近代作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伊壁鸠鲁剽窃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至多也只是作了一些琐碎无稽的改动。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要把这两种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的：（1）前者对知识的真理性采取一种怀疑论的、不确定的观点；而后者则对事物采取独断的态度。（2）前者不满足于哲学，并投入实证知识的怀抱；而后者则认为这种科学丝毫无助于达到真正的完善，因而被称为“科学的敌人”。（3）前者把必然性理解为现实性的反思形式，把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而后者则把必然性和对神的迷信等同视之，坚执抽象的可能性和我们的任意性。马克思认为，在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这种对立中还隐藏着更深的矛盾：前者作为怀疑论者和经验论者，却从必然性的观点出发，力求理解事物的真实存在；与之相反，后者作为哲学家和独断论者，却到处只看见偶然，并倾向于否定自然的一切客观实在性。---“在这些对立面中似乎存在着某种颠倒的情况”。

于是，论文的第二部分便试图通过分析二者的物理学在细节上的差异，来说明上述的对立、矛盾和颠倒，并引申出作者自己的哲学立场。这部分共分五章：（1）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2）原子的质；（3）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4）时间；（5）天体现象。其中以第一章最为重要，因为它直接揭示对立的根源，指正了问题的主旨，并提示出其余各章可以参照理解的重点和要旨。

偏斜运动乃是伊壁鸠鲁原子论之最典型的特征，而且历来被看做是他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之最荒谬的篡改。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点恰恰是应当极其审慎地加以理解和把握的。伊壁鸠鲁设定原子在虚空中有三种运动，即直线下落、偏斜运动和排斥。马克思认为，真正重要之点就在于理解这三种运动在哲学上意味着什么。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原子的概念包含两个环节，即物质性的存在和纯粹的形式。首先，由于直线下落表示原子的运动构成一条直线，所以原子就纯粹是用空间来规定的，这样原子便被赋予了一个相对的定在，而它的存在便是纯粹物质性的存在。因此，直线下落就意味着原子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其次，由于原子概念的纯粹形式是对单纯物质性的否定，所以，对直线下落的否定就被设定为另外一种运动，如果这种运动亦被想象为空间性的话，便是偏离直线的运动。因此，伊壁鸠鲁所补充的偏斜运动，正是表明原子之单纯物质性的否定，即纯粹的形式。它意味着原子的这一规定离开其物质性的存在，从后者偏离出去，并构成为后者的否定。最后，伊壁鸠鲁在原子的“排斥”中，实现了原子的概念。在排斥中，直线下落（即原子的物质性）和偏斜运动（即原子的形式规定）都综合地结合起来了。排斥就像是一个合题，按照这个合题，原子既是抽象的物质，又是抽象的形式。由于伊壁鸠鲁通过偏斜运动设定了原子的纯粹形式，所以他实质地表述了这样一种哲学原则，即抽象的个体性之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下落运动是非独立性的运动，而原子是像天体那样具有绝对独立性的物体，所以它们就应该像希腊人所了解的天体那样，不是按直线而是按斜线运动的。

在这里，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得到了重要的发挥。正像伊壁鸠鲁的卓越阐释者卢克来修所断言的那样，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它正是原子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因此，马克思指出，德谟克利特只注意到原子的“物质方面”，由于原子概念的形式方面（即偏斜运动）还根本没有出现，所以他只是把原子理解为一种强烈的运动，一种盲目必然性的行为；而伊壁鸠鲁还注意到原子的“观念方面”，按照这一方面，运动被设定为自我规定；原子因而被理解为活的、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元素，被理解为单个自我意识之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象征。因此，尽管伊壁鸠鲁牵强粗陋地解释物理现象，但马克思仍给予他以极高的评价：由于他阐释了能动的原则并代表着一种自由的无神论，因而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哲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批判或否定的环节，提供了行动自由的可能性；它作为一种社会学说的基础，其实践意义便是论证了人的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克思明确声称自我意识的立场，但却仍然保持着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某种批判态度。马克思与鲍威尔的费希特主义倾向（存在和应有的对立）不同，毋宁说是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黑格尔的思有统一原则。他试图根据精神和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有机发展的概念，来引申出世界历史的辩证发展。因此，马克思批判说，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由于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不能作用于周围环境，因而这种精神自由具有抽象的性质。尽管抽象的个别性摧毁了一切超验的东西，但由于个别性在事物中不居统治地位，所以它也使“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成为不可能了。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必须积极地干预生活和现实，思想只有通过对周围环境的能动活动，才能使意志的力量走出阴影的王国，以反对不合理的现实世界。---这一点是马克思同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最初、微妙的分歧，而这个分歧后来很快就发展为同“自由人”决裂的契机。

综上所述，《博士论文》的主旨乃是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并在这种原则中找到了政治激进主义和自由无神论的哲学渊源；然而，它又隐约地透露着一种脱离青年黑格尔运动之主观主义的意向，即强烈地实现思想的倾向，强调哲学和周围世界的相互作用。因此，当时马克思一方面和鲍威尔一样，相信精神的绝对创造活动和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不是把这种活动归诸精神的主观性是，而是试图通过精神和现实的有机联系去理解这种活动。就这两方面而言，部分地表明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最初根源和理论素材，表明这种理论取向如何为其他思想材料的进一步介入做好了准备。

我们从《博士论文》中选取序言和第二部分第一章供读者学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于1843年底，1844年2月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上。该论文在形式上标明为一部著作的导言，但在内容上是完整的、可以独立成篇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又称《克罗兹纳赫手稿》，写于1843年夏，未完成，包括39张手稿，直至1927年才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该论文的理论背景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莱茵报》时期（1842-1843）同“自由人”（包括鲍威尔兄弟梅因、布尔、施蒂纳等人，他们大多是马克思先前“自我意识”立场的同道）的决裂以及使马克思感到“苦恼的问题”；其二是费尔巴哈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就第一方面而言，同“自由人”的冲突，表明马克思对于抽象的空论深恶痛绝，并开始深刻地思考哲学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在研究国

家生活现象时，不应该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而应该认真地注意到“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这促使马克思力图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同时，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由于大量接触到现实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不得不“回到人间”，而且对黑格尔体系中很少涉及的物质利益问题感到为难。为了解决使他感到困惑的问题，马克思写的第一步著作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批判所得出的结果是：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由其本身来理解，也不能由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植根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中，亦即植根于“市民社会”中。

另一方面，就费尔巴哈的作用而言，尽管对其影响的时期的范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之“热忱地欢迎”这种世界观，却是确凿无疑的。费尔巴哈炸开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重新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在他看来，唯心主义乃是借助于主体和宾词的颠倒，把现实的主体---人变成了观念的宾词。要正确地理解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就不能从思维出发，而应当从存在出发；不能从抽象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存在出发，而应当从当下的、直接感性的存在出发，也就是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自然界出发，而把观念看成是现实主体的宾词。费尔巴哈认为，就这一点而言，唯心主义和宗教是同样颠倒的世界观：由于宗教把上帝变为主体，而把人变为宾词，所以它直接地完成着人的异化；而现实的关系是，宗教没有任何属神的内容，上帝的本质乃是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因此，黑格尔哲学无非是神学的恢复，是宗教之合乎理性的最后支柱。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以及同人本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启迪作用，尽管马克思在当时对它的某些方面持保留态度。

《导言》直接衔接着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马克思认为，由费尔巴哈所完成的批判乃是一切其他批判的前提。既然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那么彼岸世界真理的消失就要求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因而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成了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成了对政治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乃是宗教的真理，但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之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而国家、社会之所以产生宗教这种颠倒的世界意识，乃是因为它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因此，反对宗教的斗争尽管是间接的，但在实质上也是反对那个以宗教为慰藉的世界的斗争。

在德国，这一任务首先必须通过哲学来解决。德国的历史性在于：其现实的水平低于批判的水平；德国人不是在历史的现实方面、而只是在哲学方面才是本世纪的同时代人。因此只有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加以批判，才能接触到“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马克思指出，德国的出路就在于实现一个“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一个筋斗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越过现代各国（英、法等等）面临的障碍。这一点在哲学上的可能性就在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因此，哲学同世界的关系、理论同实践的关系是：不仅思想要力求体现为现实，而且显示本身也应该力求趋向于思想。

那么彻底革命的“实际可能性”又在什么地方呢？马克思指出，德国的“任何一个特殊阶级”都无力承担这一革命；德国的市民阶级甚至承担不了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它总是未等胜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表现自己的宽大本质就表现了自己的狭隘本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就当时德国的历史性而言，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反倒是不可能的；并且从这种不可能性中产生出彻底革命的可能性。而彻底的、人的高度的革命要成为可能，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戴上锁链的阶级”，一个遭受普遍苦难的等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的等级，这就是无产阶级。因此，德国人的解放乃是人的解放；它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通过消灭无产阶级而成为现实，无产阶级通过实现哲学而消灭自己。

这篇论文是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一，其内容可参照同一时期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来理解。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严格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指出人的解放的实现，不仅必须摧毁宗教的幻想，而且必须首先摧毁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宗教不过是这个社会的观念形态。

《导言》的哲学立场表明，马克思一方面完全摆脱了鲍威尔等人立足于“自我意识”立场的抽象批判和空洞否定，而致力于形成一种现实的批判原则。这一原则不是同现实世界处于外在的、抽象的对立中，相反，它把物质力量看作是自身的基础，看作是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因此，积极地、能动的批判不是贬斥“被动因素”、贬斥“物质基础”、贬斥“群众”的纯粹活动，而是实际地改造现实世界，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它诉诸阶级斗争，诉诸革命实践，诉诸无产阶级。另一方面，马克思当时的哲学观点一般来说是同费尔巴哈想接近的，把现实性理解为感性对象性，把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理解为哲学的真正基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启迪作用，与其说是提供了现成的哲学立场和哲学观点，毋宁说是提示了思考的线索和主要的问题。即使在当时，马克思就已经敏锐地指出了费尔巴哈的一个基本缺点，即“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进而言之，在这种形式的分歧后面还隐藏着更深的差别：当费尔巴哈仅仅依据感性直观来建立感性对象性的时候，马克思却在感性的基础上使德国哲学发展起来的能动原则得以持存。因此，和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不仅诉诸“被动因素”和“物质基础”，而且诉诸“理论”和“哲学”；不仅诉诸“心脏”，而且诉诸“头脑”；不仅诉诸“物质武器”（无产阶级），而且诉诸“精神武器”（哲学）。其结果是，费尔巴哈通过批判把宗教归结到它的世俗基础以后，又重新把人的解放设定在“爱的宗教”中；而马克思则试图真实地深入到这个基础之中，通过现实的革命、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实现彻底的人类解放。

《导言》的观点还表明，马克思已经扬弃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从而开始沟通了哲学世界观同共产主义学说。此外，由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已经把法的观念和国家的形式下降到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对这一基础进行解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已经提示出来了。我们可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这些思想材料在批判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巨大的融合。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又称《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流寓巴黎时于1844年5月至8月写成的。它可能是马克思曾经打算撰写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草稿，现在的书名是编者在出版时加的。全书共三个手稿，有一部分已经散失；1932年《巴黎手稿》第一次发表。

这部手稿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综合和艰难的创造，它的写成是新世界观萌芽前的最后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已经达到的某种结论，而是在于，各种必要的思想材料开始汇集、融合，日益成长为某种新的思想，并得到了尽管还不完备、但却是较为系统的创造性发挥。几个月以后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手稿》离新世界观的创立，实在只有一步之遥了。

这部著作的理论背景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结果，即法的观念和国家的形式植根于物质生活关系之中，亦即植根于“市民社会”之中，从而明确地提示了解剖市民社会的必要性。同时，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天才大纲”---《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概念，从而促使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去解剖市民社会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的了。1843年秋马克思在到达巴黎之后，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广泛研究之中（包括斯密、李嘉图、萨伊、穆勒、斯卡尔培克、不阿吉尔贝尔、麦克康洛赫、特拉西等人的著作）。

第二，对法国革命的浓厚兴趣、费尔巴哈的“高卢---日耳曼”原则的影响以及同亨利希.海涅的密切交往，使法兰西思潮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法国的流亡生活又为研究这些思潮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和广阔的机会。在研究法国革命时，马克思接触到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兴起的关于“第三等级”的历史文献，如以基佐、米涅和梯叶里为代表的学派试图通过严格的决定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全部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的历史。同时，马克思还热心研究了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主要是起源于洛克而汇流于社会科学的那一派，即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派别。这个派别试图把唯物主义推广和应用于社会生活方面，马克思曾一度把这种学说称之为“真正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最后，在巴黎当时的精神园地中，到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其中有圣西门派的参与，有傅里叶，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还有其最卓越的代表人物列鲁和蒲鲁东，以及文艺界的社会主义领袖贝朗瑞和乔治.桑。马克思从法国社会主义者那里获得了及其丰厚的精神财富。

第三，无论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对法国政治理论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决不是一种个人兴趣，而是整个地体现着哲学世界观的要求。如果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已经意识到，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还是鲍威尔的唯心主义，都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生活中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那么，马克思明确地拥护费尔巴哈的基本观点，正是因为这种观点提示了一种可能的出路，即唯物主义。然而马克思同时还意识到，对当代世界的批判，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社会生活相关的现实问题，其中心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必须被归结为私有财产的内在矛盾。进而言之，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通过彻底的革命，才有可能达到对私有财产的否定，即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植根于经济的现实中，如果它本身又必须被当做政治斗争来理解，那么，这一斗争的“自我意识”就应当被理解为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前进报》上意味深长地把德国无产阶级称作欧洲无产阶级

的理论家，把英国无产阶级称作它的经济学家，而把法国无产阶级称作它的政治家。

《手稿》正是这种理论要求的实际表述，是各种新思想的酝酿与生长，是通过这些思想材料的冲突和集结，去探索和把握世界观的全新创造。

就这部著作本身而言，其术语新旧参差，内容庞杂，似乎很难概括其基本精神。但是，较为深入的研究表明，这部手稿具有严整的基本结构，而各部分内容则有机地服务于这个结构。一般来说，异化劳动学说似乎是《手稿》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然而，就异化劳动概念而言，立即就要涉及它的“从何处来”以及“向何处去”的问题，因而与之本质相关的领悟两个问题是：第一，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思考。这就是说，如果异化世界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那么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第二，异化的扬弃。这里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处在异化中的人能的归宿是什么？或者，这个否定的世界将如何达到它的自我否定？因此，《巴黎手稿》可以简单地划分为这样几个部分：（1）以异化劳动学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以人的本质为思考中心的哲学批判；（3）以扬弃异化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批判；（4）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清算：批判已不再局限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而是对黑格尔一般辩证法的批判（这一点至少在实际上表明，有必要重新审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以下我们队这些内容分别予以列论。

（1）异化劳动学说。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国民经济学的根本矛盾，即：它一方面认为，劳动是以前财富的价值源泉，是构成价值的唯一要素，因此，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劳动者理应活动或拥有全部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学只是为资本（即“死劳动”）提供了一切，而劳动者只能得到维持其劳动所必须得东西。在这里，理论上的矛盾首先表现为劳动价值论和工资规律的矛盾（此外，国民经济学还包含诸多的矛盾）。和议会出现这样的矛盾或二律背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要求摆脱国民经济学所需够的“最自然的”私有财产状态，而从一个“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类世界就正比例地落价；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概念来表示这个事实：“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因此，国民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诸多的二律背反，就因为它以之作为前提的东西是“劳动”，但却是“异化劳动”，即自身对立的或内在矛盾的劳动。

马克思把异化劳动分析为四个规定。（a）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即“物的异化”。这个规定是表示，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处于异己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占有的对象的就越少，并越是受其对象（即产品）的奴役和统治。（b）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即“活动着的异化”或“自我异化”。这个规定是表示，劳动活动本身对劳动者来说变成了某种外在的、异己的东西：它不是劳动者的自我活动，而是否定劳动者的东西，是使劳动者感到不幸的东西，是使劳动者的肉体和精神遭受折磨和摧残的东西。（c）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关系。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术语说，人是类存在物，人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才实际地确证自己是类存在物。换句话说，这种生产活动乃是人的能动的、类的生活。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劳动中，人的活动被贬低为维持个人的动物生存的手段，从而使人的类本质成为与人的存在相对立的东西。（d）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这是上一个规定的直接结果：既然认从自己本身的类本质中异化出去并与自己的本质想疏远，那么他也就必然与其他人相分离并处于敌对的对立中，正像其他人也与他相疏远、相对立一样。正是这一规定，在表现人同自身的异化关系时，表现着人与他人的异化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意味着引起一切人适应其阶级利益的冲突和对立。

按照异化劳动的概念，国民经济学虽然表面上以劳动为出发点，但却“没有给劳动者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国民经济学以之作为前提的劳动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但私有财产绝不是什么“最自然”的东西；恰恰相反，这种劳动毋宁说是抽象的、片面的、颠倒的和反自然的，是异化劳动。因此，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具有“敌视人的性质”，它在承认劳动、承认人的假相下面，对劳动和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这一立场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尽管马克思仍然大量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但是当马克思把私有财产即劳动的异化理解为宗教异化的现实基础，理解为国家、法、意识形态等等异化的现实基础时，马克思却比费尔巴哈更为深入地思考了世俗基础本身的矛盾。

（2）人的本质：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异化世界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否定的形式，那么，人的本质之积极的、肯定的形式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普遍性，在其创造活动中表现出来，因为正是在对自然界的加工过程中，在创造性的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把自己的生命力对象化，并通过参加人们的共同事业而确证自己是自觉的类存在物。

作为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似乎具有某种共设的意味，但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假定一种人的形而上学的本质。相反，马克思所掌握的辩证法就在于，从劳动之异化的、否定的形式中，去发现和把握它的积极的、肯定的和原初的形式，换句话说，在现存的异化世界中去批判地理解它的发展环节。因此，马克思指出，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都是绝对必要的，而工业的历史及其对象性的存在，最明确不过地表现着人的本质力量。（这里的所谓“工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而是指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尽管工业直接完成着人的非人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形式，但它同时是以感性的、对象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本质力量。换句话说，虽然在私有财产的形式下，工业的一切成就乃是压迫人、奴役人的力量，但它并不是与人无关的力量，而是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并因而同时也是人从那种奴役和压迫中中解放出来的现实力量。

因此，如果把工业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看作是“感性的人的心理学”，那么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或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不难理解了。简言之，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现实的、历史的统一，只有在对象化的劳动过程中，才能得到具体的和合理的理解。按照这种观点，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自然界、通过工业而形成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即“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已经蕴含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原则分歧，并包含着否定费尔巴哈的基本理由。尽管在《手稿》中马克思的这些观点还是较为粗浅和零散的，然而在行将到来的理论变革中，这些思想却表明是最具发展潜力的。

（3）自我异化的扬弃：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从人的异化的极端形式导向自身复归的历史阶段，对于这种辩证发展的理解，决定了马克思对当时流行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空想的批判态度。马克思认为，改良的方案之所以是空想，就因为它们试图通过毫不触动私有制本身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与此相反，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私有财产的否定，理解为彻底废除私有制，并代之以把人的世界而不是物的世界作为生产目的的社会形态。因此，这种共产主义不仅是经济制度的全面变革，而且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这种社会关系通过扬弃一切异化形式而使人得到彻底的解放，并展现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但是，这个解放决不是历史的简单中断，相反，“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换句话说，产生异化的社会关系本身包含着它的否定性的环节，发展着扬弃异化的条件。因此，这种共产主义不妥协地同一切浪漫主义的幻想划清了界限，它要求表明自身为历史运动之现实的辩证过程。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地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因而，共产主义的运动和理论，不过是对于异化劳动过程和私有财产过程的反映并与之对立的表现。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一方面在理论上把共产主义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并使之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而提出了根本性的实践要求。不难看出，这种实践要求同费尔巴哈的哲学直观和“爱的宗教”已经离得多么遥远了。

（4）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概括。马克思指出，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关于本质的问题。尽管马克思在《手稿》中仍然认为费尔巴哈为这一批判奠定了基础，但他却由此而开展了一种更高的、真正扬弃并克服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主要功绩在于，他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批判，并把黑格尔哲学作为神学的最后的理性支柱而加以摧毁。然而，马克思同时却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看到，黑格尔第一个指出了---虽然是以抽象的、思辨的方式---以否定之否定为形式的发展是一切存在的自我活动和自我创造的形式。

因此，当费尔巴哈把当下的、直接的肯定与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对立起来时，当费尔巴哈把否定之否定仅仅看作是哲学同自身的矛盾，是神学的恢复时，马克思却坚决地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主要成果，即“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人看作是一个自我创造的过程，“把对象化看作是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是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出的一个本质重要的判断，是把能动的创造原则注入感性对象性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马克思在关乎本质的哲学基础上说出了费尔巴哈所不理解的东西：当费尔巴哈把感性的对象性仅仅设定为感觉和直观时，当他把“扬弃”仅仅了解为神学的幻想时，马克思却牢牢抓住了否定的辩证法，并通过“对象性的活动”重新规定并表述了辩证法的存在论根基。这意味着亦称真正的哲学革命的开端，一场哲学存在论根基上的革命开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及其“历史科学”的全部创制，都是立足于这一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从结果方面来看，这一哲学革命拯救了黑格尔哲学的伟大成果，即否定的辩证法。同时马克思又明确地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的神秘主义倾向：尽管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劳动看作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他却只知道并且只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从而使人变成了一种非

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特别是《现象学》的原则作了这样的概括，即黑格尔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就它是一种历史运动的表达而言，黑格尔达到了其他哲学家所未能达到的深刻性，而就这种表达之为抽象的和思辨的而言，黑格尔的辩证法又完全是神秘主义的。因此，在黑格尔那里，既包含着伟大的历史主义的批判原则，又隐藏着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批判和概括，不仅使马克思在哲学的基本立场上决定性的超出了费尔巴哈的眼界（尽管马克思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整个地决定着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本取向，决定着新世界观的主导原则和基本性质。它标志着哲学革命的理论机遇已经接近完成，标志着向前推进唯物主义哲学已经成为可能；它不仅是同思辨唯心主义对立的东西，而且要求真正地克服和扬弃这种唯心主义。在写成这部著作的几个月以后，马克思就开始对费尔巴哈进行全面的批判。

《巴黎手稿》是各种思想材料的巨大汇集与融合，而且是一种在理论逻辑上表现为必然性的汇集和融合。换句话说，这些思想材料已经在一个总体的统摄下受到了批判，并且在调整理论基地的同时开始对它们加以重新铸造。全部批判指向哲学世界观：一方面，问题已不再局限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而是扩展到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前提，扩展到一般的辩证法原则，扩展到对黑格尔哲学的整个估价取舍；另一方面，马克思同费尔巴哈的联结点和分歧点已经实质性地显现出来，批判费尔巴哈的基本理由已经酝酿成熟了。就这一著作的内容本身以及表达这些内容的形式和范畴而言，它是未定型的、过渡性的，然而就这一著作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它却是承前启后的和决定性的。它是新世界观理论准备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马克思记录自己思想的一个笔记，写于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

这个笔记并不打算发表，后来恩格斯读到它，评价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于1888年在发表自己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将之作为附录面世。发表前，恩格斯对它作了一些修改，以便易懂，因此现在就有两个文本，一个是马克思的原本（即1845年稿本），一个是恩格斯的改本（即1888年稿本），读者可以比较着来研读。

如果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指经历了他自己实行的哲学革命之后的哲学思想，既扬弃了唯心主义，也扬弃了传统的唯物主义，那么，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就是完全正确的，它确实可以被称为新世界观的“第一个文件”。因为有上述两个扬弃，我们读《提纲》时，关注的中心自然应当是它所展示的本体论境域。

《提纲》共十一条，字数不满１５００字，若从本体论上解读，就需要深思包含在这些简洁文字中的深意。《提纲》既是对《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革命的扼要总结，又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纲要性提示，由此可见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中的里程碑意义。对于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每一条论断都具有基本的判据性价值。

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提纲》之间还有一本著作，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该著的主题是批判以鲍威尔等人为代表的当时德国的思辨唯心主义，而这一批判在本体论上的主要武器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尽管这时的马克思已经实行了一场哲学革命，但他还没有来得及着手从根本上澄清自己的思想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区别，《神圣家族》因此主要地具有与唯心主义观点作最后诀别、为新世界观的创立做准备的的意义。马克思结束《神圣家族》的写作是在１８４４年１１月，此后他便马上拿起被暂时延宕的重大课题，即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以便刚清楚由一场哲学革命奠定好基础的新世界观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关系。这就引致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同时，他的唯物主义也是以“人本学”立论的，这就使他在本体论上超出了先前的唯物主义。对此，马克思是予以高度评价的，即使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仍说他“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却还是将它列入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之中。这也就是说，在写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的费尔巴哈那里，哲学改造其实并未真正发生。这个基本批判是耐人寻思的。寻思之所向，当是去理解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中所包含的对西方整个哲学传统的批判，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这一传统中的对立所作的根本性判决（见《提纲》第一条）。

虽然有了“唯物---唯心”之传统对立判决和扬弃，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仍然称为“唯物主义”，马克思自己称为“新唯物主义”（见《提纲》第十条）。“新唯物主义”新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正是马克思在《提纲》中的这十一条论纲的主题。

费尔巴哈称自己的哲学是“新哲学”，这个“新哲学”的新，在于它是以感性的实在性来讲唯物主义本体论的。费尔巴哈这样说：“具有现实性的现实事物或作为现实的东西的现实事物，乃是作为感性对象的现实事物，乃是感性事物。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只有一个感性的实体才是真正的、现实的实体。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这样的唯物主义不是凭着那脱离了人的感性存在的纯粹的“物质实体”来论说的，而是把人的“感性对象性存在”看作是唯物主义原则真理性根基。这是唯物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其意义是，把人类感觉的类存在和类性质以及与人类感觉的类性质相应的整个感性的自然界，（不是抽象的“物质世界”）当做实体。

从思辨的抽象中产生的“物质实体”就此被取消的。它确实应当被取消，因为它实际上是根据思想本身的实在性来确认的思想之对象的实在性，而对象的这样一种实在性，其实不属于对象本身，即不是真正的对象性，而是超感觉的范畴的实在性。“物质实体”是一个范畴，不是感觉的对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评论这种物质观是“抽象物质的、或者毋宁说唯心主义的倾向。”“抽象物质”不是人类的感性生存所栖居其上的大地，它是在超感性的、形而上的世界里的。

简要说来，费尔巴哈的“新哲学”即“新”在这里。但马克思仍认其为“旧”，认其属于“旧唯物主义”。它旧在哪里呢？旧在把人类感性实体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把人类感性中所包含的“类直观”实体化了，因此终究要返回到思辨那里去，亦即返回到人类感性之类直观的抽象解说那里去。费尔巴哈对“人性”或“人的本质”的理解，最终诉诸的是“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正是再度把感性思辨化了。

被思辨化了的人类感性，是知识之客体，让然处在思想的范围内，因此仍然需要先行设定知识之主体，即使费尔巴哈已经认为知识源于“类直观”，即认为知识在本质上是感性的。但是，人作为“类直观”的主体，却还是纯思之主体，因为这种主体具有能够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主体。这就是一种被设想出来的、超越现实历史的人类主体，它在本质上是超感性的，归根结底仍是唯灵论的存在物，它因此也就与费尔巴哈的感性本体论前提相冲突。所以，拿脱离现实历史的感性作本体论的基点，仍会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唯有历史的感性才是真实的感性。唯物主义思想倘若不能把握到历史的感性，就不能使自己坚持到底。但要把握到历史的感性，就需要本体论思想上的革命，即突破传统本体论一贯遵循的“知识论路向”。

超历史的感性是无法解释人的先是历史和人的现实异化的，费尔巴哈把宗教的异化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但无法说明人的本质之所以发生异化的根源。如果说人的本质是感性的（这一点非常正确），那么感性本身是如何使自己异化的呢？费尔巴哈除了将此解释为理性之脱离感性而在思辨中被误用意外，别无他法。感性的异化被归因于理性的异化，归因于人类认识的一个错误，这就是费尔巴哈所能达到的最后的思想境域，它表明费尔巴哈仍然处在传统哲学的范围之内。

对这一基本问题的思考以及由此出发的、从本体论上对费尔巴哈新哲学实行的根本性批判，是马克思的这一《提纲》的主线。

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止步的地方，正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开始的地方，新唯物主义是把握到了“历史感性”的唯物主义，这一把握根据于本体论上的新境域，即，把感性理解为“知识前地”创立着和改变着现实的感性世界的活动。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起点。

这个起点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它包括两个本质上相通的命题：1.感性是实践的；2.实践是感性的。前一命题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后一个命题批判了唯心主义。这两个方面的批判即是《提纲》第一条的内容。

实践是马克思的整个新世界观的基础性概念，贯穿了整个《提纲》。《提纲》的十一条论述的每一条都是对实践所作的本体论阐明，并据此来评判费尔巴哈的“抽象感性”的本体论，所以，各条的内容是相互关联的。不过，第一条仍然具有从根本上立论的基础意义，是各条论述的共同基点。与此同时，其余各条也都各有其独立的思想价值，体现了马克思对哲学传统进行批判的几个主要的方面。

下面，我们尝试对《提纲》各条的思想内容指出其要点。

《提纲》第一条：阐明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对立的思想根源，一词打开新世界观的本体论境域。这一条具有总论的意义。

《提纲》第二条：在通过第一条已经确认了实践之建构感性世界的前提下，转向真理问题，把真理问题从传统的理论领域里解放出来，亦即将其从思想自身内部的范围里解放出来。

《提纲》第三条：揭示旧唯物主义学说在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所陷入的悖论，以及在此悖论中所包含的唯心主义倾向，用“革命的实践”这一历史的基础性过程来消解这一悖论。

《提纲》第四条：指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只是看到了宗教世界的世俗基础，而没能进一步看到宗教世界的根源是世俗基础本身的自我矛盾。

《提纲》第五条：再论费尔巴哈不懂得直观派生于感性活动。

《提纲》第六条：批判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抽象的，非历史的观点。

《提纲》第七条：上承第六条，指出费尔巴哈哲学的对象、题材，如他所观察的宗教感情、他所分析的抽象个人，并不是思想自身所面对的超历史的课题，而是历史的产物，即“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提纲》第八条：指出宗教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自身的社会历史根源---人类实践因其历史性而形成的特定方式。

《提纲》第九条：指出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因为不能理解人类感性是实践的，所以仍然在其根基处于它的敌人---唯心主义哲学---共有对现实世界的抽象的理论态度，这就使它的最高成就停留在对它所身处其中的资本主义现实作单纯的直观的描述和理论确认上，而不可能对之形成真正的批判。

《提纲》第十条：上承第九条，明确指出一切近代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与新唯物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基础。

《提纲》第十一条：概括对于西方整个哲学传统的批判。马克思在这一条中表达了他的哲学观。马克思既已把一切概念的知识归结到它们在人的感性活动中的起源，他自然要求对整个哲学传统包含的纯粹理论态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进行批判，认为哲学在这种态度和方式中只是解释了世界（并且可以有多元化的解释方案），却忽略了哲学作为真理的事业的根本任务。这任务是只有通过去把握历史运动中的人类感性实践的珍惜那个，才能够完成的。因此，哲学必须扬弃自己的抽象的理论态度与方式，从而去打开一条能够理解并引导感性实践的新道路。

综上所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哲学的若干最基本的问题上勾勒了人类思想的新坐标，在这新坐标上，思想才有希望真正回到自己的事情本身中去，因此，这一文献具有哲学史上划时代的不朽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神圣家族》之后合写的第二部著作，写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关于撰写这部著作的动因以及著作在当时未能出版的缘故，马克思自己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过这样的概括：“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楚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从马克思的回顾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已经形成自己的新世界观，即已有“我们的见解”，但还未对之作出全面的阐发，因此，在这部著作中，对论敌的批判被用作作者阐述自己见解的方式。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著作的的主题是要“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这就是说，作者认为，他们的新见解与整个德国思想传统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划界。由此可见，这部著作有其独特的价值：新思想是在同旧思想的批判关系中确立的，阐明这种批判关系本身，无论对于新思想的创立者来说，还是对于新思想的学习者来说，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此书当时未能出版（除其中的第2卷第4章在1847年发表在一份杂志上以外），以致这部对于世人正确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最为重要的文献，要迟至20世纪30年代（1932）年才以手稿的形式全部面世。

此书就其作品形式来说是未完成的，其中的第1卷第1章（即《费尔巴哈》章）是一份未写完的手稿。此外，全书甚至没有一个总标题，现在的书名（《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后来在一篇声明中对这部著作所用的称呼。

以手稿的形式面世的作品会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困难，因此出版者在发表前必须对它进行编排、分节和加设标题，这样就造成了不同的编排本。现在我们这里所用的中文版本，依据的是1985年的德文单行本，所以与1960年的全集中文版有所不同。

从手稿的表达方式来看，此著一方面具有论战的形式，另一方面也具有作者对自己的见解作进一步探讨的性质，所以并不具备确定的原理体系和深思熟虑的结构安排。但这与其说是它的缺点，倒不如说是它的优点，因为它促使读者自己运用理解力，去体会在一场哲学革命之后作者关于人类思想与知识的真正性质和任务的看法。

在这部著作之前，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文献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者其实可以看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想的一个纲要。应当把这两部作品联系起来阅读，它们同时是被命名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的开山之作。至于1844年的那部著名手稿，则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在那里，马克思发动了一场哲学上的革命，新世界观是这场哲学革命所结出的果实。

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一种历史观，不简单地是一种将唯物主义本体论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的观点，而是把唯物主义原则和历史原则统一起来的新本体论境域。这个统一的前提是把感性世界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实践”即是把自然的东西变成社会的东西的活动），这一重要的本体论思想，发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明确地表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而后详尽地阐发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因此，我们从这部篇幅浩大的著作中选取《费尔巴哈》章供读者研读。这样的选读也有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作为依据，马克思在该著的序言部分曾有一段话说：“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提出一些能进一步阐明他们的共同思想前提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足以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们的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由此可见，《费尔巴哈》章不仅是针对着费尔巴哈的批评文字，而且主要地具有从正面阐明作者自己的见解的作用，它可以被视为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总论。

《费尔巴哈》章作为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全面阐发新世界观的文献，论题广泛，内容丰富，在其中得到正面论述的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七个方面。以下试分别简要述之。

1、“生活决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费尔巴哈》章的开头部分同时也是全书的序言，揭示了作者所要批判的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整个德意志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的统治和束缚，是来自意识、观念的，因此，人的解放，就是把人们从意识、观念和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事情的真相是，“人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些词句的奴役。”同意识、观念和词句展开斗争，只是提出了改变意识的要求，并以为意识的改变必然带来世界的改变。这就是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继续存留着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因此，重新理解生活意识的关系问题，是批判德国哲学、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2、“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始概念

如果“生活决定意识”，那么，生活就不是“意识”所过的生活，历史也不是意识自身的一个发展过程。生活是现实个人的生活。

何谓“现实个人”？他们既不是纯粹的“意识主体”（那个抽象“我思”之“我”），也不是作为单纯的生物个体的生命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个人”表述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个表述有一个在本体论上突破纯粹意识之内在性的新本体论境域作为其深刻的背景，即把人从本源上看做是在世界中存在的。这是以“感性活动”立论的本体论，最初阐发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后概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现在则凝结在“现实个人”这个概念上。先是个人的“活动”，不是意识在其自身内部的自我活动，而是创造和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活动，因而它是在外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与此同理，外部世界也不是与感性活动无关的单纯的“物质环境”，而是与“活动”相应的、作为“活动”之“条件”的“世界”，这其实正是“感性世界”之概念。

由此出发，才能发现历史之为历史的本体论根据：“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历史不是思想史，而首先是生产史。

“生产”不是“思想”的外化，而是本来就在世界中的现实个人之生存。现实个人的“生存”不是由自在的自在的自然界所设定的生物行为，而是他们以自身的“感性存在”（物质生活，或“在自然界中的生活”）作用于对象的创造活动：“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

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地的方式来进行”。这就是“生产”的生存论意义来说“历史”的本体论根据。由此获得理解的历史，就既不是神的历史，或绝对精神的历史，也不是一个生物物种的历史，而是现实个人的生产史。

3、以“历史的自然”取代“抽象的物质自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原则

历史之真正的本体论根据既已确立，就不应当再把历史与自然对立起来。自然的物质性，若脱离它与现实个人的生产史的联系，就不是自然界之真正的感性存在，而只是一个关于自然界的实在性的理论抽象。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的感性本体论时，正是指出了他由于不能理解在人的感性活动中建立的“历史的自然”既是自然科学的真正对象与材料，又是人类社会状况演变的真实根源，从而必定重新陷入唯心主义：“他没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依赖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

4、以“交往形式”概念揭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乃至一切其他的社会关系（包括观念的关系或思想的关系）的感性本源

正是通过《费尔巴哈》章，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本体论内涵：“生产关系”是个人在其中实现其感性劳动的交往形式，亦即它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因此它在本体论上确证了一切社会关系（包括家庭、经济组织、政治国家、宗教共同体等等）的感性本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

建构感性世界的感性劳动，不是单个人的自然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在感性上彼此创造其社会存在（此即“感性交往”）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社会本质。因此，生产力既不是单个人所拥有的自然力，亦非一般人类理智的物化力量，而是人们之间的感性交往的力量，因而它本质上是社会力量。

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感性基础，它不是思想的产物，不是一种理智事物，而是一个让人们的感性交往得以进行和发展的社会形势。这个形式本身是感性的：在它身上直接体现了感性劳动对于社会的生产。

因此，正是在生产关系这个概念中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洞见：人们在劳动中不仅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而且生产数人与人之间“物质联系”的方式，即生产关系，并且见解地生产出其他一切社会关系。这就是历史运动的本质真相，是历史运动区别于思想运动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历史科学”所要描述和加以理解的对象，就是这种生产出社会关系的历史运动。

5、私有制是自发分工的产物，它处于劳动积累的必然性

生产关系是从现实个人的活动中形成起来，又反过来制约着现实个人的生存条件。与自发分工这种感性交往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必定是所有制的关系。而所谓私有制，即是一部分人使用和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权力。

这种权力不是从思想、观念或意志中产生的。人们之间的奴役和对抗，是从私有制这种生存条件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究其实质，人与人之间在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支配欲被支配的关系（即“社会权力”，区别于“政治权力”）是处于在自发分工的前提下的实现劳动积累的必然性，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物质财富）对于现实的活劳动（劳动者）的统治权。因此，统治不是恶的意志或理性迷误的结果。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生产关系之“理性前的”的本质来历的揭示，若对生产关系的感性本质进行超感性的抽象，便会得到财产关系来自理性的“权力”这样一种法哲学的理解，但是，按照事情本身的真相，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6、共产主义是现代历史运动本身的实践趋向

根据历史运动归根到底是感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运动的原理，人类解放的理想，作为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理想”，如果没有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出感性实践的基础，那就只能是一种存在于观念世界中的“应然”。

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章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证了共产主义是现代资本运动本身所包含的消灭资本原则感性实践趋向。这一趋向体现在两个基本事实中：一是现代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现代生产工具本身的社会性程度及其所必然带来的感性交往的世界化）；一是现代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即，被资本主义生产抽取了感性生命的现代无产阶级），一方面是资本的存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正在成为一种对于人的感性生命的“世界历史性”否定。

这两个基本事实都表明：资本的存在基础愈是展开、愈是有力量，就愈是与资本原则本身相矛盾、相冲突。马克思、恩格斯据此写道：“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为，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了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7、历史唯物主义扬弃传统哲学，代之以“实证的”历史科学

马克思关于传统哲学之终结的思想最初表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八条和第十一条中。在《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思想作了更加明确和深入的阐发。

根据“生活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哲学在那种凭借意识分析和意识批判来理解世界的理论态度下，就只能产生种种“关于意识的空话”。不同的哲学理论之所以只是不同的空话，是因为它们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时候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承认了现存的东西。“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的费尔巴哈也不例外，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他“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的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不过，我们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这一事实的时候，达到了一般理论家一般所能达到的地步，他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用语中，“理论家”和“哲学家”具有贬义，这是耐人寻味的。对现存世界力图达到正确的理解，这仍然只是在思想本身的范围内表达现存的事实，却丝毫没有涉及造成了现存事实，以及必将改变现存事实的历史运动。所谓“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主攻存在的东西”，指的正是要去把握那既造成、又推翻现存的东西的历史运动本身。这就要求突破哲学把现实翻译成意识自身逻辑的那条“思辨路向”，而代之以根据人们的实践活动来把握现实本身的历史性的“历史科学路向”。

所谓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就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要注意，这里讲的“实证科学”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所讲的实证科学根本不是一回事。后者的对象是所谓直接的经验事实，前者的对象则是“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剁成”。这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实证”。一种是“实证”给定的现存事实，另一种是“实证”现实的人及其世界的历史性构成。

实证主义的科学需要独立的哲学为其划定事实领域，确立理论前提何目标。而“实证”的历史科学所要把握的，乃是从人们的历史实践中产生的、规定了人们对现存事实的理解和解释的那些前提本身。这种对于一切理论解释之历史前提的把握，是历史科学的真正主题。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这种新型科学的道路。这种科学是对“能动的生活过程”的描绘，它“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哲学观的明确表达，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悉心领会。

总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制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源头之作，它在本体论革命的渊源中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本来内涵，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具有关键的启发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而写成的一部论论战性著作，以法文写成于1847年上半年，并于同年7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

在此之前，即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该著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全面阐述他们的新世界观及其与德国哲学传统的划界，但当时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发表。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而发表《哲学的贫困》，它提供了一个机会，使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精练的表述首次问世。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着力于批判整个德国思想的思辨传统、并深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新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境域，那么，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的重点就是，用已经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原理阐明资本主义的本质来历，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历史根据和正确方向。该书的叙述固然始终针对着蒲鲁东原书的一系列说法而展开，但是，由于蒲鲁东所依赖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这就使得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必须以针对黑格尔主义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境域。因此，该著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具有经典的重要性。

该著分为两个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的讨论针对蒲鲁东为“工资平等”的社会主义所作的经济学论证，揭示这种论证尚未达到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水准。第二章批判蒲鲁东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在展开这一批判的同时，精辟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研究人类经济想象的历史科学方向。

由于第二章中最重要的思想内容表述在该章的第1、2节中，我们在此就选录这两节。

蒲鲁东以实现“工资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方案，是从西方近代哲学的抽象理智主义中产生的。他用对经济范畴的逻辑联系的说明来代替对形成资本的历史运动的把握，其结果是企图通过“经济学理性”来消除资本运动的坏的方面、保留其好的一面，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而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哲学的贫困》就是对这种社会主义进行最彻底的哲学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错误根源于：（1）不理解资本关系起源于劳动力转变为可用货币购得的商品这一在生活世界中的历史运动，以及由于这一运动所必然导致的货币的资本化，（2）不理解货币资本化本身即是一种以“资本主义”来命名的现代人类的生存条件，这种生存条件的本质是抽象劳动对具体的感性活劳动的统治；通过这种统治，人类感性力量和感性财富的发展以劳动抽象化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用经济学理性所设计的方案来加以克服的偶然错误。

资本对现代人类的统治，是不可能在不消除抽象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情况下被克服掉的，这也就是说，资本是无法通过工资的平等化---即把抽象劳动的权力平均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而被消灭的。事实上，只要劳动的抽象化及其积累作为一种脱离个人的一般社会力量继续存在，价值规律就必定发生作用，并且，正是从价值规律的作用中，必然形成使剩余价值规律得以发生作用的客观条件，即不断产生出积累起来的抽象劳动对于具体活劳动的统治权。所以，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幻想一个没有资本家阶级的资本社会。

马克思在1846年年底读到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时，即决定对该书进行批判。当时他给俄国的帕.瓦。安年科夫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阐述了对蒲鲁东展开批判的要点，成为后来写作《哲学的贫困》的基础。

马克思在该信中指出：“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点到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的根本之点，是抓住他的黑格尔主义出发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一开始就这样写道“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这就是说，英国经济学使人成为经济范畴，而德国哲学则把经济范畴追溯到它们在神秘的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中的起源。这个幽默的比喻，直截要领地揭示了英国古典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共同前提，即以范畴的逻辑先在性遮蔽处在历史运动的现实个人之创生和改变其原初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感性交往（即生产力）。

与黑格尔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正是在于取出这种对于人们的实践生活的思辨遮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想我们揭示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而是人们生产出来的。这些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

只有清除掉传统哲学对现实个人之生产社会关系的历史实践所形成的思辨的遮蔽，才能从根本上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导向的“历史科学”的对象与任务。“历史科学”与理智主义的经济学不同，它不是从范畴层面上描述给定的生产关系，而是要描述产生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即，描述那些确实在客观上限定着现实个人的生产关系本身，如何从现实个人的感性交往中必然地产生出来。马克思说得很分明：“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而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懂得这一点，即懂得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哲学的贫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依赖的诸种理智主义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对立。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指出的历史必然性，不是关于各种范畴之间的关系的逻辑必然性，而是从现实个人的活动的历史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必然性。由此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意义。如果说今天的各种社会科学仍然主要地还是在对现存的事实世界进行范畴的把握中存在和发展的话，那么，这些科学在其根基除就隐藏着危机，而这种危机，只有通过它们从根本上承认和理解自身前提的历史性质，才能被克服掉。当然，对克服这种危机的普遍需要本身，还有待于历史运动将其产生出来，但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历史的演进必将带来这一切。当历史的条件成熟之时，真正的“历史科学”就能够生长出来。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化来说就是，这时候人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的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发表于1848年2月的《共产党宣言》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文献之一，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占据着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其独特性表现在：首席爱你，《共产党宣言》是作为当时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的政治纲领而问世的，这意味着它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个人的纯粹理论活动，而直接联系着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实践。这是对以黑格尔哲学为集大成者的欧洲形而上学的根本颠覆。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在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上融合起来。其次，《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恰逢其时。当时席卷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全面展开，但由于革命成果为资产阶级所侵吞，《共产党宣言》在其后的的20年中实际处于被封杀的境地。然而，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之后，《共产党宣言》在世界范围内重获新生，各国工人阶级---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纷纷向它求救，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各种译本所作的诸多序言中清楚地看出，最后，一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宣言》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日益成为科学共产主义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其所阐述的基本原理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因此，它标志着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开问世。对此，列宁有着这样的概括：“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

《共产党宣言》有着自己的产生历史。这首先与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关，该组织的前身是成立于1836年的正义者同盟，其成员主要是侨居伦敦和巴黎的德国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按照恩格斯的提议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采用了新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代替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恩格斯受大会委托为同盟撰写了一份问答式的纲领草案，题为《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同年11月底到12月初在伦敦召开，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宣言形式拟定纲领。1848年1月底，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了共产主义新世界观。这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共产党宣言》。同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正式发表，并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

《共产党宣言》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穿全文的基本思想如下：一定条件下的生产力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历史和精神历史赖以确立的基础，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依赖）都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历史。资产阶级时代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在于：无产阶级要使自己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就必须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而这就需要进行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

《共产党宣言》的文本结构由序言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序言七篇，前二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合署名，后五篇发表于马克思去世之后，由恩格斯单独署名。序言的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简要回顾《共产党宣言》的缘起和发行情况；二是在确认一般原理的正确性的同时，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对一些具体结论进行了修改与调整；三是着重强调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正文共分四部分：一、资产者和无产者；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围绕上述四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精辟地论述了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历史关系、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本质关联，并在批判当时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潮的同时，阐明了共产党人在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由此科学地论证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明了人类社会的未来。

具体而言，第一章通过揭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产生根源与历史作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指认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资产阶级历史时代亦不例外，甚至更为突出，其特点表现为阶级对立的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结果，从行会经营方式、工场手工业到现代大工业的演变过程，也就是从行会师傅、中间登记到现代资产者的转变过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深刻地体现在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方面，其相关的所有制表现是：资产者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而无产者则一无所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尽管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尽管资产阶级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从而消除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关系，尽管资产阶级打破了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有力地开拓了世界市场，正在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但是，问题的要害在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再也

不能容纳它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了。这一点在资产阶级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的瘟疫中得到了再清楚不过的确证。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指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抗矛盾揭示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即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生产力，而且它还产生了运用这种武器的人，即正在组织为阶级的现代无产者。随着资本与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及其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从个别、孤立和地方性的经济斗争发展为普遍、联合和全国性的阶级斗争，无产者不仅正在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发展，而且正在组织成为政党。在当前反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一切阶级当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因为它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曾经创造过巨大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只有用暴力才能推翻。资产阶级一方面使工人变成赤贫者，另一方面使个人联合起来，因而以资本奴役劳动为本质特征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正在失去其赖以存身的基础。

第二章通过对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关系的准确定位，着重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特性正在于其普遍性，即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表现在共产党不仅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而且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因此共产党在实践方面是革命运动最坚决的力量，而在理论方面又最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因此，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必须坚决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占有一切生产工具，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以共产主义联合体来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这正是共产党的最高纲领。

第二章在把共产主义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坚决反驳了资产阶级围绕财产、自由、个性、家庭等方面对共产党人的种种责难。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变而改变，而任何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只能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坦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以及相应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第三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本立场，批判地考察了当时流行的三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并深刻地揭示了它们的共同本质。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这三类思潮中没有一种是在抨击资产阶级社会时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它们或者鼓吹开历史倒车，恢复或保存旧有的封建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如“反动的社会主义”），或者企图通过消除现存的社会弊病而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如“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抑或企图通过所谓和平示范的试验方式来实施自己苦心孤诣设计的未来社会，并一词来超越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如“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尽管这三类社会主义表现形式有诸多不同，而且它们的目标指向亦相去甚远（反动的社会主义迷恋过去，保守的社会主义固守现在，而批判的社会主义则幻想未来），但它们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反对阶级斗争，尤其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因为它们当中没有一种思潮能够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更看不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已经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奠定了自己的基础。

第四章简明扼要地阐明了共产党人立足于自己的总之对各种反对党派应当采取的态度，明确指明了共产党人当时的三大斗争策略：一是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二是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三是团结和协调全世界民主政党。共产党人的斗争策略服从于党的最近目的与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共产党人在当前的运动中不能迷失运动的方向，而必须始终“代表运动的未来”。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声明：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共产党宣言》有着特别突出的重要地位。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的同时，也标志着工人运动与共产主义的实际结合，自在的工人运动开始上升为自为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杰出的理论文献，而且必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伟大的实践纲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

马克思于1859年1月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写作，并于1859年6月11在柏林出版。马克思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序言》的主要部分在这一年6月4日首先在伦敦德文报纸《人民报》上发表。《导言》是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开头部分，写于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是马克思为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写的总的导言。《导言》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过，1903年3月由考茨基第一次发表于德文《新时代》杂志。

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在西欧各国的确立，马克思便以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想写一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巨著，来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以此帮助无产阶级认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他将此巨著定名为《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于参加1848---1849年欧洲革命运动，马克思一度中断了这一研究。革命失败后，马克思结合1848年革命的实践经验，对作为整个政治运动基础的经济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1857年，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预示着资产阶级新的革命运动即将到来。但当时“蒲鲁东社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非常流行，它的种种观点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为了迎接新的革命，无产阶级必须摆脱这个“假兄弟”。马克思决心在革命到来之前完成自己的著著作。为此他通宵达旦地总结他的经济学研究，对他在1857年至1858年间写的经济学手稿进行最后的加工整理，准备分六册出版。1859年6月出版的只是第一分册。马克思十分珍惜自己的这部著作，说这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

在《序言》中，马克思首先介绍了他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顺序和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然后叙述了自己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动因和经过。《序言》的最重要部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所作的经典的表述，这一对人类历史本质及其规律的深刻理解一经获得便成为马克思全部研究工作的根本指南。

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论述阐明了社会形态的一般结构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提出了观察社会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并揭示了社会变革的根源，从而为科学理解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提供了钥匙。在马克思看来：1.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这是人类生活的“现实基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2.“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所以，判断一个变革时代是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的，而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4.此外，马克思还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作了这样的概述：“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他根据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断言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并认识到正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熟起来的生产力的解决这种对抗形式的物质条件。

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一个概要阐述，同时也是对这一学说自创立以来的实践运用的一个总结。它以最简明扼要的形式指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成为马克思学说的一个纲要，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研究的指南。由于《序言》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对知道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内容和实质上的精辟说明，因而《序言》以其深邃的理论价值和独立的科学意义被载入史册，成为马克思主义最具影响的经典文本之一。

《导言》虽是未完成的手稿，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取得的奠基性的成果，确定了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起点和逻辑今晨各《导言》共分四节。

在第一节里，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要社会地、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的思想。马克思首先批判了被斯密和李嘉图看作是合乎人类天性的、作为人类历史起点的单个的孤立的个人，指出这种单个的孤立的个人是基于自然主义的假象，是个错觉，事实上，它是对于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并且也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达到独立。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从事生产是“罕见的事”，所以生产从来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结合起来时，才能进行生产。其次，马克思认为“生产一般”是个抽象，不同时代的生产确实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只要我们把这些共同点提炼出来，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但我们之所以要提出“生产一般”，是为了不遗忘各个时代的生产之间的本质的差别。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之所以要空谈“生产一般”，抹杀各个社会生产的本质差别，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永存与和谐。事实上，只研究“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的。

在第二节利，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关系的肤浅看法，阐明了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强调了生产对于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决定作用。

首先，关于生产与消费。马克思认为两者之间是直接同一的：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同时生产与消费又相互依存、互

为手段：生产创造消费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出作为目的的需要；不仅如此，生产和消费在实现自己的同时也就相互创造了对方：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产品，生产者才成为生产者，而生产者则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和动力。

其次，关于生产与分配。马克思批判李嘉图把分配形式看作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并且是使一定社会中的生产各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由于李嘉图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内，故而使得以现代生产为研究主题的他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是现代经济学的主题。马克思认为分配并不是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除了产品的分配外，还有生产工具的分配和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些分配固然对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是它们本身则必然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并且同时在生产内部不断地改变着。

再次，关于生产和交换、流通。马克思认为，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交换方式，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

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分配、消费、交换，并决定着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间的一定的关系。同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

在第三节里，马克思阐述了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他指出，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存在着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道路，这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17世纪的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等就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一旦这些要素被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经济学体系便开始以第二条道路展开，即从抽象的范畴如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等具体的东西。马克思认为后一种方法才是科学的方法。经过抽象而达到的具体不再是直观和表象的具体，而是在思维中达到的综合的具体。这种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防护四。这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而黑格尔正是在这里陷入幻觉。接着马克思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论证思维抽象的真实性问题。

《导言》的第四节只是一个写作提纲，从手稿片段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仍然想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

《导言》与《序言》一样，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研究的概括和总结。两篇文章均重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性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对这个“决定性的意义”作狭隘的理解，否则就会把历史唯物主义读成经济决定论。我们只有在深入领会马克思通过发动哲学革命所开启的新的本体论视域后，才能防止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近代的知性科学式的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内涵才会真正展开出来。

才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对唯物史观所作的总结陈述固然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仅仅记住结论是远远不够的。认真研究马克思在进行实证性的分析过程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展开和运用将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否则就会导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唯物史观决不是教条，它只是一些科学的抽象，“这些抽喜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也就是说，唯物史观必定是与现实的历史、与具体的历史研究交织在一起的、不看须臾相失的学说，一旦这些抽象离开了具体的、活生生的历史，它们就不再是科学的东西，不再有任何价值，而变成了脱离历史的、先验的“公式”，变成为“恶劣的教条”。历史唯物主义之成为科学的历史观，并不是用原则去先验地构成模式，然后用它去吞没现实，也不是任意地把社会生活简单地还原为理论。相反，它注定要不断地回到现实中来，才能在现实的历史中扩张自己的知识，从而揭示出人类历史之生动而具体的真理。

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

《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的著作。这一成果若从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端来计算的话，历时整整40年，是马克思留给后人最伟大的思想丰碑。可以说，《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得到了密切的结合、全面的贯彻和最充分、最系统的阐述。

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计划写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最初的研究成果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期间，马克思因投身革命而中断了研究。1849年8月，马克思在革命失败后被迫侨居伦敦。而当时，英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伦敦是世界经济中心，不列颠博物馆的经济学馆藏十分丰富，这为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和批判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便利条件。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马克思写下了24册的《伦敦笔记》。此后，除了1859年公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之外，马克思还完成了卷帙浩繁的《资本论》三大手稿：《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

在1861---1863年手稿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补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术文献，于1863年8月至1865年底完成了新的、篇幅很大的第三手稿，这便是三卷本《资本论》的第一个详加琢磨的稿本。只是在全部著作完成之后，马克思才开始进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并于1867年9月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此后，马克思一方面准备第一卷的德文再版和出版外文译本；另一方面继续从事其他各卷的工作，预备迅速完成整部著作的出版。但遗憾的是，他生前并没有完成这些工作。《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稿整理，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的。

我们在这里选取的是：（1）《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的若干片段；（2）《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3）《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4）《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下面就所选章节作一简要介绍。

《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经济学手稿，也是马克思为《资本论》作准备的主要手稿之一。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制订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进一步的理论基础。我们在这里所选取的片段主要包括以下一些重要思想：

第一，是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经典分析。一般来讲，第一大社会形态是指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交换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第二大社会形态是指以市场交换、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包括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第三大社会形态是指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为根本特征的社会。社会形态的实质是社会权力的存在形式，亦即人们实现自身的社会存在或作为人的存在的历史性方式。在此，马克思试图通过分工与交换的关联考察来指证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

第二，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物化”性质。其中包含以下四个要点：（1）所谓社会关系的“物化”指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每个个人以我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个人的生命活动必须转化为交换价值，转化为货币，即只有通过物的形式才能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性存在。而物（货币或交换价值）之所以具有普遍的效用，或者说之所以能拥有社会的属性，“只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物同他们自己相异化”。（2）这种社会关系的“物化”在人类历史中具有真实的解放力量。相较于古代世界但个人的“那种原始的丰富”和个人之间直接统治与从属关系而言，资产阶级调条件下的“物化”关系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正是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的异化性质突出地表现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莫不关心”与“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一同增长。于此，马克思指证了个人在互相交换中的“自由独立”的虚假性质：一方面，各个人只是在“彼此漠不关心”的意义上看起来似乎是独立自由的；另一方面，“个人相互接触的条件即生存条件”具有不受个人控制的外在性。（4）由于物的依赖关系说到底是人的依赖关系，因此对异化的克服决不能停留于对作为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之理论表现的“抽象或观念”统治的扬弃，而须将目光转向在“物化”社会关系基地上发展起来的、“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的那些现实的社会联系或生存条件。

第三，马克思对资本生产的发展趋势、文明面及其有限性作了较为系统、深刻的论述。马克思的研究表明，价值增值或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是资本的本性，资本的发展趋势即奠基于资本的此种本性之上。由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价值增值的两种基本方式，与此相应，资本的发展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1）为创造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资本倾向于（a）“不断扩大流通范围”，（b）“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2）为生产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倾向于（a）不断提高和发展生产力，发现和创造新的实用价值、新的消费和需要，（b）在流通内部尽可能地扩大消费范围。所谓“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也与上述资本的本性及其发展的趋势息息相关：一方面，资本因其倾向于不断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而成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解放力量，即从根本上要求克服一切民族性、地域性的界限和偏见；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倾向于不断提高和发展生产力，因而要求探索整个自然界，要求把自然科学发展到极致，同时要不断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从而将具有尽可能丰

富的属性和联系、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

然而，资本对自身原则普遍化的不可遏止的追求，还仅仅是对其现实地遭遇的一切界限在观念上的克服，资本生产在其无限性的扩张运动中将遭受同样无限的阻力。但更为根本的限制尚不在此，根本性的限制仍然根源于资本的本性。这些源自于资本的本性限制包括：“（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价还价之的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其发展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第四，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一切的各种形式”所作的精湛论述。在手稿相关片段的第一部分中，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三种古代公社所有制形式，即亚细亚的（东方社会的）、古代的（希腊、罗马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三种所有制形式的主要差别在于：

在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下，土地财产仅仅作为公社共同财产而存在，公社成员只是特定土地的占有者，“只有公共财产，只有死人占有”。每个小公社组织都是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体，是城市和乡村的无差别的统一，“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和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这种所有制形式更能抵抗瓦解的力量与经济的发展。

古代的所有制形式的基础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核心的城市，城市连同它的土地作为一个经济整体而存在。在这里，土地财产呈现出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的双重形态，单独个人的财产不需要借助于整个集体的劳动。这种所有制为奴隶制性质的阶级矛盾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的基础既不是村社，也不是城市，而是众多的独立家庭。每一个单独的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独立的、孤立的家庭就是私有者，而“公社财产本身只表现为各个个人的部落住地和所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属物”。这种比较松散的社会形势意味着经济向个体发展的更大的潜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看来，上述三种所有制的差别只不过是古代世界自身存在多样性的表现。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它们都分享着古代共同体生存方式的基本特征（1）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即对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客观的或自然的前提；（2）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天然统一，劳动者把自己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3）将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个人的财产来看待，直接以劳动者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中介。因此，财产作为劳动劳动者的自然前提或客观生存条件，与共同体的生存方式直接同一。劳动者对生存条件的实际占有发生于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并在此关系中再生产着共同体成员和共同体本身。而“这种再生产必然既是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同时又是旧形式的破坏”。

在相关片段的第二部分中，马克思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自身的历史前提---古代共同体生存方式的接替，即上述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天然统一关系的中断，也就是生产者与生产的客观条件（原料、工具、生活资料）的分离。在这一“解体”的历史过程中，生产者同时是土地所有者、生产者同时是工具所有者的社会关系，以及生产者仅仅是生活资料所有者，而自身与客体生产条件一样为他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指奴隶制或农奴制）都建个纷纷瓦解。大批活劳动力在以下双重意义上获得自由：摆脱了旧的联合关系、保护关系或农奴依附关系以及徭役关系等而获得自由；丧失一切财物和任何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获得自由，自由得一无所有。也正是在这一“解体”的历史过程中，主要由高利贷和商人利润积累起来的货币财富才可能超出一般等价物的功能而转化为资本---“资本的原始形式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从而，使“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写于1867年7月。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首先就《资本论》第一卷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作了一番简明的交代。其次，马克思指明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资本论》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对经济形式的分析，“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此外，马克思还提出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著名论断。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资本家、地主，还是工人，在这样一种经济分析中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即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无论个人在主观上如何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因而，马克思认为，同其他任何观点相比，他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他所力图要做的不是对工人的一般的人道主义声援，也不是对资本家的一般的人道主义批判，而是努力去揭示“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在现实中自我展开的趋势。在他看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即使是对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成功揭示，也不能跳过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而只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写于1873年1月。在有重点地介绍了《资本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之后，马克思首先论述了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始终尴尬的历史处境，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没落。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以至“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当他们能够相对公正客观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德国尚缺乏政治经济学的“生存的基础”，即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于是只能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曲解从英法输入的理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德国逐渐成熟起来时，他们的处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通过历史斗争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及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域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于是，包括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在内的所谓现代的经济学家们，或者沦为庸俗经济学的辩护士，或者力图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中“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这样两种取向同时宣告了作为“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破产。

其次，针对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将《资本论》的方法视为“黑格尔的诡辩”的恶毒攻击，马克思就他自己的辨证方法作出了具有原则高度的提示：（1）由于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形式上的差异，作为现实运动的观念表达的研究成果具有一种自足的“先验结构”的外观。（2）与黑格尔视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看法相反，马克思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与黑格尔神秘形式的辩证法对现实事物的思辨证实不同，马克思的“在其合理形态上”的辩证法具有批判的和革命的性质。它不崇拜任何东西，“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商品》的第四节。《商品》章的核心内容是对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这一资本社会的细胞形态的辩证分析。以前面三节关于商品的二因素、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以及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的历史发展的精辟分析为基础，马克思在本节中通过对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揭示，指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性质。

马克思所谓的“拜物教”，指的是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即外化（异化）为神圣的、超感性的存在。而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即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也立刻具有了拜物教的性质---变成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然而，商品的神秘性质既不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在于商品价值规定的因素，而是在于商品形式本身。在劳动产品所采取的上皮形式中，“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也就是说，商品的秘密不过在于：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上述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生产者社会关系所具有的物的外观，还应当到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历史性本质中去寻找其存在的根据。一方面，商品生产直接意味着生产劳动的私人性质；另一方面，这种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即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又具有真实的社会性质。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真实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主攻才表现出来。这样一来，在商品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人的社会关系。也因此，当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真实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时，并不意味着他们意识到了这些物（产品）不过是同种的人类的劳动的物质外壳。

即使是作出了“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而“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等重大发现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未能完全洞悉商品拜物教的真实性质，反而衍生出货币主义、重农主义的幻觉和资本的拜物教来。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大多局限于商品生产关系之中，而不了解“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的历史性质，不了解私人劳动二重性的真正取得、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物化（外化）为“价值”等现象都只是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存在，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只公社会形态”。而一旦我们“逃到”诸如鲁宾逊的明朗的孤岛、欧洲昏暗的中世纪、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自由人的联合体等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

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因为在这样一些非资本的社会形态中，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在商品生产的形式中，劳动的共性即抽象劳动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由此可见，商品拜物教的神秘色彩及其本质来历，都可以从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性的生产实践方式的基本原则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恩格斯《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写于1876---1878年，是为适应无产阶级斗争是实际需要而写的。19世纪7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从法国转到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武装工人阶级，在相当广阔的科学领域中，从事艰巨的研究工作。正在这个时候，“杜林瘟疫”在德国逐步蔓延开来。1871年至1875年，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杜林向后抛出《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以及《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等三部著作。在哲学上，以机械论和唯心史观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上，以庸俗经济学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以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他打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的旗号，以基金的言辞抨击社会现实，一时间蒙骗了包括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倍倍尔等在内的许多人，伯恩斯坦、莫斯特等机会主义分子，更是成为杜林主义的狂热信徒。为了回击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为了保卫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团结统一，为了系统地阐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放下正在进行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肩负起反击杜林的重任。以前认为无须重视杜林的马克思，在1876年3月指出了杜林的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同意恩格斯关于必须回击杜林的意见和计划，并且亲自撰写了第二编中的第十章。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同马克思进行了多次讨论，后来还把手稿念给马克思听过。可以说这是一部凝结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心血的著作。

本书节选了《反杜林论》的三个版本的序言、概论、哲学编的第三、四、九、十、十一章以及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的第四章。针对杜林在哲学分类上的先验主义倾向、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绝对论和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论，恩格斯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并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阐明了认识论、道德观、自由观、阶级的产生、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下面对选取的有关章节作简要的提示和分析。

（一）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三个版本的序言中，恩格斯分析了自然科学发展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意义。恩格斯认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辩证的思维方式，二是要有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任务，就是从自然界错综复杂的变化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并用理论的形式表述出来。在再版序言中，恩格斯就必然科学的新发现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意义，作了简要概括。他认为，自然科学的一些列新发现充分证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证明把自然界看成绝对不变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是根本错误的，表明辩证自然观代替形而上学自然观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认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对认识未知的领域有着重要意义。他说：“如果人们领会了辩证思维规律，进而去领会这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而要学会辩证思维，必须学习两千多年来哲学发展的成果。

（二）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在《概论》部分，恩格斯阐明了辩证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较之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与之相反，“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

恩格斯还指出，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致力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规律，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因此，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而在自然科学还没有为自然观的这种变革提供实证的认识材料之前，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早就发生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

（三）关于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问题。在《概论》部分，恩格斯首先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以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贡献是：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对未来社会制度的空想描写和天才猜测，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原则的萌芽。其局限性在于：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不把社会主义看作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看作少数天才人物的偶然的发现，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幻想通过宣传教育使富人良心发现来实现社会主义。

恩格斯接着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必须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四）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在哲学编第三章中，恩格斯首先指出了杜林从原则出发来构成哲学体系是先验主义的。杜林把哲学的内容作了分类，即：一般的世界末世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关于人的学说。这三者包含某种内在的逻辑次序，即原则在先，应用原则的领域按其从属的次序走在后面。恩格斯狭隘批评杜林先验主义时深刻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理。他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重化工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西欧那个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正确的唯物主义观点。

（五）关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在第四章中，恩格斯针对杜林的世界模式论，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统一性的观点。恩格斯指出，杜林的观点有两个错误，一是把存在的唯一性变成了它的统一性；二是用世界统一的概念来说明现实世界的统一。恩格斯批判说，这是“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的黑格尔唯心主义。

恩格斯就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恩格斯的这一论断非常充分地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里谈论的统一性是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的现实世界的统一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物质自身的内在联系；一方面避免了杜林的先验模式，另一方面又杜绝了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的存在余地。

（6）关于认识的辩证法和道德观问题。在第九章中，恩格斯在批评杜林的永恒道德以及作为它们的哲学基础的永恒真理论时，首先阐明了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是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人的思维“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和有限的。”

至于道德观念，恩格斯指出，它也是在人类历史的领域中发展变化的，“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永恒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主攻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的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七）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问题。在第十章中，恩格斯揭露了杜林平等观的资产阶级本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基本原则，划清了无产阶级平等观和资产阶级平等观的界限。他至此乎，平等观也不是永恒真理，而是历史地发展变化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观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要求有能进行平等交换的商品所有者，要求一无所有又能和长主订立契约的劳动力，要求根据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进行等价交换。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平等宣布为人权，是虚伪的。等价交换背后是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掩盖了对工人的血腥镇压。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八）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问题。在第十一章中，恩格斯认为，正确理解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是建立关于道德和法的学说的前提。对自由问题，杜林提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定义。一是说自由是合理的认识和本能的冲动的合力，合力的大小因人而异。这个定义实质上是唯意志论的。二是说自由完全受客观必然性制约。这个定义则是宿命论的。在批评杜林错误的过程中，恩格斯首先指出，自由是以承认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必然性为前提的，这一观点明确划清了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同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之间的界限。其次，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必然性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能认识的，在认识必然性前人的行动是盲目的，认识了之后就有可能取得自由。这一科学论述划清了必然性问题上的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界限。再次，自由还在于正确认识必然性基础上的实践。人们只有在实践中根据正确的认识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才能获得自由。实践是从必然转化为自由的根本条件。这样就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同直观唯物主义决定论的界限。最后，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只有的生产力高度发达、阶级差别消灭了的社会状态中，才“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

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

（九）关于阶级的形成和暴力的作用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编第四章中，针对杜林把暴力看作“本原的东西”、全部历史的出发点、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的根源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系统批判了杜林的暴力论，阐明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阐明了阶级的形成和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恩格斯认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不是如杜林所说的那样是绝对的坏事，而是要作具体分析。恩格斯指出，一切政治权力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它一旦建立，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起促进或阻碍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的革命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恩格斯特别从相对不发展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强制性分工的角度揭示了阶级与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历史必然性：“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物”；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就成为多余的了。《反杜林论》这部被列宁称为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在书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证和阐发。因此，《反杜林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它也被当作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雏形或范本，这种不恰当的做法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对时代的开放性，也违背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精神。杜林模仿黑格尔建立的先验体系，是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近代形而上学的一个拙劣版本。恩格斯在对杜林的批判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在哲学对象和“体系”方面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它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哲学”体系了。正如恩格斯所说：“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样说决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点，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是相对的，是就它的观点的内在联系而言，而不是就它同外部世界、同实践与时代的关系而言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的阐发，并不是刻意去建构一个“体系”，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在讨论《反杜林论》的理论意义时必须着重指出的。

马克思《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回信写于1881年3月8日，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4年俄文版第一卷。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代表俄国“劳动解放社”的同志们，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社会发展的前景，特别是谈谈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的看法。为了慎重对待这一严肃的东方社会问题，马克思草拟了四个草稿，把这四个草稿综合起来，就以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关于俄国社会，尤其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命运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新篇章。

1877年，俄国伟大的革命家、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之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1881年，查苏利奇再一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的结论是：我“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的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的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马克思正式回信的篇幅只有第一复信草稿的十分之一，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的审慎，另一方面，是由于问题的严肃性和复杂性。正是在复信草稿中，人们能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思想轨迹，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重要概念---历史环境。这些草稿是我们学习马克思理论、立场、观点、方法的极其重要的教材。

马克思首先指出两点：（1）《资本论》所揭示的西欧其他一切国家正在经历着的资本化的运动，是有范围限制的，“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因此不能教条地、无限制地应用于东方社会。（2）不能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就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式中，存在着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的类型。在俄国，占主导地位的乃是所谓“农业公社”，这在欧洲是唯一的；而“农业公社”乃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类型，因而它与早期的原始公社已有重大区别。由于私有经济已经萌芽，因此这种公社具有公私二重性的特点，马克思认为“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成为其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但同时这种二重性也能够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因此，“农业公社”的历史命运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它所包含的集体所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而私有的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那么，19世纪80年代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认为：在欧洲，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罕见的现象被零星地保存下来，也不是以不久前在西方还有遗存的那种原始形式被保存下来，俄国的“农村公社”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的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被保存下来的。俄国是把“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保存至今的唯一的欧洲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或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便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根据这一点，马克思精辟地揭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于这种大农业。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相反，作为开端，必须使它处于正常的状态。”

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谈到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只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要变为现实性，就需要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条件。然而在俄国，由于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因此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这是获得“农村公社”正常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在马克思看来，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条件在当时还是存在着的，至少在某种工程度上还是存在着的。

在草稿二稿中，马克思基本上保持了初稿的观点，即认为只要俄国能够有效地汲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但在二稿中，已较多地表现出马克思的某种忧虑，即在国家和资本家的破坏下，公社前途从现实方面来讲并不是很乐观的。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一方面是国家的压迫，另一方面乃是深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扶植气啦的资本家的剥削。换言之，从公社实际的命运来说，它正遭遇着来自外部的和内部的各种损害：国家的勒索压制、商业的劫掠、地主的剥削，以及高利贷者的内部破坏等等。在如此众多的不利条件下，农村公社是否能够抵抗得住，是否还能够保存下来并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就决不是一个单纯理论上的简单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这个问题在其现实性上是非常具体的，而且从总体上来说，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变得更加严峻了。

在草稿三稿中，马克思不仅保持了一稿、二稿的主要内容，强调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而且对公社的各种前途作了更为审慎的思考。所不同的是，马克思进而对公社内在的革命性表示了某种担忧：俄国农民虽然习惯于劳动组合，“可是公社受到诅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创举”。

因此，在正式复信中，马克思不仅十分简约地概括了上述三个草稿中的基本思想和观点，而且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实际命运及前景采取了谨慎态度。

到1882年，也即马克思逝世前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更加明确的语言公开回答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为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序言中重提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问题，即：俄国的农村公社作为原始的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已经遭受了大规模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它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还是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惟一可能的答复是：加入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除了强调俄国革命这一内部条件外，还强调了俄国革命的外部条件。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在1893年2月24日致俄国思想家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作了更加明确的说明。恩格斯说，无论根据马克思的意见，还是根据他的意见，“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体制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的被消灭。我们的作者在他1882年1月给过去的一篇《宣言》写的一篇序言中，对于俄国的公社能否成为高级的社会发展的起点的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加入俄国经济体制的变革与西方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发生，‘从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并且还在不断发生变化：随着资本主义因素在俄国的不断积累和发展，俄国的

农村公社也在不断遭到进一步蚕食和破坏。如果西方能够在大约10年或20年以前就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切断它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趋势，“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

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前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不仅是认真的、谨慎的，而且是现实的、具体的。在他们对于俄国前途的思考中，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在俄国进行革命是贯彻始终的，所不同的是越往后发展，他们越感到俄国由农村公社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艰难，越强调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的互补性。这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革命前途的深谋远虑，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本质要求。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抽象的教条，并不是随意粘贴的标签，而是研究的指南；它要求从客观历史的现实前提出发，要求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把握发展的可能性，要求在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综合中深入到历史过程的具体性之中---这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应当悉心体会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之一，它对于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重要成就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批判了自然科学领域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念。

恩格斯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及其哲学问题的研究。他在1858年7月14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自己研究生理学和解剖学，发现自然科学处处显示出自然界的辩证性质。这是记载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最早的文献。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称赞它是一部非常卓越的著作，证明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1870年恩格斯移居伦敦，并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中，针对当时自然科学领域流行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打算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旨在反对庸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的论战性著作。后来恩格斯认为必须对自己提出更广泛的任务。1873年5月30日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叙述了《自然辩证法》的宏大计划。他说：“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是：关于物质和运动无可分离的思想；关于运动的几种形式和科学分类思想；关于运动形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化的思想。1873---1876年，恩格斯写成了《导言》和《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两篇论文和一些札记。为了批判杜林，恩格斯的这一研究中断的两年，至18787月以后又继续研究和写作。直到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恩格斯已写成了10篇论文和170多个札记、片段和两个计划草案；1885年到1886年，又写了一些材料补充到手稿中。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自然辩证法》的手稿几经周折落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伯恩斯坦手中。由于伯恩斯坦蔑视辩证法，把它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最大的“祸害”和“陷阱”，所以，手稿中除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两篇外，其余论文和札记长期被扣押，不予发表。十月革命后，在俄共（布）中央的努力下，该手稿终于于1925年用俄德文对照的形式第一次在莫斯科出版。

《自然辩证法》一书是由10篇论文、169个札记和片段，以及两个计划草案共181个部分组成。由于篇幅限制，这里节选了其中的《1878年的计划》，《历史导论》中的《导言》，《黑格尔依赖的理论发展进程。哲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与《札记和片段》以及《辩证法作为科学》中的《札记和片段》，《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等部分的主要内容。《1878年的计划》提示了恩格斯最初的写作计划，其余部分集中体现了全书的主要思想。下面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些提示与分析。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问题。《导言》是书中最完整、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比较系统地表达了辩证的自然观。《导言》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阐明了辩证自然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后一部分阐明了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图景。

恩格斯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代替形而上学自然观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近代自然科学是适应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资本主义时代而兴起的。它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在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不断解放出来。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最初的自然科学把自然界的事物都看作是既成的东西，认为科学的任务是分门别类地搜集资料，而不分析这些资料的由来和发展，只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而不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这种自然观的核心是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不变的，即使有变化，也是由于外力的作用，因此它必然导致神秘主义。到了18世纪中叶，康德的星云假说在这个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神的第一次推动说破产了；地质学证明地球上的生物有其发展的历史；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证明了物质的各种运动形态可以相互转化；化学上用无机的方法制造出有机化合物，证明化学定律对有机物和无机物是同样适用的；生物学上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证明了有机界是彼此联系和统一的。因此，“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在《导言》的后一部分，恩格斯概括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考察了从星云假说到天体、从无机物到生命、从原生生物到人类的发展过程，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图景。他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指出，我们银河系中的恒星是由于原始星云内部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不断收缩和冷却而形成的，我们居住的太阳系是无数个太阳系中的一个；我们地球上的生命是物质由于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化学的途径产生的，提出了“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的著名的论断；生命又经过很长时期的发展和分化，出现了类人猿；在热带某个地方一种异常高度发达的类人猿学会了直立行走，手和脚分化，学会制造工具，进行劳动，“从此人和猿之间的鸿沟成为不可逾越的了”，以后历史越往前发展，人离动物就越远。包括太阳系在内的所有星系最终都会灭亡。但是，物质运动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是不灭的。“物质在其一切变化中仍永远是物质，它的任何一个属性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因此，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论文《<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和有关札记论述了自然科学家要自觉地学习辩证法。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家在整理实验材料，上升为理论时，迫切需要辩证思维方法的帮助。然而这需要发展和培养。“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学习以往的哲学也可以为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比较的准则，避免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许多偏差和错误。他还指出，任何科学家都有世界观，都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问题只是接受进步的哲学的支配还是接受落后腐朽哲学的支配。恩格斯揭示了人的思维以及思维方式的历史性：“每一个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科学家应该争取做一个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

关于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关系问题。在《导言》和《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恩格斯揭示了人类史区别于自然史的根本特点在于，人的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真正的历史只是人的历史，有了人才开始有历史。所谓动物的历史，只是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过程；这部历史是人脑替它们创造的。而人的历史则是人有意识地替自己创造的；人离开狭隘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人类史和自然史的根本区别是由劳动造成的，甚至人本身也是劳动创造的。恩格斯依据当时的各种材料叙述了从猿到人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说明人这一物种是劳动的产物：作为劳动器官的手、语言和脑等都是在劳动的推动下相关地逐步形成的，而且劳动还是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劳动首先是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改变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的现实活动。

但是，劳动---生产---仅仅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只有一个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迄今为止的社会生产，还被未能控制的力量的意外的作用所左右，人类历史还没有完全摆脱自然史的那种盲目性、自发性。人们只有不仅自觉支配自然界，而且自觉支配自己的社会关系，才能结束史前史，开始真生的人类史。人类史是以自然史作为前提的。同时，人类及其社会也离不开自然界。“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并且，不仅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发展，“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人们越是学会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并通过科学和生产利用自然规律，也是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性，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存在了。

关于反对经验主义和唯灵论的问题。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这篇论文中，恩格斯以丰富的事实和深刻的哲理分析，批判了自然科学家中的经验主义倾向。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由于单凭经验，蔑视理论思维，不但不能反对唯灵论，反而陷入了神秘主义。

辩证法有个古老的命题叫做“两极相联”。经验主义者只相信自己看过的，做过的和经验过的事物，不喜欢对具体经验进行理论的分析和思考，蔑视理论思维。而神秘主义者则单凭信仰，完全排斥经验。表面看来二者是对立的两个极端，但实际上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二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华莱士等人，由于蔑视理论思维，缺乏怀疑批判的头脑，相信自己所“经验”的神灵形象是“真实”的，为唯灵论所七篇，成为它的俘虏；经验主义是从自然科学通向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这说明，错误的思维贯彻到底，必然走向原出发点的反面。“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

之间的既有的联系。”因此，“经验本身就表明，要摆脱降神者的纠缠，不能靠经验上的实验，而要运用理论上的思考”；要破除一切极端的幻想、盲从和迷信，只能依靠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以及辩证思维。

关于辩证法问题。关于辩证法的札记和片段共有42条，这里选了其中的19条，主要是论述辩证法的性质、辩证思维方式的特点等内容的。

针对唯心辩证法，恩格斯指出，“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的运动的反映”。针对形而上学看不到自然界各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错误观点，恩格斯阐明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指出了自然界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事物之间既有相互区别的一面，又有相互联系的一面；非此即彼、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的观点同进化论、发展的观点是不相容的。恩格斯指出，否认同一性包含差异和矛盾，是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基本原则。辩证法则与此相反，认为同一性是具体的和包哈矛盾的，因而是真实的。这种同一性是我们观察自然事物正确的指导原则。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恩格斯指出，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夸大必然性或偶然性中的任何一个方面而取消另一个方面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在事物的发展中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相互联结的，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恩格斯还特别针对否定偶然性的机械决定论，指出，把一切偶然性都夸大为必然性，“反倒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他强调了偶然性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并以达尔文为例说明一切科学研究都是从偶然性开始，最后达到必然性、规律性的。

恩格斯通过对因果性问题的分析，阐明了两个观点。第一，他把因果关系归结为相互作用。他认为，只有从事物之间的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才能正确认识现实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是相对的；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第二，恩格斯还批评了怀疑论，强调了因果性的客观性。他认为，一是肯定自然规律和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是一切科学赖以存在的前提。没有这种坚定信念，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研究。二是因果观念的来源和验证都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人类的活动也对因果性作出验证。

《自然辩证法》虽是未完成的著作，但它凝结了恩格斯多年研究自然科学及其哲学问题的成果，初步勾画了自然辩证法和方法的框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概括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自然界普遍联系和无限发展的辩证图景。并说明只有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才是对自然界辩证发展过程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一次明确提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可以“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它还首次提出了辩证逻辑的范畴，指出形式逻辑满足于思维形式的简单排列，只有当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下才是可行的；辩证逻辑则要研究思维形式的运动，不但承认思维形式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且注重思维形式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自然辩证法》对物质运动理论的系统阐述，为揭示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建立科学的分类体系奠定了基础。

但是，《自然辩证法》的一些基本思想在20世纪以来也受到了争议，主要集中在自然界本身是否有辩证法以及辩证法三大规律是否存在这两个问题上。必须指出的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他的这一思想，以及关于人类史才是真正的历史的思想，是我们讨论以上问题不可忽略的。必须避免从任何一个片面来理解《自然辩证法》，即是说，既不能把恩格斯的某些思想教条化，也不能忽视其一定的局限性。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写于1886年，最初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的第4期和第5期。1888年恩格斯作了修改并增写了序言，又把马克思1845年春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附录，以单行本形式出版。《费尔巴哈论》是一部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世纪80年代，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的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迅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确立了统治地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派别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把德国古典哲学中一些学说改头换面，拼凑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新哲学”的名义兜售折中主义的残羹冷炙。在英国、瑞典、丹麦、挪威等国，出现了新黑格尔主义；在德国则以新康德主义影响最大。新黑格尔主义对黑格尔哲学做主观主义的解释，歪曲辩证法思想，着重发挥黑格尔的伦理和国家学说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新康德主义则在“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下复活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他们还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把它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混为一谈；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把康德的伦理学当作当作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些哲学思潮通过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人物渗透到工人运动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为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简单凑合，抹杀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企图把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的道路。

《费尔巴哈论》正是出于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全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并通过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反击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的进攻，积极引导工人运动健康发展。

这部著作包括序言、正文四章及结束语。

在序言中，恩格斯检验说明了写作该书的历史背景和主要目的。首先，为了全面系统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黑格尔哲学以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早在1845年他们就打算阐明自己的“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因此而写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但由于各种因素特别是反动当局的阻挠未能出版。40多年来，他们对与黑格尔的关系虽然有所涉及但不够全面系统，对费尔巴哈则从未回顾过。其次是为了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假借复活德国哲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攻击。所以恩格斯受《新时代》杂志邀请著文评述丹麦哲学家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借以实现夙愿。

在第一章中，恩格斯概要地评述了黑格尔哲学及其学派的解体，并通过分析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阐述了辩证法的革命性质。他首先指出，黑格尔哲学产生于1848年革命的准备时期，“正像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但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革命和保守两重性，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为革命的辩证法和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的矛盾。

其次，恩格斯剖析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阐明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虽然这一命题看其来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反动国家辩护，但由于“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因而决不是一切现存的东西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限度内才是合乎理性的。在发展过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事物都会因丧失其必然性而变成不现实的、不合理的东西而逐渐衰亡下去；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恩格斯指出，按照黑格尔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这个命题就会转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他由此揭示了辩证法的革命性质：不承认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指出了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揭示了人的认识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从低级上升到高级的过程，不存在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

再次，恩格斯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和唯心主义体系的矛盾。他指出，黑格尔自己并没有明确作出按照其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革命的方面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窒息了；他把自己的哲学宣布非绝对真理，把君主立宪的普鲁士王国当作历史发展的顶峰。黑格尔哲学内在矛盾的原因在于它的唯心主义体系和德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以及要求克服一切矛盾的哲学体系传统的束缚。然而黑格尔的体系包含了一切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广大领域，阐发了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在各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最后，恩格斯从黑格尔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出发分析了黑格尔学派解体的必然性以及费尔巴哈在克服黑格尔哲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由于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的尖锐化，黑格尔学派分裂为注重体系的老年黑格尔派和注重方法的青年黑格尔派。政治斗争，特别是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的需要，又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在1841年出版，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起到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但是费尔巴哈简单地把黑格尔哲学体系当作错误的东西加以抛弃，而没有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在第二章中，恩格斯着重提出并论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全面评述了费尔巴哈哲学，分析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首先，恩格斯明确概括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孰为本原的问题，并以此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第二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此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还有一些则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恩格斯指出，以休谟和康德为代表的不可知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被驳倒，“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

其次，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确认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止步不前了。他把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18世纪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在于用纯粹机械的原因解释一切事物的机械性以及非历史的形而上学。费尔巴哈没能克服这两个缺陷，也没有能够使社会科学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即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仍然是唯心主义的。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并且指出了费尔巴哈未能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原因：脱离了社会的政治斗争实践，不了解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恩格斯由此概括了唯物主义的发展道路：随着自然科学（姑且不谈人类历史）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在马克思对历史也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这里已经开辟出来了。

最后，恩格斯批判了施达克的错误观点，即把“相信人类进步”、“追求理想目标”叫做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则庸人式地理解为放纵物质欲望，指出这既不符合哲学史实，又抹杀了哲学两大派别对立的真实意义。

在第三章中，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揭示了其历史唯心主义的实质及根源。首先，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宗教哲学的两个主要观点。一是把“心”看作是宗教的本质，在反对有神的宗教的同时主张建立以两性之爱为核心的新的宗教。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这一观点的唯心主义在于，它不能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之间的关系，以为这些关系只有用宗教名义神圣化才会获得完整的意义。费尔巴哈想以一种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基础建立真正的宗教是错误的。费尔巴哈虽然揭露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反映、映像，但这个“人”不是现实的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是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二是把宗教的变迁看作人类历史各个时期区分的决定因素。恩格斯认为，不能用宗教来解释历史，而必须用历史来解释宗教。只有在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那里才能看到某些时期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这种色彩是由该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如阶级状况决定的。费尔巴哈的观点会使对历史上重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成为不可能。

其次，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伦理学表现出与黑格尔相比的惊人的贫乏。他虽然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根本没讲到这个人生活的现实世界。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相比也是肤浅的，不懂得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恩格斯重点分析批判了费尔巴哈“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的道德基本准则。这一准则企图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因而是抽象的、软弱无力的。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不适用的。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道德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费尔巴哈在一个分裂为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鼓吹抽象的爱，就使他的哲学中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

最后，恩格斯指出，虽然费尔巴哈仅仅抓住自然界和人，但由于他所抓住的不是现实的自然界，也不是现实的亦即“在历史中行动的人”，所以在社会历史领域他只能停留于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同现实世界的分离以及当时德国的社会状况，是他不能找到从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的根源。

在第四章主攻，恩格斯阐述了马克思在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以及唯物主义新形式产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背景，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要观点。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虽然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家，但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而是简单地抛弃了黑格尔。在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唯一结出果实的派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上所作的革命性变革及其意义主要在于：一是在同黑格尔分离而返回唯物主义观点时，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并将唯心主义最终从历史领域清除出去，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二是把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批判地加以改造，使之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三是对整个近代哲学的对象和任务实现了根本转变。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那里，哲学是“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等等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现实的联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把自己的任务确定为：在具体科学提供材料的基础上，去发现客观世界本身的内在联系、发现支配着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运动规律。恩格斯还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这一变革，是同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使阶级关系简化，显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起源和发展的经济原因及阶级斗争的根源。这就使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核心的新历史形式的唯物主义得以产生。

恩格斯在作上面的阐述的同时，概要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系列重要观点。第一，“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一切事物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人们所获得的一切只是必然具有相对性，真理也是不断发展的。第二，“历史进程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但是社会发展史有不同于自然发展史的特点。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是具有自觉目的的人。然而无数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相互冲突，行动的结果往往与目的相背离。这样，“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因而不能停留在表明的动机，而要深入到动机背后的历史动力。关注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以及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是探索历史规律的唯一途径。第三，“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第四，“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国家以集中的方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公法和私法同样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同时，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一经产生就成为对社会来说独立的力量。第五，哲学和宗教等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同时，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最后，恩格斯总结说，马克思的历史观和自然观使一切虚构联系的历史哲学和自然哲学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的。

在结束语中恩格斯分析了1848年以后德国官方理论界的堕落，说明“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的新派别”---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理论代表，指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者。

《费尔巴哈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40年后回顾与总结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不仅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更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恩格斯在书中第一次明确概括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根据他在《反杜林论》里关于“以往的全部哲学”被“扬弃”了的看法，可以认为是针对以往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这就为观察和理解以往的哲学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尽管这一视角后来被夸大为唯一的并从而把哲学史简单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单纯理解为近代哲学的一种新形式，但这不是恩格斯的本意。相反，恩格斯准确地揭示了近代哲学的问题域，显露了近代哲学的根本缺陷之所在，特别是形而上学的非历史性问题。恩格斯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观点及其方法，特别是关于人的自觉活动与客观历史规律的辩证关系的理论阐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作为历史主体的现实的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的思想，为澄清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错除了贡献。恩格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及其意义的阐发中，揭示了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近代哲学由于其内在矛盾和时代变迁而发生根本转向的必然性，这对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其当代意义极富启发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

从理论形态上讲，马克思主义不仅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著作之中，而且也散见于他们的数千封信件当作。这里节选的7封书信就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阐述。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俄国自由派著名作家安年科夫于1846年11月1日就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致信马克思，认为该书虽然存在不少有关上帝、天命的混乱思想，但其经济部分却写得“很有分量”，并征询马克思对该书的看法。马克思于当年12月28日回信安年科夫，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首先，马克思在信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贫困的哲学》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坏就坏在对人类历史发展一窍不通的蒲鲁东却借用黑格尔主义来解释人类的经济发展。蒲鲁东完全颠倒了经济范畴同人及其实践生活的关系，把抽象的经济范畴当作历史的动力，而把人及其实践的生活当作是这些范畴的体现。为了解释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的表面的不一致性，蒲鲁东不得不诉诸上帝或普遍理性，把社会发展说成是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人不过是理性为了自身发展而使用的工具。于是经济范畴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东西，而作为经济范畴基础的经济关系却被当作范畴的表现。因此，在蒲鲁东那里，创造历史的不是人的现实生产活动，而是抽象的范畴观念。这一套思辨怪论，在马克思看来，当然无法把握历史的实在进程。

其次，该书不仅颠倒了经济范畴同经济关系及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而且把经济范畴以及这种颠倒了的关系永恒化、绝对化，完全无视这些范畴的暂时的历史性，仿佛这些范畴将能够一直保存到世界末日似的。马克思反复指认了蒲鲁东主义的超历史性和非历史性，批评他不谈具体的历史、世俗的历史，而只谈发生在想象的云雾中的历史、神圣的历史。因此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际上并没有超越资产阶级的视野，根本没有深入到历史的生产力基础中去理解社会关系及其相应的经济范畴的历史性。

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历史不是什么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而是个体发展的历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因为历史的真正基础乃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从前一代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既得的生产力。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形成什么样的经济形式和社会关系，也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国家；或者说，人们在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不仅生产相应的社会关系而且也生产相应的经

济范畴。经济范畴只是一定的经济关系的观念表现，其实在性“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而蒲鲁东却在此重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贯错误：把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完全不懂一定时代中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历史性，从而也就根本不能理解相应的经济范畴的暂时性。

马克思最后指出，蒲鲁东之所以思想混乱，陷入“严重的智力上的痉挛”，就是因为他坚持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因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他所提供的解救之道不外乎所谓的“综合与平衡”，希望有竞争但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实质上是一心想调和矛盾，而不是推翻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在保障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良，其结果只能是沦为空谈。马克思强调只有“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才能真正解决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同经济关系、社会形式之间的对抗性冲突。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选段。为了反驳小资产阶级政治家海因岑所谓“阶级斗争是受马克思主义者的唆使而兴起的”谬论，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约.魏德迈发表了一篇名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并把该文寄给马克思。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的回信中，该书自己对阶级斗争理论的三点贡献。

首先，马克思公正地指出阶级斗争的发现权并不属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分析法也不是自己的首创。就前者而言，首先发现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现代社会存在的是梯叶里、米涅和基佐等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他们曾用阶级斗争来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并揭示出阶级利益的冲突才是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动力。就后者而言，首先对现代社会中各个阶级作经济分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魁奈、斯密和李嘉图等人曾经指出资本家、工人和地主三者之间的阶级划分及阶级根源正在于利润、工资和地租的相互对立之中。

接着，马克思明确地表示自己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创新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是证明了阶级同社会生产的相关性，即阶级的存在并不是超越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恰恰相反，它是生产力一定的历史发展状况的产物，其经济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第二是证明了阶级斗争同无产阶级专政的相关性，即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家所侵占的社会资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是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同共产主义社会的相关性，即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导向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其目的不是要重复过去阶级统治的模式，而是要在消灭一切阶级的基础上解放全人类。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并没有任何区别于人类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正是上述三点贡献，使马克思唯物史观境域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本之地区别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阶级斗争观念。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等5封书信，写于1890---1894年。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主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歪曲与诋毁。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外，唯物史观或者被视为宿命论式的“经济唯物主义”，人在其中犹如任凭经济关系玩弄的棋子（如党内“青年派”代表保保恩斯特所言），或者被歪曲为机械决定论式的“技术经济史观”，只承认经济是其中唯一的决定因素，完全否认一切观念的力量（如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所为）。在这种情况下，全面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反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就成了摆在恩格斯面前的紧迫任务。这里所选的书信就是恩格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其核心在于阐明历史运动的辩证法，即在坚持一元论历史观的基本原则的同时，突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强调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能动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并由此指明历史唯物主义只是研究社会历史的科学方式，而不是什么可供到处张贴的标签或屡试不爽的公式。

分而言之，在1890年8月5日致德国学者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首先指出保尔.巴尔特根本不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原理，因为他居然把这一原理与笛卡尔所谓“动物是机器”的观点混为一谈。唯物史观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立场，“但是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第二性的。其次，就当时有关未来社会中产品分配问题的抽象讨论，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分配方式也应当不断改变。第三，恩格斯强调，唯物史观仅仅是进行历史研究工作的指南，只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才能发挥指导作用，如果认为它可以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那么只能使它沦为套语式的标签。

在1890年9月21---22日致德国大学生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首先强调指出，唯物史观在有关历史动力问题上所肯定的仅仅在于这样一点：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作为必然的东西而向前发展的物质生产活动，而这决不意味着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相反，唯物史观承认，即使是经济运动也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而向前发展的，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对历史进程也产生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其次，恩格斯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十分确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这种历史创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其中政治因素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个人的意志同历史结果之间的关系犹如“力的平行四边形”，即不同的个人意志在相互冲突中容合成一个总的合力，虽然其中个人意志与最终结果不完全吻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人的自觉活动在历史的客观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1890年10月27日致德国学者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把国家权力、法、意识形态同经济基础的关系放在分工视野中来探讨，指出，从分工的观点看，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内部分工的产物，它一产生就获得了同其授权者相对立的特殊利益；国家权力固然是尾随生产的运动而产生，但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并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一是同向促进，二是反向阻碍，三是变向规定，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法同经济基础的关系与此相似。至于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虽然同样以经济为基础，但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它们有着前人的思想材料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并且更多地受政治、法律和道德的直接影响，要给意识形态的每一种表现形式寻找经济上的直接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经济当然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发展的方式，但这种决定多半是间接地，不能机械地理解经济运动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从分工角度来探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从分工角度来探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这是恩格斯在方法论方面的一个新贡献。

在1893年7月14日致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弗.梅林的信中，恩格斯就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作了清楚的阐述：从表面上看，意识形态只是由思想家通过意识完成的过程，其经济因素的动力每每被掩蔽在它所继承的各种思想材料之中，于是意识形态的发展表现出“独立历史的外观”，一切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外部事实”则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唯物史观当然反对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否认各种意识形态有独立的历史发展，但这决不意味着唯物史观否认意识形态对历史有任何影响。恰恰相反，唯物史观完全承认：一种历史因素一旦产生，它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譬如经济）发生反作用。

在1894年1月25日致德国大学生瓦.博尔吉乌斯的回信中，恩格斯回答了来信所提的有关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问题。第一，唯物史观把经济关系理解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而这里所谓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相应的地理基础和外部环境。这其中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在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方面，与其说技术依赖科学状况，不如说科学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第二，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虽然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原因，而其他的一切不过是消极的结果。各种上层建筑因素既相互作用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然，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经济关系，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作为现实历史之真正基础的红线。第三，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创造是在各种相互交错的意向中实现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这种必然性把偶然性作为自己的补充和表现形式，譬如，一个时代伟大人物出现的必然性正好体现在某个具体伟大人物产生的偶然性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上述书信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在学习这些书信时，要注意把握其中所阐述的有关唯物史观的整体思想，而不要拘泥于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个别表述。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是列宁批判经验主义哲学思潮，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著作。1908年9---10月在日内瓦和伦敦写成，1909年5月由莫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先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它是列宁哲学思想的一部代表性著作，也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著作之一。

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流行的一种实证主义的思潮。主要的创始人是奥地利的恩斯特.马赫（1839---1916）和德国的理查不阿芬那留斯（1843---1896）。他们给自己的哲学提出的任务，是以所谓科学的批判态度来研究经验。他们把经验作为哲学的出发点，认为唯物主义在经验中渗透进了“不是经验的东西”，使经验变得“不纯”了，因而要对经验进行清洗，即批判掉经验中一切非经验的东西。因此，他们把这种哲学叫做经验批判主义。

经验批判主义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把哲学基本问题当作“形而上学”的问题加以拒绝，企图摆脱本体论（世界的本原问题），专门从事认识论的研究；第二，用“无党性”来掩盖和抹杀两条哲学路线的根本对立，标榜自己“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是没有“片面性”的“中间哲学”；第三，利用和曲解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电子、放射性元素镭等的发现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成果，标榜自己是

“最新自然科学的哲学”；第四，利用对传统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机械性的批判，片面夸大辩证法的若干原理（例如相对性），竭力把自己的哲学打扮成素朴实在论。

经验批判主义很快地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用类“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考茨基和维.阿德勒等人认为，马克思创立的社会历史学说缺乏理论基础，特别是缺乏哲学认识论，因而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马赫主义“结合”起来。在俄国1905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的托雷平时期，反动势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猖獗，唯心主义和宗教也泛滥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部分人，包括属于布尔什维克的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巴扎罗夫和属于孟什维克的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等人，也都极力鼓吹马赫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足额进行“批判”，一时成为时髦。波格丹诺夫出版了三卷本《经验一元论》，卢那察尔斯基写有《阿芬那留斯哲学的通俗阐述》，瓦廷诺夫抛出《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在1908年联合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论文集）。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上的斗争都被提高到首要的地位。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同时为了“消化”革命经验和从哲学上总结自然科学革命的最新成就，列宁主要以俄国马赫主义为批判对象，写作了这本著作。

全书除“出版序言”、“代绪论”和“结论”外，共分六章。列宁从四个方面对经验批判主义作了剖析：第一，在前三章把经验批判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了系统的比较，说明了用新的术语和诡辩掩饰起来的马赫主义在认识论问题上的错误实质，指出其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基本倾向。第二，在第四章对经验批判主义进行历史考察，确定了经验批判主义在现代其他哲学流派中的地位，指出它是从康德开，从右面批判康德主义，逐步走向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主义。第三，在第五章考察了马赫主义与新物理学的联系，分析了“物理学唯心主义”产生的原因和实质，揭示了马赫主义标榜自己是“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的实质。第四，在第六章中指出，俄国马赫主义者企图把马赫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这是完全徒劳的。应当充分看到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繁琐哲学后面，存在着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列宁的这本著作担负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并战胜俄国马赫主义的任务。

在《唯批》这部著作中，列宁指出，马赫主义与古典唯心主义者不完全一样之处在于，在马赫主义者身上存在着不同时期的三种动摇：一是动摇与唯心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之间；二是动摇与贝克莱主义和休谟主义之间；三是动摇与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它“意味着自然科学一个门类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地和立即地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哲学”。马赫主义借助“经验”概念，标榜自己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列宁指出，对于“经验”既可以作唯心主义解释，也可以作唯物主义解释，它反映了哲学上两条不同的基本路线。哲学上的中间路线是折中主义的混合物，它不是独立的路线，按比例不同混合而成的中间派哲学总有一个基本倾向，不是倾向于唯物主义，就是倾向于唯心主义。列宁通过对马赫主义基本哲学观点的剖析，指出它的基本倾向是唯心主义。

尽管《唯批》是一本论战性的著作，但是，它在许多方面都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能动的反映论。在整个论述中，列宁坚持哲学上的党性原则，并十分注意把本体论与认识论结合起来，把反映论和实践观统一起来，将唯物论与辩证法密切结合。著作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时，紧紧围绕四个基本观点展开：（1）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2）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没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3）在认识论上应当辩证地思考，即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只是到比较完全的比较确切的只是；（4）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在哲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列宁既坚持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又主义贯彻认识论的辩证法；既批判了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又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与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区别。

马赫主义把感觉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基础。其基本前提是“物是感觉的复合”。虽然马赫后来把感觉叫做“要素”，阿芬那留斯提出“原则同格”说，但都依然主张“物理要素”离不开“心理要素”，环境离不开自我。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这一观点时，将哲学基本问题运用于认识论，把世界的本原问题与认识论的来源问题相联系。他明确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如何解答我们认识的泉源问题即认识（和一般‘心里的东西’）同物理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区分开来的”。列宁把反映论看作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最基本特征，概括出两条基本的认识路线：“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列宁反对将感觉看成是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而认为感觉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的转化；他反对把物质看作是感觉的产物，而认为感觉是外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列宁指出：“不可知论者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超出感觉，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不承认在感觉的界限意外有任何‘确实可靠’的东西”。

列宁在《唯批》中通过对马赫的批判，一方面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是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它首先要求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怎么样划分呢？靠哲学基本问题，靠对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问题的不同回答。物质和意识哪个产生哪个，这是世界的本本源问题，即本体论问题；物质和意识哪个反映哪个？这是人类认识的内容（源泉）问题，即认识论的首要问题。列宁把意识反映物质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这就划清了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原则界限，为批判不可知论奠定了基本前提。但是，仅仅靠反映论还不能区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一切旧唯物主义认识论。靠什么区分呢？这就要看是否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本作用。因此，列宁在《唯批》中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一再驳斥那种把实践看作是认识中不值得研究的东西而加以排除的错误观点，而把实践看作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正是由于把反映观点与实践观点相统一起来，列宁阐述了能动的反映论的实质。

《唯批》中认识的辩证法，主要围绕相对和绝对的关系展开。这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论述了物质和意识对立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列宁指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中对立无疑是相对的”。第二，论述了关于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学说。真理问题是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这是唯心主义。割裂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这是形而上学。旧唯物主义虽然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但由于不理解认识的相对性，而导致把一切科学原理都看成是终极真理。列宁指出，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来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区分是这样‘不确定’，以便组织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将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第三，列宁阐述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辩证法，强调对于实践标准应当本质地对待。“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用唯物辩证法批判了实践标准上的怀疑论和独断论错误。

列宁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的新发现进行了初步哲学总结。指出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是：“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这就是说，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并且逐一批判了物理学唯心主义的以下主要论点：“物质消灭了”，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将科学定律和原理看作是人们主观制造的符号。在这种批判中，列宁给物质范畴以科学的界定：“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揭示了物理学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物理学的数学化，以及认识的相对性原理。他指出摆脱唯心主义，并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唯一健康的发展方向。

列宁在《唯批》中还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哲学的党性原则。最重要的，就是要求坚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这是哲学史上两千年来稳定的规律性的概括。为此，就要坚持哲学基本问题。当马赫主义用一些含糊不清的“中性”名词，如“经验”、“要素”、“能量”等等来掩盖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时，列宁指出不应当根据他们的表白，而要透过这些新奇的言词和时髦的术语，看清实际上仍然存在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这种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

《唯批》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对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论述不够；有时将“客观真理”等同于“客观存在”也不够确切。《唯批》中有关认识论的许多哲学观点，后来在《哲学笔记》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修正。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六篇文章

这是一组阐述马克思主义主要内容、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及其学说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系1908年4月为几年马克思逝世25周年而作。《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写于1910年底。《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均著于1913年，时值马克思逝世30周年。《卡尔.马克思》原是为格拉纳特兄弟出版社百科辞典的撰稿，写于1914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于1895年秋，为悼念恩格斯逝世而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人类社会面临急剧变动，出现许多新问题等待研究和回答。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需要创造性地向前发展。但是，在第二国际内部却出现了一股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借口时代变化而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的思潮，即伯恩斯坦主义。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适应”变化的形势，需要以“批判”的态度，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和“革新”。1899年他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以嚣张的态度和完整的理论形式，在经济、政治、哲学等各个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修正主义的泛滥，致使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蜕变成改良主义的党。这股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反映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就产生了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取消主义、召回主义等机会主义思潮，以及思想领域的马赫主义、奢靡主义等哲学唯心主义流派。列宁的这组文章，总的来说，就是站在时代需要的高度，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与学说的研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战斗历程的研究，积极开展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主要内容如下：

1.集中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发展。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及其思想发展过程的考察，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的评价，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合作者也有积极的贡献。列宁在产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时，强调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主要是“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2.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内在结构。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19

世纪人类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社会科学史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决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的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3.阐明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发展的原则。回顾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列宁强调了这一学说的鲜明的阶级性，决定了“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及它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列宁在总结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经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因此，必须学会识别“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并正确地与其开展斗争。这一派别在当时就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

4.揭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产生的阶级和时代根源，批判其错误的理论主张。列宁指出，在哲学方面，伯恩斯坦鼓吹用新康德主义“补充”和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用“简单的”（和平静的）“演进”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竭力把宗教变成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在经济学方面，他们否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认为垄断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危机。在政治方面，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张资本主义和平常入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政策特征是：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强调，只有积极正确地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才能健康向前发展。

5.提出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强调，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生命力。

6.科学地说明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将《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2）从巴黎公社到俄国1905年革命；（3）1905年革命以后。每个时期的世界事变进程，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高潮，也有低潮。在暂时的低潮时期，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列宁科学地预见到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将是“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谈谈辩证法问题》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侨居瑞士伯尔尼和苏黎世，为探讨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和人类发展前途问题，潜心研究哲学，重点是研究辩证法，形成了八个笔记本（写于1914年9月至1916年6月）。它们构成了著名的《哲学笔记》的绝大部分。《哲学笔记》被称为“列宁思想实验室”，记录了列宁对西方哲学家和学者的著述所作的系统研究和批判性分析，反映了列宁重要的哲学思想。《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于1914年9---12月完成）是整个《哲学笔记》中最重要的文字。此外，《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写于1915年）也被视为列宁辩证法思想的代表作。这里选收《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部分篇章及《谈谈辩证法问题》的全文。

列宁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为了捍卫、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方面是在辩证逻辑与本体论相一致这个唯心主义立场上被确认的、所谓绝对理性之规定现实事物的“绝对方法”；另一方面，又确实可以---经过改造之后---用来表达现实事物在其自身的历史运动中的自我批判。因此，马克思在1858年1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对于他写作《资本论》很有用，如果有时间的话，要用两三个印张对黑格尔发现的、但同时也是神秘的方法，写出合理的部分，让普通人类的理智能够理解。马克思有一个愿望，写一部专著，集中阐述由历史唯物主义引导出来的“历史科学”的辩证方法，但他没能实现这个愿望。

对于这个遗憾，列宁曾经说过，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些字母的），但他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列宁正是力图通过对黑格尔逻辑学原著的研读来尝试为“唯物辩证法”制定其基本的原则、内容和体系。列宁探索唯物辩证法学说的成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了唯物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前提

辩证法不是作为理性的逻辑而构成现实世界之发展的基础，应该“倒过来：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申出来”。列宁的这个“倒过来”的要求，明确地提出了辩证逻辑的客观基础是现实世界本身的“客观辩证法”。

坚持还是不坚持“客观辩证法”的这一唯物主义立场，是辩证法与诡辩论之间的原则区别之所在。辩证逻辑不同于传统的形式逻辑，它强调概念是运动的、概念之间是相互转化的，因为概念自身包含着矛盾，所以具有以“对立面的同一”为基础的灵活性。但是，这种灵活性乃是概念在其辩证本性中反映了现实运动，而不是出自思维本身的主观任意的灵活性，列宁认为：“主观地运用的这种灵活性=折中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

（二）探讨了思维范畴的实践起源

辩证逻辑是关于思维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学问，但是，人类思维是从哪里获得其范畴形式的呢？列宁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即从人类的感性实践来解释范畴的起源。他对黑格尔关于“行动的推理”的思想作了唯物主义改造：“对黑格尔来说，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式。这是对的！当然，并不是说逻辑的式把人的实践作为它自己的异在（=绝对唯心主义），而是相反，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列宁的这一论述对于我们解决范畴之起源这一重大的哲学问题，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三）尝试建立唯物辩证法的学说体系

列宁在研读黑格尔《逻辑学》的《观念篇》时，开始构想唯物辩证法体系。一开始，列宁认为可以概括出唯物辩证法的三个方面的要素，后来觉得这还过于笼统、也不够全面，因此便分出了十六要素。这十六要素连同对辩证法核心的确认，勾画了唯物辩证法学说应当包含的五个基本方面：1.唯物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前提；2.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3.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4.唯物辩证法在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中的运用；5.确认“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是辩证法的核心。

将对立统一规律确定为辩证法的核心，这就抓住了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间的本质区别。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也可能承认现实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但是，形而上学因为只承认事物的自身同一，而不理解事物是“对立面的同一”，所以就不能理解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只能把这个源泉移到事物的外部，结果便是曲解了变化、发展的本性，即只看到事物的单纯的量的增减，看不到事物在变化和发展中是由于其自身矛盾而导致的自我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因这种否定而发生的质变（量变质变规律）。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也着重发挥了他的关于辩证法的核心的思想。他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

的相互关系）。“按照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它的源泉、它的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源泉被移到外部---移到上帝、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按照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源泉上。”列宁明确区分两种发展观，是为了划清辩证法与当时流行的庸俗进化论的界线。庸俗进化论虽然承认发展原则，但这并不是对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这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历史变迁的承认。庸俗进化论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理论家们用以反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思想武器，他们向往一种并不真正触动资本主义大厦基础的社会改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辩证法的革命性质的捍卫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四）以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探讨了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列宁特别强调人类认识所固有的辩证本性，强调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要求通过辩证法来检查人们在认识方式上的错误及其根源，以便在具有辩证性质的理论认识中正确地反映事物的客观辩证法。他在这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

人类思想产生唯心主义，这一点反映了人类认识的辩证本性。唯心主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的错误。列宁写道：“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段、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动性就是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这一曲线和直线的比喻，生动地表达了人类认识在自我否定、自我扬弃中前进的辩证性质。批判和扬弃唯心主义，要注意自觉地遵从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让唯心主义这朵不结果实的花转化为滋养真理果实的成分。

总之，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以及《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包含着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入探讨和富于启发性的理解，对于掌握和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的方法论，是一个宝贵的思想库，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本文是1922年3月，列宁为新创办的党的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撰写的指导性论文。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非常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篇论文的写作，正值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一方面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和反动势力，借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化派”则鼓吹文化建设中的虚无主义和宗派主义，否定一切人类文化遗产。这篇文章确定了党在哲学战线上的工作方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战斗任务。贯穿全文的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改造自然、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意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列宁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所担负的捍卫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作”，要求把它创办成“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为此，就特别需要结成两个联盟。第一个联盟，是建立共产党员哲学家和一切非党的唯物主义者的联盟。携手同各种唯心主义思潮作斗争，积极而科学地宣传无神论，帮助人民群众摆脱愚昧无知。为此，列宁要求把18世纪末战斗的无神论文献翻译出版。“无产阶级文化牌”的领导人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这些无神论的“旧文献已经过时、不科学、很幼稚”。列宁批判说，这是一种“掩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冒充博士的诡辩”。第二个联盟，是哲学家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必须更多地注意这个联盟。列宁强调指出：“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因此，现在的认为就是要主义自然科学领域最新的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哲学杂志所进行的这一工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绝不可能是战斗的，也绝不可能是唯物主义。”列宁要求结合实际，开展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和宣传。

列宁《论粮食税》

这篇文章是列宁从理论上阐述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及其内容的重要著作。这篇文章是列宁从理论上阐述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及其内容的重要著作。1921年3月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历史转折。对此，党内存在着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为了正确地认识和实现这种历史转折，列宁于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的3月底开始写作这篇论著，4月21日完稿。全文共分四部分。下面节选的是其中的“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和“结束语”两部分。

面对国内外敌人的强大攻势，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夏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实施的主要经济内容是：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根据苏维埃国家的法令向农民征收口粮外的所有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根据国家法令，加速实行大、中、小企业的国有化，并在这些企业中建立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取消自由贸易，经济关系实物化，商品买卖、货币流通和市场活动被视为非法的资本主义，予以取缔；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搞平均主义分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带有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性质。

随着1920年底战事的平息，农民对“展示共产主义政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造成工农关系紧张的社会政治危机。列宁决定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缴税后的生于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发展商业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允许自由贸易和商品交换；以租让、租赁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某些国有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或私人经营；通过合作社组织，帮助农民学会文明经商以及在国有企业内实行经济核算制，等等。

为了实现转变，首先必须解决任何看待“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问题。列宁在《论粮食税》中作出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他一方面指出，这一政策对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对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起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应当人情这一政策的“真正限度”。他明确指出：“‘展示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因此，列宁强调新经济政策应当把农民提高到第一位，要从改变粮食政策开始。

列宁通过回顾指出，苏维埃国家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商品流转方面，都曾经做得越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必要的限度。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不能直接过渡到纯粹的社会主义，更不能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一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这两个阶级的关系决定着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既然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就应当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列宁详细地评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赁制。列宁又指出，实现粮食税意味着发展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流转。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的发展对工农业国家有利。

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全新的实验。列宁特别强调要“少争取写字眼”；“多积累一些各种各样的实际经验”；“多研究研究这些经验”；国家资本主义“限度的大小，这要由实践和经验来确定”。为此，列宁要求开展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应全面、大力、坚决地发挥地方的首创精神、创新精神和扩大它们的独立程度。要研究这方面的实际经验。这种经验要尽可能多种多样”。

《论粮食税》从俄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在实践中对经济文化相对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这篇文章的思想和措施，在后来的实践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其成果凝聚在列宁晚年病中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

列宁《论我国革命》

列宁晚年从1922年12月至1923年3月病重期间口授了三封信和五篇重要著作。这些文献的中心是社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命运问题，体现了列宁对俄国这样“带有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建构的思想。《给代表大会的信》，反映了列宁对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的深切关怀。在《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中，列宁认为应当更加重视专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要求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友好互助和合作的原则处理各民族的关系。《论合作社》一文，提出了把小农逐步印象社会主义合作社的计划。《日记摘录》反映了列宁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文中，列宁论述了革新党和国家机关方面的思想。写于1923年1月的《论我国革命》是上述文献中的理论篇，反映了列宁从宏观上思考问题的哲学观点和方法论。

列宁撰写这篇论文的直接动机，是反驳孟什维克的苏汉诺夫的错误观点。苏汉诺夫在关于《革命札记》中，重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论调，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指责和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列宁指出，他们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的道路，完全不了解俄国的某些特殊性。他们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革命的辩证法”却一点也不理解。列宁强调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

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还对革命和建设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原则思考。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毫无出路而又十倍地增强力量的俄国工农群众，不能固守西欧的老路，必须“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这就是先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这实际上是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本文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作调查研究时写成的，原题为《调查工作》。当时党内和红军中，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倾向，一些人在指导中国革命时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从第三国际的“指示”和“决议”出发，不注重调查研究，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造成思想混乱。为了纠正这种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毛泽东写作了本文。

文章从调查研究和人们认识的关系角度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毛泽东把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联系起来，阐述了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解决问题是调查研究的目的。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经验教训，离开了调查研究，凭主观想象行事，就要走向相反的方向去，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因此，毛泽东强调：只有“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文章首次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概念，认为党的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坚持唯物论，反对主观主义的根本途径。毛泽东指出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针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揭示了以“本本主义”为特点的教条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为此，必须坚决反对从本本出发的保守的思想路线，实行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统治了解情况，毛泽东号召共产党人“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去作实际调查去！”并对调查对象、目的、方法和技术作了细致论说。

《反对本本主义》从理论和政治的高度，深刻地阐明了调查工作的重要性，论述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具有首创意义，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这篇著作显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实践论》

《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是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所作的演讲。此篇系毛泽东讲课提纲即《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一部分。1950年经过作者修改润色后正式发表。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正值中国革命逐步地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关键时期。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国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从哲学上分析“左”右倾错误的根源，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在长征到达陕北后，以极大的经历从事哲学研究，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本篇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

《实践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为基础，以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为中心，系统阐释和发挥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第一，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第一的观点。

《实践论》开篇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在指出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害后，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对实践观作了深入展开。

其一，关于实践的内容和形式。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根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除生产活动以外，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人们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世纪活动，也都是实践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毛泽东首次把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活动规定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

第二，关于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概括，特别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系统阐述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第二，深刻地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运动过程。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人们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第二次是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

《实践论》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何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及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指出，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感性认识，是对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认识，这是认识的低级阶段。理性认识是对于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这是认识的高级阶段。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理性认识必须依赖于感性认识。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获得丰富的可靠的感性材料；二是必须经过抽象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另一方面，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因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而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从此意义上说，理性认识是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更为重要的阶段。换言之，认识开始于感性经验，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感性认识有待于深化和发展为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具体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实践论》强调：“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主义飞跃。”这是因为，首先，认识的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其次，由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的过程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因此，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这个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毛泽东正是在此意义上，认为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更重要，意义也更重大。

第三，科学地概括了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人们的认识经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即两个能动飞跃，一般说来，如果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么，对于某一具体事物或过程的认识运动来说算是完成了。但是对于事物过程的推移而言，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达到。毛泽东指出：“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毛泽东深刻地揭露了党内“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他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分离为特征的。”他因此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党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的认识结论。

《实践论》用十分简洁明晰的语言，把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和总规律概括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一概括是对人类认识过程的科学抽象，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总之，《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和《矛盾论》一起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体系的形成。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矛盾论》

《矛盾论》是毛泽东另一篇重要的哲学代表作，是1937年8月继《实践论》之后，为同一目的，即主要为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