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解
我对地缘政治学的一些理解
从小到大，我对社会科学始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在很小的时候，我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喜欢看动画片，而是在父亲的引导下，慢慢喜欢上看新闻报刊。逐渐地，从《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参考消息》、《国际先驱导报》这些报纸中开始接触并喜欢上了国际政治。因此，正是从小的这种熏陶使得我现在对地缘政治学这门课依然有极大的兴趣。
谈到地缘政治学，也许很多人脑中都会浮现大国博弈、尔虞我诈、针锋相对的画面。没错，当我们审视这门高大上的课程，自然而然地会着眼于“地缘”和“政治”两个关键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就是政治与地理要素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作用。研究地缘政治必然离开不了对丰富地理知识的掌握与分析应用，离开不了了解分析地理要素是如何影响作用于政治活动的能力。幸运的是，得益于从小对社会科学的热爱与学习，我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历史知识和基本必要的政治学知识，因此现在可以从我的个人角度谈谈我对地缘政治学的一些愚见。
1.学习地缘政治学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与跨学科应用能力
从古至今，在每个大国的兴衰成败历史中总能发现地缘政治的影子，它始终作用于大国的政治发展与社会走向。然而，分析这些地缘政治因素对国家兴衰发展的影响，就要求研究者对地理学、政治学、外交学等专业知识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与跨学科应用分析能力。
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在哪里的学者，会如何分析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一个不知道“大陆平衡”的学者，会如何研究英国对拿破仑帝国与第二帝国的政策走向；一个不知道波罗的海在哪里的专家，会如何评价彼得大帝的国家战略。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要想深入地分析研究这些历史现实问题，一个必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前提就是掌握与此有关的丰富的专业知识。没有对这些专业知识的扎实掌握，想要研究地缘政治无异于纸上谈兵、痴人说梦，其研究成果也必然是没有说服力与学术价值的。
然而，面对现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研究地缘政治，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更加需要对这些专业知识有超乎寻常的跨学科应用能力。没有跨学科应用能力，再多的专业知识也无法进行科学的、综合的分析应用，也得不出正确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并且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片面的结果，自然这些知识也就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所以，拥有跨学科应用能力对于学习地缘政治学也是非常关键的。
2.学习地缘政治学需要避免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怪圈
虽然对于地缘政治学的学习，我们十分强调地理要素的作用，并着重研究其对政治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是十分复杂的。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受到很多其他要素的影响，例如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历史等等因素的，而不仅仅是地理要素。所以，当我们在分析地缘政治的时候，也要兼顾考虑这些要素的影响与作用。如果仅仅着眼与从地理要素去分析政治事件，我们的研究结果无疑是片面的乃至不正确的，也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地理决定论的怪圈。
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地理决定论是片面的，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正确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更不用说去研究地缘政治了。因此，学习地缘政治，我们务必综合分析各种要素，不能将眼光仅仅放在地理要素上面，这样才能走出地理决定论，得到正确的学术研究成果。
3.地缘政治学对与国际形势与格局演变的研究有巨大价值
纵观历史上的大国兴衰，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演变中，总是浮现地缘政治的影子。那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等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地缘政治的相关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政治实践，并由此推动国际形势与格局的演变，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千百年来，地缘政治的影响遍穿大国兴衰的始终。比如，当我们在研究美国的崛起原因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其独特的地缘优势。美国自1776年东部十三州建国起，西部是印第安
人和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对白种人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墨西哥人封建落后，国家力量衰落，也不具有威慑力，因此美国可以放心的进行西进运动，并大肆屠杀印第安人。而北部的加拿大只大不强，并且同宗同源，没有国家层面的根本战略冲突与尖锐的利益对立，所以美国周边没有可以真正阻遏其发展的大国。同时，美国东西濒临浩瀚的大洋，不仅可以作为天然的安全屏障，而且可以作为国家永续发展的不竭资源来源与未来国家称霸的扩张方向。再单纯的从地理方面分析，美国幅员辽阔，气候适宜，自然资源丰富，地形以平原为主，农业基础发达；交通便利，科技发达，人才优势明显，市场广阔，移民政策宽松等等许多优势。而这些地理要素方面的优势也逐渐转化为国家发展的巨大优势与后发潜力，推动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并最终在二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主。
由此可见，地缘政治的优势与合理利用可以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和动力。美国正是抓住了其优越的地缘政治条件，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崛起，并最终成长为超级大国。其只用了将近100左右的时间就与欧洲传统列强并立，深刻地改变了当时直到现在的国际力量对比与权力中心转移，影响了国际形势和格局的深刻转变。所以，地缘政治学对研究国际政治形势有着巨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4.地缘政治学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步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位居世界前列。就像习近平所说的那样，中国近代以来，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强盛国力，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达到世界的中心舞台。但是，当我们对这些已经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身上还有许多重担和工作要做，我们离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还有不小差距。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国际上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并不平坦，容不得我们有丝毫大意自满。所以，历史教训和现实形势要求我们认真把握好战略机遇期，加快和平崛起进程，而这也正是我们地缘政治学的努力方向，地缘政治学理论与学术成果应该为我们的和平崛起服务。
当前，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对内，我们要加快开放步伐，深化巩固改革开放成果，铲除固化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阶层，遏制腐败蔓延（我认为这是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引以为鉴），加强党的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健全。对外，我们周边领土纠纷与安全环境不容乐观，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战略机遇期面临挑战，考验着我们对国际战略的深刻把握与经营能力。
伴随着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崛起，就外部环境而言，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朝核问题迟迟拖延不决，进展缓慢，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外交的沉重包袱。而美韩屡屡以朝核问题为借口，借助美韩军事防卫的相关协定，加强军事合作，这实际上给我国的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同时，美国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亚太战略的经营，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军事力量也往亚太特别是东亚转移，事实上加强了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军事上，美国将大量隐形战机、航空母舰、战略核潜艇、反潜机、反导系统、防空雷达等等先进的军事武器系统部署在东亚，加强军事基地建设（尤其是与日本和菲律宾），扩大对东亚盟友的军售与军事合作，加强对第一岛链的控制力度，企图阻止中国向海洋进军（感觉有点类似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战略）。政治上，借助美日、美菲等防卫协定，明里暗中地支持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乃至越南与中国在岛屿争端和海洋问题上的对抗。美国也借助香格里拉对话、东盟会议、APEC等国际舞台，拉拢其盟友或亲近国家，屡次鼓吹“中国威胁论”，加强对中国的外交围堵，给我们的周边外交带来很大压力。经济上，拉拢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组建所谓的TTP 协定，将中国排除在外；干扰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并在世界银行、IMF改革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并以贸易逆差为借口，屡次逼迫人民币升值，干扰人民币正常汇率浮动；屡
次恶意发起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阻碍中国企业开拓美国市场，指控中国不正当竞争，利用WTO相关机制发起贸易摩擦。
放眼周边，不仅有美国给我们和平崛起带来的巨大压力与挑战。我们与印度的边界问题悬而未决，两国战略互信有待加强。阿富汗问题给我们的新疆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反对恐怖主义蔓延和三股势力侵袭任务艰巨。当前，如何经营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打消沿线国家的疑虑，加强与其战略互信，是对我们外交工作的严峻考验。从长远来看，虽然目前我们与俄罗斯睦邻友好，合作广泛，但就我个人观点来说，“北极熊”将是未来威胁我国国防安全和国家发展的一个主要压力来源。
综上所述，我们的民族复兴道路面临着巨大挑战与严峻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地缘政治学，准确利用地缘政治学理论，经营周边外交，布局国家战略，为我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和平、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抓住并争取延长战略机遇期，从而促进我国国内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5.我对当前地缘政治学应用的一些看法
应该来说，一门学科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学术本身，更多的是在于其实际应用和对实践的指导。因此，地缘政治学的最终价值在于其实际的应用，在于其对国家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意义。就我个人而言，凭着多年对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的一些兴趣，也读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我对当前形势下地缘政治在中国外交实践中的应用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下面我就简单的阐述一下我的愚见。
当今世界，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发展会深刻地影响两国乃至国际形势的变化。因此发展中美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对世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是，现在的中美关系发展却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前景并不是非常乐观，需要我们谨慎思考与规划。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美国的崛起虽然取代了西欧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可是美国依然是西方阵营的一员，美国模式究其根本也只是西方模式的一个变种，世界依然是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轨迹上运转。然而，遥远的东方大地上，中国现在的崛起却在悄然地改变这一五百余年世界权力的中心。不容否认，今天中国已经自信地走向国际中心舞台，我们巨大的经济总量正在转化成我们政治、军事、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烈地撼动着这个世界的游戏模式。而中国与美国，一个上升大国与一个守成大国如何面对这种国际地位的转变，如何处理双边关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论，则是我们迫切关心的问题。
我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美国在其对华战略抉择上缺乏对中国的战略信任。中国的崛起在动摇西方权力中心的基础，势必引起西方的忌惮与遏制。然而，我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中国并不是西方的一员，中国在以一种不同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帝国当年的方式在崛起，中国的未来是不确定的，这是西方真正焦虑的。应该说，西方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概念缺乏信任，并不认同。西方主张零和思维，认为中国的崛起势必会掠夺争取西方的生存发展资源，威胁其安全；中美之间必然会对抗的，甚至是以战争的方式来实现霸权过度，因此必须扼杀中国。显然，这是赤裸裸的零和博弈思维，与我们的发展战略思想背道而驰。所以，中美之间不可避免的缺乏战略互信的基础，而这对于世界将是可怕的。
美国在二战前一直采取“孤立主义”外交战略，对西欧列强缺乏战略信任，不愿意卷入西欧列强的复杂争端中，并周游于其中来获取保障自己的最大利益。可见，美国战略在其开始时就带有强烈的怀疑色彩。冷战中，即使对于同样是西方阵营的英法两国，尤其是法国，更是缺乏战略信任。而苏联解体后，美国当之无愧地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维护其地位，美国的诸多举措更加显得有些过头，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频繁使用武力。所以，美国战略的一大缺陷就是缺乏对他国的信任，或者说是很难对他国取得信任。
而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对手，除了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与苏联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某种意义上，中国与苏联不是一个级别和层次上的，中国更加难以捉摸对付。当年，苏联是在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模式的基础上与美国争夺霸权，试图发展另外一种迥然于资本主义的体系，它与西方的关系是对抗的、零和的、冲突的。而今日的中国，全面融入西方模式下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我们是认同美国的霸权的。然而，与苏联不同，我们是在遵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模式的游戏规则下来发展自己，我们并没有直接与欧美对抗，但我们确实在崛起，在他们的游戏规则下企图超越他们。而这，是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所不能容忍的。欧美依然对我们的发展充满疑虑、警惕与困惑，担心中国的崛起势必会与他们发生冲突。所以，要切实发展中美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走出历史怪圈，就必须加强两国战略互信，寻求利益契合点，减少乃至避免战略误判，这是至关重要的。
建国以来，总体上看美国对华政策，大概分为以下几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麦凯恩主义盛行，对华战略是封锁遏制、孤立敌对的，这是由于意识形态、冷战、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等造成的。70年代至80年代，总体上美国对华政策是缓和与对立并行的，但是毕竟两国关系出现了难得可贵的积极因素。这是出于冷战形势的需要，特别是面对共同的敌人苏联威胁时的必然选择。当然，尼克松访华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的缓和极大地减轻了我国的外交压力，我们的外交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这是美国关系史上较为轻松的一个阶段。然而，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对华战略逐步回归强硬，对抗遏制性意图明显，和平演变构想尚未放弃。但是，在新世纪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例如中国加入WTO，911事件等），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总体上从防范对抗向融合转变。
近些年来，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对华战略都在发生显著变化，总体上突出表现为其战略趋向激进，战略焦躁感更加明显。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实力某种意义上在逐渐削弱，而同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迅速成长，俄罗斯早已从休克疗法中恢复大国荣光，欧盟也试图挑战美国的经济实力（例如欧元区的推广等），所以美国的全球霸权与影响力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即使现在世界上尚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可以单独挑战它。2010年，以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为首的阿拉伯之春到来，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等领导人相继倒台，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巴林等国家相继陷入混乱。很难说这其中没有美国的推波助澜，相反，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美国在阿拉伯之春的影子。而同时，希腊、冰岛、爱尔兰、西班牙相继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欧债危机持续发酵。中东问题，伊拉克、阿富汗问题悬而未决，甚至有恶化趋势。泰国屡次军方夺权发生政变，缅甸民主改革道路崎岖，美伊、美俄关系紧张，叙利亚问题持续恶化，乌克兰问题升级。中越、中菲、中日关系趋紧，东海南海问题僵持未决，日本、菲律宾更是屡屡挑衅中国。从地理上看，欧亚大陆从西往东正在逐渐地陷入一种混乱状态，各种矛盾开始激化升级，原有的稳定局面被打破。我认为，这些正是当前美国战略焦虑的突出表现。美国已经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同时面临国内僵持的政治经济形势，在对外战略选择上越来越激进，偏好利用武力解决问题，反映其战略上的焦虑与急躁。
所以，当我们分析了这些美国近期战略政策的缘由后，对于我们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构建这种大国关系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没有先例可循。在此，我仅就我自己的思考，提出一些我自己的建议或者构想。
1.中美目前最紧要的是要加强战略互信，减少乃至避免战略误判。中美两国可以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元首定期会晤制度、重要国际会议平台（例如APEC会议、20国集团会议等）会晤等制度性措施加强战略沟通，消除战略疑虑。同时，两国应该加强和深化智库、学者交流，打造一个重量级的学术交流平台，方便两国战略沟通。也应该推广深化公共外交，加强民间交流沟通，消除两国人民间的隔阂与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