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忧郁的碎屑黄永玉
这些忧郁的碎屑——回忆沈从文表叔
黄永玉
从文表叔死了。他活了八十六岁。
书房墙上一幅围着黑纱的照片，两旁是好友施蛰存先生写的挽联。
五十年代一个秋天的下午，屋子静悄悄地剩下他一人在写东西。我们坐下来喝茶，他忽然轻轻叹了一口气——
“好累啊！……”
“是的，累啊！”我想起正在过河的圣约翰·克利斯朵夫。
“北京的秋天真好！”他说。
“……天真蓝；……那枣树……”我望了望窗子。
“……都长大了……日子不够用……”他说。
……
一切都成为过去。
表叔真的死了。
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
看到他蹒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祷上苍——“让他活得长些罢！”
他毕竟“撑”过来了。足足八十六岁。
一辈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对他反啮，倒是从不想到报复。这原因并非强大的自信，也不是没有还击的力量，只不过把聪明才智和光阴浪费在这上面，早就不是他的工作习惯。
没有心肝的“中山狼”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因某种权势欲望熏蠢了的头脑。
其实要摧毁沈从文易如反掌。一刀把他跟文化、故乡、人民切断就是。让他在精神上断水、枯萎、夭折。
但“中山狼”们不！它们从自己心目中的高档境界——名誉、地位、财富上扼他的脖子；庶不知这正是他所鄙弃的垃圾。
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也碰上同样有趣的遭遇。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
句话，就被人将卵蛋刨了。当年西汉宫廷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他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羞耻终生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伟大的《史记》。
虐杀是一种古典之极、从未发展变化分毫的行为。尽管每个朝代对它都各有好听的称呼，让人“提前死亡”的实质却从未改变。
它从属于文化，却是文化的死敌。它痛恨、仇视文化，是因为文化太好的记性。
虐杀与文化之间，不免就出现一种类乎郑坂桥“润格”上所说的：“……公知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的尴尬局面。刨别人的卵蛋的人因为自己“狂欢工具”健在的满足而得到使命式的快感；被人刨掉卵蛋的人因完成了《史记》从而也得到了使命式的快感。
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文表叔从来没有对我说要写类乎《史记》的东西。他跟另两个人约定写抗战史，也只是说说而已。他不是写这种历史的“料”。过后真的也没有写。是否两位合作者戏剧性地先后去世使这个工作中断？眼前谁也弄不清楚了。
我是特别喜欢从文表叔写的《长河》的。
要写历史，恐怕就是这种“长河”式的历史罢？
在表叔的所有文章中，《长河》舒展开了。
昨天我看了一部大钢琴家霍罗维支的演奏记录片。八十岁炉火纯青的手指慈祥地爱抚每一个琴键，有时浓密得像一堆纠缠的串珠，闪着光，轻微地抖动；有时又像一口活火山张开大口喷着火焰，发出巨响的呼吸。这老头不管奏出什么声音神色都从容安详。他在音乐之外。十个小精灵在黑白琴键上放肆地来回奔跑追逐。他是个老精灵，是十个小精灵的牧者。
穆静的听众闭着眼睛倾听，脸上流淌着泪水。
我想起从文表叔对于故乡的眷恋，他的文字的组合，他安排的时空、节奏的起伏，距离，苦心的天才给读者带来的诗意……
谁能怀疑他的文字不是爱抚出来的呢？
我让《长河》深深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格。他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他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
纯朴土气，耍点小聪明、小手段保护自己。对新事物的好奇、欢欣而又怀着无可奈何的不安。温暖的小康局面远远传来的雷声，橘柚深处透出的欢笑和灯光，雨中匆促的脚步……
写《长河》的时候，从文表叔是四十上下的年纪吧！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照湘西人本份的看法，这是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
我那时在东南一带流浪，不清楚从文表叔当时身边有多少纷扰。他原本是一个即使在唱大戏闹台旁边也能专注工作的人。我了解他不善“群居”，甭说世界社会和中国社会，即使在家里，他也是一个人躲在乱七八糟的小屋子里工作，直到发觉可爱的客人进门，才笑眯眯地从屋里钻出来说些彼此高兴的话。
写《长河》之后一定出了特别的事，令这位很能集中的人分了心，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真可惜。
他是一家之主。抗战中期或是末期或是众所周知的可笑的“抗战胜利”，他都必须料理自己很不内行的家事。天晓得这一家在“抗战胜利”之后怎么平安地回到北京的？
从文表叔到北京不久，我到了上海。他为当时才廿二岁的我的生活担心，怕我不知道料理自己。饿死了，或是跟上海的女明星鬼混“掏空了身子”（致他学生的信中提到）。他给我来信时总附有给某老作家、某名人的信，请他们帮我一些忙。他不太明白当时我的处境。我正热火朝天地跟一些木刻前辈们搞木刻运动，兴高采烈之极，饭不饭根本算不上个大问题。倒是房租逼人，还哪里有空去找电影女明星？
别看从文表叔在北京住了多年，也去过青岛、上海，归根到底还是个“乡下人”。他把凡是到上海去的年轻人——包括我在内，都有个跟上海女明星鬼混直到“掏空了身子”的归宿。
这里，就不能不提一提我的父亲黄玉书；从文表叔少年时代最谈得来的
表哥。
父亲是在师范学校学音乐的。由于祖父在北京帮熊希龄做事，父亲也就有机会到外头走走，沈阳、哈尔滨、张家口、上海、杭州、武汉、广州……在那时候，从一个山区的角度看来，可是个惊天动地的伟人行动。一旦远游回家，天天围在周围渴求见闻的自然是那一大群弟妹跟表兄弟妹们。父亲善于摆龙门阵，把耳闻都一古脑当成亲见；根据需要再糅合一些信手拈来的幻想，说听二方不免都陶醉在难以想象的快乐之中。表叔从小就佩服我父亲的这种先觉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既是文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什么不好呢？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序言中，几次都提到他的这位表哥和他那善于“糅合”的文学才能。
表叔的家在道门口边上往南门去的胡同里张家公馆斜对门，至今还在（听说政府已经辟为“沈从文故居”）。我家住在近北门的文星街文庙巷。
文庙巷只住着我家和刘姓两户人家。长长的幽静的巷子，左边是空无一人的“考棚”，右边是高高的红墙围住的，也是空无一人的古文庙建筑群。长满了野花野草和森穆的松柏。二更炮放过之后，黄刘两家大门一关，敢从文庙巷走一趟的人是需要一点胆子的。
很早就传说那围墙里头大白天也会从葫芦眼里伸出“毛手板”。半夜三更无缘无故地钟鼓楼会敲撞出声音来。不由得人不怕。
从文表叔五六岁时在外婆、舅舅家玩夜了，就得由他表哥、我的父亲送他回家，一路上大着嗓子唱戏壮胆。到了道门口，表哥站定试试他的胆子，让他一个人走过道门口，一路呼应着：
“走到哪里了？”
“过闸子门了！”
“走到哪里了？”
“过土地堂了！”
“走到哪里了？”
远远的声音说：“过戴家了！”
“到了吗？”没听见回声。过不一会远远的小手掌在拍门，门不久“咿呀”地开了。我的父亲一个人大着胆子回家。
这是前十几年表叔说给我听的一段往事。
他多次提到与我父亲的感情和对他奇妙的影响。
文庙巷我们黄家在城里头有一种特殊的名气，那就是上溯到明朝中叶，找得到根据的时间极限里，祖宗老爷们要不是当穷教书先生，就是担任每年为孔夫子料理祭祀之外平日看管文庙的一种类乎庙祝的职务。寒酸而高尚，令人怜悯而又充满尊敬。
我家的另一个著名的特点就是那棵奇大无比的椿树。起码两公尺直径。某年刮大风，砸下一个马蜂窝，坏了隔壁刘家屋顶六百多块瓦。春夏天，罩得满屋满院的绿气。
从文表叔家的祖上当过大官。我们祖上没当过，最高学位只是个编县志的“拔贡”。
说的是为沈家挑媳妇，亲戚朋友家未出嫁的女儿们穿红着绿、花枝招展来沈家作客。老人家却挑了着白夏布衫的黄家女儿。说是读书人家的女儿持重，“穷”得爽朗。
这女儿褐色皮肤，小小的个子，声音清脆，修长的眉毛下一对有神的大眼睛。是我祖父的妹妹，我的姑婆，从文表叔的妈妈。
姑公，从文表叔的爸爸，身材魁梧，嗓门清亮，再加上仿佛喉咙是贴着“笛膜”，说什么话都觉得好听之极，让人愿意亲近。尤其是他的放声大笑。
姑婆做女儿家的时候，曾跟着她的哥哥去过上海北京很多年，见识广，回家乡之后还跟爷爷开过照相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说起话来明洁而肯定。眼神配合着准确的手势，这一点，很像她的哥哥。
我恐怕是唯一见过姑公姑婆的孙辈了。连他们两位不同时间的丧礼，我是唯一的孙辈参加者。见到他们躺在堂屋的门板上，我一点也不怕，也不懂得悲伤。因他们是熟人。
从文表叔有一位姐姐，一位大哥，他排二，有一位三弟，一位我们叫九娘的妹妹。
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张几十年前“全家福”照片。
太祖母和祖母分坐在两张太师椅上，太婆的膝前站着我的姐姐。父亲在
太祖母侧边，母亲扶着穿花裙的一岁多的我坐在高高的茶几上。后头一排有大伯女儿“大姐”，有聂家的表哥“矮子老二”，另一位就是沈家三表叔巴鲁，正名叫沈荃，朋友称他为沈得鱼。巴鲁表叔很快就离开凤凰，好像成为黄埔军校三期的毕业生。
好些年之后，巴鲁表叔当了官，高高的个子，穿呢子军装，挂着刀带，漂亮极了。有时也回家乡来，换上便装，养大公鸡和蟋蟀打架，搞得很认真。有时候又走了。
跟潇洒漂亮一样出名的是他的枪法。夜晚，叫人在考棚靠田留守家的墙根插了二三十根点燃的香。拿着驳壳枪，一枪一枪的打熄了它们。还做过一件让人看了头发竖起来的事——
另一位年轻的军官叫刘文蛟的跟他打赌，让儿子站在十几二十米的地方，头上顶着二十枚一百文的铜元，巴鲁表叔一枪打掉了铜元。若果死了孩子，他将赔偿两箩筐子弹，十杆步枪外带两挺花机关。虽然赢了这场比赛，姑婆把巴鲁表叔骂了个半死。这孩子是由于勇敢还是懵懂，成为湘西著名画家刘鸿洲，恐怕至今还不明白当年头顶铜元是什么味道。
一九三七年巴鲁表叔当了团长，守卫在安徽浙江嘉善一带的所谓“中国的马奇诺防线”。抗战爆发，没剩下几个人活着回来。听说那是一场很惨烈的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为了向黄苗子、郁风要稿费去过一趟南京。巴鲁表叔当时在南京国防部工作，已经是中将了。住在一座土木结构的盖得很简陋的楼上。看到了婶婶和两三岁的小表妹。生活是清苦的。巴鲁表叔的心情也很沉重，话说的少，内容比他本人的风度还要严峻：“抗战胜利倒使我们走投无路。看样子是气数尽了！完了。内战我当然不打。和你二表叔合写抗战史也成为笑话。谈何容易？……看起来要解甲归田了……”
他在这样牵强纷乱的生活中，还拉扯着我的一个十四岁的弟弟老四。说是请来帮忙做点家务。其实谁都明白，只不过在为我的父母分担一点困难。不亲眼见到他一家的清苦生活是很难估计仗义的份量的。
既然乘车到南京，不免要游览一下中山陵。我和老四轮流把小表妹放在
肩膀上一步一步迈上最高的台阶。
我为中山陵的气势而大为兴奋。极目而下，六朝形胜真叫人万种感触。再回头看着那个满头黑发的小表妹时，她正坐在石阶上，一手支着下巴望着远处。孤零零的小身材显得那么忧郁。我问她：“你在想什么呀？”
她只凄苦地笑了一笑，摇了摇头。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记在伟大的中山陵辽阔的台阶上的那个即将失掉爸爸的小小的忧郁的影子。
一九五○年，我回到久违的故乡。
我是一九三七年出的门，经历了一个八年抗战，一个解放战争。十二岁的孩子变成了二十多岁的大人。
那时长沙的汽车到了辰溪就打住了，以下的路程只有步行。从辰溪经高村还有一两百华里好走。
亏得交通不便，八年抗战，故乡只听过一次日本飞机声。从浪子的角度看来，日夕怀念的故乡还是老样子是颇感甜美的。虽然这种思想十分要不得。
来到城边，城门洞变小了，家里的两个弟弟却长成大人。母亲和婶娘自然高兴。婆婆已不在人世，见到姑妈满头白发长得跟婆婆一个模样时忍不住大哭一场。过不几天，大革命时候妈妈出走，收留我的滕伯娘也来了。她老成那个样子，满脸的皱纹已不留余地，还说更早的时候我吃过她的奶，真是不可想象……
没料到巴鲁表叔也回到凤凰。
他真的像在南京说过的不打内战，解甲归田了！
湖南全省是和平解放的，我为他庆幸从火炕里解脱出来的不易。
他还是那么英俊潇洒，谈吐明洁而博识。他在楠木坪租的一个住处，很雅致。小天井里种着美国蛇豆、萱草和两盆月桂。木地板的客厅，墙上居然挂着一对张奚若写的大字楹联。
对了，他跟许多文化人有过交情。这不光是从文二表叔的缘故。因为抗战初期，有不少迁到湘西来的文化团体都多少得过他的帮忙，杭州美专就是一个。艺术家、文人跟他都有交情，对他的豪爽风度几十年后还有人称赞。
“……我帮地方人民政府做点咨询工作，每天到‘箭道子’上班，也不是忙得厉害，没事，去聊聊天也好！……”
我因为下乡画画，忙得可以。从乡下回城里之后带回许多画，请他和南社诗人田名瑜世伯在画上题了字，他写的一手好“张黑女”，田伯伯写的是汉隶。一九五○年我在香港思豪酒店开的个人画展，所有题字都是他们二位写的。
从此，我就再没见过巴鲁表叔。
听说一九五○年以后，他被集中起来，和一些其他人“解”到辰溪受训，不久就在辰溪河滩上被枪毙了。
那年月，听到哪一个亲戚朋友或熟知的人给枪毙的消息，虽不清楚原因，总觉得其中一定有道理。要不是特务就是反革命。理由有以下三点：一，相信共~产党做事一定不错；二，大家都在改造思想，清理历史，枪毙人的事正好考验自己的政治态度；三，人都死了，打听有什么用？
“四人帮”倒台之后不久，巴鲁表叔也给平了反。家属正式得到五百元人民币的赔偿，婶婶被推荐为县政协委员。州和县里也出版了一些当年这方面的比较客观的历史材料。
前些日子，在家乡听到有关巴鲁表叔被枪毙时的情况——
在河滩上他自己铺上灰军毯，说了一句：“唉！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干……”指了指自己脑门，“打这里罢！……”
一个大的历史变革，上亿人的筛选，“得之大约”算差可了。死者已矣！但活人心里的凄怆总是难免的。
既然巴鲁表叔正式平了反，我对他的回忆也有了一种舒坦感，说老实话，真怀念他。
沈家一共有三兄弟，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我们是这样称呼他们：沈大娘、沈大满（满是叔叔的意思），沈二满（从文表叔），沈三满（得鱼表叔也即是巴鲁表叔），沈九娘。
大娘嫁给姓田的既读书又在外做事的好人家。从文二满也是很早就出的门。倒是经常听到消息，却好多年才见一次面，及至我长大之后才开始跟他通的信。所以没有云麓大满和巴鲁三满亲切和熟悉。九娘很早就跟从文二满出门去了，要说熟悉也只是以后听来的。
只有沈大满和沈三满还有不少具体的回忆。
大满长得古怪，脾气也是古怪得出奇。
自我懂事以来一直到他七十九岁逝世，他那幅形象在我的印象中，从来都是一致的。他既没有小过，也没有老过。
他是个大近视。戴的眼镜像哪儿捡来的玻璃瓶子底装上的，既厚实，又满是圈圈。眼睛本身也有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淌眼泪。老得用一条常备的手巾不时地取下镜来拭擦。鼻子是个问题的重点。永远不通，明显地发出响声让旁边的人为他着急。于是又是取出手巾，又是放回口袋，那样来回不停地忙。因此也大大影响了说话，永远地像是人在隔壁捏着鼻子。再，就是耳朵。有七八成听不见，想要他明白什么事，就得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叫嚷。还有，他爱流汗，满头的汗珠。你常常会见到一个人全身冒着热气走进门来，那就是他。于是又是口袋里的那条手巾。谁也分不清那条手巾是什么颜色。
他个子单细，却是灵活之极。他长成一种相书以外的相貌。高脑门，直鼻梁，长人中，望下挂的厚嘴唇，加上厚实的下巴，简直长得痛快淋漓。
比如说，从脑门顶一直到鼻梁额准处，有一道深深的凹线，是一道深陷的沟，令人肃然起敬，相信其中是一种特别的道理。
他虽然眼睛不清楚，步履倒是来得特别快，上身前倾，急忙。不少街上的闲人为他让路，因为他脾气不好。
他小时上北京找过他大舅——我祖父黄镜铭。那位老人家也是性格奇特得必须专论才能说得明白的人物。经过他的主张，把沈家大满送去学画炭像。也即是用干的毛笔蘸着一种油烟炭粉在图画纸上画出肖像来的技法。
跟我父亲一样，也曾去过东北，西北，中南，东南各省。画炭像的本事学好了，而且朝乎一般世俗的技巧，画得十分之精到传神。回到家乡，家乡人都听说他怀着一手绝技，估计他可以因此而能养活一家两口。几十年来，他给外祖母画过一张，舅妈没画完的半张，大舅有一张，但另一些人却说不是他的手笔。所以一辈子也就没有画过几张肖像了。后来找到据说是他手笔的也只是七零八碎的片断。到后来甚至把他会画炭像的事也淡漠了。
他从来不惹人，县里却不能没有他。
他穷得可以，但按年按月订了几份报纸——《大公报》、《申报》、《新民报》、《华商报》……人围在一堆谈论时事，他总是偷偷蹲在一边不搭腔，若有人谈错什么题目，只见他猛然站起来“哼”地一下走了。这就是说，过时的材料把
他得罪了。
全县城稍微知名的人士从小到老的手脚，他心里都有笔账。譬如某位五十来岁的文化权威刚生下来跟他哥哥是个双胞胎，尿布来不及准备，他外婆扯下刚上了门板打鞋底用的“烂片”应急的事，经他一点，老娘子们听了都同声响应，说是确有其事。这固然无伤大雅，倒使那位原先要摆一点架子的文化权威挺不起来。大家一笑，当然也不记恨。
他喜欢人尊敬他。他没上过正式的学，但后天读书读报帮了他的大忙。抗战期间，他最早懂得“磺胺消炎片”，战后的“雷米芳”治肺痨。到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谁打他门口过不打招呼请安，他是会生气的。眼睛看不清，耳朵早就聋了，身体不便移动，凭什么他知道别人打他门前经过呢？
一个弟弟是作家，一个弟弟当将军，大姐嫁给大户人家。他从不沾光，口边也不挂。只是老挂着他帮忙的老朋友们的友谊，刘祖春，还有刘开渠、庞薰琴、林风眠。这些人经过沅陵时他为艺专跑过腿。他那时很兴奋，见到一生没有奋斗到的现实。他原本应该成为很出色的艺术家的。他为自己的快乐而为别人跑腿，跑了腿，万一哪一年他们见到自己的二弟或三弟提到他的热心，那就更快乐。
他没有孩子，也没有产业。“文化大革命”给年轻造反派们提夹着在大街上狂跑，七十多八十的人了，居然没有死，还活了好些年。照样吃大碗饭，照样发脾气。拄了拐杖上街，穿起风衣，还精神抖擞地翻起了衣领子。
他做过学多可能自己也忘记了的好事。送一些年轻人到远远的“那边去”。那边有多远？去干些什么？他觉得“好！”就成。那些年轻人都出了“老干部”了，也想起他。“他”这个人活得很抽象，睡觉，三餐饭，发点小脾气，提点文化上根本不必提的“建议”，算是个“县文物委员”。人要报答他也无从报答起，因为他什么都不需要。
死了，没留下什么痕迹，外号叫“沈瞎子”。说起“沈瞎子”，三十岁以上的人还想得起他的。再年轻一点的，怕就不晓得了。
听我的母亲说，我小的时候，沈家九娘时时抱我。以后我稍大的时候，经常看到她跟姑婆、从文表叔诸人在北京照的照片。她大眼睛像姑婆、嘴像从文表叔。照起相来喜欢低着头用眼睛看着照相机。一头好看的长头发。那时候时兴这种盖
着半边脸的长头发，像躲在门背后露半边脸看人。不料现在又时兴起来。
我觉得她真美。右手臂夹着一两部精装书站在湖边尤其好看。
关于她有种种传说。她曾随从文表叔去北京到昆明，动荡使九娘远离昔日生活，战乱使她增添了恐惧个不安。她患了精神分裂症，以后被送回沅陵家中。后来她虽然也有丈夫和孩子，但终归逃不脱悲惨的命运，在困难时期，被饥饿和病魔夺去了生命。
从文表叔承受着同胞手足的悲剧性遭遇的份量，比他写出的故事更沉重。多少年来他沉默不提，我也从不在他面前提到巴鲁表叔和九娘的事。
我青年时代，有个七十多岁的忘年之交，他是当过土匪的造枪铁匠。他曾请他锻造过一枝鸟枪。他常用手直接从炉膛里把烧红的钢管捏出来，随即用铁锤在砧上锻炼。我提醒他应该事业铁钳时，他匆忙扔下钢管生气了。
“你嚷什么？你看，起泡了！烫得我好痛！”
也就是说，我若不提醒他，捏着烧红的钢管是不会痛的。真不可思议。
从文表叔仿佛从未有过弟弟妹妹。他内心承受着自己骨肉的故事重量比他所写出的任何故事都更富有悲剧性。他不提，我们也不敢提；眼见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也不哼一声。
一九五三年以前，我住在香港，一直跟从文表叔有书信来往。除我自己的意愿之外，促使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有两位老人。一是雕塑家郑可先生，一个就是从文表叔。由于我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往，也由于我对两位老人道德、修养的尊敬和信任。最令我热血沸腾的是，我已了解到从文表叔当时的处境很坏。他的来信是排除了个人痛苦，赞美共产党和新社会。他相信我比他年轻因而能摆脱历史的因袭，为社会贡献所长。道理十分通达易懂，真诚得比党员同志的劝谕更令我信服。
可惜所有的通信，那些珍贵的蝇头毛笔行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
我不懂他如何跟共产党结下了芥蒂。我想，其中的问题文化历史学家们如果觉得还值得研究的话，终有一天会把这些有趣的材料整理出来。但在我们早些年的通讯以及若干年的现实生活中，套一句国内常用的话，他和我对共产党的
社会主义，是有“认识过程”的。
说到“认识过程”，对于我们，在“四人帮”或更早一些时期，一般我们是很少有机会运用的。总是来不及，有如军事训练中在食堂吃饭一样，好大一碗白饭下命令两分钟吃完！
“认识过程”在某些人身上却有一种洗刷干系、不负责任的特权。这句话一说，拍拍屁股，他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我就有过这样的例子。
有这么一位同事，过去不认识，工作和口头说来没有发生过矛盾，也很少私人接触，只是可惜一有运动他就盯住我不放。甚至迫不及待地将我推到挨子弹的火线上，当然他一个人的心地和意愿并不一定能成为事实，咬牙的恨恨的神气却令人难忘。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被揪进“牛棚”，他在“牛棚”之外估计自己的处境一定也忐忑不安，即使在这种大动荡中他也没有放过我，千多人的斗争会，老婆，小女儿一起上阵，嚷了些我的“罪行”，成不了什么篇章。
“批林、批孔、批周公”时期，他也活跃得十分生动。等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却是让人写出了一篇他“任何时候都没犯错误”的表白文章。
这一着聪明棋可是做蠢了。你毛~主~席时期、“反右”时期、刘少奇主席时期、林彪时期、“四人帮”时期都没有犯过错误？你想想，你是个什么人？你岂不承认自己是个小滑头？
好了！“四人帮”倒台之后不久，他来找我了，沉重地压低着嗓门告诉我，对我多少年的问题，他是有个“认识过程”。
我笑了！我想，好呀！你呢，伤害人，想置人于死地，一次又一次“锲而不舍”，到头来倒是“认识过程”。
我呢？却永远在他的“认识过程”置当“反革命”，当“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代表。连认错也吞吞吐吐，真是个可怜虫！后来我写了一首诗纪念他，题目是：
《不如一索子吊死算了！》戏称他为“失了业的奥赛罗”。
从文表叔和我的认识是扎扎实实用无数白天和黑夜的心跳和无数眼泪和汗水换来的。我们爱这个“认识”，值得！不后悔！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因素第一。”
这是一点也没有错的。对于理论，我不懂，但是崇敬；对于人的因素，我觉得悲哀。我默祷作为“人”加诸建设的困难；加诸另一些也是“人”的层层障碍和痛苦，真是越快解放越好！否则，日子是不好过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不能不崇敬毛主席的英明和预见，他说：“人的因素第一”，当然也包括坏“人”干起坏事来也是“第一”的这个含义。
一九五三年我和妻儿一起回北京的时候，我是二十八岁，儿子才七个月。
从北京老火车站坐着古典之极的那车回到从文表叔的北新桥大头寓所。那是座宽广的四合院，跟另一和气的家庭同住。解放前夕，他写过不少的信给我报告北京的时事以及自己当时的感想。
他直率地表示不了解这个战争。要我用一千、一万、十万张画作来反对这个让老百姓流血吃苦受罪的战争。我觉得自己的认识在当时比他水平高一点，能分得清什么是“人民战争”，和其他不义战争的性质。何况打倒国民党蒋政权反动派是当时有目共睹的好事，除了共~产党和解放军外，谁有本领做这种事呢？说做，不就做成了吗？
不久北京傅作义的部队被解放军团团围住了。他来信说：“北京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数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
这当然是一封绝望之极的信。我当时也觉得未必像他所说的那么严重，处境不好，受点羞辱是难免的。一个文人，又没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杀你干吗？
一段时间没信来，接着是厚厚的一封：
“……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我从未见共产党军队，早知如此，他们定将多一如我之优秀随军记者。……可知解放广大人民之不易……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我当重新思考和整顿个人不足惜之足迹，以谋崭新出路。我现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每天上千件文物过手，我每日为写毛笔数百标签说明，亦算为人民小作贡献……我得想象不到之好工作条件，甚欢慰。只望自己体力能支持，不忽然倒下，则尚有数万数十万件可以过目过手……”
以后就是一连串的这种谈工作谈如何得意的信，直到我们重新见面。
北新桥的生活其实从物质到精神都是慌乱的。
两个弟弟在学校正忙得火热。表婶在一个权威中学也忙得身不由已。表叔自己没天按时上下班，看他神色，兴奋之余似乎有些惶恐。和“过去”决心一刀两断的奔赴还存在悲凉感。他尽量对我掩盖，怕我感染了他的情绪诸多不便。
有一个年轻人时常在晚上大模大样地来找他聊闲天。这不是那种来做思想工作的人，而只是觉得跟这时的沈从文谈话能得到凌驾其上的快乐。
很放肆。他躺在床上两手垫着脑壳，双脚不脱鞋地高搁在床架上。表叔呢，欠着上身坐在一把烂藤椅里对着他，两个人一下文物考古，一下改造思想，重复又重复，直至深夜。走的时候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唉！我一生第一次见到这种青年，十分忿恨，觉得好像应该教训教训他。表叔连忙摇手轻轻对我说：
“他是来看我的，是真心来的。家教不好，心好！莫怪莫怪！”
第一次的这种体会对我二十多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遭遇真起了一点先验的作用。那时多么渴望有一个真心能聊聊的朋友，粗鲁也好，年轻也好，这有什么关系呢？
那时能悄悄走来看看你，已经是一个大勇者了。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日子松劲得多，能经常听到他的笑声。工价给他调整的房子虽然窄小，但总是能安定下来。到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玩得很高兴。五十多岁的人，忽然露出惊人的本事，在一打横的树上“拿”了一个“鼎”。又用一片树叶抵在舌头上学画眉鸟叫，忽然叫得复杂起来，像是两只画眉鸟打架。“不，”他停下来轻轻对我说：“是画眉‘采雄’。”（交配的家乡话）于是他一路学着不同的鸟声，我听得懂的有七八种之多。“四喜”、“杜鹃”、“布谷”、“油子扇”、“黄鹂”。“尤其难学的是喜鹊！你听！要用上颚顶着喉咙那口气做——这一手我在两叉河学来费了一个多月，上颚板都肿了……”他得意得不得了。
“龙龙、虎虎听过吗？”
“对咧！他们一下长大了，忘了做给他们听了！”
就算说这些话距今也是三十多年了。
他还记得许多山歌。十几年前我的一位年轻的大朋友委托我向他求一张条幅，他却写满了情歌，而且其中一首无容置疑地是首黄色山歌，令我至今还扣在箱底不能交卷。
在他的晚年，忽然露出了淘气心情倒是有过三四回，甚至忘情地大笑起来，一次是因为两位老人家结婚提到喜联的内容时，他架了一点工就变成绝妙的含义，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一九五七年反右，倒给他逃脱了。这恐怕是上面打了招呼的缘故。不过即使上面打了招呼也还是戴了“帽子”的熟人倒也不少。行话叫做：“自己跳出来！”
从文表叔在反右前夕出过一件有惊无险的巧遇。
那时“引蛇出洞”刚开始，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表叔这个人出于真心诚意，他完全可能口头或书面弄出些意见来。他之一声不响是因为一个偶然的赌气救了他。
“鸣放”期间，上海文汇报办事处开了一个在北京的知名人士的约稿或座谈的长长名单，请他们“向党提意见”，名单上，恰好著名演员小翠花的名字跟他隔邻，他发火了。他觉得怎么能跟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呢？就拒绝在那张单子上签名。
我没听说过他喜欢京戏，高兴的时候曾吹牛用过几块光洋买票。看杨小楼、梅兰芳的“别姬”，我半信半疑。即使是真事，他仍是逢场作戏。否则，看见自己的名字跟小翠花这京剧大师排在一起时就会觉得十分光彩。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呢？
由于京戏的外行而失掉了“向党提意见”的机会，从而在以后不致于变成“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小翠花京剧大师救了他，他还不知道。
曾有一个文化权威人士说沈从文是“政治上无知”，这不是太坏的贬词，可能还夹带着一点昵爱。到了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政治的无知”已成为普遍的群病，那位文化权威身陷囹圄浑身不自在时，笑余之暇，不知有否想到当年对沈从文的政治评价？虽然至今我认为他还是说得对的。只可惜
在历史的嘲讽中他忘了自己。
“文革”时期，被动的死和主动的死之间已在麻木的惊恐中毫无区别。即使活下来亦颇不易。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话已被人暗暗改为“一不怕活，二不怕死”。
“活”这个东西早不属于政治范畴。理性和良知被恶兽吞嚼殆尽。
“反对小谢就是反对我。”这句“最高指示”还令全国人民敲锣打鼓绕街三天，谁能说得清这句话的文化价值和政治价值呢？因为游行队伍中也有兴高采烈的政治理论家们在内啊！
什么叫做政治的“有知”呢？
“有知”如刘少奇主席，尚难逃脱一死。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
煎鱼的时候用锅铲不停翻动，岂不七零八碎了。
从文表叔跟所有凡人一样，的确很不懂政治。亦无政治的远大志向。解放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成味道过得去的嫩黄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
客观的颠簸虽然使他慌乱，主观上他倒是不停在加深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且从不失人生的品味。
有时，他也流露出孩子般天真的激动。五十年代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当日的报纸令大家十分高兴。
我恰好在他家吃饭，一桌三个人：我、表叔和一位老干部同乡大叔。
这位大叔心如烈火而貌如止水；话不多，且无甚表情。他是多年来极少数的表叔知己之一。我十分欣赏他的静默的风度。
“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党是可以一“个”一“个”的“入”的；且还是心里高兴的一种“纪念品”！
我睁大了眼睛，我笑不出来，虽然我想大笑一场。
大叔呢，不动声色依然是吃他的饭，小心地慢吞吞地说：“……入党，不是这样入法，是认真严肃的事，以后别这样说了罢！……”
“不！不！……我不是真的要入党……我只是……”从文表叔嗫嚅起来。
大叔也喑着喉咙说：“是呀！我知道，我知道，……”他的话温暖极了，深怕伤害了老朋友的心。
要生活下去，就必须跟“它”告别而另起炉灶。
“它”，就是多年从事的文学。
从文表叔的决心下得很蕴藉，但是坚决。
三十多年来，只有过一篇回乡的短短的游记。其余的就是大量的有关文物考古的文章。不过仍是散文诗似的美。
钱钟书先生有次对我谈起他：
“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这是真的。倒也是对了。如果解放以后不断地写他的小说的话：第一是老材料，没人看，很容易扫兴；第二，勉强学人写新事物，无异弄险。老媳妇擦粉打胭脂，难得见好。要紧的倒是逢到“运动”，抓来当“丑化新社会”，“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典型，命中率一定会很高的。
当时下决心不写小说，恐怕他也没有太多“预见性”，不过只是退出文坛，省却麻烦而已，也免得担惊受怕。
这个决心是下对了。
三十多年来在文物研究上的孜孜不倦见出了成绩，就这点看，说他是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一直工作到咽气的研究者，怕还不过分吧？
文学在他身上怎么发生的？
他的故乡，他的家庭，他的禀赋，他的际遇以及任何人一生都有的那一闪即过的机会的火花，这都是他成为文学家的条件。
在作品中，他时常提到故乡的水和水边上的生活。少年和青年时代，水跟船令他得到接触生活的十足的方便，加上年轻的活跃时光，自由的情感，以及对于自己未来命运的严肃的“执著”。
他说的那本“大书”，是他取之不尽的宝藏。他的用功勤奋，特殊的记
忆力，都使他成为以后的这个丰盛的“自己”。
他成为作家以后的漫长的年月，好像就没有什么认真的玩过了。他也不会玩，他只是极好心，极有兴趣地谈论，传达别人的快乐。为别人玩得高兴而间接得到满足。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了解这个特点。
他敏感于幽默。他极善于掌握运用幽默的斤两和尺寸，包括嘲笑自己。
他诚实而守信。拥有和身受过说不尽的欺骗和蒙受欺骗的故事。却从不自我欺骗或欺骗别人。他顽固的信守有时到不近人情的程度。然而他的容易上当常常成为家中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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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能不提一提几十年以前，我还能搭“末班车”地接触过一些故乡的风土人情。跟他的文学生活有一点关系的人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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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表叔的父亲，我的姑父。
我小时候总觉得他特别地对我好。他给我表演耍他的关刀。双手平举被他玩融了把柄的石锁，一边还“嗷嗷”地呼叫。教我把式，出拳的秘诀。“海底偷桃”要如何防人家的“上手”之类。
我爸爸也跟他非常亲近，佩服他。
我记得他是时常出门，又时常回来。
家乡传说他“很有几手”。又说是一个小个子的姓朱的剃头师傅指点的。原只是“演武场手艺”。后来“立了门户”。三五个人近不得他。
那时候的剃头师傅挑了副讲究的木担子，一头是搁着铜脸盆，搭着毛巾的花架子。要剃头的人往空桶上一坐，自己双手端着盛头发的托盘。从狭小的镜面里看得见自己皱着眉毛的模样，刀背很厚，像一把缩小了的斫骨头的屠刀。
担子上搁着几个洋铁盒子，一个盛着明矾，一个盛着洋碱，一个盛着皂角，还有些梧桐刨花片泡的粘粘的液汁，小盒里一些细黄的生切条丝烟……
我对那些长得像冰糖似的明矾特别有兴趣，是为那些老家伙剃头之后磨亮头皮用的。剃光就算了，好磨亮做什么？映着太阳有什么好？北门上开染坊后
来当镇长的苏儒臣就是这样，好大一个脑壳，在城门洞钻进钻出，很刺眼睛。
姑公当年遇上朱师傅就是这样子的。——
头“沙，沙”地剃到一半，满头洋碱泡沫，朱师傅看见了院子里的石杠铃、石锁和刀枪架子。那时候姑公三十来岁，朱师傅怕是有七十多了。
“这些家伙是贵府哪位玩的？”
“我。”
“啊？练的是哪一路？”
“昆仑。”
“昆仑？咱们沅河没有昆仑哪！”
“过去有！”
“过去有？我怎么不晓得？”
“啊！老师傅什么都晓得？看样子是门里头的？”
“不！进什么门？吃粮的。”
“广粮？黔粮？川粮？本地粮？哪样粮？”
“太平粮，哈哈！……‘金沙滩一仗败了！’……”
“那你？……”
“打不赢萧恩的那种角色。哈哈哈！”
就这样述起同行来。
还留着未剃完的小半边头，满脑壳淌着洋碱水，在石板院子里就“走”了起来。一个是有意求教，一个是耐心讲“解”。一边“搭”，一边“撤”，越来越紧，姑公忽然使了个绝扣，朱师傅手一抬再一反弹，姑公窜出一丈多远，撞到墙上，顺墙根坐下了。
从此姑公当了朱师傅的徒弟。到后来，朱师傅两眼全瞎，沈家办喜事的时候，我父亲跟其他几个弟子用竹竿从沙湾把他引来喝酒。那时大家称他为“朱瞽子”。是一种尊称。（这段故事为我父亲讲述，约其大意述之。）
姑公有一天下午躺在床上跟西门坡聂胖子表叔聊天，聊着聊着没答话了，原以为他素着，却听不见应有鼾声，一摸鼻息，知道已经去世。记得停灵时，他的个子太高，脚底下还垫了张小方桌。是在大桥头的事。道门口的老家已换了人家。
从文表叔对政治有情缘，有感受，只是没时间和兴趣培养分析能力。心里没有政治，大不了落个“无知”的称号；对政治发生兴趣会落个什么下场，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他太忙、倒成全了他。
对于政治学习，我跟他有许多相像的地方。记不起政治术语、概念、单词，尤其是在学习会上发言用不上，显得十分狼狈。
初时的荒疏形成日后的畏惧。
说的是“政治决定一切”，是一切从属物的“祖宗”。又说：“你不关心它，它也要关心你。”
林—彪也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几十年来在我们心里头不免形成“物我两忘的境界”。不想它倒没事，一想它就不能不怕。
“关心政治”是对的，不“关心政治”是错的；到了运动一来，揪出来的人都是因为太“关心政治”倒了大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的是对极了。有了调查，有发言权没有呢？于是学习会一下变成“引蛇出洞”的打蛇现场，发言完后，原本应是“闻者足戒”的那些人忽然翻了脸，来年想说“咦？你们原先不是说……”的机会都没有。
不少的党内党外的朋友为此而成为活着的“烈士”。
还是林~彪的那句话中肯易懂：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早这么说不就结了！大多数人都是不够“理解”的人，“执行”就是，管它理解不理解！
“菩提本无树”，嘿！
即联系不到实际，其本身的专注又带来可怕的后果；生活、工作、学习、休息都受到干扰，静静承受，在夹缝中偷偷地把微小的理想具体化吧！
“四人—帮”死笨！不准我们教书，不准我们参加社会活动，不准我们发表作品，把我们留在家里，支同样的工资薪水，叫做“把他们养起来”！结果累坏了那些老实的“好人”。由是教书，又是游行开会，又是政治创作任务，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