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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

姓名:任涛

专业:电子商务

院系:商务学院

学号:2011400969

为什么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活动区域的大小就决定了古代中国国家领土的大小和边界的基本走向。因此,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既包括了汉族王朝的疆域,也包括了各民族王朝,政权的疆域。我们不能以今天中国疆域作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因为今天中国的边疆和疆域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了中国大片领土的结果。

古代中国具有多种含义,它既有地域的含义,也有文化和王朝法统的含义。“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后,“中国”是指王朝京师之地,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齐,韩,赵,魏,秦,楚,燕等国都称为中国。秦朝统一后,其疆域的大部分地区也都称中国,“中国”的地域之指逐渐由黄河流域向四周延伸,甚至成了一个王朝的法统是否“正统”的地位。

从国家的四个构成要素来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主要有以下的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这一国家中的国民,是由多民族构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也是多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二,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发展的。

第三,在历史上,由汉族建立的政权中,有许多少数民族参与任职;而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大量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进入其政权机构,他们并不自外与中国。

第四,国家主权是国家要素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各民族长期共同团结奋斗的结果。不仅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汉族起了主导作用,各少数民族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西域”这一概念始见于汉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天山南北地区;广义的西域主要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中亚,西亚地区,及至地中海,东欧,北非的广大地区。

汉代,西域只是指近南疆和东疆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丝绸之路”更加繁荣,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也日益增多,‘西域’的范围更加大。

1865年1月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1871年沙俄侵占了伊犁,清朝派左宗棠统帅大军,于1878年彻底消灭了阿古柏入侵军,随后又经过艰苦的斗争,从沙俄手中收回了被侵占的伊犁,1884年,清朝政府决定在新疆建省。

新疆自古以来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经济,文化上与内地都形成了持久而良性的互动与交流,从而使新疆的经济文化纳入古代中国的整个经济文化系统中,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76年,在河南安阳发掘的商代后期之王武丁(公元1250至前1192年在位)配偶妇好墓中出土了756件玉器,经鉴定,绝大部分都属于新疆玉料,它反映了当时中原与西域的玉石贸易。根据先秦史籍<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在期间(公元前976至前922年)率众“西巡昆仑”,与当地的部落首领西王母相见,双方互赠礼品,吟咏唱和。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天山阿拉沟第28号墓出土了一件春秋战国时期凤鸟纹刺绣,经鉴定,这是一件来自中原的产品。在阿勒泰发掘的石人,石棺墓中,曾出土了一件铜器它是古代中原战国时期的产品,其形制和大小与河南陕县上村岭出土的铜镜基本一致。这些都说明,早在先秦时期,新疆与内地就有经济文话交流并且是双向的。汉朝统一西域后,于公元前60年建立了西域都护府更加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经济贸易往来。

在新疆出土的汉五株钱遍及新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如20世纪70年代和田买力克阿瓦提遗址一次出土了45公斤汉五株钱,除汉五铢钱外,约公元2世纪下半叶至3世纪上半叶,古代于阗地区曾通行一种钱币——和阗马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铢钱在天山以

南诸国仍在使用,除此之外,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龟兹地区还出现了本地铸造的汉龟二体钱。

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社会稳定,商品经济繁荣,为新疆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大丰富了中原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更重要的事,它反映出新疆与内地不同的经济类型之间有极强的互利,互惠,互补性,因此相互依存,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保证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从新疆历史的发展来看,新疆与内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内地汉民吸收了许多新疆各民族文化,而新疆各民族也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包括新疆在内的边疆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

新疆曾出土了许多汉代的汉文木简,如在尼雅遗址一处汉代遗址出了有一枚汉文木简,其中就有汉代官府对精绝王下达的汉文文书,说明汉文在西域是当时通行的官方文字。

魏晋南北朝时期,麴氏高昌王朝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高昌宫室内,画有“鲁公问政于孔子像”,还效仿中原兴办学校。1959年以来,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发现《论语郑氏注》,《孝经》,《典言》,《急救章》,《千字文》等残卷,都证明了中原文化同新疆各民族文化联系紧密。在唐代,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柘枝舞,胡旋舞,胡腾舞,拨头舞等流行了西域和中原,五宋辽宋金时期,喀喇汗王朝时期的著名诗人玉素朴。哈斯。哈吉甫深受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创作了《富乐智慧》,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创作了《突厥语大辞典》。西辽的统治者对宗教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各种宗教都允许在其境内存在和发展,西辽时期的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广为传播,有力的促进了西域文化的向前发展,元朝时期,大量的畏兀儿人迁居内的,他们学习汉文化,不少成为精通汉文化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艺术家。清朝统一新疆后,在天山北部满汉等族军民较集中地地区,开办了各类学校,如“八旗官学”,有官府的“义学”,民间的“私塾”。

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体现就是对其领土拥有最高统治权或最高管辖权。

自张骞通使西域之后,为了“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汉朝政府于公元前101年设置使者校尉,是派驻西域的最高官员,公元前68年,汉朝政府派侍郎郑吉率兵在车师屯田,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在乌垒城建立西域都护府,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据《汉书。西域传》,西域都护统辖西域诸国有48国。1953年,在新和县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铜印,就是汉朝颁授西域首领的官印,说明汉朝对西域的管辖,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参与政权的管理。东汉时期于公元74年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这样汉朝基本上完成了对西域的统一。公元91年,东汉政府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它乾城。公元123年,东汉政府任命班超的儿子班勇担任西域长史,继续对西域进行有效的统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虽然处于分裂的状态,但对西域的管辖一直没有中断。如曹魏政权继承东汉在西域的各项制度,统辖和保护西域各个政权。西晋政权建立后,完全继承了曹魏在西域的管理制度和统治方法。公元327年,前凉平定反叛的西域戊己校尉赵贞之后,在车师前部设高昌郡,这是郡县制在西域的首次推行,完全与内地郡县相一致。这对于加强新疆与内地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隋朝时期曾先后在鄯善,且末,伊吾三地设郡。公元640年,唐朝设西州和庭州,同年又设安西都护府与西州,647年,唐军夺取龟兹,设龟兹都督府,648年,唐朝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同时将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四镇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史称“安西四镇”702年,唐朝又设立北庭都护府(709年晋升为北庭大都护府)。

元朝时期,于1251年在别失八里设立了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这是行省制度第一次在西域出现,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实施管理的新举措,是中央政府对西域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大变革。

清朝统一新疆后,于1762年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是在新疆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治地在慧远城,统领全疆各地的驻防军官,并兼理地方行政事务。对新疆制定了州县制,伯克制,扎萨克制。1884年11月17日,清廷正式颁令新疆建省,刘锦棠为首任巡抚,魏光焘为首任布政使,首府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

在所辖领土内,征收税赋,推行中央政府统一的法律制度,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之一。

汉朝时,西域各地区有义务供给汉朝使者往来物资,同时西域各地也已进贡的名义,每年派出使臣来汉朝朝贡,这些贡品是政治上归属中央政府的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仍维持着“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的局面,北魏在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一样要求当地人民缴纳税赋。

唐朝时期将在内地实行的均田制和租庸制也推行到西域。出土的吐鲁番文书表明,西州与内地一样实施均田制和租庸制。公元719年,唐朝政府下令,要求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军镇,向西域商贾征收商税。

元朝时期,中央任命牙老瓦赤主持在西域地区按人丁计算征收赋调。

清朝乾隆统一新疆后,开始在新疆征收田赋,建省以前清朝在北疆州县制地区仿照内地税制征收“地丁合一”的田赋,而在南疆地区则一直既按户征收土地税,又征收人头税。在新疆建省后,正式建立起新疆省的田赋制度,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

西汉末年,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渐趋不稳,西域政局出现混乱,匈奴势力卷土重来,由于西汉在西域有着深厚的统治基础,所以,莎车王康率众抵抗匈奴,保护西汉西域都护吏士,家属上千人,上书思慕汉朝。公元29年,东汉河西大将军窦融册立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余国均归其统辖。公元38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一同派遣使者到洛阳,恢复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仍保留着汉朝政府颁发的信物,喀喇汗王朝的可汗常常在其头衔上冠以“桃花石汗”,意即“中国汗”的称号,这一点已为新疆和中亚地区出土的喀喇汗王朝钱币上的文字所证明,喀喇汗王朝的可汗在其头衔上冠以“桃花石汗”,表明了古代维吾尔人对中原王朝的认同。

高昌回纥自称与宋朝的关系为“甥舅关系”,以“西州外甥”的名义向宋朝派遣使臣并进贡,反映了当时回纥人即使在唐朝灭亡后,仍将宋朝视为唐朝的“正统”继承者,表示认同这一“正统”的王朝。

清朝在平定准葛尔贵族和大,小和卓叛乱时,各族人民踊跃支持,清朝在同一新疆,消灭叛乱势力的过程中,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新疆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早已确立的对祖国朴素的认同观念有着密切联系的。1912年在和田爆发的反对沙俄诱骗南疆居民加入俄籍的“策勒村事件”,有力的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不可动摇的。

新疆民族发展史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族,多民族聚居生活的地方,曾有“世界人种博物馆”之称。

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新疆古代居民为我们留下大量的生存遗迹。从出土的大量石器和陶器以及聚落的遗址来看,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并且已经有了种植业和畜牧业,但仍然没有发现能够说明当时新疆居民种属的人类学资料。

进入青铜器时代的新疆古代居民为我们逐步揭开了新疆古代居民种属的神秘面纱。在对罗布泊等地的考古发掘中,通过对采集到的300多具人头骨的测定分

析表明,这些距今3800-2000年间的古代居民中,既有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黄种人,又有属于欧罗巴人种的白种人,还有兼具两者混血种,说明了早期新疆居民种属的多样性。

秦汉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开始形成的时期。此时,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族属已较明确,除以地名称谓的车师人,龟兹人,于阗人,疏勒人,焉耆人和莎车人等当地居民外,有明确记载的主要居民有: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匈奴人与汉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一样处于社会大动荡和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的混乱时期。鲜卑,柔然,高车,吐谷等民族相继进入西域,促进西域各民族的大交汇与大融合。首先进入西域的事继匈奴之后崛起于蒙古高原的鲜卑人。840年,回纥在遭受天灾之后,又遭受人祸,汗国瓦解,所属居民分五支向外迁徙。其中,南下的两支,一部分进入中原,融入汉族之中,一部分不久因各种原因又返回漠北。

西迁的回纥人,一支奔向河西走廊,建牙帐于甘州,被称为“甘州回纥”或“河西回纥”,是今天甘肃省裕固族的来源之一。

奔向安西的回纥人以西州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纥政权,所辖部众由此也称为“高昌回纥”或“西州回纥”,宋辽时期,西州回纥的疆域东起哈密,西至阿克苏,北至伊犁,南距吐蕃,成为横跨吐鲁番,塔里木和准葛尔三个盆地的政权。他们在与当地居民的共同生活,生产交流中逐渐融合,发展成为今天维吾尔族。另一支回纥人,在其首领庞特勤的带领下,进入今中亚地区,被称为葱岭西回纥。约在9世纪中叶,建立了强大的喀喇汗王朝。该汗国强盛时,其疆域西起卡拉库姆沙漠,东至罗布泊,北到巴尔喀什湖,南进阿姆河。王朝的统治中心前期在楚河附近的巴拉沙衮,后来迁往喀什葛尔。进入中亚的葱岭以西回纥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逐渐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语言和文字,而改信伊斯兰教,接受突厥语和回纥文。这就为塔里木盆地居民的回纥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就在西域地区居民逐渐融入回纥人为主体的各民族中的时候。契丹人和蒙古人等也来到了西域,加入了西域民族的行列。

在蒙古军队西征的时候,虽然以蒙古人为主,但也有大量征来随军征战的女真人,契丹人,汉人,畏兀儿人和西夏人,其中不少成为驻守当地的军官和官吏。元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当地的管理和建设,忽必烈把大量的汉军,新附军和农民,工匠征发到西北,在别失八里,哈密里等地屯田,并设置冶铸场,铸造武器和农具。同时,元朝政府也征调畏兀儿人屯戌云南,哈剌鲁人戌守京师。蒙元时期民族间的这种迁徙和流动,使各民族有了更广泛,更密切的接触,从而产生了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西域地区不但增加了蒙古人,女真人等新的民族,而且出现了回族,哈萨克族及乌孜别克族等新民族成分。

元朝建立时,西域的大部分地区已处于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后裔所建立的察合台汗国的控制之下。公元1348年,察合台后裔黑鲁。帖木儿登上汗位,建立东察合台汗国。他在位期间,用强制手段迫使天山以北的16万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到叶尔羌汗国时,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部分蒙古人逐渐融入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中。

总之,经过长期不断地民族迁徙,融合,到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新疆地区已形成了以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俄罗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塔塔尔,满,达斡尔等多种民族成分并存的民族分布格局,这充分说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在相互交往,融合中不断发展

壮大,最终变成了今天的新疆民族。无论是当代的新疆各民族,还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而后已经消失的民族,他们都是或曾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吐鲁番,乌鲁木齐和鄯善一带的居民,就开始使用旧石器时代的代表性石器——石叶—端刮器,并且开始了原始的手工业生产,同时也知道用火了,从事狩猎活动。

细石器时代,新疆居民制作石器的手工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不仅能够大量制作细石器用于生产,还能利用石器制作木器,骨器和装饰品,了解了获得特点,掌握了使用火的技能,掌握了制作陶器的技术,有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活动。

进入青铜器时代,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包括斧,铲,凿,镰,锥,刀,矛等生产和生活用具以及各种装饰品,但大型的石器并没有被摒弃于生产活动之外。

这一时期新疆居民主要以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为主,以狩猎和打鱼作为经济生活的补充手段。纺织,皮革,制毡等家庭手工业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使用织造粗陋的平纹毛布,用原始的竖机织造毛毯。

进入铁器时代,约在中国中,后期,铁制兵器和铁制工具在新疆居民中的使用已经普遍,冶铁,加工制作技术有了一定的水平。农业,牧业,纺织,皮革,制毡,木器,制陶等其他手工业生产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秦汉时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元明时期,清朝时期,不同的时期新疆各族人民对新疆的开发各不相同,各有各的作用,各自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新疆的开发建设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各族人民在新疆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都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我国民族分布的显著特点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态势。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族分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民族杂居程度进一步扩大。第二,民族人口流动的趋势有了新的变化。第三,各民族的共同性将日益增多,但各民族特点将长期存在。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区。不但民族成分多,民族人口比重也高,全国56个民族中6个民族人口的90%以上居住在新疆境内。新疆解放时仅有13个民族,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新疆的民族成分应经增加到55个。从全区民族分布情况来看也呈现出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态势。其中,维吾尔族遍及全疆,74%分布在南疆的和田,喀什,阿克苏三地区。

新疆是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省区之一,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12人。其人口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第一,新疆人口分布极不平衡,疏密程度极为悬殊,95%的人口集中分布在占新疆面积3.5%的绿洲上,绿洲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27人以上。第二,民族间区域分布明显。各民族分布的区域既表现为相对的杂居性,又突出地表现为聚居性特征。第三,跨国民族多,由于历史的原因,新疆主要民族中跨国民族较多。第四,随着西部大开发建设步伐的加快,新疆民族成分增多和民族杂居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新疆民族历史发展有如下特征:

民族团结合作始终是新疆民族发展历史的主流。

各民族团结合作始终是新疆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生命线。

各民族间相互学习借鉴是各民族不断发展进步不不竭动力。

新疆宗教发展史

新疆地区是有人类活动的最早地区之一。如同其他地区一样,远古时期的新疆原始居民就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

他们还相信万物皆有灵魂,相信超自然的力量,认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控着大自然,并把这种超大自然的力量神秘化和人格化。为了获得大自然的恩赐,人们便通过各种形式开始对大自然的崇拜。他们崇拜日月山川,风雨雷电等一切自然现象和自然物。

动植物是人类的衣食之源。新疆的原始居民因此对动植物也十分崇拜。

图腾崇拜在古代新疆也十分盛行。

生殖崇拜是人类对生殖现象不理解的产物。

进入父系社会后,人们对男性生殖器官的崇拜逐渐演变为对祖先的崇拜。

原始宗教进入晚期阶段后,逐渐出现了神职人员和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的简单教义以及一定的宗教仪式,这一时期的宗教被称为“萨满教”。在维吾尔族古文献<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一书中,就大量反映了古代维吾尔人信仰萨满教的情况。

祆教是古代波斯宗教,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创立于波斯东部的大夏,到南北朝时,祆教已在新疆各地盛行以来。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就有许多事反映这一时期祆教状况的,祆教传入中原后屡遭打击,到唐朝晚期已逐渐衰退,但在新疆却有所发展,不仅在吐鲁番,焉耆等流行,在于阗,疏勒两个佛教中心也有所发展,成为人们信仰的主要宗教之一。也传到了哈密。

五代乞宋,祆教在新疆仍十分盛行,当伊斯兰教传入后,随着信仰祆教的民族改信伊斯兰教,先交在新疆逐渐消失。

公元前1世纪,佛教经克什米尔首先传入新疆于阗,不久又经中亚传入疏勒,后沿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传到且末,若羌,莎车,叶城,库车,阿克苏,焉耆,吐鲁番,哈密等塔里木盆地的各个绿洲。所以,佛教传入各地后,受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底层劳动人民的普遍欢迎,信者日众。因而佛教在各地得以迅速的传播开来,并逐渐取代萨满教,祆教,成为各地主要的宗教,从而在新疆形成了以佛教为主的总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佛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据后人考证,当时和田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寺院达4000余所,兰若小塔逾5000个,城内著名寺院有14座,法显所居之寺有“三千僧”,另一座是位于七八里的王新寺,规模更大。

佛教寺院分两种形式,一种是殿堂式寺院,一种是石窟式寺院(千佛洞)新疆的石窟寺就开凿于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寺院多,僧侣就多,大规模的佛事活动更反映了当时佛教的鼎盛,新疆佛教在鼎盛时期还形成了于阗,龟兹,疏勒,高昌等佛教中心,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十分盛行,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出现了鸠摩罗什等许多著名的佛学大师和佛经翻译家,佛教在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戏剧,文学佛经翻译等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继佛教之后,道教,景教与摩尼教又相继传入新疆。

公元4-5世纪传入新疆,当时主要在汉人比较集中地哈密,吐鲁番等地区流传。唐朝统一新疆后,唐朝统治者推崇道教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道教在新疆的发展。道教在新疆的传播中,吸收了佛教的内容,从而形成了新疆道教的特点。

公元6世纪前后,随着中亚摩尼教徒不断来新疆经商或定居,摩尼教随之传

入新疆,隋唐时期,教徒与日增多,在阿勒泰,吐鲁番,罗布泊等地定居下来,在当地形成了摩尼教徒聚居区。9世纪中叶回纥汗国破灭后,洗钱的一支回纥进入吐鲁番,建立高昌回纥政权,并以摩尼教为国教,促进了摩尼教的发展。高昌的摩尼教徒也十分重视石窟的开凿和绘制宣扬摩尼教教义的壁画。在回纥人改信佛教后,新疆摩尼教迅速衰落并最终消失。

景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大约在公元6世纪,初期主要流行于吐鲁番地区,西辽至蒙元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宗教自由政策,景教迅速传播到新疆各地,进入其在新疆发展的鼎盛时期。

道教,摩尼教和景教的传入,是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这些宗教都没有能够取代佛教的地位,所以之一时期新疆仍继续维持了以佛教为主要的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16世纪初,伊斯兰教将佛教排挤出哈密,伊斯兰教自传入以来,经过6个多世纪的传播和发展,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至此,从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来所形成的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为主要的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演变为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藏传佛教于唐代随吐蕃传入新疆,从新疆发现的藏传佛教文物推断,在和田,吐鲁番这些吐蕃活动时间较长的地区,藏传佛教比较流行,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勃兴,是与卫拉特蒙古进入新疆联系在一起的。卫拉特蒙古信奉藏传佛教后,新疆地区的宗教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天山南路以伊斯兰教为主,天山北路一藏传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新格局,使新疆长期维持了藏传佛教于伊斯兰教并立,多种宗教并存的宗教格局。

天主教,传入新疆后对新疆产生的影响较少,但随着外国传教不断到来,到民国初年,在全疆各地的重要城镇,都建立了天主教堂。盛世才统治时期,天主教同基督教一样,也一度受到沉重打击,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外天主教传教士又纷纷来到新疆,使新疆天主教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传教士中有真正热心传教事业的神职人员,也有以传教为掩护的间谍。这些间谍活动既损毁了天主教的形象和声誉,也理所当然地受到新疆当局的惩罚。

基督教(新教)是近代传入新疆的西方宗教之一。据西方基督教会20世纪初的一项调查,在19世纪最后20年,瑞典教会的传教士到达南疆地区,在那里同其他传教士一起传教近四分之一世纪,1892,行道会进入喀什,以此为中心向外扩展。到1921年,在南疆地区已形成四个传教中心:喀什,叶城,疏勒,英吉沙,有传教士7人,基督教在新疆早期传教活动,虽然把基督教传到了天山南北各地地区,但信徒不多,影响不大。盛世才统治时期,取缔了一切教会。

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批来自自英,美等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到新疆,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发展信徒,建立教会。这一时期,今日新疆的基督教的传教会,除原来有的内地会,行道会外,还有长老会,圣公会,浸礼会等。继外国教会之后,一些内地教会的传教士也开始来新疆传教。

东正教是随俄罗斯人传入新疆的18世纪后期,一些不堪沙皇政府压迫的俄罗斯人,陆续迁到新疆,进入的都是普通的东正教信徒,没有神职人员。到“十月革命”前,在乌鲁木齐,伊犁,塔城,阿勒泰,喀什等地都建立起了东正教教堂,但由于一些白俄军官,地主,贵族和传教士来新疆后仍继续从事反苏反共活动,因而受到当时盛世才政权的打击,东正教教堂也被封闭,在盛世才统治结束之后,东正教才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变

革,新疆的宗教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传,自治,自养的正确方针,使基督教,天主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信徒自办的宗教事业。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揭露和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使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也摆脱了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

新疆现在仍保持着多种宗教并存的基本格局。现有宗教为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道教。伊斯兰教是新疆地区信仰民族和人口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新疆佛教分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新疆迅速发展,是近年来新疆发展最快的宗教。天主教自传入新疆以来一直没有重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同基督教相同的原因,天主教的活动基本停止了。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恢复了活动。新疆道教在经历清代的一度繁荣后,便迅速衰落,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道士逐渐从俗,道教活动也基本停止下来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新疆得到了全面正确的贯彻落实,各民族人民宗教信仰者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正常的宗教活动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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