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安石理财思想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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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自中期以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对外西夏、契丹一直窥视，对内百姓困苦，中央财用不足，其中最突出的是“三冗”问题。所谓“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费。

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为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

思想家、文学家，当时的朝廷重臣。二人私交甚笃，一度是志趣相投而又相互倾慕的好朋友。面对北宋财政困难，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感到非改革不可，两人都曾上书要求改革。王安石在就任三司度支判官时，曾向皇帝谏言。他认为当时“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不知法度”、“多不合先王之政”，因而力主“改易革新”。比王安石大两岁的司马光其后于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给仁宗皇帝上“三言”、“五规”中，也主张革除弊政，富国强兵。在他们各自的变革中，两人都把“理财”看做是巩固宋王朝的关键。司马光曾疾呼“当今之政务，汲汲于富国安民”，要求帝王“于天下钱谷常留圣心”。王安石也认为，当时“公私常以困穷为患”，就是因为“理财未得其道”。纵观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除了三舍、保甲等，其他措施都具有理财性质。

但是，他们二人在理财的具体指导思想、方法与目标等方面，却存在严重的分歧，最终造成二人针锋相对。二人在理财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财”之旨不同

所谓理财之旨，是指理财的目的。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理财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司马光更加注重兼顾统治王朝与百姓的利益，主张“藏富于民”；而王安石则把统治王朝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司马光信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理论，认为国富必须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所以他把理财的目标定位为首先要“富民”。他曾说“古之王者，藏之于民。降而不能，乃藏于仓廪府库。故上不足则取之于下，下不足则资之于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所以他特别反对以牺牲百姓利益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做法。

王安石理财的目标直接定位为“富国”，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来解决中央的财政危机，以达到中央财用充裕的目的。他曾认为“富其家者资之国”，“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民富要依靠国富，国富后才会福泽百姓。有时，他甚至会为了实现“富国”的目标而置百姓苦难于不顾。

通过以上可见，司马光的理财观偏向于“民重国轻”，具有减轻百姓负担的民本主义色彩。这种理财观虽然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但是却满足不了统治者解决财政危机的迫切需求。这也是宋神宗不采纳司马光建议的原因之一。而王安石的理财观偏向于“国重民轻”，具有为了满足君主或者国家需要而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理财观虽然能在短时间内缓解统治者的财政危机，但是得不到百姓拥护。

二、“生财”之道不同

“生财”是“理财”的基础。对于宋王朝来说，当时有两种“生财”之道：一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涵养和培植社会财富；二是通过增加税收项目来增加财政收入。

司马光的生财之道偏向第一种。他强调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工、商各业的积极生产，主张通过发展各业来增加社会财富，从而增加财政收入。早在仁宗末年，他就提出当务之急在于“务农通商，以蕃息财务”。他还重视在“养”的前提下去“取”，“生生之资，固人所不能无”，提出“养其本原而徐取之”，以此鼓励各业发展。他认为“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彼有余而我取之，虽多不病矣”，如此“生财”则财用不匮。在司马光看来，如果“农工商贾皆乐其业而安其富，则国家何愁不获乎？”反之，如果只顾眼前利益，竭泽而渔，就会“拾麻麦而丧丘山”，因小而失大。

王安石也知道富国应该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即要使社会财富增加，应向大自然索取。他把生财的重心放在第二种上，以经济制裁、法律手段等“生财”之道加强中央对生产、流通、赋税的控制，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来增加财政收入。他的均输法就不是通过发展生产而是通过商品流通领域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至于青苗、募役等法令本意是为了发展生产，但实际执行中并不是“薄息贷款”，也不是“公家无所其入”，而是一种封建国家经营的高利

司马光与王安石理财思想之比较

薛俊丽黄静

(运城学院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山西运城044000)

【摘要】北宋自中期以后，宋王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司马光与王安石都认为非改革不可。在他们各自的变革中，两人都把“理财”看做是巩固宋王朝的关键。但是，他们的“理财”之旨、“生财”之道、“用财”之度、“理财”之义、“管财”之法、取“才”之术都不同，最终造成二人针锋相对。

【关键词】司马光

王安石

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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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从中可以获得很大的财政利益。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在对待财富上是用静态的眼光，运用朴素的国民财富总体概念来分析财富的分配，注重发展生产。这种做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比较稳妥的生财法。王安石则是以动态的眼光，把社会财富部分地转移到了国家手中，迅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虽然这种生财法遭到了当时许多人的反对，但是现在看来，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果在战争年代或者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需要迅速增加财政收入，又或者如果转移到国家手中的收入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维持统治者的奢侈消费，这种方法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政府竭泽而渔，使人民的负担过重，就会加剧社会矛盾，使得国富不能长久。

三、“用财”之度不同

“用财”即对已有财产进行合理的配置，是“理财”的精髓。司马光认为造成北宋入不敷出的罪魁祸首是开支过大，用财无度，主要反映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所以他主张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多求不如省费”、“减损浮冗而省用之”。面对当时从帝王到大臣的奢侈之风，他强调要从统治阶级自身做起，压缩宫内开支，减少赏赐等。司马光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个人生活非常朴素。与此相反，王安石则认为当今国用不足，并不在于官职冗滥、俸禄太厚、赏赐太过，不主张节省开支，曾说过“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而财政困难在于“理财未得其道”，如果“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则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两人曾于熙宁元年，在延和殿上当着宋神宗的面，就是否应该在皇帝郊祀时取消赏赐大臣的金帛当庭论战。司马光认为“方今国用不足，灾害荐臻，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两府辞赏为便”，主张“节用”。而王安石则认为免去对大臣的赏赐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赤字问题，反而有伤朝廷的体面。

在当时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社会生产是简单再生产，社会财富增长比较缓慢，司马光主张的采取减少浮费、节省开支的“节流”思想，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但如果王安石主张的“开支”不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私欲而是用于兴修水利、救济灾困、发展生产的话，也是有益的。

四、“理财”之义不同

司马光与王安石都主张以义理财。

司马光的以“义”理财基本上继承了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义利观，主张“贵义贱利”，曾说过“彼诚君子耶，则固不能言利”。在司马光的骨子里是看不起“利”的，有以“义”制“利”的倾向。但是他也不否定“利”的积极作用，曾把“利”作为统治百姓的一种手段，“君子所尚者义也，小人所徇者利也。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司马光对于利与义的关系认识得也比较清楚，其在《易说·乾》中精辟地论证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

王安石虽然也提倡以“义”理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但是他所指的“义”并不是儒家思想的“义”。他认为只要是为国家追求的“利”就是“义”。实际上，王安石的“义，固所以为利也”，“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等思想都反映出

他的“义”与“利”是一致的。王安石之所以给“利”披上一件“义”的外衣，是因为在当时儒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为了抵抗司马光等儒家学派的攻击，他不得不说“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王安石的义利观是典型的偏重功利的义利统一论。

司马光的重义轻利的传统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而王安石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反传统儒学思想具有很大的进步。

五、“管财”之法不同

司马光与王安石在财政管理上的意见也发生了分歧。司马光主张从财政管理方面彻底整顿现有的机构。鉴于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无权过问由太府寺主管的供应宫廷生活的内藏库和奉宸库，皇帝和后宫可以自由支配、挥霍财政收入，而兵、礼、工各部官员也可以随意开支。这种财政开支失控的局面，导致“互相侵夺，又人人得取用之”。所以，司马光提出财政统一管理的思想，要求“财有专主”，即对全国的财政收支进行统一核算，曾建议设立“总计使”来协助宰相工作，“置总计使之官，使宰相领之”，而“凡天下之金帛钱谷，隶于三司及不隶三司，如内藏库、奉宸库之类，总计使者皆统之”。这种财政统一管理的思想有助于解决当时财政多头管理、支出混乱的问题。在统一管理的思想下，司马光又提出分级管理，事分巨细，“小事则官长专达，大事则谋于总计使而行之”，改变了过去“三司鞭一胥吏，开封府补一厢镇之类往往皆须奏闻”的做法。对于每个分管部门，要求他们年终统一呈报收入和支出的情况，如果支出多于收入，就要“察其所以然之理”。司马光的观点实际上是要求行政权与财政权相分离，是非常有价值的思想。

王安石也很重视财务行政机构的改革。他看到当时的理财机构“三司使”存在很多弊端，如财政官员“拘于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辅”，各路上交中央的财政收入，“岁有定额，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赢；年俭物贵，难以备供，而不敢不足”，并且宰相枢密使不得与闻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权相脱节。所以，在他变法之初，就提出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企图突破旧三司的局限，把各项权利统一起来。虽然制置三司条例司存在的时期制定了一些好的措施，但是新设“条例司”的政策使过去的“三司使”只管赋税常贡，而茶、盐、市场、免役等收入归户部管理。这样的财政管理方式，不仅使财政管理不统一，而且也导致行政权和财政权不分离。

虽然司马光与王安石对理财机构的改革方式不同，但是二人都意识到了一个高效运转的管理机构在理财中的重要性。这也提醒后人，要注意理财机构的合理设置。

六、取“才”之术不同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很重视理财人员的选拔。司马光认为，财政状况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制度的人，“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在他看来，北宋财政匮乏与朝廷所任官吏偷安苟且，不懂理财有很大关系。“财用之所以匮之者，由朝廷不择专晓钱谷之人为之故也”，“有以薄书为烦而不省，有以钱谷为鄙而不问”，导致“今日之广大安宁，财用宜有余而不足”。因此，他主张挑选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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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会计要素的不同划分

中国在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明确确立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大会计要素，并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继续坚持这一划分。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 ）在1985年12月发表的第6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将会计要素划分为资产、负债、权益或净资产、业主投资、派给业主款、综合收益、营业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共十大类。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IASB/IASC ）在1989年发布的《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将会计要素划分为资产、负债、产权（或权益）、收益（包括收入和利得）

、费用（包括损失）五大类。

二、中国与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划分会计要素的比较分析

1.中、美划分会计要素的比较分析。中、美划分会计要素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将会计要素分为静态会计要素与动态会计要素。中、美会计要素划分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美国将影响权益要素的两项重要内容———业主投资、派给业主款作为两个独立的会计要素；二是美国将影响总收益（亦称“综合会计要素设置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林翰文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南昌330013)

【摘要】中国、美国、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会计要素具体设置不尽相同，但是在会计的总体对象、会计要素划分思路、主要会计要素的内容上是一致的。会计要素的设置应考虑会计对象和不同会计环境下的会计目标，遵循穷尽性、互斥性和适当性原则。

【关键词】会计要素国际比较

启示

财务的专门人才管理财政。王安石也很重视人才的使用，他曾谈到“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必须先要解决“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的问题。他们的这种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但是他们选拔人才的标准不同。司马光重“德”，讲究“以德贤为本”。他曾说过：“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也就是说他所用之人，最好是德才兼备的全才。司马光认为人的“德”与“才”的关系是“才者，德之贤也；德者，才之帅也”。而王安石口头上讲用人要从长计议、任人唯贤，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观，认为“若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才”。但是他在行动上却过于急功近利、排斥异己、滥用亲信，过多重视用人的“信念”（即是否支持变法）和“才”（即是否有治理国家事务的能力），而忽视了人的“德”行。为了推行新法，他坚持宁用普通人也不用反对他的人。纵观历史，可以看到王安石身边的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继承者，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册中。最后，连王安石自己也感到用人不当。

很明显，司马光在人才选拔上与王安石相比略胜一筹。但是我们要注意司马光所指的“德”，属于封建道德规范，如果我们能赋予这种“德”以新内容（即对人民办事忠诚、公事公办、作风正派等），他的人才观无疑对我国财政领域乃至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都具有指导意义。

七、结论

司马光和王安石作为北宋的一代名臣，在处理北宋政治经济危机时，由于意见相左而成为水火不容的政敌。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二人不同的理财观，可以说是“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真是各有千秋啊！如果当时的君主宋神宗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二者之间取长补短、各扬其长，又或者他俩能相互协调，而不是“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北宋的财政危机或许能得到好的解决。

虽然历史是不可逆转的，但是今天，我们在借鉴他们的理财思想时，不应再重犯历史的错，而应该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选择性地借鉴他们的理财思想。

【注】本文系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司马光《传家集》整理及研究”(项目编号:20093020)、运城学院河东文化研究项目“司马光理财思想”(项目编号:HD08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1.张跃.论王安石与司马光义利观之差异.华中科学大学

学报,2000;11

2.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晚明经济思想及其主要内容

晚明经济思想及其主要内容 摘要： 晚明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各种思潮活跃。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和商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开始活跃。倡导这一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思想家主要有丘浚、李贽、王夫之和唐甄等人。晚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听民自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自以及强调“私者，人之心也”的经济人假定和“民富先于国富”的富民思想。 关键字：晚明时期听民自为自由放任盐业私营论 正文： “晚明”系指嘉靖至明末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高度成熟，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并出现许多新的时代特点。经济方面，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民既厌农，天下趋商”；国家货币实现银本位、全国市场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工商业城镇蓬勃兴起，“每以四方计之，盖不下数十万户”，新兴市民阶层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社会力量。商品经济的繁荣，生产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刺激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并向其提出了新的要求。 晚明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为近代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徐光启为中心的晚明“历算派”学人对传统科学思想进行了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在总结古典科学、会通中西方科学、实现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晚明时期的科学启蒙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但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和实践至今仍不失其深远意义。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和商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开始活跃。倡导这一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思想家主要有丘浚、李贽、王夫之和唐甄等人。晚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听民自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自以及强调“私者，人之心也”的经济人假定和“民富先于国富”的富民思想。

王安石理财伦理思想探究

王安石理财伦理思想探究 王安石不仅是宋朝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儒学思想家，他倡导“荆公新学”，并公开谈论财利，深化了传统义利观，具有显明功利主义的色彩，与宋代理学强调“灭人欲，明天理”的道义论价值取向相对立。他的理财伦理思想主要有以义理财、节用观、量出制入开源节流思想这三个方面。 一、以义理财 由于财之足与不足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基础，如何使社会财富增加成为了社会政治的中心问题，同时也理应成为道德考量的问题。在《答曾公立书》中，王安石认为“理财乃所谓义”。赋予理财这一经济活动以义的价值规定。这一观点显然继承并发展了《周礼》和管仲的义利观。他说：“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孟子所反对的言利主要是指一国一身之私利，至于天下百姓言利，则是政事所重之利，此乃公利，而为公利理财，这是《周礼》的重心所在，也是孔子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种利与义是一致的。王安石也明确提出义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利，表明了其功利主义的立场。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财？如果理财方式不正确，不仅达不到利的目的，还可能与义相悖。王安石指出：“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商业贸易方面，他作了如下的改革：虽然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如农业，但仍不可或缺，它有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但也不可因商废农，本末倒置。所以，政府应该通过制定法规来引导商业的发展，这就是“制法以权之”，也就是以义理财。在《乞制置三司条例》中，王安石说：“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这里主要是从贡赋和贸易的管理方面论述了以义理财，落实到改革实践中，王安石所提出了“均输法”和“市易法”。前者是国家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来采购、储备政府所需之物资，防止“富商大贾因得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后者是由国家出资设立“市易务”来直接参与市场的经营活动，“市易务”将平价收购来的物资在市场短缺时赊给商行，这样国家不仅以利息的形式从中得到了实惠，而且稳定了市场的物价，抑制了大商贾的垄断与兼并行为，促进了市场的公平交易，故“市易之法成，则货贿通流而国用饶矣”。（《上五事札子》） 二、节用观 在各朝代理财伦理思想中，节用都是一个重要内容。特别体现在量出制入的理财原则中，如果不注意节用，更容易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大开方便之门。在国家支出的项目很多而收入有限时，必须制定一定的制度来实行节约，并不得胡滥利用“节俭”、“节用”的名义，以达到“滥赏”、“滥罚”的私欲。现从以下几方面阐

论王安石的法律思想--发表于2006年理论界12月刊

论王安石的法律思想 王亚军* （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王安石法律思想的初步研究，尤其针对他提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观，对我国目前如何进一步完善法官队伍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法官遴选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严复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因此笔者藉以研究王安石的法律思想，尤其是他提倡的“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论，以期对我国司法体制中关于法官的选任制度的改革，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王安石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曾被革命导师列宁赞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为了使摇摇欲坠的宋王朝摆脱在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风气等方面出现的全面危机，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变法新政。现存的《王文公文集》体现了王安石的主要法律思想： 1“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的吏治观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王安石非常推崇孟子的观点，他也意识到虽然通过变革，创立了善法，但是善法还需要有良吏来执行，否则也不能达到国治民安的目的。他强调善法和良吏都是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在善法和良吏两者之间，良吏尤为重要。因此王安石认为赵宋王朝政治腐败，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在于“在位不才”，他将整饬吏治，选取人才作为其变法改革的核心。“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①鉴于宋朝人才匮乏，王安石在变革中明确提出了培养和选拔官员的四种措施：第一，首先国家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制度，确保国家能够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即“教之之道。”为了教育和培养大量的人才，王安石当时提出要设立学校，设置教官，对于学校教学内容要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严格地选择相关科目，“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第二，“养之之道”。这是造就人才的重要手段，包括“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三方面的内容。王安石认为首先必须使为官者的俸禄“足以代其耕”，不用参加生产劳动而保障家庭衣食无忧，这就是“饶之以财”，但是人的物质欲望是没有节制的，同时必须建立各种相应制度，运用礼（道德自律）——“约之以礼”和法——“裁之以罚”（刑罚制裁）加以约束官员，杜绝其过分的贪念，防止其利用职务便利贪赃枉法。第三，是如何发现人才的“取之之道”。人才的发现和挑选主要靠“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出之以告于上而察之。”从下级方面来说，要讲究推举贤才；从上级方面来说，要善于考察人才。考察其是否是真正的人才，最好的方法是“试之以事”，通过任职的考验，来判断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如何。第四，是如何使用人才的“任人之道”。慧眼识人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是能够知人善用，王安石强调用人必须使“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通过定期考核制度，对于成绩卓著，能够胜任者大力提拔，对于久处其职而无所作为或成绩甚微者予以撤职查 *王亚军（1974－）安徽省淮北市人，安徽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史和法理学。

王安石的政治梦

苏东坡--“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于1079年，“车盖亭诗案”发生于1089年，都是两次文字狱，前后相隔10年。“乌台诗案”与事主苏东坡的名声成正比，在历史上影响非常大；“车盖亭诗案”的事主蔡确虽然贵为宰相，但文名远不如坡公，又被宋史列入“奸臣传”，所以，“车盖亭诗案”几乎被历史遗忘。其实，如果说“乌台诗案”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还能算事出有因的话，“车盖亭诗案”则纯属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乌台诗案”是改革派打击保守派，“车盖亭诗案”则是保守派打击改革派，它们都是北宋知识分子之间的政治倾轧，给我们留下一条从无耻走向更无加耻的政治轨迹。 苏轼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监狱受审，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经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人们又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一案也就因此被后人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起于《湖州谢上表》。元丰二年三月，苏轼由徐州市长调任太湖之滨的湖州市长，按照北宋官场规矩，得上表谢恩。苏轼在《湖州射上表》中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其中“新进”和“生事”两个词是有背景的：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其中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王安石以《答司马谏议书》反驳；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把王安石提拔的年轻改革官员称为“新进”。——《湖州谢上表》是在朝廷报纸上公开发表的，由于文坛领袖苏轼的巨大影响，那些“生事”的“新进”们便成为帝国官僚集团私底下的笑柄。于是，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出面反击，他摘引“生事”和“新进”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仅凭《湖州谢上表》当然兴不起大狱。恰巧此时苏轼又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潜心研究四个月之后，从中找出几首诗，掀起对苏轼的第二次攻击波。舒亶上章弹劾苏轼：“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及事，应口所言，无形不以讥谤为主。” 随后，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后脚杀到，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编了四条理由说明应该对苏轼处以极刑。 三波攻击之后，宋神宗也觉得苏轼诗歌中确有讽刺新政的内容，苏轼又是当时文坛领袖，如果任由其诗歌传播，对新政的推行肯定不利，于是决定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到湖州拘捕苏轼。得到消息的附马王诜赶快派人告诉苏辙，让他通知苏轼，所以苏轼家里在皇甫遵到达湖州之前，已经烧了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钦差大臣皇甫遵到来之后，苏轼吓得六神无主，还是通判让他穿着官服见皇甫遵。 苏轼在被押解到京的途中，经过扬州江面和太湖时都曾想过自杀。 7月28日被捕，8月18日被送进御史台监狱，20日被正式提审。苏轼在监狱里的四个多月，监狱内外，朝廷上下，像一出戏一样热闹上演。 苏轼在监狱里的日子肯定不好过，被严刑逼供，在那个时代也是家常便饭，史料记载“诟辱通宵不忍闻”。儿子苏迈往监狱为其父送饭，然后相约一套暗语：如果送的是蔬菜和肉食，那就证明一切都还正常，如果送的是鱼，那就是被判死刑的信号。有一天，苏迈因为银钱用尽了，需要出京去筹借，就委托朋友给苏轼送饭。这位不知“暗语”的朋友，好心地给苏轼送了一条熏鱼，结果惹来苏轼大惊，以悲伤之心，为其弟苏辙留下两首诀别诗，其中

孔子与王安石

首先要理解这两段话的意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意思是说，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圣人、畏大人之言意思是说，君子有三样东西需要畏惧，一是天命，二是地位高、德行高的人，三是圣人的言论。 然后是介绍这两段话产生的背景，分析提出的原因。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主张变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他强调要在思想上破除当时人的守旧心理。这是当时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提出的论调。 孔子则相信天命，认为天和地上的人君一样，能赏善罚恶，决定社会的治乱兴衰。孔子的思想中，固然有劝导当时的君主以“仁”治天下的理论，但也有让百姓安于天命的劝导，所以能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用来安抚教育百姓的武器。 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即自己觉得谁的理论是对的，或者也可以觉得谁都不对，综合考虑，因为毕竟任何理论都有其历史局限性。要结合当前的情况，紧跟时代潮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是整体的写作思路。 追问 有没有从题目中找到一个论点的那种写作思路？ 回答 有啊，那我建议你直接选则王安石的话作为你的论点，然后用论据去证明。 追问 可以用那些论据呢能不能提供一点呀谢谢 北宋的王安石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他强调要在思想上破除当时人的守旧心理。这句话不仅简明扼要地说出了王安石变法的决心，而且表现出他变法的巨大勇气，成为许多改革者自我激励的豪言壮语。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一职，主持变法。就在这一月，宰相富弼上书论天人之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载此事的前因后果道： 富弼因足疾未能入见。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 这个“有为帝言”者，实际上是指王安石。富弼的《论灾异而非时数奏》，首先列举了当时发生的天文变异和地震状况，说这是大可惧怕的事。他说孔子作《春秋》，不记祥瑞而记灾异，就是为了让君主恐惧修德，以应天地之变，并没有将灾异归于时数。而董仲舒的对策，说灾异是由于朝政所致，是完全正确的。若帝王为政和，百姓喜悦，天地就会以和气应之，从而阴阳气顺，百害不生。若为政不和，阴阳不顺，就会有各种灾害。他劝告宋神宗切不可把灾异归于时数而不恐惧，否则就将会有董仲舒说的“伤败乃至”的大祸发生。富弼的上书

王安石政治思想

政治活动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这个职位暂时没有确切的史料作为佐证，似有不实。），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

论王安石的政治理想

从王安石的咏史诗透视其政治理想 【摘要】王安石作为北宋的政治家，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功能的实现。他创作的一百一十多首咏史怀古诗，准确地概括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史论见解独到，品评也较允当，因此，其在咏史诗上的深厚造诣，以深邃的历史忧患意识见胜，体现了王安石进步的政治关与历史观。本文在对其咏史诗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从中探究咏史诗中所包含的王安石进步的政治思想，以及其在实现自身政治理想过程中体现的坚韧与豁达。 【关键词】王安石；咏史诗；政治理想 引言 咏史诗是以历史人物、事件作为歌咏的对象，歌咏时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以表达作者对于该事件、历史人物阐述的某种见解或者言论的诗歌作品。其最关键的作用时利用典故反映的史实，阐述作者的见解。我国古代的咏史诗作者众多、作品丰富。咏史诗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通过咏史不仅达到抒情、诵人的作用，还通过咏史达到以史咏怀，以史治史的功效，体现了诗人们通过对古史的认识与掌握，实现诗人本身讽喻现实、感怀今世内心情感。 作为北宋一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及文学家，王安石勤学好问，刻苦读书，而且读书的范围也相当广泛，“诸子百家之外，以至《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他创作了一百一十多首咏史怀古诗，准确地概括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史论见解独到，品评也较允当，因而，他的咏史诗从对历史体认的角度上看，更加注重的是历史给人们带来的启示，其咏史诗表达的思想远远的超出了一般的士大夫及一般的读书人。 王安石的一生，与变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其咏史诗最主要的也是关注其求新求变、改变现状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一位站在时代高度的政治改革家对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的认识和评价，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王安石就是咏史诗的代表性人物，其对于咏史诗不仅继承了前代咏史诗的优良传统，还对其作出了新的开拓，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的成就上，都具有当时鲜明的时代特色。李东阳谓其咏诗绝句,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1]。展示了王安石这一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兼诗人特有的风貌王安石的咏史诗，大多是直接的表达自己关于政治的见解与主张“学术见解，伸张正义，讥刺邪恶，抒发优国优民名情，表达安边御侮和改革弊政,以期富国强兵的愿望与决心”，表现了别具一格的宋诗特色。 一、变法前王安石的咏史诗及其表达的政治理想 宋代学术自由，疑古风气兴盛，文人更为关注思辨，因而诗人皆具好议之癖，整个文坛也呈现出了自由议论于批判的精神。王安石的这种自出新意的议论就是在这样深刻的时代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对于诗人而言，若要获得别人赏识，就需精于议论并且有所创新与发明，表现在诗歌思辨性上就是要具有异于普通士人的的、强烈的风格。王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 - 1 -

文言文文段翻译

文言文文段翻译 司马光好学 【原文】 司马温公幼时，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帷绝编，迨能倍诵乃止。用力多者收功远，其所精诵，乃终身不忘也。温公尝言：“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词语解释】 本文选自《三朝名臣言行录》 司马温公：即司马光，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死后被封“温国公”，故称司马温公。 患：担心。 既：已经。 下帷：原指汉代董仲舒下帷讲学，三年不看窗外事。这里借此指读书专心。 绝编：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读《周易》，“韦编三绝”（意思是，翻阅的次数多了，编牛筒的牛皮绳子被多次折断），后以“绝编”指勤奋读书。

迨：等到。 乃：才。 尝：曾经。 或：无实意,可不译出。 咏：吟咏。 倍诵：“倍”通“背”，背诵。 【译文】 司马光幼年时，担心自己记诵诗书以备应答的能力不如别人。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别的兄弟已经会背诵了，去玩耍休息了；（司马光却）独自苦读，像董仲舒和孔子读书时那样专 心和刻苦，一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为止，（由于）读书时下 的力气多，收获就长远，他所精读和背诵过的书，就能终身不忘。司马光曾经说：“读书不能不背诵，在骑马走路的时候，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吟咏读过的文章，想想它的意思，收获就多了！” 【阅读提示】 本文记叙了司马光勤奋苦学的故事，尤其是“书不可不成诵”、“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等观点，确是学习的准则。要 学习司马光那样勤奋苦学的精神。 全文主旨句：书不可不成诵

(读书不能不背诵积累) 文中“独下帷绝编”意思是只有司马光徇自苦读。我们学过一个类似的成语也是形容读书勤奋，这个成语是“韦编三绝” 复裈（音同“昆”）原文： 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著襦，寻作复裈。”儿云：“已足，不须复裈也。” 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 母甚异之，知为国器。（《世说新语·夙惠》刘义庆） 译文： 韩康伯几岁时，家境非常贫苦，到了隆冬，只穿上一件短袄，是他母亲殷夫人亲手做的，做时叫康伯拿着熨斗取暖。母亲告诉康伯说：“暂时先穿上短袄，随着就给你做夹裤。”康伯说：“这已经够了，不须要夹裤了。” 母亲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火在熨斗里面，熨斗柄也就热了，现在已经穿上短袄，下身也会暖和的，所以不需要再做夹裤呀。”他母亲听了非常惊奇，知道他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

基于现代视角探讨王安石的财政思想

2009年8月 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 Aug.2009第11卷　第4期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Taxati on College Vol.11　No.4【财政与金融】 基于现代视角探讨王安石的财政思想 王　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最有名的变法之一,也称熙宁变法,变法中很多理财思想与现代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谋而合,但变法却难逃失败的命运。将近一千年后随着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我们回过头重新审视这段变法的历程,不难发现王安石财政思想的局限性。本文正是基于现代的视角分析了王安石理财思想失败的原因,并以史为鉴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启示。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财政思想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06(2009)04-0003-05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共有三次比较大的变法:第一次是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实施的改革,史称商鞅变法,此次变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和政策的正确实施下获得巨大的成功,短短二十几年让秦国由弱到强,傲视群雄,因此商鞅变法是很成功的;第二次是西汉末年,公元9年左右,王莽篡汉后进行的所谓的王莽改制,此次变法王莽只是单纯附会《周礼》,托古改制,是历史的一种倒退,难脱失败的命运;第三次就是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86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示意下进行的变法,这次变法虽然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先进性,但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并不相容,也未处理好具体实行的问题以及与反对者的关系,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一、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及财政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 王安石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改革家,他的变法发生在公元11世纪我国北宋时期,史称“熙宁新法”。他的新法总计近二十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选人用人等各个方面,但重点是理财。他试图通过变法改变当时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达到充实国库、富民强国的目的。 北宋立国之初,由于历史际遇的客观原因和统治者的主观原因,没有形成汉、唐时幅员辽阔的强大帝国,“卧榻之旁”尚有辽、西夏等国虎视眈眈。在兵制上,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实行募兵制而军费基本上依靠朝廷财政供给的朝代,这一制度给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为防御西夏、契丹的进犯,宋廷多次增兵添将,以致军饷浩繁。军费之外,数量巨大的官吏队伍,频繁无节制的祭祀开支,皇室的奢侈浪费和真宗、仁宗时期先后与辽夏订约而输送的岁币,都造成了惊人的耗费。为了满足数目庞大的支费需求,宋廷在财政上多方增加收入,除了那些过于苛急、会立即引起严重后果的一些手段之外,前朝在较为正常的条件下所实行过的聚财之术,宋朝在其前百余年中几乎都陆续采用过了,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竭泽而渔的倾向。然而,用尽取民之法,财政仍有不足之处,初期改革的措施也屡受挫折,军事上积贫积弱的局面一直无法扭转,朝野上下为此忧虑不安。在严峻的形势下,20岁的神宗赵顼继位, 收稿日期:2009-05-23 作者简介:王　波(1987-),男,河南信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实务。 3

王安石“三舍法”教育思想评述

王安石“三舍法”教育思想评述 摘要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措施，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都有其独创性并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教育改革中所创立的太学“三舍法”，对改革北宋科举制度和教学制度，对培养变法革新的人才，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试就“三舍法”的产生、内容、特点及其影响等方面，做一些介绍和阐述。 关键词教育改革“三舍法”科举制度 一、“三舍法”的产生背景 “三舍法”是宋代三舍考选法或三舍选察升补法的简称。为王安石“新政”之一。当时，进士科重诗赋，明经科专记诵，王安石认为不能造就用人才，因建议神宗，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创立太学生三舍法。王安石的“三舍法”,是根据当时变法革新的需要而创立的。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变自宋真宗统治以来六十多年的积贫积弱、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现状,将宋王朝的统治从越陷越深的危机中,挽救过来。因而他提出要从“大伦大法”即从根本上和各个方面变革法度,力图革新。于是改革教育和改革科举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如何才能将这两项改革紧紧连接起来,“三舍法”也就应运而生了。

王安石认为，改革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统一思想，培养变法人才。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学校教育是关键。所以，王安石上任后，扩大太学规模，增加学生名额，吸取了宋代教育家胡瑗重教学内容的实用和分科教学形式的成就，在太学创立了著名的“三舍法”。把人才的培养与选取均放在学校，提高了学校教育的地位。特别是由学校届期贡士直接参加殿试，学校具有了取士权，打破了多年来科举取士的垄断。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二、“三舍法”的内容及特点 当时，进士科举重诗赋，明经科举专记诵，王安石认为不能造就用人才，因建议神宗，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创立太学生三舍法。在一定的年限及条件下，外舍生得升入内舍，内舍生得升入上舍；上舍生考试成绩优异者直接授官，中等者直接参加蓼试，下等者直接参加省试。三舍法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科目之一，即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三舍法”，是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官员子弟可以免考试即时入学，而平民子弟需经考试合格入学。“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此外，朝廷每年派官员到太学出题考试外舍生一次，称为“公试”。公试成绩列第一、第二等并获得校定者，可升入内舍。内舍生每月考核行艺，每季进行“季选”，每年给予30名积分最多

《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高中文言文含注释)

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宋代〕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译文 鄙人王安石请启：昨天承蒙（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认为与君实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了，但是议论起政事来（意见）常常不一致，（这是因为我们）所持的政治主张和方法大多不同的缘故啊。虽然想要勉强劝说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所谅解，因此只是很简略地复上—信，不再逐—替自己辩护。后来又考虑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我，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原因，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吧。 本来知书识礼的读书人所争辩的，尤其注重于名实是否相符。如果名和实—经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清楚了。如今您来指教我的，是认为我的做法侵犯了官吏们的职权，惹是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指责。我却认为从皇帝那里接受命令，在朝堂上公开议订法令制度并在朝廷上修改，把它交给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属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贤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是生非；替国家理财政，这不是搜刮钱财；驳斥错误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那么多的怨恨和诽谤，那本来预料到它会这样的。 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已）不是一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多数把不顾国家大事、附和世俗（的见解），向众人献媚讨好当做好事，（因而）皇上才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那么我不去估量反对者的多少，想拿出（自己的）力量帮助皇上来抵制这股势力，（这样一来）那么那些人又为什么不（对我）大吵大闹呢？盘庚迁都（的时候），连老百姓都抱怨啊，（并）不只是朝廷上的士大夫（加以反对）；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的缘故就改变自己的计划；（这是他）考虑到（迁都）合理，然后坚决行动；认为对（就）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缘故啊。如果君实您责备我是因为（我）在位任职很久，没能帮助皇上干一番大事业，使这些老百姓得到好处，那么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如果说现在应该什么事都不去做，墨守前人的陈规旧法就是了，那就不是我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与您）见面，内心不胜仰慕至极！

浅析王安石人才思想及其影响

浅析王安石人才思想及其影响 李卿 摘要：王安石是北宋中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为了解决积贫积弱的局面，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推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变法运动，史称“熙宁变法”。此次变法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各个层面。其中，人才建设思想是王安石革新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提出了人才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即“以经学统一思想，用经术造就人才”。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他提出了人才建设的具体方案即“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陶冶观，认真地分析了当时北宋人才建设的弊端以及改变这些弊端的措施和意义。王安石的整体性人才陶冶观对当时社会以及“熙宁变法”的顺利实施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对我们当代的人才开发工作以及教育改革提供了积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王安石经学取士教养取任古代价值当代价值 近年来，史学界对王安石人才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教、养、取、任四个环节论述王安石的陶冶成才观。第二，研究王安石人才思想对现当代教育改革和人才管理的积极借鉴作用。 这些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系统，大都集中于个人学者所写的学术论文中，特别是对王安石人才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和这一思想对当时社会乃至现在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欠深入。本文即从这些方面入手略论一二，不足之处还请指正。 一、王安石人才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经学取士” 王安石在人才问题上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材论》、《兴贤》和《知人》等文章中对人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关于人才教育价值的学说即陶冶成才观。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1]又说：“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流俗所共知耳。” [2]这些论述言简意赅，入木三分，充分反映了王安石在人才问题上的远见卓识。王安石鉴于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需要，对人才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得出人才需要“人主陶冶而成” [3]的结论，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人才培养和教育理论体系，即陶冶成才观。 王安石陶冶成才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源做基础即“经学取士”。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都出现过托古改制，例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清末的康有为等都使用过此法。这“古”实际上指的就是“古圣王之道”，这能蕴含“古圣王之道”的古籍也就莫过于儒家经典了，也就是经书。改革家通过对经书的注释，不仅能找到为其行动提供合理性的“古”的依据，而且还能将其政治见解较为容易地灌输到广大民众的心中，为其实行变革扫清障碍。王安石也企图想通过对《诗经》、《尚书》、《周礼》等经书的注释来为其变法寻找到合理的依据，为变法实践服务，同时也期望达到“以经学统一思想，用经术造就人才”的目的。 “所谓经学，就是通过学习经书去体会古代圣王的性命之理。”[4]王安石的学术与思想被后人称为荆公新学，“是第一个成功地全面取代汉唐注经之学的义理之学”[5]。其中，对性命之理的关注是

法律思想史期末重点

法律思想史 1. 国家产生的标准：1由原先的按血缘划分国民变为“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2氏族社会的民主制度瓦解，“公共权力”设立，氏族民主选举制或禅让制变为世袭制。公共权力就是将以往氏族成员所具有的权力剥夺，改为统一由部落首领或王来行使。出现了专门的军队、监狱及各种强制机关，并成为公共权力的象征。夏出现监狱，称为夏台、圜土。 2. 刑起于兵，礼发轫于祭祀与习俗。祭祀、礼、行为规范、习惯法 3. 神权法思想概念：是将人间的统治权以及社会制度包括法律说成是神的旨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征：1神或上天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国王的统治权来源于神2统治者所宣布的法律、法令是神的意志的体现，有些甚至就是神的直接命令。因此，违背法令就是违背神意。为了顺应神意，必须严厉制裁违法者。3在司法审判活动中若遇到疑难问题，须通过特定程序，直接由神裁判。 4. 以德配天的内容：1周人认为天是公正的，其与任何人都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天命是可以转移的。2天命的转移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德。周人看来，王权来源于上天，也来源于统治者自身的德性，只有敬天地鬼神还不足以受天命，只有敬天地鬼神的同时又有德，才能受天命。3德的中心内容是保民。民是统治者的镜子，统治的好坏从民意中可以窥见。 5. 西周思想：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周公提出） 6. 宗法制内同：1以血缘为纽带确定尊卑贵贱的等级。血缘与王室愈近者在国家与社会中的地位就愈高，身份也就愈尊贵。2以嫡长子为核心的嫡长子继承制。即天子、诸侯、大夫、士等身份皆传于嫡长子。 7. 西周礼治思想的内容：1亲亲，是指亲爱自己的亲属，最重要的是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小宗服从大宗；分封和任命官吏则依与王室血缘关系的亲疏而定，使亲者贵、疏者贱，即任人唯亲。其确定和维护的是宗法等级制度2尊尊，是指下级官吏或身份等级卑贱的人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官吏或身份等级高贵的人，小宗必须服从大宗，上下等级制度不得僭越。其更强调的是君主的尊严，即尊尊君为首3长长，男女有别。是指年幼者应尊敬年长者。男女有别则是强调男尊女卑及男女授受不亲。 8. 礼不下庶人，主要指周人的宗法之礼不适用于外族的人。各级贵族依礼制而享受的权力，庶民更是无权享用。并不是说平民以下的庶人不受礼的约束，而是礼的作用在于调整宗法等级秩序，不同的社会关系由不同的礼来调整，不同身份等级的人适用不同的礼。 9. 刑不上大夫：主要指宫刑不得适用于大夫以上的贵族，而刑罚的锋芒主要是针对被统治者。并非是说刑罚一律不适用大夫以上的贵族，而是指刑罚的制定目的和适用对象不是针对大夫以上的各级贵族，而是为了防范和制裁普通平民或庶人。 10. 罪人不孥：孥，妻子儿女。眚：过失犯罪。累犯成为惟终，偶犯成为非终 11. 周公法律思想对中国传统法的影响：1综合治理的礼治模式。周公的礼治体系确实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德、礼、教、罚都是这个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注意对刑罚负面作用的控制。与教相比，周公认为刑或罚是一柄双刃剑。周公对刑可能导致的社矛盾的激化，统治者失去民心，并由此失去天下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周公强调教应是治理天下的主要手段，力图做到用严谨的态度，准确、适度的惩罚手段，将刑的副作用控制在最小的范围。3德成为预防犯罪的防线。在周公的思想体系中，德被强调并与天命相连，经儒家弘扬，成为中国人追求的价值取向。 12. 管仲：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邓析因私造竹刑而被郑国贵族处死，他彻底否定传统的礼治。 13. 孔子礼治理想内容：1仁的含义，根本意思是爱人。处理家族关系应该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处理君臣关系应该君使臣以礼，臣事臣以忠。要求人们做到孝悌和忠恕。西周礼治的主要内容孝忠节义等伦理观念在孔子的学说中得以保留，且成为仁的体现。2礼治与

司马光好学阅读答案

文言文阅读需要在顺利翻译的基础上理解全文内容，体味古人表达的思想和情感。为增加同学们的文言文知识积累及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语文网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司马光好学阅读答案。走进文言文，浸润其中，涵咏体味，提升审美能力，增长人生智慧。司马光好学阅读答案，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司马光好学《三朝名臣言行录》 【原文】 司马温公幼时，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帷绝编，迨能倍诵乃止。用力多者收功远，其所精诵，乃终身不忘也。温公尝言：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译文】 司马光幼年时，担心自己记诵诗书以备应答的能力不如别人。大家在一起学习讨论，别的兄弟已经会背诵了，去玩耍休息了;(司马光却)独自苦读，像董仲舒和孔子读书时那样专心和刻苦，一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为止，(由于)读书时下的力气多，收获就长远，他所精读和背诵过的书，就能终身不忘。司马光曾经说：读书不能不背诵，在骑马走路的时候，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朗诵读过的文章，想想它的意思，收获就多了! 【阅读训练】 1. 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词。 ①患记问不若人②迨能倍诵乃止 ③迨能倍诵乃止④咏其文 2.与迨能倍诵乃止中倍的用法不同的一项是( ) A.祗辱于奴隶人之手 B.才美不外见 C.满坐宾客无不伸颈侧目 D.京中有善口技者 3.本文中概括主旨的句子是：( ) A. 用力多者收功远。 B. 其所精通乃终身不忘。 C. 书不可不成诵。

D.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4.文中独下帷绝编意思是只有司马光徇自苦读。我们学过一个类似的成语也是形容读书勤奋，这个成语是 司马光好学阅读答案由查字典语文网小编整理，仅供参考： 1.①担心②等到③才④吟咏 2.D 3.C 4.韦编三绝 这篇司马光好学阅读答案是由查字典语文网小编为您收集整理，希望通过这些阅读练习和答案，能帮助同学们把握语文阅读的特点，进而提高阅读、鉴赏、写作能力以及语文综合素养。祝同学们学习进步!

宋史·司马光传原文

宋史·司马光传原文 司马光传原文及 原文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除奉礼郎，时池在杭，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 同知谏院。仁宗遗赐直百余万，光率同列三上章，谓：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陵。不许。光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遣舅氏，义不藏于家。御史中丞王陶以论宰相不押班罢，光代之，光言：陶由论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既押班，然后就职。许之。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安石以韩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

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安石起视事，光乃得请，遂求去。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 帝崩，赴阙临。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后拜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过其兄旦，旦年将八十，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节选自《宋史司马光传》） 司马光，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人。他的父亲司马池，曾任天章阁待制。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这年他刚二十岁。他不喜欢华丽，在参加闻喜宴时，唯独司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进士的人告诉他说：君王赏赐的花，不戴不恭敬。于是司马光才戴上一枝。朝廷授予他奉礼郎一职，因司马池在杭州，司马光便请求任苏州判官以便能侍奉父亲，朝廷答应了。 他与别人一同负责谏院工作的时候，宋仁宗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价值竟达百余万。司马光率领同僚三次上书，劝谏说：国家还有大的忧患，内外贫乏，不可专门效仿乾兴的旧事。如果必须赠送、赏赐，应准许大臣向上进献所得赏赐金钱来帮助营建山陵。皇上没有答应。司马光便把皇上赏赐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办公费，黄金送给舅

论王安石的经济管理思想

论王安石的经济管理思想 班级：104 学号：35 姓名：许雯 摘要：王安石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富国，通过鼓励农业的发展，减少农业税，不耽误农民农忙季节，从而保证劳动时间以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重要的事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助于解决政国家积贫的局面。但是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就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关键词：均输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 王安石（1021—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东乡县上池村）人，字介甫，晚号半山，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名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因生性倔强，时人戏称“拗相公”王安石在青少年时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有坚强的意志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在变法过程中矢志不渝。 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庆历四年（1044年）获得进士第四名及第，其后在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不仅使王安石深刻地认识到宋朝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而且也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