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澳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演出电视解说框架分析

美、日、澳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演出电视解说框架分析

作者：邵培仁金苗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05期

[摘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日本放送协会(NHK)、澳大利亚7台(SEVEN)对北京奥运会文艺演出的电视解说，在解说时长比重、类型分布、主题侧重和态度取向等维度上，显示了不同国家的电视解说参与媒介框架的方式以及框架事件的程度。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电视转播存在对东道主国家形象的多元构建，但总体表现积极；各国电视机构对奥运会开幕式的解说模式有所趋同。而又个性鲜明；就体现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在奥运国际场域的冲突和妥协方面而言，电视解说比画面表现得更为直接。

[关键词]框架分析；媒介事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演出；电视解说

一、引言

2008年11月17日，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蒋效愚在世界公共关系大会的开幕演讲中表示：“北京2008年奥运会从申办的那一天起就肩负起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提升国家美誉度的重要历史使命。”在全球范围内电视直播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显然以骄人的收视率和极高的美誉度完满地履行了这一使命。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奥运会这一国际体育盛事被电视媒介化的程度，以及开幕式这一最具奥运魅力的仪式被电视事件化的广度。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认为，现实事件要成为一次成功的电视事件，应建立在一个隐形的三方协议之上：事件的组织者，负责收集元素并拟定其历史意义；电视台，通过对元素的重新组合完成事件的再生产；观众，在现场和家里对事件萌生兴趣。各方必须给予积极的认同并拿出相当的时间和其他投入，才能最终促成媒介事件的成立。此次开幕式，主办方中国为实现跨越国界的宏大传播，艺术而创意地组织各种视听元素，力求展现两千多年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与五千多年灿烂中华文化的交相辉映。北京奥运会持权转播商多达16家，播放地区遍布五大洲，为实现实况转播的投入也相当可观。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为取得美国地区独家播放权就耗资达8.94亿美元。至于观众，中国地区11亿人、全球44亿人通过电视观看了开幕式，创下了人类历史上节目收视率的最高纪录。因此，奥运会开幕式堪称国际场域中传播成功、影响巨大的媒介事件。对于媒介事件的主要组织者中国而言，事件就像一张“国家名片”，无疑会激发国际观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兴趣，引发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重新考虑，最终导致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重大改变。

奥运会为展示中国形象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国际场域，电视直播为中国形象进人国际社会提供了跨越国界的媒介通道。然而，媒介事件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事件。媒介事件永远只是现实事件的再构，却又往往被视为现实而真实地影响人们对一国的看法、认知和态度。奥运会的宗旨是“在人类的普遍道德准则下，使世界人民和睦共处”。纵观奥运历史，即使在这样一个

崇高语境中，这种再构也极少能遵循“和睦相处”的准则，政治、民族、国家似乎永远是这个国际场域中无法逾越的话题。因此不难理解，开幕式一经结束，国人既有对赢得国外媒体盛赞的舆论欢呼，又有对部分国家媒体解说存在明显偏见的舆论愤然。在戴扬和卡茨看来，同样的大众事件在电视媒体那里会接受两种不同的文本待遇，一种是普通的，一种是特殊的。奥运会开幕式就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特殊的文本待遇。显然，传播学媒介框架理论所揭示的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凸显部分事实的媒体“惯例”，同样被用在了奥运会开幕式电视直播这一特殊的媒介事件之上。开幕式转播之特殊，在于它通常长达数小时地连续性地直播实况，很少有被某一国家当做新闻进行框架报道的情况，不允许转播媒体自主穿插太多的“边界故事”去生发新的意义，现场声画也就成为电视转播的核心元素。而实况画面的“见证性”多于“解释性”，现场解说又在“解释性”上见长，电视画面意义重构的主动性因此要远逊于电视解说。而且自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起，由国际奥委会官方转播机构统一向各持权转播商提供画面被作为一种模式固定下来，转播媒体通过画面来框架事实的权限极大地缩水。在这种情况下，电视解说——镜头之外的叙事——就成为媒介框架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在奥运会这个倡导和平竞争的盛大国际场域中，不同国家的电视解说如何参与媒介框架?在文艺表演这个主办国持主话语权的媒介事件中，各国电视解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框架事件?这不仅为现实事件的组织者关注，也是媒介事件的电视构建者所关心的问题。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选取三家国外电视频道的奥运会开幕式转播版本，结合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BOB)原始版本和北京2008年第z9届奥运会官方网站开幕式背景材料，运用框架法和比较法对电视解说进行实证量化分析。从中寻找一定的线索和答案。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框架分析法(Framing Analysis)和比较分析法(Comparative Analysis)。框架分析法是基于框架理论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起受到国外传播学界重视，近年来为我国学者广泛应用于外国媒体的研究。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高夫曼在《框架分析》一书中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又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框架理论最重要的研究者、当代美国学者加姆桑认为·框架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boundary，如摄像机的镜头)之意，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人们借此观察客观现实。凡纳入框架的实景，都成为人们认知世界中的一部分；另一类则指人们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building frame)，以此来解释、转述或评议外在世界的活动。’。框架是一种意义建构，而媒介框架(media framing)是媒体基于现实的意义建构活动，它广泛存在于新闻和非新闻传播之中，并以常人不易察觉的状态存在于传播的各个环节。依据美国学者恩特曼的观点，信息传播者在决定传播或突出何种信息时，会自然而然地受到自己既有框架的影响，在文本传播的过程中运用某一框架进行简单的编排和重复就足以深入受众的记忆，而公众既有框架会在选择性接触和接受信息时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见识，最终的结果是媒体中充斥着为社会主体所共享和接受的框架，并逐渐让人们习以为常啪。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框架的无所不在使得任一事件信息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媒介再构。在众多媒介中，电视声画最为巧妙地融合了“架构”和“界限”两种框架方式。电视解说主要承担着“架构”责任，体现在解说比重、解说类型、解说主题和解说态度等方面。它们表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