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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君:教育家的多重角色-最新年文档

张竹君:教育家的多重角色

角色源于人们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最先使用角色这个概念,他认为,角色是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按照形成方式,角色可分为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根据受制约程度的不同,角色又可分为规定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

有关教育家角色的话题在这个时代备受关注。任何时代都可能产生成功的校长,诞生杰出的教育家,教育家不应该只存在于辞书、史书和建国方略中。每位教育家均因独一无二而留存史册。教育家的独一无二是其个体在与社会环境交互中形塑而成,是在多重的自致角色与开放性角色交融中凝练而成。回眸中国教育现代化历程,时代无时无刻不在选择教育家,而教育家也在不懈不馁地选择各自在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展现自身对时代最敏感问题的认知与回应。

纵观张竹君一生,社会角色呈现多重性:西医推广者、革命追随者、女权倡导者、女学先行者。这四重角色既是她自主的选择,又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的特殊大时代所赋予。

西医推广者。张竹君幼年罹患脑病,半身不遂,家中遍寻中医皆不得治,最终求助美国长老会在广州设置的博济医院(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才得以痊愈。以切肤之痛,张竹君深刻体味

“西医之精妙,绝胜中国疲癃老腐之所谓医生者”。西医给予张竹君第二次生命。她遂立志从医,以弘扬博济医院所奉行的“基督教服务人群,救民疾苦之精神”。1887年入学的张竹君历经长达13年勤学苦练,取得行医执照,成为我国首位女西医,任职于博济医院。为使西医惠及劳苦大众,张竹君矢志自办医院,四处奔走。在其父与闺蜜徐宗汉(黄兴夫人)助力下,她在广州荔枝湾畔和漱珠桥旁分别开办?|福医院和南福医院。

革命追随者。辛亥革命爆发,张竹君广联上海各家医院,于1911年10月19日发起成立中国赤十字会,24日便率123人救伤队奔赴武汉前线,“无日不有受伤者送诊,称药量水,日夕大忙”(《民立报》1911年11月21日),先后救治1300多伤员,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南丁格尔”。鉴于她“躬率高足驰赴战地施展仁术,救死扶伤志虑宏远宗趣正大”,张竹君荣膺革命军政府“巾帼伟人”匾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立国纪念勋章”和“中华民国忠裔纪念章”。

女权倡导者。光绪二十七年,张竹君在南福医院门外专设一个福音堂,经常利用基督教星期天开堂宣讲的机会,上台演讲,针砭时弊,慷慨陈词,宣扬维新思想。她抨击封建纲常礼教,提倡男女平等,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辛亥元老马君武指出:“自耶稣教入中国以来,无中国妇人登讲台讲福音者。有之,自竹君始。”进而惊呼:“吾窃不解二十三岁之弱女子,何以文明程度,高起如此。吁!黄钟可畏也。”以宣教之名,张竹君实为“指论

时事,慷慨国艰”,倡导女权。“一时新学志士,多奔走其门,隐然新学界之牛耳”。张竹君历数中国女性深陷十一种“险境”,根源在于“一由于不知学,一由于不能群。不知学故志虑浅薄,无以周知天下之故。不能群故痛痒不相关。”因而,“女子所宜先者,首立自爱,次则肆力学问,厚结团体”。1904年4月,张竹君在沪创办女子兴学保险会,主张女子应通过“求学”与“合群”来摆脱性别压制。家境贫困女子就读女子实业学堂则可获保险会捐助。1907年,张竹君在《中国新女界杂志》上也大声疾呼:“母教之不讲,民品所由败也;女学之不昌,人种所由弱也。……不知学,故志虑浅薄,无以周知天下之故。”

女学先行者。“欲言救国,必先教育,欲先教育,必先于女子,而女子所宜先者,则首自立自爱”。早在1902年,张竹君毅然将南福医院改成育贤女学,招收十多名女生。“育贤女学校为全粤女学之先”。张竹君亲任校长,携手其母共同任教。两年后,张竹君创办广州女子工艺学校,一百二十多名贫寒女生在此学习谋生技能。在上海,以“为同胞女子谋自立之基础”为宗旨,张竹君为爱国女校附设手工传习所开设三门产教结合的课程:手工编制、机械缝衣、机械扣法。爱国女校创办人蔡元培回忆道:“是时,张竹君女士初自广州来,力倡妇女经济独立之必要,愿教以手工。……内地妇女纷来学习。”由于该校“为女子自立之助”而供不应求,张竹君便在外租房续办育贤女学,取名为育贤女工艺学堂。“中国医学日就荒芜,而于女科尤甚。……女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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