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书笔记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读书笔记

行政管理杨莉

近来，阅读了贝尔先生的著作《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由于本人的专业基础尚显浅薄，对著作中的一些精彩之处不甚理解，即便如此，还是为贝尔先生博大精深的思想及巧妙思辨的能力所折服。

一、作者简介及写作背景

在阅读贝尔先生的此本著作之前，我查阅了一些作者及写作背景的相关资料。（一）作者简介

一般认为，丹尼尔.贝尔是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透辟分析，以对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批判，体现了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他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有领先地位，在欧美思想界声誉颇高。此书更被认为是社会科学和思想领域五十年来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

（二）写作背景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

美国经历一场文学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

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喧嚣尘上，性解放，盗窃、酗酒和吸毒逐渐流行，60年代，“披头士”开始被“嬉皮士”------反文化群体代替，与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披头士”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嬉皮士”将自由主义延伸至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

二、作者的立场

作为当今美国主要的批判社会学家，贝尔在学术与思想结构上与众不同，贝尔先生反复强调申明：“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P20）

根据贝尔自己的看法，他仅仅在文化方面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理由是他“崇敬传统，相信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的鉴定，还以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

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在经济领域，贝尔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主张群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主张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是人们的欲求，并且认为现代经济中企业产权已不明确，因而企业的真正主人应该是企业的员工，而不是企业股东。他甚至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完全是有可能的”。（P279）他在政治上是自由者，他对于政治和自由的定义都来自康德。贝尔自称自由派，理由是他认为政治领域中主要的行动者是个人，而不是集体。他坚持政治应把公众和私人区别对待，以避免共产主义国家里将一切行为政治化的倾向，或防止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个人行为毫无节制的弊端。我认为，作者在当时就有如此远见十分难得。

三、作者的社会观

在序言部分，作者对社会的观点的表述，在我看来，尤为精彩。他写道：

“与社会统一观相反，我认为较有益的方法是把现代社会看做三个特殊领域组成，每个领域都服从于不同的轴心原则。我把整个社会分成经济—技术体系，政治和文化。它们之间并不互相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成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P56）

由此，可以看出，贝尔的方法论前提是和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有差别的，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经济和文化是整体的一部分，须通过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的过程来认识；而杜尔凯姆和帕森斯的类功能派社会学家来说，社会通过共同价值系统调节社会中不同的行为，以达到统一。作为一名成长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多年受到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对贝尔先生的此种观点，我抱以怀疑的态度。

在贝尔先生看来，社会变革有着不同的“节奏”，三领域之间也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的关系，也就是由于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在作者巧妙、缜密思维的引导下，我们轻而易举的便能发现领域间的断裂。

四、现代主义与信仰危机

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一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问题”，诸如死亡与悲剧。

著作中有关现代主义的探讨，也是内在的线索之一。西方意识里一直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本能间的冲突，但是不论其具体特征是什么，理性判断一直被认为是思维的高级形式，而且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将近两千年，然而，作者把现代主义看成是瓦解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专门工具，扰乱了文化的一统天下。其中，动乱主要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与道德分治的坚持，对创新与试验的推崇，以及把自我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

同时，在西方社会的发达环境中，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依然如故，甚至咄咄逼人，因此，无论是为了解决精神寄托或信仰危机，还是出于反省自我、沟通感情、绵延文化的考虑，当代西方人仍离不开宗教，或类似宗教的所谓“崇拜”。宗教作为人类破译这种“秘诀”的最古老的努力，一直是文化象征的源泉；但是，近一百年来，现代派的文艺已不再是袭用某些传统宗教来作为宣泄的手段，各种流派一味翻新，不断刺激，神圣之感早已荡然无存。作者认为美国社会六十年代的文化情绪表现，恰能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迹象。

作者甚至感慨道：“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运动，侵犯了宗教领地，并把权威中心从神圣移向亵渎。”（P132）对于人们的信仰危机，作为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来说，他主张适合保留传统宗教中某些至今仍有意义的内容。本人认为，这点在我国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总之，作者试图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断裂，造成了全面的紧张，不仅包括个人，就连社会也可能难以对付。本人十分赞同作者关于现代主义的论述，作者关于现代主义及其所带来的影响的独到见解，即便多是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如今的中国，它也能解释正在盛行的民众的自私行为，心理的冷漠和腐败现象等等，它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因为在我国，也出现了多方面的矛盾和危机，这些危机如若不能及时发现、解决，便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因此，我们要给予重视，认真对待各类问题。

五、贝尔的“公众家庭”崇拜

如前所述，西方社会仍然离不开宗教，或类似宗教的所谓“崇拜”。贝尔认为，已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崇拜”是较为合适的。再加上现实世界中的领域断

裂，贝尔为后工业社会设计出一种他称之为“公众家庭”新宗教理论的广义文化崇拜。从本质上看，公众家庭的主张是基于对社会中合法事物的再次陈述需要，公众家庭的思想就在政治领域内为替社会找到社会凝聚力作出努力。虽然，清楚“公众家庭”的新宗教理论不一定管用，但也能表达出作者的这样一种心情：希望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

当然，贝尔先生在阐释他的公众家庭理论时，显然没忘记要统一他的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护主义。如他所述，他在政治上持康德定义的那种自由主义观点，即以个人作为政治体制的基本单位，并严格区分公众与私人之间的界限，以保障每个人的政治权利与其私生活都各有所得。在经济上，贝尔的社会主义倾向体现在他坚持给每个公民以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社会最低限度”配给，并反对富人将其财产转换成其他领域内过分特权或控制因素。而他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则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推崇权威原理和合理鉴定，要求恢复文化本身的丰富意义和持久价值。因此，著作保持着立场的既连贯又统一。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集中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当代西方社会中内部结构脱节和断裂的问题。实际上，贝尔先生主张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公正观三者结合起来。从贝尔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新保守主义是典型的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冲突、协调的产物。可以看出贝尔的阶级倾向是十分显然的，其实，在他看来，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很多问题，但仍然对资本主义社会恢复其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充满希望。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本著作如此之精深，需要读者细细品味，当然，必会收获颇丰。它使本人对二十世纪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史有了一定了解，也让我明白了多维角度分析问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