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之选择_许钧

2002年第1期外国语总第137期No.1, January 2002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General Serial No.137

62 文章编号：1004-5139（2002）01-0062-08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论翻译之选择　

许钧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210093）

摘 要：本文试图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结合翻译所承担的使命，对翻译整个过程中的选择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文章指出，翻译的选择问题，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无论是“译什么”，还是“怎么译”，都涉及到译者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决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自由选择，它要受到诸如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因素的限制。　

关键词：翻译；选择；文化　

The Choice in Translation

XU J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oice in translation from both the overall view and specific aspects while also taking the mission of translation into accoun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hoice in translation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Both “what to translate” and “how to translate” relate to the translator’s choice. However, such choice is not merely a personal decision of the translator. It is restricted by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history, society, cultur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Key words: translation; choice; culture

引言

法国哲学家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探讨写作问题时，曾这样写道：“一旦人们知道想写什么了，剩下的事情是决定怎么写。往往这两项选择合而为一，但是在好的作者那里，从来都是先选择写什么，然后才考虑怎么写。”[1: 84]在萨特看来，如果说选择写什么与选择怎么写都是一个作家必然面对的问题的话，那么对一个好的作家来说，选择写什么是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这是萨特介入主义文学的一个原则。就翻译与创作的根本任务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萨特就创作所谈的这一介入原则，同样适合于翻译。在本文中，我们试图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结合翻译所承担的使命，对翻译整个过程中的选择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当代翻译研究的许多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翻译作为一项人类跨文化交流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语言转换，也不仅仅是译

者的个人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诸如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因素的限制。翻译既然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那自然就会提出“为什么翻译”这一问题。这一点，恰与萨特讨论“什么是文学”时提出“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不谋而合。翻译因语言障碍存在导致无法沟通而成为一种必需，同时，为克服语言障碍而达到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便成为翻译之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劳伦斯?韦努蒂所言，翻译是在致力于转述一个异域文本，以达到理解与交流之目的。在他看来，这样一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种归化的倾向和各种形式的选择与策略：“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它首先体现在对拟翻译的异域文本的选择上，通常就是排斥与本土特定利益不相符的其他文本。接着它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在此，选择某些本土价值总是意味着对其他价值的排斥。再接下来，翻译的文本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被出版、评论、阅读和教授，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影响，这些使用形式使问题进一步地复杂化。”[2: 359]显而易见，韦努蒂在此是在用一种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对翻译活动进行分析。他的目的在于，“检查翻译在特定文化里的地位和实践，探讨翻译外语文本的选择和翻译言说策略，并研究哪些文本、策略和译文是被奉为典范的，哪些是被挤到边缘去的，它们又是为哪些社群服务的。”[3: 248]倘若细究韦努蒂的初衷，我们也许会进一步追踪到他对传统的翻译观的质疑与批判。这不是本文的目的。从他上面的论述中，我们仅仅想指出以下几个明显的观点：一是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我们研究翻译，必须要关注翻译在特定文化里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整个翻译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的过程中，无不是某种语言与文化立场的选择与确定，换言之，选择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三是译者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制定是紧密相联的，而这两者又受到本土文化价值观的限制。

若考察中国翻译史，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在历史大变革时期，较之“怎么翻译”，“翻译什么”是首要的问题。韦努蒂所说的“对拟翻译的异语文本的选择”，是译事的头等要义。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梁启超早在19世纪末，就在《变法通义》中专辟一章，详论翻译，把译书提高到“强国第一义”的地位。而就译书本身，他明确指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善能译之才。”[4: 227]梁启超所言“择当译之本”，便是“译什么书”的问题。他把“择当译之本”列为译书三义之首义，可以说是抓住了译事之根本。选择什么样的书来翻译，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在此我们不妨作一简要分析。

首先，“择当译之本”，取决于翻译的目的或动机。仍以上文提及的梁启超为例，他把翻译当作强国之道，目的在于推行维新变法。在他看来，以前的国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的大都是兵学著作，这无助于解决中国的强国大事。他认为，要强国，当务之急要多译“西方法律、政治、历史、教育、农学、矿学、工艺、商务、学术名著和年鉴等书”。[4: 227]在他的倡导之下，一批批外国社会科学著作先后被介绍到了中国。显而易见，梁启超的选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翻译选择。推行维新变法，改造旧中国的明确目的是其“择当译之本”的出发点。

清末民初时期，出现了文学翻译的高潮，而“政治小说”更是风靡一时。梁启超虽大力倡导翻译社科著作，维新救国梦并没有因此实现，转而对小说的作用抱有幻想，希望借助小说“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来达到改良社会与政治、实现社会革命的目的。国内和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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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翻译学者对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高潮形成的原因，已有不少探讨，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文学翻译高潮”源于梁启超等人对小说“社会功能”的特别认识。梁启超所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对此有明确的论述。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王宏志先生认为：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实际上是要革掉传统小说的命”，因为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传统小说一无可取，“地位低微，著者多为市井俗夫，内容方面只知诲盗诲淫，更是‘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相对而言，西洋小说却是文学的正宗，著者皆为硕儒道人，写的都是政治议论，与政体民志息息相关，对国家政界的进步极有裨益。在此情形下，译印域外小说，便是小说革命的第一步，也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了。”[5: 3-4]在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大盛之原因的探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译的目的与翻译的选择之间的联系是再紧密不过了。

在最近几年的研究工作中，在对文学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时，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了“择当译之本”这一问题。在对卓有成就的老一辈翻译家的译事与译论的探讨与梳理中，我们发现，对他们来说，选择翻译对象，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但这种选择，决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它除了上文所谈到的原因之外，还要受到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限制。

在解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有一个明确的宗旨，叫做“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苏联和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受到特别的重视。在那个时期，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主要根据“政治”和“艺术”这两个标准，而在这两者中，政治是首位的。对许多翻译家来说，选择怎样的作品加以翻译，政治和思想因素往往是首先要考虑的。草婴先生先后花了20年时间，向中国读者系统地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说他之所以选择托尔斯泰，首先是因为托尔斯泰有着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其次是由于托尔斯泰作品的艺术魅力。叶君健先生翻译安徒生，是因为安徒生在他的作品中，“以满腔的热情表达他对人间的关怀，对人的尊严的重视，对人类进步的颂扬。”[6: 201]屠岸先生既是著名的翻译家，也是一位具有丰富出版经验的管理者。他在谈到影响翻译的选择因素时说：“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与处理有很大影响，这是事实。50年代中苏‘蜜月’时期，也是俄苏作品译本出版的黄金时代。当年欧美古典文学作品占一席之地，是由于我国文艺政策中有‘洋为中用’一条，同时，也可说借了‘老大哥’的光。苏联诗人马尔夏克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俄译，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全部登载在《真理报》第一版上，战后出单行本，又获得斯大林奖金。所以我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出版不会受到阻碍。”[7: 209]方平先生有感于政治因素对翻译所起的负面影响，谈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偷偷摸摸做翻译时的情况：“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像《红与黑》、《高老头》、《复活》这样的世界文学名著都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莎士比亚在当时的命运还算好些，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称赏过，打狗看主人的面，不便抓出来示众。那个时候，除了古巴、越南、阿尔巴尼亚的作品外，外国文学都批倒批臭了；你却还在私下搞翻译，这不是在贩卖封资修的黑货吗？罪名不下今天的私贩大麻、海洛因。那时候我翻译过莎士比亚的悲剧，只能偷偷摸摸，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就像封建社会中的小媳妇，夜半偷偷出去与自己以前的情人幽会，在那种紧张的心态下，可想而知，既没有谈爱情，也绝对搞不好翻译。当时的意识形态在我的外国文学评论中留下了较鲜明的烙印。现在回过头来重读发表在揪出‘四人帮’后的一些评论，可清楚地看到，处在当时排山倒海的政治斗争的形势中，我还没有完全被异化；良知还没完全丧失，可是在思想上却被压弯了腰，我私下写了些当时绝无发表可能的论文，自以为试图谈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不自觉地按照既定的政治调子、既定的模式，用当时那一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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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语言，当做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多么地可悲啊！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它用火和剑，强制你按照它的政治调子去思想，彻底剥夺了属于你个人的思维空间。”[8: 203]

改革开放，迎来了我国文学翻译的春天，老一辈翻译家们更是焕发了巨大的翻译热情。他们求真求美，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审美价值和艺术性。萧乾先生在选择作品时，特别强调必须“喜爱它”：“只是译的必须是我喜爱的，而我一向对讽刺文字有偏爱，觉得过瘾，有棱角，这只是我个人选择上的倾向。”“由于业务关系，我做过一些并不喜欢的翻译——如搞对外宣传时；但是我认为好的翻译，译者必须喜欢——甚至爱上了原作，再动笔，才能出好成品。”“从菲尔丁到里柯克，我译的大都是笔调俏皮，讽刺尖锐，有时近乎笑骂文章，这同我以‘塔塔木林’为笔名所写的倾向是近似的。”[9: 210]日本文学翻译家文洁若有着自己明确的选择标准，她说：“我喜欢选择那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来译。例如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就给人以美感享受——语言美，情调美。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的《高野圣僧》，芥川龙之介的《海市蜃楼》和《桔子》以及80年代去世的女作家有吉佐和子的短篇《地歌》和《黑衣》，至今健在的水上勉的散文《京都四季》，大都是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表现力见称，表达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审美情趣。对日本作品我还有个标准或原则：着重翻译那些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作品，其中包括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的《架着双拐的人》和三浦绫子的《绿色荆棘》。”[9: 210]在新的历史时期，屠岸先生也有自己的标准：“我选择作品进行翻译，有自己的标准：一是在文学史上（或在现代、当代舆论上）有定评的第一流诗歌作品；二，同时又是我自己特别喜爱的，能打动我心灵的作品。选择第一流作品，是为了要把最好的外国诗歌介绍给中国读者，把外国的‘真善美’输送到中国来；选择我喜爱的、能打动我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我才能译好。对生命力不能持久的畅销书，我不感兴趣。作为出版社负责人，考虑选题就应当更全面，视野更广阔。对入选原著的语种、原作者的国别，要扩大；时代的跨度，要延长。出版社推出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要从改革开放的角度着眼，从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角度着眼，从不同爱好、不同层次的广大读者的要求的角度着眼。作为文学出版社，应当出第一流的、古典的和现当代的外国文学作品，作品的文学性是第一选择标准。但有些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其文学价值或许还没有定评，但对读者具有认识价值，也可列入选题。”[7: 208]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不仅仅是译者本人的事，出版社在某种意义上，掌握着取舍的决定权，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因素往往左右着出版社对一部作品的选择。我们现在常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了最为重要的标准。老一辈翻译家们在选择作品翻译时，虽然受着一些无法左右的因素影响，但他们的一些观点和选择标准对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是有着启迪意义的。

二

上文所探讨的，主要涉及翻译选择的宏观及外部的因素。但如我们在文章一开始所指出的，翻译之选择体现在译事的整个过程。选择怎样的作品加以介绍与翻译，这是一种根本的选择，但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翻译的选择不仅仅只体现在对“当译之本”的选择上，它还涉及到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

当一个译者协调了各种限制或制约翻译之选择的外部的宏观的因素，选准了一部作品开始翻译时，他马上就会面临一个文化立场的选择。在《尊重、交流与沟通——多元语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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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译》①中，笔者着重指出，每一个有使命感的译者，都会在翻译一部作品时明确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而这一立场的确立，无疑直接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心态和翻译方法。在近几年的翻译研究和讨论中，经常涉及到“归化”与“异化”的问题。所谓“归化”与“异化”，实际上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译者作为跨越两种文化的使者，他所面临的，有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面对这两种文化，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译者至少可采取三种文化立场：一是站在出发语文化的立场上，二是站在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三是站在沟通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第一种文化立场往往导致所谓“异化”的翻译方法；第二种立场则可能使译者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而第三种立场则极力避免采取极端化的“异化”与“归化”的方法，试图以“交流与沟通”为翻译的根本宗旨，寻找一套有利于不同文化沟通的翻译原则与方法。劳伦斯?韦努蒂曾以日本小说的英译以及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英译来考察译者所采取的文化立场与“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的确立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受多种因素决定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对异域语言与文化的态度与理解，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认识与立场，是决定翻译方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而对异域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制定，反过来又影响着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翻译以巨大的力量构建着对异域文化的再现。对异域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制定，能为异域文学建立起独特的本土典律。这些本土典律遵从的是本土习见中的美学标准，因而展现出来的种种排斥与接纳、中心与边缘，都是与异域语言里的潮流相背离的。本土对拟译文本的选择，使这些文本脱离了赋予它们以意义的异域文学传统，往往便使异域文学被非历史

①该文为笔者提交给“多元之美：国际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

（2001年4月7日至10日于北京大学）的论文。化，而异域文本通常被改写以符合本土文学中当下的主流风格和主题。这些影响有可能上升到民族的意义层面：翻译能够制造出异国他乡的固定形象，这些定式反映的是本土的政治与文化价值，从而把那些看上去无助于解决本土关怀的争论与分歧排斥出去。翻译有助于塑造本土对待异域国度的态度、对特定族裔、种族和国家或尊重或蔑视，能够孕育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或基于我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或爱国主义之上的尊重或者仇恨。”[2: 359-360]韦努蒂的论述中所提出的观点，可由中外翻译史上的许多例子加以印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译者本人的文化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制定。从这个角度看，对翻译的许多技的层面的探讨，不能忽视政治、文化层面的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在我国翻译史上，远的不说，近的有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赵景深之间关于翻译的论战，看上去是翻译方法与技巧之争，实际是表明了各自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政治立场。孙歌曾指出：鲁迅在与新月派文人的论战中，“坚持了他‘硬译’的立场，从此把翻译的问题转向了文学和文化重构的政治性问题。”[2: 28]鲁迅在谈及《死魂灵》的翻译时说：“在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鲁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十分明确，他认为翻译的目的，不但移情，而且要益智，因此翻译必须保持原文的异国情调，对原文“不主张削鼻剜眼”。[10: 301]鲁迅的立场是分明的，翻译要尽可能保存洋气，采取的方法是“在有些地方，宁可译得不顺口”。这种翻译方法，若仅仅从技的层面去探讨，有可能会得出反面的评价，乃至给予彻底的否定。但我们若从鲁迅的文化立场出发去加以探究，恐怕会得出不同的评价。鲁迅的“硬译”或“不顺”，只是一种翻译策略，他所要达到的是改造中国文化的目的。比较文学界学者乐黛云在探讨“异”的问题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关于‘异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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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研究也往往决定于研究者自身及其所在国的处境和条件。当所在国比较强大，研究者对自己的处境较为自满自足的时候，他们在‘异域’寻求的往往是与自身相同的东西，以证实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或原则的正确性和普遍性，也就是将‘异域’的一切纳入‘本地’的意识形态。当所在国暴露出诸多矛盾，研究者本身也有许多不满时，他们就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域’，把‘异域’构造为自己的乌托邦。如果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联成一道光谱，那么，可以说所有的‘异域’和‘他者’的研究都存在于这一光谱的某一层面。”[11: 2]乐黛云的这段话，涉及了“异域”与“本土”，“他者”与“自我”的关系问题，在本质上是“同”与“异”之间的一种文化层面的相互影响问题。以她的观点来分析鲁迅在翻译问题上表现出的文化立场和对“异域”的态度，恐怕是有偏差的，因为鲁迅有着极其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文化重构的目的。但是，用乐黛云的观点来观照我国近当代翻译史上的许多与文化立场相关的现象，却有着重大的启迪意义。关于“归化”与“异化”的讨论，至少可以使我们从翻译的技的层面，即方法技巧的层面走出来，将翻译方法的选择置于文化立场的表达及文化重构的高度去加以审视与探讨。

三

从“当译之本”的选择到翻译方法的确定，这只是广义的翻译过程中的第一步。在严格的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的选择更多的是表现在“翻译什么”，即对“文本意义”的传达环节上。

奈达认为，翻译即译义。从文本翻译的整个过程看，我们不可否认“译义”是翻译任务的具体体现。然而，无论从纯语言学的观点看，还是从文学角度看，或是从文化层面上看，文本是一个非确定性的意义开放系统。对于意义，尤其是一个文本的意义，至今在理论上还未达成统一的认识，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或理论家对何为意义，何为文本的意义存在着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与文本意义相关的，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三种意图存在的可能性，如以读者为中心的诠释理论试图发现的“作者意图”，试图“将本人锤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的“诠释者意图”以及埃科认为客观存在的“本文的意图”。[12: 28-30]对于文本的意义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意图，我们在此难以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但下面的论述对我们的讨论具有启迪意义：

“文学作品是极特殊的语义系统，其目的是赋予世界以‘意义’，但不是‘一种意义’。一件文学作品，至少是批评家通常考虑的那种作品，既非始终毫无意义（玄妙或‘空灵’），也非始终一目了然。那意义可说是悬浮的；它把自己作为某种意味的公开系统提供给读者，但这有意味的客体却躲避着读者的把握。这样一种意义中先天的失意或迷惑，说明了一件文学作品何以有如此的力量，来提出关于世界的问题，却不提供任何答案（杰作从不‘专断’）；它也说明了一部作品何以能被无限地重新解释。”[13: 452]

对于翻译而言，这段话有着多重的启示：一是译者需要翻译的文本的意义不是完全澄明的，也不是凝固不变的“一种意义”；二是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悬浮的，既躲避着译者—读者的把握，但同时有着被“无限地重新解释”的可能性；三是作者、文本与读者（也就是译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关系，这是文本意义得以理解的先决条件。周宪教授曾对话语的意义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意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的东西，而导致意义呈现出来的根本环节便是主体间的对话与问答。确切地说，意义是在作家经由文本为中介的与读者的对话过程中形成的。用美学的术语来描述，这个过程是从主体的对象化（由作家写出文本）再到对象的主体化（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构成的。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把意义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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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样态：作家在话语中发送的某种意义——文本构成中话语的潜在意义——读者解读时发现的意义。这三种意义并非完全同一，作者想写的东西不等于实际已写出的东西，而已写出的东西作为一种作者‘不在场’的客观物，又使人们在其中理解到不同的东西。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话语的意义，正是由这三种有差异的意义复合体构成的。”[14: 132]根据周宪的观点，意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的东西，而主体间的对话与问答是导致意义呈现出来的根本环节。这一观点对于翻译的阐释活动具有很积极的指导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翻译活动中，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与阐释的过程，是充分发挥翻译主体性的过程，也是译者与原作者的对话过程。然而，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是第一步。如果说在这一阶段，译者的任务是尽可能去挖掘与领悟文本所包含的各种意义的话，那么，在翻译的再表达阶段，由于语言、文化等差异的存在，译者则不得不面对意义的再表达的种种选择。

在文本意义的传达环节，译者所面对的选择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文本的形式意义、文本的言外之义以及文本的文化意义、联想意义等等的传达，都有“译”与“不译”的选择。面对一个多义的文本，译者更需解决如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形式与内容等各个方面的协调。而这种协调，不得不作出某种取舍或牺牲，其中的得与失，既有语言转换和文化播迁中难以解决的困难所构成的客观原因，也有译者面对两种文化所作出的文化意义上的选择，以及个人审美情趣及文学素养所左右的，或多或少主动作出的某种取舍与选择，这方面，自然要归结于译者主观的因素。纳博科夫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英译本的长篇序言中，曾对译者面对文本意义的传达所进行的选择作过具体的分析，其中有的观点是值得我们思考与关注的。[15: 257-260]

就翻译的操作层面而言，翻译的选择更是显得具体而细微。如句式的选择，语气的选择，情感意义的选择，词汇色彩的选择，可以说，大到句式，小到词字，乃至一个标点，都有可能需要译者在对各种因素的权衡中，在“译与不译的尴尬处境中，在异同与得失之间”，作出积极的选择。[16: 4]孙致礼教授藉其丰富的文学翻译经验，对文学翻译中所出现的矛盾作过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从十个方面论述了译者所必然面对的主要矛盾，并以辩证法为指导，对译者的选择指出了可借鉴的方法，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7: 13-24]

结语

从上文的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选择问题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无论是“译什么”，还是“怎么译”，都涉及到译者的选择。通过对翻译选择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相对于“怎么译”，“译什么”更需要我们去进行研究与探讨。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深入发展，我们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三个翻译高潮，各种各样的书籍被大规模地引入我国，对我国的科技、经济、文化建设事业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的翻译实践中，无论是对“当译之本”的选择，对文本意义的传递，还是对翻译方法的采用，都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但愿本文的粗浅探讨，能引起同行对有关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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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重点基金项目”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01—04—25

作者简介：许 钧（1954—），男，浙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法国文学。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

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xxii+8+143页)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usan Bass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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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xvi+8+235页)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

Basil Hatim 14.50 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vi+8+154页)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Chritiane Nord 10.00 语用学与翻译(viii+8+242页)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 Leo Hickey(ed.) 14.50 翻译问题探讨(xiv+8+200页)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Peter Newmark 12.60 翻译学：问题与方法(ii+8+292页)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Wolfram Wilss 16.60 翻译教程(xii+8+292页)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Peter Newmark 17.20 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与其他著作不同，此书系奈达新作，外教社初版。）

Eugene A. Nida

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Basil Hatim &

Ian Mason 15.60

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George Steiner 30.00 描述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Gideon Toury 18.00

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Mary

Snell-Hornby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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