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理论

在传播学界，许多学者认为“框架”并不是一个发育完全的理论范式（Scheufele,1997），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相当模糊的、充满矛盾的概念，在新世纪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

框架理论起源于两方面的研究：首先是社会学方面，Heider的归因理论和Goffman的框架分析认为，世界纷繁复杂，个体为了洞悉事物的因果关系，往往采用“主体框架”来认知世界。用Goffman（1974）的话来说，框架作为一种认知的结构，帮助个体去“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周遭的环境和信息。另一个方面是认知心理学，Sherif的参照框架理论和Kahneman、Tversky的预期理论认为，个体的判断和认知是在一个参考框架下进行的，而框架则是一套控制感性认识、逻辑评价或社会行为的标准、信仰或预期。这两种起源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框架是“心灵的内在结构”，而前者则认为框架是“建构话语所使用的策略”（Pan & Kosicki，1993）。

框架理论与传播学结合起来，强调框架就是选择事实的某些方面，使被选择的部分在传播文本（电视节目、新闻报道等）中更为显著（Entman，1993）。也就是说，框架按照某种特定的规范和惯例，简化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有选择地迅速将其整合到新闻报道中，这个框架隐含在采写、编辑、组织等过程——当然，这是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框架理论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新闻生产角度，研究媒体框架如何被建构；其次是从媒体内容的角度来考察媒体框架是什么；最后是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受众如何接受和处理信息，即受众框架（陈阳，2007）。如何和框架理论的两个起源联系起来，我们不难看出，前两个角度（新闻生产角度和媒体内容角度）是与社会学联系起来的，该方面研究往往站在一个批判的立场，比较典型的就是讨论新闻生产与权力的关系、媒体内容与社会偏见的关系；而效果研究的角度则与心理学结合，则往往处于相对保守的立场，关注的是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基于研究选题的需要，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媒体内容这个方面，也就是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新闻文本的研究。框架是新闻报道的“中心思想，为新闻事件赋予意义”（Gamson，1987）。正如前面提到的，框架就是对新闻事件的选择、强调或排除，是某些信息在新闻文本中更加突出，从而影响受众对世界的感知，乃至态度。建构框架常采用的方法包括选择和重组——选择就是一种“边界”，就像李普曼所说，新闻就像是探照灯射出的光束，光束之外的社会事实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框架确定了某种边界，边界之内的事实被强调，边界之外的事实则被“无视”。重组是建构框架另一种方法，它通过从新排列新闻素材的报道顺序并赋予新的含义，从而形成一套解释社会现象的内在结构或角度。但无论是采用选择还是重组，框架都是通过符号和修辞而建立起来的。因而，我们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在新闻文本中构成特定框架的符号和修辞。

McCombs等人（1997）认为，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关系密切，是“议程设置的第二个层面”。该看法正确与否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但他们提出来的frame building和frame setting两个概念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广泛认同。用这两个概念，结合Entman（1993）提出的四种框架类型①Problem definition②Causal interpretation③Moral uation④Treatment recommendation, Zhou & Moy(2007建立了一个适用于对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关于“宝马案”的新闻报道和网络民意的内容分析研究）的模型：

这个模型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还必须根据选题的需要进行修改。从框架类型的方面来说，有学者在对美国和欧洲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后提出了五种新闻框架类型（Semetko & Valkenburg，2000）——①Conflict frame②Human interest frame③Economic consequences frame④Morality

frame⑤Responsibility frame。结合上述模型和这个五种新闻框架类型，根据将要进行的、具体对新闻文本的内容分析，建立一种适用于该研究的模型，是我们下一步的讨论、工作的方向和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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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高芳，（2008），《简析框架理论》，《理论视野》；

9. 陈阳，（2007），《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国际新闻界》。

框架理论——新闻框架传播学补考一名词解释另补考过了 66

2010-06-01 17:14

框架理论（Framing Theory）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 , 1955），由高夫曼（Goffman , 1974）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高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他同时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关于框架如何而来，高夫曼认为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

加姆桑（Gammson）在高夫曼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这里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作为动词，是界限外部事实，并心理再造真实的框架过程；作为名词，就是形成了的框架（臧国仁，1999）。对于作为动词的框架，学者们对于它的具体机制作了许多的研究，并且有不同的说法，如基特林（Gitlin , 1980）认为是选择、强调和排除，恩特曼（Eentman）指出是选择与凸选，而台湾的钟蔚文与藏国仁认为是选择与重组等。中国学者潘忠党认为，框架的分析，“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研究领域”。对于新闻媒体的框架研究，学者们基本上是源自高夫曼的思想。坦克德（Tankard ,1991）认为框架是新闻的中心思想。恩特曼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在对新闻框架的形成因素的研究中，伍（Woo, 1994）等认为，框架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的结果。

框架分析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受到国内外传播学者的重视并且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应用。黄旦教授在《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一书中，对框架理论分析到，从框架分析角度，新闻生产本省就是一种社会性生产。在这样的一种生产过程，新闻首要的是一种社会制度。首先，新闻是对新闻消费者制作能够得到的信息的一种制作化方法。消费者购买报纸是为了他

或她要阅读喜剧或桥牌专栏，了解天气预报，寻找正在放映的电影，或阅读关于洪水、水灾或社会动乱的报道。其次，新闻是合法机构的同盟。国务卿可以在新闻媒介中发表自己的观点，普通的男男女女就不能这样使用媒介，一般市民也不能像合法政治家和机构所拥有的那种权力，把自己对新闻的反应变成公共政策和计划。最后，新闻是在组织机构中工作的专业从业者所发现、搜集并传送的。这样，新闻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制度化过程可遵循制度化操作的新闻从业者的产品。这些在操作必然包括和那些按惯例新闻要予以报道的机构合作。

理论假设

框架理论的理论假设来自两方面的研究，宏观层面的社会学和微观层面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

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特定的诠释框架来理解日常生活。通过对于社会角色、社会情境的诠释，使人们能够了解特定行动场景中自己应有的交往行为和表现，从而协调与他人的行为，使日程生活井然有序。框架就是指在某个特定时间用来理解社会境遇的一套特定期望。这是所谓的象征互动视角。

心理层面的研究认为框架是个体处理信息和建构信息的方法。人们倾向于按照自己的认知框架去体验现实，并根据这种框架采取行动，从而建构现实。这就是预期理论。

框架理论并不是一个发育完全的理论范式，可以说，它从属于话语分析的范畴。新闻媒介框架是在戈夫曼的象征互动视角和心理学层面的预期理论视角的基础上得来的。新闻媒介框架由瑟尔斯提出，他认为新闻媒介倾向于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构造议题。

定义

框架可以界定为采取一种集中的组织思路，通过选择、强调、排除、增加和精心处理等方式，通过标题、导语、引文和重要段落的体现，对新闻内容做出报道的做法。如对恐怖主义的报道。

理论运用

新闻框架影响了受众如何想，影响受众如何处理和储存信息，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到事实的某些方面，从而使其忽略其他方面。长期的狭隘的程式化的报道难免会产生刻板印象，框限了受众的主观认知世界的活动，忽略了框架外的世界。

但受众也是根据自己的认知结构对事件进行主观解释，并建构社会现实的。因此，在社会现实的建构中，存在着新闻工作者的框架和受众个体的框架，两者之间不一定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

作者：张洪忠

关键词：议程设置框架理论关系┊阅读：2988次┊

摘要：目前，对于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的关系，学者们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另一种认为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是两种理论体系，否定二者合流的观点。本文通过对两种理论发展的回顾，认为：二者在理论层面上是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但在具体的方法层面上互为他山之石。

关键词：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1）10----0088----04

1972年，麦库姆斯（McCombs）和肖（Shaw）在民意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证实了此前科恩（Cohen）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猜想的成立。议程设置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作为大众传播学经验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麦库姆斯等学者在最近几年开始思考：究竟是谁影响了媒介议程的设置？这一关注重心的转移，就把这一理论放到了社会大环境中，而这已超出了经验主义研究的方法范围。于是，议程设置研究的学者们开始寻求新的外延拓展点——框架理论（frame theory）。

在议程设置理论得到证实的稍后时间，高夫曼（Goffman,1974）出版了《框架分析》一书而广受重视，一些社会学者并以此来进行大众传媒的研究。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框架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的结果。在近十年，框架论开始为传播学者所运用。目前，对于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的关系，学者们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另一种认为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是两种理论体系，否定二者合流的观点。本文通过对两种理论发展的回顾，认为：二者在理论层面上是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但在具体的方法层面上互为他山之石。

一、两种理论发展的回顾

议程设置理论科恩（Cohen,1963）认为：报纸或评论不能让读者怎样想，但在让读者想什么上很有效果。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最直接来源。这一假设的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媒介议程影响受众议程；其次，又从有限效果论回到强效果论，但与早期“魔弹论”等强效果论强调的态度的转变不同，这一假设强调的是对认知的影响。对于经验主义学者来说，科恩的这一假设有了方法层面的意义，即可以进行媒介内容分析与受众认知的调查，检验二者是否有因果关系，就可以确定假设是否成立。

在假设内涵的发展上，首先是要证实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相关。

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以美国总统大选为题进行了早期的量化研究。研究分两部分，一部分对新闻媒介（五家报纸、二家新闻杂志、二家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进行内容分析，把选举主题分为三大类，看哪一类比例最高。另一部分是问卷调查法，抽样询问当地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调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选举主题。最后，把内容分析与问卷调查的结果对比，发现媒介议题与选民议题非常一致。

以上的研究有一个缺憾，即因果方向问题。虽然证实了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相关，但不能确定是谁影响谁。如果是公众议程影响媒介议程，则假设就不成立。

麦库姆斯和肖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在1972年美国的大选期间，在卡洛特（Charlotte）进行了一次小样本的追踪访问，他们分别在当年的六月和十月访问选民，调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议题。在同一时间，对当地报纸和ABC、NBC电视的晚间新闻进行了两次内容分析，计算出了六月和十月的媒介议程，然后进行前后相关交叉分析，研究结果是媒介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即议程流向是：媒介议程→公众议程。

接着，学者们对媒介议程→公众议程这一范式中的中介因素进行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如肖（1977）和温特（Winter，1981）都把议程设置过程中影响效果的因素分为两部分：媒介和受众。在媒介方面有：媒介的类型、新闻工作人员的价值观、报道时间的长短等；在受众方面有：受众本人的兴趣、爱好、人际交流等因素。许多研究者针对这些影响因素，具体地进行了研究。如，波姆格林等（Palmgreen & Charke , 1977）发现全国议题比地方议题较具议程设置效果，麦库姆斯和肖（1977）发现人际交流的增多，会减低议程设置的效果等。这一范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时程问题，即从媒介议程→公众议程，需要花多长时间。对这一问题，不同的

研究有不同的结果。如麦库姆斯等（1981）的研究显示二到六个月，温特和艾亚尔（Eyal , 1980）的研究认为四到六个月的时间是最适宜的效果时程。另外，在内涵上的研究还有议程建立步骤、定向需求等。

在假设外延的发展上，研究又回到命题本身：是谁设置了媒介议程，并对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因果关系再作思考。魏斯理（Westley）认为：压力团体或特别利益团体能促使一个问题成为媒介议程，冯克豪斯提出了受传媒注意力多少的五种运作方式，还有媒介议程之间的比较研究等。

框架理论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 , 1955），由高夫曼（Goffman , 1974）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高夫曼是戏剧主义理论中的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家，他用戏剧性的比喻来分析人的行为（斯蒂文·小约翰，1999）。高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对于信息传播活动的研究，高夫曼也是放在框架分析的背景中进行的。

高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那么框架是如何来的呢？高夫曼认为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

加姆桑（Gammson）进一步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这里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作为动词，是界限外部事实，并心理再造真实的框架过程；作为名词，就是形成了的框架（藏国仁，1999）。对于作为动词的框架，学者们对于它的具体机制作了许多的研究，并且有不同的说法，如基特林（Gitlim , 1980）认为是选择、强调和排除，恩特曼（Eentman）指出是选择与凸选，台湾的钟蔚文与藏国仁认为是选择与重组等。

对于新闻媒体的框架研究，学者们基本上是源自高夫曼的思想。坦克德（Tankard ,1991）认为框架是新闻的中心思想。恩特曼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在对新闻框架的形成因素的研究中，伍（Woo, 1994）等认为，框架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的结果。

二、两种独立的理论体系

两种观点从前面理论发展的回顾可知，议程设置理论内涵上的发展在定量研究上达到了一个很精致的地步，对各个方面都给予一种可测量的形式。但媒介和受众环境是错综复杂的，不是完全可控制的。所以，发展到后来，却又从终点回到起点：重新审视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更进一步，从更大范围来看是谁设置了媒介议程，以及媒介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这一外延的拓展，研究的对象就处于一种多因素互动的系统之中，经验主义的量化方法显然有其局限性。而框架理论认为新闻是符号系统内符号间互动的结果，相应的研究方法无疑正好是议程设置研究者的目光所寻求的。所以，他们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延伸。

麦库姆斯（1996）就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新理论领域”，他认为议程设置理论包含有两种框架内涵：第一面向是媒介强调的议题与公众对此议题重要性的认知显著相关；第二面向是媒介强调的议题的属性（或思考角度）影响受众的选择。一些研究发现，将议题以特殊的角度来报道，对受众的设置效果较强。戈莱姆 (Ghanem, 1997认为，新闻是以故事的形式出现，对故事怎么报道，这就涉及到框架，框架的功能就在于为受众提供思考这些新闻故事的特殊角度。

而框架研究的学者却不同意这种合流的观点，他们更多地从两种理论的方法论所对应的研究范围来区别。如潘(Pan, 1997 等认为框架不应被视为是议程设置论中的次领域或新项目。框架着重的是语言结构的互相影响，是言说活动概念，而议程设置强调的是效果。凯普勒(Cappella ,1997等认为，议程设置着重研究的是议程被媒体处理的频数，而框架研究所关心的是议题如何被处理。

两种理论的区别以上的两种观点，由于各自切入的角度和层面不一样，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认为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延伸的学者，其实只是把框架论的具体方法引用到对媒介议程的研究；而反对合流的观点，是在具体研究的侧重点上讨论。要探讨这两种理论的关系，我们应从理论的层面来进行探讨。下面从理论来源，方法论、理论焦点等方面来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在理论来源上，议程设置的基本思想来自美国的政论家李普曼（Lippman , 1922），他在《民意》一书中说：“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这是他在研究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与议程设置论研究最有直接关系的是科恩（1963）在《新闻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所提出观点（如前述）。后来麦库姆斯等的实证研究多是选举主题。我们可发现这些研究的重心在于政治学。这种特别选择政治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实践结

果去解释问题的方法，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法原则是一致的。可见议程设置论的最初来源是实用政治学的研究。

高夫曼的框架理论源自人类学家贝特森，贝特森认为心理框架是一组讯息或具有意义的行动，高夫曼引用过来认为框架代表了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其次，高夫曼也借用了贝特森的心理情境的说法，认为框架乃是在特定心理情境中，由一群语言符号讯息所发展出来的经验，人们借此建立了观察事物的基础架构，用来处理和分析外在世界层出不穷的社会事件（藏国仁 ,1999）。可见，框架概念经历了从贝特森的人类学到高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再到传播学的历程。

第二、在方法论上，把两者的方法论放到技术或操作层面来进行对比分析，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最为根本的五个方面进行区别如下：（卜卫，1997）

理论议程设置论框架论

方法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

研究观点客观当事人的视角。

研究环境人工控制环境自然环境

研究策略以假设演绎为主，如麦库姆斯和肖对库恩假

设的验证等。

以归纳分析为主，如高夫曼对情景的研究。

研究类型非体验式调查、实验，参见前面研究回顾中

所提的研究

体验式观察设置，较多使用的是参与观察

法、田野法等。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

的关系排除二者互动。

接受二者互动，如魏斯曼的参与记者工作来

观察。

第三、从理论焦点上看，议程设置理论在于效果研究，正如麦库姆斯所言：议程设置理论的中心是社会公众是怎样形成舆论的。新闻媒介对形成公众意见的焦点施加的影响就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麦库姆斯，1996，顾晓方译，1997）。而框架理论在于意义的建构。即新闻是如何建构的，这进一步涉及到影响新闻建构的各种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如新闻媒体、消息来源或社会情境对新闻建构的影响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等。

合流问题以上三点区分了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但还未触及到问题的关键：两种理论的合流问题。议程设置理论中对媒介议程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对媒介议程成因的研究和对文本结构的研究。这与框架理论研究的范围一样，又引用了框架分析方法，那么它们除了合流外，还会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虽然议程设置理论引用了框架方法，但它是在议程设置理论基础上生长的，即它是带着经验主义的世界观来研究问题的。而这种哲学层面的世界观不可能因为引用了别的研究方法，就与另一种世界观融合在一起。

其次，在方法论上，议程设置理论是定量研究，框架理论是定性研究。这两种方法论在哲学层面上有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从上表可知，在操作层面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显然不可能合流。

第三，所谓的合流，只是在方法上的互相引用，不涉及理论层面。它们是在互相的碰撞中，发现自身的不足，从而自我丰富与发展，引用的方法都纳入了自己原来的体系中。

因此，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条理论是两种理论体系，有各自的发展脉络。

三、互为他山之石

虽然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在方法论上有各自的体系，在此层面上无法结合，但在具体的方法上却可以互相引用。

在文本分析中，议程设置的研究可以引用框架研究中所用的语言学、符号学等方法。前面提到的麦库姆斯等学者认为的框架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新理论领域”，其实就是这种方法的引用，这无疑很大地加深了议程设置的研究。尤其有助于对媒介议程的层次分析。

对于媒介如何设置议程，学者们提出了议程框架化（framing）。即一方面用框架的方法去挑选新闻，使内容与框架一致，进一步按框架的方式去架构新闻，具体到一个议题，架构时突出与框架一致的面向或属性。

在议程设置研究中除了引用框架方法研究媒介议程的架构外，学者们已开始探讨这种层次的媒介议程对受众认知程度的影响。如在对政治议题的研究中，弗凯尔德森(ferkildsen, 1998认为媒介的议程框架会影响大众对相关政策议题的认知程度。这种议程框架包含两个方面：内容的着眼点和再现形式。他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说的，其实也就是对框架方法的引用。在这之中，因果框架在议程设置的效果研究中运用较多。这是指媒介的议程框架不仅是设置一个中心议题，而且设置了归因关系，即议题的责任问题。如莱恩加 (lyengar, 1991认为电视新闻框架可分为片段式或主题式，片段式框架针对的是具体事件，主题式框架针对一般及抽象概念。研究结果显示，如用主题式框架，观众易将问题归因于一般的社会因素，采用片段式，观众则将责任归因于个人或团体。香港学者陈家华（1994）通过对环保新闻的议程设置研究来探讨因果框架的受众效果，他得出了受议程影响的被访者比不受议程影响的被访者更渴望解释原因，这说明对媒介议程有更深层次的需求。并且他的研究显示媒介议程必先达致一程度，始能产生框架效应。这个研究为我们今后对此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很好参考。

对受众研究，议程设置有许多地方可引用框架理论的方法与成果。如议程设置怎么样才能发生效果？当显著性的问题经传媒送给个人的头脑后，发生什么作用？是不有些暗示比其他暗示在暗示显著性上更重要？或者是经过一段时间暗示累积为一重要因素，而不管是采用什么暗示？人的头脑中是否有一评分表，以评定问题重要性的分数等等，这些是麦库姆斯（1981）提出的疑问。议程设置的受众研究，一直比较注重于受众的外化行为效果研究。而对于内在的心理机制研究较少。框架研究则可以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议程设置理论在外延上的发展是探讨媒介议程的成因，即谁在设置媒介议程？是新闻工作者、利益（控制）集团、政党、大众还是消息来源等？是单一因素还是多重因素？作用的方式？这些问题其实与新闻框架的研究范围一致。还有媒介议程对现实事件或议题的报道，是放大了还是缩小，还是成比例的？媒介议程的社会责任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在议程设置的传统的内涵研究中都不能求解答，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框架理论所研究的内容。可以引用框架理论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手段。

框架理论的研究虽然在方法论上是定性研究，但在具体研究上也适当采用量化方法。如甘斯对报纸的观察，得出了：报纸多半告诉人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而不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在观察和访谈中多以量化的方法来进行的。

塔奇曼（Tuchman）是一个框架研究学者，但他把效果放到了一个中心的地位，放到了新闻过程之中。他认为在整个新闻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如何强迫受众接受新闻框架。受众就象记者和编辑，对新闻框架有接纳和排斥，他们也参与了新闻的产生过程，并且对于框架的形成，还发挥着反制作用。这种观点与议程设置理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在具体研究手段和研究文献上，其实也可以引用议程设置在此方面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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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K.B.Jensen&（荷兰）N.W.Jankowski：《大众传播研究方法——质化取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

卜卫：《方法论的选择：定性还是定量》，《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5期

（美）麦考姆斯：《制造舆论：新闻媒介的议题设置作用》，《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5期

此文发表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期

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2002年1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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