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是150年来中华民族朝向现代化社会努力成绩斐然的一段时间，迄今已经有26年历史了。在这26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超过8%的速度持续增长，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几乎超过了过去一百年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变最为迅速的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均发生巨大变化，其变化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改革也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社会分化问题。社会分化会导致阶层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会威胁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

□李 强

摘要：本文分析了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新近变化。认为，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比较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较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而贫富差距引发社会问题是通过两个环节实现的，即“社会结构紧张”和社会公众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作者提出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比例较小。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并认为，社会利益的碎片化有助于减小社会震动、实现社会稳定。

关键词：社会结构 社会和谐 新趋势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

新趋势

此，要想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推进小康社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剖析社会分化、社会结构的现状，以及提出对策。本文就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笔者认为，社会结构之变迁有如下几方面新的趋势。

一、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

前一阶段的不少研究都已经证明，改革以来的贫富财产和收入的分化是十分迅速的。为说明近几年的变化，还是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变迁的历史。我们所采用的测量方法仍然是基尼系数的方法，即基尼系数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值，基尼系数是1的时候，表示最大的贫富差距，相当于全国财富均为一人所有，其他所国民均没有任何财富；而基尼系数是0的时候，表示，全体国民每一个人的财富都是均等的。而这两种极端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反映贫富差距的是一个大于0而小于1的数值，该数值越接近于0则表示越均等，越接近于1则贫富差距越大。我们还知道，用基尼系数测量贫富差距，测量的对象可以是财产，也可以是收入，测量财产比较复杂，测量收入简单一些，所以，我们就用测量家

庭的人均年收入来表示。我们知道，关于中国的贫富差距，可以用来作为基数比较的1979年的改革以前的数据十分稀少，相对较好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1980年对于中国经济考察后所写的报告。根据该报告，1979年，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1，城乡合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该报告还指出，当时中国最富的10%的人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为22.5%，最富的20%的人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为39.3%。如果以此为基数的话，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等的数据，1988年为0.382，根据笔者的数据，1994年为0.434，1996-1997年为0.4577。到2003年，笔者根据多项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并且与其他一些学者的数据做了比较，认为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不低于0.5的水平，这应该是不为过的，从趋势上看，还在进一步上升。而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仅从基尼系数看，中国已经朝向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的方向发展了。

以上是对于社会分化现象的数据描述。从社会现实生活看，富

人阶层与穷人阶层的现象也变得比

较突出。中国的富人在中国就业人

口中虽然比例很低，但是，中国的

特点是人口基数大，虽然是很低的

百分比，却仍然是一个人口巨大的

群体。比如，根据美林集团的《2004

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中国拥

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

为23.6万，尽管在中国16岁以上“经

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但是，

其影响能力巨大。也是根据该报告

估计，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

超过9,69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

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

另外，许多超级豪华汽车在中国的

销售量居然居全球第一或亚太区第

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富

人张扬、奢华的生活方式。西方的

富豪多数都热衷于慈善事业、捐款

等，而中国的多数富豪还没有达到

这个档次，中国的富豪很多还是以

“摆阔”的方式来消耗他们的金钱。

在中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

极端的是贫困人口。2003年贫困人

口总数为2,900万人，比2002年甚

至还增加了80万人。而且，这里测

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

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

在中国也是很低的标准。如果按照

国际标准计算，则贫困人口的数目

完全不是这个局面。按照国际标

准，极端贫困的“赤贫”的贫困线

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

般穷人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370

美元以下。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计

算，那么，中国西部12省农村的大

部分人竟会被划为贫困人口，因

为，到2003年，中国西部12省农村

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币

2,718.14元。

二、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结

构紧张”的局面比较严峻

按照上文的分析，目前中国的

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比较严峻了，那

么，它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这

也是笔者在做社会结构研究时，常

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人们还经常

问起的另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

（比如基尼系数）有没有一个临界

值或警戒线，超过了这个警戒线，

社会就会出问题？其实，早在1994

年，当分析全国调研数据，发现基

尼系数达到了0.434时，笔者就曾指

出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超过了国际

中等不平等程度”；所谓“国际中

等不平等程度”是指基尼系数维持

在0.3~0.4之间的水平；换言之，超

过0.4就是高于临界值了。如上文

所指出的，中国现在已经达到了不

低于0.5的水平，当然，可以认为

是超过警戒线了。人们自然会提出

进一步的问题：超过了又怎么样了

呢？社会真的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吗？因此，本文的这一部分就是试

图探讨贫富分化的社会后果。笔者

试图分析，贫富差距究竟是怎样引

发社会问题的？其引发的机制究竟

是什么？

笔者以为，贫富差距引发社会

矛盾的机制比较复杂，其机制具有

“间接性”。什么是直接性和间接性

呢？举个例子，近来城市的拆迁引

发了很多的社会冲突，拆迁直接侵

害了一些居住者的利益，这种引发

社会矛盾的特点具有直接性。再比如，城市化扩张中的征地，造成了很多农民失地，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其机制也具有直接的特征。而贫富差距的机制就不是这样了，贫富差距的现象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它有时候引发社会矛盾，有时候并未引发什么矛盾。即使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如果贫穷群体和富裕群体相互之间没有比较，如果没有其他因素或其他环节，两个群体也可以相安无事的。在这种情况下，固然，富人买宝马车、买888万元一辆的宾利车、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只要他没有与其他人发生矛盾，就不存在引发冲突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穷人，其收入虽然很低，如前所述，人均年收入甚至低于637元人民币，在云贵的山区确实有不少这样的群体，但是，只要还能吃饱饭、生活还能过下去，他们也并不与北京、上海、广州的某些巨富群体发生矛盾。既然是这样，那么间接的机制是怎样引发社会矛盾的呢？

笔者以为，贫富差距引发社会问题是通过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客观的“社会结构紧张”，第二个环节是人们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也可称为：“不公正感”。

以往的社会学研究证明，贫富分化之所以威胁到社会稳定，是因为，分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紧张”，而结构紧张使社会关系处于敏感状态，十分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那么，既然贫富分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什么样的分化更容易造成社会

结构紧张，什么样的分化不容易造

成社会结构紧张呢？以往的社会学

研究也证明，当贫富的分化过大的

时候，虽然富人集团和穷人群体并

没有发生直接的矛盾，但是，巨大

的差距使得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

的状态下。在社会学中，最早提出

“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概念的

是美国社会学家墨顿（R o b e r t

Merton）。墨顿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

社会结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引发

或造成社会问题。笔者使用这个概

念是想说明，经济上过大的贫富差

距，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过大

的反差，使得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失

衡的状态。换言之，不是任何一种

贫富分化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只

有当贫富差距太大了，其张力已经

形成了结构紧张的局面，这时候，

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时候，矛

盾容易激化，冲突容易发生。从这

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从

0.434发展到现在的不低于0.5的水

平，就是“结构紧张”的客观证明，

应该说是处于比较容易激化社会矛

盾的状态下。

那么，“结构紧张”是否就一

定会激化社会矛盾呢？笔者认为，

事情还不是这样简单。“结构紧张”

是一种客观结构，发生社会矛盾有

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矛盾是否出

现，还要看第二个环节，这就是“公

正失衡”。“公正失衡”说的是一种

民众的主观心态。社会学传统上有

“相对剥夺”的研究，指在与其他

更为富有的群体相比较时，个人或

群体所产生的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

的心理状态。其实，如果细究的话，

“相对剥夺”的观点有漏洞。富人

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有的

时候人们就没有相对剥夺感，有的

时候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呢？笔者

以为，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时候总是

与“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

相关联的，所以，更深层次的看法

是公正不公正的问题。在结构紧张

的客观环境下，如果很多人或社会

公众将贫富差别归因为“社会不

公”，这就是“公正失衡”的舆论环

境，在“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下，

社会矛盾自然会频繁发生。笔者以

为，中国近来发生的诸多事件的，

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正失

衡”的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宝马车在

世界各国很多，但是，因宝马车而

引发社会冲突的却并不多见。近

来，国内发生了几起宝马车引发的

冲突。先是2004年10月在哈尔滨发

生的所谓“宝马撞人案”，我们暂

且不论事情本身的事实究竟如何，

单就一点而论，该事件在网上的评

论点击率经超过了对SARS的点击

率，这确实使人惊讶，如此多的公

众对于此事情感兴趣，确实显示了

因财富失衡而引发了公众对于“财

富、权力”与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

另一件“宝马案”是最近发生的，

起因本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在某

高校内，一辆宝马车向后倒车，碰

倒了一名学生，学生并没有受什么

伤，只是要求车主道歉。如果车主

道歉了，本来就是小事一桩，成不

了什么新闻事件。但是，车主不道

歉还开车就走，后来又提出“花钱

摆平”，学生一方认为：“这些仗着

有钱或权的人，以为钱就可以摆平一切。”因而拒绝钱的条件，坚持要求对方道歉。于是，酿成了新闻事件。笔者查了一下网络上的评论，大部分都抨击金钱权力和不公正的。剖析这两起“宝马撞人案”，宝马成了权力、金钱的象征符号，所以，只要宝马欺负人的符号出现，马上引起群情激愤。这个个案印证了笔者关于“结构紧张”与“公正失衡”关系的观点。

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如，近来炒得很热的“郎咸平事件”，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认为，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出现了不公正现象，国有的企业内部人和外部人，以压低国有资产价格的方式，在内幕交易中侵吞国有资产。我们暂且不论郎教授观点的是非曲直，仅从该事件引发的全社会关注的程度、该事件争论的激烈程度看，符合了本文所说“结构紧张”的社会背景，以及笔者所说的第二个环节，很多赞成郎教授观点的人将产权改革归结为“公正失衡”，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郎教授观点的人，都是在争论，新的产权格局、财产分布的格局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

此外，当前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热点事件都可以在“结构紧张”与“公正失衡”的框架下来理解。大的问题比如，“三农”问题、官员腐败问题、社会犯罪问题等等，小的事件，比如，近来关于“机动车是否应该负全责”的争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此相关。

所以，笔者认为，近来，分层、

贫富差距的特点是，该问题已经开

始引发一些比较激烈是社会矛盾、

社会争论和社会冲突，对此，我们

要十分小心，应尽量采取缓解社会

矛盾的对策。

三、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

倾向＊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阶层结

构处于剧烈变动过程中，定型化的

特点不突出。内战、日本人的入侵、

解放战争、土改、社会主义改造、

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造成

中国各阶层出现巨大变迁，以往的

研究也证明，中国各阶层之间的流

动率是比较高的。

80年代初的改革以来，再次出

现巨大变迁。笔者曾经表述为：政

治分层的社会结构转变为经济分层

的社会结构，这一时期社会流动的

特点仍然是，阶层之间的流动率颇

高。从80年代直到90年代中期，是

中国富裕阶层产生和膨胀比较迅速

的时期，原先经济地位低下者后来

跻身于富裕阶层者比例较高。然

而，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地位

低下者进入富裕阶层的比例明显下

降，富裕者来自同阶层或临近阶层

的比例上升。换言之，80年代，一

个穷人想变为富人的话，机会还是

比较多的，但是，90年代后期，特

别是新世纪以来，此种机会大大减

少了。

对于社会阶层以及阶层之间

的关系愈来愈趋于稳定的现象，笔

者称之为：“阶层结构定型化”。对

于阶层结构定型化现象的研究，可

以参见，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

《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一

书，在该书中，吉登斯使用了“阶

级关系结构化”（structuration of class

relationship）等概念。中国的情况与

吉登斯所说的情况有些相似。笔者

使用“定型化”的概念，反映经济

分层成型的现象。笔者认为，目前，

中国阶层定型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

成。50年代中国进行了打碎阶级的

实验以后，阶层变得界限不明显

了，从50年代到70年代，各社会

群体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性不很

大，阶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80年代初的市场改革以来，直到90

年代中期，各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

比较频繁，阶层之间的界限也仍然

不很清晰。当时，有一大批原来经

济地位比较低下、生活十分贫苦的

人，甚至是社会边缘群体，在市场

经营中赚了很多钱成为富有阶层的

成员。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和新

世纪以来，阶层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明显，富有阶层准入的条件比以前

严格多了，包括注册资本的限额、

土地或铺面房的价格等，这些准入

标准越来越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

从产业结构看，80年代进入市场的

多是小商品经营者，这些小商品经

＊本文主要使用了“阶层”或“阶层结构”的概念，主要是考虑阶级概念常常受到很大误解。

营者有些逐步积累做大，到了90年代成为富有阶层。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房地产、金融、高技术产业兴起，进入这些产业的准入条件大大提升，一般社会群体难以进入该阶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数据证明，从学历等看，经营层、企业家层，大多有了较高的学历、文凭，这些也成为阶层定型化和界限形成的重要标志，产权和文凭证书的排他作用开始出现。

第二，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阶层界限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阶层之间流动率发生变化。80年代的中国，很多低收入层也可以竞争进入高收入层，笔者曾经将此种现象称为市场转型的一个“特殊阶段”：“社会边缘群体从市场中获得利益”；当时的研究发现，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比社会上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还高，甚至引发了“脑体倒挂”的现象。到了90年代末期，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春玲博士等人通过全国调研的数据证明，总的流动率虽然比较以前的流动率高，但是，如果区分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则社会上层向上流动的比率更高，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比率较低，社会下层流入上层的机会减少。笔者分析一些区域调查的数据，发现了类似的现象：社会下层群体、社会边缘群体获利明显下降，向上流动比例减少。

第三，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社会各个阶层都开始形成一些作为本阶层

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在50~70年代

打碎阶级实验的时期，中国城市的

居住模式是阶层混杂型的。比如，

在城市里“单位大院”的居住模式

中，高层人员和低层人员都居住在

同一个大院里、甚至同一幢楼房

里。由于当时采取的非市场型的

“分房模式”，将家庭人口、是否结

婚、参加工作年限等看作最重要的

分房记分标准，所以，分房、居住

与经济分层没有关系。近来，随着

居住房屋的市场化，因房地产价格

的巨大差异造成的阶层区隔正在形

成，城市中形成了一些高档社区、

高档物业小区，在这里，房屋的价

格和物业管理的价格都十分昂贵，

只有一些富有阶层可以承担。另一

方面，社会边缘群体聚集的地方，

也形成了一些低收入和边缘群体的

社区。从消费上看，不同的消费档

次开始区分开来，从富有者消费的

极高档次的商品和服务，直到专为

社会边缘群体服务的小商店、小理

发、小诊所等，各个档次等级次序

分明。对于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

品位，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经

作过详细描述。其实，具有阶层特

征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文化模

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过去有一段时间里，在激烈的社会

动荡下，分层的文化模式受到了严

重冲击，而在稳定的社会局势里又

出现了复归的倾向。

第四，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

化。阶层之间流动率的下降与阶层

内部互动的加强几乎是一个同步的

过程。富有阶层的交往形成了一些

新的社会组织，比如，近来有一些

高会费的俱乐部、会馆等，如果要

进入这些俱乐部、会馆就要交纳很

高的费用，从而将低收入者阻挡在

门槛之外。又如，目前一些大学开

设新型高学费的E-MBA教育，学费

高达25-26万，结果许多企业的经

理、老板以参加这样的学习组织为

荣，在学习中加强了企业高层管理

者的互动，促成了富有阶层内部的

社会网络。当然，这些社会网络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建立商业信任关

系的作用。

如何评价阶层结构定型化的

趋势呢？其实，对此也不必惊讶，

任何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分化、分

层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出现分层结构

定型化。虽然在现阶段出现了一些

阶层向上流动率的下降，但是，阶

层结构定型化本身，也并不一定造

成长久的流动率下降。阶层结构定

型化的主要作用是使得社会流动循

着一定的标准进行，因而更有规律

了。中国过去的社会流动确实没有

规律，更多地表现为阶级、阶层瓦

解所造成的社会流动，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甚至出现了靠“造反”起

家向上流动的现象。阶层结构定型

化以后，其社会流动变得常规化

了。记得大经济学家熊彼特

（Schumpeter）曾经讲过，阶层就好

比是一节、一节的火车车厢，成员

就好比是从这些车厢里上上下下的

过客，他讲的就是阶层结构定型化

以后，社会流动的特点。阶层结构

定型化以后人们社会地位的上升更

有规律性，人们争取地位的上升采

取更为常规型的手段，比如考试、

文凭、职务晋升等，其结果是社会

变得更为稳定。

四、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比例较小

近一段关于中产阶层的讨论比较多。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中产阶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确实起了重大作用，其意义不可忽视。中国中产阶层与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还是有巨大差异性的，对于这种差异性笔者曾经撰文指出，西方新式中产阶层的主体是由受雇人员构成的，而中国新产生的中产阶层的主体是大批非受雇阶层，如大批中小工商业层、独立经营者阶层。其实，差异不止于此，下面试分析一下中国中产阶层的构成，由此可以更进一步观察这种差异性。笔者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主要由以下四部分人构成的。

第一，中国大陆中产阶层中最为稳定的力量，是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如果将所有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干部）都算在内的话，占就业人口的1.67%。当然在这1.67%的人中，有一小部分属于比中产阶层更高的阶层，由于其人数甚少，我们暂时将其忽略不计。虽然，新近的研究证明，干部和知识分子也出现分化，比如，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体制之内的，但是，近些年来市场的发展，也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吸引到了体制之外。所以，干部的全体还可以算作体制内资源，而知识分子的主体很难说属于体制内资源了。将知识分子看作体制内与体制外平分秋色

比较符合现状。

当然，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

外，如果将所有专业技术人员都算

在内的话，目前占就业人口的

5.7%。这里面包括所有的在政府、

机关等国家部门，学校、医院、研

究机构等事业单位，厂矿、企业、

公司等经营单位工作的从事专业技

术工作的人。这里所说的专业技术

人员在统计上，与前述的占就业人

口的1.67%的单位负责人完全没有

交叉，这两部分人加在一起占就业

人口的7.37%。专业技术人员与传

统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并不完全吻

合，笔者只是为归类方便暂时将他

们归入知识分子大类。

第二，所谓“新中产阶层”。笔

者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中国大城

市中正在出现一个新生的“新中产

阶层”。这个阶层的基本特征是：年

龄比较轻，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

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

电脑，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

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高新

技术等领域。由于该群体处于产业

结构的高端，技术含量高，体制上

又多属于外资、外企，所以，收入

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在消费行

为上有着很强的高消费倾向。生活

方式上也开始形成所谓新的“格

调”。近来流行的所谓“小资”、

“BoBo族”、“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

等就是指以该阶层为主导的一种生

活方式。新崛起的一代人实际上是

一种标志，它不仅是产业结构变化

的结果，而且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产

物。从全体人口的角度看，新中产

阶层的增长速度并不快，但是，在

大城市里他们人数的持续上升还是

明显的。当然，近来，大学毕业生、

研究生毕业人数的激增，也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了新中产阶层内部的激

烈竞争。该部分人数不多，没有确

切统计，估计占就业人口的1~2%。

第三，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

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经营比较好

的企业、公司、单位的职工层。笔

者以往的研究曾证明，从相对的意

义上看，改革开放以前，国营企业

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中间阶

层，笔者曾称之为“类中产阶层”。

无论与当时占人口80%以上的农

民相比，还是与城市中其他非国营

企业的劳动群体相比，当时，国营

企业职工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

占有明显优势。改革以来，尤其是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国企职工

队伍出现了明显的衰落。很大一部

分传统中间层的国企职工成为城市

失业、下岗、离岗、内退等等大军

的主体，被淘汰出中间阶层的队

伍。

经过90年代中后期的震荡，到

了新世纪初叶，国有企业的分化

已经大体结束，因此，效益比较好

的企业、公司职工的经济地位也

是比较稳定的，大约占就业人口

的3~4%。

第四，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

者。在农村里包括那些经营比较成

功的富裕起来的阶层，在城市里包

括大批下海的、从事工商业活动的

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

小公司经理等。中产阶层的这个部

分的构成最为复杂，这也正体现出

变迁中的中国社会阶层重组的特

点。近来，中产阶层的这个组成部分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目前大约占就业人口的5~6%，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中小工商业经营者有可能上升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最主要构成群体。

以上四部分人，有些是交叉的，比如专业技术人员就与“新中产阶层”和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职工相交叉，所以，中国中产阶层的总比例比上述四部分之和还要小一些，估计总数不超过中国就业人口的15%。

对于中产阶层以上四个阶层的分析就可以看到，中国中产阶层具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各个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四个群体在经济利益、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大于一致性。这意味着，对于中国来说，形成统一的中产阶层具有巨大的难度。换言之，中国中产阶层很难有所谓统一的利益要求。

第二，中国中产阶层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的。从人数比例上看，前述的中产阶层的四大群体，不管是哪一个，与全国就业者、劳动者、工人、农民比较，都显得人数很小，全部加起来不足15%。所以，中国社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形成力量雄厚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长期短缺，使得“结构紧张”在一段时期内还难以消除。为此，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只有积极培育形成中产阶层的社会条件。

第三，从“世界体系论”的角度看，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是受到

制约的。如果中国作为出口初级产

品的边缘国家，而接受核心国家的

高端产品，那么，中国因被大大压

低了价格的初级产品而造成的广泛

的低收入者阶层就不可避免，其结

果只会是支撑着发达国家的庞大的

中产阶层，而不会在本国产生庞大

的中产阶层。所以，这成为制约中

国中产阶层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五、阶层利益的多元化与“碎

片化”特点

从上述对于中产阶层的分析

中可以看到，中国中产阶层的不是

一个统一的群体，而是分割成了不

同的利益群体。其实，中国不仅中

产阶层，社会其他阶层也出现了利

益分割甚至利益碎片化的趋势。

笔者过去的分析已经指出，现

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分化的过程，世

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分化

开始的，分化也具有某些正向的、

积极的作用。过去人们以为，分化

只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其实不尽

如此。我们知道社会分化如果是简

单的两极分化，那当然是不好的，

但如果社会分化是利益的“碎片

化”，人们的利益是多元的，那样，

反而不容易发生重大利益冲突。比

如，过去，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居民

都就业于按照全国统一工资标准的

国营集体企业中，那时侯，长工资

都需要中央颁布全国长工资的命

令。如今，绝大多数就业者就业于

各种类型的公司、企业之中，长工

资是千百万公司、企业自己的事

情，大家不用“齐步走”、不会产生

“共振”。就业者的利益被众多类型

的公司、企业所分化。

最近的变化表明，社会阶层、

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

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

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

体。在此，笔者试剖析利益分化的

以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阶层分化与身

份群体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多元利益

群体。如上文所述，经济利益确实

分化了，产生了贫穷与富裕的巨大

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与身份群体

交织在一起，是环环相交叉的复杂

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叠加关系。笔

者以前分析过，中国80年代初的市

场改革以前，社会各群体的关系更

多地是一种身份制关系。比如，工

人、干部、知识分子、农民等，他

们之间的区分主要不是市场型的经

济地位差异的区分，而是社会身份

地位的差异。改革以后，经济指标

作为社会地位区分的指标愈来愈突

出，最终形成了上文所说的“阶层

结构定型化”的趋势。但是，新的

阶层产生，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身份

制就完全不起作用了。实际情况

是，阶层结构定型化与传统的身份

制交织在一起。其结果是，阶层与

身份并存，在阶层内部会有很多身

份群体。比如，二十余年来，中国

工业化速度很快，产业工人的队伍

迅速膨胀。然而，由于原有的身份

制的存在，中国产业工人内部有众

多不同的身份群体，其内部的差异

性一点不小于外部的差异性。目前

在中国工人的内部，既有传统的国

有、集体企业工人，也有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有在乡镇企业劳动的工人，有相当多的家庭企业劳动的工人。即使在同一个单位里面，也存在着几种不同身份的工人。所以，工人的总人数虽然十分巨大，但是，却分化为很多小的利益群体。

第二个特点是户籍、地域的差异与阶层差异交织在一起，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碎片化的特点。改革以后，虽然允许农民进城，但是户籍制度并没有弱化，在有一段时间里甚至还有所加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公安部允许各地做户籍改革的实验，但是，大城市的户籍管理和控制还是很严格的。新近的改革特点是将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区分为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比如上海、广州、北京等特大城市曾推出了“蓝印户籍”，“A、B、C户籍”等区分多种户籍的政策。因此，其结果是，在同一个阶层的内部，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户籍利益群体。比如，同是在一个城市里经商的老板、经理，由于户籍身份的不同，就形成阶层内的小的利益群体。除了户籍以外，还有地域的巨大差别。近年的经济发展并没有造成地区经济差异的缩小，反而是差异更大了，比如，到2002年底，北京郊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贵州农民的3.62倍，而上海郊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贵州农民的4.18倍。所以，中国不同区域的农民有巨大差别，虽然都叫农民，其内部的分化是很厉害的。从大的地域上看，中国东北、华北、华中（或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省份、西南地区、西

北地区都有显著的经济差异，虽然

都是农民，在不同区域经济地位会

有巨大差别，很多情况下，区域的

差异远远大于阶层的差异。

第三个特点是体制的差异与

阶层的差异交织在一起而产生了多

元化利益群体。近年来，在中国阶

层分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体

制变迁和体制分化。九十年代中期

以后，体制改革大步前进，迄今为

止，由传统的国有、集体体制覆盖

的人群已经大大减少，新产生的体

制五花八门，包括私营、个体、外

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合资

企业、香港、澳门、台湾商人投资

企业等等。这些还仅是一些大的分

类，笔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实际

运作中的体制比这些要复杂得多，

比如：承包的、转包的、出租的、租

柜台的、包工队式的、挂靠式的、

交管理费式的，除了登记了的正式

单位以外，还有大量的没有登记的

非正式单位，其管理方式更是花样

繁多，不同体制的单位，其工资制

度、收入体系、福利体系均有巨大

差别。中国目前的收入构成、工资

体系、福利体系可以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期。由

于体制的“碎片化”与阶层分化交

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利益的碎片

化。比如，失业本来是一个有明确

边界的群体，但是，在中国当前却

成为一个异常复杂和利益“碎片

化”的群体，很难说有什么边界。

且不说笔者以往的调研已经证明失

业与“隐性就业”和“隐性失业”

的群体交织在一起，仅就失去工作

这种现象看，也出现了复杂的局

面，比如分为：下岗、离岗、内退、

买断等等情况，再加上，不同单位

对待曾在本单位工作的下岗者待遇

很不一致，失业者的利益也碎片化

了。

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曾经

认为，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异越

是相互叠加在一起，比如贫富的差

异又叠加上种族的差异，群体之间

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反之则会越减

缓。而中国目前的现实是，正如达

伦多夫所讲的减缓的方面。由于社

会利益结构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使得社会的多重利益交织在一起，

而不是壁垒森严的裂痕型的分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阶层利益的

碎片化、社会利益的碎片化减小了

社会震动，有利于社会稳定。这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

中国的贫富分化很严峻，但另一方

面，却有没有发生巨大的社会不稳

定。总之，中国的现状是有利于和

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因素同时存在，

我们应该推进那些有利因素的发展

而控制那些不利因素的发展以实现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本文作者：

李 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

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姚开建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风险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风险 龚维斌 2012-8-12 14:52:55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京)2010年5期第16～21页【内容提要】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结构，时代不同社会结构也会有所不同。社会结构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变动的一个后果是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增加社会风险。 【关键词】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风险 [中图分类号]D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10)05-0016-06 一、社会结构变迁 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诸多方面。 (一)人口结构转变 1.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实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此，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本世纪伊始，中国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

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主要表现是，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总和生育率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以下，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国家的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2004年进一步降到6‰以下。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大城市老龄化程度远高于一般中小城镇。例如，上海市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一倍。2008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300.57万人，占户籍人口21.61％，而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为23％至25％。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上海老年人口将达到500万至600万的峰值，且上海人口日益向高龄化方向发展。而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将成为上海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主体，据预测，2013年新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中80％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 2.当前正处于人口红利期 统计数据显示，0-14岁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40.69％下降到2007年的17.88％，足足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而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所占比重，则由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55.75％上升到了2007年的72.78％。从理论上说，目前中国人口结构正处于人

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调查报告【实用】

每6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在“流动”、新生代占比过半、超7成流动人口集中在东部……1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 全国有多少流动人口? ——每6个中国人中有1个在“流动” 《报告》数据显示，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占总人数18%，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 《报告》分析称，未来一二十年，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进程，2020年中国仍有2亿以上的流动人口。 “十三五”时期，人口继续向沿江、沿海、沿主要交通线地区聚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持续增长，中部和西部地区省内流动农民工比重明显增加。 谁是流动人口“主力”? ——新生代占比过半 《报告》指出，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持续提高，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明显上升。年调查的务工经商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 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占48.8%，其中“90后”占11.2%。 年相应劳动年龄的流动人口中，新生代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为51.1%，“90后”相应比例为12.3%。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呈上升趋势，且老化速度快于全国人口。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7.9岁，年为29.3岁，增加了1.4岁。 另外，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年，“80后”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相比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年，“80后”受教育年限为9.6年)，中国流动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 流动人口流向哪? ——超7成流动人口在东部 从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看，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例为75.7%，西部地区为14.9%; 年的相应比例分别为74.7%、16.6%。东部地区依然是流动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但占比有所下降，而西部地区占比有所增长。 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年东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为88.2%，年相应的比例有所降低，但仍达到87.7%。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读后感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后感通过阅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了解到毛泽东是一个相当有远见有分析能力的领导人,能够正确掌握当时中国的国民情况,并作出正确的分析,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篇文章是在党内出现左右倾主义的背景下完成的。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倾向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陈独秀也好，张国焘也好就其本质不是不想把中国引向共产主义。但是他们的错误就是过分的依赖于自己的主观意向，片面的强调某一个方面正确。 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刻通过正确的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相当及时和正确的。通过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分析得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运用了一种独特的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毛泽东根据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别国情,灵活的运用了阶级分析法。他并不是注重各阶级的生产关系的属性,然而却突出了内外民族矛盾、贫富阶级矛盾,以分析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尤其是从动态角度考察了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划清了敌我友界线,从而确定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和政治策略。正是因为运用了这种独特的分析方法，毛泽东才能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当时各阶级做出正确而明智的分析，为党当时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最终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的知识阶级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无须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敌人一一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篇文章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农民问题的分析。因为中国拥有数量广大的农民，他们长期受压迫，有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动力，但是却没有人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农民

我国近年来社会阶层的划分情况

我国近年来社会阶层的划分情况 我们对社会阶层的分析和定位，其目的是要反映社会现状、阶层结构，使其成为国家相关方针、政策制定的依据。因此，对当前社会阶层的分析，应当尽可能地综合反映出各阶层具有的不同的共性、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以及各阶层急需解决的各种问题，以此为国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化解这些冲突、解决这些矛盾提供必要的依据。要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就要正视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并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化解这些矛盾。 一、我国当前社会阶层的阶级基础和构成特点 社会阶层是对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群体的称谓，阶层不同于阶级，但是和阶级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同一阶级内部可以分化成不同的基层，不同阶级的成员也可以组成同一个阶层。 建国以来，我国曾存在四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剥削制度也自此消失。由此我国只存在着两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也属于工人阶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变化。由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及分配方式的变化，一部分生产资料占有者逐渐脱离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基本阶级。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正常且符合我国现实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条件下，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阶级消亡创造条件，必须废除某些制度，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为了刺激生产力的发展，还必须部分的保留某些阶级和制度，或者说，在新制度的绝对控制下容许旧制度的某些因素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以使和它能满足其要求的那部分生产力相适应。”[1]对这部分脱离基本阶级的人来说，尽管他们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剥削阶级、没有形成新的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毕竟是现阶段保留下来的旧制度和旧阶级因素的集合与体现，相别于社会基本阶级。 因此，我国当前社会阶层的阶级基础发生了改变，已经不再只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或者说，我国当前社会各阶层再不会只来自于这两个基本阶级，而必须考虑到发生的新的变化。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 同时，由于我国社会近年来发生的深刻变革，我国社会阶层构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特点为： 1，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级内部，阶层分化日益加大。在同一阶级内出现了具有相异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利益归属、价值取向、认同感的不同社会阶层。 2，分属不同阶级的成员因为其相近的经济景况、社会地位、共同的利益诉求等而可以成为同一阶层的成员；同一阶层的成员可以来自不同的阶级。社会阶层日益复杂化与多样化。 3，出现了不是来自于社会基本阶级的新的社会阶层。其成员构成包括如我国现在的各私营企业主等。这一类社会阶层和阶层成员是游离于我国社会基本阶级之外的。

我国现阶段阶级状况分析

中国现阶段社会阶级状况分析 阶级概念一词并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正确的定义，对于它也没有任何正确的测量。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事业中指出，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阶级的出现与存在都是一种试试，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在1919年出版的《伟大的创举》中就曾明确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赎回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阶级就是这样的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的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从这些经典作家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关系在阶级的划分中的重要性。 对于单独的个人之所以组合成阶级，只是因为她们要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抗某一另外阶级。在其他方面，她们本身就是相对独立的竞争者。另一方面，阶级对于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为她们个人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早已决定的。阶级决定她们的生产状况，同时也决定她们的个人命运，使她们受到支配。 关键词：阶级地位不同经济关系生产状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结构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用什么理论、什么方法和标准来描述、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目前各社会界均还没有一致看法。 社会阶级分层结构是指社会系统中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构成方式与比例关系，它是依据某些特定的原则、标准和方法，对社会成员阶层归属的划分，从而确定各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社会分层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不管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社会学对社会分层问题始终予以关注和研究，因为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最核心的社会层面，特别是在今天，它已成为中国社会大变革中的一个最具攻坚的难点和重点。 早期，毛主席就已经进行了一次关于我国的社会阶级的分析。以他看来，社会可分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两大阶级。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国情已发生了翻天腹地的变化，各阶级都发生了巨大的分变演化。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不再是能单纯的可以用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来简单的划分了。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学的理论回应

2010年第3期 (总第120期)黑龙江社会科学H e il o ng ji a ng Soc i a l Sciences N o 3,2010G enera.l N o .120 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学的理论回应 刘仲翔 (人民出版社,北京100706)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身份制的合理化改革、单位制的社会 化改革以及国家、市场和社会合理化格局的形成。社会学对这种巨变作出了及时的理论回应,对于人们理解 和掌握这种社会结构变迁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转型;身份制;单位制 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0)03-0137-05 收稿日期:2010-03-17 作者简介:刘仲翔(1973-),男,湖南怀化人,编辑,社会学博士,从事社会学理论和医学社会学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把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各项体制改革进入了加速时期,尤其是1992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社会转型进入了加速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身份制的合理化改革、单位制的社会化改革以及国家 市场 社会合理化格局的形成。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表现出足够的理论自觉,对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作出了独特的理论回应。 一、身份制的合理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明显加快。社会转型对身份制造成了很大冲击,身份制得到了合理化的改革。 由于经济建设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社会生活中的政治色彩开始淡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为错划的右派平反以及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受害者落实政策、平反昭雪无疑纠正了经济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与此相连,政审制度虽然还存在,但范围缩小了,且更加注重人们的现实表现,而不是其阶级身份和家庭出生。这意味着阶级身份系列已丧失了它赖以维系的条件。社会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评价一个人不再将其家庭出生放在首要位置,而是着眼于他的能力和成就。因此,原有的阶级身份系列在城乡社会日益弱化,并趋于消灭。 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有了生产与分配的自主权,导致了国家对生活资源的松动。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又相继出现了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源。这又导致了与生活资源的分配密切相连的户籍制度与票证制度的日益松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市中计划外经济的发展,则使大批农民有了进城改变自己身份的机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和乡镇,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维系城乡居民身份的前提条件日益减弱,导致城乡居民身份界限逐渐模糊和松动。 城市中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创造了大量体制外的新的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也意味着多种新的职业身份,而这些身份是原有的干部与工人两大身份系列都无法涵盖的。体制内的干部与工人在利益驱使下流向体制外这些新的就业岗位,模糊了原有的干部与工人的身份界限,并发展出一种用 体制外的职业身份系列来包容体制内的干部与工人身份系列的趋势[1]。随着体制外力量的增强,所有 制身份也日益弱化,社会上逐渐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他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群体,被概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读书报告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当时为了实施大革命，国共两党已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在这个政治背景下，党内有些同志受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是与国民党所代表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存在着根本性的斗争。还有些同志在当时工人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只注意了工人运动，忽视了农民运动。这两部分同志都是在革命形势表面大好的情况下麻痹了思想，分辨不清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毛泽东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为解决党的真正敌友问题写下了这篇著作。 这篇重要论著，集中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回答了中国革命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毛泽东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大部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毛泽东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通过这样的阶级分析，毛泽东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争取中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争取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答案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第1部分：判断题 (共10题,共20.0分; 默认单题2.0分) 1、社会互动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互动就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2.0分) 正确 错误 2、按照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框架，位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是弱势边缘群体。（）(2.0分) 正确 错误 3、04、05年时，国际组织的有关报道指出，我国的自杀率达到了万分之二点三，居全球第一位。（）(2.0分) 正确 错误 4、我国的城市化被称为“瘸腿的城市化”、“半拉子城市化”。（）(2.0分) 正确 错误 5、众多的农民工生活在城市之中，但很难获得城市户口。（）(2.0分) 正确 错误

6、解放以后，中国用户口这种最基本的制度性安排，把中国人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类型。（）(2.0分) 正确 错误 7、我国社会处在剧烈的转型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由过去的绝对贫困发展到了小康社会，人民的精神世界也愈加丰富。（）(2.0分) 正确 错误 8、社会学的理念：治社会病，解决社会问题。（）(2.0分) 正确 错误 9、我国地方政府收入的极少部分来自出售土地换取的土地转让费。（）(2.0分) 正确 错误 10、要保证我国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解决好工人问题。（）(2.0分) 正确 错误

第2部分：单选题 (共20题,共40.0分; 默认单题2.0分) 1、（）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2.0分) 双轨制 “农转非” 人口迁移 下乡运动 2、农民问题的实质是（）(2.0分) “三农问题” 社会变迁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经济问题 土地问题 3、社会学的维度不包括下列的（）(2.0分) 声望 财富 权力 阶级 4、社会互动的根本目的是（）(2.0分)

(形势与政策论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学习版.doc

2008-2009年第一学期《形势与政策》科目考查卷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其最伟大的历史性影响在于,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三大历史性转折,从而奠定了中国在21世纪的基本走向,也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结构分化作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对现代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即由异质性所体现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组织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以及角色多元化和职业等级差异对阶层多元化、社会流动和教育普及的引发及促进作用，这两者都有助于消除封建的“先赋”特权，增加个人“自致”地位的比重。因此，许多社会学家将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将结构分化的形态作为观察和描述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I 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体制改革。改革对我国社会分化的影响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国营企业的“分权让利”使社会产生了自由流动资源，即不受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这些资源随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增加。2.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与增加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方式的变革，即由单纯地依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手段转变为计划与市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3.多种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的发育，如各种地方和社区政府、政府各部门。民间组织、农村各类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等等。4.功能专一的组织和角色群体的出现与增加逐渐导致了国家

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经济与行政、行政与法律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初步分离。改革以来，这一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的结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中最值得关注之处是： 一、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其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这一农村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村原同质均等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分化，新的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如乡镇企业家、近 1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和新的合作企业、私营企业等等。 城乡原社会结构的二元特征决定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不同于农村，城市社会分化主要是体制内外的分化。改革后城市社会分化首先发生在原体制的最边缘部分，其结果之一是一部分处干体制边缘的社会力量率先从体制内分化出来，如个体工商业者、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随着分化从体制边缘向体制中心部分的不断推进，体制外力量亦不断增强，他们以不同于体制内的规则和方式组织与运行，这一过程一方面不断地受到体制内社会分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受到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一些横跨两个体制和城乡两大社会系统的交叉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开始出现，如个体户、进城作工的农民工等等。上述各种新的结构要素的出现和增加，有力地推动了民间社会的发育。 二、改革后随着各类社会主体（个人、组织、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和利益的明确化，原由行政级别和身份等级决定的等级式社会分化逐渐转变成一种由类属和单位边界决定的四块式分化，决定社会成员地位与利益差异的原等级要素，如所有制类型、家庭阶级出身、政治身份、行政级别等的作用大大削弱，而个人所在单位和社区的发展状况，个人所属职业类别和部门（如汽车司机、税务部门）等集团性要素的作用增加。社会结构从等级性分化到团块式分化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阶层化过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黄思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治理科学研究所 一、引言 目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生存状态毕竟如何？前苏联和苏共什么原因会垮台?列宁主义什么原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文革什么原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中国现在到底是姓社依旧姓资? 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理论依据和突破在哪儿?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现在的一些乱象,均和这些理论问题有关。这些理论问题甚至涉及到我国宪法中的全然问题，例如我们现在实行的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依旧资产阶级专政？过去我们〔包括前苏联〕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和认识的肤浅，走了许多的弯路，假如我们现在还不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包括指出它的不足〕，我们很可能还要走弯路。 中国在21世纪有可能成为世界的最强国,也有可能象前苏联那样垮台, 我们将以怎么样的社会制度来保证中国的强盛能够

连续几百年,而不是象前苏联那样垮台? 不谋万世者, 谋不得一时。我们的理论工作者现在就要开始讨论和研究，做好理论和思想上的预备。什么样的思想和想法都能够拿出来讨论，只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长盛不衰。 我们将从社会中每个人效用优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生存状况，同时对上面所提的问题给出回答。 效用函数的定义: 设u(x1,x2)为效用函数, ?u(x1,x2)??x1》0;?u(x1,x2)??x2》0; H(u(x1,x2)) 《0。 效用函数对每个变量是单调增的, 整体上是凹函数。 例如: u(x1,x2)=ax1 +bx2。 假如用效用函数u(x1,x2)来表示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效用,那么他(她)一生的奋斗目标能够用下面的优化模型来刻画: Max u(x1,x2) s.t. (x1,x2) ∈ D； 其中 x1=有型资产，x2=无型资产，D为约束集合。 从那个效用优化模型我们能够看出，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分析 【内容摘要】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就会发现，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些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阶层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了，产生了诸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下面就简单的介绍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 （一）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 l、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2008年的34%。外出务工经商、兴办乡镇企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劳动者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仅仅外出务工经商就吸纳了8000多万农业劳动者，还有上亿农业劳动者被吸纳到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2、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分化 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有所上升，近年来，一些以商业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迅速，小城镇的扩张运动还在持续，这些将导致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规模的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随着新兴服务行业的出现，随着服务行业的产业层次逐渐提高和日益规范化、现代化，这个阶层

龚维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风险

龚维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风险 [摘要]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结构，时代不同社会结构也会有所不同。社会结构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社会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变动的一个后果是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增加社会风险。[关键词]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风险[作者简介]龚维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100089 一、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 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诸多方面。? （一）人口结构转变 1.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实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此，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本世纪伊始，中国完成了向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主要表现是，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总和生育率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

即更替水平以下，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国家的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2004年进一步降到6‰以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由于生育观念的变化，大城市老龄化程度远高于一般中小城镇。例如，上海市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 家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近一倍。2008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300.57万人，占户籍人口21.61%，而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为23%至25%.据专家预测，到2030年上海老年人口将达到500万至600万的峰值，且上海人口日益向高龄化方向发展。而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将成为上海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主体，据预测，2013年新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中80%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 2.当前正处于人口红利期? 统计数据显示，0－14岁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40.69%下降到2007年的17.88%，足足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而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所占比重，则

中国社会结构及发展分析

中国社会结构及发展分析 杨志罡10243022 信管1001 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与关系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诸多方面。 从社会结构的变迁来看，新中国前30年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消灭了地主阶级，在农村进行土改，从而奠定了农村社会结构调整的基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个体劳动者的数量大大下降，民族资本家不复存在，个体劳动者由解放时的900万下降到1978年15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工人阶级扩充进程的序幕拉开。 当前中国的总体形势，可以概括为：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显，文化繁而未荣。而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应当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方面，中华民族在不同支流的交流融合过程中通过创造性的活动开创了文明古国而较早进入文明时代，并开拓创造出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的多民族的东方大国和对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的光辉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在长达两千年左右的历史长河里，中国一直是世界文明的极其重要的重心和中心。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天然缺憾，中国社会又较早地长期地陷入了以历史循环为特征的发展的沼泽地，因而从总体上来说发展非常缓慢。在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与巩固而加快发展之际，中国落后了，中华民族落伍了。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炮舰政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束手无策，只能割地赔款以图苟延残喘。西方列强不断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攫取了筑路、开矿、海关等等中国主权，操纵了中国外交，从而把中国社会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灾难深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了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革命力量，其在斗争中由于受到全体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支持和拥护而不断发展壮大，因而，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这就是说，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实现顺利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从而改变中国贫困落后面貌，实现中国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现代中国的必然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康乐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和反映着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方面，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及其特征体现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新旧结构的更替呈现多层面的交错运动态势，表现为五种发展趋势：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及其衰败化；在西方列强侵略下国家地位的边缘化；传统政治体系向近代政治体系演化的民主化；社会经济演变的市场化；国家与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五种趋势构成中国近代化的阻力与推力，使近代中国既表现为从传统农业国向近代工业国的转型，但又无法完成这一转型。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中国社会内部，在于制度变革的滞后。从总体上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伴随着这一转变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新旧结构的更替过程。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西方现代化模式来解释和理解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因为近代中国的这一转型并非社会内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分布和结构特征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分布和结构特征 人口的流动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口地理现象，它和人口迁移的区别在于它不改变户籍登记地，因此可以把流动人口定义为在本地居住3日以上，不具有本地常住户口的暂住人口和常住人口，以及在旅途中周转的人口。 关于流动人口的总量，很难进行精确的统计。由于在现代社会中，越出“本地”的人口流动基本上全都要使用交通工具，而人口流动量比人口迁移量总要大出许多倍，所以一个地区的客运总量大致可用来反映其人口流动的规模。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60年代曾出现下降和停滞外，全国客运总量一直是迅速上升的。据此推算，1950～1988年间全国人均每年流动次数增长了18.5倍，全年人均旅行距离也延长了11.6倍，表明人口的流动性显著增大了（见表69）。近两三年来，全国客流量有所减小，1990年人均旅行距离比1988年缩短了11％；究其原因，主要有二：①治理整顿抑制了经济过热；②客运价格在稳定多年后首次大幅提高，从而抑制了一部分非必要性人口流动。 中国人口的流动性虽比过去显著增大，但与一些外国相比，差距仍很大：人均旅行里程在80年代中期仅为日本的1/20，不及美国的1/30。事实上，不仅中国的乡村人口，即使是城市人口，也有很大一部分人终生很少离开常住地外出流动，他们的活动范围就是住家周围几公里为半径的狭小圈子，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口分布的相对凝固化。 人口的流动性主要取决于经济水平，应该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生活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经济部门和地域结构的改善，也必然要在人口流动上有所反映。1989年，辽宁省人均旅行1043.9公里，西藏仅139.2公里，二者相差6倍以上；同年浙江省人均流动7.3次，安徽省仅2.6次，都反映出经济水平的差距。但流动人口的分布还与政治和交通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一些水陆空交通枢纽，如北京、南京、沈阳、武汉、上海、广州等，本身就是特大城市兼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有庞大的中转客流，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流动人口聚会焦点。如1989年南京市市区铁路、公路和水运的客运量分别达到1119万人、1539万人和2519万人，合计达5177万人，相当于市区人口每人流动21次。而广大农村经济水平低，有的地理位置也很偏僻，外来人员少，流动人口就少得多。其中中国东部各县1年人均流动约数次，如辽宁省岫岩县1987年为5.49次，安徽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读后感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读后感 通过读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之后，使我对中国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各阶级层次的划分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首先，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针对当时在革命中、在党内存在的问题，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刻地剖析。他从各阶级的利益角度出发将中国社会的阶级划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五个层次。并且对各个阶级的性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找出它们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及它们的政治立场和革命性质。准确回答了“谁是我们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 在这里边，毛泽东指出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他们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中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它们既可以成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一员，也可能成为反革命成员；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阶级，他们由于受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及大资产阶级剥削的程度不同，而对革命的热情也各不相同，但是总体上，它们还是比较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革命道路中的领导力量。 文章的最后，毛泽东还为“谁是我们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作了一个详细的总结。那就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也都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的正确性。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国各阶级性质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它们层次的明确划分，才使中国在最初的革命道路中选择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悲苦命运。

新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新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新华网浙江频道9月22日电（《观察与思考》杂志■记者刘晓林）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和流动”的推出，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它与每一个人都不无关系，因此人们对它的关注度极高。为探讨这一课题，观察记者日前特地赶到北京，与负责这一课题的课题组组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教授进行了对话…… 记者：目前，你们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按顺序排列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经理人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私营企业主阶层（拥有经济资源）；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个体工商户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请具体说说是依据什么来划分的？ 陆学艺：原来的欧美也好，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也好，都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标准来划分的。我们的

划分，进行了3年的实际调查，根据工业化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以社会职业为标准和基础进行划分。另外补充三点：即有权没有（拥有组织资源吗）？有钱没有（拥有经济资源吗）？有文化没有（拥有文化资源吗）？ 国外的划分标准一般根据职业的不同，一般来说如果职业高，相应的三种资源也多，两者基本上是成比例的。但在中国，有时职业与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并不一致。 因此，在职业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又以人们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来表现各社会阶层的基本特征。组织资源也可以称为权力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执政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和物）的能力；经济资源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资源是指社会以证书或资格加以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历文凭。 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是各社会群体及成员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如果说职业类别是我们划分中国社会阶层类别的基础，那么，这些资源的占有情况则是我们确定各社会阶层的社会等级差别的

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一样，是一个国家、地区最重要最基本的结构，也是国内外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课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动。第一，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13亿人口，30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从一个“三高”——高生育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三低”——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国家。不仅于此，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90年人口普查的时候，全国总人口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4%，2007年这个指标已经达到6.2%。在北京城市中，100人里就有30多人是大专以上学历的。所以说，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就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我国二三产业的GDP超过70%，但在总就业劳动力中，二三产业的就业还没有30%，农村劳动力占70.5%。2007年，我国就业的劳动力总数是76990万，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下降到40.8%，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上升到26.8%，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上升到32.4%。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达到59.2%，超过了50%的水平。我们原来是个主要生产农产品的农业国家，现在，我们的多数劳力已经从经济效益比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到经济效益比较高的二三产业。 第三，城乡结构发生了变化。1978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只17.9%。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世纪之交后，城镇化发展很快，2007年的城镇化率是44.94%，但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社会应该有的50%指标。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国的城镇1978年是17245万人，2007年为59379万人，29年增加了4213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城市人口1453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村转出来的。这是一项大的历史工程，是巨大的社会变迁，也是一项大的成就。第四，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前，我们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也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改革开放后，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变化，显然不能再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来概括了，更不能据此来制定政策。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还属于社会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适应、不协调，滞后了，这是产生诸多经济社会矛盾的结构性原因。如“三农”问题，本质是结构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讲了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村产生一些问题的原因，要推进城乡一体化，用改革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讲到点子上了。

浅论中国人口的现状及解决办法

浅谈中国人口的现状及解决办法 记得我上小学时，学校开了一门课《社会》，就是让我们了解我们国家的人口，民族，语言，省份等常识。当初对数字还没什么印象，当老师提及中国有数十亿人口时，我们在老师的惊呼中在脑海中留下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的浅浅的印象。至于这个“大”所折射的含义，当初根本没有概念，随着中国人口的发展，现在也只能对这个“大”做浅浅的分析和理解。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毋庸赘言，既然如此我们必须理性的认清中国到底存在哪些人口问题，也即中国人口的现状是怎样的。 现就从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来一窥中国人口的现状。 一、人口数量。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我国热口基数大和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净增数仍很大。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受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年-2020年期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在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二、人口素质。中国政府加大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力度，不断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得到很大提高，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明显下降。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大幅度减少。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得到有效的监测和控制，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从总体上讲，中国人口健康素质仍然不高。数以千万计的地方病患者和残疾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防治艾滋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中国政府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中国普及九年义务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粗文盲率等数据均显示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受高层次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受小学教育人口比重逐步下降。但是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粗文盲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以下的水平；二是大学粗入学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三是平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三、人口结构。从人口年龄结构看，第一，当前中国人口社会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未来一、二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期。但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也给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目前，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近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2亿多。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将保持增长态势。这对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根据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中国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第三，从人口性别结构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四、人口分布。从城乡分布来看，全国城镇人口低于下面缓存人口比重。近年来，由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实施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人口城镇化率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采取多种措施和合理规划，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努力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同时也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体系却严重滞后，亟待完善。庞大的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构成巨大压力。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受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严重制约着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