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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古音研究

当前中古音研究
当前中古音研究

[讨论]二十世纪的汉语中古音研究

缘起:近日对中古音颇感兴趣,先后读了《切韵》、《广韵》、《一切经音义》等书,不明之处多矣!今日无意中得见此文,得以大致了解中古音研究之概况。

转之,冀能对同道者有所助益。

此文修订本原载于《南阳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又见于韩国中国学会刊物《中国学报》第四十一辑,2000年8月出版。

二十世纪的汉语中古音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渭毅

20世纪的汉语中古音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客观地回顾和总结近100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于确定下一个世纪的研究起点和方向,具有现实意义。

所谓中古音,指汉语语音史上魏晋至唐五代时期的语音。这一时期的语音材料非常丰富,按照其内容和性质的不同,中古音的研究大致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壹《切韵》系韵书的研究

所谓《切韵》系韵书,指《切韵》及其唐五代宋各种增订本,现存的完整增订本有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广韵》。《广韵》虽成书于宋,但其音系是《切韵》音系。《集韵》音系已跟《切韵》有了一些距离,因此不在讨论之列。《切韵》系韵书是中古音研究的重心所在,范围宽,论题广,大致可分为音系的外围

研究和音系的研究两部分。

一音系的外围研究

《切韵》音系的外围研究,包括韵书的搜集和整理、韵书的源流和异同、异读字、韵书跟现代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及其应用等内容。

(一)韵书的搜集和整理

20世纪初,陆法言《切韵》的唐写本和增订本在敦煌和吐鲁番的发现,是20世纪音韵学的幸事和盛事。我国学者作了很多辑录和整理的工作,王国维、魏建功、周祖谟等用力最勤,创获最多。1921年,王氏最先把斯坦因劫去的三种《切韵》残卷(即切一、切二、切三)抄印,公诸于世。1936年,由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合编的《十韵汇编》出版,辑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十种《切韵》系韵书。1955年,姜亮夫三十年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图书馆摹录的韵书总集《瀛涯敦煌韵辑》出版。1968年,龙宇纯写成第一部全本《王韵》的校本《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参证多种韵书,细校详订。1974年,针对姜亮夫摹录本的错误,潘重规作《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瀛涯敦煌韵辑别录》,有较大参考价值。1983年,周祖谟出版了《唐五代韵书集存》,汇集了30种唐五代韵书写本、刻本,详加考释,分别异同,辨章源流,无疑代表了《切韵》整理的最高水平。1988年,叶键得完成博士论文《十韵汇编研究》,辨析体例,校正错误。清代以来,音韵学家一向重视《广韵》的研究,但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校本。1938年,周祖谟以张士俊泽存堂刻本为底本,全面校勘《广韵》,写成《广韵校勘记》,1951年又出版了《广韵校本》。此后,又发现了全本《王韵》和《钜宋广韵》,为周著所未见,但周著仍然是迄今最有价值的《广韵》校本。葛信益利用《切韵》残卷及其增订本,比勘《广韵》的各种版本,校正《广韵》的误字和夺字,著有《〈广韵〉讹夺举正》(1984年)、《读〈广韵〉札记》(1988年)等。传世的《广韵》版本,有详本、略本之别,历代流布的情况很复杂,朴现圭、朴贞玉《广韵版本考》(1986年)详细考察了《广韵》版本的源流。余廼永撰《泽存堂本<广韵>之版本问题》(1999年),讨论了泽存堂本《广韵》跟相关版本的关系,指出泽存堂本《广韵》之底本实为宁宗本,跟楝亭本有同类的祖本,纠正了前人的错误看法。近年来,深圳大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合作,研制开发了《广韵》电子检索系统,可以迅速查询反切和声、韵、调、摄、等、呼的音韵地位,

为全面整理《广韵》提供了便利。

(二)韵书的源流和异同

王国维是20世纪最早讨论《切韵》系韵书源流的学者,得出很多有价值的结论,其论文收入《观堂集林》卷八。如把唐人韵书分为两系,指出《切韵》《唐韵》为一系,《广韵》为一系,部目次序出自李舟《切韵》,“李舟《切韵》之为宋韵之祖,犹陆法言《切韵》之为唐人韵书之祖也”。丁山、董作宾、方国瑜、陆志韦、唐兰等也发表了考证文章。魏建功发表了《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1932年)、《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1932年)、《〈十韵汇编〉魏序》、《故宫完整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续论之甲》(1951年)、《〈切韵〉韵目次第考源》(1957年)、《〈切韵〉韵目四声不一贯的解释》(1958年)等一系列论文,基本搞清了《广韵》和《切韵》的关系和唐宋韵书的源流。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下册考释部分)多发前人所未发。如项跋本《刊谬补缺切韵》,即通常所说的“王二”,不是王仁昫的原著,而是一部唐中宗以后汇合长孙讷言笺注本和《王韵》以及其他家韵书的本子,体现出很多唐代实际语音特点。又如发现蒋斧藏《唐韵》残卷并非孙愐原作,而是孙愐原书的一种增修本。古德夫《中古音新探》(1992年)全面比较了《切韵》、《唐韵》、《王韵》和《广韵》的异同,指出从《切韵》到《广韵》在体例、分韵、反切、释义

等方面发生的变化。

(三)异读字

《广韵》的异读字,能反映字音的演变轨迹和古今方音的差异,说明音系的性质、构词规律和上古音音类关系。黄侃《广韵校录》(1985年)举出《广韵》“字有又音而不见于本韵及他韵者”的字300多个。余廼永《互注校正宋本广韵》(1974年初版,1980年修订)以周祖谟校本为底本,注出《广韵》的互见又切,便于检索异读字。对于此书,葛信益著有评论文章。余氏1993年又出版了《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从《广韵》的体例出发研究异读字,又发明《广韵》异读字的体例,葛信益用力最勤,著有《张氏泽存堂〈广韵〉异读字形讹举例》(1984年)、《〈广韵〉异读字释例》(1985年)、《〈广韵〉异读字有两体皆声者》(1985年)等,有关论文汇集在其专著《广韵丛考》(1993年)里。昌厚《隋代诗文用韵与〈广韵〉的又音》(1962年)说明隋代诗文用韵表现的又音绝大多数跟《广韵》一致。赵振铎《〈广韵〉的又读字》(1984年)讨论了又读字的古今分歧、方音差异、构词规律和特殊读音。汪寿明《从〈广韵〉的同义异读字谈〈广韵〉音系》(1980年)从异读角度论证《广韵》是综合音系。其他论文有赵锐《〈广韵〉又读字的研究》(1987年)、金庆淑《〈广韵〉又音字与上古方音之研究》(博士论文,1993年)、黄典诚《〈切韵〉的异读》(1994

年)等。

(四)韵书跟现代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及其应用

运用历史比较法重建起来的《切韵》音系,既要能解释《切韵》本身和《切韵》系的各种韵书、韵图以及同时期域外对音所表现的音类的区别,又要能说明从《切韵》到现代汉语方音的历史演变。一方面,要以《切韵》为参照,建立方音跟《切韵》的对应关系。从高本汉以来,汉语方言调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把方音跟《广韵》音系作历时的比较,赵元任、罗常培、白涤洲、王力、董同和、袁家骅、张琨、李荣、丁邦新、王福堂、郑张尚芳、张盛裕、张振兴、李如龙、刘勋宁、张光宇、何大安等都有重要论著发表。另一方面,要利用方言透视《切韵》,为音系的构拟提供证据。高本汉认为《切韵》音系无法解释闽方言的差异,因此,利用闽方言透视《切韵》所取得的成绩格外引人注目。如张光宇著有《〈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及相关问题》(1984年)、《从闽方言看切韵三四等韵的对立》(1986年)、《梗摄三四等字在汉语南方方言的发展》(1987年)、《从闽方言看切韵一二等韵的分合》(1989年)等。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针对高本汉的现代汉语方音来自《切韵》母语的观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中国语言学计划”的几位学者提出“普林斯顿假说”,主张先从现代各大方言的历史比较中拟测出原始北方话、原始吴语、原始湘语、原始闽语和原始粤语,然后跟《切韵》比较,进而拟测原始汉语,代表人物有罗杰瑞(Jerry L.Norman)、桥本万太郎、余霭芹、司徒修(Hugh M.Stimson)、杨福绵、梅祖麟、威廉 贝乐得(William L.Ballard)、欧克诺(Kevin.A.O.Connor)等,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在国外影响很大。关于《广韵》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代表作有丁声树、李荣的《汉语音韵讲义》(1981年)、李荣的《四声答问》(1955年)、《怎样根据北京音辨别古音的声母》(1962年)、《怎样根据北京音辨别古音的韵母》(1963年)、《〈广韵〉的反切和今音》(1964年)、方孝岳的《广韵研究怎样为今天服务》(1959年)、唐作藩《音韵学教程》(第三章,1987年)等。为了调查方言,推广古音知识,还编写了古今音对照的工具书,有丁声树、李荣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81年)、林涛的《广韵四用手册》(1993年)和李葆嘉的《<广韵>反切今音手册》(1997年)等。华中理工大学近年研制出《古今字音对照手册》

的计算机分析系统。

二《切韵》音系的研究

《切韵》音系的研究分两步走:考求音类,构拟音值。

陈澧的《切韵考》创造性的采用反切系联法,考证出40个声类、311个韵类。本世纪在考求音类的方法上,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改进了方法,修正了陈澧的结论。曾运乾《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1927年)运用审音法,考订出51声类。

白涤洲《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1931年)采用统计法,得47声类、290韵类。陆志韦《证广韵五十一声类》(1939年)用数理法得出51声类,印证了曾运乾的结论。全面运用西方历史比较法,系统地、成功的构拟《切韵》的音值,始于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年著,1940年汉译本)。《中国音韵学研究》吸取了商克《古代汉语语音学》(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1900)、马伯乐《唐代长安方音》(1920年)等西方学者研究《切韵》的成果,是《切韵》音系的奠基作,也是音韵学走向现代化的标志,后来的《切韵》研究都是它的延续、补苴和发展。1923年,林语堂作《珂罗倔伦考订切韵韵母隋读表》,首先批判高本汉的构拟学说。从此,围绕这部书所涉及的问题,音韵学界展开了长期而深入的讨论,《切韵》研究的材料丰富了,方法多样了,视野开阔了。主

要涉及7个问题。

(一)[j]化问题

高本汉根据《切韵》一二四等反切上字与三等的不同,主张一二四等的声母是纯

粹的,

三等声母是[j]化的。陆志韦《三四等及所谓“喻化”》(1939年)指出“三四等之分别断不在乎辅音之真正化为腭音与否”,“喻化”说掩盖了三四等对立的实质,即主元音的不同。赵元任《中古汉语的语音区别》(1941年)用介音和谐说代替[j]化说,认为反切上下字有的介音有求同的趋势。李荣《切韵音系》(1956年)指出“[j]化说在方言里头没有根据”。至此,[j]化说应该取消。

(二)全浊声母不送气的问题

陆志韦《汉语的浊声母》(1940年)发现,隋唐以前佛经的译音全都用《切韵》的浊音对译梵文的不送气浊音。从《切韵》的异读字(陆氏叫一字重读)看,不送气清音跟浊音构成的异读数远多于送气清音跟浊音构成的异读数。形声字声母跟声符声母的清浊、送气不送气的关系,与异读字的情形一致。由此得出《切韵》全浊声母不送气的结论。李荣(1956年)也论证了这个问题。

(三)修订高本汉的拟音

声母的构拟,如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1931年)把知组声母拟为舌间后塞音。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年)把照二组声母拟为舌叶音,船禅地位颠倒,船母是擦音,禅母是塞擦音。喻世长《〈切韵〉声母拟音的新尝试》(1984年)主张照三组声母读舌叶音。韵母的构拟,如罗常培《〈切韵〉鱼虞的音值及

其所据方音考》(1931年)拟鱼为io,拟虞为iu。龙果夫《对于中国古音重订的贡献》(1928年)、李方桂《切韵a的来源》(1932年)认为重韵咍(灰)皆覃咸山耕主元音是a类,泰佳谈衔删庚主元音是?睦唷=橐裘挥星咳酢⒏ㄒ粜院驮?音性的区别。马伯乐(1920年)、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年)、李荣(1956年)等指出,纯四等韵无i介音。

(四)重纽问题

高本汉忽略了重纽问题,但这个问题自陈澧发现后,确实是有待解决的难题,众说纷纭。总的看法是,重纽代表两种音节的对立,大致可分为四派意见:〈1〉主要元音区别说,代表作有陆志韦《三四等及所谓“喻化”》(1939年)、董同和《广韵重纽试释》(1945年)、周法高《广韵重纽的研究》(1945年)等;〈2〉介音区别说,代表作有有坂秀世《批评高本汉对三四等的拟音》(1937-1939年)、河野六郎《朝鲜汉字音的一个特点》(1939年)、王静如《论古汉语之腭介音》(1948年)、李荣《切韵音系》(1956年)、邵荣芬《切韵研究》(1982年)、龙宇纯《论重纽等韵及其相关问题》(1986年)等;〈3〉声母区别说,代表作有三根谷彻《关于韵镜的三四等》(1953年)、李新魁《重纽研究》(1984年)、周法高《隋唐五代宋初重纽反切研究》(1989年)、平山久雄《关于中古汉语重纽韵介音的音值》(1991年)、竺家宁《试论重纽的语音》(1995年)等;〈4〉韵尾区别说,有薛凤生的《试论〈切韵〉音系的元音音位与重纽、重韵等现象》(1995年)。此外,重纽跟声调也有瓜葛,平山久雄作有《中古重纽的语音表现与声调的关系》(1977年)。1995年在台湾省召开了第四届国际暨第十三届声韵学研讨会,中心议题是重纽问题。总的看来,介音区

别说得到较多学者的支持。

(五)唇音字没有开合的对立

赵元任(1941年)、纳盖勒(Paul Nagel)《论陈澧〈切韵考〉所见〈切韵〉字音的构拟》(1943年)、董同和《汉语音韵学》(1968年)、李荣(1956年)、

邵荣芬(1982年)等主此说。

(六)元音的数量有减少的趋势

如王力《中国音韵学》(1935年)有18个,邵荣芬(1982年)有13个,李荣(1956年)有12个,陆志韦《古音说略》(1948年)、王力《汉语音韵》(1963年)、周法高《论切韵音》(1968年)、喻世长《〈切韵〉韵母拟音的新尝试》

(1989年)有10个,马丁(Samuel Matin)《古汉语音位》(1953年)有8个,

薛凤生(1995年)只有7个。

(七)关于《切韵》的性质

有单一音系说和综合音系说,至今也没有达成一致。单一音系论者,邵荣芬《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1961年)、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1962年)和《再谈切韵音系的性质》(1962年)认为《切韵》音系是以洛阳方音为基础的、同时也吸收其他一些方音特点(主要是金陵方音)的活音系。黄典诚(1994年)则看作由文读系统和白读系统交相为用的河洛官音。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1995年)从标准语方言基础转移的角度,论证《切韵》音是齐梁以来以洛阳皇室旧音为基础、浸染金陵的某些语音而形成的雅音系统,这个标准音有以洛下为代表的北方话和以金陵为代表的南方话两种主要的地域变体。王力《汉语史稿》(1957年)、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1962年)、周法高《论切韵音》(1968年)都认为《切韵》音系是六世纪南北通用的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何九盈《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其他》(1961年)、黄粹伯《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问题》(1962年)、张琨《论中古音与切韵之关系》(1975年)、《切韵的综合性质》(1979年)则主张《切韵》音系《切韵》是包容古今南北音韵区别的综合体。看来,这些问题今后还要

继续争论下去。

除了音系的专门研究外,还出版了一些概论性专著和工具书。张世禄的《广韵研究》(1933年)着重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截至本世纪30年代以前的《广韵》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此后,方孝岳、罗伟豪著有《广韵研究》(1988年)、严学宭著有《广韵导读》(1990年),是很有见地的《广韵》研究概论。工具书有沈兼士主编的《广韵声系》(1945年)、周祖谟的《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1980年)、陈新雄的《声类新编》(1982年)、方孝岳的《广韵韵图》(1988年)和周祖庠的《切韵韵图》(1994年)等。

贰诗文韵系的研究

根据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各代诗文押韵的归纳和分析,研究各个时期的韵部分

合,是中古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魏晋南北朝诗文用韵研究

于海晏《汉魏六朝韵谱》(1936年)收集两汉至六朝诗文押韵材料,讨论韵部分合状况。王力《南北朝诗文用韵考》(1936年)考察南北朝49家用韵,分为三个时期,归纳为54个韵部,特别注意不同时期、不同籍贯的诗人的方音差异。周祖谟《魏晋音与齐梁音》(1982年)、《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的分类》(1982年)和《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1983年)论述了魏晋宋时期齐梁陈隋两个时期的韵部、声母、声调演变的格局,指出前期音韵格局的最大变化在于阳声韵与入声韵相承,已不能按照谐声关系确定韵部的字类;后期跟刘宋的分韵不同而跟《切韵》接近,证明《切韵》音系有实际语音基础。丁邦新《魏晋音研究》(1976年)是魏晋音研究的后出转精之作,重视方法论,得出公允的结论,在海外有很大的影响。何大安著有《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1981年,博士论文)。其他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古层冰的《汉赋韵笺》(1933年)、王越的《魏晋南北朝“支”“脂”“之”三部及“东”“中”二部之演变》(1934年)、王力的《范晔刘勰用韵考》(1982年)、李荣的《庾信诗文用韵研究》(1982年)、李露蕾《南北朝韵部研究方法论略》(1991年)等。

此外,美国学者朱荷尔(Robert A.Juhl)著有《从魏至初唐的诗人叶韵系统鸟瞰》(1972年,博士论文)和《从魏到梁汉语韵类的音韵演变》(1974年),运用王士元提出的词汇扩散理论,透视魏晋至唐的诗人用韵,在北美汉学界有较

大影响。

二隋唐诗文用韵研究

隋唐诗文的个人用韵的研究,有张世禄《杜甫诗的用韵》(1944年)、鲍明炜的《李白诗的韵系》(1957年)和《白居易、元稹诗的韵系》(1981年)、若凡的《寒山子诗韵》(1963年)、赵锐的《白居易的诗歌用韵》(1980年)、荀春荣的《韩愈的诗歌用韵》(1982年)、《韩愈的韵文用韵》(1988年)和《柳宗元诗文用韵》(1992年)、李维一等的《初唐四杰诗韵》(1982年)、刘丽川的《王梵志白话诗的用韵》(1984年)、李无未的《韦应物诗韵系》(1994年)、熊江平、宋秉儒分别著有《杜牧诗韵考》(1995年,1996年)冯志白的《刘禹锡诗文用韵考》(1996年)、郭力的《孟郊诗韵考》(1996年)等。杜甫、王梵志、白居易诗用韵引起众多学者的兴趣,有多篇论文发表。对于一个或几个时期的诗文用韵作宏观的总体考察,李荣、唐作藩、鲍明炜、耿志坚等创获最多。李荣的《隋韵谱》(1961-1962)排比讨论《全隋诗》、《全隋文》用韵情况。麦耘的《隋代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1999年)取材李荣的《隋韵谱》,尝试采用数理统计法,编成电脑软件,对辙和辙、韵和韵之间的分合和疏密关系作了较精确的统计和验证,指出隋代韵文28辙的共通现象。唐作藩连续二十多年指导北大学生研究唐诗用韵,基本上把《全唐诗》作品较多的诗人用韵清理了

一遍,以此为基础,把中古韵部分为前期(六朝至初唐)43部和后期(中晚唐)29部,拟测韵母系统,并著有《唐宋间止蟹二摄的分合》(1991年)、《晚唐尤韵唇音字转入虞韵补证》(1991年)等。鲍明炜的《唐代诗文韵部研究》列出初唐、盛唐作家的诗文韵谱,整理出初唐韵系。耿志坚著有《唐代近体诗用韵之研究》(1983年,博士论文)、《初唐诗人用韵考》(1987年)、《中唐诗人用韵考》(1991年)、《晚唐及唐末五代近体诗用韵考》(1991年)等。关于敦煌变文诗文用韵,周祖谟著有《变文的押韵与唐代语音》(1989年),考订唐五代北方话的韵母为23摄,并加以拟测,指出现代北方话的韵母系统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研究普通话的历史,须以此为起点。此外,周大璞著有《敦煌变文用韵考》(1979年)、张金泉有《敦煌曲子词用韵考》(1981年)等。九十年代以来,华中理工大学研制了“反切系联整理系统”和“诗文用韵系统整理程序”。其中,“诗文用韵系统整理程序”是国家“九五”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隋唐五代汉语语音史”研究的一部分,能自动处理隋唐五代数百年间几万首诗歌的韵字,整理用韵情况。项目负责人尉迟治平领导课题组运用计算机技术建立语料数据库、编制应用程序系联韵字,并利用几率统计法计算韵部相押的概率来归纳韵部,全面整理隋唐五代诗歌的用韵情况,发表了一系列有份量的论文,有陈海波、尉迟治平的《五代诗韵系略说》(1998年)、胡杰、尉迟治平的《诗文用韵的计算机处理》(1998年)、刘根辉、尉迟治平的《中唐诗韵系略说》(1999年)和赵蓉、尉迟治平的《晚唐诗韵系略说》(1999年)等。运用计算机技术整理中古时期的押韵材料,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叁音注材料的研究

运用反切系联法和反切比较法,从众多的字书、音义书音切中整理出注音者的音

系,

构成中古音研究的重要内容,形成了几个研究热点。

一《经典释文》音的研究

《经典释文》罗列汉魏晋南北朝经师异读,陆德明的注音标作首音。以《切韵》

音系为

参照,根据各个朝代的经师音切可透视各朝的语音特点,甚至建立音系。从陆德

明音切可

以离析出六朝标准音系。黄侃、吴承仕、罗常培、陆志韦、王力、林焘、黄焯、

邵荣芬、

坂井健一、蒋希文、黄坤尧等作出了突出的成绩。罗常培著有《经典释文和原本

玉篇反切

中的匣于两纽》(1937年)、《经典释文中徐邈音辨》(1984年,遗著)等多

篇论文。闻

宥著有《经典释文反语与广韵切语异同考》(1931年)。吴承仕著有《经典释

文序录疏证》

(1984年)。陆志韦、林焘著有《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1950年),林焘有

《陆德明的

〈经典释文〉》(1963年)。黄焯的《经典释文汇校》(1980年)对《经典释

文》作了全

面的校勘,资料价值高。日本学者坂井健一著有《魏晋南北朝字音研究》(1975

年),按

照李荣《切韵音系》的拟音构拟《经典释文》反切的音值。王力《经典释文反切

考》(1982

年)考证出语音系统,他的《汉语语音史》(1985年)以此作为建立隋中唐音

系的主要依

据。蒋希文有《经典释文音切的性质》(1989年)。邵荣芬《经典释文音系》

(1995年)

是音系方面的集大成的著作,从首音考证出陆德明的音系,主张陆氏音系是以金

陵音为基

础的南方地区的标准语音系,具有跟《切韵》对等的地位,本书列出陆德明同音

反切字表,

展示陆氏音系格局。黄坤尧编纂《新校索引经典释文》(1988年),著有《经

典释文动词

异读新探》(1992年),首次系统考察了动词随着声调、声母清浊和韵母阴入

的变化而显

示出的不同的语法功能。

关于经师音系,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是蒋希文的《徐邈音切研究》(1999年)。

此书

提出适用于整理经籍中零散反切的归纳法,即在采用反切系联法的基础上,进一

步运用传

统逻辑所说的枚举归纳推理,从现存的1400多条徐邈切语中得出声类35类,韵

部78部,揭

示了两汉以后齐梁以前汉语读书音的特点。此外,黄坤尧还著有《东晋徐邈徐广

兄弟读音

比较》(1991年)。关于李轨、刘昌宗的音切,也有专文探讨,简启贤著有《李

轨音注考》

(1993年),范新干著有《刘昌宗音切的声母系统》(1998年),盘晓愚著有

《〈经典释

文〉刘昌宗反切韵类考》(1998年)等。

二顾野王《玉篇》音系的研究

顾野王原本《玉篇》残卷存2100余字,仅占原书的八分之一。周祖谟《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1936年)依据日本沙门空海所作《篆隶万象名义》的反切考订拟测出《玉篇》完整的音系,得36个声母,52部178韵。周祖庠《原本玉篇零卷音系》(1995年)使用类比法和统计法,把《玉篇》残字反切跟《切韵》比较,推论出音系,主张《玉篇》代表六世纪的金陵读书音。此外,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著有《〈玉篇〉反切中的梗摄字》(1981年)等。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刘尚慈整理的《篆隶万象名义》,刘尚慈还著有《<篆隶万象名义>考辨》(1997年),为进一步研究《玉篇》音系提供了便利。

三曹宪《博雅音》的研究

黄典诚的《曹宪〈博雅音〉研究》(1986年)运用反切比较法,把曹宪音切打入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中,得出“《博雅音》大体和《切韵》一样,都是契合金陵洛下两地的官音所凝成的较古的东京洛阳音的反映”的结论。丁锋《〈博雅音〉音系研究》(1995年)注意到曹宪音的语言层次问题,在整理出声、韵、调系统的基础上,指出《博雅音》记录了梁陈隋之际含有书音

和口音的扬州音系。

四玄应《一切经音义》的研究

周法高著有《玄应反切考》(1948年)、《从玄应音义考察唐初的语音》(1948年)和《玄应反切再论》(1984年)采用反切系联法全面整理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反切的声韵系统,主张玄应音代表活的长安方音。王力《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1980年)也有相同的看法,运用反切比较法考证唐初长安音系,指出声母重唇、轻唇不分,舌头、舌上不分,有44个韵部。在他的《汉语语音史》(1983年)中以此作为建立隋中唐音系的主要依据。周著和王著的最大不同在于,周著有重纽,除非反切下字系联成一类,不合并《切韵》本有区别的韵类;王著不承认有重纽,除了把个别反切下字混切看作例外,只要有一部分反切

下字混切,就合并《切韵》相关的的韵部。此外,周祖谟著有《校读玄应一切经音义后记》(1966年)、石塚晴通著有《玄应〈一切经音义〉的西域写本》(1992年)、庄淑慧有《〈玄应音义〉所录〈大涅槃经〉中梵文字母译音之探讨》(1993

年)等。

五慧琳《一切经音义》的研究

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1931年)采用反切系联法考订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反切,得67个声类(归纳为37个声母),173个韵类,认为反切取自元廷坚的《韵英》,反映了跟《切韵》音系不同的唐代关中方言的语音系统,并参考日汉对音加以构拟。黄氏后来又对此书加以补充修订,写成《唐代关中方言音系》(1998年出版)。谢美龄《慧琳〈一切经音义〉声类新考》(1990)分40声类,讨论重纽问题,主张慧琳反切音是以当时首都长安为主的士大夫阶

级的读书音。

六颜师古的《汉书音义》音切的研究

研究颜师古音切的学者,计有七八家,结论共同点多。代表作有钟兆华的《颜师

古反

切考略》(1982年)、谢纪锋的《〈汉书〉颜氏直音释例》(1991年)、《〈汉书〉颜氏音切韵母系统的特点──兼论切韵音系的综合性》(1992年)、《〈<汉书〉音切校议》(1992年)和董忠司的《颜师古所作音切研究》(1978年,博士论文)、《七世纪中叶汉语之读书音与方俗音──初唐颜师古音系及其他》(1986年)、《董钟两家颜师古音系的比较》(1992年)等。钟著认为,颜师古声韵系统和《切韵》大同而小异,代表了以长安话为中心的关中方音。此外,日本学者大岛正二著有《颜师古<汉书>音系研究》(1971年),发现颜氏音跟慧琳

音接近,而玄应音与《切韵》音近似。

七朱翱反切的研究

朱翱反切不同于《唐韵》反切,反映了晚唐五代的时音。张世禄《朱翱反切考》

(1944

年)采用反切系联法、王力《朱翱反切考》(1982年)采用反切比较法分别考证朱翱反切的音系,结论颇有不同。王力《汉语语音史》(1985年)以朱翱反切作为构建晚唐五代音系的依据,分声母36个,韵部40个。张慧美《朱翱反切新考》(1988年)评论张、王两家得失,着重讨论了重纽问题,主张重纽A类声母腭化,B类不腭化,推测朱翱反切音系很可能代表当时吴方言。张渭毅《朱

翱反切的开合系统》(1994年)揭示了朱翱反切在开口、合口韵类的分布和归

字上表现出来的不同于《切韵》的特点。

八其他音注材料的研究

严学宭《大徐本说文反切的音系》(1936年)揭示了大徐反切跟今传本《唐韵》残卷和《广韵》不同的语音特点。邵荣芬的《〈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1964年)首先正式使用反切比较法,得出跟《切韵》音系大致相同的结论。他的《〈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1981年)也旨在证明《晋书音义》和《切韵》有共同的语音基础。邵荣芬的《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1963年)根据敦煌俗文学抄本的别字、异文的同音关系探讨唐五代西北方音的语音特点,对于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结论进行补充和修订。日本学者大岛正二著有《唐代南方方言的若干音韵特征--关于李善<文选音注>所反映的江都字音》(1971年)。美国学者柯蔚南(W.South Coblin)著有《郭璞注中的魏晋声母系统》(1974-1975年),推测郭璞时代存在一套不见于后代的舌面前音声母k、kh、g。陈亚川的《〈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字》(1981年)和《〈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下字》(1983年)归纳了郭璞音的特点。李义活《〈续一切经音义〉反切研究》(1991年,博士论文)比较诸本反切异同,考求声类韵类,指出希麟反切并非来自某一部韵书,而反映了时音。此外,张永言著有《〈水经注〉中语音史料点滴》(1983年),彭辉球的《〈尔雅〉郭注的反切》(1993年),孙玉文著有《李贤〈后汉书音注〉的音系研究》(1994年),龙异腾有《〈史记正义〉反切考》(1994年),黄坤尧著有《〈史记〉三家注之开合现象》(1994年),张洁著有《〈文选〉李善注的直音和反切》(1998年)等。

肆对音的研究

对音是中古音研究材料的重要来源,包括汉字在外语中的译音和外语在汉字中的

音。最早利用对音研究中古音的学者是欧洲的汉学家马士曼、武尔披齐利、商克、马伯乐、钢和泰、高本汉等。马士曼著有《汉语的文字和声音专论》(1809年),武尔披齐利著有《中国音韵学》(1896年),商克著有《古代汉语语音学》(1900年),都或多或少地利用高丽、日本、安南译音构拟中古音某些音类的音值。钢和泰的《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1923年)指出对音是研究各时代汉字音的重要材料来源。马伯乐的《安南语音史研究》(1912年)构拟隋唐音系,研究越南语中的汉字音,他的《唐代长安方音》(1920年)大量利用越汉对音、日汉

对音、藏汉对音系统地构拟《切韵》音值,讨论唐代语音的历史变迁。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年)利用33种汉语方言,更系统地参照日本、越南、高丽语中的汉字读音,成功拟测了《切韵》的音值。

中古音对音研究成就最大的中国学者是罗常培和王力。罗常培的代表作有《知彻澄娘音值考》(1931年)、《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1931年)、《梵文颚音五母之藏汉对音研究》(1931年)、《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等。《知彻澄娘音值考》从梵文字母的译音、佛典译名的华梵对音、藏译梵音对译中古舌上音声母知彻澄娘的大量材料、这四个声母在现代方音的读音以及韵图的排列等方面入手,证明知彻澄娘四个声母应当读舌尖后音[?臶/size]][?芠

/size]][?荹/size]][?萚/size]],与照二组声母相配,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唐五代西北方音》利用敦煌发现的六种汉藏对音、藏汉译音和注音资料,考订唐五代敦煌一带的方音系统,得出6组29类声母、23摄55个韵母,然后跟《切韵》音系比较,再用现代六种西北方音(甘肃兰州、平凉,陕西西安、三水,山西兴县、文水)作旁证,拟测唐五代西北方音音值,并推求从《切韵》到现代西北方音演变的历史。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利用对音完整地重建古代方言音系的著作,说明用译音对勘的方法研究中古音已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王力的《汉越语研究》(1948年)全面研究了越语中的汉语借词,同时讨论了古汉越语和字喃,分析了汉越语的来源和音系,至今仍是研究汉越语的最权威的文献。

利用对音,陆志韦(1939年,1947年)、王静如(1948年)论证了重纽问题;陆志韦(1940年)、李荣(1956年)解决了全浊声母不送气问题;张世禄的《从日本译音研究入声韵尾的变化》(1929年)讨论了入声韵尾的构拟问题等等。此外,在海外备受瞩目的论著还有:北美学者米勒(https://www.sodocs.net/doc/548825256.html,ler)的《敦煌写卷中藏汉译音中的几个问题》(1967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中古汉语音韵》(1965年,博士论文),三根谷彻的《越南汉字音研究》(1972年),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研究》(1968年)和《关于日本吴音》(1976年);匈牙利学者马尔登菲(F.Martonfi)的《论朝鲜汉字音的韵母》(1971年)和《义净梵语千字文研究》(1974-1975年)等。对音材料的范围拓宽了,研究成果也比前

人深入了。

关于中古汉语四声的性质,古代文献中的描述很模糊。王力《汉语诗律学》(1958年)和周祖谟《关于唐代方言中四声读法的一些资料》(1958年)已经推测了四声大致的念法。如果借助对音材料,就能够获得较为明确的感性认识,进而构拟中古四声的大致调值。周法高《说平仄》(1948年)根据唐初梵汉对音中平声字对译梵文长音、仄声字对译短音的事实,推测平声长、仄声短。梅祖麟《中古汉语的声调和超音质音位以及上声的起源》(1970年)主张平声是长而低的平调,上声是短而高的平调,去声是稍长引的声调,入声是短促的声调。平声最长,其次是去声,再次为上声和入声。丁邦新发表了一系列有份量的古代汉语声

调的论文,如《平仄新考》(1975年)、《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之检讨》(1981年)、《汉语声调的演变》(1989年)等。其中《平仄新考》遍考《悉昙藏》中对译长短音的所有材料,指出中古平仄的区别在于平调和非平调的对立,平调即平声,非平调有上、去、入三声,上声为高升调,去声可能是中降调,入声是短促调。此文论证周密,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施向东著有《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1983年),利用玄奘译著的梵汉译音,认为初唐中原方音的平声是高平调,去声是低平调,上声、入声介于两者之间,上声是升调,入声是降调。去声最长,其次是平声,再次是上声和入声。

八十年代以来,对音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徐通锵、叶蜚声的《译音对勘和汉语音韵的研究》(1980年)评价对音材料在构拟译音时代的语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译音对勘的方法是汉语音韵研究方法的转折。通过初唐中唐的对音考察当时长安、洛阳一带的方音,成为热门的话题。刘广和的《〈大孔雀明王经〉咒语义净跟不空译音的比较研究》(1994年)通过唐僧义净与不空译音的差异,论证唐代北方地区有两个势力很大的方言,一个是洛阳为中心的东部方言,另一个是以长安为中心的西部方言。尉迟治平著有《周隋长安方音初探》(1982年)、《周隋长安方音再探》(1984年)和《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声母系统》(1985年),施向东著有《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1983年),刘广和还著有《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和《唐代八世纪长安音的韵系和声调》(1991年),王吉尧著有《从日语汉音看八世纪长安方音》(1987年),金德平著有《唐代长安话日母读音考》(1988年)和《从日语汉音试论唐长安话明母的音值》(1994年),聂鸿音著有《慧琳译音研究》(1985年)等等。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发表后,一些学者利用新发现的一批敦煌资料对罗著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日本学者高田时雄的《根据敦煌资料所作的汉语史研究》(1988年)最具代表性,把敦煌对音资料分作近乎标准音的和远离标准音的两类,论证和修订了罗著的结论,价值较高。

关于汉越对音,潘悟云、朱晓农有《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1982年),探讨了唇音声母的开合、重纽、轻唇化等相关问题。

关于日汉对音,史存直著有《日译汉音、吴音的还原问题》(1986年)针对日语、汉语语音体系的差异和历史上日本人转写汉语语音的困难,提出还原日译汉音的原则和方法。姚彝铭著有《日语吴音汉音和中古汉语语音》(1984年),尉迟治平著有《日本悉昙家所传古汉语调值》(1986年),王吉尧、石定果著有《汉语中古音系与日语吴音汉音音系对照》(1986年),阿部享士著有《唐代西北方音与日本汉音比较研究》(1993年)等。

关于朝汉对音,河野六郎《朝鲜汉字音研究》(1968年),已经把朝鲜汉字音划分为不同的音系层次,主要音系层次与慧琳《一切经音义》相同,反映了唐代长安音,部分音系层次来源较早,反映了江东音。朴炳采的《古代国语的研究》

(1986年)指出韩国汉字音主要反映隋唐时代《切韵》音系的北方中原音。郑仁甲的《朝鲜语汉字词考》(1998年)则认为朝鲜语汉字音以《切韵》音系为主,声调与上古晚期对应,声母与上古到中古中期相应,韵母与上古到近代中期相应。朴庆松的《韩国汉字音和汉语音韵史的研究》(1998年,博士论文)系统研究了韩国汉字音跟《切韵》音系的对应关系,即韩语的元音和谐律系统对应《切韵》的四个等,并修正了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在朝鲜汉字音的认识和

《切韵》拟音上的错误。

此外,关于重纽的讨论,又有新的进展。刘广和有《试论唐代长安音重纽──不空译音的讨论》(1987年),吴钟林有《从五种方言和译音论重纽的音值》(1990年),卢顺点有《论晚唐汉藏对音资料中汉字腭化情形》(1990年),王吉尧有《汉字域外音对古汉语重纽现象的反映》(1994年),吴圣雄有《日本汉字音能为重纽的解释提供什么线索》(1995年)等。

研究唐以前的对音主要在于东晋译音的考察,刘广和著有《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声母系统》(1991年)和《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韵母系统》(1996年),储泰松有《鸠摹罗什译音研究》(1996年,1998年)等。

中古汉语语音材料相当广泛,不同时期的不同材料所体现的语音性质不同,可以按照不同的时间和地域进行排比分析,分期整理出音系。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1995年)把中古音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齐梁陈隋至初唐是一个阶段,以《切韵》音系为标准音;中唐-五代是一个阶段,盛唐是过渡阶段,长安的雅音(“唐京雅音”)成为新的标准音,发生了不同于《切韵》音系的许多变化。较系统地论述了由《切韵》音系到中唐五代音系的发展趋势和演变

规律。

此外,20世纪汉语中古音研究有关等韵学研究的内容,我们另有专文讨论。

谐声字在上古音中的研究价值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2008年第1期J.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 NALITIES(Phi losophy a nd Social Science)No.1.2008谐声字在上古音中的研究价值 张亚蓉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21) [摘 要]谐声字在上古汉语中的研究价值很早就得到了学者们的首肯,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对谐声材料本身以及对谐声现象所表现出的内部语音关系的理解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对此,我们认为数量庞大的谐声字内部所存在的语音关系是研究上古音的重要依据,不能因为材料中出现的一些例外,而否认整个谐声材料的价值。谐声字所反应的主流现象有规律可寻,而且,这些规律以及例外都可以得到合理地解释。谐声关系完全可以当作内部语音基本一致的语音史料来使用。 [关键词]谐声字;上古汉语;谐声 [中图分类号]H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8)02-0125-06 在上古音研究中,我们可以利用的材料很多,有谐声、韵文、经籍异文、古书通假、读若、声训等,但其中价值最大的还是谐声字。王力也云: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音韵学家一般只能根据五种材料来研究上古的声母:第一是谐声偏旁;第二是声训;第三是读若;第四是异文;第五是异切(不同的反切)。 我们之所以说谐声字价值最大,是因为它数量多,形态多样,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分析。许君叙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段氏释之为 以事以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为半声也。江河之事,以水为名,譬其声为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其别于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独体。形声合体,其别于会意者,会意合体主意,形声合体主声。 其解释形声,极为明白。 历来对谐声的关注不绝,晋卫恒曰: 形声江河是也,以类为形,配以声也。 唐贾公彦曰: 谐声即形声,江河之类是也。皆以水为形,工可为声,书有六体,形声为多。 宋张有: 谐声者,或主母以定形,或因母以主意,而附他字为子,以调和其声者也。 郑樵: 谐声与五书同出,五书有穷,谐声无穷,五书尚意,谐声尚声,天下有有穷之义,而有无穷之声,谐声者合声成字,不可盛举。 元戴侗: 何谓谐声,从晶而谐以生声为,从甘而谐以匕声为旨,从又而谐以卜声为攴之类是也。 杨恒、周伯琦,明赵古则、王应电、朱谋玮、赵宦光、张位等都在其著作中谈及形声字,明吴元满还有一本专述谐声字的专著 谐声指南 。 到了清代,清人对谐声字的整理及应用则达到高潮。清丁福保 说文解字诂林 收录了众多研究 六书 的文章,专述形声的就有两篇。 近代,对形声字的论述更是细致、深入,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 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 (甲编)中收录了18篇专事形声字研究的论文。 综观各家之论,其解释形声基本相同,只是有的专著称为谐声,有的称为形声。王应电之论极为明白, 盖言谐声不如言形声之包括也。 作为六书当中的一种,谐声、形声两者所指对象相同,只不过古代不同的书里用了不同的名称,故有 形声 、 谐声 、 象声 等叫法而已。中古以来研究古音的人主要采用 谐声 一词,它表达了一个包含了声符的合体字跟声符之间在读音上的内在含义 声音和谐。 [收稿日期]2007-11-11 [作者简介]张亚蓉(1979 ),女,甘肃兰州人,博士研究生,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大学语文-古代汉语概述

一、古汉语部分 (一)概述 什么是古代汉语?顾名思义,古代汉语就是古代汉族人民使用的语言。它是与现代汉语相对而言的。中国是古代语言文字的发源地之一。中国悠久的文明史是从有了记录语言的文字开始的,有系统的文字记载是从甲骨文开始的,至今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自从有了文字以后,我们才得以认识古代汉语的历史面貌。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古代汉语是从形成汉民族时候就开始了,但是,史前时期的语言,我们已经无从认识,更谈不上学习和研究了,目前古代汉语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书面语言。 汉语的书面语言大致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后代用这种书面语写成的作品,即通常所说的文言;一个是六朝以后在北方话基础上形成的古白话。例如唐宋禅宗语录、唐五代变文、宋元话本等。 关于古代汉语的下限,目前学界的看法仍然存在分歧。一种看法认为,古代汉语的下限是“五四”以前,在“五四”以前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汉族人民所使用的语言都可以称为古代汉语。(见郭锡良《古代汉语·序论》)另一种看法认为,古代汉语的下限应该在晚唐五代。吕叔湘先生认为,古代汉语应该和近代汉语相衔接,而现代汉语应属近代汉语的一部分。他说:“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期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见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序》) 汉语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古代汉语研究的分期问题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过程中所遇到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目前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现在目前大多数学者能够接受的看法是:以先秦、两汉书面语为代表的上古汉语;以东汉到隋末含较多口语成分的典籍语言为近代汉语;以晚唐五代至清代初年古白话为代表的近代汉语。西汉是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过渡阶段;初唐、中唐是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的过渡时期;清代中晚期是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过渡时期。研究汉语发展的历史,就是要研究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面貌,了解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探索这些发展和变化的特点和原因,揭示出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 古代汉语课主要是研究古代汉语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那么,以前学习和研究古代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的学科是什么呢?汉代把文字学称为小学。到了隋唐,小学又成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总称。直到清代章太炎才确立了“语言文字学”的名称。章太炎《语言缘起说》中认为:“今言小学者……当名语言文字之学为确切。”古代汉语这门学科的名称,是现代学科的名称。它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包括文字,词汇,语法,修辞,音韵,训诂等内容,还包括古代文体,诗词格律,古代文化常识、工具书的使用等。 以下,我们对古代汉语的音韵、词汇、语法、文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音韵 当我们学习古代汉语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就需要掌握一些古代的语音知识。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的学问,就是“音韵学”。音韵学,又叫汉语音韵学,是研究我国古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律的一门科学。传统音韵学的内容包括;音韵学术语、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等几个部分。学习音韵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古代的通假字、同源字,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可以提高我们欣赏古代的诗歌及其他韵文,特别是鉴赏古典诗词的能力等;可以帮助了解现代汉语声、韵、调的来历,有利于我们学习推广普通话,搞好现代汉语语音的规范化工作。音韵学的知识,对于古籍校勘以及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其他学科,也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章 中古音系

第五章中古音系 上文提到,《广韵》与《韵镜》(包括《七音略》)在中古音的研究中是互为补充、缺一不可的。通过《广韵》与《韵镜》的分析比较,相互参证,中古音的声母、韵母、声调、音值及声韵的配合情况就可以确定了。 第一节中古音的声母和韵母 一、中古音的声母 《广韵》的声母有三十七个,《韵镜》的声母有三十八个,二者的差别只在于,《广韵》的喉音中有影、晓、匣、以(喻四)四母,《韵镜》的喉音中则有影、晓、匣、云(喻三)、以五母,所以《韵镜》比《广韵》多出一母。就《韵镜》的情况来看,“云”母已从“匣”母中分化出来,但尚未同“以”母合流,这种现象说明《韵镜》所确定的声母要晚于《切韵》(《广韵》的声母即代表《切韵》的声母),但不会晚于守温制作三十字母的晚唐时期,因为在守温的三十字母中云、以已合流为喻。本书将中古声母确定为三十七个,亦即《广韵》的三十七母,理由是让“云”归“匣”更能反映出隋唐时期汉语声母的面貌。下面是三十七声母表及其拟音(拟音均为国际音标)。 中古声母音值表 中古声母发音 及拟音方法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全清全浊发音发音 部位新名部位旧名 帮, 滂, 並, 明, 双唇唇重唇 (非) (敷) (奉) (微) 舌尖中舌头端, 透, 定泥舌舌面前舌上知彻澄娘 舌尖前齿头精,, 清,, 从心, 邪舌叶齿庄, 初, 崇生俟正齿舌面前章, 昌, 船书禅舌根牙见溪群疑?

零声母影, 匣舌根音喉晓 (云) 半元音以 舌尖中半舌来, 舌面鼻半齿日擦音 表中的三十七声母和唐末宋初的三十六字母相比,唇音中少了四个,正齿音中多了五个,喉音中的喻母有分有合,数目没有增减。 二、中古音的韵母 通过第三、四两章我们得知,《广韵》的韵类共有292类(王力《汉语史稿》的分类或王力《汉语音韵学》中的290类再加上戈和昔)。如果不计声调,则为92类,其中所含韵母计有142类。《韵镜》开三合三 的韵类共有291类(比《广韵》少一个戈,如果不计声调,则为90类,其中所含韵母共有139类。两开三) 相比较,《广韵》比《韵镜》只多出真合、质合及戈三个韵母。由此可以看出,《广韵》切下字系联三三开三 的结果和《韵镜》所列的韵类数是极其接近的,这说明了系联结果的可靠性。本书把《广韵》的142个韵母确定为中古的韵母,下面是这142个韵母的名称及拟音,序次按92类的形式排列,其中平声韵的拟音代表平、上、去三声。 1 中古韵母音值表 1(东开一,?屋开一, 开二?黠开二?, 46(山 2(东开三 ,?屋开三 , 47(山合二,?黠合二,?, 3(冬合一,?沃合一, 48(先开四屑开四 , 4(钟合三 ,?烛合三,,? 49(先合四, 屑合四, , 5(江开二?觉开二 50(仙开三?薛开三?, 6(支开三 51(仙合三 ,?薛合三 ,?, 7(支合三 , 52(萧开四 ,

古音学史研究概述

古音学史研究概述 摘要:传统古音学自吴?B ?创至今已历经千年,期间 音韵学名家辈出,使古音学理论一步步走向完善,本文特从上古音的古韵分部、声母系统、声调三个方面对上古音的研究历史做简单的梳理,整理出传统古音学研究的大致发展脉络。 关键词:上古音;韵部;声母;声调所谓上古音是指周秦时期及前汉时期的音系系统,由于那个时期无韵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归纳《诗经》用韵,同时对《切韵》音系进行离析。在中古音的基础上,利用先秦的韵文材料《诗经》《楚辞》及其他群经诸子散文的用韵,还有以《说文》的谐声系统、训诂材料及方音材料、域外对音材料等作为旁证来推测古代的发音。 1上古汉语韵部真正的古音学研究是从宋代开始的,以通转叶音说为主体的宋代古音学研究标志着古音学的建立。吴??是通转说的代表,朱熹是叶音说的代表。“通转”的办法实际是囿于中古音,简单地合并《广韵》的部类,而不知离析,混淆了各韵部之间的界限。而“叶音说”的本质是没有认识到古诗不押韵是由于语音发生变化的缘故。清朝是古音学研究的全盛时代,最有名的古音学家有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诰,王念孙等。顾炎武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除第十部外,入声字都配阴声,离析唐韵,这是顾炎武的首创。他的古韵十部奠定了清代古音学的基础。

江永研究音韵学与顾炎武稍有不同,顾炎武不管今音,只研究古音。他曾批评顾炎武“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 他本人非常注重于审音。江永把古韵分为十三部,比顾炎武多出三部。江永根据古音有?m 侈之分,将顾炎武的真部分为真元两部,侵部分为侵谈两部。江永还把侯韵离开鱼部与尤幽合并,并离析萧宵肴豪一部分字,这样把顾炎武的鱼宵两部分为鱼宵幽三部。段玉裁分古音为六类十七部,比江永多出四部。传统认为段玉裁的最大功绩在于支脂之三部分立。另外真文分立、幽侯分立,段玉裁也是正确的。关于韵部次序,在段玉裁之前顾炎武离析唐韵尚不敢把次序移动,而段玉裁则很大胆地把次序变更了,并运用谐声偏旁归纳韵部。戴震把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如果不算入声,古韵是十六部。他的分部有价值的是阴阳入三声相配。但是,他把应属阴声的歌部误作阳声,则是错误的。孔广森著有《诗声类》,分古韵阴声九部和阳声九部,共十八部。孔广森之前东冬都是合韵的,到了孔广森首将东冬分部。他的另一个音韵学研究的精彩之处在于正式确定了阴阳对转。他的对转法是:“入声者阴阳互转之枢纽。”江有诰与王念孙的古音学思想很相近,王念孙把古韵分为二十一部,比段玉裁多四部,王念孙把段玉裁的真质部分为两部,把质部叫作至部,同时把祭部独立,侵谈二部入声独立。江有诰采用了孔广森的冬部,不接受王念孙的质部(至部)。章炳麟对于古韵,起初定为二十二部,后来他觉得脂部去入声的字,在《诗经》里往往不与平上相押,所以把它再分为脂队两部。他还用汉字去描写二十三部的音值,虽没有国际音标那样明确,但由此可知他假定的古代

古代汉语语法研究

题目:论古代汉语中的“者”字结构与“所”字结构的比较 学院: 学生姓名: 学号: 专业: 年级: 摘要:“者”“所”是古代汉语中两个十分重要的词语, 它们的分布非常广泛, 主要是与其它成分结合组成“者”字结构和“所”字结构, 充当各种句法成分。“者”字结构与“所”字结构是古汉语研究中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它们在词性、功能、结构性质等方面都存在着共同点和不同点。不同的学者对于这两者的看法有所不同,本文不能全部列出,仅选取其中一些观点进行归纳整理。本文从语法功能、结构的构成特点以及结构的性质三个方面尝试做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者”字结构“所”字结构语法功能构成特点构成性质 一、从语法功能上看 从语法功能上看,者字结构与所字结构中“者”和“所”字都是特别的指示代词,它们具有大致相同的语法功能,即指代作用;具有共同的语法特点,即不能独立进入句子,充当句子成分。但二者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者”字的作用都是“指”指别而“代”代替 ,因此,“者”字的后面不会再出现所代的名词“所”字一般是“指”而“代”,但有时是指”而不“代”。指而代时,所字结构后面不

再出现所代的名词,指而不代时,所字结构后面另外出现名词。例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孟子·公孙丑上) 大者王,小者侯。(汉书·高帝纪) 此二句的“者”,王力认为是特别的指示代词。 陈胜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列子·汤问) 此二句中的“者”,王力认为是语气词。 君子所贵于道者三。(论语·泰伯)这一句中的“者”,王力认为仍是指示代词,但指示作用由“所”承担,“者”主要表称代。 天所立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史记·匈奴列传)中“所”为指而不代。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孟子·滕文公下)中的两个“所”恰好说明“所”字不仅可以指而代,有时也可以指而不代,前一个“所”是指而不代 ,后面另外出现“室 ,以示指别之对象 ,后一个“所”是指而代。正因为所字有指而不代的情况 ,因此可以出现“所……者”的结构,这时, “所”是指别, “者”是代替。如: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礼记·大学) 拱把之桐梓 ,人苟欲生之 ,皆知所以养之者。(孟子·告子上) 二、从结构的构成特点上看 从结构的构成特点上看,跟“者”、“所”结合的通常是谓词性成分。其中,“所”一般只跟动词或动词短语组合,其构成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所+及物或不及物动词,例如: 邪秽在身,怨之所构(荀子·劝学) (二)所+动词+者,例如: 狄人之所欲者, 吾土地也。(孟子·梁惠王下) (三)所+介词+及物或不及物动词,例如: 是吾剑之所从坠。(吕氏春秋·察今) 者字结构则由形容词、动词、数词或动词性短语加“者”构成。例如: (1)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梁惠王上) (2)仁者不忧,知者不惑,者不惧。(论语·宪间) (3)此五者, 邦之蠹也。(韩非子·五蠹) (4)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战国策·齐策四) 在固定结构里,“者”字放在组合词之后,所字放在组合词之前,这种词序、语序上的差异并不影响它们共同的指代功能 ,恰恰相反,由于“所”的虚化较“者”更强,“所”在实施指代功能并使整个结构名词化的过程中似乎显得力不从心,这时往往求助于“者”构成“所…者”结构,从而巩固和加强其语法意义。 三、从结构的性质上看 从结构的性质上看 ,者字结构和所字结构都是名词性结构。者字结构表示的是具有某种特征意义的实体,如动词加“者”,表示具有某种动态特征的实体,形容词加“者”,表示具有某种性状特征的实体。 (1)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孟子·公孙丑上) (2)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史记·游侠列传) (3)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孟子·公孙丑上) (4)治国能使贫者富。(商君书·去强) 以上四例,(1)、(2)例为动词(短语)加“者”,分别表示具有“为此诗”、

段玉裁古音理论研究综述

段玉裁古音理论研究综述 段玉裁,字若膺,号茂堂,金坛县人。生于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卒与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乾隆举人,历任玉屏、巫山等县知县,引疾归,居枫桥,闭门读书。段玉裁曾师事戴震,爱好经学,擅长探究精微的道理,获得广博的知识,在经学和小学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和重要的建树,是杰出的音韵学家和文字训诂学家,与同门学者王念齐名,世称“段王之学”。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围,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段氏一生著述甚富,有《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六书音均表》、《说文解字注》、《汲古阁说文订》、《广韵校定本》、《集韵校定本》、《国语校定本》、《烈女传校定本》、《荀子校定本》、《经韵楼集》等。 段玉裁在音韵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在古音学方面。他自幼即好声音文字之学,师事戴震,学术上深受其影响。后又见顾炎武、江永等人音学著作,深受启发,遂在古音学方面潜心钻研,积十余年之功著成《六书音均表》,集中体现了他的古音理论。段玉裁被称为清代古音研究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不论是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还是治学态度,都广受赞誉,不愧为有清一代“朴学”研究的杰出代表。 段玉裁撰写《六书音均表》的目的在于阐发《说文解字》中的字义,尤其是解释六书中的假借和转注。他在《寄戴东原先生书》说:“音均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玉裁之为是书,盖将使学者循是以知假借、转注,而于古经传无疑义。”

钱曾怡(1985)分析到《六书音韵表》共五篇,段氏在给他老师戴震的信中,对这五篇的宗旨有一个简要的说明:第一,《今韵古分十七部表》,“别其方位也”,这是表的纲要,联系《广韵》,划出了古韵十七部的轮廓;第二,《古十七部谐声表》,“定其物色也”,指出“谐声者必同部”,结合文字谐声,列出了古韵十七部的声符;第三,《古十七部合用类分表》,“恰其旨趣也”,是讲各个韵部之间的沟通关系,把十七部按语音的远近分成六类,说朋“同类为近,异类为远”;第四,《诗经韵分十七部表》,“胪其美审也”,按十七部的顺序,排出《诗经》的用韵情况;第五,《群经韵分十七部表》,“资其参证也”,排出《周易》、《尚书》等群经的用韵情况。第四、第五两表,是用古韵十七部来分析《诗经》等经典著作的用韵情况,反过来,也是用这些具体的语言材料来作为他古韵分为十七部的证明。 通过阅读《六书音均表》,参阅前人研究,本文主要从古音分期、古韵分部、古音部发展规律三个大方面来归纳段玉裁的古音理论。一、古音分期 段玉裁在古音分期问题上作出了贡献,提出“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将唐代以前的古音分为三期,在《音韵随时代迁移说》中说道: “今人概曰古韵不同今韵而已。唐虞而下,隋唐而上,其中变更正多,概曰古不同今,尚皮傅之说也。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汉初为一时,汉武帝后自汉末为一时,晋宋齐梁隋为一时,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转、音变、四声,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 董同龢先生(1933)说:“段氏以前的人,但知古音之不同于切韵

第五讲《广韵》音系

第五讲《广韵》音系

第三讲中古音系 授课要点: ①韵书的起源 ②《广韵》的由来及体例 ③《广韵》语音系统 一、韵书的起源和发展 中古汉语语音系统指以《切韵》《广韵》为代表的隋唐时期的语音系统。 ㈠韵书: 韵书:韵书是按照韵编排的词典。 形书:《说文》《字林》《玉篇》 义书:《尔雅》 韵书:《切韵》《广韵》

㈡韵书起源 ⑴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⑵原因 韵书出现的条件: 第一,具备将音节分析为声、韵、调三个部分。 第二,具有科学实用的注音方法。 汉末,孙炎《尔雅音义》 第三,具有社会需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第一,中国和尚受到梵文字启发,懂得了将汉语音节切分为声韵两部分。 梵文:体文――辅音 摩多――元音 第二,沈约《四声谱》发现了平、上、去、入四声。

第三,诗歌发展,需要韵书。 魏晋时期汉语诗歌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对格律进行规范时期,象沈约永明体提出的“四声八病例”说,对诗歌的押韵和平仄都作了严格的规定,这就要求用韵书的方式对诗歌的用韵用字进行规范,提出一个大家可以遵循的标准。 ⑶《广韵》以前的韵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韵书产生并蜂出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韵书。 三国魏: 李登《声类》――第一部 晋代: 吕静《韵集》――第二部 南北朝:

阳休之《韵略》、夏侯咏《韵略》、沈约《四声谱》 沈约在汉语音韵学史上的贡献很大,首先发现了汉语具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的特点。 二、《广韵》的由来及体例 ㈠《切韵》与《广韵》的成书过程: ①隋代开皇年间,陆法言编写《切韵》,存在最早的韵书。 ②唐孙缅修补增订《切韵》,篹《唐韵》。 ③北宋陈彭年编修《广韵》,全称为《大宋重修广韵》,这是我国现在的最早的完整的韵书。 ㈡《广韵》的性质

上古音的韵部

通论(四)上古音的韵部 上古,是指先秦两汉时期,主要指先秦时期。韵部是古人从押韵的角度对韵母进行归纳提出的概念。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上古的韵部指主要元音(韵腹)和韵尾,韵头和声调不计。 上古韵部主要是从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韵文中归纳出来的,所以有人也把上古韵部称为《诗经》的韵部。 一、研究上古韵部的材料和方法 主要有两个:一是以《诗经》《楚辞》等先秦韵文为研究对象,采取系联的方法从中归纳出上古的韵部;一是以《说文解字》中的谐声字(形声字)为研究对象,通过谐声系统去印证《诗经》的分部并扩大每一部的归字。 1、《诗经》用韵的归纳 《诗经》每一篇都是押韵的,所以对《诗经》的韵脚字进行系联归纳,就可以大致得到上古韵部的状况。系联方法如下:

絺(chi1)兮綌兮,凄其以风。 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诗邶风绿衣》 彼何人斯,其为飘风。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 胡逝我梁,祗搅我心。《诗小雅何人斯》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 之子于归,远送于南。 瞻望弗及,实劳我心。《詩邶风燕燕》 翩彼飞鸮,集于泮林。 食我桑葚,怀我好音。 憬彼淮夷,来献其琛。 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詩鲁颂泮水》

《绿衣》的韵脚字是“风”“心”,说明二字在上古属于同一韵部。《何人斯》的韵脚字是“风”“南”“心”,可以证明“风”“心”押韵并非偶然,又说明“南”与“风”“心”在上古同部。《燕燕》的韵脚字是“音”“南”“心”,其中也有“南”,可证“南”与“心”押韵亦非偶然,又说明“音”“南”“心”“风”上古同部。以下类推。 这种归纳韵脚字的方法就叫系联法,又叫做“丝联绳引”。上古的韵部就是使用这种方法归纳出来的。具体步骤是,先用系联法将《诗经》韵脚字归纳为若干组,有多少组就说明上古有多少韵部,然后对《楚辞》等先秦韵文进行系联以验证《诗经》分部的正确性并扩大各部的归字。 2、谐声字的归纳 通过《诗经》等先秦韵文归纳出来的古韵部是可信的,但是由于没有将韵脚字以外的字归纳进去,而韵脚字又很有限,所以这样的韵部含字太少。形声字的谐声系统能够扩大

当前中古音研究

[讨论]二十世纪的汉语中古音研究 缘起:近日对中古音颇感兴趣,先后读了《切韵》、《广韵》、《一切经音义》等书,不明之处多矣!今日无意中得见此文,得以大致了解中古音研究之概况。 转之,冀能对同道者有所助益。 此文修订本原载于《南阳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又见于韩国中国学会刊物《中国学报》第四十一辑,2000年8月出版。 二十世纪的汉语中古音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渭毅 20世纪的汉语中古音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客观地回顾和总结近100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于确定下一个世纪的研究起点和方向,具有现实意义。 所谓中古音,指汉语语音史上魏晋至唐五代时期的语音。这一时期的语音材料非常丰富,按照其内容和性质的不同,中古音的研究大致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壹《切韵》系韵书的研究 所谓《切韵》系韵书,指《切韵》及其唐五代宋各种增订本,现存的完整增订本有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广韵》。《广韵》虽成书于宋,但其音系是《切韵》音系。《集韵》音系已跟《切韵》有了一些距离,因此不在讨论之列。《切韵》系韵书是中古音研究的重心所在,范围宽,论题广,大致可分为音系的外围 研究和音系的研究两部分。

一音系的外围研究 《切韵》音系的外围研究,包括韵书的搜集和整理、韵书的源流和异同、异读字、韵书跟现代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及其应用等内容。 (一)韵书的搜集和整理 20世纪初,陆法言《切韵》的唐写本和增订本在敦煌和吐鲁番的发现,是20世纪音韵学的幸事和盛事。我国学者作了很多辑录和整理的工作,王国维、魏建功、周祖谟等用力最勤,创获最多。1921年,王氏最先把斯坦因劫去的三种《切韵》残卷(即切一、切二、切三)抄印,公诸于世。1936年,由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合编的《十韵汇编》出版,辑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十种《切韵》系韵书。1955年,姜亮夫三十年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图书馆摹录的韵书总集《瀛涯敦煌韵辑》出版。1968年,龙宇纯写成第一部全本《王韵》的校本《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参证多种韵书,细校详订。1974年,针对姜亮夫摹录本的错误,潘重规作《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瀛涯敦煌韵辑别录》,有较大参考价值。1983年,周祖谟出版了《唐五代韵书集存》,汇集了30种唐五代韵书写本、刻本,详加考释,分别异同,辨章源流,无疑代表了《切韵》整理的最高水平。1988年,叶键得完成博士论文《十韵汇编研究》,辨析体例,校正错误。清代以来,音韵学家一向重视《广韵》的研究,但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校本。1938年,周祖谟以张士俊泽存堂刻本为底本,全面校勘《广韵》,写成《广韵校勘记》,1951年又出版了《广韵校本》。此后,又发现了全本《王韵》和《钜宋广韵》,为周著所未见,但周著仍然是迄今最有价值的《广韵》校本。葛信益利用《切韵》残卷及其增订本,比勘《广韵》的各种版本,校正《广韵》的误字和夺字,著有《〈广韵〉讹夺举正》(1984年)、《读〈广韵〉札记》(1988年)等。传世的《广韵》版本,有详本、略本之别,历代流布的情况很复杂,朴现圭、朴贞玉《广韵版本考》(1986年)详细考察了《广韵》版本的源流。余廼永撰《泽存堂本<广韵>之版本问题》(1999年),讨论了泽存堂本《广韵》跟相关版本的关系,指出泽存堂本《广韵》之底本实为宁宗本,跟楝亭本有同类的祖本,纠正了前人的错误看法。近年来,深圳大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合作,研制开发了《广韵》电子检索系统,可以迅速查询反切和声、韵、调、摄、等、呼的音韵地位, 为全面整理《广韵》提供了便利。 (二)韵书的源流和异同

中古音参考文献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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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音学史研究概述

古音学史研究概述 摘要:传统古音学自吴?3 ?创至今已历经千年,期间 音韵学名家辈出,使古音学理论一步步走向完善,本文特从上古音的古韵分部、声母系统、声调三个方面对上古音的研究历史做简单的梳理,整理出传统古音学研究的大致发展脉络。 所谓上古音是指周秦时期及前汉时期的音系系统,由于 那个时期无韵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归纳《诗经》用韵,同时对《切韵》音系进行离析。在中古音的基础上,利用先秦的韵文材料《诗经》《楚辞》及其他群经诸子散文的用韵,还有以《说文》的谐声系统、训诂材料及方音材料、域外对音材料等作为旁证来推测古代的发音。 1上古汉语韵部真正的古音学研究是从宋代开始的,以通转叶音说为主 体的宋代古音学研究标志着古音学的建立。吴??是通转说的 代表,朱熹是叶音说的代表通转”的办法实际是囿于中 古音,简单地合并《广韵》的部类,而不知离析,混淆了各韵部之间的界限。而“叶音说”的本质是没有认识到古诗不押韵是由于语音发生变化的缘故。清朝是古音学研究的全盛时代,最有名的古音学家有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诰,王念孙等。顾炎武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除第十部外,入声字都配阴声,离析唐韵,这是顾炎武的首创。他的古韵十部奠定了清代古音学的基础。 江永研究音韵学与顾炎武稍有不同,顾炎武不管今音, 只研究古音。他曾批评顾炎武“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 他本人非常注重于审音。江永把古韵分为十三部,比顾炎武多出三部。江永根据古音有?m 侈之分,将顾炎武的真部分为真元两部,侵部分为侵谈

两部。江永还把侯韵离开鱼部与尤幽合并,并离析萧宵肴豪一部分字,这样把顾炎武的鱼宵两部分为鱼宵幽三部。段玉裁分古音为六类十七部,比江永多出四部。传统认为段玉裁的最大功绩在于支脂之三部分立。另外真文分立、幽侯分立,段玉裁也是正确的。关于韵部次序,在段玉裁之前顾炎武离析唐韵尚不敢把次序移动,而段玉裁则很大胆地把次序变更了,并运用谐声偏旁归纳韵部。戴震把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如果不算入声,古韵是 六部。他的分部有价值的是阴阳入三声相配。但是,他把应属阴声的歌部误作阳声,则是错误的。孔广森著有《诗声类》,分古韵阴声九部和阳声九部,共十八部。孔广森之前东冬都是合韵的,到了孔广森首将东冬分部。他的另一个音韵学研究的精彩之处在于正式确定了阴阳对转。他的对转法是:“入声者阴阳互转之枢纽。”江有诰与王念孙的古音学思

汉语字典古音标注的重大突破

汉语字典古音标注的重大突破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编纂汉语字典,这三方面缺一不可,此中尤其以汉字的读音标注问题最为复杂。综观近年来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或大词典或古音手册之类的著作,或不分段,即只有一个语音阶段;或虽分段,但是语音的标注要素不全;或只有汉字音韵地位标注,没有标注读音,均有缺憾。例如:著名的《汉语大字典》

注音分上古、中古、现代三段,但上古音只标韵部,不注声母,中古音以《广韵》为主,亦只用文字注明反切和音韵地位,没有标注构拟的中古音,不无缺憾。《辞源》注音只注中古音和现代音,缺上古音,同样缺乏标音。丁声树《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只注中古音韵地位和《广韵》反切,没有上古音和近代音,且没有音值标注。郭锡良的《汉字古音手册》则有上古音、中古音、现代音三段,除了汉字注明音韵地位外,并标注了王力先生的上古音体系,显然

是个进步,但是古音标注只主一家,缺乏普遍性。 近年来,随着汉语音韵研究的进展,汉语音韵学已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学科。以上古音为例,目前国际通用的有代表性的上古音体系有四家。他们是:王力、李方桂、郑张尚芳和包拟古-白一平的上古音构拟体系。或者再加上俄罗斯斯塔罗斯金的上古音构拟体系,代表了上古音研究的最新进展。通常大陆学者使用王力和郑张尚芳先生的体系较多,台湾和海外则多使用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体系。

欧美、日本目前则多使用白一平的上古音构拟体系。其实,从本质上来说,郑张尚芳、白一平以及斯塔罗斯金的上古音体系颇多相似。中古音构拟方面,近年来也有很大的进展。代表性论著的是李荣先生的《切韵音系》和邵荣芬先生的《切韵研究》。近代音方面,目前一般的字词典和古音手册则多付阙如。在这种情况下,近期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著名语言学家林连通和郑张尚芳先生主编的《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的问世填补了汉语字典注音的诸多空白,

常用字上古音表 WORD 整理版

附錄 常用字上古音表 說明 1.以現代讀音爲序,上古聲韻相同的字排列在一起,最後兩個字分別為上古聲母和韻部。 2.音系採用王力三十二聲母、三十韻部的體系。 3.多音字只收常見讀音。 4.本表共收録4560字。

ai 唉埃毐欸挨影之哀影微皚疑微藹靄影月礙疑之隘影鐸磑疑微愛僾薆曖影物艾疑月 an 安鞍鞌按案影元諳暗闇黯影侵岸疑元 ang 昂卬疑陽盎影陽 ao 坳影幽翱疑幽襖媼芺奧懊影覺傲疑宵 ba 巴笆芭豝把靶幫魚八幫質拔跋犮胈並月霸灞幫鐸罷並歌 bai 擘幫錫白並鐸佰百柏幫鐸捭幫支粺稗並支拜幫月敗並月 ban 頒幫文班斑扳般半絆搬幫元辦瓣伴拌並元 bang 邦幫東榜謗幫陽棒蚌並東傍並陽 bao 褒包苞胞勹枹寶保 堡褓鴇飽報幫幽 雹並覺 薄並鐸 抱菢鮑並幽 暴曝並藥 爆豹幫藥 bei 杯桮幫之 卑碑幫支 悲輩幫微 北背幫職 倍蓓並之 邶憊糒並職 悖誖並物 被並歌 貝狽幫月 ben 奔本幫文 笨並文 beng 崩繃幫蒸 迸幫耕 bi 逼偪皕皀幫職 鼻苾佖怭駜並質 鄙啚幫之 俾裨幫支 比妣秕匕沘幫脂 筆幫物 彼柀幫歌 愎並覺 碧幫鐸 婢髀並支 睥滂支 薜臂辟璧躄嬖壁幫錫 避並錫 庇狴梐幫脂 篦坒芘陛並脂 毖秘泌邲痹畀閉箅 必畢蹕篳幫質 弼並物 蔽鄨幫月 敝幣弊斃?並月 bian 編蝙牑扁遍徧幫真 鞭邊變幫元 砭貶幫談 辨辯辡卞汴弁便辮 並元 biao 彪髟幫幽 鑣標猋熛表幫宵 摽並宵 bie 鱉鼈幫月 蹩别並月 bin 賓濱瀕儐殯幫真 彬邠斌豳幫文 臏並真 bing 冰幫蒸 兵丙炳秉柄幫陽 并餅幫耕 病並竝並陽 bo 剥幫屋 波紴播跛簸幫歌 撥帗袚幫月 踣並職 襮駁駮幫藥 博搏伯幫鐸 泊亳薄帛並鐸 癹並月 勃渤孛並物 檗幫錫 bu 逋誧補布佈幫魚 卜幫屋 哺捕簿餔並魚 部瓿並之 不幫之 怖悑滂魚 步荹並鐸 cai

中古音研究整理

韵书 《唐韵》 1徐朝东《蒋藏本(唐韵)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4期 2封传兵、刘晓南孙愐《唐韵》传本及佚文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1期 3蔡梦麒徐铉反切与《唐韵》反切的差异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1期 4封传兵蒋藏本《唐韵》所引《说文》与二徐本之比较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s5期5徐朝东孙愐及《唐韵》相关资料考察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3期 6封传兵蒋藏本《唐韵》所引《说文》订误举例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6期 7丁治民《永乐大典》所引孙愐《唐韵》辑考:兼论《大宋重修广韵》所据孙愐《唐韵》的写本语言研究2010年2期 8封传兵蒋藏本《唐韵》所引《说文》与二徐本、段注本之比较云梦学刊2014年3期 9封传兵《康熙字典》所引《唐韵》与大徐本《说文》反切之比较励耘学刊2013年2期10药丽霞《唐韵》与《广韵》“训异义同”用例的比较研究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2期 11封传兵《唐韵》研究考述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1期 12徐朝东蒋藏本《唐韵》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3徐朝东蒋藏本《唐韵》异常音切考察中国语文2004年2期 14药丽霞《唐韵》与《广韵》词义训释比较研究河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15 谢艳红再论顾炎武的离析唐韵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1期 16徐朝东与蒋藏本《唐韵》相关的敦煌韵书残卷考释敦煌研究2003年2期 17封传兵蒋藏本《唐韵》所引《说文》校大徐例释温州大学学报2009年2期 18李帅蒋斧本《唐韵》残卷异构词研究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年1期 19 P.2659为《唐韵》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1期 20李帅蒋斧本《唐韵》残卷异写字研究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5期 21李帅蒋斧本《唐韵》残卷异写字研究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2期 22徐朝东蒋藏本《唐韵》研究南京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 23李帅蒋斧本《唐韵》残卷重文研究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1期 24徐朝东蒋藏本《唐韵》撰作年代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6期 25徐朝东唐写本《唐韵》所引《说文》考辞书研究2011年4期 26蔡梦麒徐铉反切与《唐韵》反切的差异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2期 27李帅蒋斧本《唐韵》残卷异体字研究河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28古德夫《唐韵》对《切韵》语音的改易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2期 29饶星孙愐《唐韵序》中的一个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3期 《切韵》 1)不同版本研究 1陈平笺注本《切韵》所引《说文》考温州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2陈平笺注本《切韵》引《说文》体例研究红河学院学报2014年1期 3丁治民敦煌残卷《笺注本切韵》所引《说文》反切考敦煌研究2011年1期4丁山《唐写本<切韵>残卷跋》北京大学研究院国学月刊1937年13期

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

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 最常见的梵汉对音研究为例,人们似乎仅仅以字典上的经典梵文形式 为基础,却没有事先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各国的佛经翻译家,特 别是早期的翻译家,他们据以翻译的佛经原本真的是用经典梵语写成 的么?如果不是,那么我们的全部梵汉对音研究岂不是建立在了一个 完全虚无的基础上面?当然中国佛经梵汉对音的问题也许不那么严重。事实上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唐代僧人译经所据的原本大都是经典梵语的,(注:具体对音情况参看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 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所以我们在研究初唐以 后的梵汉对音时自然不妨以词的经典梵文形式为基础。不过一旦谈及 那以前几百年的汉代佛经译音,情况恐怕就大不相同了。巴利文律藏 中有一段话暗示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曾屡经梵文学者征引,下面 是季羡林的译文:(注: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北京 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这段文字在汉译“大藏经”里原有多种异译,分别见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佛陀耶舍 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颂律》、义净译 《根本说一切有部pí@①奈耶杂事》、失译《pí@①尼母经》。) 这时有两个比丘,姓耶弥卢谛拘罗,是兄弟俩,原来生在婆罗门家中,声音良好,善于谈说。他们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致过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以后,两个比丘向世尊说:“大德!现在的比丘,不同姓, 不同名,不同门阀,不同家室,都来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毁 坏了佛所说的话。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佛世尊呵责他们说:“你们这些傻瓜,怎么竟敢说:‘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傻 瓜呀!这样既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强信仰,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呵责完了以后,又给他们说法,然后告诉比丘说:“比丘呀!不许用梵文表达佛语! 违者得突吉罗。” 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早期佛教是坚决反对使用梵语的, 这大概是因为梵语是当时盛行的婆罗门教的语言,佛教必须处处显示

谈谈古音研究的十年论争

谈谈古音研究的十年论争 郭锡良 2002年6月我在南昌纪念《中国语文》创刊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上发言,驳斥梅祖麟2001年在香港语言学年会上的讲话,揭开了古音研究的一场争论。至今正好十年,回顾一下这场争论,不无意义。 梅祖麟在讲话中装出权威的架势,集中攻击了王力先生和王念孙先生,还扫荡了乾嘉学派,章黄学派及其“旁支别流”,骂倒一切;又册封了“主流”音韵学家,俨然是中国语言学界的霸主。潘悟云也早就写了“劝进信”,要梅氏来领导中国语言学界,拨正大陆语言学研究保守、落后的研究方向,言辞谦卑,情意恳切。 争论开始后,很快形成可海峡两岸联合进行的一场学术论争。不过情势诡谲,有理一方的发言、文章竟然遇到了阻力,是《古汉语研究》主动承担了开展这场学术论争的重任。初步统计:十年来梅氏及其信徒共六人,发表论争文章九篇;批评、梅的两岸学者(包括一名华裔美籍学者)一共二十五人,发表论争文章三十三篇。 一 梅氏的讲话《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梅氏对王力先生的攻击,揭示了他的无知和武断;并指出梅氏自己考察汉藏同源词的错误,还分析了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知识性错误实在太多”,被奉为历史音韵学地主流著作,实在太荒诞文章发表在《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第4期又发表了孙玉文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错误》。孙玉文在文章中说:“发现本书《上古篇》错讹太多,初步核查,有100多处。”他只举出38例,作了有理有据的分析、批评。这就证实了我批评潘著的论断。 这里需要说明,在我去南昌开会前,曾将发言草稿送请正在清华大学讲课的陈新雄教授提意见,获得赞许。陈先生回台湾后,撰写了《梅祖麟〈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讲辞质疑》,召集、举办了汉语历史音韵学讨论会。他们把梅氏2000年在史语所七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集中攻击章黄学派的《中国语言学地传统和创新》一文,一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驳,编发了《会前参考论文集》。 再说,当时梅氏在香港的讲话是贴在语言所和北大的网上,南昌会后,我把发言稿也贴上北大的网站。不久,梅氏给我来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的讲话错误,“妄言王先生不懂‘同声必同部’更是不当。”但是,却向我提出了三个难题:(1)一声之转是否能用来做同源词研究,(2)怎样做汉藏比较,(3)王先生的上古音系统是否能用来做汉藏比较。要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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