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原创)中国律师制度及历史沿革

（三）中国律师制度及历史沿革

律师制度作为西方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法律近现代化过程中被引进，经过百年洗礼，已经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制度。做为执业律师，应当对中国律师制度的起源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如果一个执业律师对自己所从事的律师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具有什么样的发展历史都不够了解，那就很难掌握这个制度的内涵。

中国律师制度是清末变法改制效仿西方典章制度的产物

中国律师制度是清末变法改制效仿西方法律制度的产物，当时统治者推行法律改良的直接动因是为了消除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以重整治权。从大量的资料显示，清末我国律师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律师制度的建立也正式列入立法议程。民国时期是中国律师制度建立、发展的重要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废除封建专制制度、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性质的国家政治制度。同时，也仿照西方国家的法治原则，确定了全面建立新型法律制度的蓝图。其中包括改革司法审判体制，建立律师辩护制度。

外国律师的进入刺激了中国律师业的产生

在清朝时期，外国律师的进入刺激了中国律师业的产生，拉开了中国引入现代律师制度的序幕。这一过程最初是从租界开始的。1843年上海开埠，标志着中国近代租界史的开端。1845年，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尔福依据《中英南京条约》，胁迫上海道台宫慕久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在华设立了第一个租界。随后英、美等国殖民主义者在租界内逐步建立几乎具有国家机器全部职能的统治机构，甚至还设有监狱、法院。法院建立后采用租界国的审判方式审理案件，这为外国律师进入租界创造了条件，外国律师也因此进入了中国。

外国律师通过租界进入所在城市其他地区，其影响的扩大则是借助“会审公廨”。会审公廨形式上是租界内由中外双方共同管理的领事法庭（实际完全由租界国管理），其前身是1864年设立的“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起初它只审理发生在租界内的本国侨民的民刑事案件，后来发展为对发生在租界内的他国侨民和中国公民的案件也享有管辖权，也就是先是对属人管辖，后来发展为属地管辖。据悉1866年已经就有了外国律师在“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出庭的记载。1869年4月生效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规定对于会审案件的审理，更是明确规定要逐渐引进律师辩护制度。这就是律师辩护制度在我国领土的开始。

会审公廨在名义上属中国衙门，但实际运行中却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完全由外国领事主审的针对租界内中国居民的“领事法

庭”。会审公廨的设立为外国律师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治外法权又为他们的恣意妄为提供了法律保护，于是一些外国律师适时适地来到中国开办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执业活动。据统计，1915年仅上海这个地方在会审公廨登录的外国律师就有37人，涉及10个国家和地区，到1923年时已近70人，其中以英美两国居多，基本左右了租界内的讼案。外国律师的进人和中国的被迫接纳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攫取领事裁判权和在租界内设立审判机关的直接结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帝国里出现了一种专门为他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个人权益的行业，这或多或少动摇或者打破了专制制度下独裁审判所固有的“平衡”，也为经历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中国，提供了一种有律师参与的全新的审判方式，加速了司法制度除旧布新的步伐。

外国律师的进入，使中国人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加深了对律师这一执业的认识，由此开始了中国现代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确立和发展的曲折历程。有人认为，中国出现的第一部“律师法”是1900年在台湾产生的《辩护士规则》。笔者认为这充其量可以说是中国领土出现的第一部“律师法”，而不是中国的第一部“律师法”。甲午战争后，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为了强化殖民统治，占领者在岛内大肆进行“制度”输出。1900年，由日本人担任的台湾总督以法律形式颁行了《辩护士规则》，直接将其

本国的律师制度移植到台湾。这是现代律师业在中国得以正式确立的最早例证，它开启了中国律师制度立法的先河，并直接影响到大陆地区清王朝的政治统治。

伍廷芳、沈钧儒二人曾经都是律师

当时，律师业在租界内外的兴起，社会各界对改革封建纠问式审判的强烈呼声，很大程度上源于治外法权，消除治外法权是晚清变法、引进律师制度的直接动因之一。律师参与诉讼，打破了传统纠问式审判固有的平衡，动摇了专制统治的神圣基础。从外部因素看，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消除治外法权，要消除治外法权，就务必要变法制以适应“西方文明”。1902年清政府与英国续订的《通商航海条约》，是为废除治外法权首次宣布准备建立新的法律制度。于是，清政府开始派人出国考察，开办法律学堂，积极为变法作准备工作。自1905年开始，清政府也多次派人出访欧洲，考察政治法律制度。

根据资料记载，在民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及宣传方面，著名法学家伍廷芳起到了重要作用。伍廷芳为清末著名法律改革家，留学欧洲，熟悉西方各国近代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1874年至1876年在英国伦敦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是第一个取得英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1902年，伍廷芳被清政府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与沈家本一道，主持晚清修律活动。在修律过程中，他竭力主张

全面引进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与此同时，南京临时政府各部门也纷纷行动，从管制、立法、舆论等方面为律师制度的正式确立创造条件。

早期的律师之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沈钧儒，他在民国时期，也曾经做过律师。1905年秋，沈钧儒得以新科进士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政治部学习，后继入补修科，于1908年4月毕业回国。建国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1906年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拟定了《刑事民事诉讼法》，共五章二百六十条，其中第四章“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专列“律师”一节，共九条，规定了律师资格、注册、登记、违纪处分、外国律师在通商口岸的公堂办案等内容。1909年、1910年，清政府颁布《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首次从法律上确认了律师活动的合法性，给律师以“存在”的权利，使律师的法庭活动有了法律保证。中国律师第一人曹汝霖，就是在清末时期就开始了律师这个职业，并且担任了“侍郎律师”，而且还是我国第一位正式取得律师证的人。

1911年，修订法律馆重新编纂了《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有关律师的规定仍是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因辛亥革命爆发，各种有关律师制度的法规（除台湾地区的《辩护士规则》外）最终均未及实施甚至没有颁布就被束之高阁。当然，这些法规中关于律师制度的设想，以及在此期间租界地城市中已出现的一定数量的中外律师，为民国时期律师制度的正式确立，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虽然仅存三个月，但以孙中山为首的执政者认为：“司法独立，为法治国公权精神所系，而尤不可无律师辅助”，“律师制度不施行，则人民之对于司法官厅不免生种种之恶感，致生诉讼上无穷之障碍，是非设置律师制度不可”。基于这种认识，临时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些立法工作，如草拟了《中央裁判所职令草案》、《律师法草案》等法令。

1912年上海律师公会成立

1912年元月，上海率先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律师自发组成的自治性社会团体—上海律师公会，该会秉承的宗旨是“调和学说，保障人权，以宣扬法律精神，巩固民国之精神，巩固民国之始基（法治）”。1912年3月22日，孙中山在关于《律师法草案》的饬令（上级命令下级，多用于旧时公文）中提

出：“律师制度与司法制度相辅为用，夙为文明各国所通行。”他主张尽快审议《律师法》，以建立中华民国律师制度。时任司法总长的伍廷芳，一方面主张效仿西方，全面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包括建立律师制度，另一方面还利用司法总长的身份，在有关律师立法尚未出台、律师制度尚未正式建立的情况下，在具体审判活动中率先推行律师辩护制度。

至19世纪70年代，会审公廨在审理中外国民混合案件时，已明确涉诉当事人，无论原告或被告，无论是中国国民或外国国民，都可以聘请律师出庭参与诉讼。1927年以后，经过民众推举具有租界国留学背景的中国律师也可以代理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诉讼。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租界国留学回来的，如果从事律师执业，就可在这个国的租界代理诉讼案件，帮人打官司。因此，从19世纪末到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可以视为现代律师制度和律师业在中国的引入阶段。尽管这一阶段有关律师制度的立法和认识实践为此后律师制度的正式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大致说来，这一阶段所引入的律师制度，在实践中仅仅具有作为现代文明的一种标识的意义。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开创了民主共和的历史，从1912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先后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就后两个时期而言，虽连年战乱、内外交困，但由于受西方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影响日甚，中国社会在制度

层面也开始了大的转变，在原有基础上，正式颁布施行的有关律师制度的法律趋于完备，律师业也初具规模。

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担任律师

1912年9月16日，北洋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颁布实施了第一个关于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单行法规—《律师暂行章程》，它延续了清末关于律师制度构建的基本思路，标志着中国律师制度的正式建立。1912年的《律师暂行章程》共38条，包括“律师资格”、“律师证书”、“律师名薄”、“律师职务”、“律师义务”、“律师公会”、“惩戒”和“附则”等部分。在此之后，北洋政府还陆续颁行了《律师登录暂行章程》、《律师甄别章程》、《律师考试令》、《律师应守义务》、《律师考试规则》、《律师惩戒会暂行规则》、《甄拔律师委员会章程》、《复审查律师惩戒会审查细则》以及有条件承认外国人担任中国律师的《无领事裁判权国律师出庭暂行章程》等一系列相关法律规章，初步建立了包括资格、条件、考试、甄拔、职责、义务、惩戒及外国律师等多方面内容的律师法律体系。因此，在1912年我国已经正式开始许可外国人在中国担任律师了，而且是担任中国律师。

1912年中国第一次全国律师考试举行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境内虽有律师存在，却不是自己授予的，因此不能说中国有了自己的律师业。1912年的《律师暂行章程》确立了律师资格授予制度，奠定了近代中国律师业发展的基础，使中国从此有了自己本土的律师。根据《律师暂行章程》规定，律师资格可以通过考试和考核两种方式授予，《律师暂行章程》第3条还明确律师资格考试应具有法政学教育背景的条件。1912年底第一次全国考试举行，经考试合格由司法部颁发律师证书者共有297人，1913年则猛增到2716人。到1914年，根据时任司法总长梁启超《呈大总统改良司法文》“今部中所发证书已逾数千”可以看出，律师人数增长很快。实行资格考试，提高律师素质是律师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借鉴外来经验的基础上，采取通过考试授予资格的办法，不仅使中国律师业的确立有了良好的开端，而且还使其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开启了律师资格考试之先河。

律师登记制度与律师公会

设置律师名薄，建立律师登录、甄拔制度。凡取得律师资格者，必须要列入相应级别审判厅的名薄之内，首先进行登录审核。各级审判厅收到律师登录申请后须对申请人的资格取得、执业条件和任职障碍进行调查，并将结果逐级呈报司法总长。登录既是律师执业所必须履行的登记、注册手续，又是法院对律师进行监督的有效方式。《律师暂行章程》第三章和后来颁行的《律师登

录暂行章程》详细规定它的具体内容。甄拔是对已登录的律师进行定期检核，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年检考核。它包括资格复验、品行经验检验和学识考核三项内容。只有三项内容甄拔全部通过，执业律师才能继续履行职务。由此我们可知，在我国民国年间的律师实行的是在法院登记制度，由法院监督、管理、考核，但是法院又统一归司法总长类似于现在的司法部管辖。

建立律师公会，确立了自治型的律师业管理模式。行业自治是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必然要求。《律师暂行章程》体现了这一要求，规定在地方审判厅所在地设立律师公会，律师只有加入公会组织才能执行职务。第28条规定，律师公会有选举会长、副会长和常任评议员的权利；有维持律师道德的权利；有规定公费及谢金之最高额的权利；有确定总会常任评议员之会议方法的权利，并且还可以就这些事项制定处理会务所必要之方法。因此，我国最早的律师公会是1912年成立上海律师公会，现在香港、台湾仍叫律师公会。1921年，各地律师公会已经成立了不少，为便于同各国律师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成立了全国性律师组织—“中华民国律师协会”。

随着律师公会的成立，律师行业管理逐渐加强，律师准入条件渐趋严格。中国律师业兴起之初，由于缺少法律专门教育，使律师质量无法保证，曾一度造成人员失控，影响了律师业的发展。因此提升考试条件，注重品行修养一直是律师立法的重点。具体

做法是缩小甄拔考核的范围，实行法律职业教育的专门化，同时，加大考试难度和广度，增加了考试门数，以控制律师发展数量。据统计，在1930-1934五年间，上海律师数量仅增加500多人。

律师自由职业者的性质得以巩固但发展受限

所谓自由职业者，是指律师执业无论对国家或当事人都只服从法律，基于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围绕受委托法律事务，为当事人的利益而开展业务，除此之外不受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的干涉。这个性质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提出并得到确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的律师从业者一直向往和追求的。

从沈家本关于建立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思想形成开始，到《律师暂行章程》颁布，对律师是“自由职业者”的看法为律师制度和律师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41年，在立法院审议《律师法》时，有人曾主张废除律师的“自由职业制度”，实行“国家制度”，变律师为国家公职人员。经过多次审议辩论，这种主张最终还是因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而未能获得通过。虽然《律师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律师的身份，但对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的看法，此后则基本没有疑义。

当然，律师的自由职业者性质与律师业的自治紧密相联，并且要以后者为基础。中国自律师制度确立以来，律师的行业自治一直是困绕律师发展的重大障碍。虽然《律师暂行章程》和《律

师法》都规定可以设立律师公会，但从资格考试、授予、检核、公会活动等方面看，都对律师公会的作用予以诸多限制。1941年的《律师法》第10条规定：“律师公会受所在地法院首席检察官之直接监督。”1945年修订后的《律师法》不但没有减少限制，反而增加约束，规定：“律师公会之主管官署，在中央为社会部，在地方为省、市、县社会行政主管机关。但其目的事业应受司法行政部及所在地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之指挥、监督。”监督、指挥的范围涉及公会章程的订立、律师公会组织机构及人选、律师公会的会员大会以及各种日常会议。对律师的惩戒申请、评判与实施，在民国初年采用诉讼程序，完全由司法机关控制，以后虽然做了修改，但仍主要由司法机关以及司法行政机关行使。律师公会自己不能直接进行惩戒，必须通过检察官向有关机关提出。甚至律师公会的重要会议没有首席检察官的参加，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就不能生效。

因此，中国律师业虽然自始就较好地解决了律师业的性质问题，给律师以比较准确的定位，却没能给律师业以应有的自治权，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律师业的健康发展。这个历史沿革或者说发展经历，对现代中国律师制度的发展应该说也是具有影响的，迄今为止我国律师的自由职业性质和律师行业的自治权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推进。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基本沿袭了大陆统治时期的律师制度。这段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律师制度的恢复时期（1949-1952年）、律师制度修正完善时期（1952-1987年）和律师制度重新调整进一步发展时期（1987年迄今）。1992年，台湾对“律师法”又做了最新一次修订，在基本框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了律师自治权。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 摘要：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关系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它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产物，其产生、发展、衰落均与生产力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从本质上讲，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都是私有制。 关键字：土地制度发展演变土地兼并 正文： 一、我国古代主要的土地制度 1、奴隶社会的井田制 我国古代奴隶社会主要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它是奴隶社会经济基础的基本形式。井田制，兴于商朝，盛于西周，瓦解于春秋。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王，诸侯臣下只能世代享用，不得转让，奴隶主驱使奴隶集体耕作并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井田制适应奴隶社会时期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成为分封制的经济基础。春秋后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封建剥削制度确立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出现了许多井田制公田以外的私田。私田主人控制着私田产品，不缴纳给国君，而且改变了对耕田者的剥削方式，即让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后，可以保留一部分产品。这样，耕种的人就转变为封建农民，私田主人成为封建地主，农民向地主缴纳地主。这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春秋时期的的诸侯国改革中，都涉及到了国家赋税制度的变革，如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和鲁国的“初税亩”，都实行按亩收税，促使耕地由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转向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战国时期，随着地主阶级变法运动的开展，最终在

各诸侯国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典型事例如秦国的商鞅变法中“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 2、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存在着土地国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个体土地所有制三种主要土地制度形式。其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 （1）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起过积极作用，但其闭塞性和自给自足的特点却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品交换处于极不发达的状态，限制了手工业通农业的分离，使手工业无法独立形成独立的经济部门，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尤其是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严重障碍，造成中国社会的长期贫困和落后。它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的土地改革被消灭。 （2）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虽不占主要地位，但却是对封建生产关系内容的重要补充，它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共同构成封建经济基础，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和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这种小自耕农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者的小商品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而不断的发展壮大，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的完成，达到高潮，至1953年—1956年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一经济成分转化成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3）封建土地国有制，大致有王田制、屯田制和均田制等具体表现形式。新莽政权的王田制从形式上看与井田制相似，但本质上仍属于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屯田制在中国的许多朝代都出现过，如西汉、东汉、曹魏、金朝、元朝、明初和清初。均田制主要在北魏和隋唐时期实行，主要特点有：社会上存在大量的无主荒地和劳动力，这是实施均田制的前提条件；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给农民，并不触动贵族地主的利益；受田的农民必须完租纳调服役，贵族地主却无此负担。 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土地制度演变的规律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突出特点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体，国家政权控制部分土地，小农土地私有制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国家政权控制的土地，除皇族、贵族、功臣直接享有外，许多封建政权往往分给农民耕种，向他们征收赋税，以保证

律师事务所如何进行税务筹划

律师事务所如何进行税务筹划 某律师事务所因年终分红，有涉及税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向我咨询。该律师事务所为合伙企业，除增值税外，尚有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税费。同时，应根据员工工资薪金计算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季度及年度，应根据合伙人经营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目：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根据该企业的情况，该企业使用3%增值税征收率，同时应根据增值税纳税额计算缴纳7%的城建税、3%的教育费附加、2%地方教育附加，以上四个税（费）种综合在一起，就是3.36%。另外，该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无需缴纳印花税。 所以，该企业的以上4个税种的综合税负率为3.36%。 另外，该事务所支付工资给员工（合伙人除外），应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该部分税负由领取工资的员工个人负担，故不应纳入企业税负率计算范围。该企业季度及年度根据合伙人经营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该税目适用5%至35%的超额累进税率。由于该项个人所得税是根据经营所得计算，且税率适用无法预先确定，故无法参与计算企业的实际综合税负率。本例中，若该律师事务所年度服务收入约为300万元，日常固定成本约为100万元，律师办案开支约为160万元，则该企业应缴纳增值税8.74万元，各项附加1.05万元，税前毛利为30.21万元，所得税为9.10万元，则该事务所的综合税负率为6.29%。 因律师事务所经营项目单一，费用开支有限，故实际的税负率比较高。关于律师事务所的合理避税措施，只能结合业务实际进行有限规划。比如，事务所各律师私车公用，可由车主与事务所签订租车协议，由事务所支付一定租金并报销用车费用，这样，车辆相关费用即可合法入账，冲抵事务所费用。若该部分费用不入账，则一方面事务所占了员工的便宜，而自身虚盈较多，另一方面个人以其收入补贴事务所交通费用，个人吃亏。其它不符合税法规定的措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详情关注：不负青春不负税 1/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 [摘要]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十年。本文解读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的背景,全面介绍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演进过程,旨在总结其经验，从而探出一套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实际的土地制度。其经验主要有: 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制度内的农民受益; 必须尊重农民的创造性选择; 必须循序渐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历史经验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三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成功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发挥了巨大的制度效应，它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彰显了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可以说，中国农民创造了世界的奇迹：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了22%还多的人口。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的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它是伴随着上世纪50年代后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而诞生的,这种土地制度规定了我国农村土地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所有单位，是以土地的集体所有为特征的，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有限的国情下，这种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引导农民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唯一的正确的制度选择。其在实施的20年间, 确实比那种“个体的、分散

的、落后的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有活力，为国家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为了适应国家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历史过程中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8年国家初步工业化的目标已经顺利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人民公社制已完成了其应有的历史使命,其弊端也日益暴露。 人民公社制本质上是高度集中的“政社合一”体制，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强调提出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强行在全国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并建立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统一安排生产、统一调配劳力，彻底废除农村土地私有制，彻底剥夺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从而使土地乃至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都属公社共有，由公社统一经营。由于管理权限过于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到1978年,全国尚有2. 5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因而，一轮新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迫在眉睫，一种新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呼之欲出。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的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土地政策的变革成为农村改革乃至中国改革的突破口。[1]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带有鲜明的渐进发展的特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新的农地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经历了两大历史时期: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期（1978-1993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期(1993年-至今)，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2]：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

建国以来，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第二阶段，1958年～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半开放期。 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迁徙。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因此而生成。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旧的户籍制所带来的负效应日益显现。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铁饭碗”被打破，大量高学历或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加入到流动大军中来……据公安部和有关专家估算，1997年全国流动人口已达1．1亿。在市场经济逐渐形成的今天，人口的合理流动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对 40 年不变的户籍制度形成了冲击。1998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出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文件对当前户口管理作出了“四项改革”： 1、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对以往出生并要求在城市随父落户的未成年人，可以逐步解决其在城市落户的问题，学龄前儿童应当优先予以解决； 2、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对已在投靠的配偶所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公民，应当根据自愿的原则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3、男性超过60周岁、女性超过55周岁，身边无子女需到城市投靠子女的公民，可以在其子女所在城市落户； 4、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事实上，上海、深圳、广州、厦门、海南等一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早在这“四项”改革措施公布以前就实行了“蓝印户口”。上海市1994年2月施行《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文件规定：在上海投资人民币100万元（或美元20万元）及以上、或购买一定面积的商品房、或在上海有固定住所及合法稳定工作者均可申请上海市蓝印户口，持蓝印户口一定期限后可转为常住户口；深圳市1996年1月1日开始实行“蓝印户口”政策，截至1998年3月底，深圳已办理蓝印户口3．7万多人，由蓝印户口转为常住户口7000人；广州1998年3月亦推出了“蓝印户口”，其他省市也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特殊的户口政策，如苏州市在苏州工业园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中囯古代土地制度概论 原始社会土地是公有的，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地制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社公有转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经过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土地成为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奴隶主国家所有。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奴隶制的逐渐解体，社会各阶层对土地私有的要求日趋强烈，进入春秋战国之时，土地私有战胜土地国有而蓬勃发展起来了。 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产生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最后形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组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一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的涨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总是占着支配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铁器得到广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隶纷纷开垦荒地，这些新垦之地，为开荒者隐瞒下来，成了私田。私田的产生，土地国有观念动摇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剧增长，到末期出现土地买卖，此时奴隶主也更热心于私田的扩大和经营，各国先后进行了税制改革，放弃土地国有的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实行改革和变法，商缺两次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它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结束，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地主阶级虽已形成，但人数还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数量也不大。 秦汉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权的确认和保护。秦灭六国后，对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没有干预，虽下令迁徙各国旧贵族和豪富，但他们占有的土地状况并未改变，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至西汉末年土地终于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颠覆了西汉政权。东汉政权建立后，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强竟发生武装暴动，度田不了了之。以后东汉政府再也没有推行干预地主私有制的政策，东汉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发展，出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国家千预极为频繁时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发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国长期战乱，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无主荒地，曹操为了解决急需的军粮和普遍存在的饥荒间题，将这些无主荒地转化成国有土地，实行屯田。西晋建立后，屯田制罢废，贵族官僚争相侵占官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国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发展。十六国时期，使北部中国遭受严贡破坏，豪门大族趁机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皇权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试图将所有权不同的各类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纳入国家统一分配的轨道，但却没有撼动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受到破坏。后来北齐、北周虽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随唐两朝基于建国之初荒闲土地大量存在，为使流亡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实行赋役制度，继续推行了均田制。随唐两朝的均田制对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给予限制，农民也得到了一点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叶彻底崩溃。总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着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政局变动大，土地制度随着也几次变动，可以说是秦汉至明清土地制度变动最大的时期，也是国家对土地占有进行干预最频繁的时期。从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摆脱国家法权的强力扭曲，土地自由买卖已冲破了汉唐间政治上的干预和社会传统的制约;: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隐蔽到公开，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着。均田制弛坏后，封建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的政策，以庄田制经济为特点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发展，并且延续到明清。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为庄田制所代替，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又一转扳点。北宋建立之初，自耕农有所发展。但赵宋政权认为“富室连我汗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无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田庄迅速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得到了调整和缓和。但明中叶后“毋许兼并”又变成一纸空文。土地兼并产生的流民问题，最终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清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华北大规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经济手段通过买卖占有土地。 综上所述，中唐以降，“两税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这一变化，不但彻底结束了长达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摆脱“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买卖、转移、继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种较为自由发展的形式进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形成了累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实通绝了地主阶级独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上，几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买卖渐成地权流动的主要方式。虽曹一度以圈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 历史沿革 作者：秦英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土地制度的一大创举，自提出至今也不过三十几年，通过不断创新、完善，现已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阶段，此阶段主要以中央文件及部门规章的调整为主。 1、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无疑是以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分田到户为起点，小岗村18位农民在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创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1979年9月28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表明对于“包产到户”，国家在政策上有所放松。 3、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规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的生产队，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也可以包

干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这是第一个肯定包产到户的中央文件，对解决“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及推动农业体系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次明确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5、1983年1月，第二个中共中央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出台，该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了高度评价，赞扬它是“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6、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三个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主要强调要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将土地承包期政策明确规定为延长15年不变；对农民向土地的投资应予合理补偿；自留地、承包地均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作宅基地和其他非农业用地等。 上述4－6点所述的三个中央1号文件从政策上、理论上将包产到户稳定化、长期化、合理化、规范化，正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因此制度在全国各地的迅速推广实施，1978年至1984年我国农业得到飞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大提高。 二、逐步完善阶段，此阶段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法律，

从血缘关系看当今中国社会的变迁

从地缘关系看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08政一陈万祥 摘要：从改革开放看中国流动人口及其新变化看中国社会变迁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社会变迁 正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流动人口是指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特有的城乡户籍政策为前提，其就业、生活或学习与其户籍所在地处于分离状态的人口，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户籍居民离开本乡本地，进城或对外务工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具有十分显明的中国时代特色。 第一：中国现在阶段的人口流动是以农民工------农村户籍人口外出城市务工的劳动力为主体。并逐步向农民工家庭成员及城市居民扩展的人口流动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基本标志。 第二：中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带有明显的传统户籍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冲突，并使流动人口处于不利地位的痕迹。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有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与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中国现阶段的户籍制度仍然将中国人口分为

城市人与农村人两个不同的群体，而占人口少数的城市人却在事实上享有远多于农村人口的各种权益，因为他们可以依赖于各种完善的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远远优越于农村的生活环境。这两种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冲动的结果使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利益分歧与冲突，并使农民工等劳动力人口的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同时也体现出了人口流动权益得不到保障或者付出相应代价的特征。 第三：容易受到当地户籍及地域的排斥，流动人口大都从事于当地人口不乐意干的工作，甚至遭到当地人的排斥 近几年来流动人口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流动人口的数量规模仍在不断地扩大，当然这得益于中国不断快速发展的经济------需要更多的自由劳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估计在1.4到1.6亿人之间，其中异地流动劳动力在1.2亿以上，而且城市流动人口也在扩大，估计有2000到3000万人，全国有近百分之十五的人口处在流动状态 二：流动人口的结构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过去流动人口基本上是农村人口，现在扩展到城市人口；过去流动的基本上是劳动力，现在扩展到未成

中国历代土地制度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中国历代土地制度 篇一：中国古代土地制度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 摘要：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关系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它是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产物，其产生、发展、衰落均与生产力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从本质上讲，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都是私有制。 关键字：土地制度发展演变土地兼并 正文： 一、我国古代主要的土地制度 1、奴隶社会的井田制 我国古代奴隶社会主要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它是奴隶社会经济基础的基本形式。井田制，兴于商朝，盛于西周，瓦解于春秋。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王，诸侯臣下只能世代享用，不得转让，奴隶主驱使奴隶集体耕作并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井田制适应奴隶社会时期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成为分封制的经济基础。春秋后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封建剥削制度确立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出现了许多井田制公田以外的私田。私田主人控制着私田产品，不缴纳给国君，而且改变了对耕田者的剥削方式，即让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后，可以保留一部分产品。这样，耕种的人就转变为封建农民，私田主人成为封建地主，农民向地主缴纳地主。这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顺应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春秋时期的的诸侯国改革中，都涉及到了国家赋税制度的变革，如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和鲁国的“初税亩”，都实行按亩收税，促 使耕地由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转向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战国时期，随着地主阶级变法运动的开展，最终在 各诸侯国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典型事例如秦国的商鞅变法中“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 立了土地私有制度。 2、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存在着土地国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个体土地所有制三种主要土地制度形式。其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 （1）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对 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起过积极作用，但其闭塞性和自给自足的特点却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社会内部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品交换处于极不发达的状态，限制了

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1、先秦： 西周实行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实际上是周天子土地私有），它规定：一切土地周王所有；受田诸侯世代享用，不得转让买卖；要向周王交纳贡赋；奴隶在井田上集体耕种。 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指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鲁国的“初税亩”实行按亩收税，它们不再区分公田、私田，都促使土地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 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土地私有。 2、秦汉：秦朝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承担的徭役繁重、赋税沉重。西汉实行编户制度，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百姓（编户齐民）依据资产多少承担赋税、徭役、兵役； 3、隋唐：实行均田制（仅按人口分配国家掌握的土地），它是府兵制和租庸调制的经济基础。隋和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隋朝农民年满五十，可纳绢代役。唐朝时，“租”指成年男子向官府交谷物，“庸”指纳绢或布代役，“调”指每年缴纳定量的绢或布。 唐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无法维持，国家财政收大为减少，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即两种征税标准（资产、田亩）和两个交税时间（夏、秋两季）。其意义在于：税制得到统一，保证国家财政；改变人丁为主，放松人身控制；扩大税源，增加收入，减轻负担；是封建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缺陷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赋税转嫁农民身上；加派许多苛捐杂税。 4、宋元：北宋初在各路设转运使，规定地方赋税大部分转运中央，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中央设三司使管理财政收入。北宋“不抑兼并”，土地兼并严重；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包括：青苗法、募役法（纳钱代役）、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和市易法。 5、明清：明初，地方设布政司，统管地方民政和财政。明神宗时推行“一条鞭法”：多税合一，折成银两，役银分摊，人田分担。意义：减

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

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分析 摘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农村经济制度基础和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不仅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特定意义上说，农村土地及其产权关系问题的存在，制约着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乃至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本文以农村土地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农村土地的产权关系为主线，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然后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变迁进行了重点审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与应当遵循的原则，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未来的创新模式提出了初步构想。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制度变迁分析与启示 The history change analysis of land system in China Abstract：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 economic,land peropertiy right institution is the key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growth.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public attention, 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history, the reality and the future of rural land policies in China from the view of its innovation, striving to offer novel ideas to tackle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effectively. This paper takes rural land institution as an object of study,takes property rights relationship and management relationship of rural land as a main clue,uses the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dopts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reviews systematically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rural land institution in China,especially since 1978.analyses the innovative mechanism institutive achievement and being faced with difficult position and gauntlet of the present rural land institution in China and defines the objective and following principles of rural land institution innovation proceeding from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on the basis of these,constructs the innovative models by stages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 Key Words: rural land institution,institution change,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城市户籍的供需均衡与实现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城市户籍的供需均衡与实现 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城市户籍的供需均衡与实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求推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流动规模呈不断扩大趋势。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将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趋于一致，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我国城乡劳动力经过多年的流动，自由度和规模总体上逐年加大，然而，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形成，呈现出“(城乡劳 动力)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 市场扭曲现象。大量研究表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扭曲，是造成这一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根本原因。 我国于1958年开始确立的户籍制度是当时国内外政治 经济形势的产物，该制度的“出炉”，既是建国之初为了维护 社会治安和保障公共安全，也是在资源稀缺背景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户籍制度被视为劳

动力市场一体化改革进程中最重要的“堡垒”，无论是基于促进民权平等的理念，还是旨在改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以促进经济发展，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已成为共识。国家也先后采取了发放暂住证、改变“农转非”政策、小城镇的户口制度改革试点、“蓝印户口”的尝试、发放人才居住证等措施，逐步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然而，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一项制度变迁，意味着相关主体的利益重新调整，在存在“户籍福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系列综合制度保障，户籍迁移过程中必然存在“搭便车”行为，以谋求制度变迁的“租金”。“搭便车”行为扭曲了户籍制度变迁的城乡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功能，违背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制度变迁目标，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导出人口迁移的无序和拥挤，甚至影响户籍制度的整体改革进程。 在中国，“户籍”并不只是一个符号或者称谓，除了人口登记功能外，它还是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陆益龙，2003)。因此，仅仅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差异或统一城镇户口，但如果没有一体化的公共资源供给，改革往往只是称谓替代，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度变迁。在当前财政分权体制下，城乡经济水平的差异直接导致城乡公共资源供给能力存在很大差距，总体而言，大中城市优于小城镇，小城镇优于农村，因此，持“取消户籍论”的激进式变革必然会使得大量农村人口甚至小城镇人口涌入大中城市，在大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制度演变及未来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制度演变及未来趋势 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主要经历两轮高潮。一个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以农村土地权属改革和城市土地收归国有的改革为主要内容，其手段是进行土地的没收、征收和分配。另一个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农村土地联产责任制和城市征收合资企业土地使用费为主要内容，其手段是土地使用权的下放和有偿使用。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土地制度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形成了旧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行政划拨，二是土地无偿使用，三是无限期使用，四是不准转让。其实质就是土地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属于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土地使用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城市经济和人口规模的扩大，这种土地制度的弊病日益显现。主要问题是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出现浪费和资产价值的流失；另一方面大量的单位又无法获得土地资源，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功能分布和合理布局形成体制障碍；企业成本失准，难以准确衡量经济效益；城市的房地产业无法进入良性循环，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 二、改革开放以后的土地制度演变 过时的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导致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而土地制度改革又成为大陆改革开放的先声和贯穿整个过程的主要内容。从那时开始对土地使用制度的

改革，主要是在不改变国家对土地的所用权的前提下，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变无限期使用为有限期使用，变无流动使用为流动使用，沿着土地市场化的道路摸索前进。 1.开始向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 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首开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之先河，以法律的形式首次打破大陆延续了将近30年的国有土地无偿使用制度。该法规定：“中国合营者的投资可包括为合营企业经营期间提供的场地使用权，如果场地使用权未作为中国合营者投资的一部分，合营企业应向中国政府缴纳使用费。” 在那以后，为了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长期短缺问题，1982年深圳按城市内不同等级的土地向土地使用者收取不同标准的使用费。1984年广州和抚顺部分土地（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项目、涉外项目）进行了按土地等级开征土地使用费的试点工作。1986年上海对三资企业使用的土地收取土地使用费。这些尝试虽然对旧的土地使用制度触动不大，但却是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 2.对城市经营性土地实行使用权有偿转让 1987年深圳在大陆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出让了一块五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限期50年，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当年12月深圳市又用公开拍卖的形式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1987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用地方法规的形式确保土地有偿转让的规范化实施。 上述举措使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从理论探索阶段走向实践探索阶

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

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 ------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何·皮特第一部分土地管理历史 清朝土地管理是以习惯而非法典；民国时制定不动产登记法规，准备进行土地和调查登记；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但并未获得全中国的土地控制权。 一、农村 （一）地产 20世纪30年代卖老革命根据地发起了土改运动，中农合富农可以保留部分土地，在没收地主的土地的同时也留给他们一些维持生计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富农和地主因此丧生。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土地全部收归国家和集体所有。1958-1960大跃进彻底失败，中央分散集体土地所有权，将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人民公社（乡镇）下放到生产队（村）。1958年以前，土地自由度较高，每个农民都有一块自留地，1958年全部自留地收归人民公社，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与合作社签订承包合同,其必须以较低的指定价格向国家出售额定粮食，剩余部分可以自由出售。1978年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的私营农作方式。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类似登记制）上，国家希望建立承包合同系统，但是未能成功实施，原因有二：一方面农民认为农村习惯向整个村子颁发统一合同或者由村集体保管个人合同；其二是土地的再分配，即使农民签订了承包合同，在合同期内由于出嫁等人口流动，村集体仍然会非法重新分配土地。原因在于农村土地是农民的生活来源和社保系统，重新分配可以保证每个农民都有土地。 但是这种制度模糊也有负的外部效应， （二）房产 改革开放之前，每个农民都有自己一套住房和宅基地使用权，不用交付租金，人们联系紧密，没一家知道别家住在哪里，所以不用登记（不正规的、习惯的机制）。改革盖房之后，农村房产被非法买个了城市和国外的投资者，这样的叫做小产权房。 另一种小产权房是指农村土地被非法征用，从农业用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但是所有权还是属于农村集体。 《土地管理法》《确定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若干规定》 《物权法》-土地的登记程序，权利、职责和责任进行规定。 二、城市： （一）地产 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无需登记；土地使用权需在国土资源部登记，房地产所有权需要在建设部登记。 （二）房产 改革开放之前，单位向员工提供社会住房，改革开放后，单位向员工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住房的所有权。目前仍有单位向员工出售住房，但是员工获得的是不可交易的使用权，登记只需要在单位登记。 私人房产需要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登记。 第二部分绪论： 一、透析制度变迁、信用和产权 两个层面：全国制度和地方制度：实施对象是乡县市（地级）等行政单位

户籍制度50年

户籍制度５０年 背景 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核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新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确立和管理法制化的开始，也为二元化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50年过去了，户籍制度对数以亿计的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曾经受到过并正在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受到它的影响。在新中国实施过和正在实施的各项社会管理制度中，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刻者，当属户籍制度。 50年来，户籍制度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户籍制度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要求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值此《户口登记条例》出台50周年之际，本刊特邀请长期关注户籍制度的王文录研究员和王太元教授来对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沿革、户籍制度的功能、户籍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正确地看待我国的户籍制度等问题展开讨论。 我国户籍制度及其历史变迁 王文录(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研究员，吉林大学博士生) 1 我国户籍制度及其功能 我国的户籍制度是国家有关机关依法对公民的基本情况进行收集、确认和登记的行政管理制度，包括人口的登记制度和管理制度，因此，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围绕人口登记和管理的社会管理制度。人口登记是户籍制度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人口的出生、死亡、婚姻、迁移，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内容的登记。人口管理是政府有关部门依据人口登记的内容，对人口的活动实施的管理，与人口城市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人口迁移管理。 我国户籍具有两种基本功能，即公民身份证明和为行政管理提供人口资料。也有学者认为是三种功能，即证明公民身份、提供人口资料、发现防范犯罪，实际上，发现防范犯罪是依赖于人口资料而进行的社会管理，提供人口资料和发现防范犯罪可以归类于为行政管理提供人口资料。因此，三种功能和两种功能的说法在内容上是一致的。户籍制度的这种基本功能是任何国家户籍管理都具有的功能。所不同的是我国户籍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特定社会背景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功能。一是“附属”功能；二是限制功能。附属功能就是附属于户籍制度的门类繁多的社会福利制度。限制功能就是限制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功能。在户籍区分城市和农村后，城市人和农村人不仅有了不同的户籍身份，也享有了不同的社会福利，这样，不仅仅是城乡人口身份和社会福利被确定，而且城乡人口的迁移和流动被明确限制。 2 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变迁 我国户籍制度源远流长，最早的户籍制度起源于古代赋税制度和征兵制度。历经变迁，其内容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新中国以“人口登记和人口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户籍制度逐步形成了。 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敛收田赋和征集兵员，各诸侯国采用“编户”和“定籍”等办法进行人口控制，秦国创建了“士农工商”四民体系，确立了以“立户分户”、“什伍连坐”和“使民无得擅徙”为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到了宋朝中叶，运用保甲法（注：保甲法是在基层社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 专题一 一、土地所有制形式： 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我国古代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是构成封建生产关系和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在中国古代史上，土地制度可分为三个阶段： 原始社会：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土地归氏族公社所有，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 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实际是国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封建社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关系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其产生、发展、衰落均与生产力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从本质上讲，都是私有制。 １、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 性质：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它是土地私有制不发达的表现。 兴衰：它始于商朝，完备推广于西周，春秋后期逐渐瓦解。 内容：土地所有权属于国王，诸侯臣下能世代享用，奴

隶主驱使奴隶集体耕作并剥夺奴隶的劳动果实 ２、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 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战国确立。商鞅变法规定：废井田，开阡陌，政府承认田地归私人所有，允许自由买卖，标志着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用地租剥削农民。这种制度是我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要土地制度。 封建土地所有制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国有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 地主土地所有制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三种形式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它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地主阶级正是凭借对土地的垄断，迫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他们。这种土地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二千多年，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繁荣起过积极作用，但其闭塞性和自给自足的特点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阻碍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造成中国社会的长期贫困和落后。 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有王田制、屯田制、均田制三种形式 ▲屯田制： 目的：主要是为了戍边和保证军需。不少朝代都实行过，如西汉、东汉、曹魏、蜀、金朝、元朝、明朝、清初都实行

关于律师事务所纳税筹划的文章

关于律师事务所纳税筹划的文章 (2010-09-14 13:22:37) 转载 标签： 财经 随着税制改革的不断完善，律师的纳税问题越来越受到主管部门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国家税务局分别以国税发[2000]149号和[2002]123号专门就律师纳税问题发出通知，规范和加强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管理；司法部也将“税务、审计等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纳入“完整的律师管理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调查发现，为规避纳税，有的律师所不是充分利用自身业务特点合理合法的节税，而是违规虚假做帐，结果不仅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而且严重影响了自身形象。鉴于此，律师所的科学纳税筹划势在必行。 一、律师所纳税筹划的依据 （一）律师收入特点 律师事务所业务收入指律师事务所在组织律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经营所取得的收入。律师所收入具有不确定和不均衡的特点。主要表现为：（1）律师不同会计期间收入差距很大，所得极不均衡，有的月份高达数万，有的月份也可能“颗粒无收”。它由律师案源的随机和不稳定性、提供法律服务内容随机、法律服务内容时间随机以及案件办理期间的不稳定等律师行业特点决定。（2）律师间收入的不均衡。它由律师从业时间长短、业务技术水平高低、社会影响力大小不等、案件来源渠道不同等因素造成。一般而言，从业时间越长、业务技术水平越高、社会影响力越大、案件来源渠道越广的律师，其收人水平越高。反之，收人水平越低。律师收入的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是律师行业的显著的经济特征。 （二）律师的纳税现状 社会尤其是税务部门只关注到律师行业的高收入现象，却忽视其不确定和不均衡实际情况，规定律师按照现有税收政策和有关通知规定纳税，使律师纳税产生了不合实际的偏高现象。律师按在律师所的身份和地位不同，可分为独资律师、合伙律师、雇员律师和兼职律师等。律师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方式会因律师身份、取得收入方式和取得收入处所的不同而各异。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强化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投资者个人所得税查账征收的通知（国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