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权力 ——福柯与德勒兹的对话

《福柯文选》第8部分

原文：'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译者：吕文江

校者：应星、张广生

字数：8723

说明：本文是福柯与德勒兹的一次对话，最初于1972年3月发表于L'Arc, no.49,后又于同年5月发表于Le Nouvel Observateur,英译本收入了《语言、反记忆和实践》一书中。中文翻译主要依据英译本，并参考了法文本。

知识分子与权力

——福柯与德勒兹的对话

福柯：

有位毛主义者曾对我说：“我很容易理解萨特站在我们一边的意图。他之所以卷入政治，他的目的何在，这都不难理解。我也能部分地理解您的立场，因为您一直关注的是禁闭（confinement）问题。但德勒兹却是一个谜。”这番评论使我颇感吃惊，因为在我看来，您的立场似乎一直是相当明晰的。

德勒兹：

我们今天或许正在目睹理论与实践之间一种崭新的关系。实践有时被认为是对理论的应用，是理论的后果；有时则具有相反的意义：人们认为它可以激发理论，是创造新的理论形态所不可或缺的。但不管怎样，人们都是从总体化（totalization）的过程来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但我们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要局部与零碎得多。一方面，理论总是局部性的（local），它与某个有限的领域联系在一起，它虽然也可以被应用在其它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与它或多或少有着距离。理论的应用绝非照猫画虎的（resemblance）关系。不仅如此，从理论进入它适用的领域那一刻起，它就会遭遇到种种的障碍、屏障和堵塞，这一切都要求理论被另外一种类型的话语所替换，（正是经由这种替换后的话语，理论才最终进入了不同的领域）。实践就是一个从一种理论观点到另一种理论观点的“驿站”（relay）系统，而理论则是一种实践与另一种实践之间的一个“驿站”。任何一种理论如果碰不到屏障，就不可能有所发展；而要穿透这一屏障，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譬如，您的研究始于对监禁的社会背景的理论分析，其中着重关注的是某一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病院。在那里，您开始意识到那些被监禁的个体为自己讲话，创建一个“驿站”的必要性（也有可能正相反，您所发挥的作用对他们已经起到了“驿站”的作用）。你在监狱中发现了这种群体——那些在监狱里被囚禁起来的个体。为此，您组织了监狱调查小组(G.I.P.: group of informatam on prisons)，1旨在创造让犯人自己能讲话的条件。如果象上面那位毛主义者所暗示的，您通过投身于实践而践行了自己的理论，那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说法。这并非是对理论的应用，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倡导改革或调查项目。这里所强调的是全然不同的东西：在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里面的“驿站体系”，这个领域由各种复杂多样、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部件构成。在我们看来，进行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成其为某一主体，不再成其为某种代表什么或有代表性的意识。尽管某个小集团或工会仍将代表那些行动者和抗争者的意识的权利据为已有，但他们实际上已不再能代表那些人了。究竟是谁在

1“Group lnformation des prisons”:福柯著作《我,皮埃尔·里维埃……》及《规训与惩罚》源自于这一组织。

言说和行动？其情形总是千差万别的，即使在那些言说和行动的人里面亦复如此。大家都是些“小团体（groupuscules）”2，代表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唯有行动——作为“驿站”和网络关系的理论行动与实践行动。

福柯：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涉身政治从传统上说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及这种体系所制造或强加的意识形态中的位置（诸如被剥削，贫困潦倒，被排斥，被迫害，被指控进行颠覆活动，以及品行不端，等等）；另一方面，是他们所拥有的足以揭示某种真理、足以在人们尚未觉察之处发掘出政治关系的话语。这两种政治化的形式彼此并不排斥，但也并非重合在一起，它们各在一个序列中。前者被列为“放逐者”，后者被列为“社会主义者”。但是，在对当局进行暴烈的反抗的时候，这两者就容易熔合在一起，比如在1848年之后，在巴黎公社之后，在1940年之后。而在社会状况不容置辩的时刻，在禁止说皇帝一丝不挂的时刻，知识分子则要遭到排斥和迫害。知识分子是以被禁止言述真理的人的名义给那些尚未明白真理的人带去真理的——他就是意识，就是良知，他总是口若悬河。

但在最近一次的风暴中，3知识分子发现大众不再需要他们来获取知识了，大众自己目光犀利，全无错觉，他们甚至比知识分子更明白；而且，他们也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过，仍存在着某种阻碍、禁止这种话语与知识，使之失效的权力体系。这种权力不仅表现在审查制度这种直白明显的权威中，而且，它更深刻而巧妙地渗透在整个社会网络之中。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这种权力体系的代理人（agents）——他们以“意识”为自己化身的观念和他们的话语形式构成了这一体系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不再是为了表达被压制着的集体的真理而将自己置于“前卫或边锋”的位置上，而是处在与某种权力形式作斗争的位置上，正是那种权力形式在“知识”、“真理”、“意识”和“话语”4的领域中将知识分子既变成了控制的对象又变成了权力的工具。

从这种意义上说，理论并不表达、阐释或运用于实践，它本身就是实践。但是正如您所说，它是局部性的或区域性的，而非总体性的。这种对权力的斗争旨在在权力最隐蔽、最隐秘之处揭露它、削弱它。我们的斗争目的并非在于“唤醒意识”（大众已经明白，意识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而且，作为主体性基础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是要消竭权力，夺取权力。理论是与那些为取得权力而斗争的人们相伴随的活动，而非躲在一个风雨不及的地方去启发人们。“理论”是这种斗争的一个局部系统。

德勒兹：

的确如此。恰切而言，理论就象一个工具箱，它与能指无关，它必须可以被运用，必须能起作用，不能为理论而理论。如果从理论家自己开始（他这时不再是以理论家面目出现的）就没有人去运用它，那么，理论就毫无价值或不合时宜。我们不会去修改无效的理论，而只会去创造新的理论；此外别无选择。奇怪的是，普鲁斯特这位被视为纯知识分子的作家，也曾如此明确地说：要把我的书视为观察外界的一副眼镜，如果它不适合您，就请另找一副吧；您得自己去寻找最有效的斗争武器。一种理论不可能总揽一切（totalize）,它只是增殖（multiplication）的工具，同时也在不断使自身增殖。而权力的本性就是要总揽一切。您认为，理论从本性上而言与权力正相反对，这一点我完全赞同。理论一旦到钻牛角尖的程度，那我们就再看不到它在实践中有丝毫的重要性，除非它能突入（erupt）到另一全然不同的领地。这也就是改革的观念为何显得如此愚蠢、虚伪的缘故。改革或者是由那些声称能代表别人的人，以为别人代言为业的人所设计的，这种改革带来的不过是一种权力的安排，一种

2参见“哲学戏剧”，第185页。

368年5月，即通常所说的“五月风暴”。

4参见《事物的秩序》。

新的、最终使控制力倍增的权力的分配；或者是那些相关者都发出怨言、都吁求的改革，而这实际上已不再是改革，而成了革命行动，这种行动（所偏好的是）对整个权力及维持这种权力的等级制度提出质疑。这点在监狱里明显可见：囚犯们最微不足道的要求就能够戳穿普利文(Pleven)的假改革。5如果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抗议声能被听到，如果他们的问题能被予以考虑，那就足以震撼整个教育体系。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体系弱不禁风，这种体系在各个方面都极为脆弱，因而总需要进行一种全面的压制。在我看来，您在书中以及在实践领域，首次教给我们某些根本性的东西：即为别人代言的可鄙。我们嘲弄了代言现象，视之为昨日黄花，但我们尚未分析这种“理论”转变的影响，也即尚未充分理解只有那些直接相关的人才能用某种实践的方式为其自身立言这一理论事实。

福柯：

当囚犯们开口发言时，他们就有一套自己关于监狱、刑罚体系以及司法的理论。重要的正是这种对抗权力的话语，囚犯或所谓轻罪犯人（delinquents）的反话语，而关于轻罪的理论并不重要。监狱问题是局部性的、边缘性的，因为一年之内被投入监狱的人不超过10万。当代法国进过监狱的人数在30万至40万之间。然而，这个边缘性的问题看来却使人人都感到不安。让我颇感惊奇的是，有那么多从未进过监狱的人会对监狱的问题感兴趣，所有从未听过狱中人话语的人能那么轻易地理解那种话语。我们对此该作何解释？难道这不是因为刑罚体系一般而言，是权力之为权力的最明显不过的形式？将某人投入监狱，将他监禁在那里，剥夺他所需要的食物和热量，禁止他外出，不许他作爱，等等——这自然是人们可想象得到的权力最狂热的表现了。有一天，我与一位蹲过牢的女人交谈，她说：“想想看，我一个40岁的人，那时在牢中被罚每天只能吃一顿干面包的情景。”这故事的触目惊心之处不在于权力运作的幼稚可笑，而是一种犬儒主义，权力正是借此作为强力以其最古老、最愚蠢、最幼稚的方式来运作的。从孩童时候起，我们就明白没有足够的面包和水对人意味着什么。监狱是权力以其赤裸裸的状态，以其最极端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唯一的场所，在那里，它被正当化为道德力量。“我有权惩罚你，是因为你也明白抢劫和杀人是犯罪……”监狱的令人震撼之处在于：权力突然在此不再躲躲闪闪或乔装打扮，如同暴君毫不顾忌地施虐一般将自己展示出来的；它乖戾，同时却又纯粹、全然是“合乎正义的”，因为权力的实践能放在道义的框架内作出完整、系统的表述。它残忍的暴行最终表现为“善”对“恶”，秩序对失序平静的支配。

德勒兹：

的确如此；反之亦然。不但囚犯被当作小孩对待，小孩也被当作囚犯对待。儿童被强加了一种并不属于他们的幼稚（infantilization）。由此而言，无法否认学校有些类似监狱，而工厂就更为接近监狱了。我们看一看雷诺公司的大门就够了；这家公司的其它地方也一样：一天发三张票入厕。您曾发现边沁写于18世纪关于倡导监狱改革的一份文献。在这一颇受赞誉的改革的名义下，他确立了一种圆形体系（circular system）,在那种体系中，经过革新的监狱被树为模范，人们不知不觉地从学校转到工厂，又从工厂转到监狱，反之亦然。这就是那场改革倡导和改革后树立起来的模范的实质。与此相反，当人们开始为其自身言说、行动时，他们并没有用他们的代表（哪怕是恰相反的代表）来对抗另一种代表，并没有用权力一种新的代表性来对抗其错误的代表性。譬如，我就记得您说过并没有与司法对抗的人民司法；这一点另当别论。

福柯：

我想，促使人们憎恨司法体系、法官、法庭和监狱的，并非仅仅基于对更完善、更公平的司法形式的观念，而首先是基于权力的运作总要以人为代价这个共同的认识。反司法的斗争是一种对于权力的斗争，但我认为，这种斗争并非对不义的斗争，对司法不公的斗争，也

5R·普利文是1950年代早期法国首相。

非为提高机构效能而作的斗争。引人注目的是，在爆发骚乱、反叛或在煽动颠覆的运动中，司法体系与财政体系、军队和其它权力形式一样，都不可遏止地被树为攻击目标。我的一个假设是——仅仅是一个假设——即人民法庭，譬如在法国大革命中所看到的那种法庭，对那些与大众结盟的小资产阶级来说，是保住或重新获取在反抗司法体系的斗争中领导权的手段。为此，他们才倡导一种法庭制度，这种制度有达致公平的司法，有能够作公正的判决的法官。这种法庭形式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的司法意识形态范畴。

德勒兹：

实际上，权力显然伸出的是总体化、全方位的触角，所有现行的压制形式（对外来工人的种族主义压迫，在工厂里的压迫，在教育体系中的压迫，以及对年轻人的普遍压迫）都很容易被这种权力所联为一体。我们不仅应从对68年5月风暴的反动中去寻找这些压制形式的统一性，更恰切地应从关系到我们未来的步调一致的准备与组织中去寻找它。法国资本主义如今仰赖于所谓失业“边际”，而断然摘下了允诺充分就业的慷慨慈父式的面具。在这一景观中，我们开始明白了各种压制形式的统一性：对于外来移民的压制（大家都知道，最累人、最无利的工作总是归给移民工人去干的）；在工厂里的压制（因为法国要重新获得对工作愈益艰苦的“品味”）；对年轻人的打击和教育体系所施加的压制（因为在劳动大军中不再那么需要年轻人之时，警察般的压制就更显强化。）各行各业的人（教师、心理学家、各类教育者等等）都被召来发挥那些传统上属于警察的功能。您很久以前就预言到当时人们认为不可能的所有的禁闭结构都在得到强化这一点。针对这种权力全方位化的策略，我们要发起着眼于局部的反击战和游击战，积极有效（偶尔也先发制人）地进行防御。我们无需去整合那些注定要被权力所整合的东西；假如我们要朝此方向去做，那将意味着复活了中央集权主义和等级结构的代理形式。我们必须以大众为基础重建侧面的从属关系和整个的网络体系，这一点尤其困难。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再将现实界定为通过共产党或总工会6这类所谓有代表性的代理机构来进行权力竞争与分配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的持续。现实，就是在工厂、在学校、在兵营、在监狱、在警察局实实在在发生的一切。这类行动包含了一种与新闻报导（也包括自由通讯社[Agence de Presse liberation]所发布的那类信息）截然有别的信息。

福柯：

发现适当的斗争形式的这种困难难道不正是我们仍在忽视权力问题的结果？毕竟，我们是到19世纪才开始了解剥削的本质，并且直至今天，我们仍没有对权力的本性做全面的理解。要理解我们称之为权力的这种既可见又不可见、既现身又藏匿、无处不在的谜一般的东西，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解释也许都不能使我们满意。关于治理的理论及对这种机制的传统分析当然没能穷及权力运作、发挥功能的领域。权力的问题仍完全是一个谜。谁在运用权力？运用于何处？谁在剥削别人，谁在攫取利润，哪些人被卷入其中，我们今天对这些情况心中是有数的，我们也知道资金是如何被再投入的。但至于说到权力……我们知道的却是它并不掌握于那些施行统治的人们的手中。当然，“统治阶级”这个概念，还有其它术语，如“支配”、“统治”、“治理(to govern)”等等，都未得到充分的阐发。这些概念飘忽不定，尚待分析。我们还应当探究的是施加于权力运作之上的种种限制，权力施行所经由的“驿站”，权力对等级统治那些常常是无关紧要的方面的影响程度以及控制、监视、禁止、阻碍的形式。凡有权力存在的地方，上述的这一切就都在发挥着作用。严格地讲，无人拥有对权力的正式权利；而且，权力总是在某一特定方向上被运用的，其中，一些人站在这一边，另一些人站在那一边。要在精确的意义上说出谁拥有权力常常是困难的，但要发现谁缺少权力倒比较容易。如果说阅读您的书(从《尼采》到我所寄望的《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7)对我颇为重

6“Confederation Generale des Travailleurs”。

7《尼采与哲学》[法国,1962](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第一卷《反俄狄

要，那是因为它们相当深入地揭示了这一问题：在关于意义、关于能指与所指等古老主题之下，您发展出了权力、权力的不平等性及其斗争的问题。每一种斗争均围绕着某一特定的权力之源（包括无数细微的权力源头，如短时间的雇工老板，普通房租的客店[HLM]经理8，监狱看守，法官，工会代表，报纸主编）而发展起来。如果说揭示出这些源头——将它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本身就是这种斗争的一部分，这并非因为它们以前不为人知，而是因为谈论这个主题，迫使制度化的信息网络侧耳倾听，制造各种名目，伸出控诉之指，寻求攻击目标，这一切是颠覆权力的第一步，是反对现行权力形式的新的斗争的开始。如果说囚犯或狱医的话语构成了一种斗争形式，那是因为它们至少暂时地没收了那种对监狱状况指手划脚的权力——这权力目前是特属监狱管理者及他们在改革群体中的密友的财产。这种斗争话语并非与无意识而是与隐密性相对立的。这看似不太可能，但如果它最终道出了我们意料之外的东西，那将会怎样呢？一系列的误解与“被隐匿”、“受压制”、“不可说”的事物相关联着，它们只允许对斗争的目标进行低廉的“精神分析”。发掘秘密相对于发掘无意识，可能更为困难。在刚刚过去的时间里，“写作激起受压制的因素”和“写作必然是一种颠覆行为”，这两个论点经常正面遭遇，似乎暴露了若干应予揭露的权力运作方式。

德勒兹：

对于您所提出的问题，即谁剥削、谁获利、谁统治是明白之事，权力却依然是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我冒昧提出如下假设：马克思主义的犀利之处在于它基本上是从利益方面来界定问题（权力是由从利益角度界定的统治阶级所拥有的），但这里马上出现的问题是——那些并未受益的人通过要求某种行为，会绝对支持现行权力结构，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也许是因为从投资（investments）——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无意识的——角度来看，利益并非最终答案。这里存在着比利益所能提示的东西更为深入、更具弥散性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欲望投资（investments of desire）。当然，我们的欲望从不会背离利益，因为利益总是追随着欲望，栖身于欲望栖身之处。我们对赖希（Reich）9的惊呼不能充耳不闻：群众并未受骗；他们在某个特定时期确需某种法西斯主义政权。形塑和分配权力的欲望投资的存在，使警察的权力与首相的权力一般大；在此情形之下，警察行使的权力和首相行使的权力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某一社会群体的欲望投资的此种性质，说明了那些从阶级利益而言，可能有或本该有革命投入的政党或联盟，为什么在欲望层面上却是如此经常地倾向于改良甚或是完全的反动。

福柯：

如您所说，欲望、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关系比我们通常所想的更为复杂。并不一定是那些操纵权力的人才能从操纵中获益；那些从中获利的人也并不经常可能操纵权力。进而，权力欲在权力与利益之间构筑了一种独特的关系。在法西斯主义时期，就有可能出现群众盼望某些人担负权力，而他们却不能认同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以他们为敌的，是以他们为代价来施行权力的，甚至是要以他们的性命，要以他们的牺牲，对他们的屠杀为代价的。然而，这些人却期盼这种权力，希望它被运作。欲望、权力与利益的这种纠缠状况极少被人注意到。在我们开始理解剥削之前很久，剥削就已然存在；而欲望也已经有着并还将有漫长的历史。也许，现在正在进行的斗争，以及种种源自于这种抗争、与之不可分离的那些地方性、区域性、不连续的理论，就站在我们对权力运作方式的揭示的门槛上。

浦斯》（Minneapolis:minnesota大学出版社，1983）与F·Gualtar合作写成，此次交谈之时，即1972年在

法国出版。

8“Habitations à loyer modéré”：“普通房租的客店”。

9赖希（W. R eich），1897—1957，奥地利心理学家，借弗洛伊德理论结合马克思主义，研究心理学、医学等问题，认为被压抑的性紧张是神经症的根源。——译注。

德勒兹：

在这种语境中，我必须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今天的革命运动创造了复杂多样的中心，而这并非是其虚弱或缺乏效力的结果：因为某种总体化是适用于权力和反动力量（比如，越南就是地方性的反击[counter-tactics]的突出例子）。但我们如何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或在单个国家之内，界定此种网络，界定这些积极活跃且不连贯的观点之间的横向联系呢？

福柯：

您所提出的地理上不连续的问题可能意味着：当我们反抗剥削的时候，是无产阶级不但引导着这一斗争，而且界定着反抗的目标、方式、地点及工具；个人要加入无产阶级，就要接受它的立场、意识形态、斗争动力。这就意味着是完全的认同无产阶级。但是，如果人们的斗争指向是反抗权力，那么，所有那些被权力伤害的人们，那些发现权力不可容忍的人们，就能够从自身的主动性（或被动性）出发来投入斗争。既然投入了一次与他们自身的利益相关的斗争中（他们明确斗争的目标而且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决定其方式的斗争），他们也就是投入到了一场革命的进程之中。他们自然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而投入斗争的，因为权力是以旨在维持资本主义剥削目的的方式来运作的。通过在那些他们发现自己受压迫的地方战斗，他们实际上也就在服务于无产阶级的事业。妇女、囚犯、被强征的士兵、医院病人以及同性恋者现在都已经开始了与施加于他们身上的特定权力、限制与控制的种种斗争。这种斗争就如下程度而言确实是被融入了革命运动：它们是激进的、不妥协的、非改良的，它们拒绝任何企图实现至多让权力的主人发生变化、但仍是同一种权力的重新配置。而这些运动在如下程度上又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相关联着，即它们反抗的是效力于同一个权力体系的控制与限制。

从这种意义而言，斗争的普遍性自然就不是您前面所提到的那种总体化，那种披着“真理”外衣的理论总体化所提供的。斗争的普遍性显然源自权力体系自身，源自权力运作与应用的所有形式。

德勒兹：

不揭露出权力的弥散性特征，我们就无法懂得它的任何一种应用。为此，我们必然要在最微不足道的要求的基础上，引出彻底颠覆权力的意图。每一种革命的攻击或防御，尽管都是局部，但又都以这种方式与工人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以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更多期刊：点此访问>>> 2007年第5期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作者：金敬红张艳新 字体：【大中小】 摘要: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 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说 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 势必会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这体现在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中。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 话与交流。弱势文化通过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介绍自己本民族的优质文化,有利于 抵制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 关键词:权力话语;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异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 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758(2007)05-0451-05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这使得研究者们越来越深刻地 体会到翻译已不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 识形态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与此同时,异化翻译也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 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异化翻译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 政治的内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异化翻译进行了客观的 解释。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宏观视角,将社会之维、历史之维 引入翻译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权力话语理论深刻揭示 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和它在文化建构中的重大作用。因此,采 用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将异化翻译置于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进行审视,注重探讨异化翻译的真正含义及其在文化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权力话语理论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被公认为是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受 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尼采关于真理、知识和权力关系观念的影响,福柯在对文学和哲学领域、精神分析领域、政治经济领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权力、知识和话语是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权力 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1 权力和知识的关系 在权力话语理论中,福柯认为权力是社会理论的重要课题。权力是指一切控 制力和支配力。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视为权力,它们是一种对人 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

福柯权力理论之概述

福柯权力理论之概述 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福柯说了这样一段话，“毕竟，直到19世纪，人们才认清剥削。但人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权力是什么。可能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还不足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神秘的、被称作权力的、被到处授与人的东西。它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显现的，又是隐蔽的。”这段关于权力的论述多少带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也是它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所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权力（pouvoir）一语在福柯的著作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福柯在权力领域所作的探究，被认为堪与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领域的建树相匹，甚至福柯本人，也因而被称为“权力思想家”。但即便是这样，这段话却更像是福柯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声音，或许在他看来，其实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大概永远不会弄清楚“权力”是什么。 但是，福柯仍然尽量对权力作了最大程度上的体认，这里的“权力”我觉得更倾向于现代意义上的。他指出，权力的隐蔽性的一处重要表现就是：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我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一方面权力的行使无不具有一系列目标和目的，另一方面这又不意味权力产生于某一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任何个人或国家机器，都不可能指挥在一个社会中产生作用的整个权力网。这也是福柯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中所谈到的，他说，“实际上人们很不了解：谁在行使权力？在哪儿行使权力？人们几乎已了解到：谁在剥削？利益去哪儿了？然而，权力……很清楚，并不是统治者拥有权力。”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指在现代社会中，并不仅仅是统治者拥有权力。因为福柯多次批评过传统的权力观念，即视权力为确保奴役一个国家国民的一组机构和机制，或者说，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实施统治的总体系统。他一再强调权力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是各种势力关系的复合体，是这些势力关系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互抗争，改变、增强或颠覆它们的过程。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写道，“权力不是一种机制，不是一种机构，它不是赋予某人的一种力量；它是外借得来的一个名称，用于一个特定社会中某种策略情景。”我觉得，这段话和《知识分子与权力》中的一段话对照来看似乎更明白些，“毫无疑问，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国家机器的传统分析无法穷尽权力运行和实施的领域。……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行使权力。确切地说，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然而，总是一方面的一些人和另一方面的另一些人在一定的方向下共同行使权力。人们不知道谁是掌权者，但是知道谁没有权力。”权力不是一样“东西”，所以没有人是权力的拥有者。权力不是固定的存在，也不是流动的存在，而是无形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是一

话语与权力

话语与权力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行了媒介化社会转型，媒介文化影响人们的生活、塑造人们的价值观。本文探讨媒介文化的意义生产机制，从话语学的理论出发，对大众媒介的意义呈现方式予以分析。 关键词：话语学权力商人话语 一、福柯与话语学理论 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作为一位影响深远的学者，福柯对文学理论、哲学、历史学、医学史、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都有很大的影响。福柯提出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对研究传播问题很有启示，他的理论观点其实也深受索绪尔影响。福柯认为话语的实践不同于传统的语言实践，话语分析必须放置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结构的相互联系之中，也就是说，意义分析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各个时代提供的关于知识的“真理”的话语，其实受制于人类社会深处隐藏的权力关系，关注知识与权力、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福柯话语学的理论基础。“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1福柯的观点启示人们思考话语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福柯认为，所谓“话语”，实际上是“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2“话语涉及的是语言对知识的生产。”3在福柯看来，话语界定生产了各种知识对象和言谈方式，话语采纳了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谈论一个话题，同时也就限制、排除了其他的言谈方式，换句话说，话语是各种机构通过一种界定和排斥过程运用其权力的手段。特定的话语就某一个话题所能说的内容进行界定，这个界定机制由一系列未成文的规则体系构成，它企图对某个特定领域内可以写、可以想并付诸行动的东西进行规范。对福柯来说，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人们叙说了什么，不如说是人们为什么这么叙说，什么制约着他们的叙说。换言之，谁说和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机制如何决定了“说”。 话语实践是如何被悄然完成的呢？福柯认为，权力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之中，权力的行使温和而隐秘，它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完成对个体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规训，使个体服从整合到社会秩序之中，这种规训与惩罚其实是一种微观权力的实施与运作。这个思想在福柯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得到细致阐述。从知识的形成机制背后发现权力机制，这就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贯彻的系谱学的方法。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机制，是通过规训的一种权力表达，规训塑造了个体，是权力的特殊手段。规训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分析监狱制度时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规训代替酷刑是古典时期转向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生，一种新的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的产生。规训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形式。公开的惩罚转化成规训，实际上是权力的行使策略从公开转为隐蔽、从宏观转向微观的一种形式，最终表现为新的知识型的产生。福柯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换言之，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为一种社会 1[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2[法]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3同上书

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分析

对福柯权力理论的分析 【内容提要】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对于权力的定义域理解，古来便是见仁见智。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的概念，明确表示否定传统的阶级分析和阶级理论。权力不仅来自上面的结构对个人的排它性活动，而且也和知识与话语密切相关。权力和知识是共生体，权力可以产生知识：权力不仅在话语内创造知识对象，而且创造作为现实客体的知识对象。人文科学的主体，并不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幻想，而是某种权力关系现实存在的结果。新的人文科学的产生和新的权力结构的建立总是同时出现的。 【关键词】知识、权力、国家 福柯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后现代理论主要代表之一。其思想以反中心、反权威、反常规而著称，分析方法独特，研究主题多变，涉及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领域。福柯的权力理论强调文本与历史的关系，把权力当成具有心理意志力的普遍欲望。认为权力是档案负面的社会、政治现实，是一种永远存在、无法摆脱的社会罪恶。知识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共生体”。知识是表象，权力是实质。每一种话语实践都有一套规则，以潜在的权力形式支配着特定领域的知识、思考和写作。历史写作的话语是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权力是人们对于事物所实施的暴力。不存在纯粹客观的话语，只有体现或大或小权力的话语。在艺术领域，一如政治、历史中，通过掌握话语而获得权力。福柯认为，权力不是获得的，也不是分享的，而是通过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换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涉及经济、政治、知识、情感、性等各个领域。权力有意向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是权力促生了反抗力量，但它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游戏网之中。 自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人们就对权力进行着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权力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从古希腊的先哲们到现当代的思想家们都在孜孜求索。然而，权力却是一个在本质上具有争议的概念，又具有多张面孔，学者们见仁见智，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权力问题既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又是一个法学的基本问题，虽然权力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关于权力的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而且在这些权力问题的论述中最为关注的是统治权问题，即统治权的合法性问题，谁掌握统治权的问题，统治权问题一直是西方权力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研究就是关于权力分配方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政治学也就是关于权力的学问。 福柯对于权力的定义独树一帜，福柯认为权力是档案社会的政治侧面，是一种无所不在、无法摆脱的社会事物。1972年他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文中说：那东西如此神秘，可见有不可见，在场又不在场，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这东西就叫做权力。对福柯而言，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权力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的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即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并引进了“话语”的概念。这里的“知识”有更广泛的含义，即人们对整个世界认知。福柯认为人们只有精通某一领域的知识才具备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同时，这一领域的知识只有被普遍承认，才能转变成“权力。 福柯悬置了权力的本体论以及权力的合法与非法这一问题，可以得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法治的着点被悬置了。在传统自由主义看来法律是用来确定权力获得的合法性问题，以及限制权力的滥用的，这些法律的合法性同样也来自更深刻的合法性，在福柯这里传统自由主义的主张变地没有说服力了，甚至是变地不现实了。福柯批判了理性的霸权地位，同样否认法律的全能性与完备性，那种在权力面前无可置疑的法律在福柯看来是不存在的。与启蒙时期的法学家不同，福柯不认同那种对法律进行的客观分析，试图探讨法律的真实处境，运用历史-政治话语来分析法律的起源问题，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标准问题，以及法律的中立性问题。

福柯的话语权

傅柯的“话语理论”简述 1、话语权概述 “话语权”成为当代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国内被人们频繁使用，在许多研究领域都运用傅柯的“话语权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上至学者，下至普通百姓，大家似乎都对“话语”和“话语权”的含义甚是了然。不同的学者在他们不同的学术领域中都多次提到对相关“话语”和“话语权”的理解，有人论述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亚裔文学在国外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中国农民的“话语权”，有人论述民间文学的“话语权”，也有人研究建筑设计中的“话语权”，还有很多学者运用“话语权”这一较为复杂的概念来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比如利用话语权来阐述某些特殊翻译现象等等。 话语作为人认识世界的工具，作为人与人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作为与思想直接对应的关系，其存在初期仿佛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随后对话语的认识与研究却越来越丰富和深入，事物各式各样的存在激起人们的思考，而思考又需要一个中介来“想”和“表述”，思考的结果也需要一个承载体来表达和外化。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话语是极其重要的中介，人类所知所晓的一切，人类所建构起来的所有文明，都是通过话语这个中介作为传递手段并最终完成的。独特的话语由个体的出生、家庭背景、文化环境、时代风貌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正是有了独特的话语，才由话语建构起了独特的个体。 国内外学界对于话语是有一番深入分析和研究的。语言学界对话语做的界定是：“‘话语’通常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是与篇章相对，指口头说出来的一句句话；广义的理解指言语交际行为体现出来的由词句构成的言语表达形式，它既可以是口语体，也可以是书面体。”这种广义的理解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言语”概念较为接近。 2、傅柯的话语权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傅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学术研究广泛且深刻，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其影响渗入到社会学、政治学、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但修辞学只研究其著作中以话语为中心的观点。话语以及话语权是傅柯在研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傅柯的“权力理论”一直受到学界关注。 由于独特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历，傅柯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性错乱等问题感兴趣，他

_性征_分析中的权力运作_福柯颠覆传统权力理论的尝试

“性征”分析中的权力运作———福柯颠覆传统权力理论的尝试 文　兵 (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　北京　102249) 摘要:福柯对传统的权力理论进行了批判,坚持认为权力首先并不是压制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同时,知识也是与权力相联的,所谓纯粹的、客观的知识是没有的。福柯选择了“性”作为自己颠倒传统权力理论的重要 场所。福柯翻转传统的权力理论,是与他的消解主体地位的理论主旨是一致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是为了对 个体涉入的具体的制度、场所和机制进行批判性的考察。 关键词:福柯;权力;性征 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3)08-0016-05 1968年的五月风暴使福柯的思考重心转向了权力问题。福柯最初在权力问题上,把权力视为禁止、压制、排斥,也就是从否定方面来理解权力问题,这主要体现于他在1970年12月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但在1971-1972年间,通过对监狱的体验,感受到权力可以不从法律方面来思考,而是可以从技术方面、从策略和战略方面来思考。他在《规训与惩罚》中努力做的,而后又在《性征史》卷一《求真意志》中加以运用的,就是用这种权力的技术和战略的维度来代替权力的法律和否定的维度。福柯曾坦言:如果没有重新思考权力的需要,单凭对性征进行写作的乐趣是不足以鼓励自己去写六卷本的著作的〔1〕。“性征”的问题成了福柯思考权力问题的一个场所。性的问题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性”比起其它东西似乎更是人们禁止的对象(如乱伦、淫乱等)。因此,在性的问题上翻转权力关系就尤为重要。 权力的运作:压制与煽动的游戏 福柯在《认知意志》中,首先对“性压抑说”提出了质疑。这种假说认为,进入19世纪,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情,人们对于性一般都要保持缄默。权力对于性,就是禁止、拒绝、否定。他认为,“性压抑说”的提出,有它的来自历史和政治的郑重保证:一是这种假说是与资本主义的秩序联为一体,是为了配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它不能容忍劳动阶层仅仅为了性的快感而浪费精力,因为这种耗费是与资产阶级榨取劳动的要求不相符合。但福柯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统治阶级首先是把对快感进行限制的原则运用于自身,它首要关心的不是被剥削阶级的性压抑,而是统治阶级的肉体、活力、长寿、生殖和繁衍。在后来,资产阶级的这种性征机制才逐渐地渗透到下层人民之中。二是这种假说是与某些人的利益相关的,因为承认了性受到压制,那么反抗现实、颠覆秩序、承诺自由、召唤未来,就很自然地进入到某种话语之中。性压抑说是潜藏着一定的战略意图的。 福柯要追问的是:性的压抑是否是一种历史事实?禁止、审查和否定是否就是权力运作的基本形式?权力要压制性,首先就要把“性”从我们的言谈

福科话语理论

福科话语理论的新解读 [摘要] 福科的理论事业无法用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来概括，也就是无法给福科的思想定位。然而，他对当代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权力”的分析，尤其是对微观的处于边缘话语权力的分析。围绕权力与知识这一核心问题，对权力与真理、知识分子、政治、性及后现代殖民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分析，完善了他的话语理论。 [关键词] 福科话语理论权力 一．福科的经历与思想轨迹。（一个传奇式人物） 福科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1926年出生在法国普瓦提埃。1948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哲学系，以后又继续攻读心理学，心理病理学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福科曾在瑞典一所大学做过讲师；1960—1968年侨居突尼斯，任教于克莱蒙-菲兰特文学院。1968年12月返回法国以后在巴黎大学文森纳学院任哲学系教授；1970年以后在法兰西学院认识论史系任教授。 福科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法国思想家一样，在二战后曾一度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天地，有人还说他在一个短时期里参加过法国共产党，但福科后来说自己从未打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印记，否认自己曾在实际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福科思想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有伊波里特（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的一个极其出色的哲学讲师，著名的黑格尔研究者，他给福科留下了巨大的终身的影响）、康吉汉和阿尔都塞。从伊波里特那里，福科认识到，黑格尔并没有预示哲学的终结，而是预示哲学的开端。在1970年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演中说，伊波里特不是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最终能在概念运动中使自己得到传播和重新组合的总体性，而是对着无穷无尽的地平线的背景，把它改造成一种无穷无尽的工作。他说，伊波里特认为，象不可接近的总体性的思想一样，哲学是那个能够在经验的极端不规则性中予以拒绝的东西；它是那个把它自己表述和显示在生、死和记忆中不断复发的问题。这样，他就把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终结课题，变成一个反复质问的问题。 从康吉汉那里，福科加深了他关于科学哲学的特有的法国传统的知识，正是在康吉汉的帮助下，福科完成和发表了他第一批论疯狂和医院的书，如1954年发表的《精神疾病与心理学》，1961年发表的《疯狂和文明》等等。虽然福科说过，他的关于知识的考古学史，有点不同于康吉汉的较为直截了当的科学的认识史，但却和康吉汉一样地猜疑连续性、猜疑逐渐增加和积累的地步。 而在和阿尔都塞交往和交流中，福科加深了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植根在哲学人本主义、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看法。福科和阿尔都塞一样认为，马克思对历史的认识论

浅谈权力与规训—福柯《规训与惩罚》读书笔记

浅谈权力与规训 —读福柯《规训与惩罚》 课程名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班级：2015级民族学硕 姓名：夏守信 学号：s150511 完成时间：2016年1月13日 指导老师：苏发祥 摘要：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对权力的精彩阐释让我们看到了身边的时时刻刻都存在的规训力，在不同的规训手段下，权力具有不同的特征。权力与规则紧密联系，形成了现代社会全面覆盖的规训网络。 关键词：福柯权力规训 作为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规训与惩罚》在近代的社会、政治及教育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规训与惩罚》的核心问题是讨论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福柯在书中以监狱的诞生过程为依托，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作为权力表现形式的刑罚是如何从一种“表象的、戏剧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方式”转变为一种“弥散的、细致的、微观的、无微不至的方式。”按照福柯的理论，惩罚方式的这种从公开到隐蔽，从直接毁灭肉体到间接控制灵魂的转变，事实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是权力微观化的直接表现，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生。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权力和知识是一体的，权力制造知识，“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产生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一种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惩罚方式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一种强硬、直观的震慑模式向一种以渗透、间接的掌控模式过渡，同时社会对人的控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手段就是“规训”。 一、书本内容架构及分析 福柯所考察的惩罚权力的历史包括三个阶段：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18世纪末，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的“再现”式惩罚；19世纪开始

权力与规训—福柯《规训与惩罚》读书笔记

权力与规训—福柯《规训与惩罚》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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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权力与规训 —读福柯《规训与惩罚》 课程名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 班级：2015级民族学硕 姓名：夏守信 学号：s150511 完成时间：2016年1月13日 指导老师：苏发祥

摘要：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对权力的精彩阐释让我们看到了身边的时时刻刻都存在的规训力，在不同的规训手段下，权力具有不同的特征。权力与规则紧密联系，形成了现代社会全面覆盖的规训网络。 关键词：福柯权力规训 作为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规训与惩罚》在近代的社会、政治及教育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规训与惩罚》的核心问题是讨论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福柯在书中以监狱的诞生过程为依托，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作为权力表现形式的刑罚是如何从一种“表象的、戏剧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方式”转变为一种“弥散的、细致的、微观的、无微不至的方式。”按照福柯的理论，惩罚方式的这种从公开到隐蔽，从直接毁灭肉体到间接控制灵魂的转变，事实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是权力微观化的直接表现，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生。在福柯的理论体系中，权力和知识是一体的，权力制造知识，“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产生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一种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惩罚方式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权力从一种强硬、直观的震慑模式向一种以渗透、间接的掌控模式过渡，同时社会对人的控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手段就是“规训”。 一、书本内容架构及分析 福柯所考察的惩罚权力的历史包括三个阶段：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18世纪末，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人道主义的“再现”式惩罚；19世纪开始的、使用现代规训技术的监狱和普遍化的监视。自权力诞生之日起，权力的拥有者就试图将权力意志纳入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试图对组成这个社会有机体的每一个个体施加权力的影响，使他们臣服于权力，使他们成为权力关系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具体对象。因此，权力的发展、运作史，就是一个个个体客体化的历史，也是世间万物被客体化的历史。 第一部分是“酷刑”。该部分向我们展示了法国在18世纪及之前所拥有的残酷的刑罚制度，其典型代表是公开处决犯人的断头台。这是一种极富视觉冲击效果的公开表演，它想要彰显的是君主的绝对权威。但是这种做法却越来越显示出

知识分子与权力 ——福柯与德勒兹的对话

《福柯文选》第8部分 原文：'Les Intellectuels et le pouvoir'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译者：吕文江 校者：应星、张广生 字数：8723 说明：本文是福柯与德勒兹的一次对话，最初于1972年3月发表于L'Arc, no.49,后又于同年5月发表于Le Nouvel Observateur,英译本收入了《语言、反记忆和实践》一书中。中文翻译主要依据英译本，并参考了法文本。 知识分子与权力 ——福柯与德勒兹的对话 福柯： 有位毛主义者曾对我说：“我很容易理解萨特站在我们一边的意图。他之所以卷入政治，他的目的何在，这都不难理解。我也能部分地理解您的立场，因为您一直关注的是禁闭（confinement）问题。但德勒兹却是一个谜。”这番评论使我颇感吃惊，因为在我看来，您的立场似乎一直是相当明晰的。 德勒兹： 我们今天或许正在目睹理论与实践之间一种崭新的关系。实践有时被认为是对理论的应用，是理论的后果；有时则具有相反的意义：人们认为它可以激发理论，是创造新的理论形态所不可或缺的。但不管怎样，人们都是从总体化（totalization）的过程来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但我们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要局部与零碎得多。一方面，理论总是局部性的（local），它与某个有限的领域联系在一起，它虽然也可以被应用在其它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与它或多或少有着距离。理论的应用绝非照猫画虎的（resemblance）关系。不仅如此，从理论进入它适用的领域那一刻起，它就会遭遇到种种的障碍、屏障和堵塞，这一切都要求理论被另外一种类型的话语所替换，（正是经由这种替换后的话语，理论才最终进入了不同的领域）。实践就是一个从一种理论观点到另一种理论观点的“驿站”（relay）系统，而理论则是一种实践与另一种实践之间的一个“驿站”。任何一种理论如果碰不到屏障，就不可能有所发展；而要穿透这一屏障，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譬如，您的研究始于对监禁的社会背景的理论分析，其中着重关注的是某一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病院。在那里，您开始意识到那些被监禁的个体为自己讲话，创建一个“驿站”的必要性（也有可能正相反，您所发挥的作用对他们已经起到了“驿站”的作用）。你在监狱中发现了这种群体——那些在监狱里被囚禁起来的个体。为此，您组织了监狱调查小组(G.I.P.: group of informatam on prisons)，1旨在创造让犯人自己能讲话的条件。如果象上面那位毛主义者所暗示的，您通过投身于实践而践行了自己的理论，那就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说法。这并非是对理论的应用，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倡导改革或调查项目。这里所强调的是全然不同的东西：在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里面的“驿站体系”，这个领域由各种复杂多样、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部件构成。在我们看来，进行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成其为某一主体，不再成其为某种代表什么或有代表性的意识。尽管某个小集团或工会仍将代表那些行动者和抗争者的意识的权利据为已有，但他们实际上已不再能代表那些人了。究竟是谁在 1“Group lnformation des prisons”:福柯著作《我,皮埃尔·里维埃……》及《规训与惩罚》源自于这一组织。

福柯经典语录

福柯经典语录 我不能给自己或是别人提供那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的快乐。这种快乐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也不能围绕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当年海德格尔讲到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只用了一句话：“他出生，他工作，他死去。”德里达也很欣赏这句话。哲学家仿佛无须别人来理会他的私生活，然而福柯这个人却注定会有太多的人来关注他的生死爱欲。 法国在二战中处境尴尬，战后开始艰难的复苏。青年时代的福柯正像他的国家一样，也是个“边缘人”。福柯的同学回忆起他，虽然都称赞他勤奋博学，却忍受不了他的孤僻与傲慢。福柯在巴黎高师也并非绝对孤立，他遇上一位好老师———结构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 被纳粹虐-待过的阿尔都塞也患有精神病，他对福柯同情照拂。30年后，阿尔都塞丧失心智掐死妻子，老境凄凉。已经名满天下的福柯时时探望，不忘师恩。从高师毕业后，福柯进入生命中阳光明媚的时期。他在经济上开始富足，治学之路渐渐开阔。他用了近10年时间来酝酿自己的第一部杰作，这部书几乎就是他对前半生的一个应答。他在寒冷的瑞典任教，花了三年时间查阅资料，写出这部惊世之作———《疯狂史》。书中引用了大量罕见的文献资料，对读者是个考验。然而这部很难划归历史学，又非哲学、社会学、

精神病学的著作得出一个“有悖常理”的结论：疯狂不是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疯狂史就是迫-害史。 福柯笔下的“疯狂”让人想起堂吉诃德，想起写色情小说的萨德，还让人想到鲁迅的“狂人”。如果举出几个更形象的例证，那就是电影《鹅毛笔》和《飞越疯人院》。福柯写作《疯狂史》似乎想证明，被视为“疯狂”的米歇尔·福柯不过是你们这些“正常人”的他者。当你们建立话语秩序的时候，我被宣判为“疯狂”；当我来撰写《疯狂史》时，你们都成为凶犯。

福柯与萨义德_从知识_权力到异文化表述

福柯与萨义德:从知识-权力到异文化表述 张兴成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异文化表述或再现问题的讨论来看萨义德与福柯思想之间的联系与断裂。主要分析萨义德在运用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的“理论旅行”过程中获得的洞见及堕入的方法论陷阱。尤其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话语分析方式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题带来的矛盾和困境,从而对东方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萨义德在论证逻辑上的不足作进一步批评。 关键词　东方主义　知识—权力　表述(rep resentation) 《东方学》自1978年问世以来,已经在许多国 家、语种、学科中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萨义德(Edw ard.W.Said)在书中阐释的“东方主义”(O rientalis m)话语触及到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中的诸多问题,“东方主义”成为讨论殖民时代以后全球状态的“关键词”(key wo rds)。萨义德通过对东方主义话语的分析与批判,“力图提出与探讨人类经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人们是如何表述其他文化的?什么是另一种文化?文化(或种族、宗教、文明)差异这一概念是否行之有效,或者,它是否总是与沾沾自喜(当谈到自己的文化时)或敌视和侵犯(当谈到其他‘文化’时)难解难分?文化、宗教和种族差异是否比社会经济差异和政治历史差异更重要?观念是如何获得权威、‘规范’甚至‘自然’真理的地位的?知识分子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只是在为他所属的文化和国家提供合法证明?他必须给予独立的批评意识,一种唱反调的批评意识有多大重要性?”①这些问题至今仍纠缠着知识界。本文企图从异文化表述问题出发,对东方主义话语的理论前提与方法问题作批判性探讨,以凸现东方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萨义德“理论旅行”的意义。 一 萨义德在《理论旅行》(T raveling theo ry)一文中探讨了理论在不同时空中 的移动问题。他关注一个观念或一种理论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运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论放在另一时期或环境里,是否会变得面目全非。他强调必须重视理论使用的历史情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思想事件所由发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回应。批评家必须在借鉴理论的同时反思理论,拒绝“不加批评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使用任何一种理论,否则,“看似方法论的突破可能很快就变成方法论的陷阱(雷蒙德?威廉斯)”②。在此,我们要追问的是,萨义德本人在理论的使用中,是获得了“方法论上的突破”,还是堕入了“方法论的陷阱”呢? 萨义德的认识论基本是历史主义的,他承袭了从维科到黑格尔、马克思、狄尔泰、斯宾格勒以来将历史看做是人的创造的观点。在方法论上他采用了 　天津社会科学　2001年第6期① ②萨义德:《理论旅行》,见《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151页。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18页。

福柯的政治权力思想

本科生课程论文（设计） 论文（设计）题目： 论福柯的政治权力思想 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学号：200610300042 姓名：杨奕聪 指导老师姓名及职称：汤志华副教授

论福柯的政治权力思想 专业：思想政治教育学号：200610300042 学生姓名：杨奕聪 指导老师姓名：汤志华 内容摘要：福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通过对权力的分析，批判了传统权力观在政治领域内的单向控制。他所认为的权力无所不在，且没有具体、确定的形态，只是一种关系网络，是匿名的、无中心的、生产性；并且，权力与反抗和知识有着密切的关联。 关键词：政治权力；反抗；知识 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群体中的领军人物。他的思想怪异、与众不同，却博大精深、影响广泛。其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那独特的权力理论。传统模式的权力观是将权力看成是一个阶级、阶层、集团或个人对另一个阶级、阶层、集团或个人的控制、压制或影响力。也就是说，它们都将权力理解成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而福柯一反传统，认为权力恰恰不是否定性的，而是积极、主动、生产性的，权力锻造和铸就了它的对象。“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1] 一、权力的特征 在福柯看来，权力并不是一个可被个人或团体掌握的东西。相反，权力既是一个复杂的流动体，又是不同团体和社会领域间的一系列关系，这些关系随着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福柯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类的身体，在微观层次上寻找权力施加的影响。福柯想要“砍下国王的脑袋”，这样我们就不会把权力视为某些有势力者(如国王、总体、将军和会计师)的财产，而是将它视为一组确立了人们的地位和行为方式，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力量。[2]这就是福柯的“微观权力论”。具体来讲，福柯的微观权力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权力是一种关系网络。福柯认为权力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不能掌握在任何个人、集团或阶级的手中，它只是一种关系，只是社会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的对比结果，只是广泛地散布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力量网络，甚至包括个人的日常生活活动网络，每个人都处于相互交错的权力网中，在权力的网络中运

权力话语与文化理论

权力话语与文化理论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理论充满挑战性。福科著作和思想的考古学方法，对当代人文科学有重要启示作用。而他在时代、文化和思潮中展开的理论关键，即"知识型"、"人之死"、"话语权力"、"谱系学"等重要问题，需要进行清晰而深刻的阐释。福科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大多译成英语，主要有：《疯狂与文明》（1961），《词与物》英译书名为《事物的秩序》（1966），《知识考古学》（1969），《监禁与惩罚》（1975）以及《性史》（1976-1984）等。 这些著作试图分析疯狂、性、犯罪如何变成某种真理的游戏，而在这些人类的行为实践中，主体自身又是如何通过真理的游戏获得改变。他不仅从人类科学的考古学角度，而且从监禁、惩罚和性的权力禁忌压抑的角度，揭示主体的存在及其现代问题。在对疯狂、性、文明、权力、压抑等关键问题的探讨中，福科要去发现在现实的权力机构和权力压抑网络中被确认和隔离的一系列问题，关注人类文明中那些异端和边缘的东西，注重研究现代权力机构复杂系统包容的知识和经过调整的日常实践活动的话语。 福科问题的核心是，弄清一种知识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在文明中产生转换和发展，同时又为科学理论提出新的观察领域，提出未曾涉及的问题和尚未发现的对象，因此，权力、真理、话语和考古学的方法，成为他挖掘那些被掩盖被压抑的问题和"知识型"的方法。

一权力与话语的理论向度 福科对当代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权力"的分析，尤其是对微观的处于边缘话语权力的分析。于是围绕权力与知识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权力与真理、权力与知识分子、权力与政治、权力与性、权力与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当代分析，成为福科的主要工作。 就权力与知识而言，"权力"问题是福科研究疯狂、监狱、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诸如：权力是如何实施的，权力是以一种怎样的形态在社会中运行，又受到怎样的制约等。福科一反过去所谓的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种事情的力量的说法，而将权力看作是一种网络关系，追问权力在社会中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研究权力的策略、网络和机制，并发现权力赖以实施并促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权力无所不在，除了硬性权力以外，软性权力同样值得研究。 权力的策略产生了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努力划定一条不可超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然而，人文科学是伴随权力机制而产生的，知识的作用就是保护个体的生存，并对外部世界加以理解，知识通过理解活动构成现代人生存的手段。知识与权力融和在一起并禀有一层现代面具，使统治的结构获得某种合法性，而这种统治总是具有压迫、监禁和权力的分割等特征。知识与权力具有一种微妙关系，所以，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学校甚至大众传媒等都与权力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是与不同形式的知识连接在一起的，在

福柯：话语的秩序

福柯：话语的秩序 一 我希望我本可以悄然滑入今天，以及将来许多岁月里，我在此地所必须说的话语中。我宁愿被言语包裹而远离所有可能的开端，亦不愿成为始作涌者。我更愿意意识到在我之前早已有一无名的声音在诉说着，如此我便只需加入，接过其已开的话头，置身于其裂隙间而不为人所知，就好像是它短暂停顿以召唤我。如此则不会有任何开端，而我也不是话语的缔造者，相反却听命于其偶然的开绽，一个微小的空隙，话语可能消失的那一点。 我企望在我身后有一早已开始言说的声音，预先复制我将言说的一切，此声音将会说：“你得继续，我不能继续，你得继续，我将继续，你得念念有词，只要还有词可念，直到他们发现我，直到他们说到我，异样的痛楚，异样的罪，你得继续，也许这已完成，也许他们已谈论过我，也许他们已把我带近我故事的门槛，在开启我故事的门之前。如果它真的开启，我将倍感惊奇。” 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规避开端的欲望，以求从最初即在话语的另一边，这样便无需从外部考虑话语的奇特、可怖和邪恶之处。体制之于这一常有愿望的答复却是讽刺性的，因为它将开端神圣化，用关注和静默将其围绕，并强加仪式化的形式于其上，似乎是为了使其在远处亦能更为容易地辨认。 欲望的表白：“我不善被迫进入这危险的话语界；亦不喜卷入它的专横决断里；而愿话语如同一平静、深缈的透明体，索绕我四周，无限地开放，其间别人亦会迎合我的期望，真理将——一从中呈现，我惟一可为的是随波而行，在其中或在其旁，如同一快乐的残骸。”体制的回复：“你不应该恐惧开端；我们在此即为向你表明话语属于规则范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监视它的出现；已经为它准备好一予其荣誉却也缴其械的处所；话语也许某些时候具备些许威力，却也是从我们这儿，也只能从我们这儿获得。” 但也许这一制度与这一欲望只是针对同一种焦虑的两种相反的回答：关于话语作为言说或书写之物，其物质性实在是什么的焦虑；关于此一诚然注定会被抹去，但其发展的时间之维又不归我们所有的短暂性存在的焦虑；当感到在这一话语活动（虽然它单调、苍白）之下存有难以想像的权力和危险时的焦虑；当怀疑到这许多言词虽经长期使用而失去棱角，但正是通过它们进行过斗争，取得过胜利，造成过伤害，行使过控制和奴役时的焦虑。 人们言说，其话语可无限扩散，那么在这一事实中，到底存在什么危险呢？而危险又在哪里？ 二 这是我今晚为了确定我的工作领域——或是一临时舞台——而提出的假设：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排斥（exclusion）的程序是为人所熟知的。最明显和熟悉的便是禁律（prohibition）。我们明知我们没有谈论一切的权利，一些话题在某些场合是不能谈及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随便谈论个什么。在言语对象的禁忌，言语环境的仪规以及言语主体的特权或独享的权利上，我们看到三种禁律的运作，它们相互交叉、加强或互补，构成一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此刻我仅指出这张网织得最严密，亦即黑色方块最多之处，就是性和政治的领域；好像话语远非一透明或中性的环境，性在其中可被绥靖而政治亦得安抚，相反，

关于福柯知识和权力思想

关于福柯知识和权力思想的一些浅见 摘要：福柯是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 中逐渐形成考古学和谱系学两大方法，以其为代表的研究对象就是知识和权力。福柯的权力思想 十分独特，他批判性的分析了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提出知识、真理是权力的形式，权力若离 开了知识和真理，也就不成其为权力。 关键词：知识型；考古学；知识；谱系学；权力话语； 正文：福柯（Michel Foucault）是法国是法国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哲学家，他研究西方文化中一些边缘性现象，通过对西方世界微观的统治机制做了社会学的研究，对其中一些具体现象提出了批判。包括其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具有对其时代的反叛性与颠覆性。福柯历史类的著作包括《古典时代疯狂史》、《规训与惩罚》，哲学类的包括《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福柯在其后期著作中运用了谱系学的方法，通过对历史中资料的挖掘整理来探讨权力机制其本源和作用。福柯思想理解的两个重点方面在于“知识型”和“权力理论”。 一、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 在福柯的早期研究中（1970年以前），从福柯的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古典时期的疯狂史》（1961）到《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1963），从《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到《知识考古学》（1969），虽然论述的问题不同，却无不贯串着考古学的方法，可见考古学在福柯前期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福柯用“知识型”这一术语指称特定时期知识的产生，运动及表达的深层框架。通过对知识起源及历史的探究深入挖掘出一套产生知识，衡量知识，支配知识的控制规律和内在规则。福柯认为知识是一种在不同时期控制人，统治人的力量。他区分出了四种知识型：包括以文艺复兴时期（以相似性来判断事物，形成知识）；古典时期（把表象，外在经验当作知识）；现代时期（以自我表现，即“人”的观念就是一个知识的产物，“人”的意义在此时期形成）；当代时期（以无意识力量，如通过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等的发展诠释，文化层面的“人之死”，人被解构化，消解，提出了人的“不在场”）。福柯认为四种知识型没有延续或发展趋势，它们之间是种断裂，不应该用哪个比较进步来衡量，它们是不可通约，不可比较的。福柯对科学进行了悲观，消极的阐释，他认为知识，理性带来的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一种统治人的力量，体现了一种社会力量对人的控制。 二、福柯的谱系学研究 福柯经过时间的沉淀与反思，在其后期研究中受到尼采的启示，发现在现实中真正造成话语流变的原因，可能涉及一股中心化的权力，而这股权力和我们社会中有组织的科学论述的机制与功能相连接。在其就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的就职演说中，宣称“谱系学”方法的诞生。自此之后，福柯改弦易辙地从话语构成的外部规则来分析社会现象(如控制、选择、组织化与分布的过程)，并认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