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诉讼程序研究

小额诉讼程序研究Ξ范 愉

当代世界各国在民事司法改革中实行的小额诉讼程序,目的既在于提高诉讼效率、减轻法院

负担,也在于实现司法的大众化,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国民普遍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

司法服务。然而,这种程序受各国现行制度和司法实践以及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运行

情况及其效果迥然各异。当前,中国在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也开始考虑把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

种设想或改革目标。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了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制度设计和运作中的原

理,以及实践效果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引进小额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探讨了中国民事简易程序改革中应该注意解决和避免的问题。

关键词　小额诉讼　程序　民事诉讼　简易程序

作者范愉,1953年生,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Ξ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付郁林、何海波两位先生的真诚帮助,在此谨致以由衷的谢意。

①例如,全国人大的蔡定剑先生提倡建立“民事上的小额赔偿诉讼制度”,认为“它是最方便、最经济、最快捷解决纠纷的途径……这一制度能使正义低成本地实现”。2000年9月2日《工人日报》。

②参见章武生等著《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6—548页。

当前,中国的民事经济纠纷和诉讼的数量在与日俱增,诉讼的增长给法院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也给正在进行的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带来种种难题。怎样才能在完善诉讼程序的同时兼顾效率,从而在现有的司法资源条件下,保障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能够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权利,就成为目前司法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小额诉讼程序开始受到法律界的关注①,不少法学家在探讨这种程序的制度设计和理念②,法院也在积极进行改革的尝试,类似的程序或制度在各地基层法院应运而生。有鉴于此,探求相关问题并尝试做出回答,就是本文的主旨。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和特征

日本著名法学家小岛武司对美国的小额法院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所谓小额法院(Small Claims )实际上具有两重含义,事实意义上的小额法院作为一种简易法院或一审法院,在世界各国以不同形式始终存在着,属于程序构造多元化的范畴;另一种则是“理想型小额法院”,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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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立在新理念基础上的小额诉讼程序,是当代各国司法改革的产物,也是一种正在发展的、处于“未完成”状态的事物。小岛武司指出,司法实践中一般很难将这两重含义的小额程序截然区分开来①。在中国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两种意义上的小额法院或小额诉讼程序通常未作严格区分,往往将小额诉讼程序等同于简易程序或简易程序的再简化,并将这种简易化作为提高诉讼效率的根本途径之一。

实际上,小额诉讼程序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与一般简易程序并无严格区别,二者仅仅是诉讼标的额和简易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各国的地方法院或简易法院,如法国的小审法院②、德国的地方法院③及其简易程序都属于小额诉讼程序的范畴。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进行司法改革,把简易、便利、快速、低廉作为改革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目标,因此,简易程序开始普遍受到重视。当代小额诉讼程序(即狭义小额诉讼程序)此时作为一种新型程序应运而生,其建立不仅是基于对民事案件进行分流处理,减轻法院负担的一种构想,也在于实现司法的大众化,“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一般国民普遍能够得到具体的有

程序保障的司法服务”

④。与传统的简易程序比较,小额诉讼程序至少具有以下特征:

(一)传统的简易程序是根据诉讼标的额或纠纷的性质及复杂性进行划分的,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则更加单纯,基本上限于债权债务纠纷(也可以在一般侵权、邻里纠纷、租借纠纷、交通事故纠纷中采用),通常被设立为独立于一般简易程序的特别程序。例如在美国,“小额诉讼请求程序是一种用以允许普通公民提出法律规定最低数额金钱诉讼请求的诉讼程序。这种诉

讼程序由州初审法院执行,有时是在具有有限金额管辖权的法院分庭。”

⑤各州的具体程序有所不同,加利福尼亚州的小额法院受理的典型案件主要是: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不动产业主与承租人和债务方面的纠纷⑥。加州法院规定所谓小额的标的额是每件2500美元,但可以将两个请求合并不超过5000美元。日本在1998年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⑦中专门规定了区别于简易程序的小额(少额)诉讼程序,处理金额限度为30万日元以下的金钱支付请求案件,该程序在简易裁判所进行,根据当事人提出的申请而进行。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除了简易诉讼程序(第三章)外,也在第四章中专门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关于请求给付金钱或其他代替物或有价证券之诉讼,其标的金额或价额在新台币10万元以下者,适用小额程序。最新修改的《德国民诉法》第459条(a )规定,对1200马克以下的诉讼请求,法官可根据其自由裁量决定适用的程序,如直接做出书面判决、不经口头辩论、或无原因判决(即直接做出判决、不需详细写明理由,因为理由已记录在案卷中)。这一规定有别于原有的地方法院的简易程序,被称之为小额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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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中国社会科学　2001年第3期

①②③④⑤⑥⑦中译文参见白绿铉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Small Claims C ourt Overview ,from http :ΠΠw w https://www.sodocs.net/doc/5d9411645.html, Πsmclaims.dir Πoverview.htm.

〔美〕杰弗里?C ?哈泽德、米歇尔?塔鲁伊:《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张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3页。

〔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德国地方法院(初级法院)管辖1500马克以下的一切案件,以及有关租赁、旅馆与旅客、货运、家

畜、抚养费、非婚生子女等方面的纠纷。

法国的小审法院只受理3万法郎以下的民事案件,其前身是治安法官制度,设在都市各区和乡镇,不

仅受理各类民事案件,而且专属管辖消费者破产案件。

〔日〕小岛武司:《小额执行改革的建议———来自对纽约州改革草案的思考》,林剑锋译,载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第一卷),比较民事诉讼法研究所,1999年,第47页。

(二)程序简便、完全按照常识化的方式进行运作。“小额诉讼请求程序所追寻的理想是不

需法律技巧的简易和效率”

①。其程序的简便表现在诉讼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起诉状和答辩可以采用法院印制好的表格,也可以口头进行;可以在休息日甚至晚间开庭;不进行证据开示;不设陪审团;简化证据调查;甚至无需法庭记录;判决也只是宣布结果,而不必说明理由。因为整个程序都是在非正规的方式中进行,当事人一般不需律师即可操作。此外,小额程序一般不允许反诉,可以缺席判决,而且一般不准许上诉(或在三审制情况下不得就二审判决上诉),这就更增加了程序的简便性。

(三)注重调解。小额诉讼一般采取调解与审判一体化,在审理过程中可通过谈话的方式,让原被告直接对话,法官也不使用晦涩难懂的“法律语言”,而是积极规劝促成当事人的和解,在听取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之后,往往会在他们争执不下时,直接提出赔偿建议。即使是美国的法官,在小额诉讼程序中也往往一反其在普通程序中的消极态度,主动提问并提出和解方案。还有一些小额法院则专门设置独立的调解程序,采取调解前置主义②。

(四)具有十分明确的价值取向,即低成本和高效率。美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完全免费或只收取约20美元的诉讼费。因为无需律师费和鉴定等费用,不仅原告不致因高成本而放弃自己的小额权利,被告的负担也得以减轻。纠纷可以通过一次从十几分钟到数小时的审理③,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政府部门、服务机构可以利用这种程序讨债,同时尽可能减轻债务人的负担;普通市民也可以通过这种程序把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和大企业的代理人传唤到庭,讨回自己“微不足道”的权利。另一方面,法院在处理小额纠纷时,也尽量将诉讼成本限制在最低限度。例如,台湾“民事诉讼法”第436条第14款规定,小额诉讼中“调查证据所需时间、费用与当事人之请求显不相当者”,“法院得不调查证据,而审酌一切情况,认定事实,为公平裁判”。

(五)从形式和性质上看,小额诉讼程序属于一种民事诉讼程序,原则上由职业法官主持审判,因而与各种法院附设的非诉讼程序(ADR )④存在明确的区别。这种程序本身仍属于法院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为公民提供一种低成本的简便的司法救济。一般而言,在小额诉讼程序中法官的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得到积极发挥。然而,近年来在实际运作中,有些小额程序逐渐开始与非诉讼程序接近和融合,从而加大了小额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背离。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理念及功能

小额诉讼程序具有与普通程序不尽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理念,它设立的目的在于对现代司法诉讼乃至法治进行补偏救弊,但是,由于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又经常受到来自正统法治主义的批评。小额诉讼程序的理念及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基本功能是解决纠纷,尤其是那些被社会或国家认为不甚重要的民事纠纷。显而易见,小额诉讼程序不同于那些上诉法院、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它的使命不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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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小额诉讼程序研究

①②③④ADR 即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包括协商、调解、仲裁等)的统称,又译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等,

请参阅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在美国,据统计,每名法官每天平均审理19件小额诉讼并做出判决,而法官花在每一件案件处理上的

时间约为18分钟。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第275页。

如美国克利夫兰(Cleveland )的小额法院,参阅小岛武司《美国小额法院的现状》。台湾地区的民事诉

讼中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一般也属于强制调解即调解前置的范围。

〔美〕杰弗里?C ?哈泽德、米歇尔?塔鲁伊:《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第173页。

过审判确认法律规范、创造判例、填补法律空白,甚至其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严格性也相对并不重要,只要为当事人提供一个解决纠纷的程序并得到结果,就达到了目的。其设立体现了国家的这样一种努力:一方面尽可能为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提供司法救济的途径(诉讼权利),以保证其实体权利的实现不致因成本和复杂性等原因而受到阻碍;另一方面,必须尽可能地使司法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不致使社会因过多的诉讼消耗掉大量的资源,或导致对司法资源的投入无限制地攀升。换言之,小额诉讼程序是国家提供的一种廉价司法救济途径。

(二)小额诉讼程序以追求效率为根本原则。现代世界各国的诉讼制度、尤其是普通程序都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诉讼迟延、复杂、高费用和积案的困境,而小额诉讼程序是在平衡诉讼的两大基本价值,即公平与效率之后,选择效益和效率优先的结果。这一原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程序简便。由此减少了审理时间,节约了诉讼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投入的公共成本。其次,在职权行使方式上,法官可以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行使较大的裁量权,使程序相对灵活,以有效地加快审判的进程。这种程序运作的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操作,而当事人的作用则相应降低。最后,在程序设计的技术性规定方面,设有不得反诉、一次审理结案、简化证据调查及证人询问、不得上诉等规定。这样,它实际上是通过限制甚至取消当事人的一部分诉讼权利来获得效率的,这一点也正是小额诉讼程序的悖论之一①。

(三)对诉讼程序乃至法治进行补偏救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司法改革浪潮,实际上反映着现代法治自身的一种重组和变革。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正是在此背景下得到普遍重视的。它除了具有提高效益和效率方面的显著功效,还体现着当代司法改革的另一种动向或理想,即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减少纠纷解决程序的对抗性,减少法律的高度专门化、技术化程度,使当事人本人诉讼成为现实。一些小额诉讼程序规定禁止当事人聘用律师作代理人,并开始对原告的资格或提起小额诉讼的次数做特殊限制,以便使这种程序向保护普通民众的方向倾斜。美国在1970年代以后,为了减轻当事人的负担,在建立小额审判制度方面进行了多种改革,例如在晚间或休息日开庭,把小额诉讼法院建立在社区内,开展免费法律咨询等。在较成功的地区,通过小额诉讼法院的审判,一方面大幅度地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为当事人提供了及时和有效的司法救济,同时也通过基层司法的积极活动,有力地维护了整个司法系统的地位和权威。然而,这样也就与原有的司法和诉讼模式拉开了距离。

(四)小额诉讼程序是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联结点。当代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共同趋势,就是在改革诉讼程序的同时积极推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其直接原因一方面是来自诉讼的压力和诉讼程序本身的弊端;另一方面则来自社会主体对纠纷解决的新的需求和理念,即利益的平衡、对话与双赢的需要与可能②。小额诉讼特有的价值取向,使其与各种ADR 、特别是法院附设ADR 具有相近的功能和异曲同工的效果。在美国一些小额法院,“那里的

审理方式与其说是审判,不如说更接近于强制调停或强制仲裁”

③。纽约市小额诉讼法院,当事人在提起诉讼后可以选择等候审判或是仲裁。最终80%以上的案件是用仲裁程序、由律师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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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

一般而言,基于权利义务的纠纷解决要求分清是非、准确适用法律,以对抗性程序和判决为特征;而

以利益平衡为基点的纠纷解决则注重协商和调解,以交易和对话获得双赢和利益的最大化结果。

当代世界各国的司法改革都在谨慎处理这一问题。然而都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在不对原告进行限制

的情况下,小额程序容易被企业、市政部门、保险公司和分期付款销售公司等机构利用,成为讨债公司;而对原告作限制又明显地成为照顾贫困阶层的特殊程序,由于有悖于程序公正原则,即使是为了保护弱者,也难免遭到非议。

的仲裁人处理的。根据美国关于小额法院的一个调查,该制度被称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最优秀的制度”,此外,联邦通商委员会也给予该制度较高的评价①。有些国家为了尽可能将高度简化的程序可能导致的错误成本限制在最低限度,小额程序的启动以当事人的选择为条件,与非诉讼方式的选择性具有相同的程序特征。在美国,虽然一些州的小额诉讼程序中的法官由初审法院的正式法官轮流担任;然而在更多的小额法院或小额程序中,或者开始设临时代用法官(tem porary judge ),“由热心公共事务并具有五年以上实务经验之优秀律师,轮流担任此项无给职”

②;或者设立律师担任的仲裁人供当事人选择;或者由司法助理员(administrator assistant )先行调解。而德国日本等国家则是由法官调解来体现这种联系。

三、小额诉讼程序的实践结果与问题

尽管世界各国在司法改革中对小额诉讼程序寄予厚望,然而实践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小额诉讼程序的发展和应用极不平衡。“在许多较小的社区,这种诉讼程序颇为奏效。然而,在较大的城市,法院的操作往往十分匆忙、草率,在混乱中进行。诉讼参与人常常在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应得权益时,会较为恼火,而法官也往往为当事人不切实际的期望所激怒。此外,法院对于其判决所确定债务的追索很少提供协助,这一工作必须由胜诉方自己进

行。小额诉讼法院因此对于普通公民没有很大的吸引力”

③。在英国,小额程序的最大困境在于其由简变繁的演化。小额诉讼程序在运作中往往会走上有悖初衷的方向,“变成了处理较重大案件的较重要的法院。因此,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使用

这种法院也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而且其程序也不比普通法院的程序简单多少”

④。之所以如此,还在于法官们在审理案件时总会回到既定的轨道,依然故我地按照普通程序和传统的思维逻辑进行运作。

在德国,民诉法第459条(a )所规定的小额程序实际上刚刚付诸实施,对此程序,德国民诉法学界尚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实施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日本在新民诉法的第六编中做出了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程序基于当事人的请求而启动,取决于当事人的选择。由于实施时间尚短,还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此外,小额诉讼程序还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即执行难。这里既有执行程序的设计、执行机构和成本上(费用和时间)的问题,也有债务人支付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即使是小额法院运作非常成功的美国纽约州,“小额法院在执行阶段总潜藏着一些难言之隐。一种裁判制度不管多

么公正且富有效率,但只要判决执行存在着难点,这一制度本身就不能说是合格的”

⑤。小额诉讼程序面临的质疑和理论难题,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额诉讼程序从原理到运作都呈现出与普遍主义法治原理的某种背离。现代司法诉讼机制是以程序保障为基本原理和出发点的,程序的确定性、平等性和技术性源于其本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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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小额诉讼程序研究

①②③④⑤〔日〕小岛武司:《小额执行改革的建议》,第52页。

〔英〕P 1S 1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范悦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美〕杰弗里?C ?哈泽德、米歇尔?塔鲁伊:《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第174页。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

国小额诉讼程序,来自外国(如日本和中国的研究者)的评价通常优于来自其国内法学界的评价,这或许是受到视角和信息的限制所致(所考察的主要是纽约地区)。

章武生等:《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第548页。

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第310页。

性:诉讼就是通过程序实现正义、解决纠纷。然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征在于高度简化程序,使程序在灵活的同时出现了某种非确定性,这就使其与经典法治原理发生背离。这也是它在实践中经常受到法律界冷落的根本原因。

首先,小额诉讼程序不够公平。德国法学家指出:它的设计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小额案件是不重要的,而这种假定可能是错误的。一方面,诉讼标的额小未必意味着案件是不重要的或简单的,有时也会涉及重要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以数额为限对于贫困者来说不够公平:尽管对国家来说该数额很小,不值得动用正式的司法资源,但对于特定的当事人来说却可能事关重大,剥夺他们的部分诉讼权利是不公平的①。其次,小额诉讼程序在强调效率和效益的同时,实际上是通过程序的灵活性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把诉讼的正当程序保障降低到非诉讼程序的水平,即所谓程序保障的形骸化,这无形中损害了诉讼的质的规定性。特别是因为诉讼标的数额较小不得上诉,就进一步取消了程序中的司法监督机制和纠错功能。如果这种程序出于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尚可保证其基本的正当性,但如果是一种法律上的强制,就值得怀疑了。再次,由于小额诉讼程序缺乏严格性,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容易发生某种偏差:或者是法官受其职业理念和习惯支配,在操作中逐渐使小额程序由简变繁,重新恢复到既定模式的轨道中;或者相反,因法官的随意性过大而失去程序制约,例如为了追求效率而完全依职权进行判决,放弃调解的努力,使得诉讼演变为一种行政性处理程序②。最后,由于这种程序的运作及其效果直接取决于法院的态度,实践中往往容易导致司法的不统一。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小额程序采用限制原告起诉资格的做法,如规定企业、团体乃至医院和市政部门等都不得作为原告,并限制原告在一年内提起的小额诉讼的次数,等等。然而,这种措施又明显有悖于诉

讼的平等性,被称之为“为了实现‘平民法院’的理想而采取的‘非正当手段’”

③。这实际上是小额诉讼程序中内在的悖论,因此也是难以革除的,毋宁说这种程序的设计是为追求诉讼效率而不得不付出代价,其结果不仅可能使程序自身相对化,而且可能导致法律适用的相对化④。面对这种内在的矛盾和潜在的危险,关键是必须谨慎地限制小额程序的范围,并尽可能将其设定为一种由当事人选择的替代性程序,同时确定法官裁量权的限度,以此作为最有效的制约机制。

(二)小额诉讼程序无法解决简化诉讼程序与诱发滥讼的矛盾。迄今为止,任何一种诉讼制度都面临着这样一种两难问题:如何使诉讼在廉价、快捷、方便当事人的同时,又不致导致滥讼的后果。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是基于为当事人提供便利的司法救济,其基本点仍然是把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寄托于司法诉讼,然而,其设立实际上是试图解决一个无法真正解决的难题,因为司法资源的供求失衡是一个永远的现实,司法救济不可能解决社会中存在的一切纠纷。事实上,近现代以来许多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程序乃至司法制度之所以在不断地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需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和变化调整诉讼程序的开放程度,调节便利诉讼与限制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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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中国社会科学　2001年第3期

①②③④棚濑孝雄指出:所谓效率性的要求是审判大众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因为诉讼一旦从有产阶级的独占中

解放出来,成为向一般民众提供的一种服务时,把诉讼的成本置之度外的制度运行就变得不可能了。……(司法)面对日益增加的案件不得不在提高处理效率上作出更大的努力。具体来讲,这种努力在简易特别程序的导入、积极进行调解、在程序展开中相对强调职权性等措施中表现出来,但这里更重要的是种种措施所包含的对审判功能的潜在影响。《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第249—250页。

〔日〕小岛武司:《美国小额法院的现状》,第70页。

墨菲(Murphy )法官认为,华盛顿特区小额法院的现状与当初的理想毫无共同之处,它已沦为讨债公

司、分期付款销售公司等代理律师玩弄技巧的场所。见小岛武司《美国小额法院的现状》,第67页。2000年8月“中青年民事诉讼法学者国际研讨班”(中国人民大学)德国民诉法学者Dr.Burkhard He β

和Dr.S tephan Breidenbach 的讲座。在中国小额纠纷的成因和复杂程度尤其突出。

之间的合理的“度”

①。早期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把诉讼的启动及进行完全交给当事人控制,但程序的技术性和复杂性使得当事人本人诉讼几乎不可能,这自然成为限制诉讼的重要因素;而律师的费用又使得诉讼成本增加,进一步限制了轻易诉讼。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对贫困的当事人而言不啻为一种不公平的壁垒。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各国开始设立由国家提供或由律师志愿捐助的法律援助,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程序改革,简化程序、不断加强法官或法院的职权管理,以保证当事人实现其诉权。然而,“当诉讼变得更便宜和更快捷时,许多人会受到鼓舞而提起诉

讼”

②,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担心诉讼的日常化和经常化。因此,程序设计中既要优先考虑司法资源公平、有效的利用,又要兼顾对诉讼滥用的抑制。迄今为止,还没有哪种制度能够真正解决这个矛盾。有时,不仅不能两利兼得,反而会两害共生。同时,随着诉讼的增加,由国家不断增加的财政投入支持的法律援助往往不堪重负,捉襟见肘③。因此,小额诉讼程序不得不重新在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程序保障之间进行取舍。显然,这种平衡是很难掌握的。

(三)小额诉讼程序进一步强化了法官的职权并缺少相应的制约机制。尽管一些国家保留了当事人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权,诉讼程序进行中通常也采取本人诉讼,但在实践中可以看到,当效率被突出到优先的地位时,只能通过法官的职权运用加快程序的进行。即使在法官素质和公正性受到充分信赖的情况下,尽管不致引起较大的非议,也难免被贬为“二流司法”和“廉价正义”。在这方面,对小额诉讼程序及其正当性的评价甚至远不如非诉讼程序,由于后者建立在当事人的自愿与合意上,符合当事人主义的本义,且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并拥有其他程序利益,因而无需面对小额诉讼的尴尬难题。

(四)小额诉讼程序无法根本克服诉讼的固有弊端。一般而言,小额诉讼程序投入的成本相对较低、而产出的结果相对较高,因此对于克服诉讼的弊端、改善司法的困境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战略,也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效果。然而,由于诉讼范围的限制,即使小额诉讼程序运作正常,所解决的纠纷仍然十分有限,难以整体减轻法院的压力;而一旦其范围扩大就难免导致滥用。况且,小额诉讼程序无法解决其他诉讼固有的局限性。例如,诉讼的对抗性对特定人际关系的损害;无法顾及当事人权利义务背后的其他利益;执行问题;等等。更重要的是,小额诉讼必须面对一个极为棘手的社会问题,即社会的分配不公和当事人之间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例如,一部分债务人是由于接受了有瑕疵的商品、服务或不公平交易而拒绝支付;一部分债务人则是因为无支付能力,简单的债务履行请求和判决无法使这类纠纷得到圆满解决④。总之,迄今为止,小额诉讼程序所追求的理想远未成为现实。

在美国,人们一方面寄希望于小额诉讼程序的成熟,努力使其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则认为,相对于近年来徒劳无功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尝试,利用和发展ADR 才是更合理的选择。因为,通过改革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诉讼固有弊端的积极努力尽管始终不渝地在继续推进,然而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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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小额诉讼程序研究

①②③④分期付款和信用卡制度的出现使得小额债务增加,但债权人多为银行、大企业和政府机构,这就无形

中使得小额程序变成了针对穷人或消费者的讨债程序,欧洲国家的督促程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德国每年用于法律援助的政府支出高达5亿马克。英国“法律援助费已从1970年的几百万英镑增加到

1993年的14亿英镑。这笔费用的巨额增加已促使财政部对大法官施加压力,……迫使大法官对获得民事法律援助的条件进行重大改革。……整个体系所依据的基本宗旨已经改变。人们再也不会假设,如果有可据理辩论的案子,就有权起诉,就好像人如果生了病就有权得到免费治疗一样”。P 1S 1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第67—71页。

A 1A 1朱克曼:《英国民事诉讼的改革》,叶自强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第503页。例如,美国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从诉答(pleading )到证据开示(discovery )的发展,可参见范愉《诉讼

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载《北大法律评论》(1998)第1卷第1辑。

为止这种改革收效甚微。这是因为,整体的改革需要发动政治资源,而在这方面,往往阻力重重、难以逾越。

四、小额诉讼程序与中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小额诉讼程序的应用情况受制于各国的社会历史、司法制度和诉讼模式等因素,一般而言,考察小额诉讼程序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法院体系。各国的法院体系设计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既有以案件的类型和重要性设立的宪法法院、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等;也有根据纠纷的性质和审判人员的专业性划分的商事法院、社会法院、劳动法院、家事法院等;同时,普通法院通常又根据诉讼标的额和案件的复杂性、重要性划分审级管辖权。因此,根据法院体系的不同,小额诉讼既可以作为基层(下级地方)法院的一种简易特别程序;也可设计为一种专门法院或法庭,例如消费者法庭或小额债务法院。而后者的性质更容易向非诉讼机构演化。

司法资源的分配和诉讼费用的承担方式。在一些福利国家,保证公民获得司法救济是国家或政府的义务,国家必须保证为无力支付诉讼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因此,以诉讼标的额限制诉讼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持和正当性,它表明国家的司法资源分配是不公平的,明显向大企业和富人倾斜。而另一些国家传统上将诉讼作为私人的事,把诉讼成本区分为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包括律师费等诉讼费用原则上由当事人本人负担,这样节约诉讼成本就成为当事人最关心的事,也可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地获得程序利益。在对原告起诉资格做出限制的条件下,小额法院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向弱势群体提供的社会福利。

纠纷解决中替代性方式的应用。欧洲大陆国家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多设有督促程序(dunning proceeding ),这种程序或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简易的小额债务纠纷解决程序①。这种程序的利用率相当高。据统计,在德国地方法院,通过督促程序处理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43%,而通过小额诉讼程序处理的纠纷仅占612%②。目前,欧盟国家正在通过相互借鉴,统一和普遍应用督促程序。相比之下,美国则更多地利用各种ADR ,特别是法院附设ADR 。这些替代性程序较小额诉讼程序具有更大的便利性、成本更低,当事人的选择性更大;小额诉讼程序与其存在着依存互补的关系,如果缺少了这些程序,小额诉讼程序既不可能分担普通诉讼程序面临的压力,也不可能解决当事人和社会对纠纷解决的需求。

诉讼和审判模式。在实际运作中,小额诉讼程序极大地依赖于法官和法院的态度及其所在地域的社会环境,因此,其可行性和程序的具体设计必须因地因时而异,决不可简单复制。需要考虑的因素至少有:第一,司法的权威及法官的素质和公正性。在法官受到高度信赖的条件下,其自由裁量、灵活运作和积极行使职权都可以得到社会和当事人的认同,即使无上诉程序也不至于导致重大的不公正。第二,法律职业集团的支持。目前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反对或漠视主要来自法律职业集团内部,包括法官、律师和法学家。这种反对既有理念上的,也可能出于这一职业集团的特殊利益(例如律师的地位、作用和收费方式等)。随着法律现实主义思潮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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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中国社会科学　2001年第3期

①②Federal S tatistical O ffice ,Wiesbaden ,1997.

实际上,督促程序存在的问题以及受到的批评和质疑与小额诉讼程序基本上相同,在债务纠纷的解决

上,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无数额的限制,但必须是无争议的;后者则强调数额的限制,可能存在争议,但如果不得反诉,争议也被集中在债务本身。由于督促程序的处理者不是法官,程序更加行政化,因此有时也被划入广义的非诉讼程序(ADR )。

响,对效果和功能的实证考察在司法改革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小额诉讼程序的命运最终也将取决于其实际的运作结果①。必须指出的是,作为主流的法治理念,迄今为止仍然对这种向常识化、平民化方向推进的改革表示怀疑甚至反对,只是将其作为一种例外或非正式程序纳入到民事诉讼机制之中。第三,法官的职业习惯及经验。诉讼效率和职权行使通常是成正比的,法官能否合理地运用职权,在不剥夺当事人权利、保持中立的前提下,积极调解和简化程序,发挥小额程序的效益优势,是两大法系小额诉讼法官今后的共同课题。第四,社会主体和当事人对诉讼的选择及偏好。众所周知,被称为好讼国家的美国实际上只有不到3%的案件是通过判决结案的②,其余绝大多数案件是通过ADR 和诉讼中和解处理的。而在对法院判决、或者是对国家权力备加崇信的德国,尽管诉讼程序中规定了法官的调解义务,以和解结案的比例却远远比不上美国,然而他们对督促程序的借重却足以与美国人的和解率相媲美。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小额诉讼的作用显然都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这说明,对判决的倚重程度是决定社会和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与非诉讼程序之间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小额程序的必要性和生命力与这一因素直接相关。

中国当前关注小额诉讼程序具有如下的社会背景:首先,对司法的过高期待和纠纷解决途径的单一化导致法院压力加大,使得追求诉讼效率的要求十分迫切。社会对司法机制寄予了过高的期待,但对诉讼自身的局限性及其供需失衡的问题却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社会中原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或者受到轻视,或者机能老化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状况,不能有效地分担诉讼的压力。中国整体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系统及协调互动的运作机制尚未建构完成,而法院也未对各种非诉讼程序给予应有的重视,诉讼程序与非诉讼程序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机的衔接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逐年加大对法院投入、增加司法资源来应对需求增长的发展战略,除了少数涉及政策性的敏感案件外,法院原则上对民事案件不加限制。小额诉讼程序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是基于扩大司法和诉讼机制,把纠纷解决集中于法院的基本思路。应该承认,诉讼的增长和对法院的积极利用,对于适应市场经济,改变社会调整机制以及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和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速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司法质量的提高,粗放司法的状态因此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其次,审判方式改革使中国原有民事审判方式的特点日益改变或消失,同时带来新的问题。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民事诉讼基本上是一种以常识化和简易化为特征的模式,并表现为法官

在诉讼中的“强职权主义”

④,这种民诉制度与各种形式的调解共同构成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人们不难发现,这一模式与西方小额诉讼程序追求的理想有许多共同之处。中国在1980年代以前,借助于各种调解的有效运作,使得诉讼率保持在较低水准,从而构成了这种诉讼模式得以运行的外部条件;而随着今天民间调解的功能相对降低和诉讼量的激增,原有的民事诉讼模式必然难以为继。加之诸如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变化、经济关系的变动以及司法腐败和法官素质等多方面的深层原因,诉讼机制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日益突出,人们不得不从彻底变革中寻求出路。近年的审判方式改革实际上是从落实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各项制度、特别是举证责任制度着手,逐步向程序的正规化和当事人主导的目标渐进。这种基本理念正是现代法治的普遍主义原理,在这方面,恰好与以司法便利为口号的西方国家司法改革的目标呈现出某种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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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小额诉讼程序研究

①

②

③

④范愉:《简论马锡五审判方式———一种民事诉讼模式的形成及其历史命运》,《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

有关分析请参阅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第六、七章。这个数据逐年变化,1994年为4%,但到1999年已经达到214%(据联邦法院的统计)。可作衡量指标的因素包括:当事人的利用和满意程度、成本、效率、错误率、社会效果等等。

向性①。然而,随着原有的审判方式逐渐被新的模式所取代,诉讼成本开始增加,程序趋于复杂化,对律师的依赖增加,调解结案率下降。与此同时,现代诉讼的弊病也开始出现,再加上中国特有的执行难、司法活动中人际关系的作用等问题,诉讼运行状况始终无法使社会感到满意。诉讼居高不下的增长和普通程序的正规化操作已使法院感到沉重的压力,而且,随着庭审方式改革的推广,这种压力无疑将会进一步加重。此外,根据最高法院的改革构想,为保证法官的素质,法院将减缓法官人数的快速增长,这些都要求法院的改革必须在提高效率上做出努力,于是,法院不得不重新开始在简化程序上寻找出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结合了西方小额诉讼程序特点和中国人民法庭经验的改革试验开始在全国一些法院推行。

当前中国各地法院在小额诉讼程序试行过程中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一)各地自行其是,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例如,1999年1月广州法院工作会议宣布撤销现存的小额钱债法庭和各种巡回法庭,据称是“坚决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专业法庭严重背离建立人民法庭制度的原则,带有审判权行政化的浓厚色彩,必须进行清理整顿’的指示精神”。据报道,广州的小额钱债法庭是五六年前借鉴、模仿境外法院的做法搞起来的。经过市内几个法院的试点实践,发现作用不大,其职能完全可以由审判庭代替。广州法院还设有交通事故、公路、水政、城建等多个巡回法庭,由于公路、水政、城建巡回法庭收案很少,同时予以撤销②。而在北京市,同年2月,首家交通巡回法庭在丰台区设立。7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设立了小额债务法庭。据报道:小额债务法庭设于经济审判庭内,专门审理事实清楚、案情简单、争议不大、标的额在10万元以下的经济纠纷案件。在当事人无异议的情况下,开庭可以不受民诉法第122条、第124条、第127条规定的限制③。8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模仿国外小额债务法庭设立民事简易法庭,审理各类民事案件,推行即收即审的假日、夜间的审判工作方式④。有关方面给予了正面的报道⑤。

(二)单纯强调效率,使诉讼请求严重超出“小额”债务纠纷的范围。为了避免低质司法的问题,世界各国的小额诉讼程序以严格限制案件范围作为重要的制约机制,审理的范围通常限定为债务纠纷、房屋租赁、交通事故、邻里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等案件,并且规定出具体的标的额,即所谓“彻底的小额化”。家事案件一律不属于小额程序范围,不仅如此,很多国家都规定了家事诉讼特别程序,以强调国家对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视和保护,在特别程序中通常规定调解为必经阶段,法官对此类案件拥有特殊的、较一般民事程序大得多的职权,可以进行各种调查,并可能驳回“无争议的”离婚请求。这种司法程序的复杂性与行政性程序的简易性形成反差,目的是为了维护司法在处理这种涉及社会公益(包括未成年子女的保护)的案件的严肃性⑥。然而,中国的一些法院设立的简易程序仅用10分钟即可审结一个离婚案件,片面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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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中国社会科学　2001年第3期

①②③④⑤⑥在不设立行政登记程序的国家,法院的无争议离婚程序才可能是行政化和简便的。

1999年9月2日《人民法院报》。

2000年6月10日《工人日报》。

1999年7月2日《人民法院报》。

1999年1月28日《人民法院报》。

中国的民事诉讼程序因为有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划分,且有法院调解的环节和人民法庭的建制,本

身是具有多元化程序的基础和特征的,然而在当前的司法改革中,由于强调程序正义和提高庭审质量成为主导潮流,诉讼法学界和法院内部对这种程序上的多元化往往持保守或否定态度。因此,司法改革尽管开始于追求效率的直接动机,但更重视以普遍主义原理为基础,以正式程序和制度的完善和体制的变革为目标。民诉法的立法者最初期待把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控制在20%左右,但目前一些地区已达到70%以上。

“便民”而忽略司法的本质,甚至有违立法(婚姻法和民事诉讼法)原意,从而可能成为当事人规避法律的途径①。

(三)难以适当协调审判方式改革与原有审判方式的关系。小额诉讼程序的尝试之所以曲折反复,就在于它处在一个改革的交叉路口:在形式上,它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的需要,为了提高诉讼的效率;实质上,其理念与原有的审判方式(尤其是人民法庭制度)不谋而合,而与改革的根本目标即严格程序背道而驰。当社会大力刺激司法需求,法院也竭力满足这种需求以提高自身地位(包括各种实际利益)的条件下,功利性的效率追求可能会成为鼓励小额诉讼的主要动机,而一旦预期的效果不能完全实现,其中的弊病显现出来,就可能转向对其彻底否定。1980年代中国曾积极推行的经济调解中心,就是这样一个例证。

因此,当前在中国实行小额诉讼程序,必须注意解决以下问题:

(一)法官职权与程序保障。

简易化程度总是与法官的职权行使程度成正比的,而审判方式改革则以重构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导地位为目标。目前中国的民诉法对小额诉讼程序案件的划分并无明确的标准;简易程序中独任法官的职权也缺少程序上的具体规定,如果超越现行简易程序的规定进一步简化,难免会形成鲜明的职权主义风格。在强调效率优先的情况下,法官的职权运作尤其容易忽视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利益,例如在处理中或者强制调解,或者放弃调解、一判了事;在无上诉程序的情况下,后者往往更符合法官的利益,而有悖当事人的利益和小额诉讼的宗旨。对此必须自始就有清醒的认识,对这种程序被滥用的可能性加以有效的防止。否则在结案后会出现反复申诉、上访(包括调解后反悔),甚至频频启动错案追究机制的情况,而在人们意识深处产生的负面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制约机制及审级保障。

对小额程序的有效制约是当事人的选择权,然而这种选择如果是由原告单方做出的,实际上对被告并不同样公平②,因此,一旦规定不得上诉,对被告的不利往往大于原告。然而,如果要求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则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为即使是原告,如果赋予其在正常的简易程序(即可以上诉)和小额程序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为了减少败诉的风险,当事人选择前者的比例可能会高于后者。由于我们现实中诚信和协商机制并未真正建立,不计成本、穷尽一切救济途径“讨说法”的做法甚为常见,小额诉讼程序的设计必须考虑到这种现实。同时,当事人在行使处分权和选择权时,还缺乏实际能力和制度上的确实保证。应该说,目前简易程序的运作恰恰是在当事人不具有选择权的情况下进行的,其成功并不意味着程序可以一步简化到小额程序。此外,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司法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诉率高、申诉率高,以及抗诉率和再审率高。这首先是中国社会主体的诉讼意识所决定的,以程序公正及既判力为基点的现代司法理念尚未成为社会的共识;其次,这也是由中国司法运作水平低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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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小额诉讼程序研究

①②例如,被告没有选择权和否决权,并且不得反诉,因此为了防止当事人滥用小额诉讼程序,一些国家

或地区的小额诉讼采取对原告资格和起诉次数限制的做法。

据2000年4月10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西城区法院成立的“便民法庭”受理的均为无争议案

件,离婚案占了90%,“按照庭审程序,审判员开始法庭调查,当事人双方陈述了要求离婚的理由以及达成的协议之后,仅用了2分钟,书记员就打好了协议书和调解书,盖章后调解书生效,前后只用了10分钟。”中国的民诉法中未规定离婚(或家事)特别程序,这本身就是一个欠缺。而法院的简易离婚程序的出现,实际上取代了婚姻登记机关的行政职能,有违立法精神。这也说明,中国司法和行政程序之间在实际运作中尚未形成合理的协调。

实决定的,社会对法官素质和权威尚缺乏足够的信心,当事人对过于简化的程序以及法官过大的职权(包括独任法官)往往存有较大的戒心。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当事人的上诉权无疑只会增加更多的矛盾和执行的困难。同时,在社会对判决结果的错误追究十分热衷的情况下,无上诉程序必然要求独任法官承担极大的责任,除非小额程序中对独任法官的职务行为提供切实的保障,否则这种制度设计就是不公正的,其运作将面临极大的难题①。

(三)现有替代程序的合理利用。提高诉讼程序的效率并非只能依靠简易化来实现,事实上,中国民事诉讼制度中许多旨在提高效率的替代性程序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督促程序。与民事经济案件逐年增加的情况成反比,近年来中国督促程序的利用明显下降。据统计,1992年至1999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借贷纠纷案件和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年均增幅达1615%,而同期支付令案件的比重却大幅下降。1992年至1999年,全国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经济案件占同期审结的一审民事、经济案件总数的7614%,而同期适用督促程序的案件与之相比却明显下降②。究其原因,首先是当事人鲜有不提出异议的情况,其次,法院基于自身利益不鼓励当事人采用这一程序也是重要原因。此外,调解及和解等制度的合理利用,也能够充分行使当事人的处分权,提高诉讼效率、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

(四)对司法过高的期待和司法扩张的限度。

在考虑中国简易诉讼程序改革的背景时,不能忽略法治主义的影响,对法治的热情使社会对于司法和诉讼寄予了过高的期待,而对其局限性则缺乏清醒的认识。小额诉讼程序可能会满足对司法“敞开供应”的心理需要,但还需特别注意,过分简化的诉讼程序也可能造成诱发滥讼甚至纠纷解决机制紊乱的危险结果,而执行难的问题则会使司法的困境恶化。当社会把纠纷解决都推向法院时,最先受到危害的往往正是司法本身:劣质司法会彻底毁掉法院的权威和公信度,正在走向成熟的法官队伍也可能会被急功近利的超负荷使用所腐蚀③。同时,由于中国目前贫富差别和当事人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较发达国家更为严重,法律援助也存在资源的贫乏,此时如果以法律规定而不是当事人选择进入小额诉讼程序,实际上可能导致一种司法资源分配的不公正。

综上所述,在目前法治建设的进程中,为了树立司法的权威,提高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诉讼效率,为广大民众提供便利、快捷和成本低廉的司法救济途径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为此,充分利用简易程序不失为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由于目前法院的许多改革措施尚未经过充分论证和实验,且缺少实定法的依据,应以慎重尝试、循序渐进、完善和填补空白为宜,在现有的制度基础上,以较小的投入,避免较大的动荡和风险。简易程序方面的改革应该与社会主体的需求和法律意识相适应,以现行民事诉讼法为依据,在民诉法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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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中国社会科学　2001年第3期

①②③不可忽视法院在各种统计指标的压力以及利益驱动下做出的对策:为了应付审限和避免送达的难题压

原告撤诉;为了增加案件数量和收取诉讼费,限制甚至禁止当事人合理变更诉讼请求和追加证据;拒绝对诉讼进行合并;拒绝适用督促程序,等等。这将会促使法院程序向不利于当事人的方向发展。

2000年9月27日《人民法院报》。在一些农村地区,督促程序尚有一定效力,但使用率也在明显下降,

例如,云南省丽江中级法院1998年督促程序收案141件;1999年只收案43件。

目前的法官“竞争上岗”等措施,使法官的身份保障形同虚设,更增加了法官独立行使职权的障碍。

做出关于小额程序的明确规定前,应避免随意超越现行简易程序的框架①。尤其是,目前不应急于建立一审终审的小额程序,以切实保证当事人的上诉权,并以此作为防止法官滥用权力的制约机制。当前应致力于解决简易程序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收案范围,律师代理的限制与否,起诉、送达、审理、结案的具体程序设计,执行,等等;并改革现有的督促程序、调解及和解制度,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现代小额诉讼程序的简易化、常识化理念与运作,与中国原有的民事审判方式有相当程度的契合,如果在改革中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继承其中合理的成分,可以减少向现代诉讼机制急剧过渡的代价和阵痛。与此同时,应逐步把促进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协调和衔接纳入改革的视野,从建构社会整体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高度进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重构一种真正以当事人处分权为核心的“新当事人主义模式”

②。在这一体系中,法院应该依托各种非诉讼机制,对纠纷解决进行量的分流与质的改善:一方面通过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和促成和解(调解)作用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严格以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处分权为核心,保证程序和结果的公平,使当事人双方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获得程序和结果两方面的利益。

结　语

笔者在这篇论文中不仅对小额诉讼程序在中国建立的可行性及其利弊进行了实证的探讨,还希望藉此表明一种研究方法或态度:一种制度的理想与现实运作、所承载的功能和效果,在特定体制和文化背景下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当我们试图借鉴某种国外的制度时,首先应该了解它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实际状况,分析其利弊及其原因。而当我们确信其价值之后,仍需要对照其生存环境,考察引进该制度的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考虑代价(成本)和目标,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对策。在进行这种探讨时,需要把理论论证和实证调查及数据分析结合起来,尽可能设计出扬长避短、合理可行的制度。总体性的改革应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通过法律(或法律的修改)建构基本框架,在必要时可以先进行试点,并以相对规范的方式进行操作,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笔者希望,目前中国法学界和实务界所进行的积极探索会进一步促进民事审判方式及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也希望本文能对这一探索过程有所裨益。

〔本文责任编辑:王好立〕

小额诉讼程序研究

①②然而,法院关于提高效率的改革思路很少注意到和社会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和衔接问题。这

反映出改革思路的局限性,不能站在社会宏观的纠纷解决系统的资源配置和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审视法院改革的方向。同时,在当前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普遍存在着制度迷信和主体错位的问题,即一方面认为,如果选择了某种“合理的”制度,例如美国式的“当事人主义”对抗模式和审判方式,就可以保证司法的公平和效率;另一方面,则片面强调国家司法权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权威地位,把审判和判决视为实现权利的惟一正确途径,而对当事人的处分权并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基于这些误区,当然不会对非诉讼程序给予足够的尊重。

民诉法学者们认为:近些年中国简易程序的适用状况基本上是正常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部

分基层人民法院(包括其派出的法庭)为求得“便利审判”的利己效果,置法定的适用条件于不顾,任意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第二,对于在诉讼实践中适用简易程序时不可缺少的诸多审判环节来讲,它们的具体操作依据存在许多盲区,审判时简易程序的具体适用因此变得五花八门。这样不仅严重损害了简易程序应有的规范性和具体适用上的一致性,而且直接殃及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乃至合法权益。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7—648页。一些法官从实践经验出发也对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目标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参阅孔海飞《试论简易程序的改革》,载梁宝俭主编《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理论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93页以下。

ABSTRACTS

mittee,but is rather self2management by the entire body of villagers who are the subjects of self2management. The system of self2management should be detailed in a separate section of the C onstitution when conditions are ripe.The lines in the present C onstitution and the“Organic Law of Villagers’C ommittee”that“...the vil2 lagers’committees are mass organizations of self2management at the grass2roots level”warrant closer scrutiny. Within a self2management community com posed of the entire village the supreme organ of power is the village meeting.The village committee acts only as an executive body,and therefore we cannot ignore the self2man2 agement community and call its executive body“a mass organization of self2management.”The right to self2 management should reside in the community of villagers,which has a corporate capacity.The self2management community of the village falls within the categ ory of a self2management legal entity according to legal classifica2 tions.

(9)Studies on the Legal Procedure of Sm all Claims Fan Yu?141?

The legal procedure of small claims initiated by various countries of the w orld during their reform of civil proceedings is aimed at raising legal efficiency and lightening the courts’w orkload.It is als o purported to pop2 ularize judicial guarantees and make judicial services available to the ordinary citizens by means of the sim plifi2 cation of judicial procedures.H owever,the legal procedure of small claims,which is limited by existing sys2 tems,judicial practice,and cultural background,has had different m odes of operation and effec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In China,during the reform of civil process steps are als o being taken for its introduction.This pa2 per investigat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 parative law,the principles concerning value,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operation,practical effects and the problems to be s olved.It als o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ntroducing this procedure under the given conditions in China,and points to problems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during the reform of sim plifying the civil process in China.

(10)Combination Modes of I ntonation P atterns of Odd and Even

　numbers of Sentences in Chinese Wu Jiemin　Zhu Hongda?154?

The basic intonations of Chinese consist of discourse intonations and sentence intonations.This paper fo2 cuses on the combination m odes of sentence intonation pattern in discourse.There are five intonation patterns in Chinese:flat,falling,rising,rise2fall and fall2rise.There are regular combination m odes between sentence intonation patters in sentence groups.F or exam ple,in even numbers of sentences there is a three2part rising2 falling cyclic pattern while in fixed odd and even number sentences there are five combinations:odd2even, even2odd,odd2even2odd,even2odd2even,and odd2odd2odd.The combination gradations of sentence intona2 tion patterns are the same as the delay gradation.

(11)Old Tales Retold and China’s N e w H istorical N ovels Jiang Zhenchang?164?

Old Tales Retold displays its aesthetical force with cynical alleg ory.The disintegration and withering away

理规则试论小额诉讼程序的审

试论小额诉讼程序的审理规则 陈新华【概要】近几年来，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要求建立小额诉讼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究其原因，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法院受案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受案数量的急剧上升，而普通诉讼程序在保证程序正义的同时，已显现无法快速及时处理急速增长的大量案件的现实矛盾和制度缺陷。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阐述了有关小额诉讼制度的理论，结合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并借鉴西方国家的小额诉讼制度，探讨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审理规则。同时也期望对推动小额诉讼程序的大规模启用、对小额诉讼的立法有所裨益。 我国尚未建立独立的小额诉讼制度，虽然我国目前的简易程序解决简单的民事纠纷案件中也包含了小额、轻微的案件，尤其是2003年12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能在一定程度上方便当事人起诉和缩短诉讼周期。但小额诉讼制度与我国目前的简易程序，无论在诉讼程序和诉讼理念上都有较大的区别，因此不能说我国的简易程序包含了小额诉讼程序或者说发挥着小额诉讼程序的功能。正因为我国的诉讼程序设计在现有的框架内很难满足小额诉讼之特别要求，特别是它违背了民事纠纷的程序设置应与案件类型相适应的程序法理，笔者认为是应当予以改革。本文将通过对小额诉讼制度理论的尝试阐述，并借鉴西方各国在该制度上的立法体例，结合我国即将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实际情况，探讨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审理规则。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 (一)外国小额诉讼程序(Small Claims)的规定及分类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各地都在积极地进行司法改革，把简易、快捷、低廉作为改革民事诉讼的基本目标。因此，简易程序开始普遍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了简易程序改革的浪潮。更简易的小额诉讼程序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小额诉讼程序及法律规定详细告知版

小额诉讼程序 相关法律规定及适用范围详细版 小额诉讼的程序规定 一、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由法官独任审理，实行一审终审。 二、当事人对于本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有异议的，可以在开庭前以书面方式提出。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的，裁定转为简易程序审理；异议不成立的，告知当事人。 三、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手机短信等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送达或进行证据交换。 四、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被告的答辩期间一般为十日，法院可以在征得其同意的基础上合理缩短。当事人的举证期限一般为十日，通过当事人自行约定或者法院进一步指定，举证期限可以缩短。法院告知当事人放弃答辩期间、举证期限的法律后果后，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的，可以直接开庭审理。 五、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管辖权异议不成立的，可以口头裁定；认为被告管辖权异议成立的，应当作出书面裁定。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六、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庭审可以不受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程序限制，直接围绕诉讼请求或者案件要素进行，并可使用庭审录音录像替代庭审笔录。

七、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简化裁判文书。对于案情简单、法律适用明确的案件，法官可以当庭作出裁判并说明裁判理由。对于当庭裁判的案件，裁判过程经庭审录音录像或者庭审笔录完整记录的，法院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可以不再载明裁判理由。 八、对于小额诉讼案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当事人认为有错误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的相关规定，向原审法院或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 九、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裁判的案件，诉讼费用按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确定的简易程序案件的标准收取。人民法院视情况可予以减免。 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 下列为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若您在收到小额诉讼程序告知书后，发现案件不属于以下范围，请于开庭前以书面方式向我院提出异议： 一、小额诉讼案件标的限额及适用期限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按年度定期公布。对诉讼标的额在规定标准以上、五万元以下的案件，符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其他案件，开庭前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要求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并由双方当事人签署《小额诉讼程序选择确认书》。 二、下列金钱给付的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一）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纠纷；

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与完善

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与完善 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与完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中国化发展 作者：张保亮发布时间：2011-05-1314:43:39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纠纷解决中的卓越表现 美国是以“好争讼”著称的国家，按照惯性逻辑，那么诉讼应该非常多才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虽然1925年之前的“美国法院一直对多元化纠纷解决办法持排斥态度，要么拒绝执行其决定，要么把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看成是可任意取消的。”但是1925年通过的《联邦仲裁法案》改变了仲裁的尴尬境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得以正式被司法系统所接受，其也被视为是美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端。随后，美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得以在大洋彼岸蓬勃发展，形成了诸如谈判（Negotiation）、调解（Mediation）、仲裁（Arbitration）、小型审判（Mini Trial）、简易陪审团审判（Summary Jury Trial）、租借法官（Private Judging or Rent-a-judge）等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尤其是1998年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法》（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 of1998）的颁布，标志着世界上第一部ADR专门性立法的诞生，充分说明了美国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价值的肯定与重视。此外，民间性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美国也得以快速发展，而且自上个世纪70年代，营利性的ADR组织就已经大量涌现，并在80年代后期迅猛发展，出现了产业化趋势，分流了众多的纠纷。根据一项研究表明，在1980～1993年间，在联邦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中仅有4%的案件进入审判；根据1999年由美国法院行政管理办公室发布的统计数据，向联邦法院起诉的全部民事案件中仅有2.3%进入审判。还有很多无法精确计算的民间ADR解决的纠纷。总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将‘诉讼’作为‘替代’，而将其他多元化纠纷解决过程作为‘正常情况’”的美国纠纷解决机制的图谱。 得益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带来的巨大益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愈来愈受到各国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的关注，并指出：当人们卷入一项法律争议时，不愿意把它提交给法院这个一般被认为本来就是解决争议的自然场所去解决，而是选择某一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去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因此，近年来，各国都在积极发展本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瑞典、丹麦和韩国等都已经建立了制度性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虽然各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存在巨大差别，但是都在纠纷解

论民事诉讼程序参与原则(一)

论民事诉讼程序参与原则(一) 本文主要从现代民事诉讼正当程序保障原理的角度，运用比较分析方法，阐释程序参与原则的主要内涵和根据，然后分析程序参与原则适用的主体范围和程序范围，并揭示程序参与原则在争讼程序、非讼程序和执行程序及裁定程序中的相同体现与相异要求，最后讨论违反程序参与原则的程序后果和纠正程序或救济程序。 一、民事诉讼程序参与原则的内涵和意义 （一）程序参与原则的内涵 程序参与原则，在英美法中被称为“获得听审机会”原则(opportunitytobeheard)。1]人们通常将“程序参与”作为自然公平的第二个原则，主要内容是：“必须给予诉讼当事人各方充分的机会来陈述本方的理由。这意味着必须将诉讼程序告知他们，并及时通知其任何可能受到的指控，以使当事人能够准备答辩。此外，还应允许当事人以适当的方式将答辩提交给法官。”2]程序参与原则，从权利的角度来说，是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所享有的“程序参与权”；从职责的角度来说，则要求法院保障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的程序参与权，禁止“突袭裁判”。诉讼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的程序参与权属于古典的程序基本权，被称为“诉讼程序的大宪章”，大体上包括“诉讼知情权”和“诉讼听审权”。 诉讼知情权，或称“获得程序通知权”、“程序通知权”，属于公民“知情权”(therighttoknow)的范畴。其主要内容是：诉讼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充分及时了解与己相关的诉讼程序的进行情况；法院必须平等、及时地告知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使其能够充分及时地了解诉讼程序的进行情况，以便其能够充分及时地参加诉讼，行使诉讼听审权或者适时适式做出诉讼行为。 法院的告知包括：(1)事前告知，即法院在作出裁判前所为的告知，比如送达开庭通知、告知诉讼权利义务等；(2)事后告知，即法院在作出裁判后告知裁判的内容；(3)救济告知，即法院应当在裁判中载明救济途径（比如复议、上诉等）。保障诉讼知情权的制度主要有通知、送达和公告制度。 诉讼听审权（或称“听审请求权”），其主要内容是：在诉讼中，受到诉讼结果影响的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有权提出程序请求或程序异议、主张事实和提供证据，即便是法院依职权收集的事实和证据，（对方）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均有权充分表达意见。 诉讼听审权主要包括程序请求权或程序异议权、3]事实主张权、证明权（举证权和质证权）、4]辩论权5]等。在程序方面，与诉权不同，诉讼听审权是当事人等在诉讼过程中享有的对程序事项和实体事项的获得听审或表达意见的权利，而诉权则是当事人所享有的请求开始诉讼程序的权利。 至于当事人及相关第三人“使用母语进行诉讼的权利”，则是与诉讼听审权密切相关的基本权。6]至于“获得律师帮助权”、7]“获得司法救助权”8]等，属于帮助当事人行使诉权、诉讼听审权的权利，也应属于当事人的宪法基本权的范畴。 （二）程序参与原则的意义 程序参与原则属于程序公正和正当程序的范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为使法院裁判具有正当性，必须对诉讼当事人等作出有效的程序告知。诉讼听审原则或诉讼听审权集中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非洲人权公约》第7条第1款等之中。 德国、西班牙、瑞士和美国等国主张，程序参与权是一项宪法上的权利。比如，《德国联邦宪法》第103条第1款规定：“每个人都可以要求在法庭上进行法定听审。”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例以当事人享有诉讼听审权为依据，确定受诉法院应当承担通知义务，受诉法院应当将诉讼系属事实通知本案当事人。 西班牙从当事人享有接受法院有效保护的权利中引申出了程序参与权，其宪法法院根据诉讼

电子商务在线非诉讼纠纷解决(ODR)人员管理办法目录第一章总则

电子商务在线非诉讼纠纷解决（ODR） 人员管理办法 目录 第一章总则 (1) 第二章组织机构与人员的职责与权利义务 (2) 第三章聘任 (4) 第四章培训 (5) 第五章考核 (5) 第六章行为规范 (5) 第七章奖惩 (6) 第八章解聘 (6) 第九章监督 (7) 第十章附则 (7)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电子商务在线非诉讼纠纷解决（ODR （下称ODR服务）人力资源建设，根据《电子商务在线非诉讼纠纷解决（ODR在线注册服务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等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的适用对象及范围：仅限于开展或提供ODR服务的第三方机构及人员，主要包括事务秘书、值班律师、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及其调解员、联络员等，其日常行为及守则，以及其他人员的管理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对这些人员的聘任、培训、考核等。 第三条对ODR服务人员的管理，坚持如下原则： （一）自由、自愿、平等、择优原则；

（二）专业问题由专业人员处理原则； （三）提高办案质量、效率原则； （四）保障依法办案原则。 第二章组织机构与人员的职责与权利义务第四条ODR服务的组织机构包括： （一）ODR保障中心； （二）作为ODR保障中心主要办事机构的ODF事务办公室； （三）ODF事务办公室下设秘书处、值班台、人民调解委员会、仲裁事务联络点四个部门。 第五条上述组织机构及人员的组成及职责如下： ODR保障中心为ODR服务提供网站或平台及其技术支持和维护，并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及人员处理相关事务； （一）OD眇务办公室成员包括主任一名，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兼任，副主任1 名，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工作人员若干名。其主要职责是负责ODF事务的全面工作，领导ODF事务工作人员，协调第三方机构及人员开展ODR 服务，开发、搭建并管理ODF网站或平台，以及相应经费、费用、开支的管理和审查，保障ODF事务的办案质量与效率； （二）秘书处成员包括事务秘书若干名，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或者ODR 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兼任。其主要职责是接收电子商务投诉或纠纷解决申请，立案受理和解、调解、仲裁案件，协助办案、事务分流、安排值班律师、调解员等，进行通知、告知、信息反馈等； （三）值班台成员包括值班律师若干名，由ODR保障中心认证的第三方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担任，形成名单，轮流值班，其主要职责是接受事务秘书安排，担任值班律师并为电子商务投诉/ 纠纷各方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咨询及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或建议，出具和解方案等； （四）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经职工大会、职代会或工会推选产生，其成员包括主任 1 名，副主任1名，委员1 名，调解员若干名，形成调解员名单，供电子商务投诉/ 纠纷各方当事人选定或者事务秘书指定，其主要职责是负责调解事务； （五）仲裁事务联络点成员包括联络员若干名。联络员，由秘书兼任，或由仲裁机构工作人员担任，其职责是联系、转办仲裁事务。 第六条ODR服务人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被选定为值班律师、调解员； （二）依法提供法律帮助、咨询及指引、出具和解方案，负责具体调解事务。 第七条ODR服务人员应履行下列义务：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司法制度作业 法学专业07级2班 26号于滢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摘要：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这样的变革时代，对有效解决纠纷的需求也是空前的，我们一面进行司法改革、完善诉讼制度，一面积极寻求诉讼外的各种纠纷解决途径。此间，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当代ADR发展潮流顺理成章地进入视野，以美国ADR运动及其发展为参照系审视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现实急切呼吁中国引入ADR机制。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ADR 民事纠纷多元化 纠纷以及纠纷的解决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从远古时期的同态复仇、自决到文明社会的诉讼审判，纠纷以及解决纠纷的方式一直伴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纠纷解决的方式就是多元的，只不过人们关于这方面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民事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充当中间人，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或裁决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该机制符合WTO规则的规定，它将行政权力的能动性、直接性和高效率与协商性、及专门性相结合，加之“专家"优势和权力资源，因而具有较高的正式性和合法性，是现代法治因家解决民事纠纷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我国现行的民事纠纷行政解决机制仍存在诸多问题：立法方面，立法理论有待改进，法律体系不太完整，法律的实体规定有疏漏，程序法规定亟待完善。完善我国民事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需要在转变观念、树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的基础上，通过改进立法理念，健全法律体系，充实立法的实体、程序规定，并完善纠纷解决机构、强化执法监督、提高纠纷解决机构的人员素质，同时，还要拓宽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密切行政与司法两种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改进司法审查制度。今天，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的利用和发展已经或日益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特有的灵活性在法律实践的边缘地带迅猛发展，并受到各国法学界，特别是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领域的广泛关注。 一．民事纠纷及其多元化解决路径 （一）.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类型

论我国小额诉讼制度的效率与公平-2019年精选文档

论我国小额诉讼制度的效率与公平 2012年8月3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这使小额诉讼程序的实施在我国有法可依，但说我国已确立小额诉讼制度还为时过早，我国的小额诉讼制度还有待完善。 、小额诉讼制度在国外的发展及其特点 一）小额诉讼制度的发展 当今小额诉讼制度最为成熟发达的就是美国，基本上已在全美国各州得到普及。英国于1999 年制定的《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也规定了小额诉讼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也都确立了小额诉讼制度。[1] 二）小额诉讼制度的特点 1. 案件标的额小 小额诉讼制度设立的初衷就是解决案件标的额较小而产生的诉讼成本与诉讼效益之间的矛盾。案件标的额小是其标志，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各国规定的标的额标准不同，但标准大都较低。 如美国加州小额诉讼制度规定，自然人就提起的小额案件索赔金额不超过7 500 美元，其他人及实体不超过5 000 美元。[2]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小额诉讼程序适用于标的额在 10 万元新台币以下的请求给付金钱或其他替代物的案件。 2. 程序简便 首先，起诉方式简便。在美国，小额诉讼案件原告向法院书记员索取索赔表格，无需正式的诉状即可启动小额诉讼程序；诉讼材料表格化，由司法机关事先制作好相关表格，当事人填上自己信息即可。其

次，诉讼过程简化。大部分国家案件审理时间比较随意，基本除了法定假日之外都可以，多数都在晚上，而且处理时间很快。最后是法律文书简化。以美国加州为例，小额索赔法官可以选择是否当庭宣判，判决书也可以使用常用的表格。 决书以记载判决结果为主，事实及理由都可简化。 三）小额诉讼制度的局限性 小额制度也有其局限性，其纠纷主体主要是收入较低的普通民众，在现代社会中，数额不大的纠纷，零星权利受到侵害的现象占到整个社会纠纷问题的绝大部分，大多数人恐怕很难有机会打几百万元的官司。[3] 小额诉讼制度确实给普通民众提供了参与司法的途径，但是其程序过于“简便、快捷”，虽然提高了诉讼效率，但这似乎是建立在限制、削减当事人合法的程序权利基础上的，诉讼公正不能像普通程序那样得到很好的保证。[4] 小额案件标的额虽小但也不能因此忽视当事人合法权利。 二、我国小额诉讼制度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于小额诉讼制度的规定还相当粗略，没有具体的适用规则，也没有相应的预防机制去应对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对其弊端也没有做科学的预见。 另外，以法院本位主义为基点，以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和实现程序分流为宗旨，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实行强制一审终审。这不仅忽视了小额诉讼的当事人视角，而且严重误读了法治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小额诉讼的救济制度。实践中，因为一审终审而使对判决结果不满的当事人进行上访的情况并不少。 笔者认为，小额诉讼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不可忽视其可能带来的问题：效率与公平的失衡。 三、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公平与效率失衡的表现 一）标的额规定过于原则 同样数额的金钱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法条规定，小额诉讼的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这样的规定较之前1 万这样绝对的数额规定是有相

非诉讼解决机制

非诉讼解决机制（ADR）的前景 ---读《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的思考如果每一个人还不是天使，法律当然是不可代替的机制，但这也绝不意味着法律是万能的。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思想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更贴近实际而简洁。很多人认识到它用温和的手段解决纠纷的巨大意义，然而ADR不是重复的手段。他更为巨大意义是将来在非诉讼的思想基础上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开出不同颜色的鲜花。 ■各国司法改革动向：ADR蓬勃发展 虽然ADR的雏形源自中国，但却在西方国家枝繁叶茂。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法律意识的淡薄，相反这是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法律意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西方过去乃至现在每事必然求诸于法律的现实加重了司法负担，也以为过于理性而削弱了社会纽带联结。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西方，诉讼逐渐变为富人的游戏。诉讼在有时不仅不能解决纠纷，反而成为强势群体打压弱势群体的手段工具。在宪政制度越来越完备的当代社会，纠纷的解决与解决方式的选择，涉及公共资源的配置以及公民利用司法的权利问题，因此它具有宪法上的意义。为了缓解司法的危机，保障民众利用司法制度的权利，各国无不在诉讼制度之外寻求纠纷解决的方法，建立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是大势所趋。实践证明，ＡＤＲ的出现与发展不仅给世界范围内特定纠纷的当事人，也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在高社会素质和强大民间团体的基础上，温和的ADR给予人们更多自决的权利同时又无须担心诉讼所具备的强制力的缺失，因为强大的民间团体实力是强制力的保障，而高素质人群又是自觉执行力的保证。■种类繁多的ADR：具有相同或类似特征 ADR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其适用范围扩大，解决纠纷的总量上升；还表现为其形式的多样化——各种新形式的ＡＤＲ层出不穷，显示出极大的生命力。尽管ＡＤＲ方式的种类繁多，但各种ＡＤＲ方式仍然具有以下相同或类似的特征： １．意思自治。ＡＤＲ的首要特征是当事人有权通过自愿协议的方式自由地处理争议，当然，自由的程度因不同的ＡＤＲ而有所区别。 ２．灵活性。意思自治的结果是当事人可以自由地设计他们认为合适的程序，这种灵活性甚至可以延伸到纠纷解决的结果方面。 ３．谈判结构。无论是为了达成有约束力的或没有约束力的协议，经过谈判达成和解都是ＡＤＲ的基本目标。换言之，谈判可以使当事人取得一致的可能性最大化，当然，不同的ＡＤＲ有不同的谈判结构。 ４．以利益为中心。与民事诉讼以当事人的权利为导向不同，ＡＤＲ主要以当事人的利益作为纠纷解决的焦点，因为利益而非权利才是当事人最终之利害所在。由于权利是充当衡量利益合理性的基本工具，因此ＡＤＲ具有权利导向的特征，但它的基本价值取向仍然是直接切入纠纷的核心要素——利益冲突。 ５．运用管理技巧。ＡＤＲ试图把法律争议转化为商业问题，因此ＡＤＲ要援用某些管理技巧以达到“双赢”结果。与律师相比，公司高层主管更了解本公司的商业利益以及公司的优先与未来战略，因此他们往往能够更快、更富有创造性、更富有远见地与对方当事人达成协议，有时还可以把商业纠纷变成一次新的商业交易。 ６．降低交易成本。尽管涉及的纠纷、当事人、所选择的程序以及第三人介入的效果各有不同，ＡＤＲ具有节约时间与成本的优势显然毋庸置疑。这里的成本不仅包括当事人在运用ＡＤＲ程序过程中支付的直接成本，也包括纠纷过程所派生的间接成本，如业务中断、当事人间关系的破坏以及未来商业机会的丧失等。 ■ADR机制的优势与缺陷 ADR机制，在民事纠纷解决中存在独立价值和替补价值。ADR机制的独立价值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程序上保障了民事纠纷冲突主体自主救济权，即保障了民事纠纷当事人按

论民事诉讼的价值

论民事诉讼的价值 司法改革唤起了人们对司法的本质和价值、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立法与司法的关系、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等等诸多方面的重新认识和更深入的研究。司法实务界也在大胆创造出各种改革举措,但却因为没能及时在理论上给予总结和提高,使这些努力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论是诉讼程序法律制度的改革还是司法体制的改革,其首要的是要正确地确立诉讼和司法价值定位。没有正确的价值定位,就无法保证司法改革从整体上坚持正确的方向,也就无法形成完整且有效的改革方案。本文将以民事诉讼和民事司法的价值定位为侧重，希望能由此折射出整个司法改革中有待进一步深入解决的问题。 一、民事诉讼的价值 民事诉讼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机制，是“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保护当事人权利和合法权益的审判程序制度”。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理论界通常从动态角度来理解民事诉讼，认为民事诉讼主要或直接的功能是解决民事纠纷，通过解决纠纷，民事诉讼还能够发挥确认、实现或发展民事法律规范，保证民事法律调整机制的有效和正常运转，从而建立和维护稳定的法律秩序等社会功能。民事诉讼价值则是法律价值在民事诉讼程序领域的具体体现，民事诉讼价值是价值主体一其内在尺度促使司法机关及其行为程序适合、满足和服务于程序价值主体的诉讼目的和诉讼需要的一种关系。民事诉讼价值是诉讼主体主观需求（权利）和诉讼客体客观承载（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整个民事诉讼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民事诉讼价值的主客体在香菇作用的过程中，价值主体把自己的诉讼需求外化为客观存在的东西，司法机关的权力及其行为程序则把自己的属性和功能内化为诉讼价值主体享用的东西，从而形成一种特定的需要与满足的关系，这种关系即是民事诉讼价值。 二、民事诉讼价值的分类 对于民事诉讼价值的基本分类，国内多数学者主张根据“目的”和“手段”，把民事诉讼价值划分为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两大类型。民事诉讼程序满足价值主体需要所形成的价值叫做“目的性价值”，又被称为“内在价值”，它包括程序公正和效益等具体类型。“工具性价值”就是指民事诉讼程序满足主体某些需要所形成的内在价值。虽然在局部看来是主体诉讼活动的内在目的本身，然而从更大范围内来看，它是为其他价值的实现而服务的，是用以实现某一外在目的的手段，因而工具性价值又被称为“外在价值”，它包括实体公正、秩序等具体形态。目的性价值是“被客体化和法律化的主体的最终价值或主体之目的追求。”工具性价值应当是指满足那种以更高理由的需要所形成的价值，也就是以实现其他价值目标为归宿的价值。 三、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 （一）程序公正价值 公正价值作为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包括程序公正价值和实体公正价值两层含义，前者指诉讼活动过程所体现出来的合理性，后者则指通过诉讼活动实现法律对人们实体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 程序的公正是正确选择和适用法律的根本保障，公正的诉讼程序具有一整套保障法律适用的措施和手段，能够形成保障法律准确适用的常规机制，可以排除法官在选择和适用法律过程中的恣意与不当偏向。程序公正不仅具有上诉保障价值，还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首先，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他们不仅希望得到公正的裁判结果，还要求所参与的诉讼程序是公正的。诉讼程序公正可以疏导、甚至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和紧张关系，从而使当事人握手言和，出现调解结案和撤诉的结果，这足以体现程序公正的价值。其次，民事诉讼程序作为法律程序中非常典型的程序，对其他非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具有示范作用，例如诉讼程序公正本身对于仲裁程序公正、非司法组织调解争议的程序公正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民事

小额诉讼程序研究

小额诉讼程序研究Ξ范 愉 当代世界各国在民事司法改革中实行的小额诉讼程序,目的既在于提高诉讼效率、减轻法院 负担,也在于实现司法的大众化,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国民普遍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 司法服务。然而,这种程序受各国现行制度和司法实践以及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运行 情况及其效果迥然各异。当前,中国在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也开始考虑把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 种设想或改革目标。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了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制度设计和运作中的原 理,以及实践效果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引进小额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探讨了中国民事简易程序改革中应该注意解决和避免的问题。 关键词　小额诉讼　程序　民事诉讼　简易程序 作者范愉,1953年生,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Ξ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付郁林、何海波两位先生的真诚帮助,在此谨致以由衷的谢意。 ①例如,全国人大的蔡定剑先生提倡建立“民事上的小额赔偿诉讼制度”,认为“它是最方便、最经济、最快捷解决纠纷的途径……这一制度能使正义低成本地实现”。2000年9月2日《工人日报》。 ②参见章武生等著《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6—548页。 当前,中国的民事经济纠纷和诉讼的数量在与日俱增,诉讼的增长给法院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也给正在进行的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带来种种难题。怎样才能在完善诉讼程序的同时兼顾效率,从而在现有的司法资源条件下,保障每一个普通公民都能够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权利,就成为目前司法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小额诉讼程序开始受到法律界的关注①,不少法学家在探讨这种程序的制度设计和理念②,法院也在积极进行改革的尝试,类似的程序或制度在各地基层法院应运而生。有鉴于此,探求相关问题并尝试做出回答,就是本文的主旨。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和特征 日本著名法学家小岛武司对美国的小额法院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所谓小额法院(Small Claims )实际上具有两重含义,事实意义上的小额法院作为一种简易法院或一审法院,在世界各国以不同形式始终存在着,属于程序构造多元化的范畴;另一种则是“理想型小额法院”,这是? 141?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摘要]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有效地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建立诚信友爱的人际关系，而单一的诉讼解决机制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难以满足纠纷解决的需要，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则有其自身优势。由于其简便灵活、非法律性、处分性、不公开性等特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纠纷，满足纠纷主体多元化的利益需求，构建诚信和谐的人际关系等价值。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并重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使其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关键词]诉讼；纠纷；价值；解决 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可分为诉讼和非诉讼两种途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和落实，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和诉讼体系，在定纷止争、化解矛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民法院一审案件的收案数量1978年为44万件，1996年超过500万件，其后每年都在500多万件的水平上徘徊，而其中民事案件要占据大概80%的比例。[1]同时，诉讼案件数量的激增和司法资源的有限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给基层法院的法官们带来沉重的压力，也造成诉讼拖延，影响到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更影响到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不断探讨如何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以及时、便捷、高效地实现当事人的诉求的同时，应在民事诉讼制度之外积极发展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概念 所谓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泛指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程序以外的各种纠纷解决程序或者制度。其源于美国，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的意译，也称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开放性概念，其外延难以确定，各国的做法不一，在我国传统上包括和解、调解和仲裁等方式。一般认为，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可分为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其中公力救济是指民事诉讼，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则属于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主持机构也多种多样，可以是法院、行政机构、民间团体等等，如消费者协会、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公安交警等对消费者争议、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及其他纠纷的处理。 （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特征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纠纷种类的增多，必将会发展出越来越多的方式。尽管如此，其仍然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小额诉讼的特点

一、设小额诉讼制度，实行一审终审 【法条规定】 第一百六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 【修订说明】本条新增规定了我国的小额诉讼制度。 【意思详解】 1、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最核心的价值在于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均采纳了所谓的“费用相当性原则”。即根据案件金额对纠纷做出分类，分别适用繁简不同的程序，以保持案件重要性与诉讼耗费的基本相当。我国本次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小额诉讼程序放在简易程序一章，对小额诉讼程序相对于简易程序更为方便快捷的程序特点未具体规定，简易程序一章中的一些规定，如可以口头起诉、当即审理、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审理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不受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程序的限制等规定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同样适用。 依据第163条的规定，小额诉讼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如发现案件不适合简易审理的，也应该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2、小额诉讼的特点 （1）案件性质方面：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或者双方当事人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民事案件。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模式是简易程序的再简化，因此，要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必须首先满足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只有民事案件同时符合简易程序适用条件和小额诉讼特别条件情况下，才能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2）“小额”小额限定——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这是对“小额”数额的限定。 （3）审理法院的限制——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这一审判主体限制也暗示着小额诉讼案件适用除审级特殊外，其他参照简易程序进行。 （4）审级特殊。我国小额诉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当事人不得上诉，这实际上是通过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现小额诉讼的效率价值。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分析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分析 摘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包含了很多种纠纷解决方式，有谈判、调解、仲裁等，且每一种方式还可以分为更多种不同的模式，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都毫不例外的显露出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性，本文对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进行分析。 关键词非诉讼机制缺陷纠纷解决 中图分类号：d912 文献标识码：a 目前，非诉讼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有谈判、调解、仲裁以及其他非诉讼程序。但和所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一样，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内在的弊端和被滥用的可能性，它的应用有时不得不以当事人牺牲或放弃一部分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为代价，效果也并不都能尽人意，一方面，非诉讼程序和诉讼程序相比较有其自身的缺陷；另一方面各种非诉讼程序的设置方式和解决纠纷的操作模式等都有其各自的劣势。各种非诉讼程序在纠纷解决的适用对象和范围、纠纷解决的操作程序、对非诉讼程序的监管、纠纷解决结果的效力特别是非诉讼纠纷解决的组织和机构上存在很大的问题。 1、谈判机制，作为历史最为悠久也是使用最为频繁的纠纷解决手段，谈判一般限于由纠纷当事人通过意见沟通与利益主张的妥协以最终达成和解，而不要求第三者的介入，因此传统上认为谈判不能视为一种独立的纠纷解决机制。谈判更多的是以一种交涉手段应

用于其他非诉讼程序中，其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纠纷，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纠纷的复杂化，谈判根本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纠纷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显得苍白无力。而在能够完全通过谈判就解决纠纷的情况下，都不可避免的依赖于纠纷当事人一方很大牺牲的妥协，这种纠纷成功解决更多的是得益于当事人“息事宁人”的心态或者当事人之间谈判地位或资源等方面的悬殊，这种状况下“解决”的纠纷不能真正从当事人心底消除不满情绪，往往不能彻底消除纠纷本身，而且这是以扼杀公平、公正等价值为代价的。故现代社会很少单纯用谈判作为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只是将其作为纠纷解决斡旋的手段广泛引用于其他非诉讼机制中。 2、调解机制，调解机制是现代adr的一种基本形式，在世界各国广泛应用，在我国更是影响深远，使用相当普及，但其弊端和缺陷也一直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调解组织过于单一，现有的调解机构很多情况下不能实际为纠纷当事人解决纠纷，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居民调解委员会等）的无力感和其他调解（法院，行政机关，仲裁机关）的地域分布有限使得两者之间有巨大的空白地带；第二，调解人员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不高，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居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人员在群众中产生，他们都不是法律专门人才，不具有专门的法律知识，更不用说谈判和调解的技巧等调解工作必备条件，而且他们都是无偿的活动，没有全心全意解决纠纷的动力，工作态度和职业素养（其实还不能算是一门

关于诉讼与非诉讼解决矛盾纠纷机制

关于诉讼与非诉讼解决矛盾纠纷机制 相衔接的调研 黄正涛* 李福才马芙蓉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正面临关键的临界点，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率和激化率急剧上升，各种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敏感性不断增强。矛盾纠纷的多样化、群体化、过激化、复杂化、疑难化不断突显。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决定了纠纷解决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解决机制，而应当充分发挥诉讼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特点，构建科学、系统的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体现了将司法权让渡一部分给社会的理念，标志着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利用和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就我国目前现状看，已经形成了人民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诉讼调解等多种方式并用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但这些机制间尚未形成功能互补和程序衔接的有机体系，从而影响了这些纠纷解决机制应有功能的充分发挥。笔者认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涉及部门众多，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工程，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形式和内容还是制度建设，都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一、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 （一）有利于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承担着化解纠纷的重要使命。但是，由于纠纷解决方案的效力没有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健康发展。最高法院去年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在充分肯定调解协议民事合同性质的基础上，明确了经特定程序确认后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实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家意志的有机结合，降低了纠纷解决成本，为群众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维权途径，树立了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度和权威性，使人民调解制度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有利于纠纷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纠纷骤增，诉讼不是被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途径”，而是被普遍作为第一甚至唯一的选择，而我国的诉讼资源却非常有限，与诉讼需求产生了剧烈的冲突，有限的司法资源已难以承受汹涌而至的案件之重。与诉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显得供大于求，资源严重闲置，造成巨大浪费。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非诉讼解纷机制的便捷高效、程序简单的特征，一方面可以为群众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低成本的救济方式，减少纠纷的诉讼对抗性，以平和的方式化解矛盾；另一方面，通过诉讼外解决纠纷，实现案件繁简分流，让法院可以有足够的精力把现有的审判工作做精做细，从而促进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三）有利于正义的实现 正义是法律的核心价值所在，公正与效率是正义的两个重要标准。在公正与效率之间，人们往往更重视公正的获得，但繁琐的司法程序往往使处于同等重要地位的效率陷于尴尬的境地，出现了“迟到的正义”。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不仅能够分流法院案件的压力，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体提供多种更为便捷和适宜的纠纷解决途径。因此，将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进行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使司法与社会力量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促进纠纷尽快得到解决，有利于真正实现公平正义。 （四）是解决当前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社会矛盾的基本途径 当前，社会矛盾凸现利益主体多、关联因素复杂、处理难度大等特点，一方面，信访渠道和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已难以应对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各种纠纷越来越专业化，法院由于专业技能和诉讼程序的限制，已无法对解决此类纠纷进行实体上的判断。

论民事诉讼经济(一)

论民事诉讼经济(一)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对影响民事诉讼经济各要素的分析，得出了民事诉讼经济的表达公式，并且利用此公式对司法救助，法律援助，简易、小额诉讼，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从而有助于我国民事诉讼走向更加经济。关键词：民事诉讼经济；诉讼成本；诉讼结果；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人类社会必须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社会需求与资源稀缺的矛盾。司法审判亦然。诚如有学者所言：“不是所有的司法判决都能产生正义，但是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资源。”1]而司法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如何在消耗最少司法资源的情况下产生最接近正义的判决，是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领域所不懈追求的目标。这也是本文所要谈论的主题—诉讼经济。2]一、诉讼经济原理〈一〉诉讼成本所谓诉讼成本就是指进行诉讼的案件对资源耗费的多少。日本学者棚赖孝雄将“生产正义的成本”分为两个部分：国家负担的“审理成本”和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3]这种认识是科学的。任何一个民事案件的审理都需要当事人的经济支出和国家的财政支持，只是由于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诉讼成本在当事人和国家之间的分配标准不同而已。对于诉讼成本，除了经济支出以外，我们应该考虑的更多，例如时间的支出，精神的耗费等。1、国家负担的诉讼成本法院为了审理案件必须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主要用于法庭建设、法庭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装备、办公设施以及办公经费等项目的开支。法院巨大的经济支出主要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拨款。美国1994年整个法院系统的总开支为115-120亿美元，4]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美国法院向当事人收取的诉讼费用是微不足道的。在90年代，美国联邦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大约是24万件，假定所有当事人都按法定标准足额交纳诉讼费，联邦法院全年的诉讼费收入也只有3600万美元，相当于联邦法院全年预算的1.5%.事实上绝大部分“贫困当事人”都是免交诉讼费的，故联邦法院的实际诉讼费收入所占比例更低。美国联邦法院一律是按件收取受理费，从来不考虑“争议金额”或者“诉讼标的”。在1999年，联邦区法院的受理费是每件150美元，联邦上诉法院的受理费是每件100美元，联邦最高法院的受理费每件300美元。美国实行陪审团制度，在80年代初，平均每一侵权案件的陪审团的实际费用已经是15028美元，而在1999年联邦巡回法院向当事人收取的陪审团费用仅是每件60美元。5]当事人交纳的诉讼费用仅仅是象征性的，美国法院的巨大开支实际上是由广大纳税人来承担的。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国整个法院系统的运行成本不是个小数目。由于近20余年来我国法院系统一直处于恢复、发展、完善的关键时期，再加上我国审判制度本身具有的制度性缺陷而导致的司法效率低下，结果使整个法院系统对资源的耗费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与之相伴而生的则是司法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据不完全统计，自1987年至1995年，国家和地方预算内、预算外司法办案经费（国家的诉讼经费）年支出递增率在25%以上，但实践中因办案经费短缺导致的纠纷难以解决的现象仍十分普遍。6]这样就导致了两个极不正常的现象：一是地方行政机关往往借追加经费干扰司法；二是法院不得不鼓励“创收”，向当事人乱征收各种费用。虽然近期不断有报道说通过整肃司法腐败，全国法院清退超标准、超范围收费多少万元，但是实际上究竟有多少收费是不合法的（遑论不合理的），恐怕是我们永远也无法证实的。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国家承担诉讼成本的多大比例才能既不挫伤当事人诉讼的积极性，又不会导致“滥讼”现象的发生。2、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经济支出，时间支出和精神损耗。（1）经济支出当事人进行诉讼经济支出的第一个部分是诉讼费用。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43.2条（a）中规定：“诉讼费用”，指如诉讼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诉讼费（fees）、法院收费（charges）、支出（disbursements）、开支（expenses）、报酬（remuneration）、补偿费用（reimbursement）、以及如在依小额索陪制审理的案件中，诉讼当事人由非专业诉讼代理人代理其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任何诉讼费或报酬（reward）。7]法国民事诉讼法第695条规定，与诉讼、文书、及执行程序有关的费用包括：1、由法院书记员或税收管理部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