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布迪厄符号暴力理论之现实意义_基于后进生的视角_林宇

第32卷 第2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V ol. 32 No.2

2010年3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 ） Mar. 2010

收稿日期：2009-12-10

作者简介：林 宇（1973-），男，福建霞浦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台湾基础教育。E-mail: linyu5498@https://www.sodocs.net/doc/6e3988610.html,

试论布迪厄符号暴力理论之现实意义

——基于后进生的视角

林 宇

（福建教育学院 台湾基础教育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025）

摘 要：布迪厄的符号暴力理论揭示了教育不公平的再生产过程，主要体现在教育行动、教育权威、教育工作、教育系统四个方面。通过文化资本、学校场域、习性三个方面分析符号暴力的影响可以发现，较之其他阶层，来自社会低阶层的学生更容易再生产其不利地位而成为后进生。

关键词：符号暴力；文化资本；场域；习性；再生产；后进生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0）02-0001-04

后进生的形成原因，通常认为包括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两方面的缺陷。但是，绝大多数后进生的智力因素是正常的，完全能够满足学习必备的能力要求，他们之间量的差别似乎可以暂时忽略；而非智力因素方面的缺陷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这已成为共识。就后进生而言，非智力因素方面的缺陷不仅与自身的知识结构、认知系统等有关系，而且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中，弥散于学校教育教学中的“符号暴力”会对某些类型的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预设成为后进生。

一、“符号暴力”：教育不公平再生产的潜在因素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提出的“符号暴力”，是指统治阶级通过一定形式将其文化强加给其他阶级子弟的过程。人们被强制接受某种分等系统，反映社会权力结构的专断性等级层次。通过教育机制，社会将分等系统堂而皇之地强行灌输给每个人，使人人视其为当然。在学校结构中，一些分等系统以显性方式传授，另一些以隐性方式传授。教育使其具有合法性，掩盖了它再造社会差别的真相。

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的区分是现实存在的，而且贫富差距的拉大、弱势群体问题的凸显等造成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因此，符号暴力理论有较大的启发意义。符号暴力理论认为，在特定的社会系统中，众多工具、结构和话语都服务于提升社会中现有的特权成员的利益，并损害该社会中现有的弱势成员的利益，这些过程特别“无形”或“隐蔽”。布迪厄致力于还原教育的社会政治背景，认为教育是通过文化再生产来完成社会再生产，它与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密不可分。教育行动是由一种专断权力所强加的一种文化专断。教育的独立以其依附为前提，教育所涉及的符号关系与权力关系密不可分；它竭力打破人们关于教育是独立自由的幻想，认为教育既是文化再生产也是社会再生产，教育的专断性使自由教育成为不可能。因此，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暴力，它借助于一种任意性权力强加以一种文化任意性，从而使教育的不公平得以再生产。

（一）教育行动 布迪厄认为，所有的教育行动客观上都是一种符号暴力。尽管教育行动采取的形式总是间接的，但无论从它的强加方式，还是从它强加的内容及对象来看，都最全面地符合统治集团或阶级的客观利益。教育所产生的效果必须在交流关系中进行，而这一交流关系建立的基础正是各集团或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可见，教育行动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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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行为，它本身是一种文化再生产，即能使所灌输的文化专断得以再生产，然后通过文化再生产，又有助于权力关系即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这体现出了双重功能。而传统的教育理论倾向于把文化再生产从社会再生产的功能中分离出去，它们把“教育系统”定义为保证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文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的所有组织性或习惯性机制的总和，这其实是无视符号关系本身在权力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

（二）教育权威

布迪厄认为，教育权威是一种表现为以合法强加的权利形式实施符号暴力的权力。所有教育行动的实施都必须通过教育权威得以完成，它反映出社会的权力关系。

当实施教育行动的当局根据某一集团或阶级的文化专断确定的强加方式，并以这些集团或阶级代理人的身份，也就是以受委托掌握符号暴力权力的人的身份行事时，这一当局就具有教育权威。这样，它就能掩饰教育行动的客观真相，即教育行动的双重专断性，从而给予教育行动合法性。教育权威和教育行动越隐蔽，教育目的越能够得以实现。在这种隐蔽的教育权威下，教育者能够轻易获得崇高的地位和待遇，“由于任何实施中的教育行动本身都具有一种教育权威，所以施教者一下子就被认为有资格传授他们所传授的内容，从而被允许使用受到社会认可或保证的惩罚，强迫人们接受他们传授的内容并且控制对这些内容的灌输”，[1] (29)而“接受教育的人一下子就要准备承认所传授的信息的合法性以及实施教育的人的教育权威，从而准备接受并内化这种启示”。[1](30)

布迪厄认为不存在自由的教育。所谓教育是自由的想法，其实必须以教育行动的客观真相不为人知为前提。因此，用情感填充学生的温和方式便成为施展符号暴力的唯一有效手段。“比如，像美国小学教师那样，使用爱称和热情的修饰语，强调感情方面的理解等等。”[1] (26)实际上，这种温和方式的专断性并不比体罚或侮辱性训斥更少。他指出，“如果说此类教育行动的客观真相更难被发现，那是因为，一方面，所用的技术用纯心理关系的外表掩盖了教育关系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这些行动属于确定主强加方式的权威技术系统，使按这一强加方式制造出来的有关人员很难理解其中的专断性。”[1] (26)（三）教育工作

教育工作的任务，就是生产符合某些集团或阶级的文化专断原则的实践者。教育工作的持续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本身，“作为保证历史连续性的基本工具，教育被视为在时间当中进行的再生产过程”；[1] (42)二是其产生的影响，“与政治方面的强制相比，教育工作可以使它灌输的专断持续更长时间……与总是面临延续（继承）问题的政治权力相反，实施教育工作的教育行动的符号暴力权力在时间中长期存在。”[1] (43)教育工作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把文化外在的强制转化为内在的需求，并培养成思维、认识、评价和行动的模式，这就需要培养“习性”，即“与存在的条件的特定阶级相联系的条件作用形成了习性，它是持久的、可变的一些性情系统，是一些被建构的结构，这些结构倾向于作为建构性结构而起作用，也就是作为这样一些原则而起作用。它表达了一种组织化行动的结果，其涵义接近于诸如结构之类的术语，意指某种存在方式，某种习惯性状态，还特别指某种秉性，某种趋向，某种习惯或某种偏好。”[2]也就是说，特定阶级或群体所拥有的物质及文化生活条件，经由社会行动者的内化而生成特定类型的习性。

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灌输工作，它生产着合法产品以及消费这些产品的合法需要。教育工作先是生产的一个集团或阶级特有的一种初始习性，它成为以后其他习性形成的本源；然后教育工作或是用一种习性完全取代初始习性，无条件地确认初始习性这两种相反的方式完成其灌输。习性的内化则使教育的灌输越来越不为人知。凭借教育权威，通过习性的培养，教育工作可以不借助于外界压力，便能生产和再生产它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整合。

（四）教育系统

教育系统要控制教育行动，完成自身的灌输功能，必须具备制度性条件并充分制度化。因此，形成职业的教育工作人员非常重要。其所建立培训制度、考核制度和工资制度等赋予了教育工作人员对合法文化进行合法灌输的垄断权，通过使用统一的工具，如教学大纲、教科书、考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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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了教育系统的权威地位和正常运行。教育工作人员的培训，体现出了教育系统的再生产，并以教育机构的合法性掩盖了其所实施的符号暴力。总之，符号暴力以其合法化的外衣，在潜移默化中使社会的秩序在学校领域中得以再现，于教育教学中重现了社会不同阶层。

二、符号暴力使得低阶层学生成为后进生的倾向性更大

学校教育中，虽然教育公平是一种追求的目标，但实际上，这种目标的实现相当困难。并非如想像中那样只要学生自身努力奋斗就可以获得成功。教育中存在的种种不公平在学校的符号暴力中，通过教育行动、教育权威、教育工作、教育系统四个方面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这使得某些类型的学生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些符号暴力而成为后进生。笔者认为，从文化资本、场域和习性三个维度综合考察符号暴力带来的影响，可以发现：较之其他阶层，来自社会低阶层的学生更容易成为后进生。

（一）社会低阶层的学生由于文化资本上的劣势，容易成为后进生

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或无形资产，被认为是社会上值得追求和值得拥有的文化商品储备。家庭背景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第一阶段，在人们尚未意识到的早期就已经发挥作用，不同的家庭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对学生的学业成就有不同的影响。知识阶层作为当前社会的主流阶层，成为一种教育权威，它规范了学校教育的知识选择、确定与组织的过程，要求课程的设置在教材编制、课堂教学、考试制度等方面，均须具有系统性、逻辑性、文学性和文化的修养性四个特性，即以精致编码的方式呈现，并把这成为评价学生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所谓的不断继承的间接知识，实际上是通过再生产的教育行动，保证了主流阶层的子女家庭文化背景与主流文化相似。他们从小在良好的文化背景中长大，习惯于主流社会的传统。或者说，虽然一些来自高阶层的学生因没有努力学习而成为后进生，但从总体上看，带着先天优势，学习就是以他们熟悉的语言编码进行的，因此容易取得好成绩；而来自劳动阶层等低级阶层的学生，由于家长教育程度不高且忙于生计疏于教育，其家庭文化背景所提供的是非精致编码，与作为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之间存在着异质化和不连续性，无论是对严谨的概念界定还是缜密的理论论证都难以适应。这导致他们难以融合到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中，被迫使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编码进行学习。因此，虽然理解和意义识记的基础上把握课程的结构体系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家庭背景差异带来的符号暴力使得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所积累的文化资本差异巨大，低级阶层学生处在更低的起点上，他们在实际的课程学习中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二）学校场域中低阶层学生的话语权受制更多，容易成为后进生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等）。”[3] (133-134)这意味着学校作为一种场域，存在着权力和资本的种种较量，而资本的数量与结构决定了各自的力量和地位。

从宏观上说，学校是教育系统的重要体现，通过专门培养的教育教学人员开展工作。具体到课堂教学，由于教师掌握了教育教学的垄断权力，也就获得对话语权的控制，在位置关系、资源分配、资本占有、权力行使等方面处于强势地位，而学生则相对地处于弱势地位。教师可以表现出表面上的公平：“把课堂还给学生”，这是新课改呼声最响的口号之一，并为许多教师津津乐道。然而，隐性的不公平仍然根深蒂固：师生之间仍然存在话语空间的争夺，学生实际上仍是在教师所赋予的话语权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只是现在赋予学生的话语权有所扩大而已。例如，很多情况下，教师在开设公开课时，很自然地回收了话语权，要求学生在既定的轨道上配合教师的教学。此外，学生话语权并非平均分配给每个学生。由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积累及个人努力因素等原因，某些学生较能领会教材，对于教师在课堂中的讲解能即时回馈，与教师配合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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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绩较好，而教师自然也会因此赋予他们更多的话语权，他们承担了教师和其他学生之间中介的角色，渐渐地此类学生在与其他学生的话语权争夺中占据上风，符号暴力渐有下移趋势。我们不能排除少数家庭背景不理想的学生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而获得好的发展的状况，但是，大多数家庭背景不理想的学生在先前的学习中已经被“过滤”了。在现实中也可以发现，后进生基本上已经丧失了话语权，他们没有什么发言权，只能被动地对外界的影响做出反应。话语权的偏斜带有后天因素，但它和先天的文化资本差异的方向是比较一致的。

（三）低阶层学生的习性可能形成“误识”，容易成为后进生

习性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体性，是把特定阶级或群体所拥有的物质及文化生活条件内化而生成特定类型。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布迪厄指出，习性与场域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场构造了习性，习性体现了场的内在必要性；另一方面，习性有助于把场建构成意义的世界。“根据场域的刺激和结构，同样习性将引发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在学校场域里，为了让学生在考试中获得好的成绩，有些教师通过或灌输或诱导的方式告诉学生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这种符号暴力的直接表现，隐藏了课程、考试大纲、考试标准等所蕴含的隐蔽性的符号暴力。符号暴力在其内化为习性的过程中，被动性强的学生容易形成“误识”的状况，即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符号暴力所控制，反而认可、接纳了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符号暴力，这也使他们更容易放弃自己的话语权。相对而言，来自低阶层的学生形成“误识”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低阶层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与主流社会存在的差别，就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上取得的、但通常是看不见的位置，使他们觉得自己天生就与来自高阶层的学生存在差距。这点在一些来自农村的学生中表现尤为明显，或又有人将这些差距归之于“命”。这就有可能导致他们学习被动性的增强：当有机会可以不用太多脑筋就能得到答案时，他们或许可以做出尝试；然而，当需要做出较大努力的时候，他们或许就会退缩，静等主动性强的学生探究得出的研究成果并接纳，甚至直接向教师索求答案，照搬参考书。质疑能力的缺失使他们在课程学习上越来越边缘化，逐步归入后进生行列。

三、结语

学校教育为所有的学生提供了公平的条件：相同的教材、相同的课时、相同的评价标准等，似乎它们在教学中只是一个常量；然而，这些貌似公平的条件是以主流阶层的标准建立的，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符号暴力，在文化资本、学校场域和习性等方面再生产了低阶层子女的学习困难，使其中的大部分学生较高阶层子女更容易成为后进生。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做出“先天决定论”的观点。帮助低阶层子女对自己的学习困难做出正确的归因，增强他们学习的内驱力，提升他们的成就动机，或许有助于他们摆脱困境。

参考文献

［1］布迪厄·帕斯隆. 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2］朱国华. 习性与资本: 略论布迪厄的主要概念工具: 上[J].

东南大学学报, 2004(1): 33-37.

［3］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引导[M]. 李猛,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l998.

A Realistic Perspective of Bouedieu’s Symbolical Violence

LIN Yu

（Institute of Taiwan’s Basic Education, Fujian College of Education, Fuzhou 3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tries to present the reproduction of unfair education revealed in Bouedieu’s symbolical violence that is embedded in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al action, authority, work and institution. It concludes that students from lower class will tend to reproduce their disadvantageous status as low-level learners in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capital, school field and habits.

Key words: symbolical violence; cultural capital; field; habits; reproduction; slower students （责任编辑赵 蔚）

马克思课程论文

论现代社会实践与理论之关系 ——学习马克思主义概论心得摘要：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人士讨论的热点，理论与实践的脱离研究受到教育界、档案学、图书馆学等应用学科的青睐。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外学者对社会工作领域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展开大量研究，并探索出整合二者的若干方法。因此，本文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进行相应研究。 关键字：实践；理论；马克思主义；虚拟实践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想必对于大家来说都不陌生。这句话具有深远的普适性，而它的普适性不止体现在哲学研究上，更多是在生活各个方面的表达。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话大家同样不陌生，这是在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坚固的基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也是同样的道理。从这方面来说，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是饱受争议的。 在哲学上，实践的定义是这样的，实践是人类自觉自我的一切行为。内在意识本体与生命本体的矛盾是推动人类自我解放的根本矛盾，其外在化为人类个体及组织、阶级通过生产关系联系的整体对于自然及个体间或者集体关系、阶级关系形成的解放活动。实践只有在自觉的意识下才是人性的、人格的。理论则是指人们关于事物知识的理解和论述。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中外哲学都早已使用过实践的概念，并且对这一概念做过很多论述。可惜最终都没有形成完整而科学的实践观，没有真正阐明了实践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了其中的合理之处，加以融合，最终正确的定义了实践的本质，即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也因此，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极为重要，更加强调实践是哲学改造世界的工具与途径。 理论是从客观事实总结提取的经验与规律，是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武器。 从这两点上看，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成熟以来，对于实践与理论的态度，那就是辩证统一，相互发展。 事实也的确如此，正确的实践是基于对理论的深刻认识，因为有了理论的支持，所以我们避免了盲目，逃过了盲从。也同样是因为我们的实践，所以我们得以发现更多规律，有了更多的认识，总结了更多理论。两者的结合是如此紧密，这样密不可分。正是因为有了两者的共同发展，人类社会才得以飞速进步。但我们也要明白，在理论的指导下实践，并不是让我们死守规矩固步自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与理论统一的统一性包罗万象，是理论与实践继承的统一，也是创新的统一；是总结的统一，也是开拓的统一。 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中，随着虚拟世界的发展，对实践与理论的统一性定义，再次被扩展，于是产生了虚拟实践。虚拟实践是伴随着虚拟技术的飞速发展而新崛起的一种新型的实践形态。虚拟实践不但影响着我们以往形成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甚至于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世界图景，同时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带来了冲击。虚拟实践观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起的是作用是促进其创新发展。 众所周知，传统马克思实践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三个方面：即实践是主客体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实践使主观存在转化为直接现实性的存在、实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虚拟实践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进程中必然

解读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解读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一、背景重现 布迪厄出生在法国南部偏远的山区小村，父亲是个乡村邮递员，以后进入法国知识分子的摇篮--- 巴黎高师，求学期间，他在哲学上出类拔萃，同时他的政治意识也明显成长起来。他反对斯大林主义和保守主义体制；他站在左派知识分子这边抨击法国殖民政策。布迪厄与那些出身富有。有文化优越感的精英子弟格格不入，因此他从未认同精英政治论和唯智主义传统。 大学毕业后，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殖民地和殖民战争可怕的现实，这是布迪厄从哲学进入社会学的转折点。就个人经历而言，阿尔及利亚战争深深地唤起他关怀现实，知识分子的反思和批判的政治冲动。希望用科学研究揭示社会困难的来龙去脉，以自主性的学术批判介入社会。 从知识层面而言，布迪厄的研究工作是在法国战后学术领域展开的。考察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必然要与这一特定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话语联系起来。布迪厄的学徒时期正值法国知识盛行存在主义学说的50 年代。在他看来存在主义夸大了主体的主观选择能力，接受了历史理性主义思想，并沉浸在现象学中，此后结构主义理论登上思想舞台，对布迪厄最初的理论积累和研究道路的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结构主义为研究社会现象的经验学科--- 社会学提供了走出实体的，本质主义研究的方法。然而，阿尔及利亚的田野考察使得布迪厄越来越怀疑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的可靠性。结构主义如何揭示实践者的生成性活动？由此布迪厄开始抛弃结构主义的“规则”而选择了潜意识的“策略”概念。 布迪厄曾多次说自己的工作是“哲学的田野工作”，意思是指结合经验调查和理论建构的“参与性社会学”研究。排斥经验研究的哲学冥想，掩盖和自然化了社会及知识长于的等级区域。脱离社会实际的流动和丰富的事实；而实证研究则陷入唯方法而方法的琐屑材料中，同样不能透彻地揭露社会世界的隐秘神话。在他长达40余年的研究中迎接了跨学科，多方位的挑战。布迪厄几近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完全无视学科界线，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他都有所涉猎。布迪厄向当今的学科分类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他在涉及范围极广的不同领域中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质询：从对农民、艺术、失业、教育、法律、科学、文学的研究，到对亲属关系、阶级、宗教、政治、体育、语言、住房问题、知识分子、国家等的分析。布迪厄还具有融合各种不同的社会学风格的能力，从艰苦的人种论阐述到统计学模式，到抽象的元理论的和哲学的论辩等等，布尔迪厄一律照单全收，他向已被公认的社会科学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 大师逝去，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文告，称他为最具才华的知识分子之一，继涂尔干和韦伯之后使社会学出现新的改观，向众人指出"文化的时代并非经济的时代"。左派总理若斯潘则说布迪厄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尖锐批判的领头人物，他个人完成了思想和行动的辩证统一。在同行之中，大家普遍承认他对社会学的贡献和他一代宗师的地位，但也有人认为只有60、70年代教书时的布迪厄是可取的，后来他过多卷入政治活动，故而此后的著作根本不能称为社会学，而纯属"宣传鼓动"。 二、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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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模板 选题意义一般作为开题报告里面的第一块内容，是阐述你所研究的这个选题有没有研究价值或者说讨论价值的。 写开题报告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请导师来评判我们这个选题有没有研究价值、这个研究方法有没有可能奏效、这个论证逻辑有没有明显缺陷.。 写意义的时候根据你的选题来决定形式，可以分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你也可以不细分，把目的和意义和在一起写，总之突出你观点的新颖和重要性即可。 个人建议你从以下两点来叙述，不过要根据自己的选题来写，切不可生搬硬套: 1. 你的选题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也就是说研究领域中一个新颖有意义的课题，被前人所忽略的。 2. 前人有研究过，或者说阐述过但是没有阐述论证的足够全面，你加以丰满，或者驳斥前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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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何以可能：论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建构 * — 兼评《实践与反思》一书的理论视野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刘拥华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不可绕过的重镇，也是自雷蒙·阿隆以来法国思想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在其长达近乎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集合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于一身，孜孜不倦地追问实践的逻辑与社会科学潜沉下的本质，进而，质问社会科学对象建构的虚幻性与欺骗性。长期以来，他致力于在其学术研究中，发展一门基于批判的反思性社会学。反思社会学抛弃了实证主义虚假旁观者的态度，也拒斥了学科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分划的“学院式”的研究与思径趋向。并且，还给予这样一种分类图式以经验与理论上的反思，提出了在实践中把握实践的逻辑以及在实践中建构反思性的实践社会学。在反思社会学中，人文主义研究与人文主义关怀以及社会批判的维度闪现着耀眼的光芒，这是布迪厄有意为之，也正反衬出反思社会学与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解社会学以及现象学与常人方法学的区别之所在。在下文中，我们将会有具体的论述。 一 自社会学创始以来，基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之争就一直沿续下来，并且演变成为这一学科基本的学科资源与学术链条中不可回避的话语。甚而至于，如果要成为一位出色的社会理论家，而没有在这一话语中有所建树，或者说没有参与到这一话语的场域中来，似乎就不可能在理论界有太多的立足之地。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社会学首先是作为与哲学等传统学科相区别的新兴学科而出现的，相区别的本质在于学科所立基的方法论基础，也就是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后经迪尔凯姆等人加以完善，从而在学科中确立了主流地位[1]；第二，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学科比之于传统优势学科，不但在方法论体系、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生活的话语体系中的地位是非常薄弱的，社会影响力不强。而增强学科影响力的途径之一，就在于梳理自身的方法论体系并与其它优势学科展开积极的沟通与对话。布迪厄理论的建构，首先也正是基于对这些早已存在的理论进行解读并进而展开批判的基础上开始的。 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从反对形而上学传统出发，立志建立一门客观的、正确认识社会现象的科学，他将之称为“实证社会学”。孔德为社会学确立的实证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方法为模本，直面具体的经验事实，以观察、实验和对比等为手段把握社会现象间的联系，排斥价值评价和理想要求，追求客观、正确、有实际用处的实证知识。区别于形而上学传统，实证原则是在19世

选题目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选题目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无动力集装箱吊具由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价位低、摘钩互换迅速等特点，被广泛配置在大型货场通用门式起重机上，用于集装箱的装卸作业。但随着近年来集装箱运输量不断增大，此类吊具的缺点逐渐暴露出来。 首先，无动力集装箱吊具占用起升高度较高，而大部分货场受场地的限制要求堆码箱层数增多，普通门吊（加吊具）起升高度不够，难以满足需求。其次，由于该吊具不能实习伸缩功能，在对位及通过门吊支腿时不便，以不适应火场提高装卸效率的要求。随着集装箱运输的发展，现场急需一种作业效率高，能伸缩对位，便于通过门吊支腿的新型集装箱吊具。伸缩式集装箱吊具通过钓具长度的自动改变，可以适应不同规格的集装箱的起吊作业。吊具长度的条街范围一般在20英尺至40英尺之间，便于起吊20英尺和40英尺的国际标准集装箱。伸缩式吊具虽然自重较大，由于它长度调节方便，操作灵活，通用性强，圣餐效率高，因而使用广泛。 二、本课题在国外的研究状况及发展趋势 1.国外研究状况： 吊具方面的研究已开展许久并取得许多卓有成效的改进。 比如在缩短时间方面，双调式集装箱吊具发展前景广阔。其中Bmmma公司已退出了AS-T6型，清醒BS-T4型，BS-T6型和智能型等对系列的双吊式吊具，特别是在吊具框架转角的圆弧花以及装卸作业中货物重心的调整功能方面作出的改进，使得双吊式吊具得以拥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 在吊具进行准确定位方面现今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吊具减摇装置，它起初作为司机的辅助装置，是用来协助一般的司机能像一个熟练的司机一样完成工作。据试验，当小车行走速度达180m/min以上，如无减摇装置，在小车制动停止后，吊具及其集装箱的摇摆幅度可达2M，要半分钟左右才能停止。随着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大型化，这样的辅助装置就显的更加重要了，甚至熟练的司机也需要这样的辅助装置，以使岸边集装箱起重机达到应有的高生产率。可逆起重机公司对欧洲三个港口和美国两个港口进行了研究，包括起重机的整个工作循环，重点为起升运行和小车及吊具运行情况。 2.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现在生产的吊具增加吊具减摇功能，同时在制动、转向、液压系统、电气系统等方面也都作了改进。经过20余年的发展，集装箱吊具生产技术逐渐成熟。其总体设计、金属结构设计、部件造型以及液压系统和电气控制系统设计接近了国外产品的技术水平。 存在问题： （1）企业设计水平低： （2）生产集装箱吊具业规模小： （3）产品可靠性差、故障率偏高： （4）技术服务不到位，水平不高。 3.发展趋势： （1）轻型化。 （2）高强度耐磨材料的采用。 （3）开发出更高可靠性的液压与电气元器件。 三、研究重点 随着我国制造业和物流业迅猛发展，门式起重机在港口、码头、货场起着不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读了布迪厄书，自己感兴趣的是他的场域理论，由于其理论的模糊性难以把握其要义，以下是我的一些基本想法，求教于方家。 场域具有以下内涵： 第一，场域是一个关系网络。布迪厄曾指出：“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又说：“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 构型。”这种关系是独立于行动者意志的客观存在，又与行动者所占位置、所掌握的资本和行动者的禀赋及其采取的策略有关。这种关系网络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运作规律，构成对行动者行动的限制性制约条件，当然只对置身于该场域的行动者才有意义。如果不归属该场域，这关系网络对行动者不具有意义。为什么呢？这与场域的第二层意思有关。 第二，场域是力的较量场所。场域是一个场所，它不能被简单为理解空间意义上的场所，它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是静止的，又是动态的；既是固定的，又是在发生/进行的；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场域是“力的较量”场所。换言之，是斗争、争夺的场所，只有“力的较量”，场域才具有意义。而这种斗争、争夺依赖的是行动者所掌握的“力”，这种“力”表现为资本最终化约为权力。如布迪厄曾指出：“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而不是无关轻重的东西。”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力”在斗争中相互较量，也会相互转换。因此，场域是一种力的关系网络。 第三，资本—权力是场域的主线。场域既是斗争的场所，又是争夺的空间，而一切都是围绕资本-权力的主线展开。行动者斗争靠的是其掌握的资本，斗争目的又是争取更多的资本，终极目的是为了获取权力，形成支配关系。注意不要把这过程看作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交错的，场域在互竞中发展。关于资本，布迪厄把其主要分为三类：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是由收入、财产等组成经济实力。文化资本表现为知识总量，但又不全是。文化资本由可称为信息资本，它的表现形式有三种：身体化的、客观化的和制度化的。“至于社会资本，则是指某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从而累计起来的资源的综和。”所有的资本形成“力”，表现为权力，形成权力关系。权力只有在关系网络中才有意义，故权力在场域运作中起着决定作用。需要注意，权力不是单向度的，权力关系也不是单一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正如高宣扬教授认为的“在一个特定关系网络中的统治者，其统治权力的实现，不可能单靠其自身的意图、利益、地位，而是必须结合被统治者各方的力量，并在各种力量的竞赛和对比中真正实现”。

论布迪厄实践理论重要概念的辩证关系(一)

论布迪厄实践理论重要概念的辩证关系(一) 〔论文关键词〕实践理论场域资本惯习 〔论文摘要〕场域、惯习、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下个概念的提出，使社会学的研究呈现新的视角。布迪厄力图通过场域、惯习这两个概念连同各种各样的资本来探索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从而超越社会科学的一元对认。本文思考焦点即为社会实践理论的这下个核心概念。 作为当代世界一流的社会学家之一，布迪厄坚决反对二元论，他毕生致力于克服社会学中流行的二元对立，他的理论旨在消除主观和客观、行动者个体与社会结构分析之间的分歧，力图摆脱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对立的二者择其一的困境，达到主观和客观融合的效果，为此，他提出了他的“实践理论”，又叫“生成性结构主义”理论。 布迪厄认为，要有效描述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事，使获得的知识具有实践性，就不能作为旁观者以一种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跳出现实生活之外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应避免客观主义以‘局外人’的眼光看世界和主观主义从‘局内人’的角度看待社会生活的做法，通过参与生活实践来获得对社会世界的认识。这样，实践能使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达到一种和谐与整合”，而这种整合是通过“参与性对象化”，即对客体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加以全面的社会学的对象化 途径实现的，实践本身又是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中展开的。 在布迪厄看来，实践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独立于时空之外的实践是不存在也是无法理解的；同时，实践又是模糊的、盲目的和不确定的。社会生活的紧迫性使得人们无法质疑而是想当然地看待自己和社会世界。实践更具有策略性。策略是实践之源。策略就是布迪厄所说的“惯习”。布迪厄对于实践的讨论主要围绕场域(结构)和惯习的关系展开的。他因此提出了生成性结构主义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这就说明了实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要更好地认识布迪厄的实践观，就得认识他的实践理论中用来超越主观和客观二元对立的主要概念工具：“惯习、资本和场域”。 一、场域 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既不是单纯的个体，也不是理想化的抽象社会，而是由无数个体所构成的“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综合性结构”。关于场域的概念，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这种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结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位置的客观性才得以界定。布迪厄本人认为，只有场域和社会空间的观点才能够揭示社会的真实结构，因为“一个分化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总体”而是各个场域的聚合。 在理解场域概念时，首先可以将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场域的效果得以在其间发挥，并且由于这种效果的存在，任何与该空间有关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予以解释。其次，场域也不是一般性的空间结构形式，它是一个充满冲突和争夺的空间。场域中各种位置的占据者利用种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不断在场域中展开斗争。不过，布迪厄特别强调，场域中斗争的焦点在于谁能够强加一种对自身所拥有的资本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从场域的这一特征来看，行动者的策略正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同时还取决于他们对场域的认知，这种认知又依赖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也就是从场域中不同位置出发所采纳的不同视角。最后，场域也包含一种投入。当一个人进入某个场域时，就同时进入了与场域相连的一套他本人很可能认识不到的前提预设。因此，一个场域是由身体和信念两部分组成的。人们深陷其中的实践信念并非一种心灵状态，也不是武断遵从一套外界灌输的教条；而是一种身体状态，是被各种社会秩序加以系统利用的体现在身体上的性情倾向，也就是“内在性的外在化”，即布迪厄所谓“惯习”。 二、惯习

以德治国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以德治国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郑海洋 江泽民同志今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中，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作为我们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加以强调，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强调以德治国，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和执政党执政理论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目的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公民的素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而公民素质的提高，社会文明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江泽民同志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作为治国方略来论述，无疑在理论上是升华和创新。作为执政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执政党必须依法治国，才能避免因“人治”而出现的随意性，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执政党又必须以德治国，才能避免因“法治”调整不了的社会关系出现无序、混乱，才能保证社会生活有秩序地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德治国又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因为，以德治国，主要依靠教育的手段、社会的舆论、依靠人的良知来引导和约束人的行为动机，而这种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引导和约束，正是法治强调人们“守法”，强调人的行为“合法”的前提。因此说，江泽民同志强调以德治国，并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方略加以论述，是对执政党执政理论的升华和创新。 其次，强调以德治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党风、政风、民风的建设，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需要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同时，市场经济也是“德治经济”，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并为公众所认同。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曾经由于思想道德建设不到位，而在经济领域出现了许多不道德的现象。这就充分说明了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法律来维护，而且需要社会主义道德来维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矛盾日趋尖锐化，又给我们党提出了如何正确解决各种利益矛盾，如何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这不仅需要法治、需要政策来解决，而且更需要德治来引导和解决。至于高尚的道德对于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的形成更是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党风问题归根到底是党员的世界观、政治品德问题；政风与政府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息息相关；而全社会公民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养成则是良好民风的基础。可见，把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作为我们党治国的基本方略，对于党风、政风、民风的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课后习题(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圣才出品】

第二十一章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 1．布迪厄怎样反对“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他在什么意义上超越了二者的对立？ 答：（1）在传统的社会科学中，面对初级客观性和次级客观性形成了不同学科或不同思维方式，布迪厄称之为“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对立。 ①社会物理学的代表是孔德和迪尔凯姆，他们把社会世界看成是外在于主观意识的，可以用外部观察、测量和统计的方法加以研究的物理现象，并自誉为采取了一种纯客观的、确实可信的科学原则。 ②社会现象学的代表是萨特和加芬克尔，他们强调社会世界的主观性，把个人的意志选择、价值理想和情感体验看成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像叔本华和尼采那样从个人的表象和意志出发来解释社会生活。 （2）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表现了学术界对社会生活的分裂性认识。 ①社会物理学方法所把握到的物质关系和社会现象学所把握到的精神关系，是从不同的原则分析出来的两种层面的客观关系，但二者在现实生活中是统一在一起的。 布迪厄认为，社会物理学关于社会生活客观性的理解是简单的，其重要失误在于它未能在形成过程中来理解社会客观性，而无论何种类别的社会客观性都不是离开主观性独立自生的，都是在各种主观因素的参与中才生成的，社会物理学方法否认了这一点，把具有客观性的物质关系或经济关系中的主观因素完全“物化”了。 ②社会现象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社会物理学的直观机械性。强调了社会生活中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它未能把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放到具体的社会条件中去考察，缺乏对主观性要受

到种种外在条件限制的理解，所以陷入了欧洲哲学史上目的论的旧辙。 （3）布迪厄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超越主观和客观二元对立，要把主观和客观各种层面的研究都纳入自己的视野中，但是客观性研究应当优先于主观性研究，并且关于各种社会位置或社会条件的客观性分析是关于精神意识的主观性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2．怎样理解和评价布迪厄关系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答：（1）布迪厄多次指出，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确立了研究社会问题的关系论原则。在他看来，社会学视野里展开的社会世界，其本质就是各种关系。 布迪厄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布迪厄超越了古典社会学的实体主义方法论，而且也使他论述场域结构和实践逻辑等方面问题时展开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2）布迪厄关系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体现 ①初级客观性和次级客观性 布迪厄认为，二元论的思维方式的现实基础是现实世界的两种方式：“初级的客观性”和“次级的客观性”。 初级客观性包括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运用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而次级客观性则体现为各种分类体系，体现为身心两方面的图式，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如行为、思想、情感、判断中，这些分类系统和图式发挥着符号范式的作用。简言之，初级客观性实质就是社会世界中的物质构成或物质关系，次级客观性实质就是社会世界中的意识因素或意识关系。 ②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 在传统的社会科学中，面对初级客观性和次级客观性形成了不同学科或不同思维方式，布迪厄称之为“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对立。

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看苏曼殊_惨世界_的翻译动机和策略_伍丽云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是当代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他将哲学引入社会学，打破学科界限，研究涉及各个领域。将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引入翻译学科，从社会学角度对各种翻译现象进行综合性研究，能为翻译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更为开阔的理论思维和视野。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下，翻译不仅仅被认为是社会空间之内的转换行为，而且被看成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空间，其中的各种权力关系必须加以反复协调。翻译从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源于社会代理人的文化、政治习性及其拥有的各种资本。［1］（P9） 苏曼殊的《惨世界》正是如此。清末民初的翻译家苏曼殊的《惨世界》翻译自雨果的《悲惨世界》，却与原著在各方面相去甚远。苏曼殊的《惨世界》一共十四回，前七回翻译于雨果的《悲惨世界》，后七回则完全杜撰情节，可谓是翻译与创作相结合。为什么苏曼殊选择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呢？既然要翻译《悲惨世界》，为什么又不忠实地进行翻译呢芽在翻译活动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冲突？《惨世界》不单单是一部翻译文学作品那么简单，而与清末 民初的文化、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本文就旨在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来解决以上问题，阐明苏曼殊的翻译动机和策略。 一、布迪厄社会学理论 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试图打破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其核心概念场域、惯习、资本，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翻译界已纷纷借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来进行翻译研究。其中，场域和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概念。 布迪厄始终重视语言和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他从语言的角度去研究社会，也从社会观点研究语言。社会、权力和语言的三角关系构成了社会的象征性结构及权力的象征性实践的基础和基本动力。布迪厄认为，语言交往不仅仅是符号本身的交换，从深层次看，其中有“不同的个人、团体、阶级和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势力的交流、调整、比较和竞争，也是他们所握有的权力、资源、能力及社会影响的权衡过程”［2］（P80）。语言本身虽然仅仅是各种经由共识而建构的沟通工具，但是，语言一旦被使用，一旦同特定的目的、社会情势、特 文章编号：1674－8107（2013）04－0100－07 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视角 看苏曼殊《惨世界》的翻译动机和策略 伍丽云1，张 汩2 （1．四川外语学院，重庆 400031；2．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 摘要：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指导，主要从其核心概念“场域”、 “惯习”入 手，分析清末民初翻译家苏曼殊汉译《悲惨世界》的动机和策略，指出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其个人的个性及价值观促使了译作《惨世界》的诞生，并影响了该译作的风格特点。 关键词：布迪厄社会理论；场域；惯习；苏曼殊；《惨世界》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3．04．017 收稿日期：2012－11－13 作者简介：1．伍丽云（1989－），女，江西吉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2．张汩（1988－），男，湖南岳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第34卷第4期2013年7月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 Vol．34No．4 Jul．2013

2021年论文开题报告中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论文开题报告中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鼓励员表现出抑制性进谏行为，研究结论可以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员工与直接上级的高质量关系能促进员工的抑制性进谏行为，那么组织管理实践中实施措施来培养员工形成与直接上级的高质量关系非常重要。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讲，则说明工作团队的直接上级对员工抑制性进谏行为的表现有重大影响。因此，从直接上级的角度来看，本研究结论对组织管理实践的启示有三点： 首先，直接上级可以培养与员工的高质量关系(例如Burrisetal.，xx)，这能减少员工进谏前的顾虑，激发其表现出更多的抑制性进谏行为.其次，直接上级对进谏者的反馈也值得考量，合适的行为反馈反过来会鼓励员工的抑制性进谏行为，例如领导者即使不采纳意见也要对员工表现出进谏行为给予肯定，反之则会挫伤员工进谏的积极性。最后，组织开展面向领导者的培训课程，让领导者明白团队成员的多样性看法和观点对于团队运作的价值，使领导者养成对员工进谏的接纳态度。 第二，建立高水平的团队认同意义重大。建立员工对团队的认同感是一个长期的不能间断的任务，从员工新加入团队开始到长期在团队工作的整个过程，都要不断强调员工的认同感。尤其是当新员工加入团队时，他们经历的组织社会化(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过程对于团队认同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Hogg，xx)。成功的组织社会化过程会让员工第一时间把团队身份纳入到自我概 念中，为员工更深入的认同团队起了锅定作用。在随后长期的团队互动过程中，管理者也不要忘记加强个体对团队的认同感。这时，开展团队集体活动、设置共同的团队目标等可以强化个体的团队认同(Mael & Ashforth, 1992)。 第三，自我审查会妨碍员工抑制性进谏行为的产生，现实组织中管理者应采取措施创造积极开放的氛围来提升员工的心理安全感(Kahn, 1990),减少员工的自我审查。只有当个体感知到所处的工作环境中有着积极的进谏氛围时，才可能经历少的自我审查过程，从而利于进谏行为的发生。为了激发团队内的抑制性进谏行为，工作团队要努力建立支持员工“与众不同”行为的团队氛围。 本研究为抑制性进谏研究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实证素材，其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组织内的员工往往对周边工作环境、工作流程或者是团队内的任务分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心知肚明，虽然私底下他们总是对这种种的问题议论纷纷，但是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领导者面前，我们都鲜少看到员工进谏的身影(Milliken et al., xx)。员工内心

从布迪厄的相关理论看教育公平

从布迪厄的相关理论看教育公平 摘要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阶级惯习”是如何促进“符号资本”在教育这个“场域”中“游戏”的，以及权力如何借教育这个工具再生产阶级结构的，教育公平如何成为谎言。文章在介绍了布迪厄的生平及相关理论后结合教育公平问题提出相关的看法和建议。 关键字布迪厄；社会公平；教育 一、布迪厄生平简介 皮埃尔·布迪厄，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1930年出生在一个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偏远乡镇。凭着自己的努力，他进入了巴黎高师学习哲学，并最终成为法兰西学院的讲座教授。20世纪50年代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服兵役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注重实践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奠定了他社会学研究中的平民立场和尖锐而又悲悯的学术情怀。 也许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即便成了巴黎高师的学生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成了他所反对的体制的一个构成要素，布迪厄依旧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感并似乎背信弃义地对成就了他的学术成果的体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教育系统内隐藏着的严重的不公平的再生产机制，教育已经代替门庭、宗教和直接政治、经济背景，成为一种新的不平等机制。 二、相关概念介绍 第一，场域。场域具有空间性的特征，它是由一些特定原则所界定的社会构建的空间。在这一空间里，各自独立的不同场域相互关联，各自发挥着不同的效用，而行动者在其中相互争夺有利于自己的位置和利益，并试图改变或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场域是潜在开放的游戏空间，其疆界是动态性的；它是没有创造者的游戏，是一个不断推进的集体创造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具有无穷无尽的生成性。 第二，惯习。综合布迪厄的表述，惯习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是体现于身体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2）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是产生惯习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是作为一种社会性变量而存在的，是在历史中建构的、植根于制度的生成性母体因此具有历史性。（3）惯习是一种形塑机制，其操作来自行动者自身的内部。这种机制表现为生成策略的原则，使得行动者能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境并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4）惯习具有能动的实践意义，它不是习惯，它是深刻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之中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或创造性能力。 第三，资本。资本有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和可转换性。不同的资本是可以进行转换的，不同

2018年论文开题报告学习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怎么写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编辑修改，也可直接使用论文开题报告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怎么写 要能够正确而恰当地选题，首先要明确选题的原则，明确了选题原则，就能比较容易地选定一个既有一定学术价值，又符合自己志趣，适合个人研究能力，因而较有成功把握的题目。那么开题报告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怎么写?下面是风林网络为您带来的解答，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毕业论文的题材十分广泛，社会生活、经济建设、科学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问题，都可以成为论文的题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为实践服务。因此科学研究的选题首先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第一，注意选题的实用价值，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所谓论文的实用价值，就是指我们选的题目，应是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为干百万人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这类问题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和阶段社会生活的重点和热点，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我们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对其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能使自己所学的书本知识得到一次实际的运用，而且能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现实意义的题目大致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急需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抑制通货膨胀，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廉政建设等等。二是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如从事农业工作的同志就会遇到诸如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农村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造问题，等等。三是作者本人在工作实践中提出来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如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问题，职业道德教育问题，等等。 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与党和国家或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问题。这类问题关系国家发展方向、速度，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因而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第二，要注意选题的理论价值。我们强调选题的实用价值，并不等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也绝非提倡选题必须有直接的效益作用。作为论文，无论是形式还

社会秩序是何以可能的

社会秩序是何以可能的 宋鑫 “社会秩序何以生成”或“社会何以可能”是一个深刻的学术命题，它甚至成为一个学科的研究主题。社会秩序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与神秘。从人类诞生开始，人类就表现出明显的“群居”倾向，而后逐渐演变为“社会”。本文从以下几位社会学学者的理论进行简单阐述： 首先，在社会学理论发展中，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个人和社会的二元对立，这是社会学的经典问题。在西方社会学领域中，这一经典问题是以结构和行动的关系表现出来的。社会学家在发展自己理论的过程中，不自觉的倒向其中一方。孔德、涂尔干，帕森斯等实证主义传统强调结构决定个体行动，社会结构规范个体的行为；韦伯、戈夫曼等抗议结构对个人的抹杀。他们都试图沟通个人与社会，客观与主观。吉登斯、布迪厄、加芬克尔分别用“结构的二重性”、“惯习”“主体间性”和“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行动”来沟通个体与社会，从而解释社会是何以可能的。 首先，吉登斯（结构和行动） （1）吉登斯提出以结构的二重性原则来取代主客二元论。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有两个要点。第一，结构是动态的，循环的。要在社会实践或社会声场的不断展开和循环的过程中动态的理解结构。第二，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社会结构，不仅存在于社会层面上，而且也存在于个人的思想意识当中。（2）吉登斯根据结构二重性原则对社会行动和结构进行了分析。 吉登斯认为，行动是具有能动性的微观个人行动。第一，人的行动是一种绵延发生的，持续不断的行为流。人的行动具有反思性的自我控制，但是这一有意图的行动可能带来意外后果，意外后果又作为一种未被行动者认识到的条件，成为下一次行动的前提。这是个循环往复、不断积累的过程。大量的意外后果的不断积累成了人们认可并受制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第二，这里的有意图行动不仅仅有个人的个别性，同时有“类同性”，即被结构化的意识。 吉登斯对结构进行了解释。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资源和规则。同时，它又作为“记忆痕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体现在行动的实践当中。吉登斯强调结构是被行动者使用的东西，而不是外在

社会理论空间转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4日/第B02版 社会学 社会理论空间转向 孙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在社会学的研究视阈中，将空间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甚至形成专门的学术取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大致以20世纪70年代为分水岭，被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空间研究关注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 1970年代以前被称为“空间失语”时期。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厄里(John Urry)所宣称，“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且以空间的缺席尤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空间和物理学、数学、建筑学、地理学之间的传统联系遮蔽了其自身的社会属性，空间并非社会学专门的研究对象，而仅被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运行其间的、自然的、既定的处所，社会行动的特征及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适应或利用。在这样的方法论指导下，社会学理论对空间的认识比较欠缺，后现代地理学家索加将这种空间之维的缺失称为“空间性的失语”。在空间失语时期，虽然马克思、涂尔干、滕尼斯、齐美尔和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等不乏将空间与社会相联系的有洞见的探索与尝试，但是他们始终未能在社会学视野下建构起关于空间的清晰而系统的理论阐释，在经典社会理论之中的空间论述是片断式的、零散的，关于空间与社会关系的表述或抽象或含糊。 1974年，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一书问世，社会学关于空间研究边缘而零散的状态发生了重大转变。作为真正把空间要素嵌入社会研究的划时代人物，列斐伏尔提出了严密完整的空间理论体系，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此得以清晰呈现。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的贡献不仅在于其推动边缘化的空间研究进入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更在于其发出了社会学理论“空间转向”的先声，一个更加接近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发展新时期随之到来。 所谓“空间转向”或地理学转向，是指将空间概念带回社会理论或以空间思维重新审视社会，在此基础上，地理学想象力成为社会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何雪松归纳了以空间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指出其“空间转向”主要遵循两条路径展开:路径一，即吉登斯、布迪厄等社会理论大师在现代性架构下检视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对于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要性；路径二，即以福柯、哈维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采用一系列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 综上，空间从游离于社会学视野之外到成为专门的研究主题和新兴的学术取向，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源和现实背景。 空间与社会行动具不可分性 传统社会学为自己构建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社会。尽管社会被界定为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里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但是由于对空间进行规范的描述总会涉及几何学、拓扑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色彩浓厚的专门化语言体系，空间因而被蒙上了绝对的、不变的外衣，伴随空间与社会的关系被抽象为容器与内容物的关系，空间与社会实际上发生了分离。这种分离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动摇，随着西方学界对城市问题研究的加深，人们逐渐认识到没有纯粹的空间过程，空间模式是在社会过程中形成的，而空间的变迁是生产变迁的结果。正如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所指出的，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空间就是社会，空间的形式与过程是由整体社会动态塑造的。社会是由时间、空间和社会行动三个基本向度组成的复合体。社会行动在时空结构中展开，而行动的后果及其特征映射于空间形态的重构之中，社会行动和空间结构之间形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