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宋江形象与儒家文化

杨兴跃

摘要:宋江作为《水浒传》中的症结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引起最多褒贬争议的人物。在论文作者笔下，主要通过作品的文本对宋江形象的描写并结合儒家的理论知识，来分析宋江这一典型形象在《水浒传》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变化和悲剧命运结局的深层原因。其实，这一深层原因就是作者在塑造其复杂性格时，将传统伦理文化的“经典”注入了他的骨髓，成为了他一切行为的指南针。

要害词:《水浒传》；宋江形象；悲剧命运；儒家文化

《水浒传》[1] 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对后世文学乃至传统伦理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在塑造宋江这以典型形象时，向他的骨髓里注入了儒家文化的主体部门，使其人物命运跟着故事的发展不断的变化，最后走上悲剧命运的结局。

一、研究现状

宋江作为《水浒传》的第一号人物,是小说贯串始终的主角。李卓吾先生对宋江的评价很高，他以为：“则谓水浒之众，皆鼎力大贤有中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抚，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仰药自缢，同逝世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零而辞之，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认为见机明哲，不外小仗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一谓之忠义也。”[2]文革前，李希凡先生就高度评价了《水浒传》作者塑造的宋江形象在文学史上的意思：“在中国古典小说里，充斥了如斯庞杂抵触的悲剧性情，如此深入地反应了社会的艺术形象，宋江的形象仍是第一个。”[3]三百多年来，研究者各自站在不同的态度和角度，对《水浒传》做了很多行之有效的研究，但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合。一种见地，是把宋江当作好汉来歌唱。作为《水浒传》长篇构造所描写的核心人物，是梁山伯义军不容置辩的领袖，良多触目惊心的斗争局面，都和他的名字牢牢接洽在一起。但是，在梁山伯义军日益发展强大，已经可能图王霸业，逐鹿中原的时候，他的首领宋江却自动求和，领导全伙接收朝廷的招安。这些主要的情节描述，应当怎么权衡？另一种见解，是把宋江当叛徒批评。作为百战百胜的农夫起义军首脑，确决然毅然谢绝了犹如李逵说的“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主意,本组选编的四篇

课文，自发抉择接受朝廷招安的政治途径，率领“替天行道”的梁山伯义军，去残杀“僭号称王”的方腊义军，在两败俱伤的大交战中，受到惨痛的失败。然而，对宋江一系列勇敢的对抗奋斗，又应该如何断定？[4]吴志达先生从美学角度探究了《水浒传》作者是怎样塑造宋江形象的。在《水浒传》的作者看来，宋江尽义于朝廷的思维和行动，存在高尚美的意义；宋江之死，既悲惨又壮烈，具备悲剧美的价值。[5]值得一提的是，聂石樵先生考核了宋江性格构成的历史进程，揭示了《水浒传》对宋江矛盾性格的发明及其悲剧性价值，代表了当时及其当前相称时代内宋江形象研讨的最高程度。[6]“读其书则同，解其书则异”，这是评论文学作品时常见到的情形，对于《水浒传》中宋江形象七嘴八舌，无所适从的评价，即为实出的一例。金圣叹曾自述读《水浒传》的休会：“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 把宋江骂得狗血喷头,“水浒一百零八人独恶宋江一人”,说他阴险狡猾,是不折不扣、十恶不赦的匪徒头子 [7]剥去《水浒传》表层斑驳陆离的维护色，我们大抵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宋江是一个有着浓重的忠孝仁义等儒家伦理观点跟强烈入世精力的仁人志士。

固然有许多有名学者都对《水浒传》中宋江的人物形象作了不同的研究，但鉴于学术的自在性和时期性，因此，论文作者并不满意于现有的研究结果，一直对宋江形象的“再解读”，或用“第三只眼看宋江”，把宋江这一典型形象在文本中的体现和儒家文化的实践常识联合起来，看看他性格变更和悲剧命运结局的深层原因以及作者寄托在他身上的社会心义和文化意义。

二、以儒家的理论知识为基本，结合原文天职析宋江形象

在《水浒传》中，宋江第一次出场文本是这样描写他的：“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滴溜溜两耳悬珠，明皎皎双睛点漆。唇方口正，髭须地阁轻巧；额阔顶平，皮肉天仓丰满。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尺，怀打扫四海之心思。志气轩昂，胸怀奇丽。刀笔敢欺萧相国，申明不让孟尝君。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宋太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这宋江自由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晓，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

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便利，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洪门”与共济会，济人贫苦，急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著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高低的及时雨普通，能救万物。”(第十八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宋江是一位遵守封建伦理道德的范例，忠、孝、仁、义都集于一身。我们应当看到，贯穿在中国文化中的精神骨干是“重伦理”的儒家精神。在儒家精神的主导下，伦理观念、入世精神形成了我国的主导心理。在这种心理的安排下，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人伦关系为起点，以礼教道德为中央的文化理念和行为准则。诸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孝顺父母，悌于兄弟，交友重义贱利，忠君王爱国家……一整套重礼治重仁治、轻个体重群体的伦理道德，逐步演变成一种规定人的行为和约束人精神的价值观，这种伦理价值观念又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渗透了国人的血脉骨髓。[8]宋江自幼攻读经史，忠孝仁义之类的儒家观念早就深刻其骨髓，并且“有养济万人之度量，怀清除四海之神思。”的抱负，这就是后来宋江所有行为的依据。

（一）宋江的忠

《说文》解释“忠”为“敬也，从心中声。”忠最早是指品质老实。儒家关心社会现实，忧国忧民，把个人生存价值同国家民族的兴衰联系起来，使得儒家知识分子具有了较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义务感。儒家讲求“内圣外王之道”，等于要求把个人内在的道德境界外化为安邦治国的事功。“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苦乐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任观，充分反映了封建社会忠君报国的二位一体。上梁山落草前,宋江二心要做个忠孝双全之人。他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后在县衙中做押司(小吏) ,刀笔精通。他的出身、经历和性格,使他能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疼痛,有正义感,养成一种办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爱好玩权术的性格。他始终不愿上山落草,多次拒绝上山。梁山泊首次派刘唐相邀时,宋江道：“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第三十六回）小心腹兄弟晁盖再次相劝时，宋江道:“临行之时，又千叮万嘱，教我休为快活，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怆惶惊骇。因此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

，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宁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第三十六回）花荣便道：“如何不与兄长开了枷？”宋江道：“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吴学究笑道：“我知兄长的意了。这个容易，只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第三十六回）从上面文本可以看出，为了显示其忠义，宁死也不愿走到朝廷的对峙面,宋江之忠心由此可见一斑。在无可奈何被逼上梁山后,又时刻不忘招安,愿望能够得到朝廷的饶恕。。捉到朝廷命官时,其一贯做法首先是“亲身释放”,其次是“纳头便拜”,第三是反复对他们阐明自己“并无异心”,生机可以早日“归顺朝廷”“, 与国家出力”。当绿林好汉假装官兵时，宋江听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说道：“小可宋江被人搭救，冤屈无伸，今得四方英雄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处冲撞了四位英雄，万望高抬贵手，宽恕残生。”（第四十一回）宋江在向作为第一拨征讨大员的彭?表明心迹时，宋江说：“某等众兄弟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第五十五回)在捉到呼延灼将军时，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胁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动将军，致费心力。实慕将军虎威，今者误有触犯切乞恕罪。”（第五十八回）相遇宿太尉时，宋江单独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禀道：“宋江原是郓城小吏，为被官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第五十九回）为明此志，他当上梁上泊主后的报告：“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后，但引兵马下山，公开顾全，此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纵有被掳之人，陷於缧，或是中伤回来，且都无事。今者，一百八人，皆在眼前聚首，端的古往今来，实为罕有。从前兵刃到处，杀害生灵，无可禳谢。我心中欲建一罗天大醮，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则祈保众弟兄身心安泰；二则惟愿朝廷早 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极力就义，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三则上荐晁天王，早生天界，世世生生，再得相见。就行超度横亡、恶死、火烧、水溺，一应无辜被 害之人，俱得善道。我欲行此一事，未知众兄弟意下若何？”（第七十回）随后，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第七十一回）他当了梁上泊主后，重复强调忠君报国的主张，说：“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星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一起保国安民。” （第七十一回）宋江在写《满江红》后对众兄弟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

被奸臣闭塞，临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第七十一回）捉到朝廷将军酆美时，宋江陪话道：“将军阵前阵后，冒渎森严，切乞恕罪。宋江等本无异心，只有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被这不公不法之人逼得如此，望将军回朝，善言拯救。倘得他日重见恩光，生死不忘大德。”（第七十七回）在捉到韩存保和党世雄时，宋江道：“二位将军，切勿 相疑，宋江等并无异心，只被滥官贪吏，逼得如此。若蒙朝廷赦罪招安，甘心与国家出力。”（第七十九回）捉到高太尉时，宋江启齿道：“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奈缘积聚罪尤，逼得如此。二次虽奉天恩，旁边勉强奸弊，难以缕陈。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第八十回）在招安时，宋江传令：“众弟兄在此，自从王伦首创山寨以来，次后晁天王上山建业，如此旺盛。我自江州得众兄弟相救到此，推我为尊，已经数载。今日喜得朝廷招安，重见天日之面，早晚要去朝京，与国家出力。今来汝等众人，但得府库之物，纳於库中公用，其余所得之资，并从均分。我等一百八人，上应天星，生死一处。今者天子 宽恩降诏，赦罪招安，大小众人，尽皆释其所犯。我等一百八人，早晚朝京面圣，莫负天子洪恩。（第八十二）招安归降后,随即赫然地打着“顺天”、“护国”的旗号,向东京进发。(第八十二回) 在接到破辽圣旨时,宋江等人大喜:“某等众人,正欲如此。与国家出力,建功立业,以为忠臣。”在破辽过程中，辽主以高官厚禄诱之，宋江不为所动。他说：“争奈宋江出身卑微，郓城小吏，犯法在逃，权居梁山水泊，避难逃灾。宋天子三番降诏，赦罪招安，虽然官小职微，亦未曾立得功劳，以报朝廷赦罪之恩。今蒙郎主赐我以厚爵，赠之以重赏；然虽如此，未敢拜受，请侍郎且回。”（第八十五回）这些都充足表明了宋江的一贯意愿――尽忠报国。“为了宋江的这一志愿,梁山群雄死伤无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涓滴没有影响宋江的报国之志。宋江以自己的举动,用梁山好汉的性命,换回了他的理想自愿――忠君报国,至死不渝。”[9]确实,直至临死前,他仍在教导“黑旋风”李逵: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有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怕李逵蛮干,坏了他的“忠义”之名(第一百二十回)。

(二)宋江的孝

《说文》解释“孝”为“善事父母者”，“子承老也”。 孔子也说: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

而》)。 古时以孝治天下,《孝经》说:“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强调在朝效忠者,在家必行孝,认为“忠以孝为主”。 孝的表现有两种状态，一是对在世父母的孝，一是对逝世父母或先祖的孝。人人能孝悌,天下就会治而安,而宋江更是“于家大孝”，“事亲行孝顺”,人称“孝义黑三郎”,其孝道早已申明远扬(第十八回) 。孝悌之道早已深深镌刻在宋江的脑海中,因此宋江在收到其弟宋清托石勇捎来的书信,闻知“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因病身故,现今停丧在家,专等哥哥来家迁葬”的新闻后,先是“啼声苦,不知高下,自把胸捶将起来”,自骂道:“不孝逆子,做下非为,老父身亡,不能尽孝道,牲畜何异!”自把头去壁上磕撞,大哭起来,直到“哭得昏迷,半晌刚才清醒”，“巴不得一步跨到家中”(第三十五回) 。只此一事,宋江的逆子形象已是非常突出。回家后,在官府前来捉拿他时,为免父亲担忧,宽慰宋老太合理：“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可能见父亲面? 便断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也得迟早伺候父亲终身”。及至老父吩咐他途经梁山休要入伙,他也是言听计从,宁死不肯上山(第三十六回) 。在刺配江州的路上遭难时，宋江仰天叹道：“为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恶，牵连了你两个（公人）。”（第三十七回）上山落草后,他办的第一件事件,便是提出敏捷接父亲上山,免得“老父存亡不保”,足见其对父亲的牵挂。当晁盖提示他“路中倘有疏失,无人可救”时,他则“若为父亲,死而不怨”,不顾个人安危,将父子孝道放在了第一位。接受朝廷招安后，谁说封建伦理的“君君臣臣”要求他要把忠君报国放在首位，但也时常挂念着故乡的父亲，征方腊时，宋江仰天叹道：“宋江死不足惜，只是君恩未报，双亲年迈，无人赡养；李逵等这几个兄弟，不曾救得。事到如此，只拚一死，省得被擒受辱。”（第九十五回）堪称忠孝仁义样样俱全矣！从“身材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到“立身行道，立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当他征方腊回来后，调任为臣时，宋江奏道：“臣生居郓城县，获罪以来，自不敢还乡，乞圣上宽恩给假，回乡拜扫，省视亲族，却还楚州之任。未敢擅便，乞请诏书。（第一百十九回）衣锦回家乡后，“不期宋太公已死，灵柩尚存。宋江、宋清痛哭伤感，不胜哀戚。”而后，“宋江在庄上修设好事，请僧命道，建筑功果，荐拔亡过父母宗亲。州县官僚，看望不绝。择日选时，亲扶太公灵柩，高原埋葬。”（第一百十九回）

《孝经》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可以看出孝始终随同宋江始终，同时也正因为“孝”，成绩了宋江人格中的闪光点。

（三）宋江的仁

《说文》说明“仁”为“仁,亲也。”转义为博爱,人与人彼此敬爱。仁者爱人(《论语?教渊》) ,“仁”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是第一准则。要求“破人”、“达人”,舍己利人,舍己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民之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孔子还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皇帝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嫡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朱熹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以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朱子语录》卷五）儒家认为仁包含所有美德，仁是其他道德标准和道德范围的总纲，也是其余优良道德品德的中心，在肯定和强调了仁德对于为政者及其管理国政的重要同时，也强调打消利己自私的心理,到达一种纯洁的爱人、利人的“仁”的境界。宋江的“仁”凸起表现在爱民,即同情人民,关怀国民。上山以前,他就以救困扶危驰名于社会:“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道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清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第十八回) ,被称作“及时雨”。 较为显明的一次是在第二十一回，宋江道：“王公，我日前曾许你一具棺木钱，一贯未曾把得与你。本日我有些金子在这里，把与你，你便可将去陈三郎家，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家里。你百年归寿时，我却再与你些送终之资。”王公平：“恩主时常觑老汉，又蒙与毕生寿具，老子今世不能回报，后代做驴做马，答谢押司。”他的仁德之心可见一斑。宋江在上梁山的过程中，九天玄女受天书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第四十二回)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帜。上山以后他依然坚持这种思惟品格,特殊显著地表当初他所划定的严明军纪上:宋江命令梁山泊步队攻破一个处所以后，“不许杀戮百姓,纵火烧人屋宇”，“不可分毫损害庶民”(第四十一回) 。他还常常翻开仓库,接济贫苦居民。正因为如此,梁山泊的军队所过之处耕市不惊,受到人民的欢送。这都与他的爱民办法有亲密的关联。除了“爱民”之外,还表示

为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宋江在攻打无为军黄文炳时,告诫世人说:“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却与无为军百姓无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骂我等不仁。”(第四十一回) 宋江攻破祝家庄时，他取一包金帛赏与白叟，永为乡民：“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由于你一家为善，以此铙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那锺离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我连日在此干扰你们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庄，与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担，以表人心。”（第四十九回）而在第六十五回,书中通过王定六父亲之口写出了宋江仁德之名,远播四方,他说:“老汉听得说,宋江这伙真个仁义,只是救贫济老,那是我这里草贼? 若得他来这里,百姓都快乐,不吃这伙滥污官吏薅恼!” 宋江回乡“将庄院交割与次弟宋清，虽受官爵，只在乡中务农，奉祀宗亲香火。将过剩钱帛，散惠下民。”（第一百一十九回）宋江的“仁”得到了一般人民大众的确定和拥戴,因而才会呈现所到之处,百姓无不毒草灯烛,焚香星期的动听场面。

（四）宋江的义

《说文》解为义为“已之威仪也。”“仁者爱人”,“仁”是儒家做人处世的第一原则。其第二原则就是“义”,“义者,宜也”(《中庸》) 。孟子主张“正人养浩然之气”，为人处事要讲求正气在胸，也就是要有气节，“富贵不能淫、英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君子喻于义，君子喻于利（《论语.里仁》）。就道义而言，实在道义具有公益性、功利性、独特目标性，表现为超出一定私利的精神寻求，倡导弘道的贡献精神，因为道义可以发生宏大的号令力、感召力和精神凝集力，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以为做事只要问此行为应当做与不应当做,此所谓“大义”，也即江湖上所说的“侠义”。从狭义上解释“义”,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患难与共、同生共死、意气相投的一种思想及行为。即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义气”。儒家以尚义为准则，要求在个人好处与国家利益产生冲突时，弃私利而为公利，甚至为国家利益，“捐躯而取义”（《孟子。告子上》），“杀身而成仁”（《论语。卫灵公》）。在《水浒传》中，宋江身上的“义”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起主导作用的是“侠义”，后期起主导作用的是“忠义”。前期重要表现招安前，前期又分为两个阶段，上梁山之前，其义有江湖义气也即“侠义”的特色。宋江“为人仗义疏财”，最为明显的是送银子给李逵，“难得宋江哥哥，又不

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第三十八回)“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英雄，但有人来投靠他的，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努力赞助，端的是浪费，视金似土。”（第十八回）宋江作为押司，据说要抓晁盖 ，心理想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现在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捉将去，性命便休了！”（第十八回）于是他“舍着生命”，“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私放了晁盖，因他是“亲信兄弟”，是出于“周全人性命”的仗义行为。上梁山以后，宋江和梁山泊兄弟的关系,重要的联系纽带便是休戚相干的“兄弟义气”。在宋江的带领下,梁山泊竖起了“替天行道”的旗织,树立起“八方共城,异姓一家”的群体。在这里,人们之间“千里而朝朝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面貌语言、南北货色虽各别,心怡肝胆,虔诚信义并无差”。在这里,从头领到喽?,“都个别儿哥弟称说,不分贵贱,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在这里,宋江努力使各种各样的人“识性同居”、“随才器使”(七十一回) 。一方面,宋江严厉要求大家遵照梁山纪律;另一方面,却又十分关心、爱惜大家。为兄弟,他可以杀掉自己的小妾阎婆惜(第二十一回) ;为救护兄弟,他不惜调兵遣将大动干戈。例如为救鲁智深、史进而大闹西岳,为挽救柴进而发动力气攻打高唐州。这里,处处显示了宋江与众兄弟如兄如弟,义气深重。招安后，作为国度之臣，儒家就有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规范束缚，其言行举止必需合乎礼法，“不失人臣之礼，不败君臣之位”。 宋江滴泪斩小卒，那军校答道：“他千梁山泊反贼，万梁山泊反贼，骂俺们杀剐不尽，因此一时性起，杀了他，专待将军听罪。”宋江道：“他是朝廷命官，我兀自惧他，你如何便把他来杀了?须是要连累我等众人!俺如今方始奉诏去破大辽，未曾见尺寸之功，倒做了这等的勾当，如之奈何？”那军校叩首伏死。宋江哭道：“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日一身入官所管，寸步也由我不得。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的旧时性格。”（第八十三回）可见他已经在服从国家法式，弃“兄弟情谊”而全“忠义”。宋江已知中了奸计，必是贼臣们下了药酒，乃叹曰：“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可怜失身于功臣，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今日天子轻听谗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我死不争，只有李逵现在润州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只除如此行方可。”李逵到后，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

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第一百二十回）其“忠义”已达“至高无上”之境界。

通过上述多少个方面的剖析,咱们能够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本位的文化意识为其内核，它既强调‘知行合一’的意识论上的功利主义，更器重‘重义轻利’的价值论上的道德伦理，它请求人们在个人涵养中尽力完美自我，塑造幻想人格，而在社会实际上顾全整体，努力冲任本人的社会角色。”[10]假如抛开历史的局限,依照封建社会的人物评估尺度,宋江恰是一个名动江湖的道德榜样,一个忠孝仁义的典范,是传统伦理文明所推重的典型。

三、“宋江形象”悲剧运气终局的深层起因

“在中国文学叙述中，忠臣的结局大都是悲剧性的，许多忠臣在扭转社会局面时遭碰到极大的艰苦，忠的精神欲望与事实中的挫折相烘托，造成了很大的抵触反差，这样的矛盾，在中国受众的心灵中很轻易引起共识，并成为悲剧审美的重要的摩擦点。”[11]但因宋江所处社会时代的局限,使其在思想上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毒害。他的“忠”,是对封建皇权统治的愚忠;他的“孝”,是对封建家长我行我素的愚孝。封建伦理文化的毒害,使其深受“三纲五常”的约束,从而导致其人性的局部迷失,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奴性意识,难以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终极沦落为封建皇权的统治工具,走上了一条覆灭之路。宋江的性格和悲惨结局,有其必定的公道性,这与他特别的家庭出生、阅历、文化教育等密不可分。试看《水浒传》第十八回在宋江出场时先容说,他“和父亲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粗通,吏道熟练。”宋江出身封建地主之家,受到其父教诲及环境影响,其主导思想讲究忠孝仁义、三纲五常;身处社会下层,使他有可能结交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同下层人民保持着密切联系,从而懂得宽大劳动人民的苦难,拥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参加起义雄师,向社会进行必定水平的抗争;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员,对统治阶级存在空想,渴望早日招安,回到统治阶级队伍中博个功名,封妻荫子,他不可能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宋江的出身、职业和自幼所受的文化教育,https://www.sodocs.net/doc/667393203.html,,使其深受传统伦理文化的陶冶,其思维意识是在儒家伦理思想的安排下形成的,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宋江思想性格形成的基本泥土。[12]

四、作者寄托在“宋江形象”身上的社会文化意义

“小说作者站在造反豪杰的立场上

，沿着‘乱自上作’、‘造反有理’的思路，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础矛盾，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农夫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并从中总结了一些带有法则性的东西。”[13]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第一主角，就是忠义的化身。其形象包括了忠孝仁义的道德基础,充气娃娃，还包括作为个人素质的温、良、恭、俭、让、信、直、勇等，这些品德已经成为其形象的根本品格，他简直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恪守这样的道德信条，并以这样的信条去看待所遭受的事件。宋江的性格在既矛盾又同一的忠和义的主导下波折地发展。“忠义”的内容自身就十分复杂，它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础，但也融会着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的愿望和意志。[14]在以“忠义”为兵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倒置的乾坤觉得极大的苦楚和悲痛，甚至对“忠义”这一批判武器本身也表现出来一种深厚的怅惘。宋江身上的“义”仍然在开释着灼人的辉煌，因为“义”还是他闯荡江湖的通行证，有了义气的美名，他才可以畅通无阻；没有义气则举步维艰。这也折射出明清士大夫心坎深处对水浒侠士那种不受XX、率性而为的自由精神的艳羡，其中蕴涵着厌倦封建统治者的禁锢，力求解脱程朱理学的思想偏向。但他们并不反对全部封建主义轨制，而是把封建主义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加以整合，也即把“忠”和自己认同的民间之义和游侠传统进行整合，整合的成果是既保存了“义”的特点，有不至于伤及“忠”的政治伦理。品这样的人物形象可以感到到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封建伦理话语无所不在，人们在这个背景中产生了对故事发展的等待，为人物的道德命运和道德精神所冲动，盼望故事按照尽忠全孝的目的发展，从中取得道德审美的满意感。这种知足感来自人物形象、行为感情以及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信息。

参考文献：

[1](明)施耐庵,(明)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

[2]马蹄疾编：《水浒材料汇编》（<李卓吾先生批驳忠义水浒传>卷首，明万历三十八年容兴堂刻本）[G],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3页.

[3]声誉主编季羡林，主编张燕瑾、吕薇芳：《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研究》[M]，北京出版社，2001.12第277页.

[4]沈伯俊编：《水浒研究论文集》[M]，中华书局出版社，1994年3月.第427页.

[5] 名誉主编季羡林，主编张燕瑾、吕薇芳：《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研究》[M]，北京出版社，2001.12，第279页.

[6]周思源著：《名家品水浒》[M]，北京：中国

华侨出版社，2008.12第137页.

[7]竺青选编：《名家解读<水浒传>》[M]，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1.

[8]罗立群：《武侠小说的两条发展线》[J]，见《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第3期.

[9]徐峰：《<水浒传>宋江人物形象的道德思辨》[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9.7，第26卷，第4期.

[10]徐峰：《<水浒传>宋江人物形象的道德思辨》[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9.7，第26卷，第4期.

[11]陈建平：《水浒戏与中国侠义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3第108～120页.

[12]苏桂宁：《宗法伦理精神与中国诗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2002年第157页.

[13]徐峰：《<水浒传>宋江人物形象的道德思辨》[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9.7，第26卷，第4期.

[1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级教导出版社，2005.7(2007重印)第2版，第4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