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农业生产的问题
关于中国农业生产的问题
我们的集体农业是由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组建起来的。农民既有发展私人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又具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22年来，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停止。而且我们的集体农业还远未实现农业机械化，基本上还处于手工劳动的阶段，也就是说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因此，从这里打开通向资本主义的缺口，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第一节“包产到户”的由来及其推广
“包产到户”并不是在改革中才产生的新事物。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的地主小农经济，随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它才销声匿迹。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刮起一股“包产到户”的微风，此风受到批判后，这个名词才为全国人民所注意。后来，它被说成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要说清“包产到户”的由来及其推广意义，必须要了解人民公社制度。
一、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生产情况
人民公社才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生事物。它是在农村互助合作社和单干即分户经营的较量和斗争中获得优胜后发展起来的。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有了土改后建立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广泛地组织互助组的基础上开始成批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当1951年党中央做出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时，已经有了3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从互助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虽有过“左”倾冒进错误，也随即得到了纠正，其标志就是制订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六十条。实践证明，此条例是一个既体现社会主义方向又实事求是的典范。此后至78年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农业生产是稳步增长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也如此。1976年粮食总产达到5726亿斤（折合28630万吨），比1965年的19445万吨增加9175万吨，增长47%，11年间年均增长3.6%［2］。而1976年至1987年年均递增才3.1%，比前11年的年均增长率还低0.5%。
与粮食总产量增长的同时，农田水利设施得到了大发展，建起了七、八万座大小水库和灌溉网络，灌溉面积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农业机械化初见成效，1975年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达到7.37万台和24万台，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全国耕地1/3实行了机械耕种，1975年农村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比1965年增长了4.9倍，机电灌溉面积占总灌溉面积的53.9%，比1965年增长了1倍多；1975年农用化肥产量达524.4万吨，比1965年增加2倍，每亩耕地的化肥施用量达7.8斤，比1965年增加了3.1倍；此外，1975年农业用电平均每亩达13.7度，比1965年增加了4.7倍；农村载重汽车拥有量4.8万台，比1965年增加3.3倍［3］。
总的来说，农业集体化运动在中国是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的，人民公社期间，农村生产的发展是显著的。
对建国后三十二年的农业成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有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前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当然，全国农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如在发起“包产到户”的安徽凤阳县，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干部力量较弱，农民的私有观念较强，生产的确比较落后。总的来看，当时全国人民公社的状况可以作“三三开”，即搞得好的或很好的占三分之一，中间状态的三分之一，搞得不好或很不好的占三分之一。从这种状况中完全不能得出结论说人民公社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只能说新生事物有一个成长过程。一些人将人民公社的成就和优越性一笔抹杀，“包产到户”才成了“伟大创造”。
二、“包产到户”的发起和推广
据宣传，“包产到户”是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风险“创造”出来的。实际上却是在省、地、县三级的直接扶持、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与“大寨”艰苦奋斗、团结一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相比，小岗村农民实际上是那一部分自私自利的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念的人。鼓励“包产到户”实质上就是鼓励落后，推广“包产到户”就是推广落后。这在经过二十多年社会主义教育的广大农民中引起的不解和抵触是不言自喻的。开始很多干部想不通，不少群众也不愿意，几次讨论都包不下去。但由于自上而下地不断增强包产到户的高压，与社员存在的小农经济习惯意识相结合，才推动了包产到户的迅速普及。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已经指出：“截止目前，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现在已转入了总结、完善、稳定阶段。”包产到户名义上、文件上提的是：是合作经营的一个层次，有统有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而事实上，“除了土地公有和承包关系外，宜分的分了，而宜统的则没有统起来，基本上只有家庭经营一个层次。”［4］
尽管如此高压，但仍有一部分生产队或大队以“明分暗不分”的方式，顶住了“包产到户”风，坚持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典型的如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乡史来贺领导的刘庄大队（村），唐山市开平区韩振国领导的半壁店村，四川宜宾县喜捷镇下食堂村，山东省黄县下丁家村，河南临颖县南街村等。尤以南街村所走的先分后合的曲折道路最发人深醒。南街走过的路，就是被迫走入资本主义歧途吃尽了苦头，返回社会主义大道则取得了辉煌成就的鲜明对照。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凡是当今中国农村共同致富典型村，都是那些没有搞包产到户，或搞了承包又回到集体劳动方式的生产队或大队。
不应忘记，在“包产到户”风越刮越猛的时候，一批长期以来忠心耿耿跟党走，为办好生产队、大队、人民公社付出了全部热忱和智慧的农村基层干部成为农村里最抬不起头的人，四川省剑阁县化林大队的支部书记张正涛以自杀来表示抗议。这是煽向那些把自私的小岗村农民宣传为敢于牺牲的勇士的无耻文丐们的响亮耳光！
第二节八十年代初期农业兴旺的原因
八十年代初期，粮、棉、油连年增产，农贸市场丰富了，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这几年农业兴旺的原因。万里在1984年12月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讲：“长期以来粮食紧缺的局面的全面缓解，是这几年农村政策的巨大成就。”事情真是这样的吗？真是包产到户，一包就灵吗？这至少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认为造成这几年农业兴旺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农民私有观念能量的释放
这才是所谓的“农村政策的巨大成就”的动力源。分户经营“解放”了小农经济的积极性，而其局限性和内部矛盾又尚未来得及充分展现出来。问题在于，封建社会几千年，都是“包产到户”的，为什么
农业发展这么缓慢呢？这是因为这种私有观念能量的释放和社会主义农业三十年的成就结合在一起了。这些成就主要表现为：
二、农业科技的进步
1、农业科研推广体系的建立
建国三十年来，我们建立了以农科院为核心的农业科研体系，广大农民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棉花专家、玉米专家。还建立了一支深入田间地头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这两支队伍对提高农业科技的水平起了极大的作用。良种培育推广工作不断进展，病虫害得到有效防治，家禽家畜的品种改良和疾病治疗也一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良种杂交水稻的培育和普及。
2、良种杂交水稻的普及
七十年代我们培育成功了良种杂交水稻，至八十年代初期正逢普及的高峰。“1981年到1984年粮食增产的很大一个原因是采用良种杂交稻，使平均亩产提高约30%。目前这个国家的稻田约有一半是良种杂交稻。”［5］又“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多途径测算，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对农业增产的作用约为40%。”［6］
3、化肥施用量的大幅度增加
七十年代初中美恢复来往后，我国引进了十三套大型化肥装置，至80年前后都陆续投产，大大缓解了化肥紧张状况。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有机质含量很高的土壤里，施用化肥可以显著提高作物产量。
三、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本章第二节中提到人民公社时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就，这些成就无疑是稳产高产的保障。
四、提高粮价和增加粮食进口
为了确保“包产到户”政策的效果，中央还采用了两个没有大肆声张，但极为重要的措施，即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大幅度增加粮食进口。
1、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50%。这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作用是十分切实的。
2、大幅度增加粮食进口
1971－1976年6年间，年平均净进口粮食为210.49万吨；1977－1980年4年间，年平均净进口粮食为878.93万吨［7］；1989－1984年6年间，年平均净进口粮食为1345万吨（同期国内生产每年增加七、八百万吨）［8］。与此同时，对农民则采取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年到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并从1979年起还减少了250万吨。这对减轻农民征购负担，迅速增加粮食供给，造成农村迅速繁荣的局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两项措施都是国家调整积累和消费比例的组成部分，是以国家实力为前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所谓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说法如果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至少也是被大大夸张了的，是被用来“解放思想”，攻击社会主义成就的。当时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调整一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就可以明显改善人民生活。
这两项措施又都是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可以实现的。真正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只有在计划经济下才有可能，在市场经济中，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只能越来越大，就连作为“西化楷模”的美国，农业恰恰是完全处于计划控制和保护之下的。
第三节84年以后农业生产走入困境及其原因
1984年以后，农业走入了长期徘徊的困境，其明显的标志是1985年粮棉较大幅度地减产，此后四年产量都在1984年产量以下徘徊，棉花直至1994年还未恢复到1984年的产量，油料1989年还未恢复到1985年的水平。
如果仔细考察农业现状，可以了解到，如果农业不走入困境，才是一件怪事。
一、农业困境的技术性原因
1、农业水利设施遭到破坏
包产到户后，不仅没有带来水利建设的发展，就连现有的水利设施也管理不善，破坏严重。“据水电部农水司司长丁泽民介绍，解放后到1980年，我国每年平均增加灌溉面积在1700万亩左右，而在“六五”期间，我国灌溉面积却净减了700多万亩。由于沟渠淤积和设备损坏，除涝面积也减了25%”［9］。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源地的安徽，“不少支渠、农渠被无数坝埂节节斩断。形成竹节状的‘血管阻塞’”。“在灌溉设施破坏中，最惨的还要数那些现代化的机井了。”“如安徽淮北地区在60、70、年代共建机井138000眼，其中112000眼配套齐全，起码可灌溉500万亩农田。然而到1984年底统计时，保存完好的仅剩34000眼，不足1/4。1985年七、八月大旱，整个安徽淮北地区能投入抗旱的机井只有4000多眼。”［10］
2、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瓦解
“建国以来，我国共培养了150多万名农技推广人员，可现在一半左右跳出‘农门’”［11］。1993年我国有6000万亩棉田受到锦铃虫危害，总产减产30%，经济损失达130亿元。近两年我国畜牧业防疫密度下降，牲畜死亡率上升，去年造成经济损失达200多亿元；前年，全国大面积发生虾类传染病，直接经济损失达120多亿元，使我国虾类产量由世界排名第一跌至第四……农业部有关人员介绍说，他们通过调查表明，上述的经济损失与农技推广队伍不稳和流失有着密切的关系［12］。
不仅如此，原有的农技推广体系中的种子公司，为了追求利润向农民出售伪劣种子，从为农、爱农变为坑农、害农，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更难以计量。
3、土地肥力下降
包产到户后，适逢化肥供应大大改善。但化肥施用过多是会产生副作用的，如土壤有机质下降，土地板结等。这就需要对化肥施用量加以控制和指导。然而领导层对这个问题缺乏重视，包产到户后对农民行为的指导机制缺失，于是农民“不重视施用农家肥，不积极种植绿肥，使土质日益下降。”［13］绿肥“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种植面积连年下降，从当时的2亿亩直跌至目前的1亿亩左右。”“1980年以前，广州每天排出的3000多吨垃圾、粪便均被农民运下田去，而现在每天排出的垃圾有2000多吨无人问津。”结果是，“我国目前耕地有机质含量已降至1.5%！明显低于美国等国耕地有机质含量2.5%至4%的水平。”，东北“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已由刚开垦时的8%到10%降至目前1%到5%，…黑土变黄了！肥土变瘦了！软土变硬了！”“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说，1987年全国化肥施用量已达1999万吨（折纯量），平均每亩耕地施用化肥13.9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每亩6.4公斤的一倍多。”［14］
4、林业、渔业、药业等自然资源遭到掠夺性开采
按照包产到户的思路，不仅土地，而且山林、河流、海洋都被承包下去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财致富的愿望激起了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掠夺性开采。“1985年，群众性大规模的哄抢国营林场和自然保护区林木歪风开始席卷南方9省区，一年之内森林资源消耗量达1.6亿立方米，是同期林木生长量的1.5倍，使能提供商品材的县由50年代的294个减少到172个；1986年……1987年……，今年1－5月份，共发生各类破坏森林案件1.68万起，其中重、特大案405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700多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发案数增长22.19%，经济损失数上升34.11%”［15］
渔业方面，被发财口号迷了心窍的渔民们不顾国家对出海渔船
数量、网眼尺寸、捕鱼时间、禁渔区等规定，就连越冬场、产卵场的亲鱼、亲虾、亲贝也都捕捞一空，致使严重破坏了资源再生产能力。“现在的渤海是：小黄鱼、带鱼几乎绝迹，鲅鱼、鲳鱼岌岌可危，就连再生产能力强、繁殖快的对虾也已锐减。”［16］
同样的利益刺激使药农滥采乱挖滥捕，造成宝贵的中药材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中国药材公司总经理张洪魁谈及此事（指杜仲树被大规模毁掉）痛心疾首：“这样大面积的毁药树风，建国以来绝无仅有，连拇指粗的小树都没放过呀！”［17］
二、农业困境的经济原因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包产到户”打开了通向私有化的大门，产生了一时的兴旺。但是随着私有化进程全面铺开，城市工业也加入到私有化行列，作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姿态出现在市场竞争的队伍中，农业失去了计划经济的保护，比较经济效益必然低下，必然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因而越来越深地走入困境之中。
1、农业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重新扩大
“1985年，全国在粮食和经济作物收购价格仅分别比一上年提高1.8%和1.5%的情况下，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却比上一年提高了3.2%，其中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8.4%。近几年农村工业品价格上涨幅度已超过以往30多年上升的总幅度。”［18］濒临破产的江苏省射阳县种田大户杨定海说，“这几年生产资料价格说涨就涨，粮价说跌就跌，产出抵不上投入，种田老是吃亏”，“前几年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实惠，这几年已贴得精光。1984年，包括化肥、柴油、种子和用工在内，每亩地成本只有108元，种一亩地还能赚50元左右。随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放开，市场粮价的下跌，1992年每亩地成本已上升到270元，种一亩地反而要倒贴80元。”［19］
2、为农业服务的单位讲求经济效益，想方设法从农民身上搜刮钱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1985年10月31日）》中指出：“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大部分地方农民负担仍然不断增加。……有些地方摊派项目达几十种，人均负担十几元、几十元。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远远超过农民的负担能力。”［20］时至9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3月19日向全国发出的《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中还说：“总的情况很不理想，相当多的地方和部门行动迟缓，有的至今对中央的指示置若罔闻，按兵不动，有的甚至采取暗中干预的作法进行抵制；有些已明令禁止或多次被批评的不合理负担，仍在推行。对此农民意见很大。”［21］“据统计，1985年到1991年间，农民人均集体负担年均增长15%，农户直接负担年均增长17.5%；，全国农民涉及的社会负担达150多项，乱摊派、乱集资和乱收费的现象十分严重。难怪有农民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22］怎么能制止得了呢？这正是市场竞争所必然导致的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两极分化的客观过程啊！
3、由于农民地位低下，农业比较经济效益低下，使农业投入从各方面减少，进入了恶性循环
－－国家投资减少。“建国以来，我国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一五’期间为7.1%，‘二五’期间为11.3%，三年调整时期为17.7%，‘三五’期间到‘五五’期间在10%左右，而到‘六五’期间降至6%，1986年降到3.3%，跌到历史的低谷。”［23］水利设施年年失修，农业科技队伍萎缩等均与此有直接关系。
－－农民的投入在减少。“1984年，我国农民人平均收入355元，据对全国3万多农民抽样调查，人均生活费用支出就达330多元。对住房生活开支多，而对农业的投入却在逐渐减少。”［24］－－高素质农村劳动力纷纷弃农经商、弃农进厂，务农劳动素质降低。“四川省农村抽样调查队透露，目前全省农村中种田的，有53%是妇女，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妇女劳力甚至占到80%，老年人、残疾人占20－30%，文盲、半文盲也多集中在土地上，占30.8%。对粮食低产户的原因调查，除20%的是因灾减产外，绝大多数低产户是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的三缺户和外出务工、经商户。”［25］－－耕地锐减。用耕地来搞开发区、烧砖瓦、挖鱼塘、建房屋、办乡镇企业、少征多用、不征乱用，是一个时期以来的标志。征地可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村组可把征地费分给农户，土地使用权可以长期转让，这些都助长了变相买卖土地、租赁土地的风气，刺激了土地投机生意的发展。根据报刊公布的数字计算，1981年－1987年全国共减少耕面积约在5350多万亩以上，（烧砖瓦、开鱼塘，至少在一些地方是作为农业用地看待的，因此乱占耕地数量还有这种情况未包括进去），占全国总耕地面积15.05亿亩（1950年数）的3.6%，为1950年至1980年30年间，全国净减耕地1576万亩的3.4倍。1992年的开发区热又大大加剧了这种恶化形势。“1992年占用耕地的数字已远远超过占地最多的1985年的2400万亩。”［26］1993、1994年耕地面积继续减少，“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的最新数字，1994年我国耕地面积总数减少1971.7万亩，比上年减少的937.8万亩多133.9万亩，增加幅度为14%”［27］。
－－抛荒地增多。土地抛荒现象没有查到全国性的统计数字，但事情是客观存在的。1985年四川内江市城郊抛荒地达1000亩左右，这种情况在全省农村中并非个别现象［28］。1988年一项调查表明湖南邵阳市全市抛荒耕地达11325亩，其中稻田5667亩，占50%［29］。中共湖南汉寿县委书记左连生给《人民日报》写信说：“实际上人们的农业基础观念在淡化，‘谷贱伤农’、‘丰收成灾’的问题已经出现。只种口粮谷、不耕责任田的农户增多，田地荒芜已不是个别现象。”［30］
第四节农业困境的出路何在？
农业困境的严重后果已经显现。近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三番五次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正表明了农业困境的后果已经十分明朗。九十年代以后，几次出现粮食涨价风潮。国内粮食的紧张也带动了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波动。1995年，泰国《曼谷邮报》报道：“中国粮食减产，今年将在国际大米市场购买1490万吨大米，从而使价格不稳定的国际大米市场行情进一步看涨。”［31］1996年，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一份“谁来养活中国”的报告引起中国朝野震动，也表明了农业困境已经再也遮掩不住了。
一、“以工补农”是违反市场竞争规律的
“以工补农”的前提是，工和农是同一个所有者的不同部门，而且这个所有者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如果工和农属于不同所有者，那么就不存在补的问题，而只能是在相互竞争中，农业败于工业。如果属于同一所有者，而该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他的“市场理性”决定了他会将农业部门卖掉，而不是去“补”。因此这个说法在市场经济中是根本不成立的。事实上那些富裕起来的村子的“以工补农”，反映了农民们还未完全进入市场经济的角色。严格意义上的“以工补农”等于悄悄地把从前门赶走的计划经济从后门请回来。
二、一些人的所谓“深化农村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的改革”，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农业兼并道路
要改善分散经营的农业在资本主义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唯一的办法是搞农业的“规模经营”，将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走资本主义农业兼并的道路。一位领导干部说：“土地要向种田能手集中，由大户经营。这既符合中国的国情，又顺应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向。世界
任何现代化的国家，农业生产都是走个体承包，社会化服务的路子。……在生产关系上不要把现在的个体承包变成集体经济。多年来，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不论是搞人民公社、集体农场还是股份制农场，都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刚刚按小平同志的指示，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又让农民用土地来入股，这不是人民公社又回来了吗？”［32］
“世界任何现代化的国家”在这里显然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当英国、德国、法国走上资本主义农业兼并道路时，大量的农村人口可以迁往北美；当美国走上资本主义农业兼并道路时，大量的西部土地等待着开发，人口严重不足。今天的中国要走上这条路，可以类比的恐怕只能是唐末、元末、明末、清末流民剧增、社会爆炸的结局吧！只能是广大第三世界农村农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被赶入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而不得的结局吧！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国情！
三、指望靠科技奇迹来提高农业产量，无疑于望梅止渴
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中国农业面临危机的严重性，但是他们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扭转农村资本主义化上，而是设想着有朝一日依靠科技力量，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关于这一点，必须指出，在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系统瓦解，农业服务体系变为农业坑农体系的情况下，即使有单产提高的技术可能性，也不容易变为经济现实性。其次，我国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在国际上已不算低。据美国《纽约时报》文章说：“中国粮食每公顷单位产量现在已经赶上了美国水平：中国小麦平均产量是2.5吨，美国是2.2吨，中国水稻平均产量是4.8吨，美国是5吨。”［33］国际水稻研究所理事长克劳斯·兰普说：“根据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由于耕地面积已无法增加，而单产水平也停滞不前，因而未来30年内，亚洲的水稻生产将难以满足需求。”“要解决这个难题，只有靠‘非同寻常的科研努力’。”［34］
四、社会主义集体农业道路才是真正的阳关道
正所谓“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自来投”。明摆着资本主义农业道路走不通，却非要硬着头皮往前走；明摆着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阳关大道，却视而不见甚至大张挞伐，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
就在占全国总数99.96%以上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分户经营，走上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时，却有极少数生产队顶住了“包产到户”风，坚持了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前者小块耕作分户经营的局限性、破坏性愈来愈明显，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愈来愈处于不利、下降、破产的地位，农村的两极分化成为事实。而后者则愈来愈显示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农业产量稳步提高，农业生态改善，农业科技推广迅速，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安定，人与人互帮互助，显现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齐飞的魅力。
我们只需提一提河南新乡刘庄、河南临颖南街、北京房山窦店、唐山半壁店村就够了。他们的大名早已为一切对社会主义抱有信念的人所熟知，也早已成为那些竭尽全力诋毁社会主义的理论家的眼中钉、肉中刺。
注释：［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70页。［2］《1982年中国经济年鉴》Ｖ17页。［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柳随年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4］《农业经济问题》1986年第6期，《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情况综合报告》。［5］《参考消息》1986年1月19日1版《亚洲真正的农业奇迹在中国》。［6］《人民日报》1986年1月5日1版《科技进步促进新时期农村发展农业增产1、3源于科技》。［7］据《1982年经济年鉴》ＶＩＩＩ－47、59页进出口粮食资料计算。［8］《经济研究》1987年第9期，第49页。［9］《了望周刊》1986年第27期第17页。［10］《了望周刊》1986年第27期第18、19页。［11］《经济参考报》1995年2月17日4版。［12］《经济参考报》1995年2月17日4版。［13］《经济参考》1988年5月23日1版《生资公司门可罗雀－－洞庭湖区调查》。［14］以上五个引文均见《经济参考》1988年7月22日1版《归来吧，农家肥》。［15］《文摘报》1988年9月8日1版《森林资源毁坏严重》。［16］《经济文摘》1994年9月3日1版《渤海渔殇》。［17］《经济参考》1990年12月8日2版《国药当归（上）－－一个新闻记者的采访笔记》。［18］《经济学文摘》1987年1期《“剪刀差”有再扩大的趋势》。［19］《经济参考报》1993年4月5日1版《…苏北粮食状元杨定海濒临破产》。［20］《四川日报》1985年11月1日1版。［21］《四川日报》1993年3月23日1版。［22］《参考消息》1994年12月7日8版。［23］《经济参考》1988年1月27日1版《“母亲产业”的温与饱——关于农业投入的断想》。［24］《参考消息》1994年12月7日8版。［25］《文摘报》1988年5月1日2版《四川种田人素质下降》。［26］《经济日报特刊》第7期1993年2月17日1版《1992、1993－－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7］《经济参考报》1995年2月10日1版《全国去年耕地约减600万亩》。［28］《四川日报》1985年5月19日1版人民来信。［29］《经济参考》1988年5月25日4版人民来信。［30］《经济文摘》1992年12月5日3版《丰收后为什么说“田地没种头了”？》。［31］《参考消息》1995年2月3日4版。［32］《信息与决策》95年6月22日。［33］《参考消息》1985年12月2日1版《〈加强农民科学培训发展电力信贷运输〉－－〈纽约时报〉载文谈中国农业再创奇迹之途径》。［34］《四川日报》1993年4月17日4版《国际水稻专家称世界面临粮食问题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