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中国考古学

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的诞生，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达；二是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注：参见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收入《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再加上一大批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考古学这门新兴学科得以在中国建立并迅速发展壮大。傅斯年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代表人物。

傅斯年(1896-1950) ，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创办《新潮》杂志，宣扬“民主”、“科学”等西方新思想、新学理，名震一时。1920 年初启程赴英国、德国留学，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读历史、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考古学等科。1921 年底回国，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后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一职长达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为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国考古史上多次重大发掘，如安阳殷墟、城子崖等。抗日战争期间，该所继续在西南、西北等地从事考古活动，并在整理、研究考古发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为建立科学的考古学荜路蓝缕。傅斯年倡导的“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即是建立在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他广延人才、培植新秀，为考古学的薪火相传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代学者对考古学的关心与重视。本文主要探讨傅斯年在考古实践，即他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对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推进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特殊贡献，借以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尽曲折，经过众多学者长期不懈、共同奋斗的结果。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发皇地

“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恐怕应在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注：杨志玖语。转引自《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文史知识》，1999 年第5 期。）1949 年以前，该所是从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单位，举其荦荦者即有：1928-1937 年在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与山东、河南两省地方政府分别组成古迹研究会，发掘了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遗址，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基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台等遗址。抗战爆发后，时局动荡，中国东南半壁河山沦入日本之手。该所仍在大后方坚持考古发掘不辍，先后组成几支考察团，发掘了云南大理、苍洱地区的古代遗址，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下面仅以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心，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傅斯年1928 年 4 月受命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所拟定的工作计划包括范围相当广泛，共列有九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以上属历史范围；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以上为语言范围。后在正式成立时合并为三组：（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34 年增设人类学，（第四组），1946 年又设立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分别聘请陈寅恪、李济、赵元任为各组主任。从先前把考古学纳入历史范围，到将其与历史学、语言学并列，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现了傅斯年对考古学的重视，代表了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山西

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主持人李济领导考古组，并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考古组的口号。当时的傅斯年，刚过三十，年富力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浑身充满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语言、心理、哲学都有精深的认识，“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济：《安阳一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因此，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开始了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安阳殷墟发掘。

有学者认为，仰韶村、周口店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重建古史为目标的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参见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 年第 1 期。）事实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国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应是安阳殷墟，并以此为契机，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单位即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所长的傅斯年，在这次发掘中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

早在李济就任考古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宾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并做了第一次试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初战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选择安阳殷墟，是基于“安阳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之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又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年。）从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对考古学的理解很彻底全面。因此，李济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发掘。比起第一次来说，这次发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学的标准，除系统地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准确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物情况和层次之外，还要求每个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坚持写下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的日记，因而第二次发掘的成果更为显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盘统筹之下，考古组排除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既有经济上的资金不足，又有政治上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总是想方设法加以克服，保证了殷墟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考古发掘规模的不断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吸引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来加入的吴金鼎、夏鼐、冯汉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实践也培养了一群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包括董作宾、郭宝钧、刘耀（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安阳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国家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与十九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 古城的发掘和二十世纪初克里特岛诸萨斯(Crete Knossos) 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可惜，1937 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安阳发掘活动被迫中断。

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这一点的重要常为一般对甲骨文

字有兴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实富有逻辑的意义。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就是没有章太炎的质疑，（注：章太炎：《国故论衡·理惑论》“近有掊得龟甲骨，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贸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着头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语所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读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门人传出来的；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注：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种重要工作的回顾》，收入《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年。）殷墟多年发掘的结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强有力的联系，为世界所瞩目，引起各国考古学者，如伯希和(Paul · Pelliot) 、高本汉

(Kartgren · Bendhand) 、梅原未治等人的极大关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 年亲临安阳发掘现场参观。张光直也强调了安阳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址，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所经验出来的心得，对以后本世纪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注：张光直：《安阳·序》，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 年。）可以说，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发现，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纪元。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安阳殷墟的发掘活动匆忙结束，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有21 万册图书，大半属于文史方面，另外还有一大批考古发掘物和金石拓片，转移起来非常不易，而其几次播迁，先南京、历长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县的李庄。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装箱，派员押运到香港，交与商务印书馆，存在九龙仓库中。可惜，这部分珍贵的资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时，全部被炸毁了，这是一笔无法弥补的损失。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人员遂转入对安阳发掘物的研究。李济负责对安阳陶器的装饰和器形进行详细的研究，董作宾在胡厚宣的协助下继续潜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审核侯家庄的发掘记录。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静心从事研究工作，与傅斯年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战时的重庆，物价飞腾，经济十分拮据，生活尚成问题，更不用说进行调查发掘和出版学术专著了。傅斯年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参加各种学术调查和发掘活动。如大理南诏文化遗址的发现、四川彭山东汉崖墓的挖掘，都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同时，他还千方百计将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学术精品，其中包括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赵元任等编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董作宾的《殷历谱》等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宾所撰著的《殷历谱》。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辞按占卜日期排列起来进行综合研究

的排谱方法，从卜辞中整理出商王按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谓“五种祀典”制度。这种根据甲骨卜辞所反映的礼制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辞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释的重要现象，对于甲骨文的断代研究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傅斯年慧眼识英才，多次劝勉督促董作宾写印《殷历谱》，并亲自筹划印刷出版事宜。董作宾回忆道：“ 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见询，此书其若干字，印若干页，需若干纸，曷早为之计，物价且飞涨也。”（注：董作宾：《殷历谱·自序》，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 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关注下，董作宾历时十年，数易其稿，终于在1945 年完成了《殷历谱》，并手写石印出版。傅斯年为这部不朽的巨著撰写了序言。高度评价了董氏的学术成就，指出董作宾在历法研究中广泛应用新技术，并用现代天文学关于日月食的记录加以检验，澄清了商朝统治时期的顺序。最后他写道：“必评论此书之全，则有先决之条件：其人必通习甲骨如彦堂（董作宾字彦堂）；其人必默识历法如彦堂，必下几年工夫”。（注：傅斯年：《殷历谱·序》，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 年。）就《殷历谱》的学术价值而言，这种评价是丝毫不过份的。

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此，邓广铭有极中肯的评述：“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斯年，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注：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傅斯年不仅在考古实践上有突出贡献，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树。他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兰克(Ranke'L'von) 派史学观点盛行之际。兰克学派的主要理论是提倡“科学的史学”，深信史学可以而且必须客观化，其中不能掺入一丝一毫个人的主观见解。在兰克看来，史学最后可以发展到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高度的科学性，落到实践的层面，则是借重语言学的知识从事考证，以史料学为史学在史料范围的扩大和考订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期间，在主修哲学的同时，广泛涉猎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尤精于科学方法论。他受到两种科学空气的影响：一是近代物理学，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二是德国历来引以为荣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中山大学和顾颉刚一起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恰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个分工”。（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关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确的说明：“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这无异是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宣言书，兰克学派的影响已初见端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结尾处，更可以明显地地看出来：“一，把些传统成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注：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这确是兰克学派历史主义的基本见解。在《史料与

史学》发刊词中，他再次重“申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思想：”此中皆史学论文，而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者，亦自有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Mommson) 之著史立点。”。（注：原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1945 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学的史学，是乾嘉考据和兰克实证主义二者的总汇。诚如台湾学者赵天仪所作的评价：“（傅斯年）把史学当作跟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一样，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以确切的方法、材料和证据来从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说是把中国的学问，尤其是史学等部门，从国故的故纸堆中引到更广大的田野工作上，而获得更真实、更有意义的结果”。（注：见《傅斯年思想纲要》，收入《中国前途的探索者：中国思想家》第八辑，台湾巨人出版社，1978 年。）

傅斯年“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中的史料一词包涵的范围极广，在《史料与史学》的发刊词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古籍之外，还包括田野考古报告（如《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报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汇编》二种），以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考古人类学方面的原始资料。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创立到1948 年迁往台湾，共出版了大量历史、考古人类学、语言研究考著和论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项的成就最为突出。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载的考古学论文外，还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1-4 册）、《中国考古学报告（1-4 册）、《城子崖》等发掘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围就含有方法论的意义。无独有偶，李济曾发起编写一套《中国上古史》，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系统地说明了编撰这部书的一些基本想法，列举了编写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种材料：第一种是与“人类原始”有关的材料；第二种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人类的文化遗址”；第四是体质人类学；第五是“狭义”

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属于有文字记录时期的资料；第六是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对象；第七是“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记录”。（注：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 本，1962 年，收入《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人的共通之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这种建立在考古发掘资料之上的史料学思想，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学的方法论，曾著有《史学方法导论》。他主张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这里所说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 年，他应邀作《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在报告中，傅斯年批评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考古学离不开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注意人体测量，根据比较的方法来推测当时人类的身高及其变化。研究年代学有比较和绝对的两种方法，用来推定发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注：参见《考古学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傅斯年所讲的考古学新方法，并不是传统金石学家所推崇的文字训诂、名物考订、音韵等项，而是西方考古学中使用的地层学、年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新方法，这在总体上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语言考据学是兰克学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严肃谨严的方法与乾嘉

考据大师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兰克史学中应用历史语言学批判考订史料的实证主义同乾嘉考据学两派融汇起来，构成“科学的史学”的基础。应当说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仅是兰克学派的部分观点，其他如兰克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则鲜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学术交流融合最活跃的时期，西方各种研究方法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如胡适宣扬的实验主义，何炳松翻译鲁滨逊

(J · H · Robinson) 的《新史学》等。傅斯年受到严谨治学精神的训练，提倡先从专题入手，搜集、考订史料，经过排比之后，再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叙述出来。这种风格与考古学所要求的科学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学得以建立的关键所在。傅斯年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学问广博，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视野开阔的集中体现。他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时，清醒地意识到中西学术交融的发展趋势：“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争，各学皆然，旧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在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鉴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目广也”。（注：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处在世界学术潮流影响下的中国考古学，更不能抱残过守阙，固步自封，而要采纳新方法，引入新理论，方能开拓考古学的美好明天。

三、余论

傅斯年对考古学的发展是全力支持和严格要求相结合的。他非常爱才，但又要求很高，态度很苛。比如对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撰写，他便有一清楚的标准：“…过犹不及?的教训，在就物质推论时，尤当记着。把设定当作证明，把设想当作假定，把远若无关变作近若有关，把事实未允许决定的事付之聚讼，都不足以增进新知识，即不足以促成所关学科之进展，所以，作者…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写近代考古学的报告尤当如此”。（注：见《城子崖·序》，收入《傅斯年选集》。）事实证明，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田野发掘报告及研究论文著作，尽管由于条件所限，印刷粗糙，但都是高水平的杰作，至今仍是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

作为一名教育家，傅斯年为考古学的发展延纳人才，奖掖后进，使中国科学的考古学得以循序前进，不断发展壮大。以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为中心，吸引了一大批考古学的精英人才。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夏鼐……可以说，傅斯年领导的这一学术研究团体，是中国考古学的中坚。李济回忆道：“我个人认为，若不是傅先生提倡考古，我的考古工作也许就中断了”。（注：李济：《创办史语所与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收入《傅斯年》，学林出版社，1991 年。）1948 年底，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傅斯年所长兼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即在台大文学院创立考古人类学系，培养考古人才。教授阵容来自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三组（考古学）和第四组（人类学）。讲授的课程有：考古人类学导论（李济）、中国古文字学（董作宾）、民族学、中国民族志（芮逸夫）、中国考古学（高去寻）、体质人类学（杨希枚）、民俗学（陈绍馨）、田野考古方法实习（石璋如）、民族调查方法实习（凌纯声）……可谓极一时之选。李济、董作宾、芮逸夫、凌纯声等都是中国考古人类学的先驱者。在他们的精心教授下，台湾大学培养了一批考古人类学人才，有的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盛誉，如张光直、许倬云、宋文熏、李亦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傅斯年“在短短的两年中，为台大树立了优良的学风，并为台湾的学术研究立下了不拔的根基”。（注：李亦园：《永怀师恩—记受恩于傅斯年先生的一

件往事》，收入《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傅斯年这种对考古人才的吸纳与培养，与其倡导考古学的理念相辅相成；使得中国考古学薪火相传，不断走向成熟。最后，借用张光直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总结：“三四十年代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一个人才荟聚的宝库。所长傅斯年先生雄才大略，学问眼光好，又有政治力量和手腕。他以…拔尖主义?的原则，遍采全国各大学文史系毕业的年轻菁英学者，把他们收集所里，专门集中精力作研究工作。所以三四十年代被他拔尖入所的学者多半是绝顶聪明，读书有成，性情淳朴、了无机心的书生。……高去寻、劳干、丁声树、张政烺、陈槃、董同和、严耕望等先生都可为代表。这批人才的储集，可以说是傅斯年先生对中国史学上最大的贡献”。（注：张光直：《怀念高去寻先生》，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 年。）

沈颂金刊《山东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 期，页75-79 。象牙塔编校

论傅斯年

论傅斯年 王戎笙 【专题名称】历史学 【专题号】K1 【复印期号】1995年02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京)1994年04期第154-161页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因其主张“考史而不著史”，故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又由于其考据方法不同于乾嘉，有人称之为新考据学派；由于其主张“史学本是史科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故有人称之为科学派；还因为他们主张历史学就是搜求史事，又有人称之为史事搜求派。这个学派的领袖是傅斯年，学派的中心是傅斯年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简便起见，本文称之为史料学派。 一、傅斯年的学生时代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生。少年时代，在私塾攻读《四书》、《五经》。1905年春，入东昌府立小学堂。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夏毕业，升入中国文学系本科国文门。1918年1月，傅斯年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一文，提出了他对文学革命的主张。他说：“中国今日革君主而共和，则昔日文学中与君主政体有关系之点，若颂扬铺陈之类，理宜废除。中国今日除闭关而取开放，欧洲文化输入东土，则欧洲文化中优点为中土所无者，理宜采纳。”1918年秋，约集同学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在酝酿过程中，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等的支持。参加该社的还有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冯友兰、段锡朋、孙伏园、何思源、高尚德、张嵩年、顾颉刚、朱自清、周作人等等。他们“抱着一股热情，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为此仿效《新青年》筹备发行一种杂志，蔡元培还从北大每月四万元的经费中拨出两千元支持他们。杂志定名为《新潮》，以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作为它的英文译名。创刊号于1919年1月1日出版。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新潮》月刊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又一刊物，在青年中很有影响，其发行量常在1万份以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刊物。《新潮》初创时，李大钊、鲁迅等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五四运动前，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五四运动后，开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西方文化。1922年3月因经费困难停刊，共出版三卷。《新潮》社还出版过几种丛书，其中有《蔡孑民言行录》、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冰心的《春水》、胡适的《尝试集》等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傅斯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他是此次运动的北大学生代表之一。五月四日那天，他曾带领一群同学冲进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1919年夏，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同年秋，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旅欧留学生活。 1920年夏，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及生

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及启示··

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及启示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者，作为一名即将成为语文教师的师范生，陈寅恪教授执着于钻研学术和传道育人事业的一生带给了我无尽的感动和启示。 一、学海沉浮 陈寅恪出身于世家，祖父官拜巡抚，父亲也是诗文名家。他从小受诗文熏陶，熟读经书典籍。而后，他又积极前往海外，漂泊留学十六余载。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在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重要发大都源于此。 令人惊讶的是，陈寅恪学识渊博，国外留学十六年却是半个学位也未拿。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也只留下几本笔记。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至今仍是美谈。 1926年8月，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时年37岁的陈寅恪已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王国维自尽后，梁启超也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四大导师”纷纷离散，盛极一时的国学研究院也随之解散，此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吴宓在其文集中写道：“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先生伤心过度而致眼疾，治丧完毕，先生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坚决不受，辗转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

傅斯年《蔡元培》阅读人物传记答案解析

傅斯年《蔡元培》阅读人物传记答案解析傅斯年《蔡元培》阅读人物传记答案解析 蔡元培 傅斯年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 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 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 有25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 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同学，长成一副 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同学某某在 西斋（寄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为我也极讨厌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 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为同学们赏识，在其上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 蔡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某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某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 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

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 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 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 这一篇话，在我心中生了一个大摆动。我小时，有 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诚意”“不欺暗室”，虽然《大学》念得滚熟，却与和尚念经一样，毫无知觉；受了此番教训，方才大彻大悟，从此做事，决不匿名，决不推自 己责任。大家听蔡先生这一段话之后印象如何我不得知，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蔡先生第二次游德国时，大约是在民国十三年吧， 那时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告 奋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无事不办了一个稀糟。我自己自然觉得非常惭愧，但蔡先生从无一毫责备。有 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 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 要钱，我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 得了，所以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以此意陈告先生。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 保其往也。’意思是，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节选)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节选） 作者：傅斯年 编者按： 傅斯年曾将蔡元培比作孔子，自比子路，可见其师生情谊之深厚。这里他深情缅怀了蔡师之高风亮节，列举了十几点。我们节选一部分，可以作为蔡元培先生的小传来读。 一仁厚积德的家庭 蔡先生字鹤卿，别号孑民，浙江省绍兴县人。出生在前清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于民国二十九年（公元一九四○年）三月五日逝世，死时七十四岁。 他的先祖以种植山林出售薪木为业，到蔡先生高祖以下，始改为经商。祖父名嘉谟，字佳木，做过当铺经理，以公正著名。父亲名光普，字耀山，做过钱庄经理，对待朋友极为宽厚，不仅有贷必应，而且不忍心向人索债，因此死后几无积蓄。 蔡先生十一岁丧父，兄弟三人全靠母亲周氏抚养。母亲非常贤能，当蔡先生父亲去世的时候，世交朋友以蔡先生兄弟孤苦无依，拟替他们募捐以瞻养他们，并供蔡先生读书，但被周氏婉拒。她时常典押衣饰，克勤克俭，抚养诸儿成立，每以「自立」「不倚赖」勉励他们，常对他们说：「每有事与人谈话，先预想彼将作何语，我宜以何语应之，既毕，又进省彼作何语，我曾作何语，有误否？以是鲜愤事。」蔡先生日后能够宽宏大量，不苟取，不妄言，都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

二贯通中西的学问 蔡先生在童年跟他的叔父铭恩读书。铭恩是清末廪生；工制艺；并治诗及古文辞，藏书不少；所以蔡先生从小就翻阅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各书。十三岁时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王师尤服膺明儒刘宗周，故蔡先生对于宋明理学的造诣甚深，对小学、经学、骈体文都有研究。二十岁又跟绍兴徐树兰学习，并兼校对刻书的工作；徐师藏书极多，因此蔡先生能遍观他所藏的书，学问大有进步。 蔡先生对于中国旧学曾下过苦功，所以他能连试皆捷，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二十六岁补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岁补翰林院编修。他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宰相翁同龢誉为：「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由此可见蔡先生旧学根基是如何的深厚。 蔡先生不仅对中国旧学有相当的基楚，而对西方的学术也很有研究。他在四十岁未出国以前，曾阅读西书的翻译本；又阅读日文书；四十岁以后曾赴德、法等国留学，他对西方学术的兴趣甚为广泛，学问相当广博，举凡哲学、文学、人类学、文化史、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等都喜欢研究；尤其对于实验心理学、比较文明史、美学等颇具心得，而在美学方面的造诣尤深。他曾发表有关美育方面的文章多篇，如「美育代宗教说」、「美育实施的方法」、「我的欧战观」、「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与时代画报记者谈话」等；他更将美感教育列入教育宗旨。此外，他对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也有深切的认识。不过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 傅斯年

“五四”运动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热情的投身到争取国家主权、抵御外族入侵的斗争当中去，为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开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其中不仅有胡适、蔡元培、鲁迅等这些大人物，还有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绗、段锡朋等一大批学生代表。 一人物介绍 罗家伦（1897—1969年），他是五四领袖之一，不仅首创“五四运动”一词，而且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更是一位学贯中西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盲从西洋，我们也不能迷信中国。”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考取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很巧，胡适也于此时进入北大担任教授，而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入学的最初一个阶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为了学子们辩论的热门话题。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到了第二年的11月份，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大家决心集资办一份刊物。罗家伦提议取名《新潮》，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19年元旦那天，《新潮》杂志第一期出版了。罗家伦在《新潮》的1—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杂志销量大增。在当年，《新潮》在青年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新青年》。因为它更激进，更有诱惑力，特别符合青年学生躁动的情绪和在那转型期间并不成熟、定型的世界观。

怀念母亲作者季羡林简介

怀念母亲作者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 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 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他精通 12 国语言， 对印度语文文学 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北京大学教授、 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 士。接下来小编为你带来怀念母亲作者季羡林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季羡林 1911 年 8 月 6 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 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 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 嗣诚。入私塾读书。 7 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 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 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 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 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 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 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 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 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 、朱自清 的陶渊明 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 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 如法国魏尔兰、 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 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 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 年 9 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 研究生，为期 3 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 10 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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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西方学校教育观念的差异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683689192.html, 浅谈中西方学校教育观念的差异 作者：田红霞 来源：《商情》2013年第52期 【摘要】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地域差异以及文化差异造就了教育的不同形式。中西方学校教育制度的差异培养出具有不同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人。从发展创新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学生容易偏于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以及因害怕出错而习惯于固守规范。适应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我们应该如何扬弃？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要解决此问题，则需要我们深入探讨、挖掘中西方文化在教育观念上的具体表现，追究其存在差异的根源。 【关键词】中西方教育；教育观念；哲学根源 社会的竞争，知识和智能的较量已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中西方教育存在诸多的差异，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教育目的的差异。而教育目的的差异又是源于中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和教育理念的不同。从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观念和做法。 一、中西方学校教育观念的差异 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和文化传承方式的不同，因此中西方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上也着有很大的差异： （一）教育宗旨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所谓“文以载道”、“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也”是其最好的解释。中国古代的教育即是通过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官吏既而来为政治服务的。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西方教育则与中国大相径庭，它们的教育自成体系，与政治的关系比较松散，其培养人才的宗旨在于掌握、使用科技技能。 （二）教育体制的差异 传统的中国教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应试教育，强调“分数”，考试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所培养的学生缺乏想象力，缺乏主见和创造，这是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端。西方的教育体制则是倾向于能力教育。其特点是重视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习惯和方法，从而为进入一个重视创造性思想的社会做好准备。 （三）教育理念上的差异

黄炎培简介

黄炎培简介 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社会贤达，成为国民参政员。1941年黄炎培发起民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他创立民建并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抗战胜利，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参观了延安。在那里，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谈话。黄炎培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实，就在毛泽东与他进行这席所谓“周期率和民主”的谈话之前不久，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已口头传达，在打倒了国民党以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黄炎培在延安见到的王实味，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因言获罪被关起来，后来在1947年被杀害的。黄炎培 在“延安整风”中，三万多中共干部中居然抓了一万多名“特务”出来。黄炎培回到重庆，写了《延安归来》一文，为中共争取民意，特别是争取知识分子，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时赴延安访问的六位国民参政员中，只有傅斯年头脑清醒。傅斯年对其他参政员对毛泽东的恭维深感不屑，他表示：章伯钧早年曾参加共产党，章在延安的表现可看做是“由第三党归宗”。 1949年3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北平。当天晚上，刚进北平西郊的毛泽东设宴款待黄等二十多位知名民主人士。第二天，毛泽东

历史学即史料学再论

历史学即史料学再论 摘要：?历史学即史料学?是傅斯年的主要学术主张，最初见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文中详细表述了史语所研究工作的标准和宗旨，包括扩充研究材料与工具、反对国故、反对疏通等学术思想。而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不仅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上取得重大成果，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国际知名学者。虽然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尚有缺陷，学术界对其赞赏和批评皆多纷论，但其对于现代史学的贡献和影响无疑是重大且深远的。 关键词：傅斯年史料学学术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10月，傅斯年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为史语所所长，并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为就职宣言，也是其治所大纲，在此提出了?历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史语所是纯粹的学术机关，在?整理国故?运动后成为史学界主流，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成就辉煌，受到国际公认，开创了?集团研究?之先河，培养了一批知名学者。在史语所研究成就获得一定国际地位的同时，对于傅斯年?历史学即史料学?的史料派观点，各方学者众说纷纭，赞成与反对者都大有人在。总而言之，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及研究成就对现代史学影响重大且持续至今，而对时下学术风气也不乏借鉴意义。 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1928年10月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一文中提出?历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其原文是?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①值得注意的是原文所提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因此不可仅从?历史学即史料学?这一句话来断章取义的理解，而因全面把握傅斯年的整个史学思想体系。?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完整阐述主要是《史学方法导论》一书。?该书不仅是傅斯年系统阐述其史学观念的主要体现，也是其一生教学讲授的基本教材。据傅斯年所拟目录，这份讲义共分七讲，依次为：第一讲，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臵；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第二讲，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第三讲，统计方法与史学。第四讲，史料略 ①傅斯年 .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 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

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

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 作者：傅国涌 来源：新世纪网 来源日期：2004-11-10 本站发布时间：2004-11-14 阅读量：126次 “欧美报纸，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中国的言论界则很少有这种力量。这当然非谓言论界本身的不努力，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社会情形与欧美各国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总希望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言论界争取‘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争，全体起来争，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譬如抨击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的，恐怕未必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甚至大公报或贵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写了像傅先生那样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许多困难了。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的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我们实在希望中国言论界能多几个‘傅孟真’，能这样，风气自然可以慢慢的改变过来。”[1] 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许金铿”的上海读者写给《观察》周刊编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为题发表在3月8日的《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读者投书”栏。五十五年后我读了还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纪评论》周刊第七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开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2]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宋子文初上台时，他曾寄予希望，还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以为他和孔祥熙不一样。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傅斯年无法容忍孔宋这些“侵蚀国家的势力”，他不愿看到政府的垮台，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须说出真话。他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3] 一个学者如此直截了当地抨击政府首脑在中国是罕见的，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据那天的胡适日记，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

读后感(4)

《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浅析近段时间，我拜读了王泛森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令我受益匪浅，读过之后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令人耳目一新。《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是我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院王泛森先生的著作，作者写这本书主要通过傅斯年的成长经历历程与其思想形成的过程检讨了傅斯年的理论的价值，影响。这本书是他在美国普林顿大学学习时完成的博士论文,在1993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中译本于201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样的学术著作被不断的印刷，畅销，足以说明这本书的内容与解析足够使人信服。 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通过认真的阅读与思考，对这本书的理解越发深入。在我看来，这本书有三个很明显的特点:首先，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所收藏的傅斯年先生的档案以及详细资料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添加了大陆以及海外的各种资料，因而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资料尤为丰富。其次，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的对傅斯年的思想进行评判，而是根据傅斯年先生当时所处的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况和学术的范围所进行考察的，这样结合实际的评价，凸显了人物的真实历史文化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脱离特定的历史与政治环境，去评价傅斯年先生的思想，能够解释出傅斯年先生思想的本质所在。最后，这本书是以提出的问题为主干进行论证，同时又不是叙事性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方式能够引出文章的主题所在，是整部小说的思想目标。 通过这本书，我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社会背景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傅斯年的历史定位是什么？要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说是群英荟萃，众星璀璨。先不论其他方面的功成名就者，在文学，政治方面，就有着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马寅初、梁实秋、严复,等等,这些都是当时学术界各个方面的泰斗，可以说每一个人的成就都足以名垂青史。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人物,他们或在政治、经济、社会、道德、学术、艺术、文学、哲学、宗教、科学的某些领域作出过重大贡献。对于这些文学，政治，学术等方面集大成者，谁敢说哪一位又不是“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呢? 所谓个体生命，从严格的意义来说，是指单独的，个人的生物性质，而不是指社会的属性。包括傅斯年在内，以上所有的人物都不可能脱离他们那个时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只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大家才能够真正展现出不同于常人的风采。正如去评价一位真正存在的历史人物，要想做到客观，真实，必须要结合主要的功绩或者成就才能够做出最后的结论，这点无可厚非，因为不结合其为历史的进程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很难让人了解到其巨大的功绩，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将傅斯年与其生活的年代考察，结合他所做出的成就，就比如说作者认为: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及学界领袖的傅斯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色彩最丰富的人物之一。”这无疑令人印象深刻。的确，通过这样的评述，我们可以知道傅斯年在学术运动，社会活动，学术界都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对于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来讲，要想真正的了解评价他，单单一个时期是不够的，还要结合傅斯年的一生，这样才能够下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 而傅斯年在五四时期，是五四运动游行的总指挥，这只是他在那个阶段一个比较短暂的角色。除此之外，他还曾是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并成功地以向国民政府两位行政院长的攻击而著名政界,但他从未担任过政府的行政职务,甚

北京大学简介

学校简介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1] 北京大学校门 [2] 北大是中国近代最早以“大学”身份和名称建立的机构，也是近代最早的综合性大学，并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学制。北大是中国近代惟一以最高学府身份创立的大学，最初也是当时的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北大传承着中国数千年来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的学统，建立之初身兼传统太学制度与现代大学建置的双重身份，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之正统，又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可谓“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自建校以来，一直享有崇高的名声和地位。民国元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3] 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同时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第一的大学，理科、文科、社会科学、新型工科和医科都是它的强项。按照国家重点学科，北大的理科、文科、医科实力均为全国第一。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北大诞生了中国高校中最早的数学、物理、化学、地质、计算机、微电子、核物理、心理、农学、医学、中文、历史、哲学、考古、外语、政治、经济、商学、新闻等学科。[4] 排名与招生方面：北大是近年来国内外各类大学排行榜中获得第一最多的大陆高校。北大历年录取的各省市“高考状元”人数以及国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奥赛”金银牌得主人数均高居榜首，超过国内其他院校录取人数的总和[5]。 院系专业方面：学校共有5个学部、41个院系、360个研究所（中心）、1个国家实验室、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8个、2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4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院、所、中心）、20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10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8个附属医院。有101个本科专业、1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244个硕士专业、201个博士专业、81个全国重点学科、3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家重点一级学科18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3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42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263个。 教师学生方面：本科学生14465人、硕士生10031人、博士生5088人；1597名正高级教职人员（其中博士生导师1227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6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7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3名、长江学者95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08人。北大的中科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以及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数目，均居全国高等院校之首[6]。 学校基础设施：学校主校园占地面积3.39平方公里，合5085亩。北大图书馆为亚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现藏书1046万册，电子图书及期刊逾7亿册，藏书量和电子期刊数居全国高校第一。

中国知名大学校长简介

北京大学，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可以说，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没有蔡元培，正如中国不能没有西藏。因为蔡元培的存在，才出现了民国时代中国的学术井喷，出现了那些让我们至今久久回味的名师大家。 陈时，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以一人之力缔造私立大学，而使之卓然学术，开前无古人之先例，这便是陈时。陈时毁家兴学的时候，全中国只有国立的北大和省立的山西大学、北洋大学。陈时一手打造的，却是一个综合性的私立大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复旦大学，陈望道——他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集大成者，复旦新闻系“好学力行”的系训便出自他口，他的伟大，绝不是一句“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可以概括得。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陈序经——他自称“只是一个教书的”，然而如果没有他，就没有陈寅恪晚年那光耀万世的成就，也没有广东的学术文化。这份无量的功德，让它成为岭南，耀眼的明珠。 金陵大学、南京大学，陈裕光——“金陵大学师生以覆我之青天为誓，以照我之白日为誓，以祖国山河为誓，以祖宗丘坟为誓，誓以热血，誓以至诚，终我一生，永不使用日货。如有悔心，或生二志，人天共戮！此誓。”济南惨案后，这个校长带领学生发下这个誓言，至死不渝。 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北平沦陷，所有大学把日语列为必修，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惟有辅仁大学能够独树一帜，人称“学术抗日”。他对学生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四川大学，程天放——“程天放，这个人的资料可能找不到多少吧”，四川大学一位老师告诉笔者。他的评价在海峡两岸截然相反，确实他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推广者，但另一面，他也为川大招来了不少大师。历史的迷雾仍在眼前，也许未来一天我们才会发现，真的往事并不如烟。 台湾大学，傅斯年——1919年5月4日，他是游行总指挥，第一个冲进赵家楼。他是“史料学派”创建者，让今天的史学界呐喊：“回到傅斯年！”台大钟每节课都响21下，因为这位校长说：“一天只有21个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多么哲学而又科学的方法呀！”一位同学感慨道。 东南大学，郭秉文——国民党“教育部长”张其昀离开大陆后回忆说：“民国10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隐隐然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南高”，便是易名东南大学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是它的缔造者，在清华之前可与北大并肩者，可能只有这个时代的东南大学。 暨南大学，何炳松——上海沦陷期间，在被称为“孤岛”的租界中，居然屹立着一所中国的国立大学，那便是国立暨南大学。1940年汪精卫就任伪职，上海各大学放假一天以示庆祝，惟有暨南大学书声依旧。校长何炳松的理由掷地有声：“曹汉不两立，忠奸不并存！”

走近傅斯年(论文)

走近傅斯年 【摘要】傅斯年，一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传奇人物，或许在众多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大家对傅斯年的印象大抵是出色的国学大师、教育家以及爱国者，但当我们真正了解他以后你将会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傅斯年，而我将会从他的生平、贡献、文化观点以及透过他人对傅斯年的评价让大家真正走进傅斯年的世界。关键词：傅斯年，五四运动领袖，一团矛盾 一、生平经历 傅斯年，字孟真，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生于山东聊城，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傅斯年幼年丧父，由祖父及母亲抚育成人。 1909年傅斯年在其父之学生侯延塽的资助下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而在两年之后就顺从家长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翠结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顺利升入文本科国文系。1918年春夏傅斯年受胡适与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子水等20余人组织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与北京大学国粹派论战，影响颇广。傅斯年也因此成为著名学生领袖。而就在五四运动的发展时期，傅斯年急流勇退，于1920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1927年春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次年，其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在担任史语所所长期间，先后兼任北大教授、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及台湾大学校长等职。1948年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及立法委员。在他担任主持史语所22年间，所征聘及造就的研究人才，先后在所研究历史、语言、考古、人类诸学之学仁近百。而在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期间，曾在会上猛烈抨击孔、宋豪门，博得了“傅大炮”的美誉。 但可惜的是，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在台北病逝，享年仅54岁，从此，学术界与教育界又丧失一位大师。 二、文化观及史观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傅斯年的文化观，其实他的文化观并不是很明确，因此，在已有的研究上甚少有人提及傅斯年的文化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言行中窥得一点蛛丝马迹，用王汎森先生的话来讲，傅斯年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就是“一团矛盾”1。至于缘由何在，我们看以下几个时期傅斯年的变化自然不言而喻。 第一阶段：五四运动前，他热爱中国传统学术。傅斯年从小就接受古典教育，进入北大学习后他更选择了文科，还被黄侃和刘师培看作最有前途的学生，将会 1王汎森著，王晓冰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5.52

中国狗和中国人 ,傅斯年

中国狗和中国人 作者 /傅斯年来源 /《新青年》第六卷 “中国'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他们几十年前的写作就像是为今天而写。傅斯年的话很难听，很有可能引起你反感。请系好安全带。”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道，"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他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他去探一件事，他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他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要沉沦。留学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真美国人，远不如这两种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 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一个社会以内，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来，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和狗有同样的趋向，并不是可羞的事；所不得了者，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 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

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顾了。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争证明。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以为虽过度了，于他自己无害；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失败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人多，所以不择手段。一人得，或一团体得，而国家失的事，屡屡的见。现在"鱼行"当道固不必说了，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若国会的解散，六年临时参议院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我很觉得中国人没有民族的责任心——这就是不怕亡国灭种。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没有私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也多半是等于官署；没有有力的工厂；没有不磨的言论机关。一时要做事业，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善价，还是沽出去罢！" 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的。西洋狗是猎物种，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常教狗做事，不专教他跑街，所以责任心不曾忘了。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 不负责任的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

何兹全简介-作文

何兹全简介 生平简介何兹全，年月日生，山东菏泽人。 年在北平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去日本留学，翌年因病回国。 -年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款资助，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并在该系讲授中国通史课。 -年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编审。 年秋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年赴美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并受霍普金大学资助，协助法兰西斯教授将范文澜着《中国通史简编》翻译为英文。 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兼任魏晋南北朝研究室主任。 何兹全先生主要致力于研究汉唐经济史、兵制史、寺院经济和魏晋南北朝史几个方面。 是国内最早倡导魏晋封建说的学者之一。 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发表《魏晋时期庄园制的刍形》、《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中古时期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等论文，论述了魏晋南北朝封建依附关系的出现和盛行。 以后，他又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等论文中比较系统地阐发了魏晋封建说的主张。 此外，他的《中国中古时期佛教寺院》（年）一文，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年代，他又发表《佛教经律中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和《佛教经律中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两文，把寺院经济的研究引向深入。 他在兵制史研究方面，亦有创见，对世兵制、魏晋中军、孙吴兵制、十六国兵制和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诸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古代社会》一书，是他多年研究古代社会及古代向中世纪演变的重要成果。 全书分四部分，对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和亚细亚型东方社会说提出不同意见，并就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同与异发表独到见解。 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三国史》等。 作为访问学者，何兹全先生于-年去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学。 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党员。 秦汉史学会、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唐史学会和北京史学会的理事、副会长和顾问。 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兼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东西方文化研究》主编。 他发表的论文，一部分已收入《读史集》和《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何兹全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年月日时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岁。

傅斯年人物简介

傅斯年人物介绍 班级：2012级文管2班 小组成员：刘珊、李珂、温卓越

傅斯年 一、生平简介 傅斯年(1896～1950)，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初字梦簪，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清绪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三(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 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 二、错误！未指定书签。人物年表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三、错误！未指定书签。往事略集 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死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