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性关系看王安忆80年代以后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从两性关系看王安忆80年代以后

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于晓燕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王安忆80年代中后期以来，

在性爱题材小说中对两性关系进行的大胆言说和重设，继而对传统爱情和婚姻模式进行解构，体现出她鲜明的女性意识，及其对两性和谐理论的追求与坚守。

关键词：王安忆、两性关系、两性和谐、女性意识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958（2008）04-0059-03

收稿日期：2007—11—15

2008年第4期（总第104期）

No.4，2008

General.No.104

Journal of Qiqihar Junior Teachers ’College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作者简介：于晓燕（1983———），女,山东滨州人，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80年代，西方的进步思潮和女性主义理论涌入中国，王安忆的创作风格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她最先把“性爱”引入女性文学，以自觉的性别意识建立起自己作为女性审视女性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独特视角，在“三恋”、《岗上的世纪》、《妙妙》

、《我爱比尔》、《逐鹿中街》等小说中从爱欲和情爱人类最原始的两个层面分析男女两性之间的交流关系（包括性爱的物质关系及情爱的精神关联），对传统两性模式进行一次次由浅入深的解构，并试图以女性话语寻找构建稳定平衡的两性模式。

一、新的两性关系的探索（一）传统性爱中的“男女错位”

王安忆80年代中期创作的以“三恋”、《岗上的世纪》为代表的性爱小说，女性形象被有意识的强化，在性行为中充满攻击性和主动性，突显了强烈的生命意识、自我表现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求，而男性反而变得萎钝、颓废，只是作为女性在自身身份建构时不可或缺的镜像结构而出现。

从形象塑造而言，男权社会中强大阳刚的男性和缺席缄默的女性在王安忆的小说中被推向了彼此的对立面，男性变得萎缩、

荏弱，女性则换上一副泼辣、刚劲的姿态，形成“男弱女强”的性别位置倒错。如《小城之恋》中“她”长得腿粗臂阔，腰壮膀大；“他”则瘦小单薄，与实际年龄不相称。《岗上的世纪》中“他”黄牙瘦脸，瘦骨嶙峋；“她”则丰满润泽等等。性格上，《荒山之恋》中“他”荏弱卑微，“她”则早熟有主见……而

这些则使男性在原本占主动性的性行为中造成物质条件的缺失，为具有攻击性和主动性的女性欲望主体作了铺垫。

封建传统伦理婚姻、生育、性三位一体观念的束缚，抹杀了对女性而言“性”本身潜藏的生命本体力量和自然本能，女性在

“性”中心理、情感体验抒发的缄默则使女性失去了言说本真自我的权利。王安忆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最先大胆地将性爱题材引入小说创作，她曾说“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

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1]

她在小说中尤其

注意通过女性的性心理和性意识、

性感觉等的描写来透视其生命状态，她要描写表现的既是社会的，同时更是自然的人性，尤其是女性的人性。她将笔触深入到人物最隐秘的角落，揭示性爱在人类经验里所具有的神秘深度，赋予作品性爱力之于女性人生的认识价值，而作品中的男性则丧失了两性关系中的掌控权，仅仅作为女性确认自身身份的被动结构体，女性以性行为中的主动性和攻击性展示其奔腾的生命意识。《小城之恋》中，她在欲火中敢于向他挑衅，甚至当众斗架，而他则显得相当被动。《荒山之恋》中从开始“金巷谷女孩”对“大提琴手”的引诱到东窗事发到最后的“殉情”，每一步大提琴手都在她的掌控和调度之中。《岗上的世纪》李小琴为争得招工名额用肉体去引诱杨绪国，使他掉入精心布置的性陷阱。所有的性别游戏中，女性毫无例外地成为调度者，男性则处在被诱导被支配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从结局看，《小城之恋》于她而言性在母性中得到升华，而他则变地堕落成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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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家庭来逃避。《岗上的世纪》最终李小琴在抛却利益关系的性中感受到了物质化的快乐，而杨绪国最终却以自动抽身宣告自己“岗上的世纪”的结束，《锦绣谷之恋》中女编辑在精神上的“性恋”中重新找回自我，而他则最终缺席。由此可见，在这些作品中，女性无疑例外地被塑造成生命的主宰者，而她们选择在她们生命过程中存在的男性往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爱情的理想。

这些性爱小说中，文本内部通过新的两性形象的塑造和叙述模式的展开，准确清晰地对女性长期被遮蔽的情欲、本能欲望及个人化的性爱体验进行有力的抒写，实现对女性自然性欲、自我价值、人生理想的述说，并且以男性形象的道具化及女性的中心化提升，形成一种新的两性格局，对男性由崇拜到解构实现了对男权制度的冲击。

（二）精神之恋中男性的缺席

“三恋”与《岗上的世纪》中王安忆展示了尽物质的性，且原欲状态中的男性形象已明显地弱化与变形，在之后的《弟兄们》、《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中，作家干脆让男性主人公某种程度上缺席，从纯粹的精神之恋中对两性关系进行探讨和假设，最终否定了传统的单纯的“同性之恋”或“异性之恋”，选择叫做“怀念”的温和善意的情感作为归宿。

同性之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提出“柏拉图式爱情”的观念，被我们中国人称为“精神恋爱”，美国学者伊拉·瑞斯认为，这实际上指的是同性之间的一种爱，也就是“同性恋”。对于女子而言，这种精神之恋“是指女子之间互相体恤为了保护女性自我而互相鼓励帮助，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不是姐妹却胜似姐妹的，特别是在心理上能‘知己’的一种亲密关系。”[2]作家尝试虚构出男性主人公缺席的纯粹的女子同性之间恋爱的《弟兄们》试图建立新的有女性话语意味的“爱情”模式。

《弟兄们》中以“弟兄”相称的三个人物却是三个女性，她们称呼彼此为老大、老二、老三，并且沿袭男性的一些生活习惯，却样样事情都做得比男生出色：宿舍比男生宿舍还更脏更乱；早上比起得最懒散的男生还迟；假日里可从前一个夜晚直睡到后一个夜晚……这些看似对男权世界的模仿，对她们而言则是在男权话语中心世界立脚和引起震动的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在这个可以剥离女性本身妻性母性身份的隔离校园中建立起联盟，在这种男性缺席的状态下，对男性话语世界进行讽刺和鄙视。但结果是老三最早退出而追求夫妻和睦快乐，

“弟兄们”三人之间精神之恋（情谊）则以老大在老二和孩子之间选择孩子宣告彻底结束。《弟兄们》的失败是女性模仿男性的失败，也是女性以自身为武器向男性进攻的失败。

异性之恋。在关注同性女性之间精神之恋的同时，王安忆并未忽略“精神之恋”的另一个层面：异性之间的“精神恋爱”。这种精神之恋是两性之间只有神交而无肉体结合的能让人得以升华的“纯爱情”。在男性与女性永远无法运用语言达到真正的沟通的情况下，王安忆选择另一种方式—语言缺席的精神交流来构建二者之间的平等关系。《神圣祭坛》中作为女性代表的战卡佳因其高度的心智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与项五一（男权世界的代表）成为精神上的盟友，两性在新的层面上对话。作者试图让她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到男权世界中去，事实上，她只是作了项五一的倾听者，但仍未摆脱他者的地位和身份，较为进步的是经过二者的彻底交流，她接近了这个“神秘”“圣洁”的主宰集团的中心，然而，此时他们却都崩溃了，宣告了两性之间“纯爱情”模式中实现平等与沟通理想的破产。

之后，王安忆又开始探求一条新的沟通两性情感、融合两性关系的道路，便是两性之间似爱情却不是爱情，作者将之升华为一种叫做“怀念”的感情的假设。《乌托邦诗篇》中展示了“我”和“我”怀念的那个人（陈映真）之间的关系一种似精神恋情又不完全像尘世的精神恋情的传说，通篇都弥漫着这种被作者称作“怀念”的感情。作者有意让作为这种感情施与对象的男性自然而温和的缺席，只是作为感情的承载者在虚化和假想中成为“我”的情感寄托，正因如此，“我”的爱情理想就不容易受到伤害，而可以一直处于一种兴奋和满足的状态，所谓的“怀念”之情似乎成为两性之间情感的最佳选择方式。

通过两性之间和异性之间的精神之恋的假设、颠覆和确认，王安忆最终以一种温和善意的心态将两性间美好的“精神之恋”寄托在男性形象缺席的称为“怀念”的情感中，两性间因彼此强迫性的沟通产生的撞击带来的伤害由此冷却和平静，再次的突围中思索沉淀出的是温情的妥协。

（三）爱情、婚姻解构中男性的符号化

纯粹的物质性的性受到阻碍和纯粹的精神之恋遭到否定后，王安忆又进行更深层的探索，将与女性生命不可分割的爱情和婚姻放在现实的物质环境中，更多地从社会学和哲学的高度进行解构，整个过程中男性除作为“性别”的言说者，还转化为女性寄托某种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的载体，成为这种理想和追求的象征符号，辅助呈现女性主体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苦苦夙求。王安忆曾说：

“我写的男人，他一定作为一种象征出现的，比如代表权力、政治、社会，代表某个时代的典型。”[3]这种为突显女性主体符号化、象征化男性的两性关系构建方式，则是对传统两性关系更为彻底的剖析。

纠缠在“情爱——

—义”中的女性命运。情爱始终是伴随女性生命存在而存在的，王安忆在仅从纯净、明了的精神层面出发，用精神对话的方式寻找两性关系平等和平衡的平台的尝试失败后，退回到现实物质环境中来，将现实物质环境中实际存在的以情爱关联的两性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深入触及了两性命运中女性的经验和处境，作品中的男性被作者化为女性追求与理想的象征符号而存在，在这种搀杂社会因素干扰的情爱中探究女性命运如《妙妙》、《我爱比尔》和《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

《妙妙》中的妙妙是头铺镇上最为叛逆的女性，她的理想是做一名现代的青年，在她眼中从外地来的青年男演员和在外面读书的孙团便是“现代”的象征，于是，在男演员的诱惑下半推半就地失了身，与孙团同居使自己名声扫地，妙妙陷在对“现代”的盲目追求中。《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同妙妙有着相似的命运，她的理想是与以比尔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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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为此她不断地异化自己抹去东方的痕迹，在和比尔一起的生活中，她似乎将理想握在手中，比尔消失后，阿三的理想便被抽空了，她由此陷入了一种对理想的辛苦寻找，最终迷失了自己。阿三的命运展现了女性命运在中西文化差异冲突中的困境。妙妙、阿三爱的不是男性主人公本身，而是他们身上所象征的理想与追求。

后两部《香港的情与爱》与《长恨歌》女主人公的追求因为现实物质利益的参与而更具可触摸性，男性象征的力量在女主人公的命运中有一定的操控性，二者之间更多的是利益的互换。《香港的情与爱》中逢佳跟老魏的同居主要是以自己的青春和肉体为交换，借老魏的力量实现自己出国的梦想，老魏只是一个财富和能力的象征体。《长恨歌》中李主任是权利的象征，王琦瑶以自己的青春和身体从李主任那换取了优越的物质生活和金条，真正作为纯爱情象征的程先生和阿二却只因为感情的无所凭依而只能永久地与王琦瑶分处两条平行线上永远无法相交。到此，作者对情爱中现实物质因素影响和导控作用的默认已表现出来，不过秉持一贯温和的创作态度，作者没有残忍地将这种“情”毫不留情地推进现实中侵蚀，而是将它们升华为一种“义”：《香港的情与爱》中老魏除了交换之外感受到更多的不是“爱”而是“义”，对《长恨歌》中的王琦瑶而言，这一辈子，要说做夫妻就是和李主任，虽不是明媒正娶，也没有天长地久，但到底是有恩有义。

这几部作品中，传统表面的两性关系已不足以传达作者的声音，作者精心将某些抽象的东西附着在男性的身上，使男性形象象征化，在两性关系中形成一种“女性-男性-理想”的模式。男性成为女性实现人生追求和命运价值的一个桥梁，女性真想得到的是男性身上所承载的象征物。

被解构的传统婚姻关系中的男女对抗。传统的婚姻关系是男性占主导和统治地位，而女性则自然地成为其附属。而王安忆在她的创作中将这种传统的婚姻链条进行有意识的拆解，这个尝试在“三恋”和《岗上的世纪》中已初露端倪。《小城之恋》中的她在没有婚姻关系的情况下经历了性和生育的过程，以“未婚母亲“的身份向传统婚姻提出挑战。《岗上的世纪》中李小琴和杨绪国之间的婚外恋情更是对传统婚姻的讽刺。而在《逐鹿中街》中，陈传青和古子铭之间关系扭曲，作者将婚姻解构成一种游戏。中学教师陈传青三十八岁获得美满的婚姻，她从对丈夫的依存出发，施行对丈夫的隐性压倒，改写出一个合乎理想的丈夫。但改写过的丈夫却与她展开了隐性的交战，陈传青看似步步上升，实际上却步步降落，最终以古子铭的移情别恋而降至零点。由此展开第二回合的“战争”——

—意志的较量，她置人格与尊严不顾，与丈夫逐鹿街中，把她认为试图逃离婚姻场景的丈夫拉回来成了她的唯一追求，而古子铭对角逐洞若观火，不动声色地把陈传青玩弄于股掌之间，把一场跟与被跟转化成一场看与被看的游戏。至此，婚姻完全被解构成一种游戏，而陈传青在这场游戏中落入传统

的价值范式和男女性战的罗网。

婚姻是传统的两性关系的归宿，王安忆首先对传统婚姻进行链接上的拆解和颠覆，直到《逐鹿中街》中婚姻关系发展成追逐和被追逐的游戏，婚姻已经失去了它在传统伦理观念中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作者对两性关系另一种存在形式的探索几乎又是以失败告终，期待另一个方向的指出。

二、对两性和谐理论的追求与坚守

纵观王安忆对两性关系的探索过程，确实是曲折而漫长的，无论是她的性爱题材小说，还是以后的对传统婚姻和爱情进行解构的小说，都足以体现出她敏锐的感觉以及大胆的冒险的精神，然而王安忆的创作态度中更多的是一种回避残忍的温和。虽然一直在对传统的两性关系进行解构，但她深刻的认识到，所谓的对男权话语进行颠覆，并不是完全颠覆社会秩序中的男权中心地位，将其推向边缘并由女性取而代之，她追求的是两性在可能范围内的和谐相处，她在试图摆脱女性主义文学二元对立的性别偏执的同时，更注重取法自然、顺应现实，虽然最后她为新的两性关系的定位仍为男女平等，但是与男权社会中“男女平等”不同的是作者采取的是双性视角，首先摒弃了态度上的偏见，再者对女性的身份地位以这种双性视角进行确认，对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探求进行书写，同时，也没有否定男性的地位与存在，而是希望能够双性同构、同心，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因此，这一看似朝向传统的回归实际蕴含的是作者经过几度挣扎后在两性关系重建中取得的进步，王安忆的女性意识便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中螺旋上升，当然，真正的两性和谐还未实现，作者对两性关系的探求还未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一切还在路上。

注释：

①王安忆，陈思和.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J].上海文学，1989.

②窦芳霞.怀念：王安忆关于两性精神恋爱的一种理想——

—从《神圣祭坛》、《弟兄们》到《乌托邦诗篇》[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

③李志卿.王安忆与读者的对话[J].文学自由谈，1993（1）.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刘传霞.镜城突围：王安忆创作中女性意识追寻[J].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3]王安忆.三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4]王安忆.弟兄们（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M].北京：中国文艺出版社，2001.

□编辑/赵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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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小说的思想特征

80年代小说的思想特征 20110211 25 何柳青整个80年代，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10年。小说以其广阔的艺术视野、恢弘的艺术创新和绚丽的艺术风格展现出千姿百态的世相人心，满足着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小说画廊。 （一）伤痕文学 80年代小说的发展承接着70年代末期的伤痕小说。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小说揭示的是文化大革命给孩子留下的内伤，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发表，该小说写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所造成的悲剧，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反动的“血统论”给人们心灵造成的重大伤痕，于是逐渐形成了伤痕文学的创作热潮。 主要作品有：郑义的《枫》、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莫应丰的《将军吟》、王蒙的《最宝贵的》、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肖平的《墓场与鲜花》、韩少功的《月兰》等。 伤痕文学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文革十年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伤痕：一是精神意识的荒芜与畸形；二是心灵情感的压抑与残缺；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美丽关系的严重破坏。这阶段的文学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和人生伤痕的表层描写上，带有文革泄愤的倾向，缺少深刻的悲剧性思索。但在文学上具有开拓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风格上张扬和确立了丰富的悲剧意识，是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第一批悲剧文学，具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化。 伤痕文学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的反常的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具有重要意义。一、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二、人们发现了久违的悲剧精神。三、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四、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但伤痕小

王安忆与女性文学专题研究2012

王安忆小说与女性文学专题研究 引言 在新时期的女性作家中，王安忆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位，这不仅表现在她对二十多年来风起云涌的女性文学及其批评独到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中，更表现在她近三十年来的创作生涯里坚持不懈的艺术探索中。王安忆还是令评论家最束手无策的一位，她的作品题材涉及非常广泛，风格变化很大，具有跳跃性，很难概括她的创作状态与风格特征，当代学者洪子诚称其为一位“能够驾驭多种题材”、“始终充满活力”的具有丰富潜力的作家。王安忆在同辈女作家眼里，被认为“综合实力”首屈一指，是当代中国女作家的“大姐大”；而批评家则早已承认：“王安忆在诸多的女作家中无疑出类拔萃。”“她的写作方式和精神追求使她成为知青作家里最具有反思能力的一位”；可是这样的评价在当代女性批评家徐岱看来还略显保守，其实“在百年中国女性叙事文学里，如今的王安忆已能跻身于最佳阵容，同张爱玲、萧红、苏青、杨绛、丁玲等相媲美。” 总体来看，王安忆的女性写作主题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把女性置放在自身欲望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冲突中探讨女性命运；二是把上海故事中的女性安排到日常生活中关注其生存状态，探寻人类生命的本质。 一、理性的女性立场 1、略显谨慎与保守的女性立场。对于新时期风起云涌的女性文学

思潮及批评观念，王安忆采取的是谨慎与保守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她对女性生存处境及精神状态的漠视，或者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认同，而恰恰相反,这种审慎体现了她对中国女性问题的深切关心和深入思考。王安忆不止一次地表述过她的观点，“让愿意回家的妇女回家去”。我想王安忆的呼吁是一种对历史现状更为积极的思考，与其使一部分职业妇女名不副实，还不如让她们完全回到家庭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王安忆试图展示的是，与其让广大妇女长久跋涉于传统与现实的泥泞之中，还不如让她们回到一种更自然和单纯的传统生存状态中去。 2、女性与文学的初衷是天然一致的。关于女性与文学的关系，王安忆也有独到的认识：“我喜欢写女性，我觉得女性更加像一种动物”，“我觉得女性特别是一种感情的动物。当我想到女性是一种感情的动物时，我就觉得她特别可爱，她为了情感，是什么都可以不顾的”，在王安忆看来，女性在生存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生理与情感因素，也因此更具有文学审美价值。 3、对新时期初期的女性文学进行反思。 二、女性身体欲望的书写 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关于男女之爱的叙事，只有极少数作家能够正视女性的身体欲望，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爱玲的《色戒》，苏青的《结婚十年》（惊世骇俗：“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我们常常看到高于自我、高于生命的纯粹精神的浪漫爱情。这种现代浪漫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它以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高二年级组郑思萌 教学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 格： 2、激发学生课下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拓展文学知识，修炼 文学素养； 3、理解和探究中国古代女性的价值观和爱情观，培养学生正确的 价值观和独立精神。 教学重点、难点： 1、了解不能类型的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制造人物命运的 原因； 2、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探究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教学方法： 小组讨论法，鉴赏法 教学用具： 多媒体，课件 课时安排： 4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请同学回忆下曾经在课本中学过的中国古代女性形象，并简要分析下

这些形象的人物性格 二、初步感知 接下来用四个课时分四个方面归纳中国古代的女性形象 1、中国古代才女； 2、被誉为“红颜祸水”的女性； 3、聊斋中的女鬼； 4、中国古代妓女。 三、中国古代才女 卓文君 卓文君，汉代才女，西汉临邛（属今四川邛崃）人，与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的一段爱情佳话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也有不少佳作流传后世。 卓文君她貌美有才气，善鼓琴，家中富贵。她是汉临邛大富商卓王孙女，好音律，新寡家居。司马相如过饮于卓氏，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同驰归成都。因家贫，复回临邛，尽卖其车骑，置卓文君酒舍卖酒。相如身穿犊鼻裈，与奴婢杂作﹑涤器于市中，而使文君当垆。卓王孙深以为耻，不得已而分财产与之，使回成都。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又据《西京杂记》载，文君作司马相如诔文传于世;又载相如将聘茂陵人之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后世常将卓文君事用为典故。传说后来两人生有一女，唤名琴心。因正月初一生，故皇后赐名元春。 卓文君，一个美丽聪明，精诗文，善弹琴的女子。可叹的是十七岁年纪轻轻，便在娘家守寡。某日席间，只因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多情而又大胆的表白，让久慕司马相如之才的卓文君，一听倾心，一见钟情。可是他们之间的爱恋受到了父亲的强烈阻挠。卓文君凭着自己对爱情的憧憬，对追求幸福的坚定，以及非凡的勇气，毅然在漆黑之夜，逃出卓府，与深爱的人私奔。当垆卖酒为生。生活艰难，但两人感情日深。这也是一直流传至今的爱情故事里最浪漫的夜奔之佳话。 班昭 班昭（约45年?－约117年?）一名姬，字惠班。汉族，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史学家班彪女、班固与班超之妹，博学高才，嫁同郡曹寿，早寡。兄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竟而卒，班昭继承遗志，独立完成了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与第六志〈天文志〉，《汉书》遂成。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gū）。善赋颂，作《东征赋》、《女诫》。班昭为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 班昭家学渊源，尤擅文采。她的父亲班彪是当代的大文豪，班昭本人常被召入皇宫，教授皇后及诸贵人诵读经史，宫中尊之为师。清代女作家赵傅“东观续史，赋颂并娴”。班昭十四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所以人们又把班昭叫做“曹大家”。以个性而论，曹世叔活泼外向，班昭则温柔细腻，夫妻两人颇能相互迁就，生活得十分美满。

论王安忆小说的女性意识

学年论文 浅析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生姓名朱珊珊 班级 B中文111 学号 1111101104 指导教师柳应明 完成日期二○一四年七月

浅析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摘要：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因其本身的女性性别身份以及她潜在的女性中心意识，表现出了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女性写作立场和女性话语方式，突显出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女性意识。这种女性意识既不同于传统男性作家的性别观念，也不同于现代女权主义作家的性别叙事。可以说，王安忆的女性叙事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建构出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女性角色，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独特的女性主义色彩。 关键词：王安忆小说;女性形象；女性意识

On the feminine consciousness in the novels of Wang Anyi Abstract: In the novel of Wang Anyi, because the female gender identity of its own and her potential female consciousness, showing different from male writers and female writing and female discourse, highlighting the female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 value, reflect a kind of distinctive female consciousness. Gender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male writers, gender narrative i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feminist writers. Can say, the female narrative of Wang Anyi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construct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emale character, showed some degree of unique feminist color. Key words: Wang Anyi’s fiction; The image of women ;female consciousness

1、现当代文学专题王安忆专题辅导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2）》王安忆专题辅导 中央电大文法部< 2002年11月06日） 王安忆专题辅导 中央电大文法部李平 第十四讲“王安忆与女性写作”是我们这学期地第二个大重点,同时,我认为,也可以算作是第二个大难点.当然,也许有人由于自己对王安忆地作品比较熟悉,平时读得多一些,会认为这一讲比上一讲“汪曾祺与当代小说文体”容易,甚至比这学期地前面讲地几讲,如“赵树理”和“朦胧诗”都要容易.这也很正常.我们这门课地特点就是这样,对谁地作品越是熟悉,学习起来就越容易.但是,我说这一讲也算是一个难点,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这一讲地内容范围比较大,仅仅关于女性写作<或称“女性文学”）,就可以单独开设一门课,可以就此写一本文学史专著；再者,王安忆地创作非常丰富,不仅作品多,变化大,而且其作品大多都是中长篇,现在还在源源不断地写作,因此,要真正做到了解和熟悉,并不是一件容易地事.我想,我在此罗索这么多,无外乎是想强调,对于许多同学都喜爱地王安忆,我们在学习时不能由于自己比较熟悉而掉以轻心,必须给予足够重视. 这一讲希望大家阅读地作品,主要有“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地世纪》、《叔叔地故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在这些作品中,又可以《长恨歌》为重点. 在钱理群主编地《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中,选有《纪实与虚构》地片断； 在陈思和、李平主编地《20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当代文学100篇》<上海学林出版社）中,选有《叔叔地故事》； 在陈思和、李平主编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修订本,上海学林出版社）中,选有《长恨歌》地片断. 一、学习常识提示 <一）关于王安忆地生平 1954年3月生于南京,祖籍福建同安.是当代著名作家茹志鹃地次女.1955年刚满一岁便随父母进入上海,从此,具有着说不清、道不白地“双重身份”：既是地地道道地“上海人”,也永远只是上海地“外来妹”.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学,1967年入向明中学读初中,并开始发表作品.1969年<15岁）初中没毕业就到安徽省北部<淮北）五河县农村插队.1972年<18岁）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 “文革”结束后,1978年调入上海中国儿童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任编辑,1980年

张贤亮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张贤亮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1.母性光辉 （1）“绿化树”—马樱花 在章永璘到农场后的第一天正式劳作时，马樱花与他第一次见面，当时谢队长让章永麟跟着她们这群妇女刨粪，这当中包括了马樱花，她一句关切的话语“别累着”使章永璘无比感动，在章永璘的内心深处，是渴望被人关怀，被人爱护的。同时她作为一个没有丈夫又有着孩子的女人，对初次见面的章永璘，她没有一丝顾虑，将钥匙给了他，让他去她家拿镐头。可见她对章永璘是一见钟情。对生活，她从不马虎，在当时那样的特殊时期，家家户户都是将稗子弄成稀饭，而她那双巧手却将稗子米弄成了干焖饭。“稗”是长在稻田里或低湿的地方，是稻田的害草。但在那个特殊时期，稻子颗粒无收，人们为了生计也是挖空了心思呢。她对章永璘既温柔又怜悯。更难得可贵的是对章永璘那纯真的慷慨。她专门跑去章永璘的“家”，明知故问地打听说，你们谁是唱诗歌的“右派”，其实只是想把他“骗”去家里，给他吃一顿好的。对章永璘来说，白面馍馍在那样的时候实在是太贵重了，以至于章永璘几番推让。虽然她很喜欢笑，时不时就会哈哈大笑起来。但是当章永璘看见那个白面馍馍的指纹印留下一颗清亮的泪水时，她不笑了，而是叹气地说了句，唉，遭罪哩。此时她对章永璘，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她稚气未脱。在她与尔舍玩闹时，那爽朗的声音，快活的曲调，诙谐的歌词，搂着尔舍在像在玩跷跷板一上一下的天真的神态，土房子充斥着她跟孩子叽叽喳喳的笑声。她宽容大度。当章永璘向马樱花问起海喜喜时，她讲到一半便不说了，只是一个劲地说海喜喜是个没起色的货，这也是她经常骂海喜喜的一句话。她其实一早就知道海喜喜某天偷看她沐浴，这事关系到她自身的名誉，但同时也关系到海喜喜的名誉。她不仅没有当时对海喜喜破口大骂，而是装聋作哑，但是她心知肚明并且照常跟海喜喜来往，还让尔舍跟他一起玩闹，但是她对海喜喜的态度跟章永璘是截然不同的。她对章永璘崇高的爱，就像一个哺乳自己孩子的伟大母亲。她用她的聪明才智换取的食物喂饱了章永璘，那食物注入了仁爱，注入了精神力量。她一心只想章永璘好好念书。［1］ 在圣经里，女人是男人的肋骨，在张贤亮的小说里，女人是男人的脊梁骨。［2］马樱花的不断施舍，使他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恢复了往日的青春活力和尊严。马樱花这位自由的女性，在他急需温饱的时候，给他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支撑起他那沉重的灵魂。马樱花的一句“你还是好好读书吧”，不仅扑灭了他心中的肉欲，使他的灵魂爆发了一场震撼，而且重新点燃了他追求真理、学习知识的火焰。 （1）黄香久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香久是个美丽丰满的女子，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送去劳动改造。青春大胆的她因为在芦苇塘里洗澡遇到了男主人公章永璘。他们对视了一会，章永璘就跑开了，再次相见已是八年后了，她已三十一岁，他三十九岁。这一次见面，他们结合了。在婚后的生活中，她开始悉心照料她。她从来不吃油，只在给章永璘调油的匙子上舔一下。这种粗俗的动作表现了她对章永璘的疼爱和关怀。她是必须把她的爱情完完全全表现出来的，让你明白无误知道她付出了多少，知道她爱情的重量与程度的女人。她就是这样痴情地爱着章永璘，自己从来舍不得在饭菜上滴一滴油，舍不得吃半片肉，噙在黄香久眼中的泪水不

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世界三大著名短篇小说家是指法国的莫泊桑(1850-1893)，俄国的契诃夫(1860-1904)，美国的欧·亨利(1862-1910)三位文学大师。 居伊·德·莫泊桑：19世纪后半期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曾拜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为师。他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350多篇中短篇小说，文学成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他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他的短篇小说构思别具匠心，情节变化多端，描写生动细致，刻画人情世态惟妙惟肖，令人读后回味无穷。1880年发表第一个中篇小说《羊脂球》，此后陆续写了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小说，博得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赞誉。他的创作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法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风尚的丑恶，对下层社会的“小人物”寄予同情。小说构思新颖，描写生动，人物语言个性化，布局谋篇别具匠心。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羊脂球》、《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等，长篇小说《一生》、《漂亮的朋友》等。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他的早期作品讽刺和揭露了俄国社会官场人物媚上欺下的丑恶面目，写得谐趣横生，发人深思。80年代中期，他创作了既幽默又富于悲剧的短篇小说，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生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变色龙》、《苦恼》、《万卡》、《第六病室》、《套中人》、《假面》、《牡蛎》、《必要的前奏》、《脖子上的安娜》、《乞丐》、《彩票》、《名贵的狗》等。 契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 欧?亨利（真实姓名威廉·西德尼·波特）：曾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著名作家。曾被诬告罪入狱三年。后迁居纽约，专事写作，他几乎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供报刊发表。他一生创作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反人道的法律、虚伪的道德给予揭露和讽刺。 欧·亨利善于描写美国社会尤其是纽约百姓的生活。他的作品构思新颖，语言诙谐，结局常常出人意外；又因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富于生活情趣，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代表作有小说集《白菜与国王》、《四百万》、《命运之路》等。其中一些名篇如《爱的牺牲》、《警察与赞美诗》、《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藤叶》等。 从题材的性质来看，欧·亨利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以描写美国西部生活为主；一类写的是美国一些大城市的生活；一类则以拉丁美洲生活为对象。这些不同的题材，显然与作者一生中几个主要生活时期的不同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三类作品当中，无疑又以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数量最多，意义最大。 欧亨利式结尾：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人文学院11级汉语班姜孟克 2011071084 摘要：“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就像张爱玲作品中的那些女人，在笑吟吟的光鲜外表下，内里却是苦涩的挣扎。她以其对女性形象独特的理解突破了新感觉派专注于现代都市的声色感觉描写和性心理发掘的局限，在衰落的封建文化背景下，将笔触伸入到市民现实生存与精神困境的深处，透过对都市市民阶层的日常琐事、饮食男女的服饰描写，揭示了为文明所遮蔽的“洋场社会”的真实面目，暴露出都市女性的灰暗与软弱，基调阴郁而苍凉，颇有深度。 关键词：女性爱情婚姻苍凉

张爱玲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①而她自己却懂的是女人，讲的是女人，她笔下的女人永远是真实又虚幻、残缺又迷人的，正如周芬玲所说：“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多具有…花旦?的原型，美丽、俏皮、浑身都是戏。”②这类女性形象在《传奇》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下文中，我选取了1947年《传奇（增订本）》收录的中短篇小说中的几个典型女性形象，并结合《流言》散文集中个别文章进行分析，希望能获得一些对张爱玲爱情、婚姻、以及女性的了解，寻找她的作品为何长盛不衰的原因。本文选取的分析对象为几位张爱玲笔下著名的女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袁芝寿、《心经》中的许太太、《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和孟烟鹂、《等》中的奚太太和童太太。为了条理、逻辑性，我想采取分类的方式对以上人物进行分析。我设定的第一种分类标准是这些女性陷入悲剧或者半悲剧命运的原因。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她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因为物欲、第二类是因为情欲、第三类则是无辜受牵连。第一类为了物欲，非常明显是葛薇龙和曹七巧。葛薇龙，只身处于异乡、禁不住姑母奢靡生活的诱惑、屈服于她明知道是“鬼气森森”③的世界，用自己的身体来为丈夫赚取玩资，直到看到集市上的妓女，联想到自己与她们其实并无什么区别，才瞬间感受到自己已然被抛弃的实质。她的纯真与坚持在灼灼燃烧的杜鹃丛中燃尽，只有放纵物欲以填①张爱玲《有女同车》，《流言》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第87页②周芬玲：《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5第220页③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9月第214页

王安忆谈短篇小说创作

王安忆谈短篇小说创作 王安忆一直很谦虚地说，她写短篇小说不行，没有这个天赋，比起苏童、迟子建和刘庆邦他们差远了。但从1970年代末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以来，三十年来王安忆不间断地也已发表了一百二十余篇短篇小说，这原本可以作为一名作家三十年间观察这个世界的注解，但王安忆摆明了要和这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保持一定的距离——小说中的时间流逝非常缓慢，空间也总是那拒绝变迁的上海弄堂和淮北农村。 相对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在中国注定是更加的边缘，这令作为上海市作协主席的王安忆也徒叹奈何。不过让她欣慰的是，四卷本“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最近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完整地收录了她从1978年到2007年创作的所有短篇小说。 不在短篇小说中宏大叙事 阅读您四卷本的短篇小说集，感觉小说中时间的流逝非常缓慢。 王安忆：这和我写作一贯的观念有关。在我的写作中，我不太着意时代的变迁，正相反我更乐意在小说中刻画时间流逝中不变的故事。 不变的故事有哪些？ 王安忆：很多，比如在我第一阶段的写作中，写过一对小男孩和小女孩，十多年过去了，这样的形象依然出现，还有弄堂。多年来，这样的故事我一直在写。 所以，读者很难在您的故事中寻找到时代的蛛丝马迹。 王安忆：这种情况可能在短篇中特别明显，我很难会去写革命性的事件。不过着意去看的话，还是有一些时代痕迹的，比如第一卷中，我就用了不少当时的时代语言，这些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作品是我所有创作中跟现实联系最强的一部分。这可能跟我那时候写作刚刚起步，还很难将现实和虚构完全拉开有关。但是，短篇小说对我个人而言，更像是小品，我在内心深处好像不敢给短篇太大的任务。巨变性的事件、深刻性的思考，我都很难将其置入短篇小说中。 同样，这些小说主要发生在两个地点——上海的都市和当年插队的农村，读者在这些文字里也看不到都市的繁华和农村的变迁。 王安忆：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短篇小说更加主观性。其实看我的中篇和长篇，你很难看到我对某一个人感觉、直觉、感官的描写，但是我在短篇小说里赋予文字主观性。这可能是，我对短篇小说无措的一个所措吧。 时间的凝固，空间的缓慢变迁，所以感觉您的短篇小说缺少戏剧性。 王安忆：这和我个人气质与写作方式都有关系。短篇小说的篇幅不够我开采宏大的戏剧，本来我的写作中戏剧性的东西就比较弱，如果篇幅再限制的话，根本就无法发挥。似乎铺垫还没有完呢，就已经结束了。这就是我对短篇小说很发怵的地方，它对我的限制蛮致命的。所以，就个人写作习惯，我很难在里面做宏大叙事。 因为缺少戏剧性，所以您的短篇小说中也很难看到传奇。 王安忆：即便有也都做得很生硬。 印象中，《弄堂里的白马》可能是个例外，这部短篇可能是个都市传奇。 王安忆：但也是外在的传奇。我一直好奇，苏童或者博尔赫斯他们的想象力怎么那么丰富，在这么一个小篇幅里描绘的故事如此多姿多彩。

王安忆的文学之路

王安忆的文学之路 祖丁远 在当今中国的女作家群中，王安忆的名字读者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她在文坛上也是最具魅力、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王安忆的《长恨歌》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之后，有记者问获奖者王安忆：“面对如此复杂的生活，一个作家怎样才能更深刻呢？” 王安忆忽闪着大眼睛，从容地说：“当代生活千变万化，给作家提供了很多生活资料。在我看来，在五光十色的生活背后是单调、乏味、格式化。因为许多人没有内心生活，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精神世界被大大忽略了。大众永远是被现实生活所吸引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中不少人也忽略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会和别人不一样。” 王安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先后推出的几个中篇和长篇，几乎无一不引起文坛的关注。她的《叔叔的故事》不但促人透视当代知识分子的魂魄，而且让人领教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她的《文工团》和《我爱比尔》，再次显示了她对历史和当下世事的思考；她的《长恨歌》则是她对上海近现代都市史的诠释。世纪末时她出版了《妹头》和《富萍》，把目光和笔锋转向了社会的地基和微粒，如她自己所言：“作品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日渐成熟。”她的创作不断地激发出评论界的深究热情，但其快速的变化革新却总是让习惯于寻求固定风格分门别类的人捉摸不透。王安忆毋庸置疑地是文坛上的一道言说不尽的风景。 “时间将变得隆重” 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王安忆说：“时间将变得隆重。”为什么？她说，太阳走着永恒的轨道，无人知道什么是始，什么是末。因为有了人，有了历史，才有了时间。于是，我们来到了这个时间的庆典上。这在我们的时间表上刻下了深刻的一道界线，使得之前和之后的事情变得值得纪念了。 “在我的时间表上，这界线正划在中年，这多少给人告一段落的怅然，但也给人重新开始的一些振奋。就如同少儿时候，每一个新学年的开端，都会立下无穷的誓言：决心写端正每一个字，决心不做错每一道题，决心每天做一件好事。可惜的是，每一桩表决心都是挫于中途，脱不了草草收尾的结局。而到了下一个学年，放弃的决心却又抬头了。 “现在又是下决心的当口了。今天许多人去迎接新世纪的曙光。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是人对永恒诚挚的礼仪。时间将变得隆重，却并不因此衬出人的渺小，而是使人更为忠诚职守。” 王安忆在迎接新世纪的第一篇文章中最后写道：“这一瞬也将以恒常的速度过去，余下的还是我们的有终点的生命，因其有终，才需我们立下好好度过的决心。” 插队知青的艰难 已故的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生前接受我采访时曾经坦诚地说：“我没有想要把安忆培养成作家。我倒曾希望安忆长大以后做个医生，靠一技之长安分地治病救人。平心而论，经历了过去那么多风风雨雨，真不愿意让孩子们再去涉足是是非非的文学艺术。”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安忆小时候就喜欢写作。王安忆各门功课都不错。“文革”动乱开始后，重点中学也不能上了。不久，妈妈茹志鹃小心翼翼地包藏了十多年的秘密，被无情的造反派贴的大字报揭开在孩子们面前：他们的父亲王啸平曾经戴过“右派”帽子。姐姐安诺为此大哭起来，安忆也哭红了眼睛，感到了害怕。那时节，全家人惶惶不安。此情此景后来在安忆的小说《墙基》里作过生动的刻画，超过了当时成年人的想象。

第8章：20世纪80年代小说

第八章 20世纪80年代小说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20世纪80年代小说发展脉络和主要作家作品。 【教学重点、难点】： 小说创作潮流与具体作家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课时】：6学时 【教学内容】： 一．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潮流 （一）伤痕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主要是控诉“文革”给人民留下的精神和身体创伤。 1979年11月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刘心武《班主任》揭露了文革对宋宝琦、谢惠敏等青少年灵魂的扭曲和精神的伤害，通过他们的畸形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畸形本质，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接着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写“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的故事。小说从母女感情，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感情人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其他还有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等。 2．特征： 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真实性；个人性、情绪性、政治性；情感上的宣泄色彩，政治上的批判色彩；人道主义的回归。 （二）反思文学： 1．概念及代表作品： 反思文学是对建国后社会历史生活，特别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用艺术形式重新审视文学潮流。对农民悲剧命运的反思：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冯骥才《啊》、张贤亮《绿化树》、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干群关系：王蒙《蝴蝶》、刘真《黑旗》、王蒙《布礼》、张弦《记忆》、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2．特征： 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历史纵深感和较大思想容量，以深邃的历史意识、批判精神和使命感来对历史进行反思与评价，致力写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中的命运与情感。 （三）改革文学 1．改革文学的兴起与特色： 改革文学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小小说的创作办法

小小说的创作方法 一、把握住小小说的特点小小说又称千字小说、微型小说、超短篇小说等，以其篇幅短小、构思新颖、立意深远而为读者所喜爱。近几年来，随着话题作文的兴起，在中考作文中也出现了不少以小小说为体裁的佳作，如一股股清新的空气拂向沉闷已久的考场，先后获得了阅卷老师的青睐。可以说，话题作文写作所提出的“在话题范围内作文”、“八百字以上”和“文体自选”等要求给了同学们一个通过小小说来发挥自己创造才能的空间。 那么，怎样写好小小说呢？下面先谈谈小小说的特点。 总的说来，小小说的“小”是最突出的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篇幅短小 小小说的篇幅短小，字数只有几百字到一千多字，往往通过撷取生活中的一个镜头、一个场景、甚至是一个瞬间，反映人物在某件事或某个场景中的片断行动，勾勒出人物的精神面貌，揭示出某个道理。它所反映的往往不是人物的精神全貌，只是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性格的某个侧面。如优秀作文《昭君的选择》选取的就是王昭君在民族大义和个人幸福之间作出心灵抉择的一个镜头，以此来表现她为了民族的和平安定宁愿作出牺牲的伟大精神。文末写道：“生命，不一定濒临死亡才显示深刻，用心去做，用心去选择，谱一曲美丽的生命之歌。”卒章显志，凸现主题。全文仅八百余字，生动地表现了这一历史瞬间，堪称佳构。 二、情节简单 情节冲突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情节简单并不意味没有情节冲突，只是小小说的篇幅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有太复杂的情节，作者往往选取富有典型特征的瞬间或镜头来表现人物特点。有很多时候，作者将读者能够想象到的情节都尽量省略了，从而造成令人回味的效果。如马克?吐温的《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 招聘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 提前一星期预付给女打字员的薪水……（支出金额） 购买送给女打字员的花束……（支出金额） 同她共进的一顿晚餐……（支出金额） 给夫人买衣服……（一大笔开支） 给岳母买大衣……（一大笔开支） 招聘中年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 小说全文只有七行字，内涵却极为丰富，可以说具有长篇小说的全部情节：一位公司经理，喜欢上了刚招聘来的年轻的女打字员，给她预支了薪水，送了花束并共进了晚餐……不料此事被夫人知道了，为了平息风波，花了一大笔钱买贵重礼物向夫人和岳母赔罪。事后，只得另招聘一位中年女打字员了事。这么丰富的情节，但是作者仅仅选取了账本上的一张支出明细表来表现，对于其中的情节变化、人物冲突的过程，作者没有刻意渲染，留给了读者一个巨大的能尽情发挥想象的空间，使读者读后发出会心一笑。 三、人物集中 小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通常只有一两人，次要人物很少，人物间的关系也不复杂。通过人物间的语言、动作、心理等冲突展开故事情节。如优秀作文《陷阱》，取材于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韩信因为与萧何关系密切，感情深厚，最终没能识破吕后设下的“陷阱”，一去不回，留下千古遗憾。主要人物是韩信，全文就是通过他的“迟疑不决——追忆友情——坚信不疑”等心理活动推动情节发展的。而次要人物——使者，对情节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垂手站立，静静地等候”，静观其变；他“轻轻地说了句：‘萧丞相也将出席。’”貌似平静，却包含无限奸诈，并促使韩信拿定了主意；他“露出了一个不易觉察的诡秘的笑。”暗示韩信此行的悲剧性结局。文章将笔墨集中于韩信这个人物身上，充分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显得不蔓不枝，内容紧凑。

八十年代的小说

八十年代的小说（二） 第一节：寻根文学 一、文学的寻根： 1、时间：1983年～1984年间，韩少功、李陀、郑义、阿城、李杭育、李庆西、郑万隆 2、论文：韩少功:《文学的“根”》——被看着这一运动的宣言。 郑万隆:《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 共同点：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 作家作品：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阿城的《棋王》，郑义的《远村》、《老井》 4、目的：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以获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 5、出现的原因： ⑴对文革的反思由单纯的政治层面转向探索历史失误与民族文化心理沉淀之间的关系。 ⑵对于传统文化的守成立场的生长。 ⑶文学本身的动机：简单模仿西方不能使中国文学得到世界的认同。 二、“寻根”小说的艺术形态： 1、对风俗、地域文化的兴趣。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是艺术美感滋生的丰厚土壤，并有可能使个体命运与对社会、对历史的深刻表现融为一体。 2、作家对生活方式的现代变迁的重视。 作家细致考察某一地域的居住、饮食、衣着、语言、交际方式、婚丧节庆礼仪、宗教等，成为拓展创作视野的凭借。陆文夫的《美食家》邓友梅写北京生活的小说，冯骥才的津门系列。 3、在思想倾向和价值估断上：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分为“规范”和“不规范”。 4、在小说的艺术形式上：作家把对生活场景、细节的真实描写和象征、寓言的因素结合起来。（叙述方式、小说语言） 三、代表作品分析：《棋王》：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自觉认同 1、作家简介： 2、人物：王一生：一个在历史的漩涡中具有独立生活方式和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他的整个人格中投射着久远的，富有无限生机的文化精神。 表现：对棋道的痴迷，吃饭。车轮大战。 目的：小说在塑造王一生这个人物形象时，写出他的无为的人生态度和有为的创造力时，力图表现古代道家文化思想生命力。贯穿在小说里的是有为与无为、阴柔与阳刚的相互转化。生命归于自然，得宇宙之大而获得无限自由的所谓道理，并进而把这种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人生联系起来，赋予其进取的现代意义。 四、乡土小说 一、主要作家：高晓声、汪曾祺、刘绍裳，古华，张一弓、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炜等作家。 二、代表作：《人生》人生道路的选择和思考。（陈思和教程P238） 1、故事：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在一个爱情故事的框架内，聚集着丰富的人生内容和社会变动的诸多信息。 2、人物：高加林——是一个颇具新意和深度的人物形象 3、方式：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故事中多层次的展现了高加林的悲剧性格的形成过程。 4、作家的态度：作家并没有回避高加林选择的合理性的因素

浅析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创作(DOC)

湖北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本科毕业生论文评审表 论文题目：浅析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创作 办学点：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学生类型：独立本科段(助学班/独立本科段) 2016年 2 月 24 日 湖北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印制

目录 绪论 (6) 一、影响莫泊桑短篇小说创作的因素 (6) 1、普法战争是莫泊桑短篇小说创作上的重要题材之一 (6) 2、莫泊桑的公务员生活经历对他创作主题和思想内容有密切的影响 (6) 3、福楼拜对莫泊桑创作的指导与支持是影响莫泊桑创作的重要因素 (6) 4、莫泊桑的个人悲观主义对短篇小说结局的影响 (7) 二、创作的特点 (7) 1、以小见大的创作视角 (7) 2、运用对比的批判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和特点 (8) 3、注重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有特点 (9) 4、构思巧妙，情节跌宕起伏 (9) 5、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10) 三、创作的意义 (10) 1、反映出法国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真实的本质的历史现状 (10) 2、批判并揭露资本家道德沦丧、人性扭曲的丑恶面目 (11) 3、通过莫泊桑对法国现实的批判反思如今中国社会 (11) 结论 (11) 参考文献 (13) 致谢 (14)

浅析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创作 摘要 居伊.德.莫泊桑是世界文坛杰出的中短篇小说家。莫泊桑的小说创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他创作的小说中题材丰富多样，主题鲜明深刻，构思巧妙，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语言精简明了。莫泊桑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善于观察生活和分析描写小人物，赞扬底层小人物的勇敢、爱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内容，从而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侵蚀下上层贵族自私自利、虚伪丑恶的嘴脸。 关键字：莫泊桑、小说创作、艺术特点、批判意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之王安忆专题1

中国现当代文学之王安忆专题 分析题 请简要说明王安忆小说的创作过程，并重点说明其变化的原因，以及具有转折意义的几部作品的主要特点。 王安忆，当代著名女作家，是茹志鹃的女儿。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父母一起进入上海。1969年年仅15岁的王安忆到安徽农村插队落户，1972年考取徐州地区文工团，1980年开始创作，成名作是《雨，沙沙沙》。1983年随母亲茹志鹃一起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写作中心的创作活动，回国后从事专业创作。 王安忆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主要作品是“雯雯系列小说”，在《雨，沙沙沙》中，王安忆第一次写了一个叫雯雯的女孩子的故事。雯雯系列小说还有《广阔天地的一角》、《69届初中生》等。此外，这时期有名的小说还有《本次列车终点》、《流逝》等，这些小说大多描写的是王安忆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在叙述方式上是一种写实的自我抒发，而且大多表现作者插队落户的知青生活，这时期的王安忆，人们也习惯地把她归入知青作家的行列。1983年王安忆随母亲赴美国参加写作活动，对她的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使开始把笔触转向民族文化和自身的文化处境中，这就是1985年的《小鲍庄》的写作。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主要作品是《小鲍庄》、《大刘庄》和“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前者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属于寻根文学的范畴；后者则是从“性”的角度来表现男女之间的微妙关系。 第三阶段：90年代的创作。主要作品有《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长恨歌》《我爱比尔》、《香港的情和爱》等。王安忆90年代的创作，在思想上主要表现作者对个人与历史、文化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等问题的思考，在艺术上，叙述策略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写实的风格向写虚和写意的叙事风格转变。 王安忆是一位“能够驾驭多种题材”、“始终充满活力”（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具有丰富潜力的作家。她在一篇名为《面对自己》的演讲词中，这样说:“我自以为是一个远离一切文学潮流的作家，其实却得了一切文学潮流的好处。” 从 1 97 9年至今，中国文坛经历了从“伤痕”至“反思”到“寻根”，又从“寻根”到“新写实”、“新体验”、“新历史”、“新状态”、“女性文学”、“晚生代”到“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等种种的漫长沿革、 这期间流派蜂涌、主义纷呈、佳作不断、新人辈出，王安忆虽然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学流派，但她却能一如既往游弋其中，并能频频爆出佳作震动文坛。比如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雨·沙沙沙》，因其叙述的清纯和美丽首次引起文坛的关注，之后的《本次列车终点》、《69届毕业生》等使她成为知青作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1 985年，中篇小说《小鲍庄》一炮打响，一时间文坛更是四座皆惊，小说中寓言似的故事，凝固的意象以及登峰造极的白描手法，都使人对这位往日抒情的单纯的女青年刮目相看，而这部作品也由于主题的多义性而成了“寻根文学”的经典之作。1 986年以情爱、性爱及婚外恋分别为母题的三个中长篇“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的发表，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作者的笔触大胆地伸向了“原始的伊甸园的快乐”，用女性特有的浪漫和唯美情怀把世间男女的生命本能写到了极致，

80年代小说

废墟上的雨后春笋——八十年代小说创作评述 2014021424 朱金娅 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建国初十七年文学的曲折发展，又遭受了十年文革文学的巨大创伤，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了短暂的喘息和过渡，但从文学创作的总体上看，基本尚未挣脱左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潮。从80年代开始，文学才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尤其是小说创作，在这片废墟上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日趋繁荣的新局面。 整个80年代，是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十年。这个时代文学现象波涛汹涌，五彩缤纷，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翻开了80年代小说发展的新篇章。相对于一个废墟时代的文学，这几个流派表达了对文学新的理解和阐释，展示了丰富而多样的文学内容和形式。 80年代小说的发展承接着七十年代末期的伤痕小说。伤痕小说是文革后清算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直接反映，当时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在文学中的反映，其主要展现了文革十年灾难、揭露文革十年的黑暗现实给党和国家造成危害、给人们心灵造成创痛。这类文学小说起始于刘心武于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并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小说通过塑造两个表面上好坏分明，实质上被极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示文化大革命给孩子留下的内伤，勇敢地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意在唤醒人们必须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发表，该小说写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所造成的悲剧，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反动的“血统论”给人们心灵造成的重大伤痕，于是逐渐形成了伤痕小说的创作热潮。此后，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凯的《我该怎么办》、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郑义的《枫》、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一大批带有伤痕印记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伤痕小说的问世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它是觉醒了的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般苦难年代的强烈控诉，在文学上具有开拓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对文革的整体否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上树立了丰富的现实主义和悲剧意识。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在艺术表现上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作品的情感表露也趋于肤浅；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伤痕文学浪潮出现不久，出现了反思文学浪潮，反思小说是伤痕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往往在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创伤后，痛定思痛，随后而来的往往是冷静、严肃和深沉的思考。80年代一系列的政治政策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文学创作的进步，人们不再满足于暴露和批判，而是由表及里地追溯左的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脉络，并究其原因。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刘真的《黑旗》、李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