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政治与女性时间
准入为青年一代作品的发表、出版、消费绕开主流精英文坛的审查、过滤管理提供了支撑，对精英“文化领导权”提出挑战；而其追求的消费文化与传统的精英文化的价值诉求相背离，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评价体系出现危机。目前，“90后”演绎着非主流的姿态，打破语言要求的规范，在人为划分的群体中有意识地与其他年龄群体保持着距离。
其次，代际双方在空间的激烈争夺中由服从与统治转向各方孤立前行。米德认为代沟的一侧不能适应现代科技文化成果而迷茫，而另一侧的年轻人却要“面对着一个没有楷模和先例可援的世界”［4］（P7）。代际的双方都面对着类似的不可知的未来世界，分化的两极各自在冷漠、成见、不满的摩擦中踽踽独行。
最后，代际之间的隔阂将会持续，冲突不可能彻底地消失，但人们开始了弥合代际矛盾的实践尝试。米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得到了年轻一代的认可，被年轻人评价为“你属于我们这一代”的，她在《文化与承诺——
—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弥合代沟的途径，认为要充分认识人类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建立代际间的理解、信任和对话，让拥有丰富、超前知识的年轻一代参加到人类的进程中来，这样就会构建一个美好的未来。面对代际间文化的排斥与对抗，米德给我们提供了融合与统一的契合点。
参考文献
［1］廖小平．伦理的代际之维——
—代际伦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周怡．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4，（4）．
［3］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
—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周晓虹，周怡译［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4］玛格丽特·米德．代沟，曾胡译［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性别政治与女性时间
尹泓
（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被剥夺的女性时间
性别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已经成为文化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父权制下的性别政治实质上是男权政治，女性时间的缺席是性别政治的具体体现。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为经岁月淘洗的中年女性画过群像，“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的最后一点爱娇”。这里的女性形象实际上体现了男权主义的性别政治。女性容颜随年龄发生的变化是自然使然，只有作为客体，“爱娇”才成为一种价值存在。人类早期的女神崇拜多突出女性的繁衍价值，女性容颜作为展示价值的意义源于男权统治带来的时间观念的变化。两性分属于不同的时间体系：历史的线性时间与永恒的循环时间。人类时间观念里与男性相关的时间是计划的、有目的的、呈线性预期展开的历史的时间。女性由于自身的生物节律与自然存在着一致性，因此为时间“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尺度，本质上维护着文明史所共知的多种时间之中的重复和永恒”［1］（P351）。父权制的胜利将女性纳入男性的时间系统，主体性的沦落使其成为客体的物。自然的生命在线性的时间里展开，永恒的轮回被打破。参与生命再生的女性被剥夺了永恒的循环时间，其生命过程恰似一次花开，短暂的辉煌过后是无可挽回的衰落与毁灭。
男性时间观念的侵袭改写了女性的历史，使容颜这一展示价值成为女性的立世之本。“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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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之凋零兮，恐美人之迟暮”，花草凋萎，红销香断，自然的变化因容颜对于女性的特殊意味而成为难以承受生命之重，这一典型情境被经典化为“美人迟暮”。女性生命与草木作为客体的同质性、变化的同构性，让历代文人为之动容。“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枝头桑叶的青黄呼应着女性的容颜变化，其深层意蕴则是女性被抛弃的命运如叶落般不可避免。于是，韶华已逝的中年女性的婚姻危机合理化。《诗经》开始的文学中弃妇的身影随处可见，从布衣村妇到后宫佳丽，“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的悲哀成了女性无法回避的现实。“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现代诗歌中的弃妇意象依旧在叙说光阴的无奈。
二、消费社会的性别政治
消费社会美女形象的泛滥使女性容颜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打造消费偶像的大众媒介此时成了性别政治的帮凶：容颜衰落的中年女性在外在形象、内在心理与婚姻生活等方面备受奴役。
1.象征性歼灭
消费社会中商品对利润的追求使大众媒介成为历史舞台的新宠，它的出现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现代人对世界的认知主要来自大众媒介虚构的拟态环境，依据其提供的信息去建构现实的世界。拟态环境是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后的重新构造。加工过程的隐蔽性，使人们通常把它等同于客观现实。大众媒介在消费社会中掌握着话语霸权，它通过拟态环境的制造与消费潮流的引导，全方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大众传媒反映一个社会的主导社会价值，这些价值并不关注社会到底是什么，而是关注社会的‘象征性形象’。”［2］（P199）“象征性形象”即是媒介依据商业目的制造的“消费偶像”，非偶像群体则面临着被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忽略、排除、排斥或鄙视的威胁，盖尔·塔什曼称之为大众媒介的“象征性歼灭”。
大众媒介中的广告是制造消费偶像、虚构拟态环境的专家。从实现商业目的出发，广告对女性形象的利用是精心选择的。据统计，目前我国电视广告中年轻女性角色的出现频率为87%，中年女性仅为1.5%。［3］年龄层间的巨大反差体现了大众媒介与男权的合谋：年轻女性形象对时尚潮流的引领，保证了商业利益的实现，客观上也迎合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展示价值的需求。不具备利用价值的中年女性形象成为大众媒介封杀的首要目标。
2.身体焦虑
大众媒介对于消费偶像的推崇打造出一个美女遍布的拟态环境，改变着现代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也引发了深层的心理焦虑。选秀节目中、T型台上、影视剧里频频出现的女性形象年龄越来越低，身体越来越标准化；职场上对女性员工的容貌与年龄的限制越来越苛刻。大众媒介以虚拟仿像构筑的世界消解了现实与表象的边界。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媒介标榜的偶像取代了现实中的女性。为了弥合其间的裂缝，众多从事身体投资的女性成就了一个新的产业——
—美容，它不仅圆了年轻女性的偶像梦，也使与年龄不懈斗争的中年女性跃跃欲试。美容行业一时间成了拉动消费、促推经济的强劲力量：以美女经济为核心，欲望的生产制造与消费引导相辅相成，推动社会在这种畸形的链条上疯狂运转。美丽的强大向心力与对年龄的无能为力撕扯着每一个中年女性，身体焦虑成为她们心头沉重的阴影、无法逃脱的梦魇。
3.新弃妇时代
现代人的生存空间是个俊男靓女主宰的虚幻世界，年轻美丽不仅是女性的资本，对美女的拥有也成了衡量男性价值的标准。大众媒介反映婚姻生活的影视叙事中体现出的这种倾向预言了一个新弃妇时代。
大众媒介的电视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拟态环境与媒介霸权的制造、实施者。电视与受众亲密无间的同一性掩盖了拟态环境的虚幻以及交流中传播与回应的不平等关系，造成了单向的“无回应话语”霸权。乔治·葛伯纳曾以“涵化理论”来揭示电视对观众的潜移默化。
影视剧是电视舞台的一大主体，它以叙事建构的拟态环境模糊了现实与故事的界限，隐藏着意识形态话语的灌输。传统社会的弃妇经婚外恋这种叙事策略包装，成为影视剧中的经典形象。从《牵手》、《手机》到《蜗居》，女性围绕男性的战争、中年女性的婚姻危机是影视叙事不变的主题。尽管剧情与结局各不相同，婚外恋题材的长盛不衰证实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这种叙事模式以其稳定性与程式化，昭示了男权政治对婚姻选择构成的强大惯性，这也成了众多中年女性难逃的宿命。弃妇们很愤怒，但对离婚成本的核算使她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当众多影视剧中的女人把这种被迫的退缩变成习惯，媒介中的存在便演化为生活常识，直至蜕变成一种弱者的生存智慧。故事情景的反复演绎最终导致社会价值取向的畸变：许多年轻女子遂以身体为筹码，理所当然地吃起了青春饭，“小三”、“二奶”职业化，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媒介也乘机制造消费欲望，诱导女人们通过身体改造留住身边的男人。诸如此类对男性权威的强调遮蔽了婚姻生活中女性主体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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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与失语，加剧了两性关系的失衡。于是，传统道德羁束渐渐松动，自由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被引入婚外恋，新弃妇时代呼之欲出。
三、回归女性时间
美国当代哲学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说：“大地和子宫都依循宇宙的节奏。大地上孕育万物的河流随月的盈亏而涨落，而女人子宫的来潮也经历同样周期性的变化。”［4］女性的生理周期与自然的变化遵循着相同的节律：月亏月圆，潮涨潮落，周而复始的节律运动孕育了世间的万物及人类自身，生命死而复生，生生不息，永不灭绝。“欧洲世界观的父权主义核心是一种文化恐惧，即害怕自然和女人的创生能力如果不受文化父亲们的管辖，将会是混乱无序的、席卷一切的。”［4］父权主义这种对生命力的恐惧为永恒的生命运动戴上了线性时间的镣铐，将女性与自然的循环时间置于历史时间的奴役。自从女性从永恒的循环时间中跌落，便被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陷入容颜的魔咒。曾经因生育寄托着人类种族不死信仰的女性，在男权社会被视若草芥，存在的价值仅
在于展示昙花一现的灿烂。创造生命的神圣被贬抑，永恒的时间信仰被消解，这是女性与人类文明的双重悲哀。只有回到永恒的循环时间才能拯救女性，为她们找到永久的驻颜术。
当然，女性时间的回归并不是对男性时间的否定。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在线性的历史时间中追求平等的女权主义与强调女性生命独特性的差异的女权主义都是有失偏颇的，二元的思维模式是造成这种偏执的深层原因。在一个以和谐为旨归的多元时代，男性/女性、文化/自然等主从二元对立已成为人类认知与行为的一大思维障碍。新一代女权主义运动正是在尊重两性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女性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协调，以达到两性的和谐共生。它对于二元论这一权力统治根基的颠覆与生态女权主义不谋而合。
自然与女性在父权制下的客体处境使掠夺与压迫成为可能，人类的发展陷入危机四伏的困境。也许只有把自然与女性放归永恒的时间循环，使大地神性复苏，才能把和谐还给人类，让容颜不老，青山依旧，绿水长流！
［1］朱莉亚·克里斯多娃．妇女的时间，程巍译［A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多米尼克·斯特林纳提．女权主义与大众文化，高燕译［A ］．吴士余．大众文化研究［C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3］刘伯红，卜卫．我国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J ］．青年研究，1997，（10）．
［4］
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秦喜清译［J ］．国外社会科学，1997，（6）．
参考文献
余宏
（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种族歧视到文化政治
———好莱坞电影中“黄祸”形象的转变
随着电影《2012》的上映，关于华人形象的问题再一次成为焦点，影片中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与解放军的正面形象无疑改变了以往其他好莱坞影片中的华人形象。这种改变也引发了国人
的思考，幕后的推手到底是谁？华人形象的正面化是为了谁？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问题，首先简单地回顾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其次在历史的延续与变革中分析其原因，最后分析其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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