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荒下的中国——2013年宏观经济综述

钱荒下的中国——2013年宏观经济综述

序章我的政治观

一直以来，我极少讨论政治。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弄不好，就要到大西北去挖煤，然后在两三年后，当朋友们惊讶的问起这两年你去了哪里的时候，幽幽的回答：“你不知道刑诉法73条吗？”当然，我这个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就是要能在煤矿里活个两三年；第二层，就是只需要熬个两三年。这两层意思，就包含了我现在要说的全部观点。

中国的经济正在快速下滑，从15%以上的年度增速，剧烈的下降到不足10%，下降幅度超过50%，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是中国政府自己，现在也已经公开承认这一点。经济学博士做了总理，看着不堪入目的货运数据、发电量数据，狠狠心，终于给全体国人上了一堂经济学公开课，告知了国人一些宏观经济方面的真相。譬如经济增长乏力，只能依靠印钱投资之类。这部分的内容，我会在此后的部分，以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我现在只想谈一谈，这个国家，它在政治上还有没有希望，它号召大家一起做的中国梦，到底还能不能做下去。

2013年，中国在政治上最大的事件，就是新一届班子的上台。这届班子原本被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寄予厚望，即便我这样的怀疑派，都曾经对这批人有着很强的期待。然而，现实狠狠的扇了公知们一个耳光。要理解现实，首先要从历史说起。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高层政治体制，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它其实是一个民主体制。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朋党势力，控制住了这个国家的核心权力。邓小平自称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其实他只有一点执行权，当时的体制是所谓八老治国，这个“八”是一个虚数，事实上拥有话语权的根本不止八位，要认真的梳理的话，当时能对国策制定投票的人，能数出13位之多。在所有人都不掌控核心权力的情况下，多方博弈的结果，一定是对任何事都持放任不管的态度。这也就是邓小平猫论的核心：白猫黑猫，不管不问，让市场自己去试。正是在这种高层多人相互制衡的基础之上，中国民营经济焕发出惊人的活力。傻子瓜子和国营副食品公开竞争，冲击当时的计划经济秩序，搞出渲染大波，要查办的力量和要扶持的政治力量相互制衡，闹了一通，最后不了了之，也没把人家怎么样。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层政治的本质特征：多方制衡之下的民主投票决策体制。没有一方拥有压倒性的力量，要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无从谈起，但放开管制，却非常容易，只要在常委级的圆桌会议上摔杯子就行了。壮大国企强化计划经济的决策无从做出，那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老百姓八仙过海了。在这一点上，邓小平表现出了极强的政治智慧，计划经济的坚定捍卫者陈云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然而人类社会有一个历史规律，那就是“治乱循环”。这大致是说，在一个朝代的初期，由于各派势力相互制衡，缺乏为恶的能力，因此老百姓们会获得很大的生存空间，因此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大治时期，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权贵们不停的掠夺资源强化势力，最终他们获得了为恶能力，轻易就能让老百姓生不如死。这个时候，社会就会倒退，流民就会四起，朝代就会覆亡。中国乃至世界的整部古代史，都是在讲述这个“治乱循环”的规律。西方人最终发明了民主制度，将权贵们关进了笼子，目前运作了300来年，期间经历了很多问题，打了好多次仗，世界大战都打了两次，总算是在近60年来找到了方向。权力制衡规则、决策机制、财税机制、货币发行机制，都是在近60年内才得以最终完善。目前看来，民主制度即便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效率实在是低下，在应对危机时基本上只

能束手无策，但至少天下大乱尸横遍野朝代覆亡的风险，那绝对是没有了。

而中国呢？我们在这个政权建立后的前30年，纯属瞎鸡巴搞，那30年的事不能多谈，总之就是把人不当人，当畜生。死多少畜生，那都不是事。30年后，八位元老以政变方式上位，就相当于重建了一个朝代，重新开启了“治乱循环”之路。在这个新朝建立之初，元老们相互之间不能肉体消灭对方，此前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的玩法不能用了，那就只能制衡。当时的两大巨头邓小平和陈云于是达成了默契：邓管政治决策，陈管经济执行。这俩合作期间，有很多大小摩擦，闹出很多风波，有些甚至震惊世界。一开始搞开放搞活的时候，这俩都没啥经验，所有的资源都被小权贵们抢走了，也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和官倒，小权贵们的掠夺几乎是赤裸裸的，非常的不要脸。这种低劣的掠夺激起了滔天的怒火，并在80年代末期搞出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动乱，留下的伤口一直到今天都在流血。此后中国在变革问题上几经反复，邓小平被逼到没法子，连续两次南巡，靠发动群众争取舆论的方式，最终抑制住了保守派势力。整个过程实在是惊心动魄，绝不是各位所以为的太平盛世，但最终这俩总算是平安的把中国带到了90年代中期，并且确立了中国高层政治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潜规则：书记管政治决策，总理管经济执行，两者相互制衡。道理很简单：一旦相互制衡的局面被打破，某一方势力开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拥有对资源的绝对调配能力，那他一定会选择为恶，选择鱼肉百姓。我们绝对无法指望这些资源的绝对控制者们能够善心大发，从牙缝里抠出肉丝喂给人民，自己只吃青菜。

第三届班子，也就是江朱组合，这俩完美的继承了邓陈的意志。江核心几乎不对经济执行层面的问题发表意见，很专心的搞他三个代表。而朱总理则大刀阔斧的在财税体制和国企体制上动刀子。现在回头看起来，这期间固然埋下了相当多的祸根，但这期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黄金的十年。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不再谈阶级斗争，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私营企业主，也能入党，也能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即便在今天来看，这也是石破天惊的政治观点了。而朱总理则竭尽全力要从当时那一场动乱的惊天恶果中走出来。在当时中国面临国际制裁，被全面封锁，对外贸易几乎断绝，中央政府穷得揭不开锅的情况下，朱总理建立了分税制，国税与地税自此分离，70%的税收要上缴中央，将有限的资源严格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同时严控信贷，并将大量的国企卖掉，斩断小权贵们依靠信贷资源和国企地位的获利之手。这样子搞下来，中国就骄傲的宣布，自己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从经济危机中走了出来，跨入21世纪了。

第四届班子，胡温组合，虽然水平极差，仍然表现出了鲜明的权力制衡的特征。胡搞的是八荣八耻和先进性教育，这是政治层面的事，虽然档次很低，不知所云，与三个代表的政治高度没法比，但至少他不瞎搀和经济层面的事，也没把中国往重回文革时代的错路上带。而办公室主任出身的温，则完全无法应对复杂的经济局面。他的前任朱总理的经济措施，是危机之下的临时举措，根本不能长期沿用。即便是要沿用，也要有配套措施出来。譬如“分税制”，现在被骂得狗血淋头。为什么？因为中央政府拿走70%的钱，在当时确实很穷，没法子，临时这么拿一下可以，但是如果你要长期拿，那请你把地方的教育和医疗的职能，这两块最花钱的职能，也一并拿走。财权与事权要配套。你不能要求地方政府身无分文还办教育搞医保。温总理当时面临的局面，就是必须要给那些临时举措一个说法。他要么就废止它，要么就完善它。而温却做了一个令我至今百思不解的选择，他选择什么都不做。于是，规律开始发生作用，“治乱循环”的按钮，被再次按下。

在邓陈时代，形成的是高层长老相互制衡机制，捣乱分子是部门和地方上的小权贵们。

江朱时代，集中力量清理这些个小权贵们就行了，老百姓自然就能得到发展空间，民营经济自然就能焕发惊人的活力，从而挽救危局。而到了胡温时代，“集中力量”这个临时举措，就开始起反作用。当所有资源集中到高层后，就必然会引发高层对资源的争夺。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小权贵们与老百姓争夺资源，十年后引发的是80年代末期的惊世动乱。这一次，当高层权贵也来与老百姓争夺资源，十年之后将会引发的，又将是什么？这种局面，与中国古代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末期，有什么区别？

整个胡温时代，就是高层权贵进行资源分配的时代。在那十年里，利益版图基本划定，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类别，都已经划分给某个说得出名字的高层权贵。或许只要简单的数一下现在的高层势力派别就行了：电力系、石油系、沪浙系、民盟系、统战系、团派、京帮、山西派、川派、潮汕帮、客家帮、五大军系，等等等等，利益纠纷错综复杂，每一派势力，都能在常委级寻找到政治同盟，以便于更好的争夺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局面完全失控了。从08年开始，也就是胡温的第二任任期开始，权贵资本的力量就开始突飞猛进，而民企的活力就开始逐渐消失，这个国家，也开始走向了悬崖。

2013年，新一届班子正式上位。公知届对他们寄予了前所未有的期望。所有人都知道，改革势在必行了，不改革不行了。然而，要改的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国家的痼疾，到底在哪里啊？这个国家的国民，基本上都茫然无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每个人都在召唤改革，然而改革到底要怎么改啊？

邓陈的改革，是放开管制。在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之下，并在当时高层长老们的相互制衡之下，这不难做到。江朱的改革，是压制当时的中小权贵，给民资以生存空间，他们算是做到了，但同时资源过度集中到高层，给了高层权贵资本的发育空间，这算是埋下了祸根。胡温毫无作为。而这一届班子，要做的改革，只能有一样，就是对高层动手！从高层权贵嘴里，夺下骨头，还给老百姓。这种改革，有可能成功吗？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的类似的例子，那就是王莽改制。王莽试图从西汉贵族手中夺回田地，还给农民，然而王莽遭遇到了空前惨烈的失败，其本人被污名化，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笑柄。动高层权贵的奶酪，在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成功的先例。这一届的班子，他们有可能成功吗？或者这个问题可以这么问：他们真的试图改革吗？

判断一个人的真实意图，不能看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做了什么。这一届班子，在整个2013年，做了些什么呢？毫无疑问，财税系统加强了，各种增税的官方言论层出不穷。这依然是在强化国家资本的套路。与此同时，国家对舆论的控制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网络大V竟然成了反政府的代名词，一时间人人自危。这更是强化集权的套路了。然而最危险的表现，是中央层面建了两个新的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书记兼任这两机构的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举措。这意味着邓陈以绝大的政治智慧建立的高层制衡机制，在一夜之间被摧毁。书记管政治决策，总理管经济执行的制衡机制，就此荡然无存。所有的权力，都将被集中到书记一人手中。总理将被架空，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

现在的政治局面是：一方面，资源在加速向高层权贵手中击中，民资苦不堪言；另一方面，高层权贵们抛弃了原本相互制衡的游戏规则，开始了赤裸裸的争权。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1980年代，中小权贵们抢夺资源，高层却遵守着游戏的规则底线，因此最终无非是激起了一些年轻人的热血，虽然震惊了世界，却最终度过了危局。而这一次，确是高层权贵们亲手掠夺资源，并抛弃了任何规则底线。这一次，会发生什么呢？

2013年，高层的权斗之激烈，远远超越此前的30多年。西南系被连根拔起，石油系荡然无存，前军机大臣下落不明，甚至有谣言说前中堂大人试图潜逃。公知们在文字狱的威胁下噤若寒蝉，而高层们也未必能睡得好觉，谁都不知道对方会干什么。在这种局面之下，唯一可以打的牌，就是挑起国际矛盾，转移国民的注意力，于是整个东南沿海，到处都是领海纠纷，闹得天翻地覆。一帮只读过初中历史课本的中国年轻人，把中国的邻国们骂了一个遍，今天要血洗越南，明天要炸平菲律宾，后天要东京大屠杀，好像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可以王霸天下四夷来朝了一般。

在这种谁都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情况下，由于权贵们对资源的过度掠夺，脆弱不堪的实体经济终于撑不住了，于是，中国这个全球货币发行量最大的国家，居然出现了流动性危机，整个市场上都找不到钱了，钱荒了。权贵们夺来的资源，除了瓜分，无非是投入到过剩产能和地方债之上，这些领域只能沉淀资金，无法创造利润。就好像一个土匪把所有的收入都买了钻石，明晃晃的很好看，但是他没法把钻石出手，因为其它老百姓的钱都被他抢光了，买不起。所以他最终只能守着钻石饿死，他拿不出一毛钱去买食物了。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钱荒的本质。而他要继续活下去的法子只有一个，就是继续去抢钱，对应到这个国家就是继续印钱。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个国家的钱掌柜，也就是那位面临架空危机的总理大人，公开拒绝继续印钱。权斗到了这种程度，你死我活，根本不在乎国家是否能撑下去了。

这就是我的政治观。我第一次在宏观角度上阐述这个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制度演变。这个国家原本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高层权力制衡机制，已经被这一届班子彻底破坏。它破坏了游戏规则，它就要承担恶果。而这个恶果，绝不会来得很迟，无非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我唯有希望天佑中华，在这样的危机面前，那些愚昧的国民，那些根本不知道今夕何夕今时何时的国民，能寻获一丝生机。虽然，这份希望，根本渺茫到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第二章债市雪崩

中国经济正在国进民退的不归路上奋勇前行，出问题是必然的，不出问题才是见了鬼。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包括谢国忠牛刀这帮二吊子水货，都坚持认为先出问题的领域，一定是房地产。但是，房地产偏偏就是不肯出问题。到了今年，先爆发出问题来的，却是债市，并连累股市重归熊途，让无数经济学家跌了眼镜，投资界哀鸿遍野。（老粉丝们都知道，老蛮我从2013年5月份就公开宣称做空中国，并且是同时开辟股市和债市两个战场，咳咳，最后一章本人将用一定的篇幅介绍这次做空战役，并讲讲它到底有什么作用，以给追随至今的战友们一个交代。）要说明白债市，就要理解，到底什么是债。按惯例，我们得学习一下债的历史。在这里我必须说一句题外话：唯有了解历史，才能预测未来。国内金融界的所谓分析师们，连最基本的经济史修养都没有，各项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都不知道，又如何能判断未来的市场走向？

债券，和股票，其实本质上是相同的东西。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两者谈不上什么区别，是完全一致的东西。荷兰是当今世界债券和股票交易市场的起源地。大约在400年前，勇敢的荷兰人开始纵横四海，打得过的就抢，打不过的就买，到处流窜，挣了很多钱。然而这种海上讨生活的生意，起始成本很高，光是造船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在海上风险还挺大，一不小心就船毁人亡。在当时，天才的荷兰人想出了一个办法：船长们借钱造船，然后靠出海挣回的钱还债。有钱人为了预防风险，就每个船长都借一点，把手里的钱分散投给十个船长。

但是，等着船长们挣钱回来，时间太长了，有钱人拿着一堆借条，明知道自己以后会挣大钱，但是遇到急需用钱的时刻，一点办法都没有，等于是拿着金饭碗讨饭。于是天才的荷兰人再次发明了借条交易场所，可以公开交易借款凭证。就这样，债券交易市场就诞生了。再后来，借钱人不满意了，我投资建的船，我竟然只是个债主？不行，我得成为那艘船的船主。于是现代公司制度诞生了。债主摇身一变成为了股东，而船长就变成了职业经理人，而当初的借条交易场所，就变成了股票交易所。然而，债券和股票的本质仍然是一致的：它就是一种资金募集手段。它本身是不是值钱，是不是能在交易市场上卖掉，要看募集起来的资金，所投向的那艘船，是不是会遭遇大风大浪，以致船毁人亡，还是满载而归，一船的金银珠宝。

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就能更加准确的理解一句话：证券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作为一个资金募集的市场，当大家都认为这个国家的经济不会遭遇风浪，它的未来将航行在一条风平浪静的安全航道上时，它的股市和债市当然能持续上涨，每个人都会相信船长带回来的，将是满船的金银财宝。而当大家认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将充斥着狂风暴雨，航道两侧挤满了抢劫犯，船长这次出航基本上死定了，那它的证券市场一定是跌得惨不忍睹。

我国现在的债券交易市场，主要有三类产品，由政府发行的政府债（分为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国债规模9万亿，地方政府债规模1万亿，现在的整体规模大致是10万亿。注意这里的地方债概念仅指公开市场交易的债券品种，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地方债不是一个概念。），由银行发行的金融债（总额大致也是10万亿），以及由企业发行的企业债（总额大致是2.5万亿），此外还有一些个票据类产品，大概也能理解为企业债的一个形式，总额大概有5万亿。（钢企曾经是银行票据最大的用户，各种本票汇票开得不亦乐乎，在今年的债市危机中，钢企死得最快，目前整个钢铁行业都在死亡线上挣扎。）这样算起来，现在中国债券交易市场的产品总规模，达到28万亿左右。请注意，这些债券的发行人，基本上都是国家资本，也就是权贵资本。几乎没有民资可以分享这28万亿的蛋糕。即便是企业债，其发行主体也主要是央企。民企要发债，其难度大致等同于上市，基本上不在民营企业家们的考虑之列。

2013年的上半年，国内经济一片唱好之声。股市从1900点上升到了2400点，涨幅超过25%，投资界一片欢声笑语，高兴得不得了。老蛮我当时写了一篇上半年经济坠崖的文章，在天涯上连载的时候，被五毛们破口大骂。很多人完全没意识到，经济已经到了临界点。国家资本对资源的过分掠夺，已经到了令宏观经济无法承受的地步了。与大家所想象的不同，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制造业，整体上仍然掌控在国家手中。按照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库给出的数据，2011年中国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净资产为28.2万亿，其中国企净资产为11万亿，而民企净资产仅5.7万亿，大致上相当于国企的一半。矿产开采和冶炼、重型化工、水电气、重型装备制造这些个领域，基本上都没民企什么事。然而，我还要给出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同样是2011年，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总利润，只有1.6万亿，而私企创造的利润，高达1.8万亿。这意味着，私企就算是无路可走，就算是被阻挡在各种玻璃门和弹簧门之外，就算再怎么受歧视受打压没地位，其仍然表现出惊人的效率和生命力，以仅仅只占国企一半的净资产，创造出显著超过国企的总利润。到2013年的8月份，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净资产上升到了12.8万亿，创造的利润总额为1.24万亿；而民企净资产为7.1万亿，创造的利润总额为1.09万亿。看出问题来了吗？民企的利润总额开始显著低于国企了！想象一下，当民企丧失了效率和活力，整个国家经济由那帮人浮于事不思进取产能过剩的国企主导，会是怎样一幅惨烈的画面？这就是我们在2013年面对的局面：民企不再是这个国家的主导，而国企开始装模作样的摆出一副领头羊的模样，得意洋洋的把这个国家往死路上带。

债券，包括股票，都是一种融资手段。它们的本质就是聚集人们手中的闲散资金，用于投资某个大项目。等这个大项目挣到了钱，就可以还给老百姓。在它还没能还钱的过程中，大家懒得等，就在债券或者股票市场，交易这些个证券。2008年底，我国债券市场可资公开交易的各种产品总规模为15万亿，到2013年年底上升到28万亿。在这5年间，中国债券市场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游戏规则越来越向股市靠近。债券的交易方式大致与股票差不多，买进卖出，基本面技术面，融资融债，做多做空机制，杠杆机制，一样都不少。只不过是交易对象只允许是机构，目前还不能让小散户直接参与。

债市与股市最大的不同在于：股票持有者，是公司的股东，他们要从公司未来的经营中获益，而这笔获益可能会很大，因此股票持有人的获益在理论上没有上限，所以股票可以炒到天价，只要它所对应的项目确实有一个很不错的故事，船长确实有机会发现新大陆。而债券则会规定一个借款利率，这个利率就是债券持有人的获益上限。无论债券怎么炒，理论上都不能超出借款本金和利息的总和。所以债券价格有上限。债市和股市的相同之处在于：这两者理论上的下限都是零。一旦船毁人亡，那就意味着所有投资都打了水漂，股票或者债券，立刻就变成垃圾，其价值直接归零。

2013年6月份，金融市场开始感觉到不对劲了。国进民退总有个极限，到了极限，整个经济就要开始崩盘了。当时虽然事发突然，但是现在回头来看，整个演变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晰：太多的资金沉淀在国债、地方债和国企债这些根本不能产生什么收益的项目上了，只算债券公开交易市场的规模，就已经达到28万亿了，对比我国100万亿出头的货币总量，这相当于有30%的资金根本没法动了，变成了死钱。流动性就这么紧张了，很多机构手上一分钱闲钱都没了，有个什么风吹草动，那立刻就是现金流断裂而死。有机构就在交易场上问：“你们谁要买我手上的债券不？我急着用钱呢。”别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看它，“靠，就你急着用钱啊，我TM比你急得多。我手上这些债券你要不？打折卖给你。”就这样，大家开始了一轮债券竞相降价抛售的过程，最后折扣打到了七折，票面价值100块钱的债券，70块钱卖，竟然都卖不出去。整个金融市场一下子就疯了。所有机构都发了疯似的找钱，市场传闻好多家银行都成了老赖，还不起钱了。当然了，这些传闻先是被当事机构否认，然后再被证实。最有趣的的是光大银行，因为在香港上了一把市，被迫公告承认自己当时就有拆借上违约行为。当时的两天时间内，中国股市暴跌了几乎10%，一直跌到1800点，搞得央行紧急开闸印钱。按照央行的公开数据，印了4000多亿救市，此后又连续印了万把亿，在股市搞出一个V型反转。这就是钱荒第一次发作。

（待续）

到2013年底，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国债和地方债（统计局口径，不再是前面的债券市场口径）总额约28万亿，其中国债总额10万亿，地方债18万亿。同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年收入大致14万亿，中央和地方各7万亿。中央的那10万亿国债问题不大，好歹一年有7万亿的收入撑着，中央其实没啥必须要花钱的地方，三公经费紧一紧，公务员工资降降，福利削削，军费里抠抠，大项目砍一砍，少搞点面子工程，哪里都能抠出几千万把亿，十年八年艰苦一点，这个债也就还上了。关键是，地方的收入水平和中央持平，都是7万亿（这还加上了3万多亿的卖地收入！），但它的18万亿的债务负担水平，比中央高得多。地方政府和无所事事的中央政府不一样，地方政府是要实际承担民生责任的，教育医疗污染治理，那都是铁板钉钉要花钱的。地方财政根本拿不出闲钱来还。国家统计局公开承认，至少20%的到期地方债在年底前已经没法还了，要靠借新还旧，这以后要想还钱，还只能指望卖

地收入。现在麻烦来了，你要借新还旧，市场得有这个资金供你借啊。我机构的资金本来就沉淀在你丫的手上了，现在你丫还想继续找我借钱？然后还给我自己？你做中国梦呢你。实在要借也行，提高利率！原来7%的利率，现在不行了，提高到了11%到13%。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一下子就提高了50%，并且持续居高不下。到了12月份的时候，资金成本继续飙升，机构们再次悲哀的发现，自己手上持有的那些个债券，竟然又卖不出去了。于是又打折，这一次比6月份的情况稍好，打到了85折。股市跟风来了个12连跌，08年之后中国股民就没看到过这一幕，吓到吐黄胆水的都有。此前信誓旦旦不再印钱的央行，到这一刻又实在顶不住了，于是又印了3000多亿，好歹算是稳定住了债市，但是股市实在是没法再救了。于是中国股市就在2100点附近晃晃悠悠的过了一个元旦。

现在这个局面，所有人基本上都束手无策。钱荒确实是钱荒，但办法一点都没有。唯一的可能途径，就是国企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的有效率，能挣钱，从一艘眼看就要在狂风暴雨中沉没的破船，变成纵横四海的泰坦尼克号。这样，以债券或者股票形式沉淀在其上的死钱，就能变活。大家都会愿意购买和持有这些证券产品。然而，这可能吗？我把这段话打出来，我自己都觉得可笑。我相信你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在破口大骂深井冰了。

还有一个饮鸩止渴的方法，那就是继续印钱。关于印钱的事，我只简单的说一说。这个问题我已经说了太多。中国政府的印钱机制，直接等于抢劫，中国人民基本上都知道。央行开了个微博，没事就禁止评论，因为通篇累牍的，全是在骂它印钱。食品价格和房租已经连涨了两年。房价涨涨，只不过是刚毕业的小年轻没法结婚，于是破口大骂。而食品价格和房租上涨，是会激起流民的。而流民则是中国所有朝代覆亡的主因。经济学博士出身的中堂大人也知道这一点，从他上任之初的第一件事，就是关掉印钞机来看，此人对印钞是有根本的反感的。12月份，资金紧张成那样，也就印了3千来亿，据说事后还秘密的回收了一部分，总算是把物价水平保持得还算基本稳定。如果真要印出18万亿来帮地方政府还债，那后果真是不可想象。

所以，按照目前的这个玩法，以后会怎么样，那就要看中国人民的运气。基本上现在就是一个死局。政府其实也就是一个企业，都要讲现金流。就目前来说，它的现金流基本上已经是断了。它确实拿着一堆借债堆出来的资产，有些资产也还不错，但这些资产统统没法变现，钱荒之下，市场根本找不到资金来接手。要是理论推演的话，要真是要推演出一场血流成河的动乱，才能罢休了。不过，我暂且将这部分关于未来预测的内容打住，到第三章，我再来详细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