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在《春秋繁露》中的表达及其社会影响
董仲舒思想在《春秋繁露》中的表达及其社会影响
摘要：董仲舒作为西汉最著名的公羊经师，其思想集中体现于《春秋繁露》中。他继承了传统的公羊学说，同时又对它进行了许多独特阐释，提出了天道阴阳等诸多理论。所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对西汉中期封建王朝的政治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汉武帝继承了汉初的法治政策，以尊“公羊家”为口号创造了“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模式。他出师征伐，变更制度，巩固了汉朝的统治，使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文化整合，帝业臻于鼎盛，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大义；阴阳理论；西汉政治
一、《春秋繁露》的创作背景
秦政成功的经验为汉政所继承，秦政失败的教训为汉政所吸取。汉初对外和亲避战，对内平定外姓藩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文景之时刑罚大省，用贤纳谏，轻徭薄赋，在此基础上，武帝强化中央集权颁行推恩令建立中朝、地方设立刺史制度，使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思想文化方面，武帝时期相对宽松，广开献书之路，使大批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隐藏起来的典籍得以再现；大批隐退于民间的学者得以重新回到学术领域，出现了繁荣局面。汉武帝讲文治，修武功，举贤良对策笼络人才。董仲舒围绕天人关系和大一统问题，回答武帝策问，颇得汉武帝的赏识。由此，奠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模式，使儒学为统一的中央集权服务。董仲舒以阐发孔子《春秋》理念为核心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也应运而生，并且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春秋繁露》中。
二、《春秋繁露》中的“春秋大义”
董仲舒根据孔子观点归纳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春秋大义”，在《春秋繁露》中主要为：（一）为臣之义在于忠诚无僭越
1.为人臣者不得有损君主的绝对权威。诸侯不得专执，不得专地，不得舞天子之乐等，都是此意。为人臣者必须维护天子的绝对权威，一切行动必须听从天子的指挥，不得蔑视更不得损害王权。如“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得专讨也。”陈夏征舒犯弑君之罪，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有讨贼之义，本应肯定，但《春秋》贬之。是因为在没有得到周天子允许的情况下，同为诸侯国的杀伐，是僭越君权的行为，是为“专讨”。
2.为人臣者应该绝对忠于君主。《春秋繁露·王道》曰：“观乎鲁隐、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吴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根据《公羊传》记载，鲁隐公代桓而立，始终有还政之意；祭仲在国家危亡之际，不惜冒骂名危险，以郑国大局为重；卫叔武在卫君被逐期间代君位，卫侯复国而还政；宋孔父、仇牧和晋荀息，都是在国君遭遇危险时，不惜杀身成仁，为主捐躯。《春秋》在记载中对此有褒扬之意，董仲舒认为，这些都是真正忠诚的行为。
3.为人臣者应该知权，即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更有利于君主的行为方式。《春秋繁露·王道》曰：“鲁隐公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公子目夷不与楚国，此皆执权存国，行正世之义，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气义焉，故皆见之，复正之谓也。”所谓执权存国者，以祭仲之事最具代表性。《春秋》桓公十一年载：“宋人执政祭仲。”《公羊传》曰：“祭仲者何？郑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祭仲在宋国威逼下，“出忽而立突”，使国家变亡为存，行权者的动机和效果都有利于君主，是谓“知权”，达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目的。
（二）攘夷狄意在先治诸夏而后统一夷狄
董仲舒认为《春秋》褒扬中国礼仪文明，反对夷狄侵扰中原，因此在《春秋繁露·王道》中曰：“桓公存邢、卫、杞，不见《春秋》，内心予之，……。桓公救中国，攘夷狄，卒服楚，至为王事者。”齐桓公存邢、卫、杞，是抵御北狄；召陵之会服楚，是对南蛮的反击。董仲舒对这些“攘夷狄”的举动给予肯定。《春秋》成公十五年载：“叔孙侨如会晋士、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邾娄人，会吴于钟离。”《传》曰：“竭为殊会吴？外吴也，竭为外吴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董仲舒接受并发展了此种说法。《春秋繁露·王道》曰：“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董仲舒认为这是王道的体现，即王者要统一天下，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邦国，然后统一“诸夏”，最后将蛮夷戎狄收入王者版图，这也正是孔子为后世王者统一天下设计的方略。董仲舒将《春秋》攘夷、外夷狄之义解释为王道，主张分步骤实现统一，也有劝谏之意，因为董仲舒所处的时代天下早已统一，但周边落后民族的侵扰依然存在。攘夷具有深远意义。
（三）王道、人道实际共为一套和谐治国之理念
所谓“人道”，是指以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准则；所谓“王道”，是指最高统治者治理天下的理论和制度。记叙鲁国242年历史的《春秋》完备地体现了人道和王道，这是董仲舒对《春秋》的整体认识和把握。《春秋繁露·玉杯》曰：“《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挟而王道备。法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为采。”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春秋》曰：‘杞柏来朝。’王者之后称公，杞何以称伯？《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其中体现了王道制道，为新王立法。在董仲舒的观念中，《春秋》包含着治理国家所需要的一切理论准则，《春秋》的每一条经文，经文中的每一个事件、人物，甚至字词都蕴含着孔子的治国理念，孔子著《春秋》就是为了后来的继周者王朝设想的政治蓝图，《春秋》也为汉朝统治者确定“汉道”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三、《春秋繁露》中的哲学思想
《春秋繁露》中的哲学思想以神学蒙昧主义、封建专制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主要为：
（一）“天人合一”思想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至高无上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它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
（二）“君权神授”思想
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体现其意志，主宰自然和社会。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君子之权是天所授予的，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并按照天的意志统治人民的。封建统治者与天是相通相感应的。《春秋繁露》提出性三品说、人性论，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万民的，是纯粹的仁和善；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质，经过君主的教化便可以达到善；斗筲之性这些人是劣等人，即使通过圣人的教化也不会成为性善者，需要加以严格防范。
(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春秋繁露》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道”是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和方法。《春秋繁露》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加以分析理解判断，认为道是永恒的、绝对的。它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
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和阴，一主一从，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更不可能转化，这是“天之常道”，即维护封建统治者的道和天是一样的，是永远不变的。
（四）“忠孝合一”的天然从属观
《春秋繁露》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颜渊》中便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韩非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为“三纲”划出来一个明晰的轮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董仲舒对此加以继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条文，“三纲”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其目的是为维护君权的统一、为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统治服务的。
四、董仲舒思想的社会影响
董仲舒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的春秋大义及其哲学思想，适应了汉武帝大一统的需要，使儒学走向独尊之路，并确立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时代的正统地位，对后来社会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民族政策及管制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择要罗列如下：
(一)董仲舒“盐铁皆归于民”的主张成为民众反盐铁专卖的理论武器
盐铁专卖是汉武帝为解决长期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而采取的搜刮性政策，加速了社会贫困化进程，引起了各个阶层的不满。董仲舒认为，国家“与民争利”必然导致百姓“皆趋利而不趋义，”这不是王道教化之道，而是秦亡之道。所以他在《春秋》重民之义的旗帜下明确提出了“盐铁皆归于民”的主张，说“古井田法虽难卒于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詹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主张废除此制度，但未被武帝采纳。武帝死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继承了董仲舒的观点并对此提出了激烈的批评。《盐铁论·本议》：“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同时分析了政府专卖盐铁的诸多弊端，《盐铁论·禁耕》中有：“铁器失其44宜，而农民失其便”，铁器农具由“县官笼而一之”政府专卖统一规格的农具，不适应当地需要，使“农民失其便。”另外，《盐铁论·国疾》：“车器难就而易败，车不累期，器不终岁。一车千石，一衣十钟。”农具由政府专卖，质劣价高，增加了农民负担，不利于农业生产。贤良文学们主张还利于民，反对于民争利，如《盐铁论·能言》：“罢利官，一归之于民”，“利官”就是指盐铁官。此种观点和看法是深受董仲舒经济思想影响的，是董仲舒对“盐铁皆归于民”的反对汉武帝盐铁政策的意见的翻版。
(二)董仲舒的天谴说为督促帝王改正错误和查处恶吏提供了合理的追查口实
董仲舒利用《春秋》灾异说指出兼并的危害。《春秋繁露·王道》中说：“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不能禁止。日为之食，星陨如雨，雨椥，沙鹿崩。……《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通过言灾异对皇帝给予警示。对此，汉武帝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派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巡视地方郡国，查处兼并土地与民争利的贵族官员；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置十三州刺史，以六条问事，解决“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问题，实际上就是对董仲舒所言日食、星陨、风沙灾异天谴警示的督查。
(三)董仲舒的农业经济思想对西汉政策的制定影响巨大
董仲舒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武帝遣谒者劝遭水灾的郡种宿麦，也是受到了董仲舒的影响。《春秋繁露·立元神》：“兼沫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古，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而衣食之源以五谷为主，五谷之中麦与禾又是最重要的，故董仲舒上书武帝：“《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兼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
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可见，其经济思想在当时是极为深刻的。另外，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述之经济主张对武帝以后汉代诸帝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具有深远影响。如元帝时有什一而税、岁役三日之制；哀帝时有限田之议；王莽时期有“奴婢令”和“王田令”，可见，董仲舒的经济思想对西汉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巨大。
(四)董仲舒“德刑兼用”的治国思想，对汉代及后世法律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初的法律制度承秦而来，虽然陆续有所修改，但大体规模未变。秦制以严刑峻法著称，汉初也大致如此。景帝时期的《公羊传》集成了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倡导“以德化民”，董仲舒对此又有发展，倡导“德刑并用”。他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骀蜜，固于胶漆。”并认为刑罚不可偏废，同等重要。如《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中说：“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刑罚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那么刑又怎么使用才稳妥呢，董仲舒又给出了答案，《春秋繁露·精华》：“《春秋》之所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春秋繁露·玉杯》中说：“《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春秋繁露·正贯》中说：“论罪源深浅定法诛。”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对汉代及后世法律的制定和治狱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
1.直接影响到西汉法律的制定。汉武帝时任用张汤、赵禹修订律令。《汉书·刑法志》：武帝“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另外，《史记·酷吏列传》中：“（张汤）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史。”关于其修订律令的情况记载，《汉书·刑法志》做了描述：“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讹，禁网寝密。”又《晋书·刑法志》载《魏律序》曰：“律之初制，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生也，是以文约而例通。”由此可知张汤、赵禹更定律令与董仲舒所言：“《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后其志”相符。《春秋决狱》原情定罪的本意是对汉初的严刑峻法的修正修改，以重志之义为偶然因素触犯法律者解脱。董仲舒还直接参与律令的制定，由此观之，汉武帝修订的法律是受《春秋决狱》影响的。
2.对西汉统一法度律令产生了深远影响。董仲舒特别强调统一法度，“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则“民知所从”。记载于《史记·酷吏列传》中的张汤治陈皇后蛊狱案，就是按法度行事。说明武帝修订律令是受其影响的。
(五)董仲舒的“先近而致远”的治国方略，对稳定边疆，加速民族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阐释了许多关于如何对待夷狄的《春秋》大义，并从中提出了诸多处理夏夷关系的主张，如《春秋繁露·竹林》中说：“《春秋》之常辞也，不与夷狄而与中国为礼。”“《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而从其事。”《春秋繁露·奉本》：“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远夷之君，内而不外。”又《春秋繁露·王道》：“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可见，董仲舒把夷狄等少数民族视为外，强调圣人在《春秋》中的夷夏之辨，视其为王者臣民，王者统一天下，最终将化夷狄以“来远”。这种认识为汉武帝以及后来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摆脱少数民族的威胁，开拓疆土，稳定边防，加速民族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主要表现在：
1.出师征讨匈奴贵族的侵扰。汉初因国力衰惫而屡遭匈奴侵扰，致使夷夏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汉高祖时曾有七日白登之围，这对汉朝是奇耻大辱。到了汉武帝时，国力强大，军备充足，他利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释“《春秋》大复仇之义”，主张向匈奴征讨，以洗高祖被围之耻。他对匈奴发动了多次战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武帝认为对匈奴的战争符合《春秋》之义，显然是受了董仲舒的影响。通过对匈奴的一系列战争基本上解除了匈奴贵族
政权对北方边疆的威胁，同时也使被匈奴统治的诸多北方少数民族开始陆续与汉王朝交往，促进了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了民族间的融合，并且对今天我国五十六个民族间的和谐相处也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2.王者爱及四夷，以德服夷。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曰：“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故王者爱及四夷。”又说：“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这说明董仲舒主张用和平的方法来处理汉王朝与少数民族间的关系。这对汉代的民族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汉武帝不断招抚少数民族降将，争取、联合少数民族的和平进步力量，以德服夷。如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因单于欲杀己，故与休屠王等商议欲降汉，后休屠王反悔，浑邪王杀之并合并其众共四万余人降汉。武帝对此非常重视。《史记·汲黯列传》记载：“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迎接，赏赐降众，封浑邪王为漯阳侯，并将少数王、将封为侯安置于相应郡县。其余人员则分别安置在北边五郡故塞外，作为汉的属国。武帝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深得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认可和拥护，对团结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和谐相处，以德服夷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功臣表》记载，汉武帝封侯共75人，且其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这种以德服夷的政策也为其后的君主所继承。
(六)董仲舒的“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的主张，开创了我国科举取士之先河
从教育体系来看。在汉代的学校教育体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央官学，而中央官学的主要形式是太学，太学则是由董仲舒提议创设的。他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认为有了太学便可以集中天下贤士，使其担当教化人民的重任，并将统治者的意志贯彻到现实当中，以此巩固其统治。董仲舒进言武帝“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立太学以教于国。”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诏：“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董仲舒还提出“立辟雍庠序”的建议，要求还要在各郡国设地方官学。这一建议也得到了武帝的赞同。据《汉书·循吏传》载：“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从教育目的来看。兴办学校的目的首先是通过太学及庠序所培养的士来改变此前军功重臣垄断政权的局面，从根本上消除凭借血缘关系世袭官职爵位的现象，实现《春秋繁露·王道》所言“大夫不得世。”即改变“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资，未必贤也。”“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的局面，从而使孔子倡导的学而优则仕成为现实，这与其所释《春秋》三世之义“讥世卿”相吻合。另外，通过教育又可以“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促进思想的统一，进而实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以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
从教育内容来看。在汉代的教育体系中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育内容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说：“《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名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所以他主张以儒家经典的六艺作为教育的内容，通过学校的教授而使其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理想，从而促进思想上的统一，实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武帝采纳了之一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设立五经博士，标志着儒家经典受到重视，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
在官制方面，官吏的选举与学校尤其是太学的兴办有着重要联系。董仲舒在建议兴办太学的同时重视选举贤能，他在《春秋繁露·十指》中说：“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则百官序矣。”他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遍得天下之贤人”，“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同时通过推荐和考试把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相结合。元朔五年设立博士弟子员制度，中
央由太常直接补选；地方郡国，“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便可推举入太学学习，太学一年进行一次考试，名次高者可以任官，成绩劣者即辞退。对此，《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藉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者，辄罢之。”“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这样，学而优则仕的入仕途径已经完全打开，使汉朝的官吏选拔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察举和征辟成为选官的主要方法。同时，与考试相结合，以考试名次高低决定能否入仕形成了我国科举取士的萌芽。由此，也改变了官僚队伍的构成，文官逐渐成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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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f The Medium-term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bstract: Dong Zhongshu, best known as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by rams of the division,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his thought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Fanlu", it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doctrine of the ram, at the same time, it explained a lot of unique, made of yin and yang Heaven and many other theories, all of which are from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mid-Western Han dynasty of feudal politics of an importan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the early Han Dynasty inherited the policy of the rule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respect" ram "home" to create a "King Road Miscellaneous the "policy model. Mastered conquest, change the system, consolidate the rule of the Han Dynasty, not only to achieve the political unity of the country, and initially completed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so that the Emperor Han industry reaching its peak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Key words:Dong Zhongshu; Chun Qiu Fan Lu;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estern Han Dynasty;the righteous cause of the political;theory of yin and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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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曾出现了许多耀眼的思 想家，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或者具有预见性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主要活动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他是汉初杰出的大儒，他治学严谨，学识丰富，为适应汉初政治上加强封建大一统和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他提出了许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张，而且其中一些思想主张对中国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的社会形势董仲舒生活在西汉前中期，战国后期以风靡之势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经过二世而亡，西汉在农民浪潮以后得以建立，汉代建立以后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作为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在汉代封建剥削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汉代的封建剥削主要有：其一是领户制即所谓的封建领主制；其二是豪强地主实行的租佃制。汉承秦制，继续实行奖励军功的食邑制度，这一方面是刘邦为自己夺取天下招揽人才，另一方面是解放奴隶，实行封建制，更好的适应历史的发展要求。此外汉初尤其注重对暴秦短命而亡的总结，对农民起义尤为重视，因此汉初轻徭薄赋，于民生产。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
矛盾，封建富商和封建政府之间的矛盾，豪强宗族地主和封建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而这三个矛盾整体上还是中央集权政府一方与富商、宗族地主以及地方割据势力一方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汉初社会中超过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 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的矛盾，成为了汉初的主要矛盾。汉初时，由于刚刚结束秦末战争，汉初几位统治者都实行休养生息，轻租薄赋的政策，人民生活得以安定，然而到汉武帝使土地兼并迅速膨胀，对封建政权和封建经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关系国家生活的盐铁，铸钱很多都未集中在中央，商业经济发展严重影响了封建中央政权的根基。在汉武帝之前，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中始终存在着儒道法的争论，中国从秦代到汉代在政治经济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的发展也从百家争鸣到一尊法术，再到崇尚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这其中董仲舒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秦朝兴于法术而亡于法术，汉承秦制，然而汉初统治者并未完全照搬秦制，而是以道家的无为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当时的学术发展、形势的需要以及统治者选择的结果，实行黄老学说，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史称“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而到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支持对匈作战，急需加强中央对思想的统一，董
电大中外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 作者：杨财云 学校：中央电大焉耆分校 专业：行政管理 年级： 2015级行政管理（本科） 学号： 指导教师：付博 2015 年 12 月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 摘要：董仲舒儒是汉代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用“天人三策”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思想也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董仲舒
董仲舒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和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的历史性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古至今，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一，到底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功与过。一、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 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在众多对策中，董仲舒的的对策很受汉武帝的欣赏，这就是汉学史上着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禁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而国破亡矣”。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建议武帝要实行“更化”，就是肯定“有为”．否定“无为”，同时也就是改变主导思想路线，改变治国主张。在最后一次“对策”中明确建议实行“大一统”的政策。董仲舒的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了，班固评述此问题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可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接受董伸舒的“对策”而实行的。董仲舒的这个建议影响了中国自西汉中期以后思想发展的大方向、大格局。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就形成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思想。在这两千多年里，儒学理论虽说有多次变化，但总的儒学精神一直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延续，应该说董仲舒的思想起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同时，中国文化在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也发生了变化，并形成了新的格局。董仲舒就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来发展儒家，成为后来的容纳百家汉儒。使儒学从先秦孔孟的一元性的“纯儒”向多元性的“汉儒”发展，莫定了的儒学“独尊”的地位，同时也实现了儒家提倡的“学而优则仕”的局面。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举任贤才、广纳儒生。在汉朝初立时，陆贾就经常提出：治天下还需读书人，其中就包含了儒生。但是刘邦并没有采纳。发展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改革任选吏制的措施。其一，
董仲舒 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儒家传统五行的思想 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 董仲舒借时学（阴阳五行学）发挥或者说发展《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其说固然奇伟怪谲，难以思议，但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 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传统中《洪范》讲五行的思想，并发扬光大之，建立了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学说。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此五种不同的属性相生相胜,构成一合理的宇宙关系。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过来看则是火胜木,土胜火,金胜土,水胜金,金胜木。五行相生是一种生成关系,五行相胜是一种变救关系。宇宙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生成变化,因而成为一可理解的合理的宇宙。如木性主生故为春，火性主长故为夏，土性主养故为季夏，金性主收故为秋，水性主藏故为冬。用五行来解释天时，天时即合乎理性可被理解。在董子看来，不仅天时依五行构成，人事也依五行构成。如木为春生之性宜以农为本劝农事无夺农时,火为夏长之性宜选贤举能赏有功封有德,土为养成之性宜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金为秋收拢宜刑有罪伐无道安集天下,水为冬藏之性宜敬四时之祭与谛袷昭穆之序。如此,依五行解人事,人事亦合理而可理解。按照董子的宇宙构成说,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 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但是,从现实上来看,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即五行相生相胜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这样,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故董子在《春秋繁露·治乱五行》一章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董子曰: “火干木,蛮虫早出,雷早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革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伤五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火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五谷不成。木干水,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虫蛰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 董子虽然用五行学说说明了灾异产生的原因,但要说明天人感应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 说明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破坏五行（天）的秩序而导致灾异。鉴于此,董仲舒再进一步从阴阳
董仲舒介绍
日志原文：https://www.sodocs.net/doc/7612739546.html,/people/!bHkxOTE5QHNvaHUuY29t/143525738.html 我参与撰著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河北卷》秦汉时期。写出了初稿。关于秦汉时期河北的思想文化成就，董仲舒是一个经典。贴上，供博友批判。 西汉时期，河北地区诞生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尤其是董仲舒，在《春秋》学说基础上成就的“天人合一、独尊儒术”的思想，不仅对西汉政治、文化产生了空前的影响，而且对后世封建社会影响深远。
3－3－1董仲舒画象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约前198－前108），西汉广川（今河北省景县西南）人。早年与公孙弘一同拜胡母生门下，攻读《公羊春秋》之学。汉景帝时为博士，他深入研究西汉前期政治局势和社会，以儒学为基础，吸收阴阳、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形成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哲学体系，集中国儒学之大成。他利用与汉武帝对策，阐述大一统的思想，说服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 董仲舒一生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著作。《汉书·董仲舒传》说他的著作，“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他的思想是西汉时期河北人文思想的集中代表，也是中国封建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董仲舒发展了《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理论，把《公羊春秋》以及《尚书》、《洪范》之类学问，组合到他的思想体系中，成为促进儒学转折的新思想。
3－3－2位于河北枣强县的董仲舒石像 大一统思想与天人合一理论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普遍的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的理论，诠释“大一统”。就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之谓也。”[1]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1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 摘要：董仲舒儒是汉代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产生 深远的影响，他用“天人三策”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思想也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董仲舒 董仲舒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和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的历史性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古至今，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一，到底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功与过。 一、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 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在众多对策中，董仲舒的的对策很受汉武帝的欣赏，这就是汉学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禁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而国破亡矣”。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建议武帝要实行“更化”，就是肯定“有为”．否定“无为”，同时也就是改变主导思想路线，改变治国主张。在最后一次“对策”中明确建议实行“大一统”的政策。董仲舒的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了，班固评述此问题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可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接受董伸舒的“对策”而实行的。董仲舒的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卢梭在这场思想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仲舒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本文将结合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论述他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史的发展作用。 一。董仲舒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 1，社会经济背景 董仲舒是汉朝武帝时代人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得以摆脱秦末的凋敝状况，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巨大好转。这时人口开始增殖到历史的最高限，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国内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定价的市场，以此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汉朝的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而当时，国内政局却是封国格局，统一的货币与定价市场很难形成，这使得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准备。 2，社会政治背景 汉武帝时正是七王之乱平定之后，由于贵族制度的残留，汉朝实行的仍是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体，这对秦朝的郡县制度无疑是一种退步，而直接危及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地位。因此汉武帝开始以“推恩令”的方式来间接推行郡县制度以保证汉武帝对国内的政治专制和对匈奴作战时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 3，思想文化背景 汉朝初年，汉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而九流十家在当时并未断绝，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得以保持。这些多不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更不利于汉武帝实行最高的君主专制，因此，富有雄心的汉武帝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来保证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只有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保证汉武帝自己既不被皇姓成员篡夺又不被人民造反。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继承、吸纳、融合了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家等诸多学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以及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根据时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顺应了春秋战国以后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二、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 应其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它对进一步巩固汉武政权乃至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的统一和稳定，防止封建割据，发挥了至关生要的作用。 2、以教化为大务、刑罚为辅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我国历史上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经文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学家和儒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 汉武帝汉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一建议也最终被汉武帝所采纳，成就了儒学的历史又一鼎盛时期。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从教育家的角度来看，董仲舒调和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认为“天”创造人类时赋予了人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教育就是使其善。
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评价
评述董仲舒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干，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代新儒学。 从董仲舒所处时代入手，以当时社会矛盾和任务、自然科学状况、秦汉...相关答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摘要]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董仲舒；大一统；社会背景；历史意义 董仲舒是我国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学说，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他的“大一统”思想，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大一统”的概念是《公羊传》首次提出的。《春秋经》开篇首句记载：“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阐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谒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即以何为重，以何为大义，引申为重视、尊重。“一”指统一、合一，指万物的根本。“统”即纲纪意。“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与周天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以统一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已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后经进一步发挥，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这样“大一统”思想不仅有了与生俱来的合理性，而且还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开始作为统治手段和主流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主张建立和巩固以封建君主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在董仲舒看来，君主是上天之子，代表天的意志统治人民，臣民服从君主就是服从上天，而君也要服从天的意志，否则天就会以阴阳灾异来进行惩罚，要求君主“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一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2]。为了强化政治，董仲舒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提倡选举任贤，反对世卿认亲，对官吏必须进行考核，实行定时定员举荐制度；主张兴太学、以德仁教化百姓；限民名田、抑制土地兼并，反对政府垄断盐铁，使盐铁归于民营，薄赋敛、省徭役，禁止官僚经营工商业，保护百姓利益，保障农民基本需要，主张德主刑辅。 在思想方面，董仲舒在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这种思想是以教育的方法为主，使各家各派在孔子和《春秋》的名义下统一起来，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基础，共同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用“大一统”思想解决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国家面临的危机。 董仲舒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相辅相成，政治大一统是董仲舒大一统论的目的所在，而思想大一统则是实现政治大一统的重要手段，它们共同构成了维护君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的规范。 二、“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汉初，以“清静无为”思想为统治思想，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新的社会矛盾开始威胁中央集权和社会安定。在政治方面，刘邦时期的分封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董仲舒的生平和教育活动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广川（今河北冀县）人，是西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的拥护者，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以“三年不窥园”（王充评为夸大之辞，认为学习应该有张有弛）的精神，攻习儒家的经典，当时被推为群儒之首，有“汉代孔子”之称。他精于《公羊春秋学》，景帝时为博士。他的学生很多，有的见不到他的面，采取以老学生教新学生这种“久次相授业”的教学形式。 武帝时诏贤良，对策第一。他的三篇对策，成为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政策的基础。《汉书·董仲舒传》说：“推明孔氏，仰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因与当时当权的公孙弘发生矛盾，出相胶西王。不久辞官回家，以讲学著书为事。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为《春秋繁露》，全书今存八十二篇，根据“公羊派”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并应用于社会政治；发挥《易经》的阴阳学说，结合五行思想，创立“天人感应”学说，提出了“性三品”观点，形成了一套神学化儒学新体系，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另有《董胶西集》一册，“三对策”收集在内，提出了较具体的政治和教育主张。他的书流散不全，今本《繁露》未必皆董氏的原著，但可视为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的汇编。 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董仲舒生在西汉封建政权已经建立、但仍有待巩固的时期。自汉初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一时期安定的局面之后，又出现了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七国之乱平息之后，统治者的锋芒便要指向农民阶级了。董仲舒就是站在当时地主阶级的立场，适应当时这种政治要求而提出来的。 董仲舒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要神化汉代政权，主张“君权神授”之说，以提高君权，树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巩固封建统一政权。他的政治主张，是以儒术为主，以刑法为辅。他口口声声说，要“任德而不任刑”，好象很同情人民的疾苦，主张教化，反对刑罚；实际上却是企图发挥统治者软硬两手中麻痹欺骗从而软化人民这一手的作用。 他鉴于秦朝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农民过于严重的压迫和剥削，以致激起农民的反抗，酿成农民大起义，在很短的时期内便亡了国。在秦末农民起义的震动下，他认识到人民这种伟大的力量，害怕汉朝再遭秦朝的命运，所以主张实行“仁政”，籍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提出了“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主张。这种主张，大部分是带有欺骗性的，统治者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的。 董仲舒还主张加强统一和提高君权。他宣传《春秋》的“大一统”思想，认为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为了提高君权，他提倡“君权神授”的学说，认为君主受命于天，能贯通天地人的大道，因而强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也是《春秋》的大义。他的这些主张都是为了加强当时封建政权对人民的统治的。 董仲舒为了加强他的政治主张的力量，创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使先秦的儒家原始思想变成了神学化的思想。这样，他就把儒家主张的封建伦理都归诸天道，把“仁”和“三纲”等等都认为是出自天意而不能改变的永恒道德。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把封建社会秩序神圣化和绝对化了。 他还引申《易经》的阴阳学说，认为凡物都是阴阳合成的，阳性尊，阴性卑；阴不得独立行事，必须服从阳；阳在先，阴在后；阳是主，阴是附。他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关系上，认为君、父、夫都属于阳而臣、子、妻则属于阴，所以君应为臣纲，父应为子纲，夫应为妻纲，这就是他所说“可求于天”的“王道之三纲”。这就为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礼教”即政权（君权）、父权、夫权的三条封建绳索，奠定了神学化的理论基础。 为了体现天意，董仲舒主张“奉天法古”，即是从效法古代“先王之遗道”来奉行天意。他虽然发挥《春秋》“三世”之说，并认为“天命靡常”，“有道可以伐无道”，可以承天意改朝换代，又主张王者改制，好像是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其实他所说的改制，只是指“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而言，至于先王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等是不能改的，所以他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与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一致的。他的“三世”说是一种历史循环的观点，而“奉天法古”的思想则纯粹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反历史主义观点。
董仲舒的贡献之儒家思想的发展
论董仲舒的贡献之儒家思想的发展 内容摘要：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历程中非常关键的人物,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他在秦朝“焚书坑儒”使儒学一度遭受重创成为打击对象之后，直至汉朝面对西汉大一统的政治要求，建立了以儒家人道义理架构为基础，吸收各家思想，前所未有、兼容并包的新儒学体系，对儒学的理论建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促进和巩固了汉朝的政治和思想的统一，使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影响中国政治文明两千年。 关键字：董仲舒新儒学贡献影响评价 一、为什么说董仲舒是儒家思想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人物呢？ 因为董仲舒对于新儒学的理论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儒墨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是儒家的理论思想一直受到诸子百家的挑战。春秋战国的统治者虽然对儒生礼遇有加，但是一直不曾真正采纳过儒家的理论，诸侯多数是为了招纳人才而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而已。即在政治实践上，春秋战国诸侯大都是法家学说的信徒，而秦最终统一六国，依靠的也不是儒家，而是法家。儒家思想在秦统一之后更一度遭受重创，坑儒使儒家的理论学说现实的成为打击的对象。好在秦朝的统治不久，汉朝迅速取而代之。至汉武帝时，在董仲舒的努力之下，儒家才真正的击败了道家和法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长达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董仲舒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开创了一个儒学的新时代。董仲舒面对西汉社会大一统的政治要求，以儒家人道义理架构为基础，义春秋公羊学为依据，发挥其微言大义，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将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建立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兼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同时也形成了适应汉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极具包容性，独具时代魅力的董子政治儒学，对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有效性应对和对治行回答，成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讲政治儒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也正是这些突出的贡献使董仲舒成为儒学发展史中的一位里程碑的人物，他的新儒学的理论建构与贡献可概括为：一个基础、一个实质、四项精要、四大特点。具体分析如下：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的影响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的影响 发布日期：2012-04-30 发布：https://www.sodocs.net/doc/7612739546.html, 摘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建立了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肯定了天在宇宙间的主导地位，具有监督人的权威，又强调人的主观自觉，具有感动天的主观能动性。天人感应论实际上就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双向互动关系。 中国论文网https://www.sodocs.net/doc/7612739546.html,/2/view-1644716.htm 关键词天人感应汉代封建统治 作者简介：王丽娜，西南民族大学2009级法学理论专业。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2-003-02 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由三个方面的要点构成：第一是天人相类和人副天数。他证明天与人是同一类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人是天生的，自然人就应该像天，如同儿子像父亲那样。因此，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与天一一相应，人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块，天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大骨节十二块，与一年十二个月相应，人体内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季。没有数的，按类也相应，人有喜怒哀乐，天有冬夏寒暑。总之，“人副天数”，“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同类相适应，因此就可以说天与人是可以相互感应的。第二是阴阳五行说。他采取把自然拟人化的主观类比手法，通过歪曲阴阳五行学说，以论证天的神秘性。他宣扬由天而生阴阳，由阴阳而分成五行，由于五行相生相胜，而有四时四方，由此而产生万物。阴是天的刑罚的表现，阳是天的恩德的表现。五行相生体现了天的恩德，五行相胜体现了天的刑罚。天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而产生和指导万物和人类，因而阴阳五行都是天意的表现。由此，董仲舒把自然界的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更替，也都说成是天志或天意的表现。他把季节进入春天后草木竞相生长说成是天的仁、德、爱、好的意志；把进入冬天后草木枯萎，说成是天的刑、杀、哀、恶的意志。总之，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此外，董仲舒还宣扬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第三是祥瑞说和谴告说。这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核心部分。天是不可能直接站出来说话的，但天人相类，阴阳应象，所以天对人事的意见可以通过自然想象表现出来。他告诫君主：“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他借“天谴”劝君主“明善心”，在神秘主义外壳里包裹着“修身”“正己”的儒家伦理性。 二、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产生背景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为什么不迟不早在西汉中期应运而生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决定的。因为经过西汉前期的经济恢复，封建经济空前发展，还有，这时异姓和同姓诸侯地方割据势力，已经基本削平，这就给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提供了经济的和政治的客观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大量集中，贫富两极分化，又出现了：“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盗，骄则为暴”的现象，使统治者面临“土崩”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理论，论证他们的统治的“合理性”。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作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董仲舒，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必须把“天”神请出来，用它来论证整个封建制度，都是由“天”有意识、有目的地安排的，是天神意志的体现。也就是把整个封建统治，都置于天神的保护伞下，不许任何人侵犯，否则，就会受到天神的严厉惩罚。同时他为了使自己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把“王”字分解，说三横从上至下分别是代表天地人，一竖就是通过王把三者沟通起来，因此王是天派来的。人要是违背王的旨意，就要遭天灾…… 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统治的影响作用
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教育技术学院0610220028 李璐董仲舒，我国历史上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学家和儒学大师，有“汉代孔子”之称。 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这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也是宽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再现于人间；很多退避于草野的儒学之士，也渐渐走出了山林。董仲舒的老家——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这对他以后的思想体系的形成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在当时儒学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寂寥而又刚开始兴起的时刻，不少人的想法和观点还是相当浅薄的，与他们相比，董仲舒真是鹤立鸡群，形若天渊，“通才”“鸿儒”这些比喻一点也不过分。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声誉之高，气派之盛！ 汉武帝汉光元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这本书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分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兴教化，正万民”，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一建议也最终被汉武帝所采纳，成就了儒学的历史又一鼎盛时期。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下：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必须首先统一思想。他是依据《春秋》“大一统” 的思想来阐发了这一见解的，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当时的弊政恰恰是思想不统一，即所谓“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即“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绝其道并不一定要取缔各种学术，而是不给它们以发展的条件。通过大力尊崇儒学，给予培养和作官的前途，自然成为大多数士人的追求方向，其他学派也就难以与之“并进”了。 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与独尊儒术相联系，董仲舒提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中央的大学，大学是“贤士之所关”，“教化之本原”。他还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意见，要求“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并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在办好太学的同时，地方教化也很重要。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如果没有堤防，就难免造成灾患，教化就能起到堤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就是说，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对于稳定统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作用。 3、重选举以选用贤才。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董仲舒的上述建议，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被汉武帝采纳，不仅促进了汉代思想的统一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和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单的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主要的学术思想以后，我想主要从教育家的角度来探讨董仲舒
董仲舒的思想与大一统
董仲舒的思想与大一统 董仲舒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诸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创立了新儒学，并使新儒学成为西汉的正统思想，而这种思想在之后中国的两千年历史中得以不断地丰富，直至现在，儒家思想对社会发展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董仲舒有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政治、思想、哲学……，可谓包罗万象，庞大非常。董仲舒是一位关照现实的思想家，是一位注重社会发展的思想家，他庞大的思想体系有着明确的服务对象，即：西汉的大一统。 哲学是一切思想的指导，董仲舒自然也不例外。董仲舒的哲学，集中表现为“天”的哲学，“唯天为大”，是其“天论”的核心，同时，也是他大一统思想的灵魂所在。“唯天为大”，是什么含义？天，是一切的主宰。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天”不是简简单单指头顶的蓝天，他的“天”有着三重含义，而正是这三重含义，使得天变得至高无上。首先，“天”是自然之天，“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矣。”（《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这里的天，是宇宙万物的总称。“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东至之后，阴俛而西入，阳仰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有多而无溢，有少而无绝。春夏多阳而少阴，秋冬少阳而多阴，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春秋繁露·阴阳终始》)，这里的天，是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其次，“天”是神灵之天，“天者，百神之君也。”（《汉书·董仲舒传》），天是百神之君主，也就是神王，是天地万物的
主宰。另外，“天”还是道德之天，“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春秋繁露·俞序》），在此，天成为了绝对的仁者，天心，便是仁者之心。经过这三重含义的叠加，“天”，就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天”，就成为了民众的信仰。 那么，确立天至高无上的地位，对西汉大一统有什么作用呢？作用就在于利用天的地位，来确立王的地位，让最高统治者成为臣民信仰的一部分，从而实现树立君主权威，强化王权的目的。董仲舒是怎样做的呢？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君权天授”。“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他认为，“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君主，承接天意，身为天子，替“天”管理天下臣民。这样，借助天的无上地位，把君主设为天之子，让他成为上参天，下通地，中连人的能人，从而成功提高了君主的地位，树立了君主的权威，为大一统提供了一个领导者，减小了臣民被领导的心理抵触，使大一统的可操作性得以提高。因为，“君权天授”让君主可以拥有至高权力的说法变得合理、合法、合情。 当然，仅仅“君权天授”还不足以解决树立君主权威的问题。董仲舒的“君主中心”思想，则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层次分明，等级森严的完整系统，而这个系统的掌控者就是最高统治者——君主。在君民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是所好，体毕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董仲舒思想
第五部分董仲舒的思想 一、董仲舒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思想史经由春秋战国至两汉时，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折，即原先的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为独尊儒术的思想集权所取代，这一转折是专制主义政治在思想上寻求一统的具体体现。汉初统治者接受暴秦一味地任用法家苛严刑律而加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以“黄老之术”作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黄老之术”乃假托黄帝、老子之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的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综成。具体表现为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使得战乱和灾荒之后的汉初，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从而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虽然黄老之术也杂糅有儒家思想，然而汉朝统治者，作为对秦“焚书坑儒”的反动，也曾十分有意识地利用儒家的礼制和德治来加强统治。刘邦初登帝位，曾痛感群臣“造反”的野性未改，君主威严一时难以确立，于是请出儒生淳于越按礼制定君臣等级及其礼仪规范。文帝则重用贾谊，强调儒家的父子、君臣之关系伦理，明确尊卑名分，大力提倡忠孝，强化了儒家的纲常礼教。礼制和德治的贯彻，推进了儒家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的新阐发，《礼记》堪称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如《礼记》中的《大学篇》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三纲领表现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由认识论上的格物、致知，到伦理学上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在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形成了熔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学于一炉的思想体系，不仅为汉初统治者的治国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武帝时的“独尊儒术”作了舆论准备。 二、董仲舒生平 董仲舒，河北广川人，公元前179-前104年。其学术研究专攻经学，曾精研《春秋公羊传》，并广及群经。曾担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但他在政治上终不能得志，于公元前121年托病弃官归家，潜心著书讲学。朝廷每遇大事，武帝则派人征询董仲舒的意见。【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汉代流行有五家春秋学：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春秋等。公羊传，文美义富，加上董仲舒的大力弘扬，最先流行开来。】 汉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征求治国方略。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后世的官方哲学。其“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汉书·董仲舒传》也载有其部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