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制度历史选择的文化基因分析

中国政党制度［1］历史选择的文化基因分析

李荣祥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制度对古老的中国的影响逐渐增强，政党政治也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对传统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经过三次政党制度的选择，我们发现西方的政党制度移植到中国以后，并没有产生人们预期的效果，而是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在历史本身无法找到答案，转而只能从文化的基因中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核心在于价值观念，而“整体观”则是中国自《易经》开始逐步形成了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孔子在阐述“仁”的涵义时进一步形成了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双向助成观”。我们由此引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双向性”原则和执政方式的“一元”传统，进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产生有其文化基因的必然性。

［关键词］中国政党制度文化基因分析文化必然

近代以来，随着国门洞开和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中国社会先后进行了三次政党制度的选择，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07年11月15日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是这样表述的：“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

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理解这样一种政党制度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出现，迄今为止，人们多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展开论述，《中国的政党制度》也是如此论述。2013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包含政治发展道路，必然包含政党制度，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阐述中国道路的文化因素，也是政党制度的文化因素。”讲话强调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对中国道路选择的影响。对于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又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我

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着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提到中华传统文化基因问题。中国道路包含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包含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中华文化的基因传承有何关系？文化基因又如何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一个简要分析。

一、中国历史上三次政党制度的选择及其主要特征

（一）多党政治时期（1912－1914）

1911年武昌暴动成功，全国形成南北两大势力范围，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逊位诏书，委托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14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15日，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出台，目的是约束袁世凯的权力。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人民获得了结社组党、参与政治的权利。1912年秋天宋教仁以同盟会为核心、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之匹敌。年底，国会议员选举拉开序幕。至1913年3月，国民党获压倒多数席位，宋教仁信心满怀地准备组阁。3月22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收缴其议员证书。1914年1月，取消了第一届国会。至此，中国多党政治的试验只进行了短短两年时间，即宣告彻底失败。此后，中国社会

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和军阀混战，人民陷入苦难之中。

（二）国民党一党独裁时期（1927－1949）

1927年4月，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事实上取代了北洋政府），至1928年底东北易帜（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根据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2］，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训政纲领》要点为:

1.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2.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3.同时，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

4.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但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要受国民党中执委政治会议指导监督。

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国民党也没有结束“训政”，国民党实际上控制着中国的最高统治权，而这个最高统治权又掌握在将介石一个人手中。中国社会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和政党，其中，支持和拥护国民党统治的就受到庇护，反对或不赞同国民党统治的就受到打压甚至剿杀。在八年抗战时期（1938－1945），为了一致抵御日本侵略者，国共两党展开了第二次合作。

（三）中共领导、多党合作形成（1949－）

1948年“五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布纪念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纷纷响应，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共同建国的开始。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政党、各团体、各界人士名单都是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从它诞生起就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反对党的位置。

（四）三次政党制度选择的主要特征

现代政党政治来自西方，在中国这块有着自己独立文化体系的古老土地上扎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中国近代以来三次政党制度的选择呈现出独有的特征。

一是民众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近代以来屡受外侮，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复兴图强，在皇帝被推翻，国家失去了最高的权威的时候，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集团领导中国摆脱苦难，人们对采取何种形式的政党制度似乎并不太热衷。前两次选择，这些政党没有代表广大基层民众的利益，因此基层民众对于政党及政党制度并不关心，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仅停留在中上层少数人当中。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中总结民国建立后基层民众对政治的关心不够时所说：“大多数人民对于临时约法，初未曾计及其于本身利害何若，闻有毁法者不加怒，闻有护法者亦不加喜”。但由于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申明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利益，因此在它的发展过程

中始终得到了基层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陈毅元帅曾赞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二是政治制度乃至政党制度受军事强权的影响颇大。在第一次政党制度的选择中，袁世凯的势力左右了局势，在发现多党政治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时，他果断地中止了这种多党制的试验。国民党成为执政党时，它的军事力量最为强大，但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逐步发展壮大并获得了劳苦民众的支持，因此国民党想真正实行一党独裁也无法做到。当大陆的国民党政权被人民抛弃时，受到人民广泛拥护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三次的政党制度的选择无不受到强权力量的影响，或者用另一种说法，中国社会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执政集团而不是政党。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时，顺序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其中党的建设是摆在最末的位置。

三是革命的思维影响着政党政治。在第一次政党制度选择时，虽然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的国民党（非后来孙中山组建的国民党）的主体――同盟会等――均具有革命的背景，但由于手中并未掌握武装力量，无法用武力解决问题，只能通过走议会道路的方式获得执政地位。但这种幻想很快就被袁世凯的武力所粉碎，孙中山再次举起革命的大旗（二次革命）。国民党执政后，虽然国家形式上统一，但事实上仍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蒋介石的独裁是用军政代替了训政。新中国建立后，在大陆范围内实现了统一。中国共产党由于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1927年南昌起义－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最终获得执政地位，历史的车轮仍然沿着既定的轨道惯性向前。因此，无论是上层领导人还是中下层干部，无论是体制机制还是

工作方式，都面临着“从革命到建设”的一个巨大的转变，正像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马上得”、“马上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转变历程很艰难，曲折反复，用了整整29年（1949年新中国建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为什么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过程会呈现以上这些特征？我们在历史事实中无法找到答案。受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指引，我们把目光转向历史事实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以寻求更加合理的解释。

二、中国文化基因分析

关于文化，我们首先要明确广义文化的三个层面：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文化总是首先从器物（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开始，然后规范人类的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形成制度体系（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乡规习俗等），最后形成了人类对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的形而上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逐步渗透到人们的行为当中，并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世代传承下来。文化基因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对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选择的分析就从文化基因的层面展开。

（一）哲学思维的“整体观”

《易经》是中国一部古老的书，这部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虽然最初是一部占筮之书，但由于是古代先人通过“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3］而总结出来的天地人之道，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进而影响了周代以后的诸子百家。可以说，《易经》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易经》奠定了中国人的“自

生”的宇宙观，就是宇宙是自己生成，没有外力的帮助。易就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本源，道家称为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儒家称为太极，“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5］。原始、混沌的易作为宇宙生命的本源产生出阴阳两种力量相互交感变动而化生万物。阳代表主动的、创造性的力量，阴代表一种被动的、顺承性的力量。阴阳两者不可分离，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为补充，两者的关系是合作的关系，最终达到和谐。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人类也同样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都是不可分解的，由此奠定了中国人哲学思维的“整体观”。并进而形成中国人宇宙生成与宇宙构成相合一、宇宙整体与宇宙构成部分相合一、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相合一、天地人相合一等观念，这些观念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一直传承下来并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在考虑问题时，往往首先是从事物的整体出发，再从组成事物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易经》每一卦每一爻之间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入手，既注重整体，又注重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就像是一棵大树为一个整体，枝叶是这棵树的分体，它们都从树根和主干汲取养分，它们相互之间又存在着有机的关系，它们共同组成一个活的生命共同体。任何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外一个方面的观点都被认为偏离了常道（即孔子称为“至德”的中庸之道）。

现代科学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宇宙的产生和变化规律与中国古代先贤们的思想观念比较吻合，充分说明中国古代先贤们的高度智慧和理性，这些智慧和理性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我们作为新一代的中国人，有责任将这些凝聚着人类智慧的文化基因继承和传承下去。

（二）人际关系的“双向助成观”

从宇宙自己生成和整体观的思想出发，中国人认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存在着一个太极，“一物一太极”［6］，每一太极之中又蕴含着一对阴阳，由于阴阳两气的交感变动，引起万事万物的生长变化，这种生长变化周而复始，永无停息。人类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自然也遵循着这个规律。人类自诞生起，就过着群居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这就是人际关系。不同的人际关系形成不同的人际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整体，是个活的生命，而这个整体中的不同的人的关系则是阴阳互动、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关系。孔子在谈到什么是“仁”的时候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7］，这是人与人之间寻求如何建立一种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孔子“仁”的真谛。一个人在面对另一个人的时候，想与他人组成一个共同体，自己需要担当何种角色，是从内心的愿望出发产生的，即是“欲立”。这只是自己的内心冲动，要实现两人的关系还需要两人的互动，需要“立人”，即把对方作为对方的角色立起来。“立人”的前提是“知人”，一是要了解对方“立”的意愿；二是要了解对方得以“立”的条件，即怎样才能“立”，以确定自己的行为。当把对方“立”起来的同时，自己内心“欲立”角色的愿望也就实现了，一个共同体就形成了。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过程，有思想有行动有结果。这两个人的相对关系建立的时候，主动的一方是阳（这也正是儒家推崇的“乾”道精神），接受的一方是阴，阴阳互补合作共同建构这一个关系，形成一个共同体。这是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上的“双向助成观”，即通过双方互动，使双方得以成为各自的角色并组成一个新的共同体，这个新的共

同体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它由双方共同构建，只有一方无法完成，与第三方也没有关系。“立”是使双方的角色得以建立，而“达”则是使双方的关系通达，通过双方的互动配合，共同达到双方的角色建立与行动目标。“仁”所规定的人际关系，虽然在概念上是抽象(即“形而上之道”)的，但在落实时却是具体(即“形而下之器”)的，是每一个人所面对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不同的人，需要遵守的规范也是具体的、随人而有所不同的（即孔子推崇的“礼”）。到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把人所处的基本的人际关系归纳为“五常”，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每一个人在面对这五种关系时所秉持的行为规范都不相同，并随着具体人的性情不同而作适当调整。在这五种关系中，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是一种先天存在的，人无法作出选择，而其他三种关系则是后天形成，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其实，在这五种关系之外，还有一种关系非常重要，就是君民关系，它关系到一邦一国的建立与维持，将在后面专题论述。

（三）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双向性”原则

中国人调整人际关系的出发点是人与人的双向互动，在政治合法性来源上也体现着这样的特点。

中国人天、地、人一体的观念认为人和人生活其上的的土地都是天命赋予的，“天生蒸民”［8］，“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9］。谁能够成为一块土地上的人群的统治者，也应该由天命决定，《论语·尧曰》在叙述尧、舜两代帝王选择接班人时，都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即舜和禹能够继承帝位都是上天的选择。但是，这种天命其实就是指宇宙的规律，即儒家所说的“道”。那么，上天是依据什么作出的选择呢？这就是“德”，一个人

的“德”达到了管理者的要求，上天才会把执政权交给他，而这个“德”的好坏，又是依据他的实践活动能否获得民意得到反映的，“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民弃不保，天降之咎”［10］，“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11］。我们在《尚书》的许多篇章中都能看到上天把“德”不好的帝王遗弃，而重新选择“德”好之人作民的统治者。商汤伐夏桀时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12］，武王伐商纣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13］，都是打着“奉天罚罪”、“替天行道”的旗号。因此，中国人的“革命”是有其传统的，即革“德”不好的统治者的命是合理的，也是“上天”的旨意。《尚书》里周初的统治者数次总结夏、商亡国的教训时，都归结为两个重要的原因：上不敬天、下不爱民。因此，他们提出了“敬天保民”、“敬德保民”的思想，要“疾敬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14］，“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天不可信”［15］。他们将前代执政者从过分关注“天命”转移到关注“君德”和“民意”上来，这些思想经过孔子用《易经》宇宙观的继承改造，逐步趋于完善。从君王的角度来说，要“为政以德”［16］，要取信于民“民无信不立”［17］，从民众的角度来说，要信任和拥戴君王，当然，君王在大多数时候都起着主动的作用。只有这样，双方的角色和关系才能确立，双方的共同体--国家--也因此成为一个有生命的共同体。如此，就奠定了中国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双向性”原则，使从周文王开始的人文文化的传统得以确立。“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从君王的角度提出的来的，也是被其后的中国历史多次证明了的法则。

（四）执政方式的“一元”传统

中国人既然认为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于君民之间的互动，民众选择了一个君王，就不可能再拥戴第二个君王，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保持着执政方式的“一元”传统。自中国古代传说的历史开始，从有巢氏、邃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到“三皇五帝”，再到“三代”以降，无不是“一元执政体制”，对于分享最高统治权力的体制根本就没有概念，或者说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除了“一元”并无其他。儒家认为：“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18］、“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19］。法家也说：“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20］。民间说法更多，如：“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等等。

中国传统执政方式的“一元”传统，要求作为与全体民众相对的君王，具有很好的德性，能体恤民情，代表民意。但“予一人”［21］如何能够做到这些？除了个人加强修养以外，还要广泛听取民众意见，这就发展出中国的“政治协商”的传统，凡遇国家大事，君王都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尚书》记载，尧、舜两代帝王选择接班人时，都曾广泛征询各方面的意见，并最终经过实践考验而确定了舜和禹。《尚书·洪范》记载：“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历朝历代的君王也都把听谏纳谏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为此在朝廷中专门设置

“谏官”。抗战胜利后，各政党团体专门召开政协会议商讨和平建国事宜，新中国的建立就是在各党政、团体、各界人士充分政治协商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协商民主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因的传承。在“一元”的君王和民众之间，还有一个庞大的协助君王统治国家的集团，先秦以世袭为主，秦以后则以皇帝任命为主。这个集团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个“一元”，而是代表“一元”与民众发生联系的人，就如孔子所说“使民如承大祭”［22］。因此，对于这个统治集团的每一个人都是对最高的“一元”君王负责的。

三、文化基因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选择与发展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中国文化基因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传统自宇宙哲学观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样的文化基因影响着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思想观念。这些特点的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选择与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一）中国人际关系的“双向助成观”要求国家中的执政者与民众产生良好的互动，以确立君民关系，国家才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共同体而存在。中国三次政党制度的选择，第一次是昙花一现，政党没有进入执政状态，只有第二次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才开始与民众展开互动，但最终因为失去了大多数民众的信任与拥戴而败走台湾，其与民众在大陆形成的共同体的生命就此终结。第三次的选择完成之前，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就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利益，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又始终体现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基层民众的意志，得到了民众的信任与拥戴。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政府，建立新中国有其必然性。但是执政者的地位不是永固的，它需

要不断地与民众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并得到民众的信任与拥戴，才能长久地维持政治的合法性，共同体才能长久地保持生命的活力。

（二）强权可以维持一时，但不能维持长久。一方面，因为强权者最终是要作为执政者与民众面对而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另一方面，强权只有在面临内忧外患时才能够被民众较长时期接受，其执政地位才有其合法性，一旦内忧外患解除，这种合法性就不存在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有其合理的意义。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新政权，形成了新的执政者与全体民众的关系时，革命的思维就要让位给建设的思维。因此，在建设时期，维持政权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让广大民众能够作为他自己的角色在共同体内树立起来，使民众对新的执政者产生信任和拥戴。新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实践和探索，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而遭受重大挫折。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来，中国人开始过上有尊严、有体面的生活，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人格的人开始树立起来，这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终极目标所要求的，民众对执政者的信任和拥戴也随之增强，这就为中国的长期稳定和谐奠定了基础。

（三）执政方式的“一元”传统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传承，也具有独特的优势。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元”是保持国泰民安的重要因素，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全国范围（即天子的影响所能到达之处），还是封建或割据的一国一邦，只要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无不是在最高权力层面实行“一元”结构。在封建专制王朝已经覆灭一百多年的今天，“一元”结构依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因为皇帝早已不存在了，今天的政治是政党政治，昨天“一元”的天子或皇帝，就是今天“一元”的政

党，昨天天子或皇帝的位子不是永续的，今天政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永续的。因此，执政党必须有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作为执政党要面对全体国民，只有建立了良好的“双向助成”关系，使共同体的生命鲜活，才能维持长久的执政地位。执政党作为一个“一元”的整体，一方面，它不能出现“多元”的执政角色，必须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另一方面，执政党中的个人必须向党负责，因为他是代表这个党与民众发生关系的，并不是他个人的行为；再一方面，执政党自身的德行对保持执政地位影响重大，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即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元”传统决定了在中国政治环境中不可能有反对派的位置，执政党在与民众建立互动关系的时候，除了执政党以外，还需要能够真正反映民众意志、代表民众利益的、但其本身也属于民众一部分的组织提供咨询和监督，这就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和社会组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提供了发挥作用的舞台，但绝不是充当反对派。因为，如果民众和代表民众利益的组织成了反对执政党的一方，执政党与民众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就将瓦解，共同体的生命也就将终结。

（四）结语

最后，我们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作者单位：江西中华文化学院）

注：

［1］本文所说中国政党制度，特指中国大陆范围内的政党制度

［2］《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经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后，于1924年4月12日公布。

……

“五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

六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

七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八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

九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

……

十六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

……

廿三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

廿五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3］《周易·系辞下》

［4］《老子·第四十二章》

［5］《周易·系辞上》

［6］［宋］魏了翁诗《次德先韵》

［7］《论语·雍也》

［8］《诗经·大雅·荡》

［9］《尚书·洪范》

［10］《尚书·大禹谟》

［11］《尚书·皋陶谟》

［12］《尚书·汤誓》

［13］《尚书·泰誓》

［14］《尚书·召诰》

［15］《尚书·君奭》

［16］《论语·为政》

［17］《论语·颜渊》

［18］《周易·系辞下》

［19］《礼记·曾子问》

［20］《韩非子·扬权》

［21］周代以前天子都自称为“予一人”，以表示自己代表上天统治人间，是人间的最高主宰［22］《论语·颜渊》，古时“大祭”的主祭者是天子，作为臣子承办祭事，是为天子服务，因此使民也是代表天子而为